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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楚：中国之春回忆录（第一章）不白之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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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楚：中国之春回忆录（第三章）隐居总部 -- 万润南 - (21143 Byte) 2009-6-24 周三, 下午11:04 (367 reads) |
万润南
[个人文集]
加入时间: 2006/04/03
文章: 1370
经验值: 57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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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万润南 在 寒山小径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第四章：民联三大
4-1一个人有五份工作
第二学期，我决心搬进学生宿舍住。
学生宿舍的食宿费比外面要贵得多，登记时就要预付一个学期四个月的全部房租和伙食费用，一下子就要交出两千多元钱。幸好我这个暑假准备了充足的钱，我可以花钱买个方便。
住在学生宿舍有很多方便和优越之处。离教室图书馆近，省了每天往返的路费和时间。宿舍有饭厅，随便吃，省了自己做饭。而且西餐的食物多样化，营养丰富，吃了一个学期我立即觉得身体的素质大大增强，精力充沛。住在这里，可以经常和美国同学混在一起，提高英文的听说能力。另外，还有一个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可以方便地在学校图书馆找到工作。
果然，我在图书馆很容易就找了四份工作，图书馆的主管是个中国人，一个四十多岁的台湾女人，她喜欢雇中国学生工作，这倒不是种族偏心，而是她认为中国人勤快。她不喜欢美国学生，说他们又笨又懒。我的第一份工作在流通部（Cerculation Department），管理借书和还书登记，以及图书上架；第二份工作在期刊室，工作性质一样；第三份工作是每天早上给教授餐厅及校长办公室买报纸，我利用早上跑步的时间就顺便完成了，校长给我一小时的工钱；第四份工作最舒服也最合算，每天晚上从九点到十二点管理图书馆的学生自习室。其实你根本用不着做什么，只要搬个桌子往门口一坐，进来的学生签个到，出去的学生注个销，然后人走光之后打扫一下纸屑，锁上门就行了。
累积起来，我一个星期的工作时间有五十八个小时，比一个全职工还要多。然而，我的成绩是无可非议的，一直到那个学期结束，还是全A。考斯替奇教授知道我的工作时间之后十分惊奇地问我：“你用什么时间读书？”
其实我主要读书学习的时间就是每天晚上看守自习室的时间。那些学生又不是幼儿园的孩子，根本就用不着我管，我可以尽管读自己的书。同时，因为是夜间工作，我还可以每小时领一个半小时的工资。
这个学期是我在学校收获最大的一个学期，英文提高很快，学习和挣钱两不误。这学期我每个星期还有两天在联合国上课和实习，听着联合国和各国际组织的专家胡吹乱侃，倒也真能长不少见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完全没有时间过问《中国之春》的事情了。我几乎把老朋友王炳章给忘掉了。直到有一天宁勤勤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希望到她的“加拿大移民公司”公司当经理。我答应她每星期去上一天班。这样，我就有了第五个工作。
4-2小旅馆的“预前会议”
美国大学的寒假很短，是从一月上旬到二月上旬就结束了。但是在寒假前，从圣诞节前到元旦后有十天冬假。这个冬假对于中国留学生来说没有什么大用，元旦后还有一连串的考试，所以不能找工作。一般人也都利用这段时间好好玩一玩，会会朋友，或者复习功课，准备考试。
美国过圣诞节就和中国人过春节似的，那是一年之中可以全家团聚、尽情欢愉的日子。所以圣诞节前后的这些天，没有人还有心思工作，所有的公司都早早地关了门，大家都在兴高采烈地采购东西，准备礼物。移民公司在这种时候自然是没有生意的，所以关门大吉。学校图书馆也关门十天。最没有道理的是连学生宿舍的餐厅都关门十天，这叫我们这些无家可归的留学生简直不知道到那里去混饭吃才好。幸好我有一个在法拉盛餐馆做工的朋友，圣诞节有事情，希望我能替他几天。我赶紧同意，圣诞前夜就去上班了，至少有个地方可以有饭吃了。
我只在那家餐馆干了五天，就又一次被王炳章拉走了。后来我才知道，在这三天里，王炳章让李达开着车跑遍了法拉盛的中国餐馆，四处找我，急得满嘴长满了燎泡。最后他干脆找到我的宿舍，在门口等到十二点，在我下班回家的时候把我堵住了。
那时候民联正在筹备第三次代表大会。这次会议上，王炳章的主席任期将满，并不得连任，几个月来他一直在物色新主席的人选。“三大”定于十二月三十一日在旧金山召开，现在离开会日期只剩三天时间了，可是新主席的人选还没有落实。
我知道，王炳章早就选中了胡平作为接班人，并且也作了很多说服工作。但是眼看代表大会召开的日期逼近了，胡平仍旧在犹豫不决。很多人在胡平的耳边说了不少关于民联的坏话，说这个组织的背景多么复杂，国民党的控制多么严密，王炳章的势力多么根深蒂固。总之他们认为，胡平没有必要毁了自己的名声去趟这个浑水。当然，也有一些支持胡平去当民联主席的朋友，可他们担心的是胡平会成为王炳章操纵的傀儡。所以他们劝胡平向王炳章提出两个条件：第一是要把财权交出来，第二是要带自己的班子进总部。
我不知道胡平具体和王炳章谈了什么，但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胡平希望由我出面辅助他，主持总部的日常工作，至少掌握财权，作为他竞选主席的条件之一。胡平的这个要求显然是可以理解的，在民联所有的骨干中，我是唯一他比较了解，也能够信的过的人。我们有同样的历史背景，都卷入过民主墙，同是北大校友，又都参加过竞选运动。更重要的是，我也是王炳章可以接受的人选。可以说在当时，我几乎是民联中唯一胡王双方都可以信得过的人。
于是现在情况变成，如果王炳章希望胡平出山当主席，就必须首先动员我同意出来任职。王炳章一见面就把情况对我说了，他甚至还希望我能够出面作为动员胡平的说客。我回答王炳章说，我需要时间考虑一下。但是王炳章说时间不允许了，他希望我能够参加“三大”，并不由分说，约我明天到法拉盛一家小旅馆商议要事。
那家小旅馆在法拉盛闹区边的一个僻静的小街里，主人是林樵清的朋友。我走进一个半地下室的套间，里面有好几间房间，每一间都有两三张床位。我到的时候，在一个比较大的房间里，已经坐满了人，里面烟雾腾腾，我记得有胡平、呼延民、林樵清、柯力思、冯胜平、程铁军、徐邦泰、姚月谦、王炳章，我想当时民联的精髓大半都在坐了。
王炳章宣布说，请大家来开个“三大”的预备会，讨论一下会议怎样开法，以及今后民联的大政方针和领导架构。实际上大家心里都明白，主要的议题是后面一个，就是要动员胡平出山，并商议如何助选。
胡平不愿意出山，显然是担心自己势单力薄，希望有几个有分量的大陆籍人能出来协助他。当时在很多大陆留学生眼里，民联似乎是个以台湾人、香港人和海外华侨为主的团体。实际上这完全是个错觉，民联成员始终是以大陆留学生为主体的，我在整理盟员档案的时候曾经很注意地计算过比例，大陆籍的盟员约占全体盟员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以上。民联给人留下上述错误印象的原因是大陆籍的盟员大多希望保持秘密身份，不愿公开活动，也不愿意出任总部的公开职务。而愿意公开活动并担任民联职务的人大多是港台籍人士及海外华侨。例如，被称为王炳章的左膀右臂的柯力思和林樵清，都有台湾背景。王炳章到很多学校演讲，大陆籍的盟员也都不愿出面张罗，公开出来筹备及主持会议的大多是港台籍留学生，于是给人的印象是王炳章受到台湾的控制，而民联的活动似乎都是港台学生在操办。
这个问题对于民联来说是个非常严峻的现实，如果不能扭转人们的这一错误印象，民联就无法在大陆人中间得到认同感。王炳章非常清楚这一点，所以他想抬胡平出山，以扭转民联的形象，增强民联在大陆留学生中的号召力；同样胡平也非常清楚这一点，他如果不能建立一个以大陆籍人为主的领导班子，他这个主席同样会陷入王炳章的境地，在别人眼里成为港台籍人士众星拱月的门面招牌，成为海外华人中的“大陆孤岛”。
当时在那个小旅馆里开会的人，除了林樵清、柯力思两人外，其余全是大陆籍人。王炳章显然希望能够在这些人中间为胡平挑选一个副手。我们这些人无疑都是支持胡平出任民联主席的，但是和他一起搭档竞选是要公开身份的，谁也不愿公开下水，所以大家都推来推去。呼延民的理由也是老婆在国内，怕被牵连；程铁军说他现任学生会会长，不宜公开身份，否则会把留学生吓跑；冯胜平说他在美国国务院和国会有很多关系，他希望还是在这方面发挥联络人的作用，公开身份他就失去方面的优势了，为了参加“三大”，他也起了一个假名叫“余丛”。我解释说，我太太申请出境正处在关键时刻，我不想在此时公开身份，以免给她增加麻烦。我另一个顾虑是，我曾给王军涛联系了一个研究项目，我不想连累他们。最后，大家一致推举徐邦泰与胡平搭档。在一九八零年的大学生民主竞选风潮中，徐邦泰在在上海复旦大学的竞选中获胜，当时胡平在北京大学竞选中获胜，两人同时当选为人民代表，所以人们常把“北胡南徐”当做竞选运动的代表人物。现在让他们两人出来搭档竞选，无疑是很有号召力的。徐邦泰当时在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读书，他开始以功课紧张推托了一阵，但在大家的一致推举下，勉强同意。
把徐邦泰推上前线之后，大家松了一口气，似乎为自己的推托不好意思起来，于是又来了一轮表态支持。大家纷纷表示，尽管自己不打算在总部公开任职，但是都会在下面发挥自己的作用，全力辅助胡平。鉴于王炳章曾私下对我说了胡平的要我出来的条件，我非要以实际行动支持他不可了。因此我也向胡平保证，我可以到总部工作，顶着丁楚的名字随便干什么职务都可以。
会议开完，已经深夜两三点钟了。主席和副主席候选人终于有了结果，王炳章长长地松了一口气。第二天一早，除冯胜平之外，其余的人将要乘飞机飞往旧金山开会。
4-3 “三大”的保密工作
民联“三大”是在旧金山旁边一个叫圣荷塞的地方召开的，开会的地方好像是个教会的礼堂。我在那里开了三天会，可至今我还说不上那是个什么地方。
民联的代表大会从“一大”到“三大”都是秘密会议，为了安全保密，每一次几乎都闹得草木皆兵的地步。
第一次代表大会是在纽约召开的，会议开到一半，有人说得到可靠消息，中共当局已经知道了会址，准备派人破坏。于是秘书处临时决定转移会场，把代表们搞得狼狈不堪。
第二次代表大会出了一个“林芳特务案”，闹得鸡飞狗跳。参加会议的很多代表都是秘密盟员，不愿意公开露面。会议期间，有秘密盟员向秘书处反映，肯塔基联络站代表林芳在会场到处摄影，并拍摄了自己的正面像，要求秘书处收缴胶卷。于是秘书处宣布收缴所有会议期间的摄影胶卷，由总部统一冲洗。其中重点就是要收缴林芳的胶卷。谁知林芳坚决捍卫个人隐私权，拒不合作，秘书处怀疑他是中共间谍，派人强行搜查林芳的房间和行李，但始终未发现某秘密代表担心的那卷有自己正面像的胶卷。林芳不堪其辱，愤然退出会议，以示抗议。这个被怀疑为中共间谍的“林芳”，就是“四大”后成为民联联委副主任的吴方城，后来事实证明，他是民联最忠诚的盟员，被公认为是联委会的中流砥柱。
“三大”的保密工作显然吸取了前两次代表大会的教训，精心设计了预防措施。开会的会址是严格保密的。代表们住在一个汽车旅馆里，那个地址是公开的，写在通知上，以便外地来的代表可以到此集中。会议期间，每天早上有一辆客车将代表们载到会场，三餐饭都在会场吃，由秘书处后勤组送盒饭，晚上天黑之后，再用车把代表们送回旅馆。除了本地的盟员以外，外地来的代表即使身在会场中，也不会知道会场在什么方位。另外，秘书处一开始就宣布会场禁止照相，所有摄影由秘书处指派专人负责。所有的采购，也由可靠的本地盟员代办。连打电话也要先在秘书处登记。
大会秘书长是姚月谦，他是民联日本支部的负责人。姚月谦过去在大陆就当过工厂的党政干部，讲起话来还习惯地带着共产党干部的口气和术语，但是由于他的年龄较大，又很自然地带着领导者的长者之风，所以深受盟员的尊重。
姚月谦远在日本，虽然被选为秘书长，但实际上并不熟习会议的筹备情况。具体的会务是掌握在三个人手里：一是柯力思，负责代表资格审查和会议文件，二是林樵清，负责财务和安全；另一个是郭平，他是旧金山支部的负责人，本次会议的东道主，理所当然地负责会议的后勤。
郭平给我印象相当好，他身体壮实，方头大耳，气色非常好，似乎永远是满面红光。他对人彬彬有礼，脸上总是带着开朗的微笑，看起来像个弥勒佛。他的外表和气质很像大陆人，我开始还一直以为他是大陆人，后来才知道他是七十年代从台湾来的留学生。曾经是“保钓运动”的积极分子。
参加民联“三大”的代表约六十人，我问了很多人，他们中间大多数人是总部指派的，没有经过选举。不过，当时民联的各支部中有能力进行选举的支部还是很少的，美国各支部除旧金山、休斯顿、华盛顿、芝加哥人数较多之外，其他联络站都只有一两个人，而且都是与总部单线联系的。
4-4会议上的演讲者们
会议一开始由王炳章致开幕词。我记得王炳章作了一个题为“民主从我们自己做起”的演说。他先讲了一个美国的意大利裔披萨大王立志以合法手段发财，扭转一般美国公众对意大利移民的恶劣印象的故事。然后说到中国民联应该通过本身的民主运作的榜样来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演说中他提到，有的盟员建议修改章程，删除对主席连任两届的限制，以便他能够继任第三任主席。但是他本人反对这样做，因为他不希望看到民联出现因人易法的现象。
这篇演说他显然是打了手稿的，演讲的时候手稿就在他手中握着，但他由始至终都没有看手稿。他没有按常规站在讲台的麦克风背后，而是用一只手握着卷成一个筒的手稿在另一只手上轻轻敲打着，一边在主席台前面踱来踱去。那篇演说词写得相当动人，王炳章演说的时候声音抑扬顿挫，极力控制着说话的节奏，显得有条不紊。但是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他像演戏读台词似的，在背诵一个完全不属于他的思想。
我记得夏天的时候，有一次王炳章拉我去参加一个美国人的酒会，他在那个酒会上将有一个很短的演讲。在去赴酒会的地铁上，王炳章坐在我对面，眼白向上翻着，望着天花板，嘴里念念有词。我和他讲话他也心不在焉，有一搭没一搭地乱答着。我甚至觉得他有点异常缺乏起码的礼貌。后来在酒会上，王炳章发言时的神情就和现在一模一样，不但声调抑扬顿挫，就连节奏都掌握得恰到好处，可是你就是觉得他说的东西不是他头脑中涌出的思想，而是后来人为装进去的。我这才明白，刚才在地铁上他是在背诵宁勤勤为他准备好的英文演说稿。
王炳章不属于那种天生具有才气的领袖，能够让人第一眼就看到他横溢的才华和贵族般的气质，但是他聪明、好学、勤奋，他试图通过不懈努力和后天严格训练使自己逐渐接近一个领袖的高度。如果他是一件社会艺术品的话，你可以从那精雕细刻中体会到创作的刻苦，但是同时也可以从刀斧凿痕中看到人为的做作。
会议的议程基本上分为四个主要内容：总部咨询、形势和任务、章程修改和领导人选举。
讨论形势和任务，几乎花了一天时间。几乎每个人都上台发言了，有的人还发言了好几次。其实大家谈论的内容都差不多，这种形式只不过给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表现自己的机会。我在下面观察着每个人的讲话的特点，觉得这有点像个演讲比赛。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演说者是钱达、呼延民和胡平。
钱达是个非常出色的演说家，他在演说时全身心的投入和王炳章形成鲜明的对比。钱达有一张表情生动的脸，平时总是挂着开朗的微笑，他在演说时时而怒发冲冠，转而又热泪盈眶，感情大起大落，激昂悲愤，充满着感染力。你可以想象他在法庭外如何与中共公安人员唇枪舌剑的。
钱达主要介绍他回大陆参加杨巍审判，被中共当局驱逐出境的经过。民联得知杨巍一案于十二月二十日左右开审，派钱达作为民联代表前往上海出席审判。总部选中钱达是因为他的台湾籍华人的身份被认为具有一定的安全系数。钱达于十九日到达上海，二十日探望了杨巍的父母，得知了审判的准确时间，于二十一日开庭前，赶到法庭门前，向过往行人和前来参加审判的旁听者散发“中国民联致上海人民检查院要求无罪释放杨巍的公开信”。开庭时钱达要求进入旁听席，被法警拒绝。钱达与警方论理，被强行扣压一夜，第二天上午驱逐出境。这个事件使钱达的在海外的知名度大涨，成了当时中国民联的英雄人物。
呼延民曾经是上海著名的“胡守军反革命集团案”的成员，并因此案而入狱，在当时的民联中是少有的几位当过政治犯的民运骨干。他身材瘦小，尖嘴削腮，戴着一副深度的近视眼镜，眼睛里时常闪着诡密的目光，再加上他那一口江浙口音的国语，活脱像个“绍兴师爷”。呼延民喜欢在别人面前表现出自己的高明，常常有意扮演一个军师的角色，所以我们也都戏称他为“师爷”。
讨论形势，是呼延民最热衷的事情。他最常挂在口头的一句话就是：我们必须认清大的形势，才能决定我们的任务。呼延民主要介绍了年初那场学生运动的背景，介绍了一些大陆的情况。呼延民是个很有表现力的人，他在讲话时的丰富表情和手势，常常能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以致我常常在欣赏他表情的同时忽略了他讲话的内容。讲上海话的人往往都缺乏幽默感，但是呼延民的表情比他的语言更有幽默感。我相信，他的这种表现力，对他后来当选为民联总部常委起了很大的作用。
胡平的演说我在北大竞选时就听过了。我喜欢听胡平说话，听他的说话是一种享受。他的那种机智诙谐溶贯在流畅的语言中，浸透在信手掂来的浅显例子中，让人觉得亲切自然。与王炳章的生硬刻意相反，胡平演讲时似乎显得很随便，甚至漫不经心，但表情和语调可以达到高度的协调。胡平最擅长的就是对人们政治心理的分析。通过这种分析，来推论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当局会采取什么行为方式，而一般的老百姓会采取什么行为方式。无可否认，胡平为民联带来了新的思维方式。他在这次会议上提出的“最大公约数”以及“权利重于是非”的基本原则，为后来形成的系统的民联战略体系奠定了基石。从思想方式和内容来说，胡平的演讲无疑在所有的演讲者中最具有深度和广度，但是我认为他在“三大”的表现总的来说并不成功，而他后来在竞选中所面临的风险，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的这种错误造成的。
在整个大会过程中，胡平的发言次数是最多的，发言的时间也最长，几乎每一次都大量地超过时间。他就像一个囤积了大量商品的小贩，急于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把自己口袋里的所有东西都兜售出去。为了争取时间，他讲话的节奏快得惊人，舌头在口腔里面高速地滚动，里面夹杂着大量的大陆术语，以致我相信除了大陆的北方人之外，其他的南方人和海外华人都很难全部听懂他的语言，更不用说跟上他的逻辑推理了。尤其对于一些不太习惯胡平思维方式的海外盟员，胡平连续密集的思想轰炸，使他们疲劳不堪，消化不良，很多人在开始时听他的讲话还聚精会神，可是越到后来越不耐烦，甚至产生反感。连我都感觉，胡平每次在延长时间后反复说的那些车轱橹话，实在有画蛇添足之嫌。
我在会议上发了两次言，一次提出了“形式重于内容”的战略原则，与胡平的“权利重于是非”一道，这个原则后来成为民联战略体系的另一根支柱。另一次是关于组党问题的辩论，我提出了“组而不党”的口号。我在发言中认为，组党的意义不在于“党”，而在于“组”，不在于最后的结果，而在于为各个民运组织造成一个联合的契机。因此，这个党不能急于求成，因为它一旦建立，就等于在事实上对其他组织关上了门，或者等于捆住了自己手脚。别人会认为，既然你已经有了一个山头，我何必再要去“入”你的山头？可是如果大家都还不是党，就可以平等地坐下来讨论组党问题，每个山头的代表都是“创始人”，这样大家就愿意共同来做这件事了。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党组成的越晚，就越能团结更多的人进来。古语曰：引而不发，跃如也。意思是箭在弦上，主动在手，一旦撒手让箭出了弦，主动权就丧失了。世界上有些事情是能做不能说，有些事情是能说不能做，组党就属于后一类事情。组党的口号可以天天喊，串联组织的工作可以天天做，但这个党建立的日子拖得越后越好。这就叫：组党组党，组而不党。
4-5两个阵营的程序游戏
所有的人心里都明白，代表大会最重要的一幕是主席的选举。从会议的一开使就有人在为这最后的压轴戏做铺垫了。在通过会议议程时，有人提出要给参选人更多的时间发表政见，这显然是为胡平开路的。胡平参加民联刚满三个月，对于大多数民联成员来说是个新面孔，如果不给他以充分的表现机会，你很难想象人们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接受他作为自己的领袖。
最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修改章程的时候。有人提议在章程上增加一条对主席资格的限制条款：出任民联主席者必须具备一年以上的盟龄。
这个提议一提出来，全场一片寂静，代表们似乎在回味着这个提议背后隐藏着的含意，接着就像炸了锅一样，整个会场哗然。所有的人都明白了，这个提议是冲着胡平去的，意在为胡平竞选主席设置障碍。胡平的盟龄只有三个月，勉强够当代表的资格（很可能王炳章在填表时还在日期上作了手脚），一旦一年盟龄的限制案通过，胡平就将失去竞选主席的资格。
正在主席要求将此提案付诸表决的时候，突然又有一个代表提出异议，他认为刚才的提案属于重大提案，民联章程规定凡属重大提案，需经出席代表人数的三分之二多数通过。显然，这个提案是胡平的支持者提出来的，目的在于阻碍“一年盟龄限制案”的通过。
此提案的提出，等于在会场上划了一条界限，代表们立即分为两大阵营，一派为拥胡派，一派为反胡派。拥胡派的主体是基本上是大陆留学生。反胡派的构成比较复杂，主要是大陆籍以外的华人，他们不太习惯大陆人的思维方式，理解不了胡平拐弯抹角地提出的那些战略策略。他们认为，民联理论问题就是如何揭露共产制度的罪恶和丑恶，唤起人民的反抗，而胡平则认为证明共产制度的罪恶已经没有意义，这在中国大陆已经成为不需要再证明的事实，人人心里都明白。而人们不敢抗争的主要障碍在于冒的风险太大，所以中国民联目前的理论重点在于建立人们结束专制的信心，建立一套能够最大限度降低人们参与民运的风险的战略策略。而这些战略策略的必要性，是那些没有在专制制度生活过的人不能可理解的。反胡派中还有一些是对王炳章操纵会议不满的代表。他们觉得内定胡平为主席继承人，给胡平更多的演讲机会和时间，在代表大会前召开“胡党”预备会议，这些都是搞权术，是违反民主原则和公平竞争原则的。还有人怀疑，总部在选拔代表的时候就作了手脚，把大批拥护胡平的盟员指派为代表。
两个阵营在场内为“一年盟龄限制案”是否属于“重大议案”开展了一场大辩论，会场乱作一团，主席只好宣布休会。休会期间，两个阵营开始了拉票战，拉票的双方最后图穷匕见了，越过了掩盖在表面上的程序问题，直接了当地向被说服的对象摊牌：支持胡平，还是反对胡平。
在整个休会期间，我一直都坐在会场后面的位置上未动，冷眼观察着两个阵营的力量对比。我看见王炳章急得到处转，找人商量方案。王炳章问我怎么办，我赠他六个字：以不变应万变。我劝他不要再搞任何多余的动作，也不要再拖时间，以我的估计，拥胡的力量略占上风，越快摊牌越好，尽快投票。
后来我知道，会议出现危机的苗头之后，王炳章在当天下午给他的另一位高参冯胜平打了电话，希望他能赶来救援。冯胜平本来不想在代表大会上公开露面，以保持秘密身份。但接到王炳章的电话后，临时买了当天的飞机票，连夜赶到旧金山。
主席最后宣布投票表决，结果“一年盟龄限制案”通过为“重大议案”，拥胡派险胜。。由于这场争论，章程修改的议程一直拖到深夜尚未完成。以致原定的庆祝一九八八年元旦的联欢晚会都被临时取消了。很多代表在一些细小的程序问题上争议不休，往往一个提案还没有付诸表决，就被很多个程序动议给打断，到后来大家都被搅进因此而生的节外问题中去了，反而把原提案给搁在一边了。最后，为了不影响明天的主席竞选议程，大会秘书处决定组成一个章程修改小组，根据代表提出的修改章程议案，连夜起草一个一揽子的草案，并对已经修改过的条文作文字和技术上的润色修改，然后由大会第二天投票通过。
第二天上午，代表们匆匆忙忙囫囵吞下了章程修改小组起草的一揽子草案，一致通过，毫无争议。人们对章程已经失去了兴趣，他们的注意力转移到最后一幕的主席竞选上了。 压轴戏开场了。
4-6胡平以一票之差险胜
徐邦泰一回到旧金山就改变了主意，取消了与胡平搭档竞选主席的承诺，理由是他的导师不赞成他荒费学业，另外也考虑到太太还在国内，不宜公开。他起了一个“李本”的假名参加了会议，会议从始致终没有发过言，并退出主席团，拒绝露面上台主持会议。
胡平只好临时换马。王炳章主张还是和柯力思搭档。我对柯力思的印象很好，所以也极力劝胡平还是选柯力思为副手，一方面使总部的工作有个连续性，另一方面柯力思是个很踏实勤勉的人，可以把很多琐碎的事情揽下来，为胡平节约出时间来多考虑理论问题。事到临头，胡平也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了，最后决定与柯力思搭档竞选。
另一对儿参加竞选的候选人是李国愚与宗继祥。李国愚是来自南美厄瓜多尔的代表，民主墙时期曾在广东地区卷入过当地的民主运动。李国愚很有内秀，我看过他写的文章，条理分明。但是他是广东人，国语说得很差，演讲时结结巴巴。他相貌像个典型的农民，哪怕他把头梳得光亮，穿着西装革履，也摆脱不了身上农民的气质。大家戏称他，再怎么打扮，也最多像个农民企业家。宗继祥是台湾籍的华侨，饭店老板，他在会场一再表白说自己本来没有打算竞选，只不过临场决定上台陪太子读一回书。显然，宗继祥本身对选举的胜利丝毫没有把握，也根本没有取胜的斗志。
胡平知道李国愚的口才不行，缺乏领袖的气质，并且缺少竞选的决心，所以并没有把对手放在眼里。李国愚本人没有上过大学。学位虽然并不能说明一个人的才干和能力，但是在一个以留学生为主体的团体里，如果你没有学位，是很难建立威望的。因此，胡平在代表大会前半期一直显得很自信。我曾经警告他，他有些话说得画蛇添足了，增加了反对他的人。胡平并没有在意，他认为，虽然有些人并不喜欢他，但只要没有强有力的对手，代表们还是会本着“矮子里面拔高子”的原则，把票投给他。他开了个玩笑说：你不用跑得比熊快，只要跑得比另一个人快就行了。
可是胡平没有想到，由于昨天的程序之战，反胡的阵营已经形成，对方既然没有以章程条文卡住胡平通向主席之路，就一定会推举出他们的代表人物，出来与胡平竞选。第二天对方阵营果然推出了两个强有力的对手，姚月谦和林樵清。他们两人都是民联的元老，虽然在社会上的名气不如胡平，但是就凭他们这么多年在盟内积累的老关系，就足以对胡平形成威胁了。更重要的是，他们两的出现，为那些不喜欢胡平，但又瞧不上李国愚的票，提供了一个归宿。
竞选演讲和答辩时，胡平又失口犯了两个错误，酿成大祸。
他在演讲时说，他通过一段时期的观察，感觉到《中国之春》在留学生中的形象不太好，他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扭转这一形象，并提出了一些建立公信力的措施。不可否认，胡平可能讲出了一个客观的事实，也提出了很有建设性的设想，但是他讲错了地方。在民联的代表大会上，当着众多对民联怀着深厚感情的老盟员，说《中国之春》“形象不太好”，这无疑大大伤了他们的自尊心。我当时就听到我前面的一个台湾籍的代表愤愤地骂道：这个书呆子把自己当成救世主了，他妈的，没有他民联一样活。
另一个错误犯得就更大了。在答辩的时候，有一个代表问胡平：“如果你选不上主席，你还愿意留在民联任其他职务，或者作一个普通的盟员吗？”
胡平很干脆地回答：“不。如果我选不上主席，我也不会任任何职务。那时候我觉得我还是呆在盟外更好一点，可以发挥比在盟内更大的作用。”
胡平说的是老实话，也是他的心里话。但是这话无疑又显示出他内心的傲慢。民联是个典型的草根型组织，它从第一天起就建立普通人的基础上的。民联的很多老盟员对明星政治怀着天生的敌意。可以想象这个回答在人们心目中引起的反感，不用说那些本来就反对胡平的代表，就连我这个支持胡平的铁票，都觉得听了都很不舒服。难怪后来冯胜平说：“王炳章是把民联当家，胡平是把民联当店。”
胡平私下曾经和我说过，他在竞选时就要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以后这个主席才好当。显然他就是按照这个既定竞选方针办的。谁知道他一下捅了一个马蜂窝，一个又一个的盟员站起来批评胡平，说他自私自利，自我中心，利用民联组织来满足自己的私利，说他自我膨胀、自视甚高，说他是野心家、阴谋家、政客，然而，看着胡平站在那里非常认真地和那些批评者们辩论，我又觉得他确实可爱。难道野心家和阴谋家会像他这样直率地讲出心里的大实话吗？后来胡平曾经多次很委屈地说：“我都不知道是民联沾了我胡平的光，还是我胡平沾了民联的光。没有这个组织，我胡平照样还是胡平。可是民联没有胡平会怎么样？”
反胡阵营的核心人物是张侠。张侠是华盛顿大学的政治学教授，曾被聘为白宫学者，相当于美国政府的咨询顾问。她在这个大会中，也许是社会地位最突出的代表了。正因为是这样，她才对胡平的清高和傲慢特别气愤。张侠习惯于说英文，汉语说得很差，语言的障碍也许是构成她对胡平的成见的另一个因素。我相信张侠教授本身政治学的素养，但是胡平说话太快，快得叫人反应不过来，我怀疑她的中文能力是否能够完全听明白胡平在演说中提出的战略原则的含义。后来我私下曾经高度概括地向张侠解释了胡平的一些基本思想，她就听明白了，说：“像你这样说不是很清楚嘛，胡平为什么要拐那么多弯，罗嗦那么久？”
张侠上台发言，提出了民联主席候选人必须具备的几条标准，具体标准我记不清了。好像一要有学位，二要有英文能力，三要有经济基础，四要有献身精神，五要有政治道德。冯胜平在下面开玩笑说，张侠提出了“革命接班人五条标准”。显然，按照这把尺子，她认为胡平哪一条都不合格。不过我也不相信，所有六位候选人谁能够完全符合她的这些标准。至少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的英文能够达到张侠所要求的水平。
姚月谦和林樵清的口才都不甚出众，也没有什么精彩的表现。但是他们及时地表现出了谦虚和谨慎，与胡平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一时间似乎整个会场的舆论都倒向了他们，胡平的地位危在旦夕。
王炳章一见事情不妙，立即建议休会，希望争取一些时间来调整步子，采取补救方案来扭转胡平的被动。休会之后，王炳章活动频繁。他显然不愿意看到姚、林两人当选。他跑来找我，问我是否愿意与他搭档竞选，由他来当我的副手。
他的战术显然是想把对方的票冲散。按照民联的选举规则，当选主席的票数一定过半数才生效，否则由票数前两名的候选人再进行一次复选投票。王炳章希望增加几对竞选人，把票分散，先渡过第一轮投票的危机，等第二轮投票时再想办法。我对他的方案当即表示反对，认为我和他出马竞选对拥胡阵营的冲击会比反胡阵营的冲击要大，得不偿失。后来冯胜平告诉我，王炳章也曾经向他提过同样的建议，他也没有同意。
见冲票方案不行，王炳章又开始劝退，劝说姚、林两人顾全大局，退出竞选。但是这显然使对方很难堪，他们不仅要考虑他们两人的进退，而且还要顾及他们背后一大群支持者的情绪。果然，反胡阵营一听说王炳章要劝姚、林两人退选来保胡平过关，立即群情激愤，扬言以退场抗议。一些对胡平的愤怒转成了对王炳章的愤怒，他们认为王炳章一手操纵会议，想把胡平强加给他们作为领袖。
王炳章一见事情不妙，转而又提出另一个方案，将两对候选人拆散重组，希望胡平能够和姚月谦搭档竞选。这个意图简直是司马昭之心，太明显了，就是要将反胡阵营的票拆散，最终目的还是要保胡平过关。
反胡阵营的人忍无可忍了，张侠、刘梓欣、李台彦、魏西西、杨农、怡文等人高声呼吁有正义感的代表退出会议，表示抗议。整个会场出现了混乱，只听见一片桌椅的碰撞声和摔打声，一些不满意胡平和王炳章的代表开始离开座位，跟着张侠他们走向大门的出口，代表大会处在分裂的边缘。我当时站在后排的位置上看着这一幕，感觉民联当时就象一叶惊涛骇浪中的小舟，正面临着灭顶之灾。
正在这时，一个小伙子冲到了大门口，用身体挡住了正在退场的人群。他高声喝到：“站住，请听我讲最后一句话。”退场的人们被他的断喝镇住了，站住了。
小伙子用目光扫了一下他们，高声斥责道：“我看你们大多都不是大陆人。你们想用退出来保持自己的清白，留下我们这些浑浊的大陆人，是吗？不错，你们是有退路的，你们下了这条船，可以回家发财做学问，但是我们大陆人上了这条船就下不来，我们是没有退路的，等待着我们的是无家可归，是铁窗脚镣。你们是在为理想而战，我们是在为生存而战。你们只想着自己的清白，可是你们想过没有，这条船翻了我们怎么办？”
如果说整个会议是一台戏的话，那么我相信此刻就是它最精彩的一幕。退场的人群就像一片被大雨浇灭了的烈火一样，滋滋地冒着烟，但是已经完全失去了气焰和势头。人们呆呆地站在原地，凝住了似的，不知该进还是该退。王炳章乘机用目光暗示一些拥胡派的代表上前把人拉回来。他自己走到张侠面前，诚恳地向她道歉，劝她回场。
后来我知道，这个挽救了民联“三大”的小伙子叫陈雷，是这个会场中最年轻出席者，因为入盟不到三个月，他不是正式代表，只是列席代表。他曾经是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的学员，当时在美国德克萨斯农工大学物理系读研究生。半年之后，陈雷在报刊上发表了一封《退党公开信》，为抗议中共当局吊销胡平的护照，声明退出中国共产党。这封公开信在社会上曾引起相当大的轰动。陈雷是海外公开退党的第一人。
当会场恢复平静之后，王炳章悄悄地坐在我身边，问：“你看怎么样，胡平有戏吗？”
我看着他憔瘁的面色，心里充满了同情。这些天，为了操劳“三大”的事情，他几乎没有睡过好觉，整个脸几乎变了形，瘦了一圈，眼框发青，眼角布满血丝，嘴角长满了燎泡。但是我觉得他有些事情做得太过了，反而把事情搞得更糟糕。
我对他说：“我曾仔细地计算过票，今天上午我还很有把握地估计胡平会赢，可是现在我已经没有把握了。我觉得你完全没有必要搞那些小动作，每一次都是适得其反，也不要再让胡平表演了，再给他时间就画蛇添足了，他讲得越多丢的票越多。我还是那句话：以不变应万变。”
王炳章叹了一口气，说：“那就听天由命了。”
我笑了笑，道：“说不定还有转机。胡平这人一向运气好。”我刚刚听说了一个消息，李国愚可能退出竞选。
果然，这一转机决定了胡平的胜负。李国愚在临投票之前宣布退出竞选，他呼吁支持他的票能够投给胡平，因为他完全赞同胡平的政治主张。也许李国愚的退出并没有影响到双方阵营的铁票，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他把投给他自己的一票投给了胡平，就是这一票，扭转了乾坤。
投票结果，胡平和柯力思以一票之差险胜姚月谦和林樵清，而且以一票之差过半数。这过半数的一票，就是李国愚的那张票。胡平果然命大。
投票结果一公布，整个会场剑拔弩张的气氛立即烟消云散。原来反胡阵营顷刻瓦解，曾经反对胡平的代表，一个接一个走上前，与胡平、柯力思热烈握手，表示祝贺。张侠还表示，尽管她不赞同胡平的很多观点，但是她承认民主的裁决。既然胡平当选主席，她今后将配合主席工作。她的表态赢得了全场的掌声。
这一幕给我留下很强烈的印象，我发现非大陆籍的代表虽然在有关大陆民运战略方针的问题上很难沟通，但是他们有一点是很可爱的，就是他们大多很守规则。这是建立一个民主制度所需要的最基本素质。
按照民联的章程，民联总部的权力机构为总部委员会，设委员三十三人，在这三十三人中，还要选出九人为常务委员会作为常设权力机构，另外还有一个监察委员会，设委员七人。
主席选举之后的议程是总部委员选举和监委选举。总部委员和监委的选举采取提名推举的办法，只要有一名代表提名，本人同意，就可以列入候选人名单。这种办法主要考虑到很多没有能够参加代表大会的人也有机会当选，他们只要写一份书面委托给当地的代表，就可以成为候选人。
在六十多个代表中间选出三十三个总部委员，比例接近二分之一，即差不多在场的代表每两个人中间就有一个有可能当选代表。除了本人表示不同意或资格不够的人外，基本上在场的人都被提上了候选人名单。当选的总部委员有：胡平、王炳章、林樵清、丁楚、呼延民宗继祥、杨农、赖石、张卓之、沙林、张侠、张志明、高格文、王策、郭城、余丛、林伟、车少莉、南明、林心声、莫逢杰（以上为美国地区的委员），赵桑（香港），姚月谦、高今航（日本），柯力思、早尚、李台彦、刘梓欣（欧洲），余直、王维真（加拿大），陈抒尘（澳洲），李国愚（南美），谢正一（台湾）；监委当选的有：薛伟、黄奔、孟振华、钱达（美国），杨先智（欧洲），何明（香港），童青（日本）。薛伟为监委主任。
在所有总部委员中，又以自愿竞选的方式产生九名常委：胡平、柯力思、王炳章、呼延民、余丛、张侠、沙林、林樵清、姚月谦，主席为当然的常委会召集人。
在总部委员的选举中，我得了全票，是几个最高得票者之一。但是在常委竞选时我刚好因事离开了会场。后来我知道王炳章为我提了名，并且全力举荐。但是毕竟我人不在现场，所以还是落选。王炳章后来一直抱怨我不认真，我也没有把这个常委当回事儿。不过，一年之后，王炳章就应该庆幸我没有当选了，否则多了我这一票，他在“罢王案”中就连反攻的支点也没有了。
就像每次代表大会都要闹出点惊险的插曲一样，这次“三大”也不例外。大会结束后，又闹出一个小小的中共特务案。一位化名叫西苑的代表在会议分裂时对民联表示失望，扬言要退盟，并且打算要把会场见闻写出来发表。参加“三大”的代表中只有四位女性，西苑是被公认长得最漂亮、身材最好的姑娘，所以颇引人注目。消息传出，引起部分代表的恐慌。呼延民在会议期间一直很注意西苑的形迹，当选常委后他恰恰是分工“反间谍”工作，新官上任三把火，他立即将此案立为他上任后第一桩“特务案”。选举结束后忽闻西苑失踪，呼延民立即四处察访，最后在附近一个舞厅找到了她。当时西苑喝得半醉，正在与几个美南一起来的代表跳舞，毫无居心叵测之状，呼延民虚惊一场，于是也参加了跳舞。后来查清，这位西苑原来是原“深圳青年报”副主编曹长青的前妻。
作者：万润南 在 寒山小径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上一次由万润南于2009-6-26 周五, 上午6:44修改，总共修改了2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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