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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楚：中国之春回忆录（第一章）不白之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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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楚：中国之春回忆录（第七章）民联复苏 -- 万润南 - (19142 Byte) 2009-6-25 周四, 上午2:18 (394 reads)

万润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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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6/04/03
文章: 1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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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丁楚：中国之春回忆录（第七章）民联复苏（续） (361 reads) 时间: 2009-6-25 周四, 上午2:27

作者：万润南 在寒山小径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7-6左右开弓，四面出击

有一件事情曾经令我感到非常吃惊，竟然会有人怀疑王炳章是中共的统战特务。这使我发现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和沟通是多么困难。

纽约大约有五十万华人，这里绝对是右派的天下。每年国民党的“双十”节，纽约中国城都有盛大的游行，可是共产党的“十一”国庆却从来也组织不起群众性的庆祝活动。国民党在每一个城市里都有一个非常权威的华侨团体，叫“中华公所”，它每年都要进行选举，当选的“中华公所”主席被公认为当地的首要侨领。

一九八八年当选的中华公所主席陈炳基是个顽固的极右派。在纽约，有很大一批像陈炳基这样的老华侨，与共产党不共戴天。到了李登辉年代，他们还抱着蒋介石时期的反共大陆的信念，坚守蒋经国时期的“三不”政策。在他们眼里，几乎把所有大陆人都看成是亲共分子。

陈炳基在侨社的右派中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但是他对民联似乎有很深的成见，认为王炳章是共产党派到海外进行统战的特务。当我听到这个说法时候不仅哑然失笑，我简直难以相信，人与人之间的误解怎么可能到达这种愚昧的地步。只要有一点常识的人都会理解，共产党憎恨王炳章要远远甚于陈炳基。我奇怪的是，为什么像这样比窗户纸还薄的误解，王炳章竟然这么多年都没有捅破？

后来有一次，王炳章非要拉着我去见陈炳基，我这才了解其中的原因：王炳章不会讲广东话，而陈炳基听不懂国语。王炳章需要我和陈炳基沟通，因为我会讲广东话。

趁着陈炳基当选，我们前去庆贺。我和陈炳基谈了二十分钟就把所有的误解给消除了。陈炳基还当场签了一张支票，捐给《中国之春》。我这才发现，民联在侨社实际上没有多少影响力。我本来以为侨界中右派会天然地把民联当作盟友，没想到还要花这么大的力气去一个一个地沟通。

侨团中也有一些亲共的左派团体，如果说右派团体以老华侨为主，那么左派团体大多是中年的商人和知识界人士。每到大陆的“十一”国庆节，中共驻纽约领事馆都要举行餐会，邀请左派的侨团代表参加。每到有这种机会的时候，我都尽量去，也鼓励民联盟员去。

过去民联成员每到这种场面都故意给中共官员出难题，给他们一些难堪。这是王炳章时期民联传统的做法，其效果无非是在右派的报纸上造了点新闻，但是却搞得中共官员每碰到民联成员都如临大敌，把我们当作盗贼一样防范。我心里不太赞成这种传统的做法，我不希望民联成员在这种场合总是扮演“捣乱者”的角色，我希望我们能够和中共官员或者左派的人士平和地聊天，平等地交往，轻松地照相，总之给他们留下好印象。尽管当时他们不一定知道我们的真实身份，但是我相信当哪一天他们知道了我们是谁，当初的好印象也很难抹去了。

我认为，如果我们对待共产党的基本战略是对话而不是对抗的话，那么“捣乱”就没有多大意义。对话的前提是要让对方放弃对你的恶感，建立基本的信任，让他们了解，民联的成员都是讲道理的善人，不是专门捣乱的恶人。胡平曾经说过：人群中无所谓“左派”还是“右派”，只有“讲理派”和“不讲理派”。我觉得这种分法非常精辟，既然我们承认每个人都有信仰自由，那么是左派还是右派只不过是信仰问题，只要大家讲道理，君子动口不动手，完全可以和平相处。这个世界上你信什么都无所谓，最怕你不讲道理，粗暴压制不同意见。这最终归结到我们提出的基本原则：权利重于是非，形式重于内容，手段重于目标。

我一直在寻找一个在公开场合下与中共官员善意对话的机会，创造一个先例，消除中共官员与民运团体对话的恐惧感。后来在中共侨委主任廖辉访问纽约的记者招待会上，我终于逮着了一个机会。

廖辉的记者招待会在中共驻纽约领馆召开。我带着郑为民和林心声进了会场。根据记者招待会的规则，所有记者在提问前首先要自报家门。席间我站起来提问，当我自报是《中国之春》记者丁楚的时候，全场哗然。主持会议的汤领事脸都变了，立即从主席台上走下来，想赶我走。可是廖辉表现得非常从容，他用手示意，制止了汤领事，让我继续提问。

我提的问题是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很多中国大陆的公民在美国申请了政治避难，希望廖辉主任说明一下当局对这些人的态度。廖辉的回答是非常得体的：这些人因为各种原因留在异国是可以理解的，但我相信他们心里还是爱国的，如果他们什么时候愿意回国看看，政府表示欢迎，绝不歧视。

廖辉说罢，全场响起掌声，整个会场的紧张气氛当即松弛下来。接着，郑为民从我身后站起来，对廖辉说：“我们中国民联成员对廖辉主任今天表现的开明和大度表示赞赏。这里有一封民联总部给李鹏总理的信，是关于对留学生政策的意见的，请廖主任转达。”汤领事又一次站起来想干涉，但是廖辉再一次示意，请他把信收下，表示同意转达。

无论这个场面多么短暂，我相信它都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这是中共高级官员第一次没有歧视《中国之春》的记者，把他们当作一般的报刊记者对待。双方表现得都很好，都得了分。廖辉表现得相当开明和理智，中共得分，而民联成员也表现出理智和善意，同样得分。郑为民及时地对廖辉的善意投桃报李，显示了中国民联成员也是“讲道理派”，并非专门捣乱的人。汤领事等如果能够看到这一点，下一次不必表现得如此紧张了。我相信，不一定非要让对手失分自己才能得分，有时候要想自己得分，不妨让对手也得点分。

一九八八年是个充满机会的年代，不但是大陆政治最宽松的时候，同时也是台湾政治的转折期。受这两大本土政治的影响，海外的政治气氛也显得异常活跃。

胡平和朱高政的政见辩论会，是纽约知识界一个颇为轰动的话题。朱高政是留学德国的哲学博士，当时是台湾民进党的政治明星。他在台湾首开在国会武斗的先例，被称为反对派的超级战舰。

辩论会被安排在纽约台湾会馆。那是个台独色彩很强的台湾人活动中心。当天来的人多数都是台湾人，形势对胡平颇为不利。辩论的主题涵盖面很宽，包括对一些政治问题的看法，关于反对派的战略原则，两岸关系等等。从现场效果来看，胡平似乎显得很被动，一副书生论政的形象；而朱高政充分地显示了一个政治明星的表演才能，在讲台上嘻笑怒骂，气势逼人。台下的观众多是朱高政的支持者和崇拜者，轮番对胡平起哄，为朱高正鼓掌。

胡平的论点基本上可以归纳为搞政治不但需要讲策略，而且也需要讲规则；而朱高正的论点刚好相反，认为反对派为了战胜强大的专制对手，可以不择手段。民进党的历史和朱高政在政坛上的政绩为他的论点作了充分的注脚。当时民进党风头正旺，夹此之威，朱高正以反对党的长兄自居，总是不自觉地以教训人的口吻对胡平说话，在他眼里民联还嫩得很，只有走民进党的路才能出头。

《世界日报》和《中国之春》都全文刊登了胡高二人辩论的记录。当时普遍的舆论认为，胡平在辩论中略占下风。但是仔细读一下辩论的记录，不难发现，胡平的论点耐人寻味，而朱高政的言论只能引起一时之快，未必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后来，朱高正本人在碰壁之后果然也作了忏悔。凡大陆人读了两者辩论记录之后，都一致公认朱高正的思想要肤浅得多，应该把他送到大陆去，让共产党去修理一下他。按照他那一套战术，十个脑袋也不够用，共产党能把他碾成肉饼。
依我看，胡高两人是完全是站在不同的基点上对话，双方各有自己的假想敌。胡平的假想敌是共产党，朱高正的假想敌是国民党，而这两个党的统治手段有很大的差别。国民党的理论是军政、训政、宪政三部曲，等于说在训政期间暂时代管权力，到了宪政阶段就会还政于民。有了这个理论上的许诺，反对党就有了进攻的支点，你借了东西总要还的，不能无限保管下去，所以民进党可以代表民意催促国民党还政。可是共产党的理论根本不给你讨债的机会，它宣布只给人民民主，不给敌人民主，只给好人民主，不给坏人民主，如果你要求民主权利，它只要宣布你是坏人，就可以理直气壮地镇压你。因此，共产党是比国民党利害得多的执政党，朱高正的那套东西，对付共产党差得远。但是不论怎样说，胡平和民联都在这场辩论中赢得了很高的知名度。

从一九八七年我在总部隐居的时候起，我就知道王炳章一直在考虑打台湾牌了，我记得这是我们经常谈论的一个很重要的话题。我当时总的想法是，促成国共两党和谈，借国民党的力将大陆的门挤开，民联可以借机从门缝进入大陆，进入以国共两党为主的多元化政治。问题是具体的步骤怎样走，首先从何处落脚。我当时还不很确切地知道民联对国民党的依赖关系，所以我总是想着民联的组织和《中国之春》杂志如何挤进台湾。实际上，一直到八九年，民联组织和《中国之春》杂志都不准进入台湾，无论是蒋经国还是李登辉，显然不会把台湾两千多万人的利益押上赌台。当时王炳章对这一点比我知道得清楚得多。最后，王炳章提出了一个当时比较切实可行方案，就是策划大陆留学生访台，具体的计划是我执笔写的。后来由于蒋经国逝世前后，台湾政局动荡，此事提不上议事日程，暂时搁置起来。到了一九八八年夏天，台湾的局势稍微稳定后，这个计划又被拿出来了。

大约是六月的一天，王炳章在他家里开了一个策划大陆留学生访台的会，参加者有胡平、我、程铁军、吴牟人。大陆留学生访台，在当时的台湾是个很敏感的问题，肯定需要最高决策层拍板。过去我们的设想都是通过民间渠道把消息递上去，可是那一天我猛然突发其想，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提议：为什么不直接给李登辉写信，直接将他一军。由民间传递的信息未必能到达高层，而就算到达高层也未必会有答复，但是给总统的信李登辉无论“是”还是“否”都必须给个答复。在场的人一听都一致赞成，而且提出此信还要写成公开信，李登辉不答还不行，总得向舆论有个交代。程铁军当即执笔，拟就了公开信的草稿，胡平和我进行了文字上的修饰。我记得当时还碰到一个颇为头痛的问题：如何称呼李登辉。

如果称李登辉为中华民国总统，大陆留学生未必会接受。如果直呼李登辉先生，似乎又缺乏起码的尊重。讨论来讨论去，最后还是决定称呼李登辉总统，让那些有意见的大陆留学生抱怨去吧，不论你承认还是不承认，人家李登辉毕竟是实实在在的总统。之后，我们又讨论了民联准备推荐的访台的候选人，初步决定有程铁军、吴牟人、徐邦泰、李少民、于大海等。

此信发出之后，留学生访台的事几经波折。台湾刚刚开放与大陆的交往，当局心里还十分紧张，把申请者祖宗三代都查了个遍。据说一些留学生为了争取访台的机会，还打小报告相互告发对方是共产党员，中共特务，或者亲共左派，程铁军和李少民据说就是因为这种告发被刷下去了。听了这种传闻，我一方面为大陆人这种劣习感到羞耻，另一方面也为台湾当局这种小家子气度感到悲哀。在这方面，共产党作得比国民党有气度得多，至少中共并不在乎来访者是否国民党员，也不要求他们退党，而这些竟然是进入台湾的首要条件，令人觉得十分滑稽。

到了一九八八年年尾，大陆留学生访台代表团才成行。成员最终定为五人：徐邦泰、吴牟人、许成钢、钱颖一、裴敏新，其中徐吴二人为民联成员。徐邦泰等五人在台湾受到隆重欢迎，几乎轰动了全岛所有新闻。这是四十年来大陆人对台湾的第一次正式访问。接待他们的级别之高，几乎不亚于国家元首，这使他们大出了一番风头。

大陆留学生的访台至少在海外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在此之前，海外的大陆留学生一直视台湾人为异己，相信台湾人亦是如此。很多留学生不但不敢和台湾官方打交道，就是和《世界日报》之类具有台湾背景的民间机构打交道都胆战心惊。自从徐邦泰等人访台造成新闻轰动之后，海外的两岸公民之间的距离似乎忽然拉近了，此后，大陆人与台湾人之间通婚、合营、共聚一堂讨论国是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后来大家就习以为常了。

作者：万润南 在寒山小径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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