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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楚：中国之春回忆录（第一章）不白之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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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楚：中国之春回忆录（第五章）财政危机 -- 万润南 - (17990 Byte) 2009-6-25 周四, 上午2:00 (623 reads) |
万润南
[个人文集]
加入时间: 2006/04/03
文章: 1370
经验值: 57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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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万润南 在 寒山小径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第六章：以商养运
6-1太太来得正是时候
我太太蕾蕾是三月五日从香港抵达纽约。那天是星期六，飞机晚上七点多钟到。当时郭城刚好住在我家，我和他一起去接飞机。蕾蕾在车上就和郭城混熟了，一口一个“郭大哥”，把郭城叫得晕呼呼的，立即自告奋勇说第二天带蕾蕾去逛纽约城。我当时被经济危机的消息压得喘不过气来，也乐的把蕾蕾交给这位“郭大侠”照看。
蕾蕾此时来的不早不晚，正是时候。她要是早一点来，我们俩根本没法过日子，我一个人一无所有，没有房子、没有家具，也没有汽车；可是她要是晚一点来，我很难说有信心单独撑过经济危机，当时我不但有生活费的问题，还要继续交学费，如果没有她的支持，也许我就得辞职到外面找一份工作去了。
寒假过后，我从学校宿舍搬到了艾姆赫斯特的《中国之春》附近。那幢房子的房东刚结婚，住到纽约上州去了，房子整层都空着。我最初租了其中的一间。后来因为蕾蕾要来，我要求每月九百元把房子全部都租下来。房东很高兴就同意了，甚至把很多家具和日常用品都留给了我们。
这幢房子简直就像是为我准备好了似的，它不但解了我生活上的困境，而且给我的事业和工作带来了极大的方便。
首先它离办公室近，几乎位于《中国之春》编辑部和民联总部的中点上，走路到两个办公室各需要十分钟左右。家住得近，办公室就成了我伸延的书房，我可以晚上在办公室工作到很晚。后来很多盟员都说，他们深夜打电话，总可以在《中国之春》办公室找到我。这使他们非常感动，觉得我几乎是没日没夜地在工作。在我主持民联日常工作的时期，丁楚的勤勉是有口皆碑的，即使后来恨我入骨的人都不得不承认。这曾为我在盟内积累起很高的威望和声誉。
那幢房子的客厅空间很大，中间有一道拉门，我和蕾蕾住在里面的一半，拉门外面的一半当客厅，可以容下二三十人的聚会。厅的地毯非常漂亮，根本用不着沙发和椅子，客人来了直接就可以坐在地上。厅的外层，还有一个很漂亮的玻璃廊，摆上一排椅子，坐在那里。可以清楚地看到街道上来往的汽车和行人。由于离办公室近，再加上空间大，我家后来逐渐取代了王炳章家，成了南来北往朋友的交通站，以及当地盟员非正式的活动中心。他们出了办公室都愿意到这里聚会谈天。一些办公室不方便的秘密会面或会议，常常在我家召开。这个便利条件，曾一度使我成为盟内人缘最好的人。
这幢房子给我带来的最大的好处是为我省了大笔的房钱，让我从容地挺过了第一次经济危机。我是“二房东”，自己住两间，将其他房间都出租给其他房客，中间还曾经办过旅客招待所，收的房费平均下来几乎可以打平成本，我自己等于不付房租。在纽约生活，房租是生活费中最大的开支，平均要占收入的一半，省了房租，一个月几百元就可以过得很从容了。美国的食品是非常便宜的，只要不讲究，简单地吃饱并保证营养，花不了多少钱。
蕾蕾来的第二天是星期天，王炳章夫妻一早就来探望我们，还带来了一些日用品作为礼物。蕾蕾一见面就喜欢上勤勤了，但是她对王炳章的印象很不好，甚至对他很冷淡，不愿意和他讲话。当时王炳章梳着一个中分头，戴着一付金丝边眼镜，身穿呢子大衣，脚蹬一双尖头皮鞋。后来蕾蕾对我说，她一见王炳章的面就觉得他象电影里的汉奸，阴险狡猾。蕾蕾是个很单纯直率的姑娘，疾恶如仇，从不掩饰脸上的喜怒哀乐。她非常相信自己的直觉，对王炳章的坏印象一直持续到最后。后来我和王炳章的关系从疏远到决裂，蕾蕾在中间起了很微妙的作用。
蕾蕾在家里休息了三天，就在长岛找了一个保姆的工作。那一家有三个孩子，蕾蕾要住到他们家去，管吃管住，每月九百元钱工资。每个星期天晚上我开车送她去“上班”，星期五晚上我开车去接她回来。蕾蕾是家里的幼女，父亲的掌上明珠，小时候自己还要保姆伺候，现在一来倒要给别人当保姆去，心理上转不过弯，情绪非常低沉。每个星期天我送她去长岛的时候，她都要哭鼻子，象一个要被送去幼儿园的小姑娘一样。而每个星期五我去接她回家，车还没到，她就站在门口翘首以待了，就象被放出牢笼的鸟。
周末，蕾蕾会兴高采烈地一步不离地跟着我，象个跟屁虫，在办公室干各种各样的杂活。她曾经在大陆的机关里当过打字员，我就让她呆在打字室研究一下《中国之春》的中文打字机，希望她能够在这方面帮一下忙。蕾蕾在不熟悉的人面前一声不吭，乖的跟只猫似的，但是在熟悉的人面前就叽叽喳喳，活像只八哥。她的这种性格似乎很招人喜欢，大家都把她当孩子看，其实她比勤勤还要大一岁。而表面上看，勤勤比她老成持重得多。
蕾蕾脑袋里完全没有政治神经，常常在《中国之春》办公室里一边起劲地干着“反革命勾当”，一边嘴里大声地赞扬共产党，大骂海外民运分子素质太差。但是大家公认，她是一个很好的工作人员，尤其在做那些细小的琐事上，井井有条，一丝不苟。薛伟称她是最好的办公室秘书。有一次他说，如果他有一个办公室，一定请蕾蕾来管。胡平对蕾蕾工作的积极态度给予高度评价，有一次他半开玩笑地表扬她：“我看我们办公室里，蕾蕾是最积极的反革命，丁楚是反革命家属。”
有一次我问她：“你一到纽约，就掉进了贼窝，害不害怕？”
她理直气壮地说：“怕什么？我帮我先生啊。”
蕾蕾在长岛那家干了两个月就辞职了。她已经和那家人的三个孩子混得很熟了，她本身就像个大孩子，深得孩子们的喜欢，那家人对她也很满意。但是她忍受不了每星期离开我五天，坚决不干了。
可是蕾蕾在家里晃了两天，又心里惶惶然了。我建议她在家里办一个托儿所，就把外面的厅给孩子们活动，这样她就可以呆在家里了，同时可以帮《中国之春》打字。因为经济危机，我们总是拖欠打字徐小姐的打字费，她似乎也不太愿意干了。她向我请假一个月回台湾探亲，我必须要在她走之前将蕾蕾训练出来，以便马上就可以顶上去。
我在房子的大门外面贴了一个大广告：托儿所，招收三岁以上幼儿，每个月三百元。谁知第一个上门来的客户是宁勤勤。她说要把两个儿子交给蕾蕾看，管一顿中饭，一个月五百元。
王炳章和宁勤勤的两个儿子，老大王造时，五岁，我们都叫他“汉斯”，老二王代时，三岁，我们都称他“代代”。这两个小家伙长得人见人爱，尤其是代代，眉清目秀，一脸的憨像，活像个小熊猫。蕾蕾一见这兄弟俩就喜欢上了，满口答应。每天早上宁勤勤把俩个小家伙送来，每天下班后我用车把他俩送回家，就不用宁勤勤来接了。
由于这两个孩子，我们和王炳章一家建立了非常亲密的个人关系。王炳章和宁勤勤有事情，或者想出去看电影，就把孩子扔在我家，有时候两兄弟在我家睡到半夜，醒来之后迷迷糊糊地管蕾蕾叫“妈妈”。王炳章和宁勤勤有时候忙，没有给孩子吃饱就送到我家来了，两个小家伙饿得猴急，见什么都往嘴里塞。把蕾蕾心疼得对着王炳章两口子哇哇大叫，警告他们不得虐待儿童。王炳章在家里对孩子试行“法治”，动不动就给两个小子关禁闭。汉斯和代代到我家就向蕾蕾控诉，说爸爸把他们关在壁橱里。蕾蕾急了，嘴里大骂王炳章是法西斯，好像受虐待的不是王炳章的孩子，倒是她自己的孩子。
蕾蕾每天上午给孩子们上课，教他们认中文字，读唐诗。中午安排他们两个小时午觉，下午让他们随便玩，这样她可以给《中国之春》打字。孩子睡觉的时候，我回家吃饭都得蹑手蹑脚，稍有响声，就要被蕾蕾臭骂一顿。蕾蕾对代代喜欢得着了迷，她常常长久地凝视着代代那付天使般的睡相，想象着她今后也要有一个像代代一样可爱的儿子。
那段时期，是我们和王炳章一家的蜜月时期。营造出这种气氛的是蕾蕾，可是后来破坏这种气氛的也是蕾蕾。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后来有人评价，王炳章的太太可以把他的敌人变成朋友，胡平的太太可以把他的朋友变成敌人，而丁楚的太太可以使他的朋友变成更好的朋友，使他的敌人变成永远不饶恕他的敌人。蕾蕾是个爱憎分明，喜怒形于色的人，这种人总是会制造极端。
6-2加拿大移民公司
我已经记不清关于办“加拿大移民公司”的主意是谁提出来的了，后来宁勤勤一口咬定是我的主意，可是我实在怀疑这一点。我刚到美国不到一年，何以有这样的知识和想象力？我相信王炳章和宁勤勤一定早就打过办加拿大移民公司的主意，但一直没有下决心。也许我的鼓动，只不过帮他们下了这个决心。
我记得我在总部工作的时候，一次和王炳章聊天谈到以商养运。这对于王炳章来说，并不是个新的话题。民联内部讨论这事已经很久了，可是还没有一桩成功例子。王炳章自己在编辑部和总部之间的八十二街上开了一个国际工商服务公司，主要经营代客电传、代客接电话、代客收信、代客复印的业务。那时候大陆正在第二波“公司热”的浪峰上（第一波在一九八四年到八五年），海外不知道从那里冒出来了那么多“皮包公司”，纷纷争着与大陆做生意。很多从大陆来的人，觉得凭自己在国内有关系，可以当个中间人，赚点佣金外快，纷纷挂起了公司的招牌，自命董事长、总经理。这些手持高级名片的中间人有很多住在纽约贫民窟的隔间里，家里连电话都没有，更不用说商业必须的电传机了。但是他们的名片上必须有电话号码和电传号码，于是王炳章的服务公司的电话和电传就成了这些人名片上的号码，为他们收发各种各样的商业信息，计件收取服务费。
这个工商服务公司，主要由宁勤勤在经营，看来也赚不到什么大钱，也就赚出一个人的工资而已。但是这个地方却是个“以商养运”现成的基地，有现成的办公室、电话、电传、电脑、复印机，还有一台旧的印刷机。
王炳章分析，从明年起，美国将有一大批留学生从学校毕业，面临出路问题。而留学生的出路问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身份。自费留学生还可以通过就业取得劳工证的办法取得绿卡，而公费留学生的出路基本上只有两条：政治避难和移民加拿大。王炳章认为，当最后的时刻逼近的时候，这批留学生会不惜代价寻找出路。如果看准了，办个移民公司来帮助他们解决身份问题，这个市场是可以赚大钱的。
刚到纽约的人都是天不怕地不怕。我在大陆办过皮包公司，白手起家也赚过大钱。一听王炳章的分析就来了劲，极力主张办一个“加拿大移民顾问公司”。
说干就干，我们立即找来宁勤勤，具体商量开办移民公司的可行性，她是加拿大公民，经常往返于加拿大与美国之间，对加拿大的情况比较熟悉。
宁勤勤从外表上看是个很有教养，很温顺的女人。她五官清秀，皮肤白晰，圆脸上架着一副挺时髦的透塑眼镜，几乎占据了整个脸蛋的三分之一，在眼镜的玻璃镜后面，一双聪慧的眼睛总是含着笑意。她乐于助人，善于交际，讲一口流利的英文，是王炳章难得的“贤内助”。
宁勤勤是个非常聪明的人，她一来果然出了很多非常好的主意，一个本来很粗糙的设想，经她的策划立即变成了一个离现实近在咫尺的计划。宁勤勤说，加拿大是世界上最容易移民的地方。那里的移民分三大类，投资移民、亲属移民和技术移民，留学生的移民基本上属于技术移民。技术移民的手续其实非常简单，只要到加拿大驻当地的领事馆去拿一张表格，回来填好寄去就行了。技术移民有十项指标，如出生地、年龄、教育程度、语言能力、专业专长、工作经验等等，每项指标十分。移民官会给申请者的各项指标打分，然后将所有的分数相加。如果总分超过七十分，就基本上可以通过，然后移民官就会通知申请人面谈，主要是核实你表格里所填的各项内容是否属实，如果属实，一般都会批准。对于技术移民来说，最重要的指标是你的专长和专业，但这一项的分数并非固定的，而是要根据加拿大本国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来决定。加拿大劳工部每三个月发表一个小册子，上面公布本国劳动力市场对各项职业和专业的需求量，移民官就是根据这些需求量加权得出各种专业和职业的移民分数。
宁勤勤笑着说：“其实只要你懂得这套程序，自己就可以办移民，根本就用不着移民公司和移民律师。移民申请表格和劳工市场需求指南在加拿大领事馆都有，任何人都可以随便去拿。我们办这个公司不过就是凭垄断信息而已。”
白手起家，空手套狼之类的美梦我已经作过很多次了。在纽约，做生意少不了投资，没有本钱，只好作白手起家的梦。有时候，一个好的主意，就有可能把这个梦变为现实。
宁勤勤很快就把公司注册的手续办好了，我们去一家西班牙银行开了一个户头。这个移民公司几乎用不着投资，就利用勤勤的“国际工商服务公司”的办公室和电话。
“国际工商服务公司”是一个半地下室，一进门是一个厅，是顾客等候排队的空间。右手边有一个像售票口一样的玻璃窗，顾客通过窗口和里面的主人打交道。窗口里面就是办公室，有三个办公桌，还有一个大的台子，上面放着电脑和电传机。靠窗口的这面墙上，是一排信箱，按照编号出租给顾客。
在这个办公室的对面，还有一间空的屋子，里面只有一张办公桌。王炳章有的时候在这里约见一些不愿意在《中国之春》编辑部露面的人。我们就准备把移民公司开在这间空屋子里。
宁勤勤去加拿大领事馆拿了一些表格和劳工市场的小册子，在报纸上登了一个广告，移民公司就正式开业了。可是开业不久，我的学校也开学了，我搬到学校宿舍去住了。
我不记得那时我是否在宿舍里装了电话没有，王炳章后来抱怨说，我就像失踪了一样，简直没法找到我。其实我即使装了电话也是白费，因为我一个人要打四份工，忙得除了晚上睡觉之外，根本就没有时间呆在宿舍里。我给所有朋友的电话都是我晚上看守的那个自习室旁边的公用电话号码，因为那个时间我是肯定在那里的。自习室的学生大多都认识我，说找我他们都会传话。
有一天，宁勤勤终于在那个公用电话找到了我。她在电话里大发牢骚：“丁楚，你这家伙真不象话。你一甩手，这一摊都扔给我，就跑得无影无踪了。”
我乐了，问：“怎么样，生意还好吧？”
“不好我也不会来找你，现在收了一大堆信，要回电话，还有人要来面谈，我应付不了。我不知道怎样和这些大陆人打交道。”
“老王呢？”
“他不方便出面。人家都知道他。”
“这么说，你是非让我出面不可了？”
“老兄，办移民公司是你出的主意，你总不能一点也不管吧？你来当经理好了，这一摊我管不过来。”
我想了一下，说：“我只有星期五下午有时间，其余时间都要工作。这样吧，凡是要面谈的，你都约在星期五，我星期五到移民公司工作一下午。接电话、面谈、整理档案。表格你平时填一下可以吧？”
宁勤勤犹豫了一会儿，说：“哪有公司一个礼拜只开一天门的？”
“你接电话就说，丁律师是本公司聘请的法律顾问，只有星期五接待来访者。”
宁勤勤大笑：“这玩笑不能开，冒充律师犯法的。”
我也笑了，道：“那就说移民法律顾问。不过，我接待客户的时候，还需要一位女秘书。堂堂法律顾问可不能没有秘书。”
宁勤勤叹了一口气，说：“只好我来当秘书了。”
星期五，我到了国际工商公司，移民公司已经接到几十封信了，都需要回电话，或者寄表格。我发现宁勤勤并没有认真地经营这个公司，至少连客户的档案都没有建立。这也难怪她，她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光王炳章那两个儿子，就够她忙的了。
我很快地按姓氏的字母顺序建立了一个档案，然后逐一回了信，并回了电话，解答了一些问题。在电话里我一律告诉对方，有什么问题找我，请在星期五打电话来。下午四点，宁勤勤约了一个客户，我在办公室对面的小屋子里接待了他。事先我们把那间小屋收拾了一下，还装模作样地摆了一台打字机和一台电话（线不通的）。
我西装革履，收拾得仪表堂堂，摆出一副法律顾问的姿态。宁勤勤规规矩矩地坐在打字机旁填写一份移民表格，严然象个秘书小姐。那客户是个留学生，还带了妻子，特地从外地赶来的。我回答了他们的一些问题，并为他们计算了移民分数。我告诉他们，如果移民分数不足七十分的话，我是不会接收案子的，而我估计他们的移民分数已经大大超过了移民线，所以他们的案子本公司决定受理。那个留学生显然很满意，当场填了表格，交了七百五十元钱。我记得他是最顺利的一个，很快就被通知面谈了。
按照我们的收费规定，一个案子共收费一千五百元。接案子的时候先收七百五十元的押金，等移民官通知面谈后，再交七百五十元。如果申请在面谈之前被移民官退回，就意味着不批准，我们将退还押金中的五百元，扣留二百五十元作手续费。但是移民官的面谈没有通过，我们将不退钱。我们只能保证到移民官面谈，面谈没有过关就不关我们的事情了。这也合乎情理，因为有些人在填表的时候会说谎或夸大事实，我们不可能对此负责。例如，你说你会说法文，但是移民官考你的时候发现你根本就不懂法文，他就不会批准。那就得你自己对自己的谎言负责。
客户走了之后，我和宁勤勤捧腹大笑。当时我和王炳章都没有身份，公司是用宁勤勤的名字注册的，所以她是老板娘。老板娘冒充秘书小姐，颇有点滑稽。
看着我们的表演成功，宁勤勤的积极性大增，又提出一些建设性的主意。根据她的建议，公司又开设了咨询业务。如果有人愿意自己办理移民手续，无需本公司代理，但他又不能判断自己能得多少移民分数，那么我们可以向他提供一份加国劳动力市场需求状况的材料（我们将宁勤勤每季从加拿大领事馆取来的材料复印很多份）和一份指导申请人如何计算分数的指南。只要寄来四十元支票，我们就把资料寄去。后来我们发现，这种钱实际上赚得更容易也更保险，拿钱寄材料，买卖双方两清，用不着担心拒绝、退款等后遗问题。
后来宁勤勤回了一趟加拿大，顺便和一家猎头公司联系上了，对方同意为我们推荐的人才寻找出路。这样我们就可以把我们准备移民加拿大的客户的履历表寄给他们，请他们在加拿大代找工作。只要移民的申请者能够在加拿大找到工作，就足以说明他的专业是本国市场所需求的，一般移民官都不会拒绝。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提高本公司客户的移民成功率，而且那个猎头公司的佣金是从用人单位提取的，我们的移民客户也用不着多花钱。
有了第一批客户之后，他们就会带来第二批客户。口碑相传，加拿大移民公司的名声也打响了，生意日益兴旺起来。可是顾客多了麻烦也来了，我后来主持《中国之春》编务和财务之后，被编辑部的事情缠得脱不开身，无暇顾及移民公司的业务，以致很多客户的申请手续被拖延。于是越来越多的客户打电话来抱怨，有的甚至要求退款。我曾经请了一个留学生来管理公司业务，但是效果不佳。
七月，《中国之春》的经济危机进入了最困难的阶段，积压了四个月的账单再也无法拖下去了，而且打义工的人终有一天会顶不住的。我和王炳章商量了一下，决定杀鸡取蛋，关闭移民公司。扣除了房租电话及退款之后，移民公司的账上余款两万六千元钱，全部用来发工资和支付账单了。这个加拿大移民公司在最危机的时候，舍命挽救了《中国之春》。
6-3中国之春认股计划
从四月开始，胡平和王炳章就到美国各地去演讲，同时推行《中国之春》基金会认股计划，为杂志社筹款。
四、五、六三个月，《中国之春》杂志的封页上印上了“SOS”（国际通用的呼救符号）的血红大字，以及认股计划的细则。我每天都收到一大堆信件，里面夹着捐款的小额支票。有的十元，有的二十元，其中也有很多是认股的支票。
从技术角度来说，我一看见小额支票就头痛。每张支票我要花十分钟处理，每天几十张支票就够我忙到半夜的了。但是每当我读着那些支票的附言时，都有一种难以抑制的激动，几乎每句话背后都隐含着一个意思：坚持住，中国之春不能倒。我常常读着那些热情洋溢的来信，眼睛里充满着热泪，这些小额支票虽然帮不上多大的忙，但是却给了我一种近乎于神圣的使命感。我心里明白，它们给予《中国之春》的物质力量，远远比不上精神力量。
经济危机给予我们所有人的考验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更重要是精神上的。以中国人吃苦耐劳的素质，一个月四百元也照样能活。可是如果大家知道这种状况是暂时的，希望的曙光就在前头，那么所有的人都会咬着牙坚持住。可是问题就在于，谁也不知道这种困难的状况将要持续多久，也许每个人每天都在不停地问自己，如果将来没有稳定的财源，自己的生活怎么办？尽管我们每天都能收到小额的捐款，但是《中国之春》要是完全靠这种不稳定的小额捐款来维持，就相当于把一个完全没有动力保障的帆船扔进太平洋，赶上风就驶，停了风就漂，其危险是可以想象的。我知道，凭我的能力可以很容易在社会上找到一个工作，眼看着暑假又要来临，如果我不能在这段时间筹足下个学期的学费，恐怕我也要步胡平的后尘，沦落为“职业革命家”了。眼看着我的积蓄逐渐接近危险线，我脑子里不时地闪过一个念头：辞职。然而，每当我看到“中国之春不能倒”的附言，我就觉得任何辞职想法都会产生一种罪恶感。直到“罢王风波”之前，我可以说都是一个带有强烈理想主义色彩的“民运人士”，而那时候，整个民联也都充满着理想主义色彩，在那段民联的上升时期，我的回忆似乎都是美好的。
头一个月，中国之春基金会认股的计划在全盟各支部开始推行，反应热烈。虽然认股的盟员不到五十人，但是有很多人认了不止一股，有人甚至认了十股二十股。成绩最好的是旧金山支部，我记得郭平一个人就认了二十股，也就是说他每个月就要捐出六百元钱。
我曾经算过一笔帐。以中国民联当时拥有八百盟员计，扣除失去联系和完全没有经济能力的人，算六百人，每人每月认一股，三十元，就可以稳固地支撑起《中国之春》杂志社的开支。不过后来我才意识到，这种平均值的算法在中国人中间根本就行不通。在民联成员中，占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大陆留学生和新移民还没有在美国社会站稳脚跟，他们中间很多人甚至连《中国之春》杂志都订不起，那里还会有钱捐款？从认股的成分来看，主要的捐款者是在美国公司工作的专业人员，他们中间很多是七十年代从台湾来的留学生，现在已经在美国成家立业了。这批人大约占民联成员的百分之二十左右。
我本来还期望民联里能有几十个企业家认股，后来发现这种想法实在天真。一来在民联中企业家简直是凤毛鳞角，数来数去也就是开过几家餐馆的黄奔。二来即使企业家也未必比薪金阶层更愿意捐款，在我管钱的整个时期，我没有收到过黄奔一笔捐款。后来我逐渐悟出了道理，过去王炳章经常提起黄奔，主要是为了用他的名字掩护从台湾来的捐款。可惜的是民联里面企业家太少，所以说来说去也就是一个黄奔总是挂在嘴上。于是给很多不知情的盟员造成一种假象，以为黄奔对民联做出过巨大贡献，后来黄奔在“四大”上能够选上副主席，全靠这种王炳章制造出来的印象。
王炳章每次从外地演讲回来，都能带回一大把捐款支票。而胡平在这方面的成绩就差远了。在一些小额捐款中，我有时还可以看见上千元的大支票。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张是林心声开的九千元支票，一张是徐英朗开的一万三千元支票。这两张支票都在银行账户眼看就要见底的时候奇迹般出现的。在那段时间里，王炳章给我留下的印象甚至比他是民联主席的时候还要强烈。一年前，他的个人能量是和他主席的职务重叠的，也许会有人认为这种能量部分来自民联主席的名位。可是现在王炳章已经不再是主席了，但他仍然能够让人感觉到他的力量，他仍旧像民联的柱石一样可以依靠。每当我见到银行账户上没有钱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是找王炳章而不是胡平。
6-4白手起家，空手套狼
一九八八年，正是中国大陆第二波“全民从商”的高峰，也许不是巧合，此时民联内部也掀起了一个“以商养运”的高潮。钱，就像浮士德的魔鬼，同时引诱着共产党的官员和海外的流亡者。
一九八四年至八五年，我在大陆曾经赶上过第一波“公司热”。那段时间我办了个“开发公司”，也是白手起家，正经八百当过几天万元户。加拿大移民公司在几个月内就赚了三万多元钱，也说明白手起家在海外并非不可能。历史的经验和眼前的经验都是令人鼓舞的，面对美国社会，我也和所有刚从大陆出来的人一样充满着自信。
经济危机把所有的人折磨苦了，赚钱的欲望像发孝的面团一样不可遏止。我当时整天都在做着白手起家的梦。我在盟内发了一个通知，希望所有的盟员都能群策群力，向总部提出白手起家的好项目和好建议。
那时候，一些当地的盟员经常在编辑部进进出出，出各种主意的都有。他们中间有很多人还没有找到工作，都希望总部能够办起一个企业，他们也有个着落。为了能够利用这些闲散的劳动力，我办了一个搬家公司。刚好我在街上拣了个便宜，花一千四百元买了一个才开了四年的小卡车。于是我在报纸上登了一则广告：小型搬运，机场接送。电话号码登的是我家里的号码，当时蕾蕾在家里办了个托儿所，她可以顺便接客户的电话。我把经常出入编辑部的一些盟员和留学生的电话号码都记下来，都作为搬家公司的临时工，平时他们用不着上工，也没有工资。但是一接着活，就打电话通知他们，从搬运费中发工资。
广告一登出，生意立即来了，整天电话不断。我本来最担心的环节是客源不足，可是没想到真干起来才发现瓶颈卡在劳动力上，这恰恰是我过去认为最不成问题的环节。那些原来看起来整天在编辑部游游荡荡的闲散人员，到了结骨眼上往往一个也找不到，或者都有事在身。常常是蕾蕾预订了为客户搬家的时间，到时候找不到人去，最后为了公司的信誉我不得不亲自出马。有时候我自己没有时间，就只好取消预约。
除了搬家，还有机场接送，大部分出车时间都在很难叫到出租汽车的半夜或清晨。要是找不到人出车，只好我亲自跑一趟。那时候我简直忙得连睡觉的工夫都没有。当时我要负责编辑部的编务和财务，学校每个星期还有三门课要上，还要管加拿大移民公司，另外还准备办一个招待所，由于没有钱，我雇不起工作人员，编辑部的大小琐事和所有企业的经营都落在我身上。幸亏我上个学期受过一人打五份工的训练，否则非转晕了不可。
后来我发现这样下去我简直无法承担。每办一个企业就等于在我自己脖子上套上一个绳索，这个绳索越来越多，终有一天非把我勒死不可。我脑子里有一大堆创业的计划，缺的就是开创这些事业的人，我想起了从共产党那里学来的“承包制”。
我在经常来往的盟员中间物色了一些人，一个一个和他们谈我的计划，然后问他们一个共同的问题：“你想当老板，还是想当雇员？”
“老板怎么当，雇员怎么当？”他们问。
“我帮你创造条件，把企业办起来。然后你把公司承包了，没有工资，多赚了你多得，《中国之春》也多得，亏了本你自己就没有收入，这是老板的当法。若是当雇员，你就光拿工资，每天四十元。”
几乎所有的人都异口同声地宣称宁愿当雇员不当老板。我这才深刻地体会到《共产党宣言》要消灭剥削制度之荒谬，这世界上大多数人放着老板不当宁愿当工人，其中绝非没有道理。人们看到的资本家都是最后在树上接出的果子，他们不知道这世界上百分之九十九的资本家在没有见到果实之前就夭折了。那份创业的风险，开拓之艰辛，失败之痛苦，破产之狼狈，绝非当工人所受的那份罪所可以比拟的。
蕾蕾在家里办托儿所的时候，我在家里还办过招待所，招待从大陆来的代表团。这个主意我是听郭城说的。他告诉我旧金山有人在这方面做的很成功，其主要的经验就是开发票时给“回扣”。例如本来你每个人收三十元，但是收据开五十元。这样，国家报销五十元，实际我只收三十元，另外二十元就可以进了代表团成员个人的口袋。
我试了一下，果然灵。从大陆来的代表团成员，大多都是国企做生意的。除了发票上的回扣之外，他们还附带两个条件：一要看“黄色录像”，第二要看“反动刊物”。估计他们出国之前都被有关部门打过招呼，不能接触反动刊物。但是这恰恰钩起了他们的好奇之心，反倒非要看看里面到底写了些什么。第一个条件当然不难满足，纽约街头到处都是色情录像带租店，花两块钱就可以租一盘。为了让他们多住几天，头一天租X，第二天租XX，第三天租XXX。大家开玩笑说这是有计划有步骤、循序渐进地腐蚀革命干部。第二个条件就更是求之不得了，《中国之春》大量供应，要多少有多少，甚至还可以带走。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掉进了贼窝，招待他们的主人就是这反动刊物的发行者。
但是招待所最大的问题是客源不稳定，有了饱吃一顿，没有了就饿着。我一个月要交八百七十多块房租，风险实在很大。有时候，有些民联成员路过纽约，在这里住宿，他们多是盟员或朋友介绍来的，有时不好意收钱，或者要打折扣。有一次有一对儿从肯塔基来的盟员夫妻住在招待所里，每人每天只收十元。晚上他们抽烟没有熄灭，第二天把床垫给点燃了，差点闹出火灾。
蕾蕾是个天性保守的人，从心理上很不适应这种有一顿没一顿的风险经营。每到房间空置的时候，她就慌得不行，整天在我耳边唠唠叨叨。她坚持要把房子稳定地租给长期居住的房客。后来我实在也照应不过来那么多事情，只好把房间都租出去了。
我的招待所关闭之后，呼延民又打起了这个主意。他过去有一个癖好，总爱到街上去检美国人扔的旧家具。我经常半夜接到他的电话，说他在某个街角，那里有张床垫，叫我开车去帮他拉回家。就这样，他零零碎碎地检了不少东西。后来他也学我，租下了整幢房子，开起了招待所。他招待所里所有的床和家具竟然都是从街上拣来的。毯子床单都是从救世军商店买来的便宜货。呼延民提前一个星期先交了押金，当场拿到了房门的钥匙。他对房东说他要提前来一下，一个星期之后再搬进来，那时候再交房租。可是刚一拿到钥匙，呼延民就碰上了好运气，一下拉来了一个七人代表团，住了一个礼拜，收了一千多块钱，等到该交房租的时候，他的房租已经赚到手了。他这招“空手套狼”干得确实漂亮，把很多人羡慕得直冒口水。
呼延民雇了一个上海小伙子给他上飞机场拉客人。那小伙子大约在上海有点关系，所以有他在还可以有客人来，后来他找了个工作离开了，客源也就断了，呼延民的招待所只好关门大吉。
6-5王炳章的保险业务
六月，王炳章宣布他要卖保险。这是有一次我到他的国际工商公司去的时候他向我透露的计划。当时他正一只脚翘在桌子上，手里捧着一大本关于人寿保险的考试资料。王炳章有静脉炎，走路多了腿上的静脉血管就会肿胀起来，所以他时常要把腿搁在桌子上。知情的人当然是可以理解的，可是不知情的人就会觉得他很傲慢，没有礼貌，这也可能是他得罪那么多人的原因之一。
我对卖保险这一行没有什么概念，但是王炳章认为这个职业对他来说是非常合适的，没有固定的上班时间，在赚大钱的同时还可以兼顾民运。他告诉我，他可以把卖保险得到的佣金的百分之七十捐给《中国之春》。
“我就不信，我们凭自己的力量养活不起《中国之春》。”这些日子，每当王炳章谈起这一话题就会激动起来，“国民党有时候真孙子，拿他们的钱滋味不好受。”
我看得出王炳章心里的窝囊，后来我也听胡平背地里对此发过脾气。你很难想象像王炳章这样一个桀傲不逊的人能够吃得了嗟来之食。很多人都以为王炳章亲国民党，但据我的观察，他无时不刻不想摆脱国民党的控制，甚至有的时候给国民党也来点小动作。我看得出来，王炳章甚至有点恨国民党，他常常背地骂国民党小家子气，目光短浅，他千方百计地要将薛伟赶出办公室，其中很难说不带着这种情绪。
在民联的三任主席中，王炳章对国民党的态度是口是心非，胡平对国民党的态度是不吭不卑，而真正对国民党百依百顺的是于大海，他甚至公开拥护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主张。国民党花了八年时间才把民联给彻底驯服，可是这个被驯服的组织再也没有一丝一毫的生气了。
王炳章曾经为民联的财政独立而奋斗过，无论别人怎样评论这种奋斗的动机是为了把这个组织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但至少他有这样一种强烈的愿望摆脱对台湾的依赖；胡平的这种愿望虽然还在，但是奋斗的意志已经没有了；而到了于大海，连离开台湾的愿望都变成了一种奢望，到了后来几乎所有的民联领导人都争相对国民党邀宠，以能拿到台湾的钱为荣。到了民联和民阵合并时，拿台湾的钱已经成为一个无需掩饰的话题了。
一个月之后，王炳章通过了考试，拿到了卖保险的执照，正式成为纽约大都会保险公司的经纪人。我代表民联，与王炳章拟定了一项协议：王炳章到各地推销保险，可以打着为《中国之春》捐款的旗号，可以动用组织网络进行宣传，《中国之春》为王炳章刊登广告，王炳章则把得到的佣金按一定比例以广告费或捐款的形式付给《中国之春》。在确定这一比例的时候，我坚持认为他把百分之七十的收入捐出来负担太重，他有两个孩子，生活必须首先保障。我提议，设立一个基本的底线，超过这一底线之后，他再按百分之七十的比例捐钱。我们把这个底线定在年收入三万元。也就是说，如果王炳章的保险业务收入没有超过三万元，就不用捐钱给《中国之春》，如果超过三万，超过的部分双方按七三比例分成。这个协议书后来变成了文字，在全盟公布了。
在美国，保险业的经纪人是一种半自由的职业，他们挂在某一家大的保险公司的名下，而工作时间是自由的，主要的业务是给公司拉客户。在最初雇佣的几个月内有少量基本工资，主要的收入则是靠从客户交的保险费里提取的佣金。少量基本工资是用来帮助新手起步的，就像飞机在腾空之前的跑道，这段时间之后，如果一个新的经纪人可以积累起一定数量的客户，那么今后这些客户的佣金就足够养活他了，可是如果你在这段时间之内拉不到足够养活他的客户，就意味着要被这个行业淘汰了。在保险经纪人这一行里，淘汰率是相当高的，每一百个新来的人，三个月之后将只剩下不到三十人。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亲朋好友，和属于自己的社交圈子，他们如果推销什么商品也总是会从自己熟悉的人身上做起，等到窝边草吃光之后，如果没有本事打开新的社交圈子，那就等着被淘汰了。对于保险公司来说，它发你三个月或半年的基本工资并不吃亏，无非就是花钱买到了每个新手身边的窝边草。
尽管保险经纪人在美国已经是一个很古老的行业了，可是当时还很少有中国大陆人进入这个领域，王炳章可以说是大陆人中间进入保险业的先驱者之一。五年以后，当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在这个行业里已经挤满了大陆人，华人的保险经纪在纽约地区泛滥成灾。在华人中间已经流传着一句顺口溜：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卖保险的打电话。
不可否认，王炳章为自己设计的这个社会角色还是相当不错的。他向社会宣布：当年弃医从运，今天以商养运。在《中国之春》的广告上，王炳章赫然写道：承办保险储蓄，支援中国之春。推销保险，一要凭社会关系，二要个人信誉。在两点上，王炳章都有别人不可比拟的优势。从事海外的民主运动这么多年，他到处奔走，在全美各地积累起相当可观的社会关系，如果一个普通的经纪人最多可以认识几百人的话，那么王炳章的熟人则数以千计。同样，从事民运活动，使王炳章具有相当高的知名度，同时为《中国之春》捐款这面旗帜本身就构成一种信誉，一般人都会自然而然地考虑到：名人是会顾及自己的声誉的，况且又有如此崇高的目的，所以不大会骗人。即使人们觉得吃了点亏，也权当支援民运了。
曾经担任民运组织要职的人在身退之后，如何在社会上为自己定位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民运往往可以使人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获得相当高的知名度，这种知名度又会使他们产生过高的自我期许。当他们回到社会中去择业的时候，常常是高不成低不就。职位太低，不符合他们的知名度，也很难使他们心理上的得到平衡，可是职位高了，他们又未必具有真实的能力胜任。能够领导一个政治团体的人，不见得能够经营好一个公司，或一个部门，甚至一项专业工作，两者毕竟是两回事。剩下的出路无非有两条，一条是自己创业，一条是选择自由职业，如当职业作家，学者。第一条路需要足够的资本，而搞民主运动的人如果足够清廉，一定是两袖清风，这条道路简直就是奢望。大多数人的选择都是第二条道路，但他们同时也就选择了清贫。
有一位朋友曾经问我：“这世界上干什么最有意思？”
我半开玩笑地回答：“当民运领袖。”
其实我说得是实话。民运领袖整天开会、演讲、示威、宣言，他们的生活丰富多采，起伏迭宕，激动人心，不像大多数行业的工作一样由大量重复枯燥的行为组成。习惯了这种生活的人，会很难适应那种准时上下班的有规律的生活，也很难适应那种受别人约束的工作。
显然，王炳章给自己的选择的归宿是相当聪明的。推销保险这一行业，可以充分利用他多年民运积累的社会资本，可以不受上下班的时间限制和上级主管的约束，同时将赚钱的事业与民主运动相结合，又满足了经济和政治上的自我期许。美国各行业中有各种类型的经纪人，有股票经纪、地产经纪、信贷经纪和保险经纪，等等。在经纪人中间，保险经纪人是地位比较低的。但是王炳章很明智地高举着为民运筹款的旗帜，使这个令人生厌的职业本身也为之生辉，变得崇高起来。从表面上看，王炳章从创业、举贤到退位、择业，都干得非常漂亮，可以说为后来的民运领袖开了一个很好的先例。如果不是后来我看到了隐藏“捐款”后面的小动作，我对他的决策还是相当敬佩的。
王炳章一当上保险经纪人，果然声势夺人，身手不凡。他周游美国各地，请当地民联组织的成员为他招集讲座、座谈和演讲会，先讲民运，后卖保险。每到一个地方都能抓着一把合同凯旋而归。中国人并没有买人寿保险的习惯，很多人甚至认为保险本身就不吉利。但是还是很多人买了王炳章的保险，显然并不是因为听了王炳章的介绍就改变了对人寿保险的传统看法，而确实是认为这些买保险的钱可以同时用来兼顾民主运动、王炳章本人和自己个人的利益。仅仅三个月，王炳章帐面上就赚了十万美元，据说是破了大都会保险公司的纪录。到了年底，他的销售纪录赫然列在了大都会保险公司排名榜的第一名，整整比第二名多了一位数。他创造了一个奇迹。
我周围很多人都响应王炳章的号召，买了人寿保险。可是尽管王炳章百般劝说，我还是没有买，主要的原因当然是没有多余的钱。每当王炳章抓住我和我谈人寿保险的好处时，我就胡搅蔓缠地和他贫嘴。
“买人寿保险无非是和保险公司打了一个赌。”我嘲弄地说：“这个赌我赢了就输钱，输了就输命，横竖都是输。”
“不能这样认为，”王炳章耐心地解释道：“我们公司的这种人寿保险计划还有储蓄功能，你的钱并不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的，它们只不过是被存在保险公司了。你把钱存在这里可以拿到比银行高得多的利息。实际上你的保险费交了十年就不用再交了，剩下的部分就是你的钱的利息在继续付保险费了。到了六十五岁，你还可以将你的保险取出来，连本带利可以多拿几倍的钱，比存在银行合算得多。”
“可是我要是在六十五岁之前急用钱呢？”我故意给他出难题。
“那你可以通过贷款的办法把钱取出来。”
“这是我的钱，不是吗？”我抗议道。
“当然是你的钱。”
“可是我动用自己的钱还要向保险公司借。这等于保险公司把贴着我的标签的财产放在一个玻璃柜里，我看得见但是摸不着，要拿出来还要找保险公司替我开锁。我干吗要这样处理我的财产？”
“那你总得有点责任心吧。”王炳章有点不耐烦了，“假如以后你有了小孩，你总得存笔钱给他受教育吧？你是家里主要经济来源，万一你有个不测，你的老婆孩子怎么办？”
“我听说现在医院里有卖肾的，”我忍着笑，一本正经地说：“我写个遗嘱，一旦死于非命，我的两个肾总可以卖几万块钱吧？肾要是不够，再加上两个眼珠子，或者其他什么杂碎零件，这样儿子的学费不就有了吗？要买保险干什么？”
王炳章哭笑不得，从此放弃说服我买保险。
自从我见到王炳章之日起，他就一直梳着一个中分头，那样子确实有点怪怪的，像大陆电影里的反面角色。难怪习惯于感性思维的蕾蕾从见到他第一眼就不喜欢他。不仅蕾蕾，其实很多盟员都对王炳章的打扮有意见，因为他们觉得主席的形象关系到组织的形象，如果王炳章的形象不能给人好感，那么他们也会觉得自己脸上无光。
一九八八年八月“杨巍月”，民联出动了两百多人在华盛顿国会山庄示威。王炳章到场时穿着一身中式对襟白稠褂，脚蹬一双白皮鞋，再加上一对金丝边眼镜和中分头，在人群中极为刺眼。尽管我这个人是个典型的自由主义者，一向反对干涉别人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但我看了王炳章的装束都不由忍俊不止。按照蕾蕾刻薄一点的形容，王炳章当时手里就差一顶礼帽，要不就活灵活现一个给日本人当差的“二鬼子”。
集会之后，在场的民联骨干凑在一起，专门“修理”王炳章，强烈要求他改变装束和发型，当然大家的意见都是善意的，半认真半玩笑。王炳章是个喜欢突出自己个性的人，在这方面相当固执。他嘻笑地狡辩说：“既然能有中山装，为什么不能有炳章头？”王炳章实际上也是在开玩笑，况且这样说也没有什么不妥之处，但后来这话传出去之后给他造成很坏的影响，大家都认为王炳章自比孙中山，不自量力。
后来是冯胜平一句话把王炳章给说服了。冯胜平对他说：“你不是正在推销保险吗？一个推销员最重要的就是要取得客户的信任，因此给人一个朴实和诚恳的形象是很重要的。但是你这个样子奸诈有余，诚恳不足，怎么能够指望取得别人的信任？”
回到纽约后，王炳章就改了发型。当我看到王炳章改了发型的样子，还大为惊讶了一阵。我本人没有参加那次给王炳章“整风”的聚会，当时的情况是后来冯胜平和呼延民告诉我的，我们还为这个故事乐了好久。
其实，王炳章是一个能够很迅速调整自己的人。但是不幸的是社会的舆论和既定的形象一旦形成就很难调整。有的时候，个人在扭转这种既定形象上常常觉得无能为力。王炳章也好，胡平也好，常常为此而苦恼。我个人在这方面也深有体会。所以说，在哪里跌倒了就在哪里爬起来的观念是得不偿失的。你换一个地方反而可以更快地爬起来，因为你可以摆脱那些舆论赋予你的既定形象，顺利地调整自己的角色定位。
作者：万润南 在 寒山小径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上一次由万润南于2009-6-26 周五, 上午6:45修改，总共修改了1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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