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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楚：中国之春回忆录（第一章）不白之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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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楚：中国之春回忆录（第六章）以商养运 -- 万润南 - (17257 Byte) 2009-6-25 周四, 上午2:10 (399 reads)

万润南
[个人文集]

加入时间: 2006/04/03
文章: 1370

经验值: 57959

标题: 丁楚：中国之春回忆录（第七章）民联复苏 (393 reads) 时间: 2009-6-25 周四, 上午2:18

作者：万润南 在寒山小径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第七章：民联复苏

7-1把鱼扔到水里淹死

胡平上任后不久，就发生了他被中共当局吊销护照的事件。这件事曾经在海外引起过很大的轰动。

三月十日，胡平接到一个口信，说纽约总领馆的官员要约他谈谈。消息是于大海转过来的。于大海曾经是留美同学经济学会的第一任会长，和领事馆还保持着一定的关系，但是暗地里同情民联。去年夏天，经济学会第二届年会在密西根大学召开，也曾经邀请我参加，并给我安排了一个发言，介绍大陆特区建设的情况。王炳章临走的时候嘱咐我，到了会场上有什么事情可以和于大海联系，还托我转一个东西（什么东西我不记得了）给于大海。以致给了我一个印象，还以为于大海是民联成员，后来我见了组织档案之后才知道他当时还不是盟员。有时候，王炳章喜欢搞一点这样的手腕，给人造成一种假象，以为民联成员无所不在，无孔不入。其实，也许他要转送的那件东西并不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而它的全部意义也许只不过要暗示还没有决心下水的于大海，曾经与他一起参加竞选的北大同学房志远，也是有可能是民联成员。

民联总部收到领事馆约谈的消息之后，似乎所有的人都很兴奋。民联成立多年，共产党从来没有和它正面打过交道。作为一个反对派，无论多么弱小，最不能容忍的就是被对手忽视。对于民联来说，共产党是骂也好，抓也好，也总比不理不睬强，因为它毕竟把你当对手看待了。根据王炳章总结的反对派成长“三步曲”，共产党对民联第一个阶段是“不理”，第二个阶段是“封杀”，第三个阶段就是“招安”。他认为，从民联成立直到杨巍被捕之前，中共对民联的策略主要停留在第一阶段；而从杨巍被捕，中共正式宣布民联为“反动组织”，便进入了第二阶段。现在，中共领事馆突然与胡平约谈，是不是意味着这个三步曲马上就要进入第三阶段了呢？

胡平马上招集总部人员开会，研究对策。大家都在揣摸中共当局的意图。呼延民对形势的估计比较乐观，认为中共过去和王炳章搞僵了，现在有可能趁着胡平上台，转个弯子，想和民联对话，胡平应该抓住这个时机。王炳章似乎也很兴奋，认为不管谈话的内容是什么，中共官方约请民联主席这件事本身就意味着中共终于承认民联的存在了，这本身就是一个胜利。大家反复讨论了胡平所面临的各种可能的局面：对话、批判、劝降、绑架……，然后根据不同可能性，分别制定出不同的对策。

但是我总觉得胡平的态度有点奇怪，后来我琢磨出他避嫌的心理更甚于对话的意图。从表面上看，中共以中间人传话的这种方式约见胡平，很像是要进行秘密对话的姿态。我是学国际政治的，研究中共的外交史，中共要和敌手对话前均采取这种中间牵线，秘密约谈的形式。如果按照一般做法，胡平应该把这种消息尽量限制在最小范围之内，至少在对话的最初阶段，严守秘密。这样才能使双方都留有回旋余地，否则消息一经传出，双方为了面子上的政治形象就很容易把事情搞僵。我相信如果王炳章还在任，他一定会这样做。可是胡平却开会让大家大张旗鼓地商讨对策，这种做法如果不是大愚，就是大智。

后来的事实证明，胡平是大智。胡平从他的主席竞选中体会到，盟内对他的温和形象还有很多误解，有人甚至担心胡平会被共产党招安。现在他的个人形象无疑关系到台湾捐款人的态度，关系到民联生死存亡的问题：财源。从胡平本身的政治理念来说，他无疑是主张对话的，可是现在在民联断粮的关头，恰恰不是对话的时机。但是他又不能直接拒绝对话，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这个棘手的问题付诸会议讨论，决策公开化就意味着个人政治风险的分散化。到时候，即使中共当局真要与他对话，这也是总部的集体决定，而绝不是他个人的密谋。

大家对胡平的口才还是很放心的。认为不管是对话还是辩论，只要“君子动口不动手”，相信胡平都能够应付自如。大家最担心的问题还是胡平被绑架，尽管所有的人都认为这种可能性最小，但总得以防万一。所以，会议决定，由我、郭城、薛伟、林樵清陪同胡平前去领事馆，并在出发前通知各报刊的记者。

中国驻纽约总领馆坐落在纽约市最繁华的四十二街的最西端，是一座二十多层的大楼。领馆的正门向西，正好面对着街道对面的哈德逊河，在一个鲜红的国徵下，是一扇巨大的黑漆铁门，乍一看去，给人一种阴森森的感觉。我们五个人敲开了门，说明了来意。从第二道门里立即出来了两个工作人员，将胡平拉进门去，快得连给我们反应的时间都没有。

我们留在传达室门廊的四个人一眨眼，发现主席没有了，慌起来，急忙向守卫人员抗议，要求陪同胡平一起入内。守卫问了我们的姓名和身份，当即把非大陆中国籍的林樵清赶出了大门，留下我、郭城和薛伟。当时会议的决议是至少我一定要争取和胡平一齐进入领馆，如果绑架的话也好有一个旁证。于是我向守卫人员据理力争，声称他们没有理由将自己国家的公民阻挡在领事馆内。薛伟和郭城都已经办了政治避难，我是所有四人中唯一具有合法身份的人。我拿出了有效护照，守卫人员无法拒绝我，只好把我带进去了，但仍把薛伟和郭城两人阻在传达室门廊外。

三个领馆的工作人员把我带到大厅右手边的小会客室里，我透过玻璃，看见胡平正在另一间屋里指手划脚地和两个工作人员争论着什么。我可以清楚地看到胡平嘴上挂着的笑容，似乎谈话气氛还很轻松，就放心了，于是坐在沙发上与陪我的工作人员瞎扯起来。

守着我的共有三个人，有一个年纪大的，约五十多岁，我记得姓马，其余两个都是年龄和我相仿的年轻人。和我谈话的主要是老马，他似乎是留学生处的干部。他问了我学校的情况，课程，家庭生活等，态度很和气，似乎不想把我看作政治对手，而把我当成一个普通的留学生对待。老马后来话提一转，开始上政治课。他劝我不要再和《中国之春》卷在一起，民联是个很坏的组织，都是叛国投敌的人。他保证，只要我退出民联，回学校好好读书，政府绝对既往不咎。

我半笑着对他说，我在国内本来还不知道有《中国之春》，可是公安局一口咬定我和这个组织有联系，以此来刁难我出境。其实我还是从他们那里第一次听说《中国之春》的。到了海外，我想与其不白之冤，不如名副其实，反正公安局已经把我列上了黑名单，干脆就加入算了。最后我笑着说：“你说这是不是官逼民反？别说既往不咎，我还没往共产党就咎了。”

老马听了我的话，自己也乐了。一会儿，他又问：“你熟悉胡平吗？”

“当然。”我回答，“我们是北大校友，八零年一起竞选。”

“那你劝劝胡平，退出民联。他也是个人才，做学问很有前途，别毁了自己。”

“胡平是个有主见的人，谁劝也没有用。早知今日，当年政府为什么不给他分配工作？把人搞得那么惨，不造反有鬼了。这也叫逼上梁山。”

我和老马这么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直到胡平被送出来。

胡平一出门，大家就围上去问谈些什么。胡平说是向他宣布最后通牒，如果他不辞去民联主席，他的原单位就宣布取消他留学生资格，并吊销他护照。大家一听，都觉得有点意外和扫兴，原来还以为这次对话会有点政治意义，可没想到竟受如此窝囊气。车在往回开的时候，谁也没有出声，似乎都很同情胡平。可是胡平的情绪和其他人完全相反，他轻松地开了个玩笑，道：“共产党真蠢，他们嫌我这条鱼太调皮，决定把我扔到水里淹死。”

车上所有的人突然会心地大笑起来，都明白胡平说的是什么意思。这一次共产党真是帮了胡平的大忙。王炳章申请政治避难历时六年，而由于中共的“帮助”，胡平只用了三个月就批准了，在王炳章执政的五年中，他由于身份问题没有解决一直被困在美国，无法出国，而半年之后，胡平就可以到欧洲演讲了。本来盟内的一些极端分子和华侨中的右派对胡平的温和色彩还抱有疑虑，可是这个消息一出来，反而促使了他们对胡平的认同。更重要的是，台湾的捐款人由此建立了对胡平的信任，开始与胡平直接联系，几个月后，捐款的关系从王炳章手里转到了胡平手中。

一回到办公室，我立即起草了一封公开信，给很多北大的校友打电话征集签名。信上说，作为北京大学的同学我们了解胡平，我们认同他的理念，支持他所从事的事业。如果当局不能容忍胡平的话，我们也都会放弃自己的护照，接受与胡平同样的惩罚。在那些日子里，《中国之春》编辑部收到很多支持胡平的信件。这个事件发展的最高潮，是陈雷的“退党公开信”。

7-2把“胡老爷”惯坏了

胡平一上台，就遇上经济危机，整天为钱奔波，不胜其烦。有一天临下班，他把我叫住，说他想写一本书，把最近一些想法都写出来。但是他在办公室整天接电话，没法安静地思考。所以他以后就不天天来上班了，总部和编辑部的事情就交给我了，有事情我自己看着办，他就不具体过问了。他告诉我，钱的问题可能很快就可以解决，到时候可以雇一些人来工作，请几个编辑，这样也可以把我从琐碎的事情上解放出来。

“你要写的书很重要吗？用来指导民运大方向的吧？”我半开玩笑地问。

胡平很认真地点了点头：“是关于民运下一步怎样搞法，我有很多很重要的想法，再不写就来不及了。”

“这本书你需要写多长时间？”

“至少三个月。”

“好。”我爽快地点了点头，道：“那你放心回家当你的马克思去吧。这三个月你不想管就什么也别管了，这里的事都交给我好了。不过你每星期一最好还能来一次，参加例会。另外你要是到什么地方去了，最好能让我知道你在哪里，或在哪能找到你，有些事情也好向你请示。”

胡平忙不停地点着头，最后感激地对我鞠了一躬：“那就多谢了。”

从此，胡平就再也没有到办公室来坐班。呼延民对胡平不上班的特权颇为不满，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胡老爷”，于是大家也都跟着叫起来。两年之后，联委会曾经想立一个法让胡平每天到办公室坐班，胡平竟以辞职相威胁。后来联委会只好让步，这些委员们只好把火发到我身上，一致谴责我把“胡老爷”惯坏了。

不过我个人也认为，编辑部的工作性质并不一定要天天来上班。我对其他工作人员都不强求他们严格遵守上下班的时间。一般在《中国之春》工作过的人都不太在乎工作时间，每到出刊前的一个星期，他们总是要加班到深夜。所以出完杂志，我就放他们轻松几天，有什么私事都可以在这个时候抓紧办一下。

后来我任中国之春主编之后，在办公室里建立了一套电脑系统，每个编辑和打字家里都用网络相连。稿件来了，就用电传传到打字小姐家里，她打完之后用网络送进编辑家的电脑里修改校对，修改校对过的稿件再通过网络传到编辑部的中心电脑，由我最后审定并组织拼版，打印出样板交付印刷。接着，我又把客户发行名单和财务账目也建立了电脑的数据库。中国之春在我手里实现了编排、发行、财务全部电脑化处理。于是，我完全取消了上下班的制度，编辑部的工作人员可以在家里工作，只是每个星期有两天来办公室碰一下头。

7-3重建中国之春编辑部

一直到夏天之前，编辑部的所有编务和财务基本上都是我一个人在承担，有时候柯力思和呼延民来帮一下忙。刚好有一段时间学校要考试，我还要复习功课，另外再加上一些商业活动，我几乎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那段时间，《中国之春》出的质量很差，从编排上就可以看出毛糙，版页贴得歪歪斜斜，很多标题字来不及植，也没有钱植，我干脆就用手写。《中国之春》上满篇都是我的“书法展览”。尽管当时很多人还赞赏我的字写的好，可是在印刷的刊物上夹杂着手写字，看起来有点像民主墙时期非专业的民办刊物，确实令人惭愧。

六月，打字的徐小姐回台湾去了，幸好我提前把蕾蕾训练出来了，她及时地填补了这个空白。蕾蕾打字对我就方便多了，我随时可以调得动她，什么地方错了也可以马上改正，这样确实省了不少精力和时间。办杂志，打字员是个非常关键的因素，瓶颈常常发生在这个环节。但是自从蕾蕾担任编辑部打字之后，我就主动多了。蕾蕾是个很粘丈夫的女人，那时候有没有钱发打字费还不能保证，可只要能在我身边工作，她完全不计较工作时间，加班到多晚都毫无怨言。我们俩经常在办公室干到深夜一两点钟，然后拖着疲劳的步子，沿着空无一人的林边大道走回家去。

那时候艾姆赫斯特一带远没有今天这样繁华，也没有今天这样混乱和危险。初夏的夜晚，温磬幽静，凉风习习，令人心旷神怡。蕾蕾挽着我的手，把脸贴在我的肩膀上，幸福之情溢于言表。那段时间，是我们生活最清贫，工作学习压力最沉重的时候，但是却是我在海外心情最舒畅的时候。没有组织的内斗，没有家庭纠纷，没有人事的倾轧。民联没有钱了，《中国之春》濒临破产，大家也没有什么好争的，都乐得让我独揽朝纲，把所有的“权力”恨不得都交给我，同时也把所有的事务担子都压到我身上来。那时候没有人提什么“权力制衡”，也没有人说我“独断专行”，没有人抱怨我“开夫妻店”，我和周围所有的人相处得都很友好。我家里常常挤满了南来北往的客人，高朋满坐。丁楚这个名字那时给人的印象远不是像后来那样“阴险”“冷酷”，而是“忠厚”“热情”，有口皆碑。郭城当时甚至半开玩笑地说我想当民联的周恩来。

胡平告诉我马上就会有钱了之后，我就一直在物色编辑，另外我也想请一个经理，把财务这一摊琐事给担起来，这样我好集中精力办好《中国之春》，把刊物的质量提高一步。我知道《中国之春》就是民联的门面，杂志办好了，民联的形象自然翻身。柯力思要去法国了，总部的事情以后会压在我的身上，这也需要占用不少精力。

七月之后，我请了三个编辑。一个是齐光，当文字编辑；另外两个是唐捷和小草，都是美术编辑兼文字编辑。

齐光是密西根支部的负责人，在大陆时曾参加过青岛地下民刊《海浪花》的活动。他打了一个电话给我，说他放暑假了，想到纽约来散散心，问总部有没有事情需要帮忙。我说这里需要编辑，但是不敢保证有没有工资发。齐光说他不在乎钱，有钱就发，没钱拉倒。于是就开了十六小时的车赶到纽约来了。

唐捷是王炳章推荐的，到至今我也没搞清楚她多大年纪。她来编辑部之前在《中国之春》上发表了一首长诗叫“与共和国同年”，所以我估计她也就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岁。唐捷电话里声称一心要“参加革命”，工资不计较。我立即就表示欢迎。后来我知道她有一个很有钱的姨妈，给了她好几万块钱，她生活没有什么问题。我当时被经济危机搞怕了，拿不准什么时候有钱，什么时候就没有了。所以对于那些不计较报酬的工作人员总是抱有好感。

齐光和唐捷简直是一对儿活宝。两个人一见面就像一对儿蟋蟀凑在一起一样，不停地逗嘴，把个在一边打字的蕾蕾笑得有牙无眼。齐光长得奇瘦，自称一副“齐天大圣”的嘴脸，高鼻子，深眼窝，尖下巴，光看他的脸就足够幽默了，再加上他生动的表情，讲起话来挤眉弄眼，你没听声就想乐。唐捷长得刚好和奇光相反，脸庞扁宽，小眼睛眯着，像是永远也睁不开，短鼻子下一张大嘴，笑起来象鸭子呱呱叫。这两张脸凑到一块儿，说相声简直天衣无缝：一个尖瘦，一个扁宽，一个长鼻，一个短鼻，一个深眼窝，一个肿眼泡，一个红脸，一个白脸。齐光可以讲一口海蜊子味十足的胶东话，唐捷则侉着一口半土不洋的南京腔，两个人的办公桌面对面，唇枪舌剑，专拿对方的生理缺陷开玩笑，哪痛就往哪戳，一句比一句损。有他们两在办公室的那段时间，编辑部充满着欢乐的笑声。

齐光和唐捷来刚来的时候都在我家住过，蕾蕾一见他俩就沾上了，喜欢得不得了，整天听着他们说话，乐得合不上嘴。齐光比我年纪稍大，蕾蕾称他齐大哥。唐捷来了之后就更热呼了，两个女人整天在一起勾肩搭背，嘀嘀咕咕，形影不离。常常是唐捷不知说了谁什么，蕾蕾就突然捧腹大笑，弯着腰，气都喘不过来。有一次，蕾蕾刚做了人工流产，但是不知什么原因，一个多月了还总是小腹疼痛，流血不止。有一次听了唐捷说一个笑话，猛然大笑，开怀不能自己，结果下面掉出一团血肉出来，从此肚子就不痛了，血也止了。后来听内行人说，那原来是胎盘没有刮干净，留在子宫内了。当时如果不是因为大笑的振动使它掉出来，是相当危险的。所以唐捷的风趣，还真救了蕾蕾一命。

齐光睡在我家的客厅里，唐捷晚一点来，就住在我家的门廊里。实际上门廊并不靠大门，也不是走廊，那是一个周围全是玻璃窗的细长外厅，呈半个六角形环绕在我的卧室周围，有一个门与客厅相通。如果在里面摆上一排桌子，有点象意大利式的咖啡廊，坐在里面吃饭可以看见外面来往的车辆和行人，自然，行人也可以看见里面的人。

那个门廊有点漏顶，有时候外面下大雨，里面就下小雨。唐捷倒是个性格很豁达的女性，住在四面透明的廊里也不在乎。她在那个门廊里苦熬了几个漏雨的晚上，写了一个短篇小说，投到台湾的《联合文学》，竟然还得了个三等奖。唐捷高兴得手舞足蹈，一个劲说我家的那个门廊风水好，是个出文豪的地方。

唐捷会烧一手好菜，她来之后我们的伙食大有改善。她是个大大咧咧的人，不拘小节。没有菜吃了，就出去到对面韩国人的后院菜地去摘。有一次煮面条，水快开了才发现没有青菜。唐捷刚好手不闲，于是唤蕾蕾去韩国人后院偷点菜。蕾蕾没当过知青，没学会偷鸡摸狗的事情，心里紧张得很。出去一会儿，两手空空回来了。唐捷问：“怎么，没有菜了？”

“我不敢去，那窗户亮着灯。”蕾蕾说。

“笨蛋，”唐捷呵斥道：“亮灯才安全，玻璃反光，里面人只看见自己的影子，看不见外面的人。快去，水滚了。”

蕾蕾出去了，一会儿又空着手回来了。唐捷一见急了：“姑奶奶，菜呢？”

蕾蕾哭丧着脸道：“这一回窗里的灯关了。”

“唉。”唐捷长叹一口：“指望你是吃不上菜了。”

说罢扔下案板上的菜刀，一头拱到黑幽幽的菜地里。只见屁股一撅，一会儿手里就拎着一把萝卜秧子笑眯眯地回来了。“黑了灯更安全，说明屋里肯定没人。懂吗？”

蕾蕾不知所措地站在厨房里傻乐，我敢保证她什么也没弄懂。

不久，有一个盟员从西雅图打电话来，说要搬家到纽约来，问《中国之春》是否需要人。我问她叫什么名字，她说她曾用“小草”的笔名在《中国之春》发表文章，所以管她叫小草好了。她说他的丈夫是学法律的，可以给《中国之春》当编辑。我告诉她编辑已经有了，现在我需要一个经理。她说他丈夫可以当经理。她在电话里和我谈了半个小时，坚持不懈地推销她丈夫。她在电话里的声音非常悦耳，讲起话来有条有理，有分有寸，很能打动人，英文讲得也很好。我发现她是一个很好的推销员，当我说了第三个“不”字的时候，她还有词，当我说到第十个“不”字的时候她仍旧有词。到最后反倒是我没有词拒绝她了。

我很快就猜出了这两口子在家里的位置，小草一定是家里的主心骨，而她丈夫说不定要靠她养活。我把我的这种感觉告诉了小草。我说，一个男人如果不会自己推销自己，反而需要靠老婆来推销，那一定没有什么本事。这种人我怎么能够要呢？小草一听我这话就大笑起来。我问她我猜得对不对，她笑而不答。最后我说：“你们到纽约来吧，但是我需要的是你，而不是你丈夫。”

“你要雇我？”小草大为惊讶，她没有想到她推销丈夫的结果是把自己给销出去了。

“是的。”我肯定地说，“让你当编辑还委屈了你的才能。你可以当经理，或者公共关系，为我们酬款。”

小草和他丈夫是开车横穿美国到纽约来的。当小草站到我们大家面前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傻了眼。唐捷和蕾蕾一转身回到屋里，关起门来捧腹大笑。小草大约三十五六岁的年纪，用“身材魁武”来形容她一点也不夸张。她身高近一米七，至少有两个齐光那么宽，浓眉大眼，满面红光。总之，无论怎样我们都很难把她的形象和“小草”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甚至也很难把她和电话里那样悦耳的声音联系在一起。不过她的相貌还是很端正的，至少可以看出在发福之前相当漂亮。

小草来之后，除了在编辑部做一些编辑工作之外，我还希望她能够利用流利的英语，找点美国基金会捐款的门路。她到图书馆去找了一大本美国基金会的名录，研究了半天它们的条件，发了一大堆信，后来似乎也没有回音。一个多月之后，王炳章看中了小草说服人的口才，把她要过去当他推销保险的助理，同时也雇了她的丈夫给他开车。小草终于把她的丈夫推销出去了。

小草来的时候，刚好我的两个房客走了，于是唐捷租了一间房，小草租了一间房，我们三家共用一个厨房。齐光在附近找了一间房子，晚上也经常来混点吃喝。所以整个编辑部工作人员，白天在办公室聚在一起，晚上在我家也能凑齐。大家有什么事随时可以商量，如果胡平不来的话，每星期的工作例会，只要把薛伟请来，在我家开都可以了。

小草和唐捷是两个完全不同类型的人，唐捷身上有着艺术家的潇洒，干活粗心大意，毛手毛脚，但是经常满脑子怪主意，想象力丰富，工作不计较时间，没情绪时闭目养神，情绪来了可以没日没夜加班；小草刚好相反，满脑子透着企业家的精明，工作一丝不苟，处事有条不紊，公私划得经纬分明，准时上班，到点就下班，绝不多做一分钟。唐捷和小草互相看不惯对方，小草认为当画家和当美编完全是两回事，唐捷去当个画家还凑合，但绝对不够资格当杂志美编，这是完全不同的职业。她常常指责唐捷马马虎虎，把个版面弄得污七八糟，不够professional（专业水准），也没有效率，整天加冤枉班。唐捷则声称看不惯小草的斤斤计较，说她总是想尽办法偷懒耍滑，私心太重，缺乏献身精神。

如果说唐捷和齐光只是斗嘴的话，那么唐捷和小草就是斗心了。两个人都通过蕾蕾在中间传话，在我面前告对方的状。蕾蕾是个情绪化很重的人，常常是听了哪边说多了就觉得那边有理，于是就跑到我耳边吹枕边风。那时候蕾蕾和唐捷关系好一些，所以总的来说偏向唐捷。可是有一次，小草巧妙地抓住了唐捷一句夸大不实之词，又引起蕾蕾对唐捷的义愤，在我面前又把唐捷大骂一顿。过了几天，唐捷不知又和她嘀咕些什么，蕾蕾又倒过去了。

蕾蕾那种“夫人干政”的坏习惯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我那时候就骂她不要在工作人员之间搬弄是非，但是蕾蕾的性格中道德感太强，总是不自觉地要表现出自己的正义感。其实我并没有受蕾蕾的影响，我虽然很赞赏唐捷不计较报筹和工作时间的献身精神，但是从长远来说我更喜欢和小草这样有章法的人合作，小草的处事原则更像美国人。唐捷是个情绪很不稳定的人，她可以成事，但也足以败事。可是小草是个非常清醒和稳定的人，只要和她之间确定了某种合作关系，这种关系就能够长久地维持下去。而且小草处理问题有分寸的多，即使她不能帮你成事，至少她不会为你败事。

但是在这几个人中间，我最喜欢的还是齐光。齐光兼有唐捷和小草的优点，像唐捷一样，他不计较工作时间和报酬，有“革命热情”，又和小草一样，工作认真负责，有效率，靠得住，让人放心。作为一个编辑，齐光有很准确的判断力。哪些文章该取舍，哪些段落该删节，他都能够把握得很准确。虽然，后来《中国之春》的几个编辑也都相当不错，如周义澄和陈家英，判断能力和文字能力都属一流。但是他们都缺乏齐光身上的那种主动性和事业心，多少有点雇佣思想，把《中国之春》的编辑工作不是当成一项事业，而是当成一个饭碗。

和齐光合作是相当愉快的，齐光的聪明简直浸透在他的直觉神经中，你想到的事情他都能够同时想到，你说了前半句，他立即就明白了后半句。同时，他还能常常主动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意见，有些事情无需交代他就会主动完成。办公室自从有了齐光之后，我就轻松多了，也可以腾出一些精力去考虑其他事情了。

直到后来很久，我都一直在怀念和齐光相处的那段日子。后来我也常常不自觉地用齐光作为尺子去衡量后任的编辑们，甚至连文字能力在齐光之上的陈家英都不能使我满意，于是引起一些不必要的摩擦。有一次我差一点解雇他。其实陈家英是极少犯错误的，就是我觉得他象个皮球一样，你不踢他不动。那时候我脑子里总是闪着齐光的模式，要是没有齐光，也许我会宽容很多，也会少得罪不少人。

7-3一个管钱的天才

林心声是九月到《中国之春》来的。他是冯胜平极力举荐给我的。冯胜平不止一次在我面前赞扬林心声，他说他在旧金山发现了一个管钱的天才。于是我给林心声打了几次电话，终于把他说动了，出任《中国之春》杂志社的经理。

林心声长得眉清目秀，白白净净的脸孔简直象个姑娘，说起话来缅缅腆腆。他属龙，比我还大两岁，可是外表一点看不出他的实际年龄，别人看了都会认为他是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林心声人品正直、头脑清晰、心细如发、廉洁如水，冯胜平没有说错，请他来掌钱，是再恰当不过的人选。

林心声的父亲是个香港很有钱的商人，死后给他留下了一笔遗产。他在旧金山附近的圣荷塞有一幢带游泳池的房子，太太刚和他离婚，带着四岁的女儿回娘家住去了，整幢房子就剩下他一个人。也许正因为没有家小拖累，所以林心声才有可能孤身一人到《中国之春》。我在电话里说，当经理最好有车，于是他一个人开着自己的车，花了一个礼拜，横穿美国，来到纽约。柯力思走了，总部空出来没有人住，林心声就住进了总部，晚上也好有一个人接电话。

别看林心声长得像个女孩子，可是脾气倔的很，他认准的事情，八头老牛也转不过来。他平时很少说话，一说话就脸红，唐捷喜欢和他开玩笑，总抛些浪言撩逗他，常常把林心声搞得脸色通红。但是他要是发起脾气来谁都怕他三分，无论谁他都敢骂。在办公室里，除了我，没有人没挨过他的骂，胡平也不例外，薛伟更是见了他就和老鼠见了猫一样。林心声本人的生活是不成问题的，即使不工作，大概父亲留下的钱也够他花一阵的。他自己的生活非常节俭，绝不花一分冤枉钱，但是对朋友和组织非常慷慨。无论什么朋友在一起吃饭，只要有林心声在场，他一定抢着出钱，而且绝不让步。有一次冯胜平和我打赌，说如果我能够和林心声出去吃饭，由我付账，他就输给我二十块钱。结果我试了几次都失败了。他在这方面的固执可以令你完全放弃和他争夺账单的意志。后来我只好串通林心声，答应如果他能够让我赢的话我分给他十元。林心声非常欣赏这个主意，高兴得像个孩子似的，最后我们合伙赢了冯胜平的赌。

我动员林心声的时候，民联的经济危机还没有真正过去。所以他是抱着打义工的准备来的。他来的时候，民联已经有钱了。可是林心声第一个月仍旧没有发自己的工资，他还担心捐款不稳定。我和冯胜平都劝他还是领工资，该拿的还是要拿，以后民联没钱了再捐出来就是了。可是直到两个月之后，林心声确实认为捐款已经稳定了之后，才给自己发工资。林心声不缺钱，所以就不贪钱，因此他管钱所有的人都放心，在他当经理的期间，从来没有人对财务问题提出过异议。这也是我觉得他是当经理的合适人选的重要原因。

林心声一来，就把从前所有的财务档案重新整理了一遍。我接手财务后担的事情太多，没有时间整理档案，只能是肖规曹随，按照林樵清过去的制度办事。但是我总是觉得林樵清的那一套制度挺别扭，他所有的支出帐都是按照时间顺序来排列的，查起来很不方便。而林心声将它改成了按支出项目分类，看起来就方便多了。

林心声用钱以“抠门”著称，不该花的钱他分分计较，卡得很死。当了半年多经理，我已经深深体会到管钱是个得罪人的职位，所以本来支票规定是由我和他联署生效，我也乐得全部交给林心声去管。我总是一次签几十张支票，留给林心声去副署。林心声是个铁面无私的人，不怕得罪人，谁要花钱多了他就像拆了他的祖坟一样心疼，大骂“败家子”。由他把关，乃民联之福。俗语说，创业如同针挑土，败家好似浪推沙，林心声是个能创业守业的人。

果然，自从有了林心声，《中国之春》银行账户上的存款渐渐殷实起来，三个月后就有了一个月的余钱，半年之后，我们竟然有了将近八万元存款。这个数字是一直到民联解散都没有达到的高峰。一九八八年年底，我和林心声制定了一个开源节流的财务计划，准备每个月争取存下一万元，然后凑足十万元的头款，为《中国之春》买下一幢房子，或者一套永久的办公室。另外我们还准备买套电脑植字设备，一方面解决《中国之春》的标题植字问题，另一方面也可以顺便开一个植字公司，搞一些活的收入。

不过，尽管我和冯胜平都很欣赏林心声的“抠门”作风，但是他的抠门却使我们大吃了一次苦头。后来这件事成了我们之间的笑谈，它可以典型地反映出林心声的性格。那次是我和冯胜平准备开车到俄亥俄州的哥伦布市会见一个王安基金会的董事，联系筹款的可能性。我掐算了一下时间，如果我们要在下午四点钟之前赶到的话，我必须在凌晨五点钟出发，六点多钟经过普林斯顿大学，接上冯胜平。我那辆二百五十元买来的“老坦克”不能胜任这样的长途奔袭，我决定开编辑部的小卡车去。但我知道那辆小卡车已经很久没有保修了，机油都黑了，跑长途之前一定要换一次油。当时我腾不出手，就把换油的事交代给林心声去办，告诉他在皇后大道上有个十分钟换油站，价格很便宜，换一次油只要十八元。

下午四点多钟，林心声开着车出去了，到了那个换油站，发现它已经倒闭了，于是他就沿着皇后大道一路找过去。找到第二家是二十元，他嫌贵，继续开。到了第三家，又多了一元，二十一元，他拐个弯找到第四家，发现更贵了，二十二元了。于是他又回过头找第二家，赶到那里人家刚关门，他又到第三家，人家也关门了，他不得已只好回到第四家，谁知都关门了。为了省两块钱，他将近八点才回办公室，那辆小卡车还是没有换成油。

第二天凌晨，我只好开着没换过油的车子上路了。由于太早，修车站都没有开门。一直开到华盛顿，都没有换成油，又继续开向宾州。宾州的山多，一进了山就更难找地方换油了，只好勉强开。进山的时候我就感觉到机器的声音不太对头了，但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除了硬着头皮继续开下去别无选择。后来车子经过一阵强烈地颤抖，终于在一个山坡上停下来。发动机的四个气缸烧了两个，完全失去了爬坡的劲。幸好我们已经到了最高点，推了一会儿就是一路下坡了。我们利用惯性一直滑进山下一个小镇。小镇里唯一的修车铺狠狠的敲了我们一笔，要了七百多元修理费，一般旅客在这个时候完全没有讨价还价的地位，只能乖乖交钱。为了准时赴约，我们扔下车，又租了辆车，继续前进。租车费花了我们三百多元。林心声为了节省那两块钱的换油费，结果多花了一千多块钱。

十一月，原来办公室的房东把房租大大提高了，于是《中国之春》搬了一次家。新的办公室仍旧在林边大街上，但是向我家又移近了七条街口。房子是我找的，总的来说我非常满意，我和房东签了三年的合同。新办公室比老办公室要漂亮多了，是一个黄绿色相间的两层小楼，外面绿树成阴，里面完全是家庭居住的格局。一进大门是一个正方的厅，可供三十多人开会。薛伟的办公桌就在厅的角落里，主要是方便他包装杂志，可以利用厅里的空间。三间起居室，最大的一间作为编辑室，放了三张办公桌。另外两间一个是经理室，我和林心声在里面办公，一个是打字室，摆了两台打字机，是蕾蕾的工作室。厨房外面还有一个餐厅，摆了两张办公桌，是秘书接电话用的。院子里还有一个汽车库作为装旧杂志的仓库，车库前面还有一个小停车场，能停四辆车。从大街正面看，《中国之春》办公室是二楼，楼下是个韩国牙医所，主人就是我们的房东。但是办公室的正门在侧面，从汽车道斜上去，我们的办公室就是一楼。大门前有一个凉棚，可以堆放新到的杂志。

《中国之春》搬家总共动员了四十多个盟员，分成三批，总共干了三天，光扔掉的旧杂志就足足装满了一个三米乘十米，一米半高的垃圾拖车，我买了一套组合的铁架子，围着新办公室的车库做了一圈四层书架，结果搬走的杂志还是装满了半个车房。那时候，盟员似乎都很热心，主动跑来帮忙，我们发钱都不要。可是到了“五大”之后，《中国之春》就再也聚不起那么多人了，不要说干活，就是开会也来不了多少人。

7-4工作班子“铁三角”

林心声到《中国之春》之后，我希望他、冯胜平和我一起能够形成一个配合默契的“铁三角”，作为民联工作班子的行政核心。以此为基础，团结一些做事踏实，有活动能量的人，建立民联第三届总部的骨干队伍。

自从上任以来，民联总处于经济不稳定状态，我独撑总部和编辑部的日常工作实在是疲劳不堪，一直想建立一个稳定的行政班子，物色一些容易合作，能独当一面的人，来共同工作。我曾经考虑过很多人，呼延民有组织能力，有理论水平，但是行为反复无常，不易合作；杨漫克善解人意，聪明多谋，但是办事不认真，吊儿郎当；郭城敢想敢为，有活动能量，但是虎头蛇尾，没有常性，办事靠不住；薛伟易于合作，办事踏实，但是台湾背景太深，只能保持一定距离；还有一些经常在《中国之春》办公室进进出出的盟员，但是不是能力不够，就是热情不足，再不就是被生活所困，没有多余的精力过问民联的事情。我从心里喜欢像柯力思，李国愚，齐光，程铁军这样具有建设性的人，善于合作，办事踏实，不惹事生非，但是可惜他们都不能在纽约久留，长期共事。民联在外地还有很多这样素质的人，像华盛顿的宗继祥、包建中，旧金山的钱达、郭平，休斯顿的高优鄂、吕凡、新泽西的郑文杰、虞孝成等人，但是他们都鞭长莫及，不可能常到总部来。我当时物色人真是有点“求贤若渴”，甚至饥不择食了。后来我急于请倪育贤和郑为民，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这种情绪。

从自己的亲身体验中，我深深理解了王炳章当时不择手段拉人入伙的做法和心态。很多他拉进来的人后来都成了他的敌人。尽管如此，他仍然像狗熊掰棒子似的热情不减，哪怕是掰一堆扔一半，还是四处网罗人才。从理论上来说，谁都可以说海外人才密集，遍地精英，但是实际上你要选中几个真正有质量、有能量，同时配合默契，相互理解的合作伙伴确实不易。有人有质量，有热情，但没机遇，抽不出身，无缘共事；有人有机遇，有质量，但是没有意愿，不屑落草为寇；有人有热情，也有机遇，但是没有质量，难以独当一面。一个组织也好，企业也好，能够形成一个建设性的工作班子是很不容易的，甚至是相当幸运的。

在总部周围的众多人中，林心声和冯胜平是我最满意的两个人。首先这两人的能力互补，而且他们的长处在民联都是出类拔萃的。林心声长于内政管理，办事井井有条，细心周密，铁面无私，同时对美国的法律、税务制度相当熟悉，《中国之春》就是在他任经理期间逐渐走向正轨，在大陆人中，很少有人具备林心声这样的经验和能力；冯胜平善于外交联络，揣苏秦之胆，含张仪之舌，他说服人的能力和活动能量都是第一流的，过去王炳章与美国政府及中国大陆改革派的联络，都是通过冯胜平穿针引线。其次这两个人当时和我的个人关系都不错，我们有可能建立相互信任，配合默契的分工合作关系。我的想法是，让林心声主内，冯胜平主外，我集中精力抓住《中国之春》和宣传，就可以形成一个精干而有效率的工作班子。再加上胡平的理论旗帜和王炳章的运作经验，我相信民联第三届总部可以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打开局面。我把我的想法和冯胜平及林心声交换了意见。他们都极愿意配合。而且在那段时期，我们确实合作得相当好，也相当愉快。

我和林心声的合作，在最短的期限内扭转了《中国之春》的财政困境，并改变了《中国之春》历来使用黑人黑钱的做法，开始依法向美国政府报税，使公司管理走向正轨。如果不是后来发生的罢王风波，我相信《中国之春》还将会很快建立自己的企业，并且拥有自己的房产和办公室。

我和冯胜平配合默契，初战告捷，在政治学会第三届年会上成功打了一场翻身仗，为民联雪了前耻。

7-5政治学会一雪耻辱

政治学会两年的历史充满着民联的屈辱。《中国之春》记者杨漫克曾被驱出会场，民联主席王炳章曾躲在场外不敢入内，最令人屈辱的事情发生在第二届政治学会会长胡平身上。胡平在第二届年会上当选为会长的时候还没有加入民联，后来当他成为民联主席之后，政治学会的理事会竟然通过一个决议逼胡平辞职。第三届年会本来应该由会长胡平主持开幕式并作理事会报告，可是理事会竟以避嫌为理由剥夺了胡平上主席台的权利，改由其他理事主持会议和向会员作年度报告。

更令人愤怒的事情还在后面，一些比较“左倾”的会员觉得休了胡平还不够“安全”，为了一劳永逸地免除“后顾之忧”，他们还酝酿在修改章程的时候提出一个议案：禁止政治组织的成员渗入学术组织，将民联成员驱逐出学会。冯胜平知道了对方这个计划之后，立即通告了我。于是我们分别和政治学会中八名民联成员碰了头，商量了对策，大家决定全力反击。我和冯胜平商定，如果有人提出类似议案，我们就站出来当场宣布：“我们就是民联成员，如果学会多数人认为民联成员应该退出会场的，那么我们坚持和共产党员一齐退场。如果要求民联成员退场的理由是防止政治组织渗入学术团体的话，共产党也是政治组织，只驱逐民联盟员不驱逐共产党员，就是政治歧视。在美国，政治歧视是违法的。”

我相信，过去民联成员的屈辱都是因为忍让躲闪，只要我们敢于正面抗击，一定会镇住对方，赢得大多数人的同情，因为道理毕竟是在我们一边。况且在美国，共产党员是“地下”的，他们比我们还怕暴露身份。

我和冯胜平开始分别放风，警告那些与民联作对的人，把我们反击的决心透露给他们。冯胜平还扬言要对政治歧视（Political discrimination）提出诉讼，以此威胁对方不要挑起正面冲突。那些人大多都是共产党员，心比我们还虚，后来果然没有敢提出这个提议，不了了之了。两军相遇，勇者胜。

既然决心打一仗，干脆就来个彻底翻身。我们决定，本届政治学会会长一职，民联志在必得，推出徐邦泰竞选，动员组织力量为他助选。我们当时分析了一下形势，估计徐邦泰很难拿到理事会成员中的最高票。根据政治学会的章程，理事会由五名成员组成，理事中得票最高者当选会长。因此，为了保证徐邦泰当选，必须在章程修改上先做手脚。我设计了一个间接选举的议案，取消最高票当选会长的条款，大会只选理事会，会长不由大会直选，而由理事会成员自己选举产生。一旦章程修改成功，下一步就是要力争在理事会五名成员拿到三个席位，于是我们又动员了三名民联成员参选理事。

我和冯胜平分了工，我是北大出身，负责动员北大同学的选票，他是复旦出身，负责动员复旦同学的选票。这两个学校的同学差不多占整个学会的一半，只要这两大集团占住了，就基本上大局已定了。事实证明，组织的力量只要运用起来，就能够发挥作用。民联的八名成员立志雪耻，分工配合默契，翻身仗打得非常漂亮。

间接选举的议案引起了辩论。我在辩论发言中力陈间接选举的好处和直接选举的弊端。我极力证明，最高票当选者往往未必是有威望和有能力者，而常常是人缘关系最好者。决定胜负的不是取决于谁的支持者多，而是取决谁的反对者少。没有人反对的人也许具有代表性当理事，但未必是最适合当会长的人。我的提议得到一些人的支持，有人举上届理事会选举为例，当选会长的胡平也不是最高票得主，最高票的得主是理事会唯一的女性盖哲娅。原因当然与她的性别很有关系，没有人对唯一的女性候选人表示异议，所以她得了全票。后来是盖哲娅自认为不适合当会长，宁愿把会长让给胡平，自己承担财务管理工作。

事实上，我阐述的这些道理并不完全是为了因人易法，而是确实相信间接选举的普遍优越性。我在此前和此后的一系列文章中，包括我一年前作出的“立宪”的努力，都曾多次论证过类似观点。我的观点说服了大多数人，间接选举的议案顺利通过了。接着，民联成员成功地拿下了理事会的三票。徐邦泰因为政治色彩太重，在五名理事中得票最少，而得票最多者是本届年会的主要筹备者，对民联很不友好。他的最高票当选在我预料之中，我提出的修改选举程序的议案主要是为了对他设防。果然，在理事会的间接选举中，民联成员的多数发挥了作用，徐邦泰以最少票的理事得以当选会长。这是实在是一个巧取的胜利，当然都是事先策划好的。

这次政治学年会是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召开的。正当我们在会场内紧张地谋划运作时，王炳章、齐光等人在外面焦急地等待着消息。消息传出之后，皆大欢喜，大家跑到对面餐厅庆贺一番。

其实我们的这次反击完全是被逼出来的。那些对民联报有成见、戒心甚至抱有敌意的人，和我们的个人关系并不坏，对我们个人也没有什么成见。我不敢肯定排挤民联成员的行为是否有中共在背后指使。如果不是某些人做得太过分，我们也不愿意在这个学术组织里挑起正面冲突。反抗都是被压出来的。

至少在本次政治学年会之前，我和冯胜平的民联成员身份还没有暴露。当时政治学会没有几个人知道房志远和冯胜平就是民联“匪首”丁楚和余丛。胡平的太太李婉带着孩子在大楼里到处找胡平，找不到胡平就找四处打听我和冯胜平，结果问人的时候说露了嘴，叫出了我和冯胜平在民联内部用的假名丁楚和余丛。后来不知是胡平责备她还是她意识到漏了嘴，一个劲向我们道歉。不过我并没有在意，我相信此役之后，民联成员将可以光明磊落地出入政治学会会场，再也用不着藏头遮尾、隐姓易名了。

果然，下一届政治学会在旧金山召开，由徐邦泰做东，民联成员已经可以如履平地了。我拎着一摞《中国之春》坦然走进会议走廊报到，负责报到登记的正是那位上一届得了最高票而没有当上会长的理事，我有点恶作剧似地把《中国之春》放在他面前，然后给他照了一张像，他无可奈何地对我笑笑。在那张相片里，他好像在卖《中国之春》一样。

在会议发言时，我故意公开宣布自己是《中国之春》主编，然后作了一个题为“形式重于内容，手段重于目标”的演讲。在这个演讲中，我首先赞扬了共产党的生命力和它艰苦卓绝的奋斗史，然后提出问题：为什么这样一个由五十多人而发展成世界上最强大的党最终会走向衰落？我极力证明，共产党的错误不在于它的目标，而在于它实现目标的手段，不在它“干什么”，而在于它“怎样干”。哪怕共产主义是天堂，也不能用警棍把人们押进天堂。而中国人重内容不重形式，为了正义目的而可以不择手段的心理传统，是造成两千年专制悲剧的根本原因，也是今天共产党悲剧的根本原因。这个演讲稿曾经以“哭党”为标题发表在《中国之春》上，至今我还认为它是我写得最好的一篇文章。文章写得很有感情色彩，我在那次发言中也朗诵得声情并茂。我看见坐在我前面的一个女同学眼里含着眼泪听着，会场出奇地静，中国人开会很少会有这样肃穆气氛，我相信我抓住了听众。

本来我的发言时间只有二十分钟，结果我讲了四十分钟。主持会议的刚好又是那位上届没有当上会长的理事。他似乎是故意多次打断我，但都被听众的嘘声制止了。后来他声称时间到了，强行宣布散会。下面的听众正听在兴头上，大声起哄：你要散会你自己走好了，让房志远讲下去。结果他只好一个人走了，会场没有人动，我又继续讲下去了。我讲完之后，会场响起长达几分钟的掌声。我想起了两年前在波士顿参加的第一次政治学会，想起了我发誓要让民联在此翻身的愿望，感慨万分。

平心而论，我并没有想渗透和操纵政治学会的念头，我骨子里是个自由主义者，对于自由的学术气氛由衷地向往。我赞成学术团体应该保持中性色彩，理性的色彩，而不要带上任何意识形态的色彩。可是我的理解的“中性”不是“回避政治势力”，而是可以与任何政治势力等距离打交道；不是不准发表带有某种政治倾向性的言论，而是为带有任何倾向的言论提供公平讨论的机会和场地。我承认，也许我们在政治学会中的反应过于强烈了一些，可是这是政治歧视带来的反弹。如果没有来自左面的压力，也许我们会懒得去争这类学会的领导权。在后来的历史学会年会上，我们就完全没有做任何政治动作。

历史学会的第一届年会是在政治学会第三届年会两个月后召开的。我和冯胜平都参加了。会场设在一个很美丽的湖边渡假村，大家谈得自由，玩得高兴，完全没有政治学会上那种剑拔弩张的气氛。

我和冯胜平都发了言。我的演讲题目是“谁来背历史的黑锅”。这个演讲稿后来进行了增补，以“宁要两个魔鬼，不要一个天使”的标题发表在《中国之春》上，也是我自认为写得最好的文章之一。在这个演讲中，我着重阐述了两党制的功能在于为社会运动的张驰提供一个自我调节的机制。一个党执政的最大弊端是为了面子而不肯承认错误，即使知道错了自己也难于转弯，结果常常使错误政策不碰南墙不回头。而两党制中，党的纲领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两者轮流执政对社会的调节功能。一个党把事情搞糟了，只要换一个党执政，社会就可以顺利地大幅度转弯。社会在转弯中总是要有人为从前的烂账承担责任，人们才能“向前看”，共产党在大转弯时的办法是抛“替罪羊”，这种办法可以暂时有效但是无法制度化。而两党制就是把这种调节制度化了，两党不但轮流执政，同时也轮流背历史的黑锅。

冯胜平的演讲题目是关于十年改革的历史。冯胜平演讲有一种独特的风格。他的语调平稳而流畅，常常以一个很特殊的角度和闪着智慧的格言来吸引听众。他的语言很少有习惯性的口语和赘句，基本上都是书面语言。我相信整理冯胜平的讲话录音是非常容易的，他几乎可以出口成章，那些充满逻辑性的句子从他的嘴里流出来显得非常自然。但是冯胜平在讲话的时候表情是基本不变的，眼睛一动也不动地盯着一个固定的地方，使人感觉他似乎是一个演说机器。

冯胜平阐述了中国大陆经济改革是怎样走到今天这一步的。他一步一步的分析了改革者的思路，他们的努力和他们的失败。一九八八年，中国大陆的改革势头又有很大的回升，但是海外的人们仍旧笼罩在一九八七年初胡耀邦下台的阴影中，认为共产党的改革必败无疑。冯胜平不像大多数海外民运人士，总是站在一个对立的立场上批评共产党，他完全把自己放在一个中立的，第三者的立场上来叙述事实。能够从这种角度看问题的人，在民联内部还是很少的。我很欣赏冯胜平的这种论证方法，他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共产党人的失败不是因为他们坏，而是因为他们的历史局限性，这种历史必然性的结论常常令人不容置否。

我和冯胜平的演讲都很引人注目，以致在学会选理事的时候很多人当场推举我俩当理事，而当时的情形显然只要我们愿意出来，当选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两在历史学会那种轻松的气氛中完全没有在政治学会上那种咄咄逼人的“斗志”，我们都婉言推辞了别人的推举，也完全没有打算渗透历史学会理事会的企图。连我自己也觉得奇怪，为这么自己在历史学会上和在政治学会上判若两人，甚至连更富于进攻性的冯胜平也似乎温和得多。这更加证明了反抗都是被逼出来的。我相信人的天性都是向往和平的。我想如果不是共产党逼人太甚，对民联百般围剿，也许民联成员中的很多激进的分子也都会温和的多。

7-6左右开弓，四面出击

（见跟贴链接）

作者：万润南 在寒山小径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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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楚：中国之春回忆录（第七章）民联复苏（续） -- 万润南 - (4720 Byte) 2009-6-25 周四, 上午2:27 (361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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