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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楚：中国之春回忆录（第一章）不白之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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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楚：中国之春回忆录（第四章）民联三大 -- 万润南 - (15693 Byte) 2009-6-24 周三, 下午11:11 (376 reads) |
万润南
[个人文集]
加入时间: 2006/04/03
文章: 1370
经验值: 57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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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万润南 在 寒山小径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第五章：财政危机
5-1第三届总部的交接
民联三届总部基本上沿袭了二届总部的两权半分立的权力架构。监委算作一权，总部委员会（常委会）揽一权半，扮演一个立法决策和行政合二而一的角色。在总部委员会下的行政机构为总部办公室，设有宣传、组织、财务等干事，以及《中国之春》编辑部。行政上的事情按干事的分工各司其职，如果有事情需要集体决议的话，一般由总部干事和编辑部工作人员参加的办公会议决定。总部委员会与总部办公会之所以算作一权半而不算两权，因为主席兼任常委会成员，而常委会成员也可以兼任总部干事。
其实，在组织架构下的权力分配只是概念上的事情，而实际运作中的权力分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具体的人。不同个性的人在同一个架构下，就会形成不同的权力分配结构。
王炳章执政时期，基本上实行的是总统制。王炳章是个精力旺盛的人，权力欲比较强，许多事情喜欢亲自管。而胡平执政时期，基本上实行的是内阁制。胡平个性内向，对权力比较淡漠，对事情的态度是能不管尽量不管，宁愿省下时间思考和写作。
胡平的家原来住在波士顿，是二月份才搬家到纽约来的。他等于自动休学，停掉了哈佛博士研究生的学习，成了“职业革命家”。
胡平上任之后，总部就进入了交接时期。实际上大部分工作人员都没有动，交接主要在胡平与王炳章，我与林樵清之间进行。胡平任命了一些干事，作了大致的行政分工。我被任命为财务干事兼《中国之春》经理，王炳章被任命为组织干事，柯力思为宣传干事，冯胜平为对外联络干事，呼延民为办公室主任，胡平本人兼任《中国之春》主编。大致分工是，柯力思留守总部办公室，我主持编辑部日常工作，王炳章策划一些非常规性的民运活动，胡平主要专心于理论研究和设计战略性的构想。
我主管财政和总务，实际上取代了林樵清的位置。我们两人的交接非常顺利，林樵清只来了两天，就把所有的事情交代完了。我们去了一趟银行，把我和胡平的签字权备了案，取消了林樵清的签字权，但王炳章和柯力思的签字权仍然保留下来了。
林樵清是个拿得起放得下的人。交接完之后，他就再也不插手干涉我的任何事情了。他三天两头还到办公室露一面，以备我有什么问题请教。如果我没有什么事情，他就和大家聊聊天，和打字小姐逗逗嘴，然后就到旁边的小饭馆里喝点酒，显得悠闲自得。我当时还不可能理解一个曾经手握重权的人，一旦身上没有了担子之后的那份失重感。其实从理智上来说，每一个头脑清醒的人都明白也承认，职务变动之后手应该撒开，但是那种失重感往往不是理智可以左右的，这是一种心理上的、习惯上的、甚至是潜意识上的不适应。当我后来亲身体会了这种感受之后，我不得不承认，林樵清当时引退得还是非常潇洒的。至少比王炳章要潇洒得多。王炳章与胡平之间的交接，就没有我与林樵清之间那样顺利。以致两个人之间的那种摩擦，酿成了后来罢王风波的导火索之一。
据说，林樵清在卸任前也给《中国之春》经理的继任者厘定了“接班人三条标准”：懂英文，懂广东话，会开车。幸好，我哪一条标准也不缺。
那时侯，我刚刚拿到汽车驾驶执照，为了符合他这“接班人三项标准”，我赶紧从新泽西州联络站负责人郑文杰手里买了一辆旧车。郑文杰是个很热心的台湾留学生。他那辆汽车是以二百五十元钱卖给我的，几乎是半卖半送。那辆汽车后来为
《中国之春》立下了汉马功劳。林樵清所定的这条标准也不无道理，我得经常跑邮局、银行、印刷厂、植字打字……，要是没有车这个经理是很难当的。不过我身后的历任经理中除林心声之外，再也没有人完全符合这“三项标准”的了。
林樵清给我介绍的另外一条原则，是雇佣一般的工作人员，尽量使用香港人和台湾人，少用大陆人。他的理由是大陆人懒惰，是非多，后来我猜想还有一点他没有告诉我，就是大陆人中间有可能混入中共间谍，不利于组织的安全和保密。他认为，最好的工作人员是香港人，因为香港人对政治最没有兴趣，是最可靠的工作机器，绝对不会有什么是非发生。其次是台湾人，但是台湾人还是有政治因素的。比如，民联与国民党的关系，就是当时民联的最高机密，万一找了一个与民进党有关系的人，捅了出去，也很麻烦。至于大陆人，也难怪林樵清反感，当时美国侨界的企业普遍对大陆籍雇员反映不佳，按照林樵清的话说，大陆出来的人至少要在美国社会上混了三年以上，才能够洗刷掉公有制度留下的痕迹。果然，我回顾了一下他在任期间所雇佣的一般工作人员，除了编辑人员之外，几乎没有大陆人。如秘书高淳儿、打字小姐徐如雪、发行小姐小陈，美术编辑小杨，都是台湾人。文字编辑他不得不使用大陆人，因为《中国之春》的文字工作都是涉及大陆的事情，必须具备大陆社会的背景知识，才有起码的判断能力。
开始我听了林樵清的这个原则心里很不高兴。我本人就是大陆人，很自然心里会对这种成见产生反感。后来在我当政时期，我基本上没有按照林樵清的原则办事。不过后来的经验体会告诉我，林樵清说的是有道理的。香港人和台湾人可以把你与他们的关系看成简单的雇佣关系，这样相处相对容易，至少你还可以做到好说好散；可是大陆人会把这种关系扯进组织的纠纷，常常使技术性问题政治化，在我手下干过的大陆人，大多数没有好散的，很多都成了我的敌人。
上任的第一天，王炳章亲自带我去取信。这事本来是高淳儿干的，但是小高在王炳章卸任之后就辞职了。王炳章在给我信箱钥匙时郑重地解释说，取信和首拆信的人必须是非常可靠的人，在没有合适的人之前，希望我能够亲自做。
《中国之春》当时有两个信箱，都在曼哈顿中城的洛克菲勒大厦底层的邮局里。这两个信箱的地址曾经引起过很多人的误会，以为《中国之春》的办公室就坐落在纽约这座著名建筑里。这些误会带来了很多风言传闻，怀着善意的人以为《中国之春》一定实力雄厚，否则怎么会把自己的总部设在洛克菲勒大厦；怀有偏见的人则指责《中国之春》用社会的捐款挥霍无度，否则为什么要跑到洛克菲勒大厦上去摆排场，抖威风。后来《中国之春》还郑重其事地发了一个声明，驳斥谣言。
我平均三天去取一次信，每次都要收到一大堆信件。回来之后，我要把所有的信件拆开过目，然后按内容分成几大类。一类是编辑部的稿件和可供发表的信件，交给编辑老李登记；一类是盟员来信及要求入盟的来信，交给总部的柯力思处理入档；三是有关财务的信件，如订阅杂志、捐款、帐单、债务、税务等，留下来我处理。
财务工作实际上非常琐碎。《中国之春》号称是民主的组织，又很注重分权制衡。所有的监督也好、制衡也好，一个最引人注目的目标就是财务。所以为了堵住所有人的口，所有的财务手续必须非常严密，几乎到了繁琐的地步。例如每一张支票的捐款，就要把姓名、地址、日期、款数和签字写五遍，首先要登记入册，接着要写一张免税收据，收据还有一联存根，又要把同样的东西抄一遍；然后要填写一张感谢状，最后是写一个信封。此后还要把所有的支票复印在白纸上，存档备查。
最大量的支票还是订阅《中国之春》杂志的，这些信我都分出来交给管发行的小陈操作。她不但要按照捐款的手续登记、写收据，而且还要把订户的地址制成卡片，按照邮区号码的顺序排列好。每次发行的时候，她就把排列好的地址复印在背后带胶的地址签上。小陈是个台湾留学生，似乎和林樵清有什么亲戚关系，或者接受什么人委托给予照顾的关系。她打的是半工，每星期来两三天，上班和下班登记时间，每月统计工作小时，按时间付薪。
小陈是个个子矮矮胖胖的姑娘，一张圆圆的娃娃脸显得年纪很小。她进出办公室静得像只猫一样，从不引人注目。工作的时候，她就安静地躲在走廊尽头的会议室里，任旁边的人在那里大吵大叫。有时候，我们在会议室讨论非常机密的事情，她照样在旁边做她的事情，我们会毫不在意她的存在，甚至是没有意识到她的存在，仿佛她就是会议室里的家具一样。我想，这大概就是林樵清所说的港台籍工作人员的好处了。大陆民运与他们无关。他们不关心你在谈什么，你也用不着担心他们听见你谈什么。你可以把最机密的事情交给他们去办，而不用担心泄露什么。
发行组的另一个工作人员是薛伟，小陈负责管理订户资料和打印地址，薛伟管装箱和邮局及纽约零售点的运输。由于薛伟的活没有多少，几天就干完了，所以平时他就是办公室里的机动工作人员，凡是没有人干的事情都由他干，例如上机场接送人，开会布置会场，等等。薛伟还有另外两个职务，监委主任和政治避难者协会会长。在罢免王炳章之前，在我的印象中，他这个监委主任基本上是个摆设，没有什么事情处理。他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政治避难协会上面。那时候，有很多人跑到《中国之春》来要求帮忙办政治庇护。一个两个还问题不大，可是人一多就麻烦了，要帮着他们编材料，翻译文件，跑移民局，平时还要接大量的咨询电话，办公室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职责工作，不可能总是被这些事情缠身，所以都乐得薛伟把这些事情揽过去。
我到总部任职时，编辑部的工作人员比我最初来的时候增加了一个呼延民，具体职务是美术编辑。呼延民的专业是美术，也算专业对口。原来美术编辑是一个姓杨的台湾留学生，是个半工，只有在排版的时候来工作十天左右。呼延民进来之后，小杨就辞退了。呼延民是全工，他除了会画之外，也善写，所以也兼作文字编辑。
新总部上任后接管出的第一本《中国之春》是总五十九期，直到把这一期杂志送进印刷厂，这架机器还在按照从前的惯性运转着。可是一个星期之后，形势就完全改变了。
5-2《中国之春》断粮了
按照王炳章时期的惯例，总部包括编辑部的所有工作人员每星期都有一次办公室例会。会议内容不固定，主要是各人汇报一下工作进度，讨论一下组稿的计划，分析一下局势，每个人有些什么特别的问题，也可以在会议上提出来。胡平上任初期，这个惯例延续下来了，但是我可以明显感觉到胡平对这种形式上的东西不以为然。过去召集办公会议的是主席王炳章，可是胡平的性格对任何能够把他固定束服住的形式都天然地反感，他当主席之后不愿意揽这个事，就把招集会议的责任推给了我。为了名正言顺，他封了我一个过去从来没有过的职位：总干事。
主席可以任命总干事的条文是“三大”上加进章程的。据说胡平在竞选主席前和王炳章谈的条件是他不管具体行政工作，保证充裕的时间进行理论研究和写作。王炳章满口答应，说如果必要的话可以设总干事一职，实行内阁制，另外主席配有秘书，很多事情可以由秘书代劳。后来很多人告诉我，王炳章设这个总干事的位置是留给他自己的，没想到胡平任命了我，令他失算了，所以后来才打算用经济危机来清理门户，维持对民联的控制。不过我对这种猜测总是付之一笑。我知道王炳章怎样跑遍了全城找我出山，这至少说明了他当时对胡平和我的诚意。世界上很多人常常喜欢用后面的结果来推断从前的动机，这种方法我很怀疑是否都很准确。每一个人都是个矛盾体，很多荒唐事都是出于一念之差而非蓄谋以久。
杂志送进印刷厂后的一个星期，是编辑部最轻松的时期。大家紧紧张张加了几天班，都可以喘口气了，有什么私事也可以抓紧办一下。可是没有想到，这一个星期整个民联的中枢都陷入一种极度的焦虑之中。
杂志付印第二天，王炳章面色沉重地把胡平和我叫到打字室的小房间，他掩上门，告诉我们一个很不幸的消息：捐款断了。
王炳章对我们说，自从“三大”之后，原来每月定期从台湾得到的四万多元经费被卡住了，他再也没有收到过。他之所以这么久没有声张，为的是在消息没有确实之前不想引起军心混乱。他派宁勤勤回了一趟台湾探听虚实，现在宁勤勤从台湾回来了，并没有把给钱的关系接上，断粮已经成为现实，他不得不把情况向主席汇报。王炳章从包里拿出六千元钱现款交给我，说：“这些钱是我想办法搞来的，先把这个月的工资发了吧。不过，下一期杂志的经费已经没有了，要另想办法。”
也许王炳章事先曾经和胡平打过招呼，这次只不过是确实一下。所以胡平并没有显得特别惊讶。他只是低着头沉思着，面色铁青。倒是我毫无思想准备，一下子被这个消息震惊了。我的震惊不仅仅在于没有钱的消息，同时还在于民联经费来源的秘密一下子以这样突然的形式在我面前揭开。
过去我尽管在很多场合听到过民联拿国民党经费的传闻，但是这些毕竟是传闻，在它们没有被证实之前，我只能持半信半疑的态度。去年夏天，我虽然在总部和王炳章朝夕相处了一个多月，但是我们从来也没有触及到这个话题。王炳章经常有意无意地在我面前提起一些盟员对组织的捐款，例如他就曾经告诉我，我所得到的一千元《中国之春》最佳作品奖，就是民联里的一位叫黄奔的盟员捐的奖励基金。他告诉我黄奔是个成功的餐馆老板，手下有十家餐馆，很有钱，经常为民联捐款。
这些暗示给我的印象是民联至少有相当成分是靠社会捐款来维持运作的。当然，我也曾经猜想国民党绝对不会不插手民联，肯定也会从经济上给予支持。但是我想像的这种支持一般会以间接的方式，例如找一个中性的企业或者中立的商人出面，以捐款的方式体现。而且在我没有了解到《中国之春》的整个开支情况之前，我猜想这种捐款也只不过占社会捐款的一部分。我完全没有想到，民联在经济上对台湾的依赖如此之深，以至台湾一断粮，民联就有可能瘫痪。
胡平沉思良久，冷不丁问了一句：“你觉得是什么原因？”
王炳章道：“我曾经估计有三个原因，一是台湾方面对你不熟悉，也许听了一些对你不利的传言，想观察一段时间再决定是否继续支持。这一点我已经叫勤勤和他们解释过了。第二个原因可能是蒋经国刚刚死，台湾政界正处于动荡之中，管理我们经费的部门是直接受蒋经国领导的，他们摸不清李登辉对大陆民运的态度，不知该怎么办。”
“还有一个原因，”王炳章顿了一下，说：“我们内部的国民党特务向那边打了报告，说民联的核心有中共特务。”
“中共特务？”我问：“谁？”
“可能是杨漫克和柯力思。现在柯力思又当选了副主席，他们不放心。”
“柯力思是中共特务？”我觉得非常滑稽，几乎笑出声来，我还以为王炳章在开玩笑，“他不是台湾人嘛，中共怎么会找他当特务？”
王炳章苦笑了一声：“是啊，柯力思是个多好的人，徐文立的狱中手稿就是他搞出来的，怎么会是特务？”
“谁打的报告？”我问了一句。
“这个人就在我们办公室。”王炳章咬牙切齿地说：“我非除掉他不可。”
我当时脑子里立刻反映出来的人是林樵清。他作为台湾特务被派在王炳章身边监视民联的传闻由来已久，他的父亲又和国民党关系那么深，更重要的是，我在“三大”的主席选举上目睹了他被自己的政敌胡平和柯力思击败的事实，即使从个人嫉妒心的角度出发，他也有可能会报复。可是不久我就知道了，王炳章指的是薛伟。
王炳章走后，我和胡平留在屋子里，商量对策。
“你的意见如何？”胡平问我。
“没钱能有什么办法？”我叹了口气：“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建议停刊，向社会呼救。”
胡平沉默了很久，说：“是不是撑几个月看看，无论台湾局势的明朗还是对我的看法的转变都需要时间。另外，我们一上台就把《中国之春》停了，不好向社会交代。”
“但是如果撑了三个月撑不下去怎么办？”我反问道。“到那个时候再停刊，就更糟了。现在停刊，还没有我们的责任，因为上一届给咱们留下一个空钱袋，有情可原。可是等我们出了三个月再停刊，可就是我们的责任了。舆论就会说《中国之春》垮在我们手里。”
还有些话我还没有说出来。我心里就不相信台湾就会眼看着他们支持了这么久的《中国之春》垮掉。既然管我们钱的有某个部门或某个具体的人，那么《中国之春》至少也关系到他们的饭碗，他们也不会眼看着饭碗被砸掉吧？停掉《中国之春》等于将他们的军，逼着他们表态。另外，我猜到胡平心里还怀疑这是王炳章作的文章，这一停，也等于将了王炳章一军，如果他手中还有余钱的话，也会迫使他拿出来，因为王炳章更不会忍心看着自己一手创建的刊物垮掉。
胡平没有出声。他很少当人面作出一个决定，我想他需要时间考虑。
5-3遣散编辑部工作人员
晚上，王炳章把我和胡平请到他家里开会，林樵清也来了。宁勤勤介绍了去台湾的情况，她说得很含糊，只是提到对方担心柯力思。我问王炳章为什么不亲自去台湾，什么事情由他亲自去说不是更清楚嘛。他苦笑着告诉我，他的政治避难还没有批准，身份问题没有解决是不能出境的。我听了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像他这样的头号反革命分子，竟然政治避难还没有批准，简直不可思议。
我们讨论了一下应对经济危机的措施。胡、王、林三人都不同意停刊，所以我也不再坚持。最后我们作出的决定是：（1）总部和编辑部所有工作人员，除胡平之外，全部停发工资，愿意打义工的留下，不愿打义工的遣散；（2）《中国之春》杂志从彩色封面改为单色封面，这样可以省七百多元，另外内页从九十六页缩减为八十页；（3）立即召开记者招待会，宣布经济危机的消息，向社会呼救捐款；（4）王炳章和胡平到各地去演讲，为民联捐款找钱；（5）派林樵清再去一次台湾，与捐款人沟通，接上经费供应的渠道。
胡平建议成立两个专门委员会，一个是经济开发委员会，由宗继祥负责；另一个是筹款委员会，由林樵清负责。宁勤勤在旁边插了个话，提出了一个将《中国之春》股份化的设想，大家讨论了一下认为可行，于是交给我制定出具体的施行计划。
散会之后，王炳章把我悄悄拉到一边，问：“你能顶住吗？有什么困难没有？”
我说：“我太太过两天就从大陆来了。她来得正好，可以打工养我，免了后顾之忧。”
王炳章道：“如果有困难，可以在加拿大移民公司多开点工资，先一个月拿四百块钱吧，以后不够再加。”
我原来每个星期五到移民公司上半天班，一个月拿大约两百元。现在等于多了一倍。按当时纽约的生活水准，一个两口之家的基本生活费大约需要八百元左右。
过去王炳章的工资是一千元，胡平上任后工资提到一千三百元。当时这个工资在民联内是相当奢侈的了。我没有想到胡平竟然接受了保留他工资的提案，在别人都自动提出打义工的时候，他哪怕连作个姿态的表示都没有。我可以理解和容忍胡平的自私，但是尽管如此，心底里还是不由自主地产生了一丝不快的感觉。
王炳章在这一点上比胡平强得多，至少姿态他是会作的。刚才王炳章就想到我个人的生活问题，而胡平连问都没有问，好像我不食人间烟火一样。不过从这也看出胡平另一个优点：诚实。后来我反复地琢磨和权衡过胡平的优缺点，还是觉得他是值得合作的人，他即使不帮你，但绝对不会害你。他的诚实，使你敢于用背对着他。
三月四日，办公室召开例会。这是我召集和主持的第一次办公会议，很不幸的是，这第一次会议就要由我宣布遣散所有员工的决定。
我非常沉痛地告诉大家现在《中国之春》所面临的困境，希望大家能够另谋生路，如果愿意留下来打义工，与《中国之春》共渡难关，我表示欢迎。
我相信，当时在坐的人除了知情者之外，都会像我当初听到这个消息时一样感到突然。然而，大家都很平静地接受了现实。我默默地把王炳章给我的六千元现金发了下去，这是上个月的工资，也算作是遣散费。
杨漫克没有说什么，拿完钱收拾一下东西就走了。他和王炳章及林樵清之间有些摩擦。他的父亲是中共高干，他的生母似乎还和中共国安部有些瓜葛。不久前杨漫克到香港去和母亲会面，这事被林樵清知道了，引起他的怀疑。从此，杨漫克的中共特嫌一直象一个阴影一样笼罩着办公室，王炳章和林樵清对他处处设防，连“三大”也没有让他参加，这些杨漫克并非没有察觉。他知道，离开《中国之春》只是早晚的事情，他早有准备。
老王和老李离开之前找我谈话，说他们可以理解《中国之春》的困境，虽然不准备打义工，但他们对这本杂志还是很有感情的，希望今后经济情况好转之后，还能回来为它工作。
当时薛伟不在，到香港去了。薛伟在每一次代表大会前后总是要跑一趟香港或台湾，谁也不知道他做什么。他赶回来的时候，所有的员工已经遣散了，其中当然也包括他。
薛伟阴沉着脸接过我发给他的遣散费，平静地对我说他将留下来义务工作，《中国之春》只要一天不倒，他就为它工作一天。最后，他从牙缝里恨恨地挤出一句：“想把我赶走，办不到。”
我知道这句话不是对我说的。可是他是对谁说的呢？是王炳章？林樵清？还是柯力思？我总觉得他与他们之间似乎有些什么宿怨，双方都在暗中较劲。我想起了王炳章曾经为柯力思抱不平时讲过的话，现在我猜到他指的是谁了。这使我隐隐约约感觉到，我现在趟的这潭水，远比我从前想象得要深要浑。
5-4调整民联的三大关系
几天之后，《中国之春》杂志社召开记者招待会，参加记者招待会的有胡平、王炳章、林樵清和我。本来这次记者会是准备向纽约公众介绍民联新主席胡平的，现在它的主题却变成了宣布经济危机的消息。就像我上任主持的第一个办公会议是宣布解散一样，胡平上任召开的第一个记者会是宣布危机，这的确是一件令人尴尬的事情。
胡平介绍了《中国之春》最近裁员的情况，向社会呼吁捐款拯救《中国之春》。他公布了中国之春基金会的银行帐号，希望那些不愿意露名的捐款者能够将钱直接转入该账号。王炳章介绍了一些筹款的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国之春基金会的认股计划。即将杂志社每月基本开支扣除订户和零售的回收款约七千元，定为一万八千元，分为六百股，每股三十元，在社会上招购，认购者按月付款也可以，按年付款也可以。总之一经认购即成为《中国之春》的股东。因为《中国之春》是非盈利的机构，这种认股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不是股份，还是捐款。我们只不过想通过这种方法将《中国之春》的捐款来源分散化，稳定化。当然，股东并非一点实际利益没有的，他们可以凭《中国之春》开具的收据来申请免税。
记者们所关心的问题还是在《中国之春》的捐款来源上。一位记者向我提了一个很尖锐的问题：“请问新旧两任的财务干事，民联有没有拿国民党的钱？”
我相信过去很少有人这么直接了当提问的，而王炳章和林樵清面对这个问题从来都是躲躲闪闪。显然，这一次记者希望从我这个新主管身上打开缺口。我毫无躲闪地迎住了那位记者的眼睛，抢在林樵清之前答道：“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见过国民党的钱是什么样子，但是，如果国民党愿意给我钱的话，我可以当着你的面拿。”
我的回答显然大大地出乎了记者们的意料，在他们中间引起了小小的骚动，在过去的四年中，民联的领导人从来没有这样直率地回答这个敏感的问题。另一位记者紧跟着又问了一句：“那你说民联和国民党是什么关系？”
“是盟友关系，联吴抗魏。”我答得斩钉截铁，“我们都面对同一个强大的对手——共产党，为什么不能联合对敌？”
胡平马上又补充道：“国民党愿意捐款支持我们，只能说明它认同我们提出的主张。只要这种钱不附带政治条件，就和其他捐款一样，没有什么不可接受的。如果你接受一部分人的捐款而拒绝接受另一部分人的捐款，这不是政治歧视嘛？”
回答得巧妙而痛快，我暗暗为胡平叫好。过去多少人用这个问题刁难过民联，过去的民联领导人多少次在这个问题上窝过气，现在问题一经摊开，竟变得这样简单明朗。人们背后指指戳戳，是因为你总是背对着他们，可是你一旦转过身去，勇敢面对他们的时候，一切非议都将烟消云散。
我在刚刚上任时，就向胡平提出民联需要调整“三大关系”，即调整与共产党的关系，与国民党的关系，以及和大陆内部民运的关系。我们曾经多次讨论过这些关系的调整，意见基本一致。
首先我认为民联对待共产党的态度应该从“你死”转向“我活”。我们和共产党的关系走到头不是要消灭它或者打倒它，而是要和它共同面对选民。因此民联所有活动的立足点不应该放在让共产党的丢分上，而应该放在为自己增分上。
其次和国民党的联盟关系要正常化，明朗化。过去王炳章在公开场合总是小心翼翼地与国民党拉开距离。为了避嫌，他甚至很多次装模作样地拒绝进入一些悬挂国民党旗的会场。王炳章的苦衷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身边最近的三个人——宁勤勤、林樵清和柯力思都有台湾背景，所以很难怪人们议论他受台湾的控制，说民联台湾的特务组织。王炳章在这种背景下不得不瓜田李下，谨慎躲闪。可是胡平和我没有任何台湾背景，我们就可以理直气壮地提出和国民党结盟，而不用担心被指责为台湾特务。
和大陆民运的关系，主要是要摆正主配角的地位。民联中有很多盟员，尤其是非大陆籍的盟员，常常流露出一种自大的情绪，觉得民联就是当年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是大陆民运的中心和领导力量。这种井底之蛙的浅见显然是由于缺乏对大陆的现状和民运历史的了解所产生的。我和胡平都很明白，海外民运只是大陆内部民运的辅战场。即使哪天大陆实现了民主化，民联能否在大陆取得一席之地，完全取决于大陆的民运力量是否认同我们。因此民联现在切不可枉尊自大，必须摆出低姿态，在大陆“寻根”。后来我反复强调，“中国之春”的根是“北京之春”就是基于这一点考虑。而胡平和我都曾经卷入过北京之春的民主运动，我们俩的上任，为民联的“寻根”提供了方便的纽带。
公布中国之春基金会的账号，是胡平为增强《中国之春》公信力所采取的另一个重大措施。过去《中国之春》的财务状况一直是一个黑箱之迷，曾经引起过社会上很多传言，如国民党给钱豢养，王炳章侵吞公款等等。王炳章对付这类社会传言的办法是把盖子越捂越紧，对民联的财务状况严加保密，谁要是涉及此领域就被认为是特务，居心叵测。可是他把盖子捂得越紧，人们的疑心就越重，传言就越邪。这些传言，大大地降低了《中国之春》的公信力。胡平显然在竞选民联主席之前就听闻过这些传言，他在“三大”上也提出提高民联公信力的主要措施是“公开化，透明化”。现在他公布银行帐号正是实现“透明化”的一个非常明智的举动，而民联的财政危机恰恰为这样一个改革措施提供了转机和借口。否则，如果你在平常时期莫名其妙地忽然宣布公开账号，反而会给人一个欲盖彰弥的感觉。
后来我越来越体会到胡平这一举动的英明。我们接管民联之后，发现自己实际上处在一个很尴尬的境地。社会上的传闻并没有错，民联确实是国民党出钱养着的。对于这一事实，你既不能承认，又不能否认。如果你承认，民联整个就会威信扫地，从此丧失独立的政治地位；你若不承认，就得撒谎，可是谎言总有一天要被戳破的，到那时候，撒谎的人就会名誉扫地。
既不能躲避，也不能承认，更不能撒谎，唯一的出路就是要有一种理直气壮的说法。胡平公开了中国之春账号，就使我这个掌钱的人有了这样一种摆脱困境的说法。有一次我到一个大学演讲，有一个同学问我：“《中国之春》的钱是谁给的？”
我回答：“不知道。我们的账户是公开的，谁想捐钱，都可以寄进来。”
“你怎么可能不知道？”
“我当然可以知道，但是我不想知道。我为什么要去知道？”
“你难道没有想过这钱是国民党给的吗？”
“这当然有可能，但是既然捐款的人愿意隐名埋姓，我有什么必要去追查他是谁呢？有钱用不就行了吗？我这人认钱不认人。”
于是全场哄笑。我轻松地绕过王炳章多次触礁的险滩。
王炳章过去显然是经常面对这一令他难堪的问题。为了一劳永逸地摆脱人们的这种诘问，王炳章竟然挺而走险，折腾出一个轰动全美的“《中国之春》控告《人民日报》案”。一九八六年，《人民日报》在一篇报导中曾经咒骂民联是国民党出钱豢养的走狗，王炳章就请了一位从美国司法部退休的律师，控告《人民日报》造谣诬蔑，要求对方赔偿名誉损失。王炳章的这种做法显然是在赌博，而他唯一的赌注是押在中共方面无法找到证据。这一战役的结果是把民联送上了险境，逼得王炳章和林樵清整天提心吊胆地提防中共特务的渗透，那种神经过敏几乎到了草木皆兵的地步。这种打法，就是不惜自己丢分，也要让对手丢分的战术。最后道路会越走越窄。
胡平了解到“控告《人民日报》案”的详情之后，哭笑不得。记者会开过几天后，胡平、王炳章、冯胜平和我四人立即赶到华盛顿，找到了那个帮我们打官司的大律师艾克曼，把案子悄悄撤回了。撤案之后，我真为民联捏着一把汗。幸好中共方面并没有注意，否则《人民日报》一个反扑，《中国之春》就狼狈了。
5-5 “透明化”和“钥匙事件”
在编辑部的工作人员中，还有一个人坚持要留下来义务工作。这个人就是呼延民。可是这个时候，呼延民正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在我接任《中国之春》经理之前，办公室发生了一个所谓“钥匙事件”，林樵清将呼延民赶出了民联总部。
林樵清是个多疑的人，对办公室钥匙的控制非常谨慎。王炳章、林樵清、柯力思手里各有一把钥匙，他们是民联的核心人物，晚上和周末经常要在办公室活动，无可非议。其他编辑部工作人员，甚至包括监委主任薛伟都没有钥匙。在编辑部工作人员中，唯一有钥匙的是老李，原因是王、林、柯三人都不能保证每天早上准时到，同时他们也经常有事外出，需要有一个人年如一日地每天早上为大家开门，下午为办公室锁门。这个角色在林樵清看来，非老李莫属。
老李六十多岁了，原来是中国一个官方访美代表团的成员，一念之差没有随团回国，离队逃出来了，在美国申请了政治庇护。老李是个非常老实的人，脸上总是挂着非常谦卑的表情。他平时很少说话，从不招惹是非，一付谨小慎微的样子。有时候我看着老李都觉得有点奇怪，很难想象一个性格如此懦弱的人能够在短短的时间内果断地跨出那样大胆的一步。那个离队“叛逃”的决定，可以说整个改变了他余生的命运，使他踏上了一条与从前的生活轨迹完全相反的歧路。那时候，中共官员叛逃事件还不常发生，所以也格外引人注目。后来当局显然给他的家属施加了很多压力，结果他的妻子儿女来信骂他毁了全家的前程，声言要与他划清界限。亲人的绝情使老李的精神濒临崩溃，纽约生活的艰辛又使他心力交瘁，绝望和痛苦之中他曾多次试图自杀，有一次甚至被送进医院急救。《中国之春》把老李的事情当做一个政治事件给予报导，在生活上也给了他很大的帮助。后来《中国之春》几乎就成了老李的精神寄托，他变成了这个办公室里最勤劳任怨的工作人员，承担了所有别人不愿意做的细活琐事。老李在纽约没有亲友，关系简单，生活节奏规律，他每天早上最早到办公室，可以整天坐在办公桌后不迈出大门一步。所以他拿钥匙是最可靠的。
呼延民在编辑部的职务是美术编辑。“三大”之后，他又在一家餐馆找了一份送午餐的外卖工，工作时间是上午十点至下午四点。呼延民不愿放弃《中国之春》的全职工作，就把自己的工作时间定在晚上五点至半夜十二点钟。美术编辑的工作很不均匀，只是在排版的十天左右的时间里忙一些，平时没有什么事情，所以他就自告奋勇揽了一些其他的活，以便对得起那份全职的工钱。例如他整理了所有的报刊杂志，建立了一个资料室，要求所有人借杂志阅读都要在他那里登记，于是就成了资料管理员。另外“三大”之后，呼延民积极表态支持胡平提出的“透明化、公开化”的主张。胡平上台后任命他为民联的办公室主任。呼延民一上任，就立即着手搞一个总部委员和监委委员的通讯录，并打算出版一份不定期的通讯，随时向委员们通报总部的运作情况。
美术编辑忙的时候，刚好是刊物付排印刷之前，这时候编辑部所有工作人员也都要忙到半夜，办公室里始终有人，所以开始时呼延民没有钥匙的问题还没有这样突出。可是忙季一过，编辑部晚上就不一定总有人，呼延民要是没有钥匙，晚上五点到十二点的工作时间就成问题了。另外呼延民提出，他晚上只工作七个小时，对不起那份全职工资，所以他希望早上能够早一个小时上班，处理办公室主任的事务，也算凑足八小时工作时间了。但是这样一来，他就要在老李之前进办公室。所以他向林樵清提出，给他一把钥匙。
林樵清并不打算给呼延民钥匙，所以对他的要求不置可否。于是呼延民就向柯力思去要钥匙。柯力思没有给他，并把这事情告诉了林樵清。结果林樵清当场大怒，立即宣布解雇呼延民。呼延民与他发生争吵，争执之间请了柯力思来作证。柯力思的证词显然对呼延民不利，于是林樵清大骂呼延民是骗子，宣称从此不再信任他，并严禁他今后踏进编辑部和总部的门。呼延民也大怒，声称林樵清没有权力把他这个民联常委和办公室主任赶出办公室，他要打电话向所有的总部委员控诉，请他们出面主持公道。双方争吵逐步升级，从国骂发展到推推搡搡，幸好王炳章和李国愚赶到，才劝住了双方。
果然，呼延民回家之后，立即打电话给所有的总部委员，大力抨击王、林、柯总部过去黑箱作业，一手遮天的作风。呼吁委员之间建立横向联系，制约总部的权力膨胀。王炳章怕把事情闹大，极力从中斡旋，想把事情平息下去。
呼延民是去年十月份进入民联的。我的学校开学之后，我离开了总部，接着他就住进了总部，后来到《中国之春》当了编辑。“钥匙事件”发生时，呼延民已经从总部搬到离编辑部不远的一个地下室，当时还有些行李放在总部，后来他再也没有进过总部，东西是柯力思给他送还的。
呼延民是一个很善于拉帮结党的人，他本人住在地下室，穷得丁当响，可是每个月打电话就要两百多块钱。他可以有事没事打电话和你聊聊，联络感情，一谈可以谈一个小时不放下电话。我上任经理之后，王炳章曾托我去安抚呼延民，调解冲突，呼延民也热情地邀请我到他家去聊聊。那时候李国愚还没有来得及回南美，也住在他家，我也想和他们熟悉一下，所以常去坐坐。这使我有机会了解到双方的立场和情绪。
呼延民认为钥匙的问题只是一个借口，林樵清把他赶出总部的真正原因是他搞的“透明化和公开化”，威胁到了王炳章过去的组织路线。呼延民在上海时就认识《中国之春》的创始人之一黄立，来到海外之后，他大概从黄立嘴里了解到了一些《中国之春》的历史，以及王炳章清除异己的手段。他认为王炳章维持他的黑箱作业的手段主要靠民联内部垂直单线联系的组织结构。所有的委员、支部、联络站和盟员都直接和总部保持纵向的单线联系，而他们相互之间没有交流和沟通，这样很容易导致总部集权专权的倾向。所以他一进入民联，就开始着手在盟内编织一张横向联络的网，以便有一天可以制衡总部。
呼延民坚持说林樵清背后实际上是王炳章在指使，他俩和柯力思是商量好用一个套子把他装进去的。呼延民觉得他刚进民联时王炳章对他还是很信任的，至少让他住进总部，就说明了这一点。后来他在“三大”上到处搜集总部委员的名单，引起王炳章的猜疑。另外呼延民认为自己在“三大”上表现出来的活动能量，使王炳章担心他对自己的权力基础和组织路线产生威胁。
“你知道吗？”呼延民眨眨眼，神秘地对我说：“王炳章当时是想让你当选常委的，我可以从他对你的举荐中看出他对你的重视。在当选的九名常委中，只有我是匹黑马。我的当选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可是你的缺席给了我这个机会。过去王炳章的总部中，除了他的铁杆林樵清和柯力思之外，没有一个常委常驻总部，所以他们单线联系的黑箱作业才能维持。现在王炳章在会场上看到了我的能量，也知道我主张透明化，他绝不能容忍一个他控制不了，同时又具有能量的常委在总部身边。这就是他为什么要借林樵清之手把我赶走的原因。”
呼延民对柯力思搞他的鬼颇为不解，他猜想可能最终是出于利益关系。他曾经和柯力思在总部同住同吃了很久，两人相处得相当不错。但是胡平三大后任命他当办公室主任，实际上直接到威胁到柯力思的权利范围，因为柯力思所管的那一摊，实际上是典型的办公室主任的工作。出于利益考虑，柯力思也乐于看到他被赶走。不过，我始终很怀疑柯力思是否真的喜欢过呼延民，凭我的直觉，像柯力思那样朴实的人是不会欣赏呼延民的滑头性格的，也不会信任他。后来我知道，在他们两个人住在一起的阶段，柯力思始终锁着自己的房门和档案柜，呼延民从来也没有看到过那些最秘密的档案。相对而言，柯力思对我就不设防。这说明他还是对呼延民存有戒心的。
我承认，在和呼延民深谈过之后，我感觉自己很不喜欢他。呼延民浑身透着上海人的小聪明，而且到处玄耀他施展的小谋略，甚至生怕别人不知道他的足智多谋。他在“三大”的表现确实非常活跃，有个代表形容他是“上窜下跳”，我觉得一点也不过分。不过我最不喜欢他的是他的反复无常。呼延民对任何事情都喜欢发表议论。但是我发现他的观点常常变来变去，模棱两可，几乎没有什么原则。所以，他的行为也总是令人吃不准，谁都很难想象他下一步会搞出什么名堂。
在“民联三大”上，呼延民一会儿拥胡，一会儿反胡。他说他赞成胡平的观点，但是不看好胡平的组织能力。因此他赞成胡平当民联的精神领袖，而不赞成胡平成为民联的组织领袖。呼延民说，他第一次见胡平的时候胡平对他极其冷淡，所以他看出胡平不是一个组织人才，因此他得出结论：胡平会把民联搞散掉。可是胡平当选之后，他似乎又成了拥护胡平的铁杆。我觉得谁和呼延民相处久了都很难对他产生信任感，这个人总是令人捉摸不定。如果人们把这种反复无常看作是他的性格，那么会觉得他很难共事；可是如果把这看作是他的谋略，那简直就觉得他是在故意捣乱了。
后来我听了各方对“钥匙事件”的不同说法，发现分歧实际上在一个很细节的问题上：即林樵清有没有同意给呼延民钥匙。
据呼延民的说法，在钥匙事件发生的前一天，他并没有感觉到林樵清对他有什么敌意。那天林樵清还给他这位办公室主任找了一张旧的办公桌，运来放在厨房门前的角落里，显然直到那时双方之间似乎还没有芥蒂。他接着就向林樵清提出需要钥匙，林樵清当时说“可以考虑”，他以为林同意了，因此他才去找柯力思借钥匙用两天。第二天，他拿了一个总部委员的通讯录给林樵清看，并告诉他自己准备搞一个内部通讯，加强横向联系，促进盟内运作的透明化。林樵清听罢脸色就变了，坚决不同意。过了一会儿，林就以钥匙事件为借口发难了。呼延民显然认为林和柯是串通好的，甚至认为王炳章后来的劝架都是装模作样。他们就是看了那份横向联系的名单，才决定把他除掉的，和钥匙完全无关。
柯力思的讲法是，呼延民向他借钥匙时声称林樵清已经同意。他出于谨慎，问了一下林樵清，谁知林根本就不知此事。所以他认为呼延民不诚实，要么就是另有目的。
林樵清的说法是他根本就不同意给呼延民办公室的钥匙。所以当他听说呼延民打着他的幌子去向柯力思讨钥匙时，就勃然大怒了。由此联想到呼延民搞的种种小动作，包括他为得到钥匙而制造的借口，先是晚上工作，然后又要早上工作，自然怀疑起他的动机。他所以要赶走呼延民是因为不再相信他。
王炳章虽然没有直接卷入钥匙事件，但是我和从他的谈话中很明显地感觉到他当时已经很厌恶呼延民了。王炳章对呼延民的评价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他还给呼延民的办公桌上贴了一幅座右铭：金口免开。我相信他即使不认为呼延民的所做所为是别有用心的话，至少也认为他是一门四处乱射，难以控制的瞎炮。所以凭我的直觉，我相信王炳章是乐于看见呼延民被赶走的。不过，他和林樵清一向是唱红白脸的角色，所以总是要出来抹下稀泥。
我虽然听呼延民说的更多，但是对钥匙事件的事实我从直觉上相信柯力思的说法。我和呼延民接触一段时间之后，不知为什么很自然就产生了不信任感，所以我很能理解林樵清、柯力思和王炳章要赶走他的那种心情。呼延民说的对，钥匙事件即使是他们有理的话，也只不过是个导火索，他们要赶走呼延民，一定有潜在的原因。当然，这些是谁也不会摆到桌面上来说的。呼延民是那种在任何地方也不会受执政者欢迎的人，到后来连我都巴不得送他走了。
呼延民确实是个颇有能量的人，他精心编织的横向联络网后来果然发挥了威力。他每天晚上回家就不停地给各地的总部委员打电话，揭露王炳章林樵清捂盖子反对“透明化”，并迫害他这个主张“透明化”的办公室主任的行为，竟盟内掀起了轩然大波。在《中国之春》的历史上，自李林决裂以来，盟内似乎还没有人这样干过，所以逼得王炳章不得不对呼延民进行安抚。后来呼延民告诉我，他“倒王”的决心，就是在那个时候种下的。
5-6谁在被除掉的名单上？
经济危机发生之后，有一次呼延民又把我请到他家。他告诉我，这样的“经济危机”在《中国之春》的历史上发生过很多次了，每一次都是王炳章用来排除异己的手段。民联“一大”之前，原《中国之春》的办公室主任杨怀安和主管财务的张伟发现了王炳章有一万五千元的财务漏洞，打算追查，结果王炳章就搞了一次经济危机，把杨张两人困在办公室两个月没发工资，后来不得不交出钢印和钥匙。他们刚一投降，王炳章就立即召开“一大”，显然并不是没有钱的。他暗示，这次经济危机也是王炳章制造出来的，他本人也是要被除掉的名单中的人之一。
我并不是第一次从呼延民这里听到过这类说法。但是这一次我亲身经历了，体会就更直接、更深刻一些。虽然出于对王炳章的好感，我不愿意相信这些传闻，但是有很多迹象也确实不能不引起我的怀疑。我发现，凡是王炳章打算留下来的人，他都做了安排。
胡平显然是不能排除的，否则他就不会在“三大”上拼死力扶他上马了。因此，王炳章提议保留胡平工资，免了胡平的后顾之忧，以免这位书生一怒之下，甩手不干了。后来我知道，林樵清还为胡平交过几个月的房租，每个月八百元钱。林樵清说是他私人垫的钱，但我一直怀疑私人怎么可能作这种事情。
我感觉他也是愿意我留下的，所以他提出我如果有困难的话，可以从加拿大移民公司拿钱。后来当我太太蕾蕾扔掉长岛保姆工作之后，他将自己的两个孩子送给她带看，每月给她五百元钱。我不知道这其中是否有暗中帮助我的意思，这五百元虽然不多，但如果蕾蕾找不到工作，这五百元毕竟可以保个险。
柯力思是王炳章的老搭档了，对王炳章忠心耿耿，自然也不在排除之列。所有工作人员遣散之后，有一天蕾蕾坐在打字室研究打字机，看见王炳章把柯力思叫到这个房间里，两人关上们，嘀咕了一会儿。他们当时没有注意蕾蕾在场，就象我们平时谈话总也不注意小陈在场一样。蕾蕾看见王炳章拿出三百元钱，交给柯力思，说是给他的生活补助。柯力思推托了一阵，说他家里会从台湾寄钱来。王炳章说他这么大人怎么好意思用父母的钱，硬把钱塞给了柯力思。蕾蕾回来把这事告诉了我，我叫她不要声张。我不想把这种事情张扬出去，但是这毕竟说明，王炳章对于他的铁杆，是有钱安排后路的。
林樵清的家庭似乎很有钱，不存在后顾之忧的问题。况且他在总部和编辑部也没有什么职位了，不拿工资，所以经济危机及裁员也不关他的事。老李和老王属于一般雇员，不是核心人物，可有可无，所以不必特殊关照。至于小陈的工作，林樵清和我打了一个招呼，希望能够继续雇佣，有钱先发她。我同意了。这也是很自然的，她又不是盟员，当然不会给我们打义工。当时我对发行的一摊一点也不熟习，薛伟都搞不明白她的那套工作程序，只要杂志还要出刊，我不雇她靠谁？既然雇了她。当然宁愿不发我自己的工资，也要先发她的工资。
推算下来，如果王炳章真打算把什么人排除出编辑部的话，那么最有可能的是薛伟和杨漫克。这两个人后来都证实了。后来王炳章都明确地对我说过薛伟是国民党线民，杨漫克是共产党特务，不能留在办公室内。然而呼延民是否他一定要排除的对象，一直没有证实，只能推测。
以后的事实也证明，王炳章口袋里并不是没有钱的，支撑几个月是完全够用的，至少还没有逼到马上要停刊裁人的地步。可是他为什么要急于宣布这次经济危机，至今对我还是一个迷。
作者：万润南 在 寒山小径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上一次由万润南于2009-6-26 周五, 上午6:45修改，总共修改了1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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