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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楚：中国之春回忆录（第一章）不白之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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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润南
[个人文集]
加入时间: 2006/04/03
文章: 1370
经验值: 57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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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万润南 在 寒山小径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中国之春回忆录
丁楚
第一章：不白之冤
1-1公安局的“保护对象”
我第一次听说《中国之春》这个名字，是从古念良嘴里，那大约是一九八四年的夏天。古念良当时是港澳经济研究中心的主任，我在这个研究所里当助理研究员和《港澳经济》月刊的编辑。
港澳经济研究中心，顾名思义，是研究香港经济问题的。当时中英之间就香港归还主权的问题正开始谈判，港澳问题的研究曾经风靡一时。我们研究所的工作人员都有去香港的机会，而只有我屡次申请而得不到批准。虽然去一趟香港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但是当别人都可以去一个地方，而唯独你不行的时候，就明显地意味着一种歧视了。这种歧视使人感到一种无名的窝火。
我知道这不是古念良权力范围所能及的，但是眼看着比我晚来的新人都一个个到香港去转了一圈之后，我不由地对古念良是否为我尽了力而怀疑起来。最后，我忍不住冲进了他的办公室。
“古伯，我去香港的通行证什么时候能批下来？”
“唉，你的事情比较麻烦，他们不同意，我也没办法。”古念良含糊其词，显然有难言之隐。过去我这样问他已经有好几次了，他总是这样吞吞吐吐地敷衍。
“他们，他们到底是谁？”我急了，讲话嗓门提了八度，“我想知道，我的事情到底是什么人说了算，总不能让我一直闷在葫芦里。”
古念良摘下老花镜，很为难地看着我。他走到办公室门口，轻轻地关上门，道：“你要理解我的处境，我确实为你尽了全力。这些事情本来不应该告诉你，但是拖也拖不过去，总有一天要对你有个交代。”他小心翼翼地斟酌着要讲的话，“你的政审通不过，关键卡在公安部门。”
“公安部门？”我大吃一惊。我知道社科院系统的研究单位是归省委宣传部管辖，我的档案在宣传部。我也猜到我的档案里肯定有很多不利于我的材料，我一直以为古念良多次提到的“他们”是省委宣传部，可是没有想到是公安部门。
“两天前他们的人还来找过我，”古念良平静地说：“他们差不多一两个月就要来一次，了解你的情况。我当然都说你表现好，能干，刻苦，是难得的人才。”
我毛骨悚然了。我知道，自从我卷入了民主墙的活动，参加了北京大学的民主竞选，组织了《出版法草案》万人签名，当局就已经把我打入了另策。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我还会受到如此重视。在北京，像我这样的“异己分子”一手就可以抓一大把，虱子多了不咬，当局也管不了那么细了。可谁知在广州异己分子太少了，我倒成了稀有动物，变成“重点保护对象”了。
我默默地走出了古念良的办公室，我不想再使他为难。我很明白，按照共产党的组织原则，他是不能告诉我这些的。但是古念良当过二十多年的右派，他亲身体验过政治歧视滋味。我相信他为我的一切力争过，也相信他确实无可奈何。
尽管如此，我还是由衷地感谢他。当年要不是他收留了我，也许我就被广东省人事局分配到粤北山区的韶关师专教书了。
1-2一头闯进了“右派窝”
一九八二年七月，我从北大毕业后被分到广东省。当时我刚刚结婚，妻子是我的同班同学，被分在北京。我们登记结婚的第二天就分手了。
我非常希望留在北京，和妻子生活在一起。她为此做过最大的努力。显然，校方知道我们的关系，我不知道这样把我们两人拆开是否是对我参加一九八零年民主竞选的一种惩罚。不过我不得不承认，如果这是一种惩罚的话，它做得天衣无缝，连我自己都没有反对的理由。
我是带薪上学的，根据当时的政策，带薪读书的学生分配基本原则是“哪来哪去”。我是广东省来的，所以要回广东去。校方一再向我解释了这一政策，以表示并没对我进行政治歧视。
我很愿意相信北大校方的解释，因为和我一齐到广东省人事局报到的还有同系的同学老杨，他是另外一个班的党支部书记，在政治上绝对是“依靠力量”，但是后来竟也和我一样，绕着广州自寻工作。北大毕竟是全国最开明的地方，在处理异端学生的问题上，校方一向是很温和的。我到是宁愿相信自己在政治上没有被穿小鞋。我一向不把自己看得很重要，所以也不认为自己在官方眼里多么重要。
我和老杨都是带薪读书的学生，属于计划外分配的毕业生。如果我们不想回给我们发工资的原单位，那就要等着省人事局给我们重新分配工作。
那些天，省人事局里挤满了报到的毕业生，所有的工作人员忙得不可开交。接待我的是一位四十岁左右的女干部，她把我的介绍信往桌上一扔，连眼皮都没抬，道：“你是计划外分配的，现在来凑什么热闹。”
我立即顶了一句：“那我该什么时候来凑热闹？”
“等我们把计划内的萝卜坑填满之后，才能安排你们。”
“要等多久？”
“一个月。”
我有点温怒了，冷言道：“你说得倒轻巧。要知道，我现在等于失业，没有工资，这一个月我吃什么？”
也许人事局的干部这些天习惯了那种恭恭敬敬的说话口气。她听到我这种很不客气的话，吃了一惊，抬头把我打量了一下，说：“你想要工资，就回原单位去。要是不想回原单位，这一个月，你可以自己找工作。”
“自己找工作？”我喜出望外，离开广州四年，还不知道出现了这种新鲜事物。“找到了你们放吗？”
“只要有单位要你，为什么不放？都是社会主义的天下。”
“你讲这话算数？”
“找到工作你来找我好了，我姓谢。”
“好，一言为定。”我以最快的速度离开了省政府大楼。在社会主义天下里生活了这么久，我这还是第一次把命运捏在自己手里，然而，时间只有一个月。
在这一个月里，我跑了许多个单位。
我申请过广州市外贸局，广东省科委，中山大学港澳研究所，暨南大学华侨研究所，广东省出版社、洋城晚报、南方日报、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几乎每个单位都说欢迎，可是谁也不能在一个月之内决定。中国的衙门办事就从来没有利索过，总是这个批完还要那个批。
一些单位还要考试。洋城晚报的主管把我关在一个房间里，给我一个小时，让我看一篇关于埃以和谈的英文文章，然后用中文写出一篇简要的报导。我四十分钟就完成了。省社会科学院的人听说我懂俄文，还找了一篇俄文的文章让我翻译。最后，他们似乎都满意了，但回答是千篇一律的：回家等着吧。等多久？不知道!
在这个世界上，最难受的事情就是“等”。头十天，我还满怀信心，第二个十天我就已经焦虑不安了，等到最后的十天开始时，我都觉得有点沮丧了。好不容易把自己的命运捏在手里一回，可是却眼看着所有的机会一个个从手指缝里溜掉。
老杨也和我一样，每天从外面回来垂头丧气。两个人常常在一起借酒浇愁，同病相怜。不过他后来当了青海省政府的秘书，继而升任办公室主任。此是后话。
眼看一个月的期限就要过了。有一天我从社会科学院回家，路过越秀北路的时候，忽然被一块牌子吸引住了：港澳经济研究中心。在这个牌子背后，是一栋淡粉红色的小楼。
这块招牌太吸引人了，我的自行车连闸都没刹，龙头就直接拐进了大门。
我走上二楼，看见一个单独的办公室里面坐着一个学者模样的老人。
“您是这个单位的头儿吗？”我问。我觉得自己有点唐突，但这些天找工作的经验告诉我，对老干部，不必表现得城府太深。
“正是。鄙人古念良。”他的眉毛向上一扬，偏头优雅地一笑，“请问有何贵干？”
他的幽默感染了我，我也不自觉地“潇洒”起来：“想混碗饭吃，这里需要人才吗？”
我故意把人才两字说得很突出。
古念良被我逗乐了，他身子向前倾了一下，问：“你是哪个大学毕业的？”那样子使我想起了座山雕审问杨子荣：哪个山头的。
“北京大学。”我十分自豪地报出了山门。
北大的招牌果然不同凡响，古念良眼睛一亮，站起身来，以一副礼贤下士的姿态指着旁边的沙发：“请坐。”
我坐下了。看来我们双方都对这种轻松幽默、略带调侃的对话气氛感到满意。
“北大高才生，”古念良故意拖长了腔，问：“请问你都有些什么本事？”
“你这里需要什么本事？”我开始有点喜欢和这老头儿贫嘴了。
“外语行吗？”
“哪一门外语？”我当然知道他指的是英语，但我故意这样说。
“怎么，你还懂好几门外语？”古念良有点惊呀。
“不多，两门。”我故作谦虚状，“我的第一外语是俄语。”
“那么英语呢？”
“你考吧!”这些天我找工作，考试都考油了，信心十足。
谁知古念良是教会学校毕业的，英文底子相当好。他马上从中文转成英文提问，问我的专业，课程，年龄，住址，家庭，经历……，排炮轰炸，让人连喘气的工夫都没有。幸好这些简单的句子还难不倒我，我对答如流。可是背后冒了一身冷汗。我本以为唬一下就能把这老头儿唬住，谁知被他杀了个回马枪。
古念良显然对我的口语还满意。他话题一转，问：“你的专业是国际政治，可我们这里是研究经济的，你懂经济吗？”
“我们最好还是老办法，你考吧。”我在北大时恰恰喜欢经济，对第三世界的发展经济学尤其感兴趣。我课外读了大量这类著作，我相信他难不倒我。
古念良提了两个问题：香港繁荣的原因是什么？加工出口区模式对经济发展有那些利弊？问题是开放性的，显然他打算任我发挥了。
我心头暗自窃喜，这两个问题刚好撞在我的枪口上。我在北大的毕业论文写的就是亚洲四小龙之一新加坡的发展经验。现在把新加坡换上香港，道理都差不多，在加上点中国大陆的因素而已。
我侃侃而谈了一个小时。古念良开始饶有兴趣地听着，不时地还插话和我讨论一下。后来他插话越来越多，干脆喧宾夺主，自己讲起来。他讲香港问题多么重要，讲他为什么要办起这个研究所，讲研究所今后的打算是什么……。现在，轮到我洗耳恭听了，但我知道，我成功了。
临别时，古念良抓起桌上一本英文书，翻到第八章，递给我：“你回去把这一章给我翻译出来，给你一天时间。后天上午九点来见我。”
“是考试吗？”我问。
古念良狡诘地一笑：“算是吧。”
后来我知道，他已经决定要我了，只不过想占个小便宜，抓我一个免费的公差而已。
那本书叫《世界加工出口区概览》，后来由我们研究所翻译出版了。它的第八章译成中文足有八千多字，我当夜没有睡觉，再加上第二天一天，全部完成。八千字，光抄写就得花一天。我对我翻译的质量和速度都很满意。
第三天一早我来到古念良的办公室。令我失望的是我根本没有得到我所希望的赞扬，古念良翻都没翻一下，就漫不经心地把译稿扔到桌上的文件中去了。不过，这也许可以理解为最高度的赞扬了，这说明他对我翻译的质量充满信心。
古念良当着我的面抓起桌上的电话，拨通了省人事局。他告诉人事局说，港澳经济研究中心要房志远这个人，请他们查一下我的档案，他明天派人去取。这实在出乎我的意料，我没有想到这么快就有结果了。以前所有的单位都拖拖拉拉的，而古念良一天就决定了，一个人就能拍板。我碰到他真是幸运。
一会儿，电话铃又响了，是省人事局打来的。古念良抓起电话听了一会儿，脸上的表情忽然僵住了，用一种奇怪的眼光打量着我，然后轻轻地放下了电话。
“你犯了什么案子？”他说，“怎么人事局的人提到你的口气阴阳怪气的。他们让我不要急着要你，看了你的档案再决定。”
他摇了摇头，表示不解：“像你这种年龄，档案里能有什么大不了的材料？”
这个场面我已经料到了，我估计我的事情就不会太顺利。我告诉古念良我在民主墙的事情，北大竞选的事情，《出版法草案》签名的事情。最后我说：“如果在五七年，说不定我就成右派了。”
古念良突然发出一阵开怀的大笑，他一边抹着笑出来的眼泪，一边点着我，道：“那好，咱俩同派，咱俩同一派。”
我不解地望着他。古念良高兴得像个孩子，说：“我当了二十年的右派，没想到今天又碰上个小右派，真是后继有人啊。”
他果断地挥了一下手：“不理他们，我古念良是王八看绿豆，就是看上你了。我有一个研究生的名额，我不要研究生了，我要你。下星期一来上班。”
等到了研究所上班我才发现，这里简直就是个右派窝。主持编辑部的周维平，主管后勤的陈选，二十几年前都曾经当过右派。古念良建国初期曾经当过广州市财政厅长，也算是老干部了，他的夫人是沈君儒的侄女。一九五八年他对大跃进不满，被划成党内右派。周维平和陈选等人当时都是他手下财政厅的干部，跟他一齐倒了霉。
一九八零年，古念良平反。他找到他的老朋友，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所长许涤新，建议办一个港澳经济研究所。研究中心成立后，就挂在经济研究所名下，属中国社科院的系统。古念良招回了跟着他当右派的老部下，共同创业。连他自己都称这个研究中心是“右派窝”，现在又多了我这个年轻右派，岂有不乐之理。
我这才明白，他当时为什么笑得那么开心。
1-3“有关方面”的阴影
港澳经济研究中心有两组一刊。一个香港研究组，一个特区研究组，还有一本月刊《港澳经济》。我被分在特区组，兼《港澳经济》的常务编辑。那段时间，深圳特区刚刚起步，珠海、汕头、厦门三个特区正在规划。我经常出入特区，参加各种理论讨论会，政策研讨会，项目规划论证会，并为《港澳经济》组稿。我刚进研究所就表现出独当一面的能力，使古念良非常看重我。有一次他私下对我说：“我老了，以后退休，这个摊子就交给你了。”
也许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里，古念良曾经打算把我培养成他的接班人，直到他在申请我去香港的问题上碰了钉子为止。
古念良在香港学术界颇有名气，常常有些会议邀请他参加。每次他都要带一个年轻人去。他第一次去香港就选了我。他知道我的政审可能会有一些小麻烦，但他没放在心上。为此他甚至略施小计，建议我改个名字蒙混过关。
可是没想到我的出境申请却一再被搁置，古念良开始很为我着急，托关系到处问。可是终于有一天，他放弃了这一努力。我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他从积极变为消极的那种转折。在此之前，他考虑的是如何解决我的问题，而在此之后，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敷衍和宽慰我。后来我知道，这一天公安厅来了一个人，带来了我的材料。他和古念良关在屋子里谈了一个小时。后来古念良告诉我，这个人每隔一两个月就来一次，了解我的情况，就象一个阴影一样挡在我的路上。
一九八三年底，妻子终于为我弄到了一个北京的户口和一个接受单位，北京商学院的调令来了。与此同时，我正在商洽调到蛇口工业区。我给蛇口的干部培训班上过课，搞过调查项目，在那里有许多很好的朋友，他们都希望我去。蛇口的调令比北京的调令稍晚一些到，我立即选择了蛇口，并当即赶到北京人事局，把的调令和档案追了回来了。为此我和妻子几乎吵翻。我不愿回北京，她也不愿去蛇口。南北拔河，相持不下，结果绳子被拉断了。一对儿从来没有生活在一起的夫妻，最后以离婚收场。
当我从北京赶回来的时候，古念良告诉我了一个比离婚更令人伤心的消息：“有关方面”不准我调到特区。听到这个消息，当着古念良的面，我的眼泪刷地就下来了。为了调去蛇口，我付出了家庭破裂的代价。可是这个代价却换来了一纸禁令。我想起了前妻和我争辩时忿然对我说的话：“我告诉你，你去不了蛇口，你不要一意孤行。你要是进不了蛇口，别回来见我。”现在，她的话果然灵验了。那时候刚好是第一次“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的高潮，在北京，我有很多朋友都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的典型，当时日子都不太好过。
我在蛇口有一个朋友叫周为民，当时的处境和我几乎一模一样。周在民主墙时期和王军涛一起当过民刊《北京之春》的副主编。现在尽管职务已经做到了蛇口通讯公司的经理，但政治上始终摆脱不了“有关方面”的阴影。几乎全部和他同时到蛇口工作的干部都有一次到香港招商局培训的机会，连他公司的部下都去了，唯独不准他去。蛇口工业区的头儿袁庚为他的事情没少费周折，可是不行还是不行。我从周为民身上看到了我的影子。他毕竟已经混进特区，可我连特区都调不进!
那些天我愤怒至极，寝食不安。我似乎陷入了一个鬼打墙似的境地。我走路处处碰墙，可又看不见墙在那里，我连愤怒都没有一个发泄的对象。周围所有的人都在帮我的忙，可是他们谁都无能为力。最令人窝火的地方是你挨了打却不知道为什么，虽然我也曾猜测可能是因为我竞选期间的自由化言论，可是参加竞选的有那么多人，他们中间有很多人照样飞黄腾达。其中最出人头地的是经济系的张炜，当时已经官拜天津市工业技术开发区主任，正局级干部，难道只是因为他遇到了一个强硬的后台胡启立？
胡启立？一个念头忽然在我脑中闪过，胡启立是北大毕业的干部，思想以开明和开放著称，以他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身份出面说句话，一定能解决问题。我知道周为民曾经写信给胡启立告过状，我为什么不能凑个热闹？
我立即写了一封信给胡启立，信中介绍了我受到政治歧视的情况，并举了张炜的例子来说明参加竞选不应该成为一个受歧视的原因，实际上也是想将他一军，因为张炜是他一手提拔的。最后我说：我知道您是北大毕业的，也算是我的学长了。我相信受过北大自由之风熏陶的人，一定会具有更开阔的眼界，更开明的头脑，更开放的心胸。
胡启立不久就回信了。我是从省委宣传部的一个朋友那里得到的消息，我们社科院系统的干部归省委宣传部管。信是转给广东省委的，胡启立的批语附在我写给他的信上，大意是：年轻人思想活跃是好事，说过一些出轨的话也不应该一棍子打死，应该发挥他们的积极性。此事请省委妥善处理。听说周为民的信也曾这样转给省委，上面批语意思和我的大致相似。
我把这个消息报告了古念良，他也大受鼓舞。于是又一次提出我赴香港的申请。然而，他的努力再一次落空了。“有关方面”的回答仍然是“否”。那个幽灵一样的阴影又一次来访了，这一次古念良真的有点泄气了。在我不断地催问下，他沮丧地告诉我：“你的事情好象很复杂，胡启立也帮不了你。胡启立管不了他们。”
我再一次真切地体会到了中共专政机器的强大和巩固。在阶级斗争的长期磨砺中它已经自成体系，自行运转了，完全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可以以一两个开明权势人物的意志为转移。
可是我到底是什么事情“很复杂”呢？显然不是竞选、民主墙之类的事情。我知道周为民的命运与我完全相同，胡启立同样也没有帮上他的忙，他仍旧去不了香港。香港就在蛇口对面，天晴时历历在目，近在咫尺，可又遥远不及，是什么神秘的力量在做崇？难道我们俩犯的是同样的案子？
我完全失望了，也完全平静了。我已经失去了与这架专政机器抗争的兴趣。我已经不在乎我在这架机器眼里到底是个什么角色了。让那个阴影每个月来打听我的行踪吧，古念良怎么说都行，是表现好也好，表现差也好，我都不在乎了。
我开始组织社会沙龙，办公司赚钱。以特区问题专家的头衔到各地参加理论讨论会议，在会上发表一些耸人听闻的言论。八四年到八五年间，正赶上第一波“公司热”，我居然也赚了不少钱，当了几天万元户。后来还卷进了一场民事官司，上了经济法庭。法院追着要罚我两万元钱，我当场宣布将这两万元捐给港澳经济研究中心发奖金，害得古念良为了保住这两万元的奖金拼命地保我。
古念良看出了我的变化。有一次，他忧心仲仲地说：“小房，我知道你的处境很不好，你能不能老实一点？你这样上蹿下跳对你的问题解决没有好处。”
我反唇相讥：“古伯，你当了二十年右派，难道还没总结出点经验？你在当右派的时候，老实有用吗？哪怕你老实得不吃不喝，你翻不了身还是翻不了。可是，该你翻身的时候，哪怕你再不老实，一样翻身。”
古念良知道我说得是对的，他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苦笑道：“唉，你们这些年轻人比我们聪明。”
我言犹未尽，又补充道：“其实，要平反，最先平反的肯定是那些不老实的，因为他们跳得高，老是扎着权势者的眼，所以问题先解决。相反，那些老老实实的肯定吃亏，因为人家把他们给忘记了。”
古念良开心地大笑。
尽管如此，我还是不断地缠着古念良，打听我不能出境的原因。对于去香港，我已经没有兴趣了，唯一驱使我打听这事的动力只是好奇心，我想知道我的事情到底“复杂”在哪里。
终于有一天，古念良开口了：“他们说你和一个叫《中国之春》的海外反动组织有来往。是不是？你说老实话。”
我愣住了。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中国之春》这个组织的名字。
1-4出国留学之门
一九八四年，港澳经济研究中心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脱钩，下放到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不久，又被广东省政府收编。除了港澳经济研究中心之外，广东省政府又给了一块招牌：广东省社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大致分工是：特区组为广东政府干活，港澳组归省社科院领导。这两个组在我赴美留学后最终还是分家了，但在此之前，实际上是一套人马，两个招牌。
我的主要研究方向是特区，所以后来大部分时间是在为省政府当智囊。我参与过深圳特区法的审核，价格体制改革的规划，特区货币发行和建立外汇交易所的可行性研究，珠江三角洲综合开发研究，外贸体制改革研究。我执笔写的广东省外贸体制改革建议，后来大部分被采纳，还得了优秀青年社会工作者论文奖。
我在社会上打出了一点名气，竟然也成了经济改革方面的专家。很多会议和研究项目甚至绕过单位，直接邀请我参加。一些地方聘请我当顾问，广州市政府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还发给我一个特约研究员的正式聘书。我和古念良之间的关系变得比较微妙，他知道保不住我，也知道拴不住我，干脆就任我在社会上自由发展了。他给了我一个特权：不用坐班。这在他属下所有的年轻工作人员中是独一无二的。为此，我衷心地感谢他。
一九八五年，古念良和OECD（二十二个发达国家的国际合作组织，总部在巴黎）签了一个珠江三角洲投资环境的研究项目协议，对方出资七千美元。我们雇了些研究生，在珠江三角洲的十三个县市（包括深圳珠海特区）进行了一次全面的调查，取得了大量的数据。根据这些数据，我在电脑上做了一个数量经济模型，执笔写了三万多字的研究报告，并把它翻译成了英文。
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导致了我出国留学。我有一个北大的同学，在纽约长岛大学联合国学院读书。她当时写的论文刚好是有关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一些原始的材料。她写了一封信向我求援，我就把我过去在特区和珠江三角洲调查的数据和我写的报告寄给她作为论文参考。她在论文里引用了，并向她的指导教授介绍了我。
教授的名字叫考斯蒂奇，是长岛大学联合国学院的院长，他后来也成为我的导师。他对我的资料非常感兴趣，写了一封信来。我们通了几封信，他寄了学校的资料来，说鉴于我已经可以用英文直接写论文，如果我到长岛大学学习，他可以批准我免考托福。就这样，我申请了长岛大学联合国学院的研究生。
我对于“有关方面”能否批准我出国不抱乐观的希望，但我偏要试一试。我这个人就是喜欢用头来撞墙，一九八一年香港杂志《七十年代》有一篇介绍我的文章，标题就是“一个敢于以头撞墙的英雄”。
七十年代，我曾经七次报考大学，履次因家庭出身的问题被剔除入学资格。我父亲曾经当过国民党海军的军官，这个历史问题使我在政治审查中永远过不了关。但尽管如此，我仍旧每次都不屈不挠地继续报考，最后连招生办公室的人都认识我了。有一次，他们中间一个干部对我说：“小伙子，你别再报名了。你知道吗，你的面前是一堵墙，你是再用头撞墙啊。”
我回答道：“用头去撞墙，结果当然有百分之九十九的可能是头破血流，但毕竟也有百分之一的希望能把它撞倒。如果不去碰它，它绝不会自动让开，百分之百没有希望。”于是有人送我一付对联：不见棺材不掉泪，不碰南墙不回头。横批：大学迷。看来，我当年的脾气至今未改。
一九八六年从一开始似乎就是个好年头。政治形势越来越松动，自由化思潮在中国到处泛滥。五花八门的理论讨论会，文化战略研讨会遍地开花，最后连政治改革都提上了议事日程。随着禁区一个一个地被突破，人们的思想日趋开明，相信“有关方面”也不例外。
一九八六年五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法》公布。法令规定中国公民有出入境自由，但有四种人例外。一是被通缉的罪犯，二是政治权利被剥夺者，三是民事案件未了者，四是公安机构认为会对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造成危害者。法令还规定，公民申请出国护照，公安机构必须在两个星期内给予答复。
为了杜绝公安机关拒绝发给我护照的借口，我放弃了本来能够打赢的官司，主动向法庭上缴了两万元罚款，了结了我的“民事案件”。现在，他们只有把我当成第四种人了。但是我相信他们拿不出证据。
经过了漫长的等待，时间肯定是大大地超过了两个星期，我的护照批下来了。与此同时，我知道胡平的护照也批下来了。看来，当局对“自由化分子”的控制确实有所松动。
古念良告诉我，“有关方面”曾经找过他。他们显然是不希望我出国，但是留学是私人行为，不是出公差，无须政治审查，只要符合出境法规定，他们就没有理由拒绝我。新的法律刚刚公布，公安机构至少要维护法律的面子。因此，他们来和古念良商量，希望由单位出面阻止我出国。在中国，“单位”是可以无法无天的，它可以不需要任何理由，仅仅就是因为“工作需要”，就可以不放你走。而没有单位的证明信，公安机构就有理由拒发你的护照。
但是古念良拒绝了“有关方面”的建议，他说：“你们愿意怎么卡，是你们的权力。但是我不卡他。”古念良毕竟当过右派，他尝过穿小鞋的滋味，他痛恨政治歧视。我临走的时候，他给了我八百美元。钱是OECD付的研究经费，他说这是我应该得的。
十二月一日，我跨过了罗湖桥。
后来我在美国听很多人留学生说过，他们在临出国之前，国家安全部门都找他们谈过话，给他们打预防针，介绍海外反动组织的复杂背景，警告他们不要与《中国之春》接触。可我奇怪的是，为什么没有人找我谈这些。难道我不是应该重点防范的对象吗？我真希望当时有人给我介绍一下《中国之春》的背景。我在国内的时候，“有关方面”那样无微不致地关怀我，可是在我即将离开的时候，他们像把我忘掉了似的，甚至我在出关的时候，都懒得打开我的箱子检查一下。
在香港住的两天里，我找了好多家书摊，没有发现一本《中国之春》。因为这个《中国之春》，我整整蒙冤四年，无法进入香港。可是现在当我实实在在站在香港的大街上时，却连它的影子都看不见。
一股好奇的冲动在驱使着我。当飞机飞向美国的时候，我决心要找到《中国之春》。既然已经背上与“反动组织”有联系的黑锅了，这“反革命串联”看来是不干白不干了。
与其不白之冤，不如名副其实。
作者：万润南 在 寒山小径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上一次由万润南于2009-6-25 周四, 上午2:01修改，总共修改了1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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