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上一个主题 :: 阅读下一个主题 |
作者 |
丁楚:中国之春回忆录(第一章)不白之冤 |
 |
所跟贴 |
丁楚:中国之春回忆录(第二章)逼上梁山 -- 万润南 - (14854 Byte) 2009-6-24 周三, 下午10:51 (413 reads) |
万润南 [个人文集]

加入时间: 2006/04/03 文章: 1370
经验值: 57959
|
|
|
作者:万润南 在 寒山小径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第三章:隐居总部
3-1重操修理工的旧业
美国学校的暑假特别长,有的学校在五月下旬就开始放假,直到九月中旬才上课。漫长的暑假对于这里的中国留学生来说,是艰苦的学习生活中一个非常难得的喘息机会,公费生需要用这段时间来消化囫囵吞下的课程,自费生则需要在这段时间里酬足下一年的学费和生活费。
每到暑假开始时,就会有成百上千的中国留学生从美国各州汇集到纽约来找工作。纽约是美国的移民天堂,据估计约有一百万左右的非法移民生活在这座西半球最大的都市里。这里充满着机会,容易求职,容易生存。我在联合国上课的时候,一个教授对我说:“什么是美国?美国是世界上最好的加上世界上最坏的国家。什么是纽约?纽约是美国最好的加上美国最坏的城市。”的确,想了解美国,不能看纽约,纽约不是美国,纽约是个袖珍版的世界。每当你早上走进纽约的地铁,你会看到各种不同肤色的上班族移民,他们每个人手里拿的报纸都不同文字,有英文、西班牙文、中文、韩文、印度文、阿拉伯文、法文、俄文、越南文……。纽约是他们的天堂,也是他们的地狱。
我后来曾经向不少初到纽约的中国留学生讲起从一个美国同学那里学到的经验之谈:“当你是穷人的时候,你应当来纽约,因为这里容易生存;当你成为中产阶级的时候,你就该离开纽约了,因为这里活着太累;但是当你成为百万富翁的时候,你又要回到纽约了,因为只有这里才有大展宏图的天地。”
纽约的机会多,但是竞争也十分激烈。每到暑假前夕,外州的中国学生就开始摩拳擦掌,纷纷委托住在纽约的朋友事先为他们找好房子,联系工作。放假越早的学校,学生越占便宜,他们能够较早地在纽约登陆抢滩,占据较好的工作位置。而放假晚的学校就吃亏了,等那里的学生涌进纽约的时候,好工作大多已经被占领了,只好去拣别人挑剩的残汤剩饭。当然,最占便宜的还是纽约本地的学生,他们理所当然地近水楼台先得月,在放假前就可以从容地为暑假的饭碗未雨稠缪了。
第一个学期语言的压力太重,我差不多全部时间都用来读书,耗到五月就基本上弹尽粮绝了。波士顿的一个北大老同学打电话来,说暑假要来纽约打工,请我帮他先找好房子。我在学校附近找了一家,房东非要两间屋一起出租才肯降到老同学愿意负担的价格,因此我就要下了另外一间。我原来的房东从台湾回来了,我的特权也没有了,那地方离学校太远,不如趁机搬家。两间房子的押金和房租一交,我的帐上只剩下四十元钱了,我不得不开始考虑下一个月的房租和饭钱了。
我绞尽脑汁,努力回忆我能够谋生的手段。餐馆我已经干过四五家了,自然不难找到工作,但是我的上课时间都在下午六点到八点,恰好是餐馆赚钱的黄金时间。当时还没有放假,课是不能耽误的。我还会理发,当然也是一个不错的糊口手段。我在学生宿舍电梯上贴了一些广告,剃一个头学生价三元到五元,生意倒也不错。可是不久,学生宿舍管理员就拿着我的广告找上门来了。他警告我,没有报税资格是不能做买卖的,于是我的“非法牟利生意”被学校当局取缔了。
我买了一份报纸,把广告的栏目像蓖虱子一样扫了一遍。最后,当我的眼睛停在了一家修理冷冻机的广告上时,不由自主地乐了——我简直是在捧着金碗讨饭。在考上北京大学之前,我曾在一家船厂当修理钳工,而最拿手的就是修理冰库的冷冻机和空调机,在这门技术上,我有七年的工龄和经验。在美国的劳工市场上,最吃香的不是工程师,而是技术工。
这个修理冷冻机的广告不是招工的广告,而是招揽生意的广告。但是不管怎样,上面有工厂的电话。
我拨通了电话:“请问你们需要修理技工吗?”
“你从前干过吗?”对方问。
“我干过七年,经验丰富。”我回答得斩钉截铁,自信十足。
我听出对方非常感兴趣。他犹豫了一会儿,问:“你要多少工资?”
“不低于十五元一小时。”我没有想到他会提这个问题,临急想了一个数报给他。按一般移民劳工市场的平均价格,每小时工资约五美元,我一下子加了三倍,等着他杀价。谁知对方竟然没有还价就同意了。
“明天早上来见工。”他把电话挂了。
第二天,我按照地址找到那家工厂。老板是个在美国出生的华人,不会讲国语,但会讲不太熟练的广东话,所以我们勉强可以沟通。一般情况用英文,讲不通了就用广东话补充。
老板给我一张纸,说:“把冷冻机制冷的循环工作系统和电路控制系统给我画出来,告诉我制冷的原理。”
这对于我来说太容易了。在工厂的时候,我的师傅杜景生是赫赫有名的华南冰机王,任何有关制冷系统的疑难杂症他都能手到病除。我跟了他三年,帮他编过书,整理过资料,后来还给一些制冷培训班讲过课。这套系统图我画得烂熟,不但可以阐明机械原理,而且还可以讲出物理的基本原理。
老板对我画的图和解释感到十分意外。我相信他工厂几十个工人中间都没有哪一个人可以像我这样把系统吃得如此之透。他满意地点着头,良久没有出声。然后,冷不丁问了一句:“你会开车吗?”
“正在学,还没有考驾照。”我老实地说。
老板像抓到一个救命稻草一样,喜出望外,赶紧说:“你不会开车,所以我不能单独地使用你,你必须跟别人的车出外修理。所以我不能给你十五元一小时的工资。第一个月试用,给你八元一小时,第二个月起十二元,等你拿到汽车驾照之后,我再考虑十五元一小时。怎么样,你同意吗?同意的话,明天就开始上班。一个星期工作六天,星期天休息。”
我几乎是迫不及待地就点头同意了。我报十五元,只不过是漫天要价,想等对方坐地还钱。我的底线是五元一小时。现在他试工阶段就给我八块钱一小时,我已经谢天谢地了。后来我都为自己这样沉不住气而感到惭愧,其实我相信我只要再坚持一下,每小时十元钱是稳拿的。
这家公司几乎是华人当中最大的冷气公司了。它大概有四百多家固定的客户,几乎每年都要检修,另外还有些新的客户安装空调或设计冷库的工程。所以一临夏天,公司就进入忙季,电话铃从早到晚响个不停,全厂几十个工人忙得脚不着地,成天象救火队似地在外面东奔西走。以至到我离开这家公司的时候,我还没搞清楚这里到底有多少人,也没有能够认识所有人的面孔。
我真得感谢我在广州学的这一手修理技术。我发现,美国的制造业虽然是中国远远比不上的,但是修理业却完全不能望中国人之项背。道理也很简单,发达的制造业几乎把美国的修理工惯坏了,他们除了换零件之外,一无所长。而在中国,很多机器都是超龄服役的,而且没有现成的、规格化的零配件供应,这就要求修理工具有高度的技巧,随机应变,因地制宜地解决各种问题。
我的这种高度技巧很快就显露出来了。老板发现,我外出维修很少换零件。一般人维修要花至少两个工作日。他们总是先拆一大堆东西回来,然后相应预订一批新零件,等零件到齐了,下一个工作日在去现场安装。可是我常常能在几分钟之内手到病除,一个工作日可以跑好几家,几乎每次都空手而归,从容悠载。
一次,老板实在忍不住好奇心,亲自开车送我去一个餐馆的冰库检修。我到现场检查了一下,发现是自动调节温度的继电器失灵。按一般美国人最省事的做法,他们会把这个继电器拆回去,按照规格买一个新的,下次来再换上去。可是我随地拣了一块罐头的马口铁,用剪刀剪了一下,塞进继电器,然后在另外一个地方绑了一条橡皮筋,试了几次,竟然好了。整个过程没有超过十五分钟。老板在一旁看得目瞪口呆,后来他称我这种修理简直是“巫术”。但是客户很满意,他也就没说什么,至少他不能当着顾客的面拆我的台。下面的一家就更简单了——膨胀阀堵塞。我提起一壶开水,对着膨胀阀浇去,然后拆出它的过滤纱网,清洗干净,装回,前后不到十分钟。那一天,我们跑了四家,最后拆回来一副漏油的轴封环。老板说厂里有现成新的。回去换一个就行了。我告诉他,在中国我跟本就用不着换新的,只要用金刚砂对磨几分钟就行了。
我的修理虽然看起来随随便便,但是各方满意。首先客户满意,我马上就能让设备恢复工作,用不着停机待料(可以想象大热天停两天冷冻机,冰库里的食品将要受多大的损失,停两天空调,人们会有什么感受),客户用不着知道我搞了些什么名堂,他们只看最后的效果。其次老板也满意,我一天能跑好几家,十几分钟干完的活他仍按照一小时工时的最低限收费,二百四十元。同时他很快就明白,马口铁、橡皮筋之类的雕虫小技尽管可以解燃眉之急,但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工程留下一个尾巴,客户以后自然还会找上门来,生意不断,财源也就不断。下次发生同样的问题,他只需带一个新的继电器去就行了。最后和我一起工作的工友也满意,他们用不着把一大推东西拆来装去,搬来运去,活干得轻松,大家悠载。
整个夏天,我们忙得像陀螺一样转个不停,几乎天天加班。老板也疲劳不堪,脾气暴躁,活赶不出来,他就整天骂骂咧咧的。一次我问他:“我看我们人手不够。为什么不多请几个人?”
他反问道:“我请那么多人,等冬天淡季来的时候怎么办?再把人辞掉吗?”
我说:“为什么不能冬夏匀着吃呢?”
他冷笑了一下:“说得容易,冬天谁会用空调?没有空调,工程少了一大半。冬天冷冻机的负荷轻,事故率也少。我们这一行注定要吃季节饭,没办法。”
“这很容易解决。我们不是有四百多家固定客户嘛。他们中间很多是每年定期检修。不过人们都像寒号鸟,冬天他们就忘了空调,等夏天来临之前才想起来,所以到了五六月份,告急的电话就来了。可是为什么不能让他们在二三月就把空调检修好呢?只要规定一个优惠价格就行了。例如,十一月到三月维修,打七折价,四月到六月,九月到十月,按正常价;七月、八月收额外的加急费。这样,客户为了省钱,就会把他们例行维修安排在淡季了。”
老板听着,眼里放出兴奋的光来。他用一种惊奇的眼光打量着我:“没想到你不但懂技术,也懂经营。”其实这手段我只不过受到航空公司的启发,它们用不同的机票价格来调节旅游旺季和淡季的生意额。我奇怪的是,这么简单的办法,为什么老板竟然没有想到。
我没有告诉老板我是学生,因为学生打工是非法的。不过我相信,从我坚持要用现金领工资的举动中,精于此道的老板不会猜不出我是没有合法工作身份的。尽管如此,我发现一向冷若冰霜的老板对我热情起来。有一天他问我有没有绿卡。我老实告诉他没有。他热情地说要给我办绿卡,只要我答应长期留在公司。逐渐,从老板的言谈中我看到了他的苦恼和意图。
这家公司是老板和他弟弟两个人的。他的弟弟是工人的领班,是本厂的技术权威,但是对经营一窍不通,连账本都看不懂。而老板本人主管经营、进货,但是他对安装修理技术不甚了了。这两兄弟各有所长,但都缺一条腿。所以他需要一个既懂技术,又有经营能力的经理。显然,老板看中了我。
3-2辞职到总部工作
七月下旬,王炳章打了一个电话给我,问我能否到总部工作一段时间。
我直接了当地告诉他,我现在正在打工,我需要钱。暑假是我唯一赚钱的时候,我必须利用暑假凑足学费和下两个学期的生活费。王炳章说他可以给我发工资,一个月八百元。八百元和我在冷冻机厂一个星期的薪水差不多,我算了一下,没有同意。我这个暑假的目标是积累九千元,现在两个半月我已经赚了七千了。现在还剩下一个半月,八百元显然离我的目标相差甚远。
拒绝王炳章的时候,我心里觉得很不舒服。我当时对民主运动还抱有很强的理想主义色彩,可是却不得不像小贩一样讨价还价,铢玑必较。说心里话,我倒很愿意到总部去工作,修理冰机钱虽然多,但是那毕竟是体力劳动,权宜之计,我并不准备干一辈子。但是生活问题是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如果我能够在暑假达到目标,下两个学期我就可以全力以赴地读书了。
第二天,王炳章又打电话来了:“丁楚,我们一个月给你一千元工资。另外《中国之春》征文奖揭晓了,你的《改革死了,改革万岁》获头奖,奖金一千元。够不够?”
我几乎连想都没有想就答应了。“够不够?”当然不够,我没有告诉王炳章我现在一个月赚多少钱,否则他就不会提出这么蠢的问题。不过我还是想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情,我这人无论表面上看多么现实,可是骨子还是个无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
我告诉王炳章我需要一个星期辞掉目前的工作。困难的问题是:如何向老板开口。他现在正在打算把我培养成他的接班人呢。
辞职,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情,也是最难的事情。说容易,我只要在发薪的第二天不来上班就完了;可是说难,面对老板日益热情的面孔,我需要编一个什么理由才能不伤他的心?难道我直接了当地告诉老板,我瞧不上他的工作,我志不在此?
发薪了,老板在给我那个信封套的时候,别有用心地对我笑了一下。我打开信封数了一下,七百七十元。如果按一星期四十八个小时算,老板给我的工资已经超过我最初开口要的每小时十五元了。
等所有的人都走光了,我告诉老板我要辞职。我很难形容老板听到这个消息时脸上的表情:惊诧、迷惑、不解……。按照他的想象,他已经给了我超出意料的报酬,我应当感恩不尽,力图后报才是。可是怎么也没想到接仲而来的竟是我的辞职。他的第一反应是认为我索求更高的工资,这也是合乎逻辑的反应。
“我从下个月开始给你每小时十八元,行不行?”他说着又从口袋里掏出两张一百元的钞票,递给我,道:“这点小意思算本月奖金,拿着。再高我恐怕是不能给了,告诉你实话,吉米每小时的工资在这里是最高的了,不过二十元。可是你才来了三个月就和他差不多了。”吉米是老板的弟弟。
我被老板的慷慨深深感动了,简直不好意思再说什么。我坚决推回那两百元钞票,道:“感谢你的关照,我不能长期在你这里工作,我是学生,还要上学。我只是暑假打工赚点学费。”
老板不解地看着我,道:“现在还是暑假,学校不是都九月才开学吗?”
“我要用一个月准备一下考试。”我临急编了一个理由。我原来没有打算和老板的谈话会深入到这样的层次,所以显得措手不及。
这下子老板更迷糊了:“学校都是放假前考试,你这学校怎么开学前考试?”
“我还没有入学,要先考英语。”我发现自己已经语无伦次了,恨不得马上离开这个令人发窘的场面。
“哪一所大学?”老板还没完没了,显然对我有点依依不舍。
“哥伦比亚大学。”我把心一横,既然已经撒开了谎,干脆就撒到底了。
“唉,”老板长叹了一声,“像你这样聪明又有一技在身的人,去花钱花时间读什么学位,噻气(广东话:冤枉)。我认识很多老板,都没有读过大学。中学一毕业就到社会上混,等到他们发财了,创立了自己的公司,刚好去雇那些毕业的硕士博士。拿了学位又怎么样?浪费那么多时间,到头来还不是给人打工?”
我急于打断老板的宏论,忙道:“我还不一定考得上呢。要是考不上,我还回来。”
老板拍拍我的肩膀,又从口袋里拿出两张一百元的票子,硬塞到我的口袋里,说:“考不上真回来,我不会亏待你的。我第一次见你猜出你是个读书人,读书人有自己的想法,我不勉强。其实我也知道,在美国很多学生读书就是为了维持身份。要是你真能回来,我帮你申请绿卡。”
我几乎热泪盈眶了。但我知道,我八成是不会回来的,除非我再一次落到口袋里只剩下四十元的地步。
临走的时候,我只知道老板叫威廉,这在美国是个很普通的名子。可我最终连他姓什么都不知道。
3-3神秘的民联总部
民联总部在艾姆赫斯特大道一座公寓大楼的六楼,是一个一房一厅的单元套间。这是一个老式的房间,天花板很高,厅的面积很大,显得空空旷旷,与《中国之春》的编辑部的拥挤和脏乱形成鲜明的反差。
大厅正中并放着两张办公桌,是王炳章和秘书高淳儿的。睡房的面积和厅相仿,也有两张办公桌,是柯力思用的。现在柯力思回法国了,就归我用。靠墙有一排五尺高的档案柜,窗前的地上有一个单人的床垫,显然是柯力思曾经睡在这里。
在我跨进这间房间之前,我从来也没有听说过它的存在,也从未听人说起过它。过去我一直以为“总部”就是《中国之春》编辑部。压根没想到它会设置在另外一个神秘的地方。后来我知道,在当时的民联核心成员中,只有四个人知道总部的地址:王炳章、柯力思、高醇儿和林樵清。我是第五个。就连已经当上监委主任的薛伟和编辑部骨干杨漫克,都从来没有听说过总部在哪儿。
在总部的工作的这段时间,我基本上过着与世隔绝的日子,甚至连电话都不接。这是我到美国来之后第一次有这么充裕的时间看书、写作、思考。我每天早上看一会报纸和书籍,然后处理一些盟员入盟的档案和信件,下午开始写作。王炳章曾在电话里就对我说,希望我能为民联写一本《民主运动一百问答》的通俗小册子。
我和王炳章花了两天的时间整理了一百个问题,并将它们分为六个部分:
(1)当代中国民主运动的发展史
(2)当代中国民主运动的基础理论
(3)对中国当代社会的认识和批判
(4)对一些错误认识和观点的批判
(5)中国民主社会各种模式的构想
(6)实现民主化的道路和基本策略
问题大部分是王炳章提出来的,我主要作补充和归类。那段时间,王炳章常常出去演讲,每一次演讲都会带回来一大堆问题。当后来我也经常到留学生中去演讲的时候,我才体会到王炳章为什么急需这样一个宣传小册子了。
留学生大多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尖子,自命不凡,思想活跃,想在理论上征服他们是很棘手的事情。每次演讲,他们都会提出一些非常刁钻的问题来显示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他们中间有些人甚至是故意给你出难题,无非想出出你的丑而已。在这种场合,如果你准备不够,或本来深度不够,讲了错话或蠢话,就会使自己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不但自己脸面无光,而且会使整个民联组织威信扫地。我猜测王炳章要编写这本小册子的意义,不但在于使今后民联的演讲者可以应付各种问题,同时也要为这个组织建立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换句话说,就是要把宣传口径“意识形态化”。
3-4搞民运的最大苦恼是什么?
每天上午,如果没有什么其他的活动,王炳章和小高都会到总部来,小高打一些电话,回一些信,并且做一些剪报。王炳章则利用这段时间静下来写点东西。下午他们两人就到编辑部去工作,总部就只剩我一个人。吃中饭的时候,我和王炳章常常讨论一些问题,如切磋一些小册子里涉及的理论问题,交换一些对重大时事事件的看法,有的时候,王炳章会就一些民运战略策略问题和民联将要进行的重大活动征求一下我的意见。
在我和王炳章聊天的时候,小高照例是坐在旁边一言不发,但聚精会神地听着。有一次,她私下对我说,他跟王炳章这么久,还从来没有看见他这么信任和重视一个人。我不知道是否王炳章授意她这样说,以赢得我的向心力(我知道他是个相当出色的组织人才,有时候会来一点笼络人心的小手腕)。即使不是,我想她也没有完全说对,我后来知道,王炳章当时至少还有一个关系非常亲密的朋友和高参,就是后来倒王最积极的冯胜平。
我能够在与王炳章的聊天中体会到民联所面临的问题和王炳章所关心的事情。通过这些讨论,我逐渐了解民联的历史、了解王炳章本人的个性,也了解了海外民运的特点。这段时期,我从王炳章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他在海外民运中磕磕碰碰地走了四年多,有过不少经验和教训,有很多体会不是亲身经历过,是无法感受的。后来,当《中国之春》和民联总部的担子落到我肩头的时候,我才真正理解王炳章当时很多话的含义,也真正地理解了他。
有一次,王炳章问我:“丁楚,你觉得搞民运最大的苦恼是什么?”
我沉思片刻,答道:“没钱。”
“不对,”王炳章苦笑着摇了摇头:“是没有事情可做。”
王炳章的回答使我感到有点意外,不过后来我深刻领悟了这句话的滋味。
在一九八四年到一九八六年这段漫长的民运低潮中,民联在王炳章的策划下搞过一些小动作,例如策反中国大陆的奥运会运动员,状告《人民日报》,抛出所谓的“中共统战密件”等等。后人看来,这些事情干得是相当愚蠢的,它们给民联带来的负分要远远大于正分,王炳章后来得的一些不好的名声,很多都归于这些并不高明的小动作。后来,我甚至当面批评过王炳章“只能赢小仗,赢不了大仗。”可是如果站到王炳章的位置上,设身处地为他着想一下就不难理解他了。在民运低潮中,他若不搞出点动静来,民联内部就会军心涣散,社会就会把这个组织遗忘掉,可是在当时的形势下,他当时除了这些雕虫小技,还能搞点什么其他名堂出来呢?
王炳章的政治直觉是非常敏锐的,他的言谈也很能把握住分寸。我相信他未必不能察觉出他的那些小动作所产生的负作用,可他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民联中有很多人佩服王炳章善于“造势”的本领。这种本领也许是王炳章的成功之处,也恰恰也是他的失败之处。英雄可以造小势,但是要想成为大英雄,非得有大时势不可。
这一点胡平就要比王炳章聪明得多,他知道如何稳住自己的阵脚,他知道实在无所可为的时候不可勉强为之。民联很多人都尖锐地批评过胡平当主席不做事情。实际上,在海外民运中,找事情做是第一大难题,而胡平是宁愿背着“不做事”的黑锅,也绝不做蠢事。他知道一个最基本的道理:得零分总比得负分强。
3-5得天独厚的一九八七年
一九八七年,是中国民联历史上少有的既稳定又活跃的一年,这种稳定包括财务上的稳定,组织内部的稳定。加上一九八七年底到八八年初的民运高潮,民联的日子开始好过起来。
海外民运的每一次高潮,都和中共内部的“左派”风潮有关。一九八二年底到一九八三年,由《中国之春》创刊和中国民联成立而掀起过一次海外民运高潮,其能量来源于北京民主墙的陷落和一九八三年开始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而自从一九八四年以来,中国大陆的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了一个辉煌时期,引起了全世界的瞩目,邓小平两次登上了《时代周刊》的封面,国际上对中共改革的赞誉之声不绝于耳。这段时期恰是民联一个相对困难时期,我可以想象这几年王炳章逆流而上的那份艰辛。《中国之春》的一些所谓不好的“声誉”和“形象”,大多是在这段时期形成的。因为,当人们把希望寄托在中共体制内改革派的时候,一个指东道西,碍手碍脚的反对派就显得有点讨人嫌了。喜欢一元化思维中国人还没有习惯于反对派的长期存在的状态,每当当权者愿意做好事的时候,他们就生怕自己不慎而挡住了他们进步的道路,因而对一切异端的声音都发出“嘘”声。
在这种形势下,中国民联的活动空间显得非常狭小,除了自身的组织建设之外,在政治上基本上没有什么施展的余地。从一九八四年到一九八六年,民联所做的值得一提的活动寥寥可数,只有策反奥运会人员和状告《人民日报》案引起过新闻界的注意,还有营救一些政治避难的叛逃者。但是这些活动起到的作用仅仅是创造新闻价值,提醒人们尚有民联这个组织的存在,从严格意义上说,很难为民联的形象增添光辉。
可是一九八六年底和一九八七年初中共的第二次“清除资产阶级自由化”浪潮,为海外民运掀起了一个空前的高潮。一九八七年一年间,民联组织或卷入的具有重大影响的活动就比前三年的总合还要多:留学生千人签名信,杨巍被捕事件,美国国会的中国留学生保护法案的游说,郭城环美民主长跑,钱达营救杨巍被逐……,一波未平又起一波。同时,以胡耀邦为代表的体制内改革派遭受重挫,对改革的失望情绪在海内外弥漫,使很多人的把希望转向了体制外的改革力量,中国民联的知名度和声望都在上升。
一九八七年,也是中国民联的自身状态最好的一年。
首先是组织稳定。在第二任主席的最后一年,王炳章基本上肃清了足以对他领袖地位形成挑战的政治对手和反对派,在组织内部的个人声望达到了顶峰,不但树立起了能够控制一切的权威,同时还拥有一对配合默契的左膀右臂——柯力思和林樵清,他们三人形成的铁三角是民联历史上合作最好的领导班子;是年,一批国内的老民运骨干分子流出了海外,并先后进入了民联,例如胡平、徐邦泰、呼延民和我等等,我们这批人在向民联靠拢的过程中,先从理论上造成了一个体制外反对力量的舆论声势,这大大有助于增加民联在留学生中的向心力,并同时为民联领袖集团的换届准备好了领导核心。
其次是财务上的稳定和充裕。当时王炳章和林樵清手里的经费每月大约有五万元,这是后来我当政之后从来没有达到过的高峰。在海外,一个组织的能量与其说取决于它有多少人,还不如说取决于它有多少钱,有钱就能有人。在林樵清主持财政的时期,《中国之春》和中国民联的带薪工作人员是最多的。当时稳定的工作人员计有主席兼主编王炳章、经理林樵清、编辑杨漫克、老王、老李,秘书高醇儿,美编陈美思,打字徐如雪,发行薛伟和小陈,海外联络站有日本的姚月谦、香港的黄流、法国的柯力思,共十四人,再加上一些临时支薪的如我、呼延民、郭城、郑为民(曾为郭城民主长跑主管后勤及新闻)等等。《中国之春》杂志当时有三千个名额的赠阅刊物,刊登广告有价收购留学生名单和地址免费发送。而一九八八年以后的中国民联再也没有雇佣这么多人和赠送那么多书的经济实力了。当时,王炳章、林樵清手中的机动活动经费也很宽裕,开会讲座、请客吃饭出手阔绰,以至当时纽约侨界都有一个印象:似乎《中国之春》有取之不竭的财源。
王炳章是个不甘寂寞的人,有了稳定的组织和财源,下一步他似乎想在理论上有所建树。这可能也是他为什么请我来总部工作的意图之一。实际上,建立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和战略策略,也是当时民联面临的迫切任务。后来胡平当选民联主席,看来是顺应了这一形势的需要。这个理论建设的任务,后来是由胡平的第三、四届总部完成的。
3-6施政纲领,胎死腹中
王炳章给我讲了很多他到各学校演讲时所碰到的问题。当时民联受到的最多的批评是:只会指手划脚批评当局,自己提不出正面的治国纲领。很多留学生尖锐地说:“你们说共产党这样不好,那样不好,那么换你们上台你们要怎样搞?你们说当今的改革这样失误,那样错误,可是你们说该怎样改?民联如果提不出一套正面的纲领,叫我们怎样跟着你们走?”有时候,王炳章动员一些留学生加入民联,对方却说:“我已经了解你们不要什么,可是我还不了解你们要什么,我还没有看到你们建设性的理论和纲领。” 民联的纲领是“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多元”,这十字纲领是写在民联章程上的。可是它毕竟太抽象了。
有很多民联的朋友也这样说:“民联要想有号召力。必须有一套系统的理论和建设性的纲领。”
理论,纲领,这个问题长久地折磨着王炳章。在我完成《民主运动一百问答》之后,他又委托我起草一个全面的施政纲领。我们打算把这些纲领作为讨论稿的草案,散发给一些关心民运的积极分子,供大家讨论。我当时觉得,最终的纲领是什么样子并不重要,而这种讨论本身则是一种更有意义的活动,它可以吸引人们对民主运动的关切,事实上,它本身就构成一种民主“运动”。
起草纲领,是一件最容易的事情,也是一件最困难的事情。说它容易,我想任何一个具有写论文经验的留学生都可以在几天之内拿出一个像样的纲领出来。说它困难,你很难把一个纲领写的既与众不同又无懈可击。这个世界上各种各样漂亮的纲领太多了,每一个都说的美妙动人,你需要怎样的妙笔生花才能写出民联的特色?这个世界是由各种不同的人组成,每个人都有他们具体利益和特殊观点,你要怎样的八面玲珑才能讨好所有的人?
纲领的政治部分还比较容易。政治制度的问题在大陆还是禁区,不能自由讨论。在一张白纸上画画总是相对简单,无论你怎样写,都会突出你自己的特色。我主要考虑的是如何让人觉得“无懈可击”。为此,我很多细节都想到了。
例如选举制度。以民联的宗旨,今后中国的政治制度当然离不开民主选举,可是这么大个国家,要是领导人直选,其成本巨大,耗时耗民是可以想象的。美国就是个现成的例子,在这个世界最富有的国家里,有如此发达的通讯设备和信息网络,每四年一次的总统选举尚且要折腾的天翻地覆,何况在一个人口五倍于美国的穷国了。因此,我在纲领里提出的政治体制是议会内阁制,选举制度为间接选举。各地按人口分配议员名额,先选出议员,再由议员自己去选政府首脑。各地方政府选举,依此类推。鉴于美国政府任期较短的教训,我提出将任期定为六到七年。因为中国正处于转型时期,社会问题积重难返,需要相对稳定的政府来推行改革措施。任期短容易产生短期行为,对改革不利,时间充裕一些有利于制定相对长远的规划。……
写完了几大章,连我自己看了都觉得好笑。婆婆妈妈、罗罗唆唆,哪里象个纲领,简直就像个宪法实行细则。于是又只好下笔精简。
最难写的部分是经济纲领。共产党的经济改革已经全面铺开,旧的经济体制在各个方面都受到冲击,你很难再提出什么新的东西。强调社会福利?倒是反对派争取民心的传统手段,但是你绝对超不过共产党的大包大揽。计划经济市场化?人家共产党正在做呢,体改所的那帮参谋,什么方案没有提过?人家亲身经历的经验教训都有了一大把,远在海外的反对派再提出些干瘪瘪的口号,有多少底气?当时唯一还能提一下的是私有化,这在当时还是半禁区。但是我知道这个禁区也维持不了多久了。就在我出国之前,国内很多人(甚至中共党内)就已经在公开讨论股份制、破产制和土地转让权了。其实,我心里明白,中共一些开明的领导人也并非不赞成私有化,问题是怎样“化”法才能摆平。如果我们在海外写的纲领,都是些连国内都可以公开讨论的东西,那还有什么意义?
等到我将这个纲领全部完成之后,从头再看一遍,连我自己都对它失去了兴趣。尤其它的经济部分,平淡无奇。无非重复了体制内改革派正在讨论,甚至已经付诸实行的东西。我绞尽脑汁,发现也没能超出国务院体改所高参们的想象力。
更让人伤心的是,我们把这份大纲分寄给一些在理论界比较活跃的学者和留学生征求意见,当我收到他们寄回的意见时,简直都眼花缭乱,无所适从了。给一家人做饭,都会有众口难调的问题,何况你面对是一群个个都自命精英的读书人?知识分子最大的特点就是想表现出自己的独到之处,可以想象在他们中间达成共识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开始,我还试图将各种不同的意见综合一下,后来发现这样将会产生一个非驴非马的怪胎,只能为后人遗笑大方。最后我只能放弃,于是这个未出娘胎的纲领后来便不了了之了。中国民联历史上一次“立宪”的努力胎死腹中。
世界上有很多听起来非常神圣的事情,你没有亲身做过便不知道它有多么可笑,多么无聊。此后,我对那些热衷于起草纲领的天真主张厌恶透顶。
其实,凭直觉也不难体会到,很多留学生拒绝加入或支持民联,其根本的原因是害怕当局的迫害。但是中国人没有人愿意承认自己是胆小鬼,于是他们就需要找出其他理由来为自己的懦弱辩护,所谓“没有施政纲领”就是一个最冠冕堂皇的理由。以为一个组织只要有了好的纲领就自然会有号召力的说法,体现了受马列主义洗脑的中国人的天真。我就不相信,民联真的拿出一个完整的纲领,就真会一呼百应,从者如云。
完全可以想象,一旦你真的拿出了一个完整的施政纲领,那些不喜欢你的人又会找别的理由拒绝你了。他们会说这个纲领这样不对、那样不妥、这点不合他们的意、那点不合国情,最后的结果很可能适得其反,一个本来打算凝聚人的纲领最终成为众人批评的箭靶子。
本来,如果你什么纲领也没有,人家还没有一个反对你的明确目标,同时也会给人留下回旋余地,以为你终有一天会有的;可是你一旦有了纲领,而且又不能服众,那么就连回旋的余地也没有了。那些曾经拒绝过你的人失去了回旋余地:你等于逼着他们表态。在你没有纲领的时候,他们还可以保持中立,仅仅与你保持较远的距离,可是一旦你有了一个纲领,他们除了明确地表示反对之外,别无退路。同时自己也失去回旋余地:众口难调,你想满足一部分人必然要失去另一部分人,况且一个组织的纲领不能总是不断地修改,去迎合不同人的口味,那样就会失去严肃性,成为儿戏。在近一百年的中国近代史中,曾经出现过十一部宪法,可是中国今天仍旧没有法制。
从这次“立宪”的教训中,我领悟出了一个道理:纲领不能没有,但是越抽象越好。胡平把这归纳为“最大公约数”战略。后来胡平提出的“权利重于是非”,我提出的“形式重于内容”都巧妙地绕过了“纲领”的陷阱。
我在“宁要两个魔鬼,不要一个天使”的文章中,尖刻地嘲笑:“中国人常常愚蠢的可爱,把纲领看得至高无上,……那种说一个党的纲领就是代表某一部分人利益的鬼话是共产党为自己加冕的祝词。只要建立两党制或多党制的社会自我调节机制,两党之间的政策之差就显得无足轻重了。党的纲领完全可以是机会主义的,一个党激进一点,另一个党就要保守一点,一个党左一点,另一个党就要右一点,双方都可以在竞争中不断修正自己的纲领,以适应社会一张一驰,忽左忽右的节奏和步伐。”
后来我出去演讲,仍有不少人提出“你们主张在中国实行什么样的制度”这种愚蠢问题,我都回答:一个能够让人们自由选择制度的制度。建立一个自由贸易的市场规则,比具体选择什么商品重要得多。这种抽象的答案,常常使皆大欢喜,无人异议。胡平回答这种问题则体现了他的机智:让我们先取得上车的权利,再讨论车子往哪开。
3-7搞革命党的组织方法
在王炳章的谈话中可以看出,他最关心的问题还是组织问题,这也是他谈得最多的问题。我在这上面没有什么发言权,只有洗耳恭听。
一天吃午饭时,王炳章说,他想办一个干部训练班。利用一个假期的时间,把民联的骨干集中培训一下。主要的是培养两种能力:搞宣传和搞组织。他希望我能在前一个问题上发挥作用,而后一个问题他亲自抓。他打算写一个关于搞组织的小册子。
他随手抓过一张纸,在上面画了三个圈,一个套着一个。
“这是组织形式的三个层次,”他解释道:“中间这一圈是核心,再往外这圈是基本成员,最外圈是外围组织。当然,每一个大的层次中间还可以划分更细的层次。
“不同层次需要有不同程度的参与感。这种层次的划分有时候是通过一些形式来体现的。例如,参加不同级别的会议,享有不同层次的信息。
“中共的组织是非常成功的。我曾经研究过中共这方面的经验和做法。例如,中共高层有内部文件,不同层次的文件下达到不同级别,如省部委级、地局级、县团级,一份参考消息报纸,也要分成大参考,小参考。表面上看,这种划分是出于保密,其实这种保密措施的效果实在值得怀疑,我觉得它还有另外一个作用,就是通过这种不同信息的占有使人感到一种特权感和参与感。有很多老干部实际上已经没有实权了,他们的级别待遇很大程度上就体现在能够读到什么级别的文件上。中共就是靠着这些制度维持着其成员的向心力。”
王炳章又换了一张纸,在上面画了个示意图:“组织的紧密程度像一个光谱。最紧密的组织是黑帮,最松散的是俱乐部。黑帮维持其内部向心力的主要手段是报复。一旦进了组织就不可能轻易出去,想脱离就干掉你。竖着进来,横着出去。凡有泄密、背叛的事情,肇事者必受惩罚。当然,光靠威慑是不足以维持向心力的,黑帮组织还有照顾成员的义务,如有人受了欺辱要替他报仇,有人有困难要给予救济,有人为组织出了事故或进了班房,组织要负责照顾其家属。
“政党是比黑帮松散的组织,不过不同的政党差别很大。美国的政党松散得基本上不存在约束力,而中国共产党则是类似于黑帮的政党。为了维持向心力,中共不但要交党费,而且有定期的组织活动,有奖励也有处分。虽然党章上规定最严厉的处分是开除党籍,可是在革命时期这种处罚是相当残酷的,中共曾经搞的除奸队,专杀叛徒,顾顺章一家七口都被杀掉了。要搞革命党,非要有严密的组织,黑帮的那一套有时还是很有效的。过去孙中山搞革命的时候,也是依靠黑帮组织。”
王炳章喝了一口水,长叹一声:“像民联这种组织,一点约束力也没有。下面的人愿意听你的就听,不愿听你的一点办法也没有。我看我们是否也要搞点奖惩办法,否则组织没有向心力。我们面临的对手是个革命党,我们没有严密的组织怎么斗得过它?”
王炳章在阐述他的观点的时候,总是习惯地把右手的食指从里向外横向比划,这种手势显示了他的深思熟虑和自信。显然,王炳章对于搞革命党是苦心研究过的。不过说心里话,我不认为在今天这个时代搞革命党是个好主意。我想了半天,也没有想出在民联这样的组织里怎样搞奖惩法。当然,搞奖励是很容易的,但是没有强制力,根本就不可能搞惩罚。最严厉的处分也只能是开除。
王炳章的话给了我很多启发,这些启发促使我进行了更深入的思考。思考的结果是对王炳章的那一套组织方法全面否定,我认为他虽然是个出色的组织人才,但是在今天的民主运动中,他是一个过时的人物,因为他的思维还停留在共产党给他的教育和红卫兵运动给他的经验上。后来我全面地“修正”了王炳章的组织理论,系统地提出了当代民主运动的一些组织原则:组织活动非政治化,政治活动非组织化;组党组党,组而不党;以网络结构取代金字塔结构,等等。后来我的这些主张曾使王炳章大为恼火,专门组织人批判我“误导民运”的理论。
有一次我们谈到如何发展盟员,扩大组织,王炳章又抓过一张纸,在上面写到:
“晓之以义,明之以理,动之以情,胁之以迫。”
我看了一下,前面三句的意义一目了然。但是最后一句的词义使我感到意外。
王炳章笑了笑,道:“在共产党打江山的历史上,很多农民都是被胁裹进革命队伍的。共产党到了一个地方,打土豪分田地,硬把地主的田分给农民,只要农民分了田,他们就没有退路了。地主还乡团一回来,他们怕报复,只能跟着共产党走到底了。其实今天搞民运道理也是一样的,我们有时候搞的活动,会把一些留学生裹进来了。只要他们上了贼船,就等于断了退路,共产党要迫害他们,他们只能跟我们干。”
听到这里,我的头皮一阵发麻。我看了一下王炳章眼镜后面的那双眼,似乎在它们后面又发现了另一双眼睛。我脑子里不由自主地回顾起我与民联的各种交往,反省自己有无被“胁裹”之嫌。本来,如果王炳章不与我讲这些,我还觉得我们的交往一直是很自然很正常的,可是他这么一讲,我就总觉得他的每一个行为都似乎有其目的了。我心里迅速升起了一个又一个问号:是不是他故意把我“张纲”的笔名透露给冯胜平的?他会不会用这种方法把陈子明王军涛也拖下水?他请我到总部来做这些清闲工作是否也有拖我下水的企图?甚至连小高对我说,她从来没有看见过王炳章像对我这样如此信任一个人,我都不由自主地想到是否王炳章授意她这样说的。
我相信任何一个盟员听到这番话,都会产生同样的想法。我尚且还属于那种无须“胁裹”也会自动下水的人,如果一个真的被胁裹下水的盟员听了这种说法,今后会怎样看待民联?我认为王炳章办干部培训班的想法是个好主意,可是我怀疑如果他讲这些的话,不会有好的结果。这世界上有很多事情是能说不能做,也有很多事情是能做不能说。尽管“胁裹”在民主运动中是很自然也很普遍的现象,但是一旦把它说出口,就和吃了苍蝇一样恶心。
后来我逐渐体会到,像王炳章这样一个出色的组织人才,为什么总是搞到众叛亲离的地步。他的组织才能本来是他的优点,但同时也成了他的弱点。当人人都知道他搞组织的一些手段时,他的每一举一动就会受到人们的猜疑,总觉得在这背后会有什么利用人、操纵人的企图。其结果是人们总是防着他,即使自己人也总是和他保持一定的距离。常言道:聪明反被聪明误。王炳章常常显露他比别人高明,结果就误在这种聪明上。后来我反省了我自己接替王炳章后的所作所为,又何尝不是如此?
3-8天下英雄,尽入毂中
《民主运动一百问答》小册子和施政纲领写完后,我在总部似乎没有多少事情可做,只是看看书。我心里总觉得我这样无所事事有点对不起那一千多块钱的工资。于是我对王炳章说,如果没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干的话,我就回学校去了。
“你真的觉得没有什么事情可做?”王炳章笑了笑:“其实有些琐碎的事情我不好差你做。要说事情,有的是。光是整理各种档案,处理来往信件,接电话就够你忙的。以前柯力思在这里每天忙到半夜。”
王炳章走到墙脚,打开一个纸箱。里面装着满满的各种来信。信显然是柯力思拆的,但没有来得及处理,只是将信封钉在信上,以便留下地址。
“你看看,这么多信都没有回,也没有分类归档。”
我随手捡起一封信,看了一下。这是个普通留学生写来的信,很短。信上说她刚到美国三个月,看到《中国之春》,很爱看。但是经济困难,订阅不起,问能否赠阅。
“这种情况我们赠阅吗?”我问。
“赠。”王炳章肯定地回答,“我们每期有三千本赠阅名单。”
“那么这种信也保存?”
“这里的每一张纸我都要求存档,以便保持联系。这些人以后都会成为我们的盟员。”王炳章笑了笑,补充道:“我有存档癖。”
“你再看这里。”他又打开了另一个纸箱,里面竟装着满满的履历表。
我简单地翻了一下,发现了好几个熟悉的名子,包括后来成为民联主席的于大海。
“这些是从哪弄来的?”
王炳章狡黠地笑了笑:“你还记得咱们在讨论与陈子明的研究所取得联系时,曾经设想在海外办一个中国问题研究所?”
我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恍惚记得我们曾经谈起过这事。但我不明白这些履历表与我们那次谈话有什么关系。
“后来我真的在报纸上发了一个广告,以中国当代问题研究所的名义招聘研究人员。”王炳章的表情颇有点自豪:“结果就收到这么多履历表,这都是中国第一流的人才。”
我猛然醒悟了王炳章的用意,大笑:“天下英雄,尽入毂中。是吗?”
“还没有完全进入毂中,”王炳章指着墙边的一排铁档案柜,道:“他们还没有分类入档。没有分类的材料是没有价值的。”
我明白王炳章此话含意,于是很爽快地道:“交给我好了。”
3-9包罗万象的档案系统
中国民联的档案总共有十个高铁柜,共分为四大类(不包括存在《中国之春》编辑部里的财务档案和订户档案):
第一部分是时事档案,主要是各种剪报。以政治、经济、军事、社会、人物、民运……以及国家、地区等条目分类。每天王炳章看完报纸,就把需要的文章剪下来,由小高贴好,写上日期、出处,然后存档。
第二部分是有关民联活动的报导,总部的文件及决议,活动计划,基本上按时间顺序存档。
第三部分是民联盟员的档案,里面有所有盟员填的表格和交费记录,是按照地区和支部分类的。
第四部分是所有与民联发生过关系的人,以及民联感兴趣的人的档案。所有的人一律按姓氏的拼音字母顺序排列。
当我看了全部档案之后,着实大吃一惊,不由不佩服王炳章的心计和认真。尤其是人物档案,几乎是无所不收。里面有很多现居海外的大陆、台湾、香港的名流闻人,有的是他们的亲笔材料,有的是有关他们的报导;里面还有很多留学生中的活跃分子的档案,不久前胡耀邦倒台时,曾经发生过留学生千人签名信运动,美国很多学校的签名联络人和积极分子都有档案在此;还有些档案是属于默默无闻的普通留学生或华侨的,他们仅仅是给《中国之春》写过一封信,或者捐过一次款,民联就替他们立了档。就象我在那个纸箱里随意拣出的那封信的主人,她做梦也不会想到她从此就会在民联办公室里留下一份档案。
在人物的档案中,我找到了自己的档案,里面有我写给《中国之春》的第一封信,我写给王炳章的活动计划书,我的文章。然而奇怪的是,我在盟员的档案里却没有发现我填写的表格。后来我才知道,王炳章家里还有一个小档案。那些他认为绝对秘密,并且非常重要的骨干的表格,都在他家里。除了我之外,还有徐邦泰、冯胜平、程铁军、陈军、吴牟人等。
在建立这套档案的过程中,我相信柯力思一定花了不少时间。柯力思是个任劳任怨,甘愿做小事琐事的人。这样的人对一个组织中是最不可缺少的。尤其在民运队伍中,不缺能够叱咤风云的领袖人物,不缺善于出谋划策的有识之士,也不缺喜欢出风头的勇敢分子,缺的就是这种兢兢业业的老黄牛。
在柯力思建立的体系上,我又进行了一些改进和充实。表面上看,将一封信存档是件举手之劳的事情,可是真正做起来就发现并非那么简单。按西方人写信的习惯,寄信人的姓名和地址都会写在信纸的左上角,这样的信存档就很容易。可是中国人大部分还没有学会这种习惯,所以如果不保留信封的话,每存一封信就要将信封上的地址抄到信上。大部分的来信都是第一次,所以还要不断地设立新目录。这样做,处理一纸箱信也得干上个几天。
3-10民联到底有多少人?
在整理盟员的档案时,我才真正了解到民联到底有多少人。在王炳章执政时期,民联的盟员人数一直是民联的最高机密。王炳章对外含糊地号称民联有数千人,至于到底有几千,他从不明说,给人们留下一个想象和猜测的余地。例如,王炳章的盟员证号码是A000001,我的盟员证号码是A005442,这就让人自然而然地猜想民联至少有五千多人。而实际上,当时有案可查的民联盟员还不到六百人,而我本人的实际序号是442,而不是5442。不过那段时期民联盟员发展的速度很快,我亲手填写发出的盟员证就有二三十个,盟员证是在我的手中超过六百号的。
王炳章是个非常善于运用战术的人,他常常搞一些疑兵之计,再加上共产党的反宣传,常常让人觉得民联成员无处不在。这种在人数上虚张声势,也是造成这种效果的有效办法之一。后来我也从王炳章身上学到了这一手。我在管组织的时候,有很多在政治上非常活跃的留学生领袖和华侨首领都被误认为是民联成员,这曾经给民联带来很大的声誉。有些人会私下打听这些人是否民联成员,我如果告诉他们实话,他们给民联带来的声誉就会流失,但我又不能撒谎,告诉人家他们“是”民联成员,于是我就似是而非地回答:“这个问题你最好还是问他们自己。”我没有说谎,但是这个回答达到了我预期的效果,对方更加认为他们是民联成员了。
民联盟员的档案和编号都是以地区划分为基础的。例如,美国分为美东、美中、美南、美西四个大区,以英文字母A、B、C、D代表;每个区有一个中心城市,是当地分部的所在地,代号是00,例如美东的中心城市是纽约、美中是芝加哥、美南是休斯顿、美西是旧金山;围绕中心城市的其他州或城市,代号就是01、02、03……等等。这样,只要一个盟员报出他的盟员证号码,我就能准确地知道他属于哪个支部,来自哪个地区。我的盟员证号码是A005442,说明我来自美东地区,纽约支部或总部。假设一个盟员的盟员证号码前三位是D01,我就知道他来自美西地区洛衫矶支部,A01就是来自华盛顿支部,A02是来自波士顿支部。美国之外的国家,前面的字母从E开始,城市序号一样,依此类推。
以地区为基础的编档原则,主要考虑的因素是选举代表时可以计算比例基数。但这种方法有个很大的缺陷,就是没有把人的迁移因素考虑在内。尤其是留学生,流动性很大,几年之后,这种按地区分类的编号就变得面目全非,一点意义也没有了。后来,在“四大”上我提出了网络式的组织原则,建议把吸收盟员和颁发盟证的权力下放到各个支部去。后来总部实行了这一改革方案,发挥了地方的积极性,减轻了总部的负担,但同时也种下了今后每逢代表大会,各支部就虚报盟员数字,争抢代表名额的恶果。
3-11钱的问题是个现实问题
在总部工作的那段时间,我和王炳章确实相处得相当融洽。我们在政治问题上几乎无话不谈,但是我感觉我们还是小心翼翼地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至少双方并没有溶进对方的个人生活。那时候我太太还没有来,我与王炳章的太太宁勤勤也不太熟,也许私交的气氛往往需要女人们去营造,所以我也乐得保持这种君子之交的关系。王炳章的家离总部只有三分钟的路程,但是我从来没有去过他家。
我和王炳章唯一的一次不愉快是关于钱的问题。发工资的时候,王炳章并没有按照他的承诺,给我一千元,而是只给了我八百元。第二天,我很正式地向他抗议,我告诉他我的学校寒假很短,所有的学费和生活费都必须靠暑假积攒,在此之前我已经很严肃把我需要多少钱的要求告诉过他了,钱对于我是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没有任何客气的余地,所以我对于他没有履行诺言很不满意。
我的抗议使王炳章感到很尴尬。他解释说,发工资是林樵清的事情,林并不知道我与他的协定。当时《中国之春》的所有工作人员,除了他本人拿一千元之外,一律拿八百元,所以林樵清照常规给我发八百元。王炳章又从口袋里拿出三百元,塞给我,说:“我理解你现在的困难,这些钱你拿去吧,算工资之外的补贴。”
我疑惑地看着这些钱,问:“这些钱是你自己的,还是组织的?”
王炳章犹豫了一下说:“是我自己的。”
我的心突然软下来,连忙推开钱,说:“我不能要你私人的钱。如果组织有什么困难,可以告诉我。我自己想办法。
第二天,王炳章坚持又把那三百元钱塞给我,说:“这次是组织的钱,拿着吧。”
我不太相信他的说法,怕他又拿自己的钱来周济我,说:“这样吧,我打电话问一下林樵清,如果他说是组织的钱,我就收。如果他说不是,我就不能收。我不能收你私人的钱。”
王炳章赶紧按住电话,道:“别告诉林樵清,他不知道这钱。我手头有一笔钱作为主席基金,可以机动使用的。真的,你相信我好了。”
我看着王炳章那诚恳的脸,半信半疑地收下了钱。
几天后,有一次王炳章似乎无意中提起,有一个组织对中共在美国的活动很感兴趣,愿意有报酬地收集留学生中中共党员的名单和他们的活动的情报资料。他说有些留学生事实上已经在拿这种钱了,民联完全可以介入,把一行动变成有组织的行动。王炳章认为这件事情可以一箭双雕,一方面可以打击中共在海外的活动,另一方面可以解决一些民运骨干的经济困难。他问我对这件事情的意见。我看得出来,王炳章显然在试探我愿不愿意干这件事情。也许他是好心,想给我解决一些经济上的困难。
我当时没有细问王炳章这个组织是个什么组织,但是我猜到不是美国联邦调查局就是国民党海工会。我对这种当间谍的主意抱有天生的厌恶感,我故意轻松地回答他:“有些留学生愿意干,这是他们的自由。不过要是我,我就不会干这种事情。以后哪天我要是回大陆,万一被共产党抓住,我至少还可以理直气壮地宣布我是思想犯、良心犯,可是要是涉及这种事情,共产党给你扣一个外国间谍或国民党特务的帽子,你就浑身是嘴辨不清了。”
后来我了解到,这实际上是国民党海工会给民运人士的生活补贴,每个月有五百元到一千元不等。民联很多骨干都拿过这种钱,从总部人员到支部成员都有,很多人甚至就是靠这种钱生存的。国民党就是靠钱,把民联牢牢地控制在手里。
作者:万润南 在 寒山小径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上一次由万润南于2009-6-26 周五, 上午6:43修改,总共修改了2次 |
|
|
返回顶端 |
|
 |
|
|
|
您不能在本论坛发表新主题 您不能在本论坛回复主题 您不能在本论坛编辑自己的文章 您不能在本论坛删除自己的文章 您不能在本论坛发表投票 您不能在这个论坛添加附件 您不能在这个论坛下载文件
|
based on phpbb, All rights reserv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