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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楚：中国之春回忆录（第一章）不白之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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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楚：中国之春回忆录（第一章）不白之冤 -- 万润南 - (11210 Byte) 2009-6-24 周三, 下午10:40 (700 reads) |
万润南
[个人文集]
加入时间: 2006/04/03
文章: 1370
经验值: 57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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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万润南 在 寒山小径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第二章：逼上梁山
2-1 刚好住在“贼窝”旁边
一九八六的冬天出奇地冷。连续几场大雪，为纽约街头铺上几乎一尺厚的积雪。
我刚刚到纽约，匆匆在艾姆赫斯特找了一个房子，安顿下来。那屋子是个地下室，面积约八平方米左右，一张单人床、一个书桌和一个衣柜就占居几乎所有的位置，剩下的空间，连放一张椅子的地方都很困难了。房子是我看《世界日报》广告找的，刚到纽约，对这里的生活条件完全没有概念，看广告就只拣便宜的打电话。这一家的月租标价是＄180，我第一个电话打的就是这家。接电话的女主人非常热情，声音带有台湾人那种软软甜甜的味道，听起来很舒服。于是我立即乘地铁前去看房子。
那房子的条件显然是太差了，除了价格便宜，几乎无一是处。首先是地下室，光线和空气就不好；其次是面积小，几乎没有活动的空间；还有离地铁站太远，走路要十分钟；更要命的是房东不准用厨房，后来在我一再强调之后，他才说可以煮点简单的东西，但不能用得太多。我当时甚至都觉得这种条件似乎太苛刻了。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住在纽约的中国人中很多都是打餐馆工的，一日三餐都在餐馆吃，确实一个月也用不着自己生火煮一次饭。
尽管我对房子不尽满意，但我根本就没有选择的余地。当时已经是晚上十点钟了，我没有可能再拖着行李去看另外的房子。于是当场就交了钱住下来。后来我才发现，我住的地方和《中国之春》的编辑部在同一个区，到那里不用乘地铁，走路大约需要二十分钟。就是这么巧，我一下子就住到了这个“贼窝”边上了。
2-2王炳章深夜来访
我看到的第一本《中国之春》是在长岛大学的一个中国同学的宿舍里。我记得封面上有徐文力妻子的照片，里面刊登了徐文立的狱中手书。
几年之后，当我成为《中国之春》主编的时候，我常常收到一些刚刚到美国的大陆人的来信，谈起他们第一次读到《中国之春》时那种欣喜和激动的心情。这种心情我是可以理解的，他们在大陆时看得都是官方言论，到了海外一下子看到了他们过去不敢想，或者想了也不敢说的言论，忽然感觉到了一种巨大的反差，这种反差会带来一种感情上的冲动。
可是回忆起来我似乎没有他们那种感觉。可能是我在港澳经济研究中心时常常可以看到香港的反共刊物，也可能是我在民主墙时期就熟悉包括徐文立在内的各种持不同政见者的思想，我对于那种与当局相左的政见并不感到新奇。相反，《中国之春》最初给我的印象并不很佳。我当过编辑，从一个内行的角度看，这本杂志的编辑是相当粗糙的。理论文章除了王炳章的之外，其他的我几乎都读不下去，很多文章对大陆的评论和报导都是很情绪化的，甚至是很肤浅的。一些作者，显然多是一些海外华侨，对大陆的情况一无所知，仅仅凭一些泛泛的感觉就发议论，让人觉得哭笑不得。我比较感兴趣的倒是一些介绍民联在海外活动的文章，这可能是出于对这个组织的好奇心所驱使。
我在《中国之春》的封底找到了它办公室的地址和电话。当时我装的电话还没有接通，我便写了一封信给编辑部，主要介绍了一下自己的背景，希望能够和他们联系。那封信写得热情洋溢，第一句我就称他们是“真正的同志”。在国内，我从骨子里就是个持不同政见者，我相信他们一定会把我当成自己人。
我没有想到对方会这么迅速做出反应。信发出后的第三天，王炳章就亲临拜访了。
那是一九八六年的圣诞节前夜。当时我在一家餐馆找了一份送外卖的工，想在学校开学之前赚点钱交学费。纽约那年雪出奇的大，街头的积雪足有半尺多厚，跑了几趟，我的鞋子就灌满了雪，裤子从膝盖以下全部湿透，被风一吹，冻成了一个冰筒。几天下来，我几乎没有干的裤子换了，所以一回到家，我就得把裤子烘在暖气管上，穿着睡裤在屋里活动。
和王炳章一起来的还有他的女秘书高淳儿。她身材窈窕，个子不高，皮肤微黑，一双大眼睛画着黑色的眼线，有点像菲律宾或马来西亚人。他们进屋的时候我恰巧没有裤子穿，只穿着睡裤，在女士面前，显得有点狼狈。屋子里转不开身，我只好请他们原谅，自己缩到床上的被子里去了。王炳章坐在我唯一的椅子上，高淳儿半坐在我的书桌上。
王炳章中等个头，穿着一个浅咖啡色的风衣，里面是考究的西装和领带。他给我的第一印象相当好，沉稳老练，待人很有分寸，相当随和，但并不热情。不过我喜欢这种保持一定距离的君子之交，相反，初次见面就显露出热情的人总是会使我产生一种不自觉的肉麻感。
我们谈了大约半小时，他问了我一些个人的打算，以及对中国大陆当前形势的一些看法。我出国之前主要搞经济改革的研究，所以我谈了一些对经济形势的看法。但是我发现王炳章对此并不很感兴趣，听我讲话时有点心不在焉。他关心的是当时中国几个大城市正在进行的“一二•九”学生运动。但是我出国的时间刚好在这场学生运动之前，到美国后也很少看报纸，所以对此没有什么可谈的，这可能使王炳章感到有点失望。
环境的狭小和简陋，使我们刚见面的尴尬一直持续到最后。小高从头到尾都没有说过一句话，不过她听我们谈话时倒总是显出一副聚精会神的样子，颇能给人予好感。
临走时王炳章给了我他家的电话，很客气地问我：“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
我想了想，说：“长岛大学本来答应给我的奖学金没有申请下来。我想到哥伦比亚大学试着申请一下奖学金，你有没有什么熟悉教授可以介绍一下？”
王炳章立即给了我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黎安友教授的地址和电话。他告诉我，黎安友的英文名字是Andrew Nathan，是美国专门研究中国民主运动的专家，曾经写过这方面的著作。他对中国大陆出来的民运分子很热情，也很愿意提供帮助。
2-3与国内的学术研究计划
我给黎安友教授打了一个电话，他很热情地邀请我到他办公室去，并说要请我吃饭。
他的中文讲得非常好，说话有点慢，但是发音准确，吐字清晰：“房志远，你的名字对我并不陌生，我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做《中国的民主运动》，提到过中国大学生的竞选，其中也写到你。我很高兴能够和我书中的人物吃一顿饭。”
“另外，”他补充道：“还有你的一位老同学史天健想见见您，他就在我这里学习。”
星期五，我来到黎安友教授的办公室。黎安友在打电话，史天健正坐在办公桌旁，冲着我微笑，他是我在北大的同系同学，但是不同班级。四年多了，他样子没变，瘦瘦的身材，讲一口纯粹的北京腔。他的在场，立即拉近了我和黎安友教授的距离，因为我觉得黎安友一定会从他那里了解到许多我的情况。
黎安友个子很高，略有点驼背，他的手巨大而温暖，握起来软绵绵的。我当时还没有把握估计西方人的年龄，但他样子看来不到四十岁，比我预料中的要年轻得多，这使我感到很意外。
饭桌上他问了一些我对大陆政治经济形势的看法，我粗略地谈了一下。由于担心他的中文听力，我说的很慢。我很不习惯用这样的速度说话，似乎有点别扭，也让人提不起谈话的情绪。后来当我在很多中文报刊上看到黎安友教授写的关于中国问题的文章后，才意识到我的担心实在是多余，他的中文水平和中国的背景知识，远远超出我的预料。
临走时我感谢他请我吃的午饭，谁知他说：“我还要谢谢您啊。本来我还应该给你钱，现在没有钱，请你吃饭是应该的。”
“给我钱？”我感到大惑不解。
“是的，你提供给我这么多中国的情况，这都是值钱的。”他笑着说，“我搞研究就是靠这些信息。”我是从黎安友教授身上第一次感觉到美国人对信息的价值观。
我已经从史天健那里了解到一些哥伦比亚大学的情况，估计国际政治专业不太容易申请奖学金，所以我也就没有对黎安友开口提转学的事。
从黎安友教授处回家，我突然想起一个念头。既然很多研究中国的美国学者需要有关中国的资料，而且他们又愿意花钱买这些信息，为什么不让陈子明、王军涛他们去做这些事呢。
我出国之前，陈子明借着一个开会的机会专程把我请到北京。会后，陈子明、王军涛等人设宴为我和胡平辞行。当时胡平申请出国也批准了，和我差不多同时领到护照。那时候陈子明、王军涛他们正在筹建一个社会科学研究所，准备搞一些社会调查项目。他们大概介绍了一下他们的计划，问我有什么想法。我谈起我当时所在的港澳经济研究中心曾与二十二个发达国家的合作发展组织（OECD 总部在巴黎）合作搞过一个珠江三角洲调查报告。这个调查报告的数量模型是我做的，最后的报告也是我写的，对方出了七千美元。陈子明对我说的非常感兴趣。当即委托我到美国之后也帮他们联系一些这类的研究项目，一方面让研究所运转起来，另一方面也可以有一点外汇收入。晚上，我住在他们的研究所的所在地羊坊店，又仔细讨论了承包海外研究项目的问题，一直到深夜。
现在，我从黎安友的身上发现了这种机会。既然黎安友有这个兴趣，那么其他教授和研究机构呢？
我第二次见王炳章是在《中国之春》办公室。聊天的时候，我谈了陈子明、王军涛他们办的研究所和他们的打算。王炳章一听到这些，耳朵就树起来了。和王炳章谈话，你可以清楚地从他的面部表情看到他对主题的关切程度。当他对你的话题不感兴趣的时候，你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他在心不在焉地应付你，如果碰到他感兴趣的话题，他就会表现出异常的兴奋，就像一个猎手看见了猎物一样，眼睛里炯炯发光。
他非常仔细地了解了陈子明他们的情况，然后问：“你能不能帮我们与陈子明他们建立联系？我们可以合作做一点事情。他们需要钱的话，我可以想办法。”
我笑着摇摇头：“恐怕不行。我临行前他们还特别叮嘱我不要沾你们这类组织，免得给他们惹麻烦。组织上或政治上的联系绝对不行，唯一可行的是学术上的联系。可以为他们找一些研究项目，他们有事情干，也赚点美元，他们的研究结果你也可以用。”
王炳章沉思片刻，道：“没有问题，陈子明那边你负责联系，这边的学术机构我来联系。你能不能起草一个书面的详细计划？我想办法去搞点钱。”
“计划书？”我有点迷惑，“是中文的还是英文的？”
“中文的。介绍一下陈子明他们那个研究所的背景，以及和海外研究机构合作的设想及方式。”
我不太明白他为什么要一份中文的计划书，但一想，既然他答应了，怎么办是他的事情，我也不便多问。直到后来我主管中国民联财政的时候，我才明白他为什么非要一份中文的计划书，也知道了他从那里搞的钱。
我答应王炳章几天以后给他计划书。但回到家里，我隐隐觉得有点不安。我衷心想帮助陈子明他们，可是又怕给他们带来政治上的麻烦。我有点矛盾，一方面有点后悔让王炳章卷入了这件事；另一方面我也从心底松了一口气，我知道王炳章有办法办成这件事，而我人生地不熟，又要打工攒学费，实在没有精力去费这个周折。也好，就交给王炳章去办吧。
我给王炳章打了一个电话：“老王，我希望这件事你不要露面，要找中性的学术机构或学者。”
“放心好了，”王炳章在电话那头笑了，“我不会给他们找麻烦的。”
“既然我要与国内联系，那么就不能离你们太近。我想以后尽量少在《中国之春》办公室露面，我们之间的联系也希望你能保密。”
王炳章又笑了，我听得出他有点不以为然。也许这种要求他听得多了，在他眼里觉得有点多余。不过他还是尊重了我的要求，说：“好的，以后我让柯力思和你联系。”
2-4与柯力思单线联系
不久，我认识了柯力思。他当时是王炳章的副手，中国民联的副主席。
柯力思很快就成了我这个小屋的常客。他第一次来访，给我带了一大摞《中国之春》杂志，让我足足看了一个星期。
柯力思一点也不像一个“民运领袖”。他个子矮矮胖胖，圆圆的脸上总是露着憨厚、甚至有点谦卑的微笑。每次来他都骑着一辆自行车，上身穿着一件羽绒风雪衣，并且总是将风雪衣的防雪帽裹在头上，看起来就像个中国餐馆送外卖的伙计。
一见面，柯力思就说他在北京见过我，还听过我的竞选演说。那时候他是民刊《四五论坛》的成员之一，一九八零年竞选运动的时候，徐文立曾带着他去参加北京大学的竞选人联合答辩会。散会之后，徐文立在门口拦住我聊了一会儿，他当时就在旁边。他说他还记得我当时穿着一件蓝色的军棉衣。
他一提，我似乎有了一点印象。我记得那天当我和其他竞选人从礼堂走出来的时候，是有一个穿着雨绒衣的人站在门口发一份《四五论坛》出的油印材料，好象是关于海峡两岸交流问题的。我记得徐文立和我谈的也是这个问题。在我们谈话的时候，那个发材料的人就在旁边。
这段往事的回忆使我们两个人都感到亲切。柯力思是台湾籍人。由于两岸长期的文化隔绝，大陆人和台湾人谈话总会有些隔阂，双方共同的语言不多，关心的事情也不一样。可是我没有觉得我和柯力思之间有什么隔阂。他熟悉大陆人的思维方式、政治术语，他关心大陆的事情，在和他谈话时，你甚至常常感觉不到他是台湾人。柯力思的个人经历具有强烈的传奇色彩。他从台湾到法国留学，因不愿回台湾当兵，又从法国跑到中国大陆，在北京的医学院读书。他在北京的时候刚好赶上民主墙运动，结果他深深地卷进去了，还和徐文立的妹妹谈过恋爱。民主墙被镇压下去之后，当局将他驱逐出境，他又回到法国。任民联副主席之后，他经常往返于巴黎和纽约之间。
据我的观察，柯力思并不善于交际，也不善于套近乎，但是他有一种天然的本事能够使你感到亲切。他待人诚恳，礼貌周到，后来当我们已经很熟的时候，他每次给我打完电话都要说声“谢谢您”。柯力思最初给我留下的好印象一直持续到现在，甚至当他在后来的内斗中把我们搞得很狼狈不堪的时候，我都无法对他产生恶感。
当我读完所有他拿来的《中国之春》之后，柯力思问我对这本杂志的印象和看法。我直言相告了。我说我觉得这本杂志理论高度还不够，对大陆问题的分析过于情绪化，而且比较粗糙。他认真地听着，并不住地点头。等我说完了，他道：“你为什么不为我们写点东西呢？这也可以帮助我们提高一下理论高度嘛。”
一个星期之后，我写了一篇一万六千字的长文《改革死了，改革万岁》，从外贸、金融、工资、物价等各方面分析了当时中国大陆经济改革的现状，同时也阐述了政治改革的前景。当时正值中国大陆的学生运动被镇压，胡耀邦下台，举国上下一片对改革悲观失望的情绪，海外的留学生也发起了千人签名运动，为因胡耀邦而下台的改革派鸣不平。我这篇文章，刚好赶上了这个潮流。
由于不想惹人注目，我随便用了一个“张纲”的笔名在《中国之春》发表了此文。不久，柯力思打了一个电话来，非常兴奋地告诉我：“你写的东西很多人看了，好评如潮。”
他带来的消息使我颇受鼓舞，我又连续以张纲的笔名在《中国之春》上发表好几篇文章，都是关于中国大陆对外开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结果，张纲这个名字竟然打响了，不少人写信问张纲是谁，要和我讨论问题。冯胜平就是因此和我认识的。直到后来，我到很多大学去讲演，很多学生还问起张纲，当他们知道张纲就是我时，大为惊讶。
这段时间，我基本上只和柯力思一人联系。那时我在曼哈顿找了一个工作，从早上八点干到下午两点，工资每小时六美元。由于下班早，自由时间比较多，可以为《中国之春》和其他刊物写点稿子，有时候也帮《中国之春》做点事情。
有一次柯力思拿来三盘磁带，是方励之教授在国内几所大学演讲的录音。他说王炳章急着要，请我帮忙整理一下。我花了一个休息日再加上一个通霄，按时完成了。他的那几场演讲几乎没有一句话是完整的，合乎语法的，我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这些缺少主谓宾语的句子理顺成文。
为了这三盘录音带，王炳章给了我二百多元的报酬。我不知道王炳章为什么要经常弄些这种事情让我帮他做。当时《中国之春》有七八个人，我想还不至于忙得连个整理录音带的人的抽不出来。我一直在猜，他是知道我需要钱，而通过这种方法来帮助我呢？还是见我若即若离，想通过这种方法拉住我？
后来，每当我回忆起我和《中国之春》最初接触时那种藏头露尾，神神秘秘的心态，连自己都觉得滑稽。后来我把这种心态称之为“惊弓之鸟心态”。
一年之后，当我主持民联总部的时候，也经常和形形色色的大陆人接触。他们在最初和《中国之春》打交道时都曾经历过这样一种“惊弓之鸟心态”。看着他们那些过于谨慎的举动和自欺欺人的保密要求，我才体会出王炳章在电话里那种不以为然的笑声的含义：那是一种理解但又无可奈何的心情，是一种看见鱼已经进了网但还在挣扎的乐趣。看着他们，我常常不自觉地想到胡平的一个幽默的比喻：人都掉到井里了，还想靠耳朵挂住。
不过，比起他们来，我的这种心态还算轻的。至少我还没有把自己看得特别重要，认为共产党非要时时刻刻盯着我的梢不可。另外，我在国内被公安局“关照”惯了，恐惧心理也没有那么严重。我对自己并不担心，主要是怕给国内的家人和朋友找麻烦。后来我在《中国之春》上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嘲笑这种心态，题目叫叫“别把自己看得太重要”。我在文章中写道：
《中国之春》编辑部接待过很多刚从大陆来的人，他们的行为方式惊人地相似。在进门之前，他们总是警惕地向后张望，仿佛担心有人跟踪。甚至进了门之后，也还是心有余悸，一再地询问此地是否安全。
建议他们用笔名给《中国之春》写点东西，他们常常担心地说：“我提供材料，由你们执笔写好了。我怕有人看到我的文章的内容和风格就会知道是我写的。”
编辑部常常接到一些电话，打电话的人忧心忡忡地诉说，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受到共产党的严密监视，有许多迹象表明，他们的电话被窃听，信件被拆检，言论被报告，行迹被盯梢，总之，处境极其危险。
本盟有很多秘密盟员，自入盟以来就从未参加过当地支部的活动，为了安全他们只和总部保持单线联系。可是有一天他们中间会有人紧张兮兮地质问总部，一口咬定总部有间谍把他给出卖了。因为最近中共领馆有人和某人谈话，暗示已经知道了他的盟员身份。
在此我毫无意图要嘲弄上面的人，我非常理解他们的心态，因为我刚从大陆出来时，也有类似的感觉。我第一次进《中国之春》大门时也不由自主地回头张望过，第一次用笔名在《中国之春》上发表文章时，也担心有人会从字里行间猜出作者是谁。可是几个月之后，我就坦然了，或者说恢复了正常的心态。其实恢复心理平衡的方法很简单：就是你发现你并没有你自己想象的那样重要。
我一点也没有夸张。没有亲身体会是写不出这篇文章的。在我第一次走进《中国之春》大门的时候，我确实回头向街对面房子二楼的窗子望了一眼。一个念头在我的脑子里闪过：要是中共当局在那个百页窗后装一个录像机的话，那这里进进出出的人就一个也跑不掉了。我相信，每一个第一次走进那扇门的大陆人时都会产生同样的念头。
2-5 亡秦者必楚丁也
我已经不记得我什么时候加入中国民联了。推算时间，大约是在一月底或者二月初。
一次王炳章和我谈完事情，突然拿出了一张民联的盟员表格放在我面前，说：“你把这个填一下好吧？”他很尴尬地笑了笑，“其实都是自己人了，填不填表都无所谓，不过还是正式一点好。
他事先没有跟我打任何招呼，似乎想把事情弄得像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不过我从他脸上有点尴尬的表情看出，这种方式和时机都是他事先筹划好的。
其实，王炳章多虑了，对于“入伙”，我心理上不存在任何障碍。我事实上也早就认为和中国民联是一伙人了。让我感到意外的只是“入伙”竟然还有这么正式的手续，象入共产党一样需要填表。我一直以为这里和大陆的民间团体及沙龙一样，大家混熟了，就算一伙的人了，也无须办什么手续。
我没有犹豫，拿过表很快就填好了，还交了二十元的盟费，似乎也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唯一让我费了点脑筋的是我需要想一个化名。我思索了半天，在使用名一栏里写上了两个字：丁楚。
“丁楚？”王炳章在介绍人一栏里签完字，饶有兴趣地琢磨着这两个字，“这名字不错，你怎么想到的？”
“姓丁，按姓氏笔划排列，可以排头。楚嘛，楚剩三户，必能亡秦。亡秦者，楚丁也。”
王炳章大笑，这个解释看来挺合他的意。
其实我心理也明白，化名对于自己的安全并无多大意义，早晚人们会知道丁楚的真实名字。但是化名却能够给朋友们一个方便，如果当局追究他们与我的联系，他们可以推说，他们只是和自己熟悉的老朋友或老同学房志远来往，而并不知道房志远就是匪首丁楚。
2-6《中国之春》编辑部
时间长了，我头脑中那根“谨慎”的弦越来越松。寒假一过，柯力思回巴黎去了，我不得不越来越频繁地出入《中国之春》办公室。但是在那里，除了王炳章和高淳儿之外，我不与其他任何人打招呼，也不问他们的事情，王炳章也不向他们介绍我。这里，大家似乎都遵守着一个默契：不该知道的事情不要过问。
《中国之春》编辑部办公室位于与艾姆赫斯特区相临的林边区。这是一个中国人、韩国人、印度人以及南美西班牙后裔移民的杂居区。林边大道从林边区向东伸延到艾姆赫斯特，然后斜插入这个地区最热闹的百老汇大街。王炳章的家就住在百老汇大街中段的一个小街里，刚好处于我家和编辑部之间。
编辑部的门临街，就在林边大道的人行道旁。门是白色的，没有招牌。门一敞开，就可以从街上一步跨进办公室，而且可以从大街上一眼看到办公室走廊的尽头。门和街道中间没有门廊，没有台阶，没有任何缓冲的空间，这种房屋用来开店铺不错，可是用来当办公室，似乎显得缺乏安全感。难怪很多人到这里来都会对这里的安全产生疑虑，因为大门口没有任何遮掩的东西，门口的一切活动，从大街上都可以一览无遗。
整个编辑部的面积呈长方型，一条走廊从门口一直伸到后窗。走廊一进大门，有块小空间，这是薛伟的领地，他负责《中国之春》的发行。走廊的中段向左边凸出，形成了另一个空间，有一对办公桌并对着，是王炳章和高淳儿的办公地方。他们的背后，走廊的左侧分别是衣厨，厕所和厨房。走廊的右侧并排四个房间。第一间是编辑室，面积较大，当时在里面工作的有三位编辑：杨漫克、老王和老李。第二间是打字室，面积最小，里面只有两台手动的铅字打字机和一台电脑。第三间是财务室，比打字室稍大，是经理林樵清的办公室，所有的财务档案都在里面。最后一间是会议室，是整个办公室最大的房间，里面放了一张摇摇晃晃的长方型旧桌子，墙上的墙纸几乎掉光，四周留下一片斑驳的墙皮，墙角上方是一个空调的风筒，黑洞洞的风口狰狞地对着门口。会议室的地板木质已经腐朽变形，凹凸不平，踩在上面吱吱咯咯地作响。编辑室的背后，有一个小门，一道斜梯通到地下室。地下室的面积比整个楼上的办公室总面积还要大，里面横七八竖地堆着上百个纸箱，纸箱里装着各期保存下来的《中国之春》旧杂志。整个地下室布满了厚厚的一层灰尘，墙角到处挂着蜘蛛网。
我很难描述我第一次跨进《中国之春》编辑部的感觉，那是一种意外、惊讶、失望同时又有点振奋的混合物。这间屋子给人的总体印象是阴暗、脏乱、破旧，很容易让人想起文化革命时期的红卫兵总部。但是，另一方面你也可以隐隐感觉到这里蕴藏着的生机，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人进进出出，电话铃成天响个不停，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在忙忙碌碌。这种节奏似乎颇能振奋人心。
在我出任《中国之春》经理之前，我一直都是作为来访的客人到编辑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除了王炳章、柯力思和高淳儿之外，我对编辑部和总部的其他人员基本上没有留下什么印象。我知道他们所有人的名字，但很少和他们说话，也不打听他们的事情，同时也不希望他们打听我的事情。
除了王炳章之外，这个办公室的核心无疑是林樵清，他是编辑部和民联总部的行政及财务主管。林樵清长着一个硕大的脑袋，虽然才三十几岁，但己是满头白发。他平时戴着一副圆边的眼镜，嘴边留着两撮下垂的小胡子。乍眼一看，你的第一印象一定想到一个黑社会帮派的头子，而绝对不会把他和民运人士联系在一起。
林樵清最初给我的印象是办事干练果断，脾气暴躁。我听到有好几次他在办公室里骂娘，训斥工作人员，有几次还拍着桌子和王炳章吵架。办公室里的人显然都怕他更甚于王炳章。他和王炳章两个人配合得非常好，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红脸。常常是他骂了人，王炳章在后面说情。
我的第一次搬家是林樵清帮的忙。二月份开学之后我就搬到布鲁克林区去了，长岛大学联合国学院在布鲁克林，上学方便一些。新房子的主人是个台湾女人，忙着回台湾与离婚的丈夫打官司争孩子，急需找一个房客给她看着纽约的房子。我刚好在她临行前打电话问房子，她饥不择食了，以两百元的月租把整个两层楼都交给我了。
我没有车子搬家，于是打了个电话请林樵清帮忙。林樵清在约定的时间来了，把我的行李运到了新家。车子开了差不多一个小时，路上大多数时间我们之间都保持着沉默。林樵清是香港人，父亲是国民党元老，他本人的专业学的是中共党史。可是比起柯力思来说，他似乎缺乏对大陆政治的基本感觉，所以我和他几乎没有什么共同的语言。林樵清是有名的“铁嘴”，不该说的事情他从不漏风。我听说过这一点，所以我也不问总部和编辑部的事情，他也不多问我的事情。车子到了新家，我掏出十块钱，说付他的油钱，他生气地说：“帮你忙是应该的，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我请他进门坐一会，他谢绝了，说要赶回去。他车子开走之后，我一直觉得十分抱歉，他连水都没有喝一口。
我第二次和林樵清打交道是向他借钱开银行证明，担保我新婚的太太来美国陪读。我先问王炳章，《中国之春》能不能借给我一万美元。王炳章说钱归林樵清管，请我找林樵清。我打了电话给林樵清，他很爽快就答应了，叫我第二天取钱。第二天，他给了我一大堆现钞，我把护照留给他抵押。两个星期之后，我按时还了钱，拿回了护照。整个过程，涉及如此一笔巨款，我们之间象是有默契一样，说了不到十句话。我暗地发现，我其实很喜欢和林樵清打交道，这个人有肩膀，讲信义，说一不二，办事干脆利落，从不拖泥带水。可是，我和他之间没话说。一直到最后，我和他讲的话也没有超过两百句。
办公室里另外一个人物是薛伟。他虽然只是编辑部一个普通工作人员，但是民联的监委主任。这个职位和主席一样，是代表大会直选出来的，所以王炳章也奈他不何。在最初阶段，薛伟基本上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他个子瘦小，脸色阴沉，不苟颜笑，常常开着车子跑来跑去，接人送货。我观察，他在办公室的角色似乎是个不管部长，凡是没有具体职责管的事情和临时的差事都是他的活。有一次我到编辑部找王炳章，但是忘记带一个重要的材料。王炳章刚好急着要，于是立即叫薛伟开车带我回家拿。薛伟二话没说就带我上车了。从编辑部到我的新家要开一个小时，我们在车上一句话也没说。
无论从什么角度讲，杨漫克在编辑部都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角色。我曾经不止一次地听到王炳章称赞杨漫克写文章快。“他简直就是个写作机器，”有一次王炳章说，“我只要口授五个要点或者给他五个提纲，明天他就可以把它变成五千字的文章。”杨漫克总是一付不修篇幅的样子，头发乱糟糟的，似乎从来没有梳整齐过。他虽然马脸削长，鹰钩鼻子，但并不给人阴险的感觉。相反，他是编辑部里最随和的一个人，你无论对他讲什么，他都一个劲地对你点头微笑，露出一口被烟熏得发黄的牙齿。他烟抽得利害，几乎不离手。我常常在编辑部看见他手里拿着烟，蹲在椅子上写稿子。他每次见我，总是夸我文章写得好，夸得我心里挺舒服。有时我也想和他聊聊，但实在是怕他的烟味，只好敬而远之。
2-7 冯胜平和政治学会
我不知道冯胜平是民联的成员，我认识他是在政治学会的一次学术讨论会上。
自从开学之后，我就很少去《中国之春》了。学习的压力很重，几乎对每一个留学生来说第一学期都是最难熬的。语言不过关，我只好带着录音机上课，回家后再把老师讲的东西一遍又一遍地放来听。教授留给你一大堆参考书，三天两头给你布置短文作业。功课压得我没有时间打工，只好消费积蓄。
生活和学习的重扼使我逐渐转进了典型的留学生的轨道：教室、图书馆、家，三点一线，重复往返。教授告诉我，只要我的成绩好，下一年就可以申请联合国的奖学金。我盯住了那个全“A”的目标，就象中了邪的驴子似的，拼命想咬住嘴边的那丛草。我疏远了朋友，淡忘了《中国之春》，躲开了所有的社交活动，直到有一天我接到冯胜平的电话。
“我是留美中国同学政治学会的理事，”他先作了自我介绍，“我们学会最近正准备在波士顿举办一个关于中国大陆体制改革的研讨会，想请您作一个发言，介绍一下特区的情况，您能来参加吗？”
“您怎么找到我的？”我有点好奇。
“高征你认识吗？他是会议的筹备人之一。”
高征是我们北大的同学。五年前，我在北大国际政治系读本科的时候，他在系属的南亚研究所读研究生。到美国之后我曾给他挂过一个电话。
“来吧!”他神秘地笑了笑：“到这里你还会见到很多老朋友。”
我看了一下日历，道：“开会的那个周末，刚好我要打工。不干活没钱交房租了。”
“你一天能赚多少钱？”他问。
“大约五十元。”
“那好，我们给你补助一百五十元，作为发言者的报酬。”他笑着补充道：“够你三天的工资了。”
我到了波士顿，果然见到不少朋友，很多都是北大的同学。高征、胡平、杨炳章、何维凌、唐文方、史天健，光是我们同班同学就见到四个，王丹维、江山、童燕齐、彭小华。我和冯胜平第一次见了面，一见如故。
冯胜平比我略高，方脸宽肩，戴着一付宽边秀郎镜，童花头式的头发几乎永远不梳，任其垂到眼眉。他表情生动多变，喜怒总是很明显地挂在脸上。当他笑的时候会露出一对儿小虎牙，眼睛不停地眨着，闪着狡黠的光，这时你会觉得他很友好可亲；可是当他发怒的时候，便会眼露凶光，太阳穴青筋暴露，嘴角向下弯去，本来就凸出的腮骨上肌肉滚动不停，这时你会觉得他很残忍。冯胜平不修篇幅，他的装扮总是一身球衣，牛仔裤下面永远是一双回力球鞋，背上背着一个双肩跨带的书包，一副典型的学生模样。
冯胜平一见到我，就把我拉到一个僻静的角落。他神秘地笑了笑，对我说：“张纲先生，那篇文章是你写的吧？”
我大为吃惊，问：“你怎么知道的？”
“这篇文章是我在《中国之春》上看到的最有分量的文章。我一直想认识一下它的作者，就打电话问王炳章。他告诉我作者会出席这次会议，我就知道是你。”
我不知道冯胜平是民联成员，听了他的话我对王炳章颇为不满。虽然我这时已经不在乎与《中国之春》来往了，但王炳章既然答应为我保密，就应该遵守诺言。
“你参加了《中国之春》了吗？”
我不想承认，但又不想说谎，于是反问了一句：“你对《中国之春》什么看法？”
他好像看穿了我的掩饰，笑道：“事情很复杂，不是一两句能讲清的。海外的水很混，你刚出来有些情况不了解，以后多看看，就明白了。”
这句话似乎意味深长，我反复琢磨了很久。
开会期间，一个与会者传给我一个口信，说外面有人找，请我出去一下。我出了会议的大楼，发现王炳章正站在一个路口拐角的电话亭旁。我大为惊讶，问：“你为什么站在这里？怎么不进去？”
他不好意思地笑了笑，道：“算了，我不想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他给我一个录音机，告诉我他想在《中国之春》上发一个会议纪要，希望我能把会议上的发言录下来。他给了我他住的地方，说晚上有几个人到他那里聚一聚，希望我也能去。
我在王炳章的房间里见到了胡平、杨柄章等，还有些人我记不清了，只记得一个叫钱宁的女士，是方励之的同学。大家山呼海聊了一通，也没有什么主题。我当时实在想不出王炳章把我们聚在一起的目的是什么。后来当我逐渐熟悉了王炳章的一些组织运作方法后，我才明白他的用意。
这次会议是我来到美国之后第一次参加的社会活动。会上我听到了很多人对《中国之春》的评价，使我惊诧不已。无论我对于《中国之春》这本杂志的评价如何，但我总是认为这个事业是神圣的，对为这个事业的而奋斗的人我充满着敬意。可是我没有想到《中国之春》在大陆留学生中的形象竟是那么糟糕。有人说民联的成员很多是为了政治避难才去搞民运的，民联差不多就是个绿卡党；有人说《中国之春》上面的文章只会骂街，拿不出什么有分量的理论；还有人说《中国之春》拿国民党的钱，言下之意实际上说民联就是国民党豢养的特务组织；还有的人干脆就是瞧不起《中国之春》的人，认为他们素质差，水平低。
会间，冯胜平给我讲了政治学会创办的历史，他也是这个学会的发起人之一。其中有一个插曲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第一届政治学年会在美国休斯顿召开时，
《中国之春》派了杨漫克作为记者参加，可是会上有人提出，政治学会是中性的学术组织，不能允许政治势力渗入，结果杨漫克被赶出会场，胶卷也被没收了。
在听到这个故事的一刹那间，我忽然明白了王炳章为什么不敢直接进入会场了，也明白了“不必要的麻烦”是指什么，那个局面我可以想象，对王炳章将是非常难堪的。这个发现使我感到压抑和忿忿不平。我突然觉得我非常同情王炳章，并对他能够在这种逆境中坚持奋斗的毅力由衷地钦佩。
显然，为了扭转民联在留学生中这种险恶的局面，王炳章需要把一批在留学生眼里“有素质”，有威望的人拢在自己的周围。然而他明白，做到这一点单凭他个人的号召力是不够的，他需要“借用”其他人的影响力，并让他们互相影响。假设胡平、丁楚、杨柄章、程铁军、冯胜平等人都属于比较有影响力的人，但他们对王炳章都存有戒心，保持距离。可是如果他们同时都出现在王炳章召集的聚会上，那么他们将会怎样想呢？
胡平会想：怎么，房志远已经和王炳章这么熟了。也许这个发现会使他马上放松戒心。
房志远会想：怎么，胡平也和他有来往，看来我和王炳章的接触没什么大不了的。
杨柄章会想：怎么，胡平和房志远也来了，既然王炳章能够被他们接受，我们也不必计较其他人怎么说了。
王炳章真不愧为是个组织人才，他竟能把握住人们如此细微的心理活动，并利用娴熟。
在那次政治学会上，我的发言相当引人注目。因为那批与会的留学生出国都很早，很多都是改革之前或者是改革初期就离开了中国。像我这样亲身参与了第一线改革规划的人在当时的海外还是凤毛麟角。我讲完之后还有很多人围着我和我讨论，其中有一个人嗓门很大，讲话很激动，他的一只手上有几个断指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后来我知道他叫丁学良。
当听众对我的发言鼓掌的时候，当会后有很多人围着我和我讨论问题的时候，一个念头总是在我的头脑中挥之不去：假如他们知道了我是民联成员，他们还会接受我吗？如果他们知道了我口袋里的录音将会变成《中国之春》上的文字，他们会把我赶出会场吗？
在回程的公共汽车上，我一直在权衡着，犹豫着：是从此远离《中国之春》呢，还是全力以赴，帮助它翻身？
我知道很多留学生排斥《中国之春》的态度是毫无道理的，只不过是为他们欺软怕硬找个借口罢了。“不允许政治组织渗透”？那么共产党是不是政治组织？领事馆的官员在会场上讲话，谁敢赶他们出场？共产党对于留学生组织的控制及渗透几乎是明目张胆的，可谁敢说一个“不”字？为什么对《中国之春》如此苛刻？我越想越生气，我性格中倔强逆反的一面逐渐占了上风。我咽不下这口气，见不得王炳章这种英雄气短的场面。
当我回到纽约的时候，我的决心已下。我发誓，我非得让所有《中国之春》成员能够正大光明地宣布自己的身份，如履平地般地走进政治学会会场。
三年之后，我的愿望实现了。
作者：万润南 在 寒山小径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上一次由万润南于2009-6-26 周五, 上午6:43修改，总共修改了3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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