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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楚：中国之春回忆录（第九章）罢王风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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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润南
[个人文集]
加入时间: 2006/04/03
文章: 1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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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万润南 在 寒山小径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第九章：罢王风波
9-1只要再给我半年时间
“罢王风波”是民联的劫数。一直到许多年之后，我都一直在想，如果没有罢王风波，民联会是什么样？
王炳章自然免不了扼腕。他在很多场合都说，如果没有胡王的分裂，一个完整的民联将在“八九民运”中起到更大的作用。
其实我何尝没有扼腕？不过我并不像王炳章那样过高地估计民联将在“六四”民运高潮中起的作用，我知道，即使民联没有分裂，当国内民运大潮到来的时候，民联也不可能起到他期许的作用。而国内潮落，大批政治明星逃亡海外之后，一个完整的民联也不足以和他们组成的民阵抢夺风头。
我叹息的是，民联由于罢王风波失去了一个自立的最好时机，而后一直到民联消亡，它都再也没有能力摆脱财政上的被动，从而也就无法摆脱国民党的控制。而一个在国民党控制之下的民联是不可能有前途的。民联的这个劫数，也许就和国民党的“西安事变”一样，在其正在上升的关键时刻被卡住了咽喉，这一口气就再也没有缓过来，而后来的时势再也没有提供缓解这口气的机会。我完全可以想象当年蒋介石的心情。一九三四年到一九三六年，是国民党在大陆的鼎盛时期，要是再给他一两年的时间，中国就可以统一，国力就可以恢复。而只要国民党站稳，中国统一，无论共产党或日本人，都不会再有机会了。即使中日之间的战争不可避免，也不会是那样的打法了。
在罢王风波之前，经过一场严重经济危机后的民联迅速复苏，在财政上达到了它的最高点。胡平接任之后，民联的政治声誉和形象有大幅度好转，大陆留学生开始普遍认同《中国之春》上的政治观点，甚至传闻中共内部的开明派都在考虑对民联解禁。民联当时所处的外部条件非常好，发展势头有可能超过一九八七年的局面。我常常在想，如果在这个良好的基础上，再给我半年的时间……
只要再有半年时间，《中国之春》就会拥有自主产权的办公室，就会有自己的企业。从此，民联将会有一块坚实的立足之地，经费将会有活的来源。一九八八年底，我和林心声常常在办公室里接待带着各种投资项目的客人，为民联账上的资金寻找一个投资的方向。只要民联的钱能够成为活钱，我们就可以在适当的时候摆脱国民党的控制，挺过民运低潮，为回国找到一个立足点。总之，只要手中有钱，就能够掌握主动。
只要再有半年时间，民联就会有一整套成熟的战略思想，这是一个政治团体最宝贵的财富。当时胡平和我在《中国之春》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基本上勾画出了这个战略思想的轮廓。胡平正在家里撰写一本专著，系统地论述在专制制度下如何进行非暴力斗争的战略原则，从胡平全力以赴的重视程度来看，我相信它可以奠定今后民联，甚至整个反对派运动的理论基础。这本书虽然没有按照胡平预期的三个月出笼，但是如果没有罢王风波的干扰，至少可以在“八九民运”到来前问世。我还清楚地记得当胡平一听说北京民运大潮涌起时的那付捶胸顿足的样子：“我的书早该在这之前出版，可是现在一切都晚了。真是，就差一步。”
只要再有半年时间，《中国之春》将无论在专业化水准上，还是在可读性上会有一个重大的突破。一九八八年底，《中国之春》已经站在这个飞跃的台阶上了，当时我已经在各地设立了几个记者站，并在国内设立了几个资料供应点，定期供应剪报资料，甚至可以定期得到《中共中央文件》。我已经在家里建立了一套大陆各方面的资料库。由于国内政治气候宽松，各种出版资料也开始多起来，有了充足的资料，《中国之春》上关于大陆方面的消息和报导就会生动和丰富起来，脱离中国大陆的实际太远，这正是过去《中国之春》最大的缺陷。过去几年里，人们对《中国之春》最多的批评就集中于此。此外，只要有足够的钱，杂志的排版印刷质量也可以大幅度提高，《中国之春》不久就可以以崭新的面目出现在读者面前，然后下一步的计划就是在全世界扩大发行网点，开拓商业广告渠道，最后做到自给自足，甚至盈利。可是罢王风波之后，《中国之春》的经费逐年递减，后来的几年我处处被动，一直是在不断地消减开支的情况下运行的，这一口气从此也没缓过来，那个起飞前的主动势态再也没有出现过。
总之，有了这半年，虽然民联未必能影响中国的变化，也扭转不了海外民运的走向，但是它确确实实有可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然而，民联始终没能迈过这个门槛。“六四”之后，海外财源滚滚，可是联委会偏偏做出了一个愚蠢透顶的决定，将民联总部迁往华盛顿，财政统一的局面被打破，总部和编辑部争夺财政预算的摩擦从此不断，从而又一次失去了财政翻身的机会。这么多年来，我在民运圈子里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事情的发展几乎从不按理智的轨迹，事后分析，似乎每一个人走的每一步都合乎逻辑，可是整体走向却总是朝着最荒谬的结局。
罢王风波，就是其中最荒谬的一幕。在这次事件中，民联有三次机会可以摆脱厄运，可是历史在这三个关头总是作出了最荒谬的选择。
9-2罢王风波背后种种动机
罢王风波始于一九八九年一月七日的常委、监委、总部三方联席会议，推动这次会议召开的主要有三个人：冯胜平、呼延民、薛伟。会议的主要的目标是王炳章，但是王炳章并不是唯一的目标。
冯胜平的目的是很明确的，就是王炳章。他要排除王炳章，为组党扫清道路。他告诉我王炳章正在筹备“四大”的竞选，而他卖保险的钱是为“四大”之后准备的，在“四大”之前绝对不会掏出来给民联。他也许知道我和王炳章签了合同之后急于得到他卖保险的钱，所以这样说来引起我对王炳章的不满。我不知道冯胜平从何处得到这种消息，我可从来也没有听说过。按照主席两年任期的规定，当时离开“四大”还有一年的时间，王炳章纵使深谋远虑，也用不着提前一年就开始准备竞选。我不排除王炳章心里会有这样的打算，但是他也没有必要这样早就透露给别人听，即使要透露，按照我当时和王炳章的私交以及在民联中的地位，也应该是首先知道此事的人之一。我当时在民联的位置举足轻重，人缘最好，无论谁想竞选民联主席，我都是他们必须争取的支持者。
呼延民是这次会议的最关键角色，开会的动议是他提的，筹备工作基本上是他做的。可是他的动机至今我也没有搞清楚。他既不喜欢胡平，也不喜欢王炳章，在开会的整个过程中他始终都是左右开弓，胡王各打五十大板。他的旗帜是组织生活“透明化”，因此要建立常委和监委之间的横向联系，一方面打破王炳章对组织的垄断，另一方面弥补胡平对组织的轻视。我从来都无法理解呼延民的思维逻辑，我无论对开会还是对建立横向联系都没有任何兴趣，我也不明白这两者之间有什么联系，或者这对民联有什么好处。不过我感觉王炳章和胡平还不是他的全部目标，从他私下透露的情绪来看，他的另一个目标是林樵清，他要在这次会议上报林樵清开除他的一箭之仇。另外我猜测，他也许想通过策划这次会议，表现自己的活动能量。四年后，我为了写本书和呼延民聊天，想回忆一些当时的情况，呼延民对自己在倒王中表现出来的能量还颇为得意。
薛伟开始对开会并不热心，因为他本人有可能成为会议上被修理的目标。柯力思为自己申诉，向常委会提交了一份材料。这个材料揭发了薛伟的一些问题。除了薛伟国民党特务的问题外，柯力思在材料中还提到薛伟曾经强奸过一位原《中国之春》秘书小姐的姐妹。被害人告到民联总部，哭诉薛伟把性病传染给她。当时是柯力思接受的申诉，并调查此案，后来此案是林樵清出面摆平的，他给了那位小姐一笔钱，对方答应不上诉。柯力思认为薛伟散布他是中共特务的谣言，是为了报复此事。他同时向各地联络站散发了自己的申诉材料和揭发材料，搞得薛伟坐立不安。但是呼延民和冯胜平当时对薛伟没有兴趣，他们觉得薛伟在打击王炳章的时候是可以利用的力量，所以对他采取联合的态度。薛伟后来也意识到开会是他为自己辩护的唯一机会，而且搞掉王炳章对他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所以他也开始积极起来。
胡平的心理可能和薛伟相似，开这样的会对他来说肯定没有好处。作为民联的一把手，他无疑会成为到会者攻击的箭靶子，而且胡平是个很怕麻烦的人，对任何事情总是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起初，他对呼延民开会的提议百般阻挠，后来在对方咄咄逼人的攻势下逐步退却，其心理也是不愿意惹翻呼延民。冯胜平为了开会的事反复给胡平打电话，告诉他王炳章正准备“四大”复出，而把他当作过渡的人物，为王炳章看两年家。胡平别看平时态度谦和，其实骨子里对自己自视甚高，这种说法肯定会伤害他的自尊心。最后胡平勉强同意开会。也许他意识到会议的主要目标是王炳章，不是他，而削弱王炳章对他又有好处。自从上次在胡平家看到他对王炳章发脾气，我知道他对王炳章一定有一肚子的怨气。
不过，胡平只想打“有限战争”，他在会议的程序和性质上大作了一番文章，提出三项程序：讨论形势，制定策略，质询总部。他知道会议的推动者只对最后一项议程感兴趣，他增加前两项议程一方面为会议增加一些正面作用和形象，另一方面减少讨论内部矛盾的时间，减少杀伤力。另外，他为会议定了一个基调：对事不对人。矛盾公开，有话台面上说清楚，但是对任何人不作书面结论，不作组织处理，会议纪要打印发给全盟，让全盟的舆论公断是非。胡平对他搅尽脑汁想出来的这些原则颇为得意，后来他私下对我说：干嘛要处理王炳章，只要会议内容公开，王炳章就够丢分了。看来对王炳章“四大”的复出，胡平还是很在意的。
最反对开会的是我和林心声，会议对我们个人既无好处，也无坏处，但是会议要花钱，将影响我们的财务计划。会议的经费预算约四千元钱，林心声像挖了祖坟一样心痛。整天在办公室里对着呼延民骂骂咧咧。我对开这种无事生非的会抱有一种天生的敌视态度，觉得这帮人纯粹是庸人自扰，没事找事。经济危机好不容易熬过来了，当时正有一大堆计划正等着上马，有好多正经事要做，我实在不明白这些人要搅和什么。
不过，这一切我今天都能理解了。我当时心情是“饱汉不知饿汉饥”。我自己处于一个大有作为的位置上，所以有好多“正经事”做，也有正面的机会去施展我的才干及表现我的能力。所以，尽管我也有对王炳章的不满，也受各种不尽人意的事情的困扰，但是我绝不想为这些鸡毛蒜皮事情开会干扰我的大方向。可是很多人并没有我这样的机会，他们没有“正经事”可做，所以只有通过这样的会议才能够表现自己的重要性，才有机会显示自己的能力。我不需要踩人就可以提高自己，但是很多人没有这样的机会，他们要表现自己，非踩人不可。后来，民运组织多起来了，这种内斗的会议越来越多，大家也司空见惯了。我是从后来的这些经历中悟出的这些道理，我不知道王炳章悟出了这个理没有，明白了这个道理也许对人就会宽容很多。无事生非，这是任何一个组织都必须认真对待的陷阱。
我和王炳章都是属于那种目标明确，清楚自己要干什么，但是不太注意别干什么的人。按照呼延民的话，我们在前进的时候常常会踩着一些在自己眼里无足轻重的小人物，结果恰恰就被他们所绊倒。
这次三方联席会议的结果，酿成了罢王风波，而我和王炳章是这场风波中最大的两个受害者。王炳章不必说了，他的政治生涯从此一蹶不振，一路走下坡。而我则被王炳章和他的支持者认为是整个倒王事件的策划者，一直遭到他们的记恨和报复，以致到后来演变成无中生有的“丁楚中共间谍案”。但是只要有一点常识的人拍脑袋都可以想出，在所有参加“三方联席会议”的主要人物中，我是唯一没有任何“作案动机”人。无论开会斗争王炳章，还是罢免王炳章，对我都没有任何好处。可是，海外民运中最缺乏的恰恰是“常识判断”。
后来林樵清认为，我和胡平是想阻止王炳章“四大”复出，抢占民联，雀占鸠巢。这话说胡平，不能说没有道理，作为前后两任主席，他们在交接问题上，形象对比上，今后的政治前景上，都可能发生矛盾冲突。可是王炳章当主席还是胡平当主席，对我在民联的地位没有任何影响，只要我想当，总干事还可以继续干下去。林樵清虽然有可能是我的竞争对手，但是我的大陆背景和民运资历是他无可取代的。从形势推断，如果没有罢王风波，在“四大”上无论谁竞选主席，我作为实力派都是副主席最佳人选，甚至是决定他们胜负的砝码。
三方联席会议准备了将近一个月，原计划是十二月三十一日召开，主要考虑利用元旦的假期。会议的“三方”各出一人具体筹备会议，监委是薛伟，常委是呼延民，总部方面开始决定是我，但是十二月我请一个月假，所以筹备工作移交给组织干事郑为民负责。我请假的理由是回家写毕业论文，但是这并不是主要的原因。写论文只不过是借口，真实原因是我讨厌这种会议，也不想卷入此类争端，所以干脆来一个“姜维避祸”，顺便利用这段时间把学业结束掉。整个十二月份，我在家里拔掉电话，专心写论文，除《中国之春》出刊时去了几天办公室主持编务外，绝不过问总部的事情。
呼延民是筹备会议最积极的人，所有会议书面通知都是他发的。他当时挂办公室主任的职务，办了一个民联的内部简讯，叫《民运记事》，主要是向盟内各联络站通报一下总部的活动。对于他办的这份东西我心里很不感冒，觉得他是没有正经事做，无事生非。但是我不想学林樵清正面阻挡他，只是在我管辖的编辑部范围内绝不给他提供方便。可是呼延民韧性极强，不给他打字他就用手抄，然后用复印机复印，我也奈他不何，他毕竟是常委，有些事情我管不了他。呼延民最怕林心声，因为林敢骂人，呼延民大量使用复印机，把机器都搞坏了，林心声见他就没有好脸色。三方联席会议的开会通知是呼延民写在《民运记事》上发给各委员和联络站的。另外他还打了很多电话，动员人来开会。
在参加会议的资格上，呼延民和胡平有很大的矛盾，呼延民的倾向是人越多越好，认为总部委员和支部（联络站）负责人也应该邀请，甚至只要盟员愿意来都可以参加；而胡平则巴不得人越少越好，只想把会议严格限制在常委、监委和总部干事之间。冯胜平支持呼延民，他要清算王炳章，而且通知人的主动权在手，当然是人越多越有利。林心声支持胡平，因为人越多花钱越多。呼延民不怕胡平，但是怕林心声，为了消除林心声的反对，他在钱的问题上让了一步。会议通知全盟都发，愿意来的盟员都可以参加，但是除了监委和常委之外，路费和食宿费自己负责。
王炳章从各种迹象中感觉到大难临头了，他也采取了“避祸”的措施。圣诞节他带着妻小回加拿大岳丈家探亲去了，一直拖过元旦才回来。王炳章实在是低估了呼延民和冯胜平除掉他的决心了，他以为这样闪一下就可以把躲过这场大祸。可是呼延民立即通知会议延期到一月七日召开，非等到王炳章不可。王炳章这一闪，实际上使自己失去了主动权，否则他还有时间通知支持自己的人前来参加会议。
胡平在这个会议筹备阶段一直是一个被动的角色，被很不情愿地拖着走，连我都替他觉得窝囊。其实只要他下决心反对开会，会议是开不成的。在所有的人之中，只有他作为主席有能力阻止会议。耿直的林心声虽然敢于站出来挡道，但是常委会一旦形成决议他最终还是要执行。后来，我在和林心声联署支票的时候自我解嘲地说：“咱俩是被常委会拿枪逼着交钱。”
可是就是这个在所有大问题上都听天由命的胡平，却在一件小事上表现得出奇的固执。他对呼延民完全撤了防线，任由他邀请多少人来参加会议，但是却在最后的关头坚决阻止两个人进入会场，一个是杨漫克，另一个是杨怀安。在这两“杨”中，杨漫克我可以理解，因为他发表的那篇题为“中国之春在寒风中挣扎”的文章，揭了民联财源的老底，并提到了胡和王的矛盾，使胡平极为愤怒。胡平挡住杨漫克的动机主要是担心台湾的责难。因为会议上很可能捅出捐款来源的问题，民联的最高机密会再一次成为杨漫克笔下的花边新闻，台湾方面无疑会十分恼火，国民党一直认为杨漫克是中共特务。
可是我至今也不理解胡平为什么阻止杨怀安来开会。杨怀安的公开职务是大陆新移民协会的会长，这个组织实际上是国民党情治单位“海工会”在大陆人中间的统战机构，它的创始人是薛伟。杨怀安是《中国之春》的元老，但是他在民联“一大”召开之前就被王炳章赶走了，所以没有参加“民联”。胡平不同意杨怀安参加会议的理由是他不是民联成员。但是我觉得这简直不成为理由，后来到场的人中间也有不是盟员的人，例如蕾蕾和秘书禹小姐就不是盟员，要是严格叫起真来她俩都得退场。而杨怀安无论如何还是《中国之春》早期的成员之一，况且他和王炳章有隙，对胡平并不产生威胁。我不知胡平是处于何种担心阻止杨怀安，但凭感觉我猜也和台湾有关。
9-3内部“揪斗”胡主席
我家离《中国之春》编辑部最近，于是就成了会议的主要接待站。陆续到来的委员们都跑到我家来聊天。晚上就睡在我家的地毯上。
会议的前一天，有十几个与会者在我家聊天，主要有冯胜平、呼延民、吴方城、郭城、林伟、尚平、程铁军、杨先智等人，大家好久没有聚在一起了，见了面免不了谈一些民联内部的事情，越讲越激动，对王炳章义愤填膺，对胡平也牢骚满腹。呼延民和吴方城建议先把胡老爷揪来内部“批斗”一番，然后明天再主攻王炳章。在他们眼里，胡平是好人犯错误，而王炳章干脆就是坏人。
胡平刚好在编辑部，很快就被传到了。他一进门就陷入吴方城、冯胜平、呼延民、郭城等几个重炮手的火力网。最咄咄逼人的是吴方城，他质问胡平时眼露凶光，嘴角向下咧着，一个手指头向对方不断地戳着。看了他这副样子，我才理解中共官员夏颖奇为什么在肯塔基大学“败走麦城”了。号称“钢牙铁嘴”的胡平在他面前连招架之功都没有，何况夏颖奇？
对胡平的质询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第一是为什么赶走柯力思，第二为什么阻止杨漫克开会。其实提问题的人心里都明白，胡平处理这两个问题是违心的，主要是受台湾的压力。可是他们似乎非要胡平亲口承认这一点不可。胡平的狼狈可以想象，他有理不敢说，有冤不能申，只好哼哼叽叽地讲歪理，越讲漏洞越多，急得满头大汗。
正在这个节骨眼上，杨漫克来了，他是来和我谈稿件的事情。可是他来的真不是时候，有些话胡平背着杨漫克还敢说，而当着杨漫克就更不敢说了。他怕一不小心漏了嘴，又成了杨漫克笔下的新闻。而杨漫克的出现，又给了冯胜平、吴方城等人当面做好人的机会，他们竟开始理直气壮地为杨漫克争取“人权”。
“杨漫克是不是盟员？”冯胜平问胡平，“只要他没有退出，没有被开除，他就是盟员，如果其他盟员有资格参加会议，杨漫克就有资格。不准他参加会议就是政治歧视。民联不是反对共产党的政治歧视吗，可是在自己的队伍里为什么也搞政治歧视？”
这样的问题叫胡平如何回答？冯胜平当然是百分之百有道理，可是国民党不和他讲道理。按照冯胜平的道理民联就要饿死。我看着胡平的那付难受的样子，居心不忍，站出来打圆场，想把话题引开，可是吴方城穷追不舍。他一手挡住我，说：“丁楚，你别打岔，我们现在讨论的不是哪一个具体人的问题，而是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你和胡平不是整天都说权利重于是非，形式重于内容吗？现在杨漫克就是一个试金石，他的权利重于你们讲得任何道理。”
我心里恨不得撕了吴方城、冯胜平和呼延民。这三个家伙简直就是在民联背上插刀子，哪痛往那里捅。我当然知道他们占理，我也和他们一样痛恨国民党的控制。但是民联现在还站不起来，它还需要忍声吞气，用国民党的奶养大自己。现在断奶就等于马上断气，权利是要讲的，是非也要讲，但是现在没有条件讲，民联死了什么也讲不成，怎么他们就不懂得这个道理？我心里说：“给我时间，不要胡搅，我们会让民联站起来的，到那时候，我也会站在你们一边说话。”但是这些话又不能明说，只能暗示，无奈他们几个油盐不进，让人恨得牙根痒痒。
我想起蒋介石面对到南京请愿抗日的学生时情景，现在我颇能理解蒋委员长当时的心情。对这些富有正义感的学生，他是爱也不是，恨也不是，顺也不是，压也不是。难道蒋介石不爱国吗？他是国家元首，国家亡了，别人还有亡国奴当，可他连亡国奴都当不成。说他卖国等于说皇帝卖国，户主卖家，可是他能对学生说什么呢？中国太弱，它需要时间休养，忍声吞气，忍辱偷生，直到有能力与日本决战为止。可是他能够对学生们说出“忍辱偷生”的话吗？这个世界常常就是被那些自命为特有正义感的人搅得一团糟，而最糟糕的是，他们总是占理，又得理不让。
最后我忍无可忍，大声呼道：“你们还想不想让民联活了？这个话题再讲下去民联就得断粮，民联死了你们高兴吗？难道你们真的不明白这背后的原因吗？有些话是不能拿到桌面上说的。我希望明天在会上不要讨论这些敏感的话题。要是民联因此而亡，我跟谁没完。”我承认自己没有胡平修炼的功夫，我几乎是把话挑明了，也许到当时为止民联核心的知情者还没有谁比我讲得更露骨了。我知道不讲到这一步，对方是不肯停止进攻的。
果然，吴方城收兵了。他收敛凶像，露出笑容，道：“我们知道这个道理，所以我们才把胡平找来内部修理，今天胡平过关了，明天就不提这事了。”其他的人也都一致同意，明天会上不找胡平麻烦，不捅敏感的话题。
在我缠住吴方城时，胡平私下和杨漫克谈了一会儿。杨漫克从进门后始终表现的很平静，尽管事情和他有关，但他似乎比吴方城等人还要克制，就像谈论的不是他而是其他人似的。不知是胡平把他说服了，还是他不想继续充当大家争论的焦点，最后他向大家宣布他明天不会来参加会议，并向胡平郑重地作了保证，然后告辞了。
在我家里的这个内部批斗胡平的小会，等于是明天会议的预演，我从中闻出了强烈的火药味。不过在场的人大部分精力都集中在胡平身上，到真没有花多少时间琢磨怎样对付王炳章。王炳章后来以为在我家开的预备会议是为了商量对付他的，实在是冤枉了各位诸侯，实际上真正受苦受难的是胡平。
对于明天的会议，我的担心不亚于王炳章和胡平，如果他们担心的是自己的话，而我则纯粹是在为民联担心。我最担心的是这一群炮筒子把话题引向民联的财源问题。讲原则并不困难，可以这帮“委员”大爷讲完原则，拍拍屁股走人了，剩下的苦日子可是由我来承担的。要是再来一次经济危机，我可不敢保证能够挺多久。
9-4秩序井然的“批斗会”
第二天，会议在《中国之春》编辑部召开，到会者约三十多人。纽约支部有些盟员进进出出也有不少来旁听的。会议充满了火药味，但是远在我担心的程度之下。而会议秩序之好，结果之温和，出乎我的意料。
出于我比较中立的立场，与会者一致推举我任会议主席。鉴于目睹了昨天在我家开的批斗胡平的“预备会”，为了防止会场失控，我一开始就宣布三条会议纪律：一是发言限时，不得超过十分钟，过时主席有权打断发言；二是不准粗言骂人，违规者主席有权驱逐出场；三是发言举手，按顺序登记，不得抢先。后来又增加了一条纪律，会场不准抽烟，抽烟请出门。这一条是专门对付呼延民的。这家伙是个老烟鬼，熬不过一小时准得出门。昨天在我家，我就把他赶出家门抽烟，使他“批胡”的火力大大减弱。会议纪律表决通过，无人异议。
会议整整开了一天，秩序井然。这是我在民联开过这么多次会秩序最好的一次，这主要归功于预先登记，发言限时的规则。这个规则似乎是我首用的，我没听说从前实行过，以后在民联的历次会议中这个规则被作为一个惯例继承下来了。有很多局外人凭想象以为，批斗王炳章的会议一定剑拔弩张，其实这次会议不但比民联过去开过的所有会议秩序都要好，而且比起后来民联的联委会以及民阵的理事会都平静得多。相对于后来那些火药味越来越浓的民运会议，王炳章受的这点冲击，可真是小巫见大巫。
会议只出现过两次骚动，但都及时地控制住了，没有酿成混乱。一次是钱达和吴方城提出修改议程。胡平提交会议讨论的有三项议程，其顺序为：讨论形势，规划战略，质询总部。胡平把质询总部放在后面显然是处心积虑的。根据开会的经验，会议初期人们精力充沛，态度认真，情绪容易激动，越到会议后期人们越疲劳松弛，激烈情绪会逐次降低。而且前面的议程有可能占用后面的时间，放在最后的议程时间会越来越少，胡平知道有些外地来的委员晚上就要赶回去，巴不得这个议题虎头蛇尾地草草收场。
钱达一眼就看穿了胡平的小算盘，他是晚上的飞机票赶回旧金山。他知道大多数委员赶来开会，并不是感兴趣“形势”和“战略”，而是关心民联内部的事情，所以他要求把第三项“质询总部”的议程提前到第一项，吴方城立即附议赞成。此项提议遭到胡平强烈反对，双方展开辩论，声调逐渐提高，钱达提议表决，胡平反对表决，于是又有越来越多的人参加争论，会场趋于混乱。为了控制住会场，我裁决立即举手表决。表决结果钱达和吴方城的程序动议被多数通过。
第二次骚动是由于杨漫克出现在会场引起的。杨漫克来编辑部的理由是给《中国之春》送稿件，但是我并没有要求他今天一定要交稿，我给他定的交稿日期是三天以后。显然，他在这个时候出现在会场不能排除是有意与胡平为难。胡平昨天显然和杨漫克很郑重地达成了协议，今天一见杨漫克出现在会场就火了。他站起来指着杨漫克大声说：“杨漫克，你昨天向我保证您今天不来开会，你说话还算不算数？”
胡平这样做实际上非常不明智，杨漫克既然是以送稿为由，送完稿由我私下劝他走，事情也不会闹大。可是胡平这样公开一嚷嚷，首先让杨漫克下不了台阶，非留下挽回面子不可；其次使我失去了私下调解的缓冲机会，逼得我非作为会议主席表态；三是把公众舆论也卷进来了，很多人并不知道杨漫克对胡平的保证，觉得胡平这样似乎有点霸道，反而同情杨漫克了。
为了杨漫克参加会议的权利，会场上又一次展开了辩论。这种辩论胡平显然占绝对下风，因为支持胡平的人都是了解内情人，也就是王炳章、林樵清和我而已，不但人数少，而且理由也讲不出口。可是支持杨漫克的人可以冠冕堂皇地打着“人权平等”的旗号，理直气壮地对胡平大加批判。整个会场的人都离开座位站起来。我知道辩论是不会有任何结果的，只会使会场更加混乱，只好大声喝住众人，宣布表决。几乎所有的手都举起来赞成杨漫克入场，杨漫克见自己的面子已经挽回，继续呆下去只会凭增尴尬，于是在我数票公布表决结果之前宣布离开会场。一场风波平息。
胡平擅长辩论是众所周知的，可是我很少见到他像今天这次这样语无伦次。他被人打落了牙，既吞不下去，也吐不出来，只有横着来胡搅蔓缠，其心里的窝火可想而知。中午吃饭的时候，冯胜平还不罢休，追着胡平为杨漫克说话，胡平急得一摔饭盒，愤然道：“我这是何苦遭这份罪，大不了把什么都说白了，民联垮了拉倒，我这主席不干了。”说罢真往门外走，吴方城一看胡平真急了，急忙拉住他，众人也来劝阻，直到吴方城等人再次答应下午不捅敏感问题，胡平才罢休。
整个上午都是胡平在受苦受难，王炳章安然无恙，连弹片都没有碰到。下午一开始首当其冲的是薛伟的问题，但由于柯力思没有到场，薛伟轻易过关。他向与会者散发了证明他没有性病的体检结果，谁也没有重视他的事情。呼延民对林樵清打了一横炮，企图为“钥匙事件”平反，但是“钥匙事件”的细节太复杂，证人柯力思不在场，几乎没有人有兴趣对此进行逻辑推理。林樵清表现得出奇地谦和，极力避开冲突，呼延民连个回响都没听到，就被人们甩到脑后去了。
经过胡平、薛伟、林樵清的缓冲，等冲击波到了王炳章身上已经成了强弩之末。冯胜平首先向王炳章发难，他提的第一个问题关系到王炳章不久前举办的DW&C公司，该公司在《中国之春》上登出广告专给留学生办政治避难。广告上写明有司法部大律师经手，保证避难成功。冯胜平不知从哪里知道了这个“司法部大律师”就是承接《中国之春》诉《人民日报》案的原司法部退休律师艾克曼，他走访了艾克曼。艾克曼声称不知道此事，于是王炳章被冯胜平抓住了小辫子。
艾克曼是个心眼非常好的老头，很愿意帮助中国民运人士。我在进入《中国之春》之后就是委托艾克曼帮我办的“政治避难”。不过他后来竟然把我的档案给丢了，最终也没有给我办成，此事不了了之。其实我是自费留学生签证，完全有其他出路居留，办政治避难纯粹是为了合法地在《中国之春》杂志社工作。当时整个编辑部只有薛伟是合法的，还只拿半份工资，另外一半发现金逃税。我接任经理后希望《中国之春》能够走上正式公司的轨道，不想再靠发现金逃税，所以首先要使自己的身份合法。按照美国的法律，从申请政治避难起，无论批准没有，就有了打工的合法身份，何况我身为“反革命组织”民联的总干事，也确实有足够的理由。艾克曼很乐意帮助我，也不收我的钱，他还告诉我，如果民联成员要办政治避难，他都可以帮忙。艾克曼显然也对王炳章讲过这类的话，这才使他打起了冒用艾克曼名义的主意。艾克曼听说自己的名义被冒用之后，写了一个声明，声称与DW&C公司没有关系，也不承担该公司的法律责任。这封信落在了冯胜平手里。
冯胜平谴责王炳章冒用律师的名义是违法的，会给民联带来名誉损失。而吴方城则主要从道义的角度批评王炳章不应该昧着良心赚留学生的钱，吃人血馒头。对王炳章的这个公司反感的还有住在洛杉矶的总部委员莫逢杰。他是美西政治避难者协会的会长（美东的会长是薛伟），经常义务帮助中国留学生和新移民办政治庇护，他觉得在帮人家“避难”时收钱等于趁火打劫。监委黄奔和钱达也有类似的看法。
我和王炳章一起办过“加拿大移民公司”，我知道王炳章的“避难公司”打的也是这个主意。其实他不提“司法部大律师”倒没事了，后来“六四”之后，华人社区中涌现过无数个“政治避难”公司，郑为民和杨漫克都靠这一行发了横财，也没有人再把这当回事儿了。王炳章倒霉就倒在先走一步，出头的椽子先烂。我当时对冯胜平和吴方城的指责也不以为然，只是不想节外生枝地再牵出个“加拿大移民公司”引火烧身，所以不便替王炳章说话。
王炳章另一个受攻击的地方自然是财务问题。很多人传闻他贪污公款，但是谁也没有确凿的证据，只能背后说说而已，拿不上台面。只要我不揭发王炳章自己掏钱“捐款”的把戏，人们连质疑的话题都没有。总不能直接问他“你贪污了没有”吧？在场知道王炳章这个把戏我想只有三个人，林樵清可能知道内情，我是偶然抓到辫子，胡平估计会猜到个大概，连林心声我都没有说破。而我们三个人都不会揭发王炳章，所以他可以轻易地滑过这最危险的浅滩。上午胡平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了民联财源问题的敏感部位，实际上起到了掩护王炳章的作用，下午确实没有多少人再愿意碰这个问题。
王炳章在财务问题上受到质询最多的是他的保险业务没有履行合同，按时上缴给《中国之春》的捐款。吴方成对这个问题最为愤怒，因为他曾经以民联组织的名义给王炳章在当地筹备演讲会，先讲民运，后讲保险。吴方城不但自己买了他的保险，而且还动员了不少人买他的保险。王炳章显然在这个问题上作了充分的准备。他拿出了一大堆材料，解释了大都会保险公司的政策，向人们说明，虽然他账面上赚了不少钱，但是并没有全部得到手。因为公司还要扣住一部份作抵压，以防受保人退保。他把一大堆财务报表摊在人们面前，大家谁也没有耐心细读，一致决定交给我来审查，因为是我代表《中国之春》一方与他签的合同。我对王炳章的政策是“敲山震虎”而不是“杀鸡取蛋”，想让他快点把钱拿出来，而不想打死他。所以我巴不得他早一点过关，马马虎虎看了一眼材料，就点头放行了。
我把王炳章的发言放在所有人都提完问题之后总答辩，而且破例给了他二十分钟的时间。这对王炳章显然是非常有利的，因为他已经完全估计出了对准他的最大火力，可以从容地应付了。王炳章的答辩有条不紊，信心实足，逐一解释了大家的质询。等他讲完之后，已经将近四点钟。后面还有两个议题没有讨论，可是时间已经不多了。我宣布“总部质询”议程已完，不能再拖，马上转入下面的议题。王炳章当场松了一口气，比起胡平他简直轻松多了，整个下午人们表现得都非常克制，连高声说话的都没有。后来有人传闻会议“批斗”王炳章，实在是言过其实。“批斗”最大的特点是不给斗争对象发言的机会和权利，可是我给了王炳章比所有人都多的发言权利和最后发言的有利机会。
等到会议进入“讨论形势和任务”的时候，人们已经没有兴趣了。有些与会者准备走了，与大家告别。会场的气氛一下子松弛下来，会议于七点半钟草草结束。不过，王炳章这口气松得早了一点，他的劫数还在后面。
9-5迎接杨巍出狱计划失败
会议刚结束，胡平接到了黄奔从香港打来的电话。黄奔向总部报告，他和黄汉被中共当局驱逐出境，安全抵达香港，而另一位大陆籍的民联成员汤光中被当局扣压，下落不明。
黄奔、黄汉和汤光中是受民联总部委托回大陆迎接杨巍出狱的。不久前，总部得知中共当局将于一月八日准时释放杨巍，胡平、王炳章和我在王炳章家里开了一个会，策划了这个行动。回过头去看，也许我们三人对于这次行动的意图各有不同。胡平的主要意图在于向为民联做出牺牲的杨巍表示组织的温暖，同时让所有在国内为民运奋斗的人感觉到海外的支持和关注。胡平经常举波兰团结工会救援入狱者和他们的家属的实例，来证明海外的关怀和支持对国内反对力量坚持下去具有重要意义；王炳章的意图可能主要想制造新闻效果，引起一个政治上的轰动，为民联打响知名度，这也是他一惯的做法；而我的主要想法是希望这个行动为民联成员公开回国创造一个先例，为今后民联组织的回国挤开一个门缝，我相信胡平也可能和我有同样的考虑。不管怎样，我们三个人在两个基本的原则上形成共识：这次行动一要公开，二要合法。
为了避免与官方发生冲突，胡平为这次行动定的调子非常低。他强调不能携带任何官方不允许的东西，不做当局禁止的事情，尽量不给杨巍和他的家属带来麻烦。我们给杨巍准备的所有东西，除了钱之外，只有一个贺卡。而贺卡上面除了我们几个人的签字之外，没有任何多余的文字，胡平相信，在很多情况下确是无声胜有声。
我们设想了几种可能发生的情况：第一是成功进入大陆，见到杨巍，安全返回，这是最佳结果，中共得分，我们也得分，我们得分更多；第二是不能公开进入大陆，只好秘密潜入，见到杨巍，然后被驱逐出境，这样我们得小分，中共失大分；第三是不准公开，只好秘密回大陆，见不到杨巍，安全返回，这样我们不得分，中共失小分；第四种情况是，杨巍和他的家属不欢迎我们的人，公开进入无功而返或秘密进入被驱逐出境，这种情况是最坏的，我们失大分，中共不失分或失小分；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的人入境被公安扣压，失去自由，但我们都认为这种可能姓极小，即使扣压时间也不会太长，万一发生也是民联得分而中共失大分。
在选人的时候，我们选了持大陆护照的留学生汤光中和持有加拿大护照的黄汉。汤光中的妻子是台湾籍，而他本人是大陆籍，这样既具有象征意义，又有一定的保险系数，估计中共当局会投鼠忌器，不便公开扣人。而身为加拿大公民的黄汉不会有任何危险，他此行主要是为了给汤光中加一层保险，以便在出现危险的时候有个人证。在选人的时候，王炳章可能征求过黄奔的意见，黄奔也坚决要求去大陆，而且宁愿自己出钱，所以后来又决定再增派黄奔。计划中汤光中和黄汉是准备公开进入大陆的，而黄奔则在稍后的时间悄悄进去。黄奔是美国公民，没有危险，他的作用是预备梯队，万一当局采取技术手段阻挠汤黄两人前去迎杨巍出狱，黄奔可以出奇不意地出现在监狱门口。
根据计划，汤光中在出发前打电话通知了中共领事馆，公开声明自己是民联成员，要回国见杨巍，希望能保证他的安全。一九八八年底，中国大陆的政治环境异常宽松，对方一口应承可以自由出入，但是附加了两个条件：一是不准进行“反革命”宣传活动，二不能进行“反革命”组织活动。这两个条件都在预料之中，汤光中也作了承诺。实际上，胡平策划这次行动的目的也不想搞任何政治活动，只要能成功回到大陆，顺利见到杨巍，安全返回美国，就是最大的胜利。
一月五号下午，也就是三方联席会议的前两天，王炳章到办公室找到我，让我通知日本的姚月谦给驻上海的外国记者发消息。按我们的计划，记者最好与汤光中等人不约而同地到达监狱门口，这样民联代表和杨巍握手的照片就会出现报纸上，这无疑是最佳镜头。通知记者由姚月谦具体负责，这些天他一直守在电话机旁等待总部的指示，并保持和记者的联络。
我觉得通知记者不宜太早，万一记者先去缠上了汤光中他们，有可能会引起麻烦。可不巧的是，姚月谦是常委，刚好这时要来纽约参加会议，再过几个钟头他就要上飞机了。他一走，与记者的线就断了。
我和姚月谦通了电话，他也有些着急，最后我希望他能够在临行把事情办好。姚月谦几乎是拖到最后一刻才把消息发出去，通知完记者他就直奔机场了。消息显然是发早了一点，两个日本记者知道了汤光中他们的住址，立即前去登门采访，汤光中在记者面前豪言壮语了一番，效果适得其反。消息传回了东京，中共当局紧接着就采取了行动，半夜一点钟派人闯进他们的房间，在汤光中的行李中搜出了《中国之春》杂志以及一些文章的复印件，还有王炳章与给汤光中的一封信，上面有一首“反诗”。当局以汤光中违反承诺，携带反革命宣传品为理由，将两人拘留。不久前，黄奔在过海关的时候，也被搜出了随身携带的《中国之春》杂志，被扣压了一段时间后，遣送出境。
第二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民联成员被扣压和驱逐的消息，理由是携带反革命宣传品。其中还引用了汤光中随身带的一封信上的诗句“踏上与赤龙搏斗的征程”，以此来证明民联策划这次行动的“反动”意图。至此，民联派出的三位代表全部被捕，“迎接杨巍出狱”的行动彻底失败，杨巍肯定是见不到了。
黄奔从香港报来的消息把人们刚刚松弛下来的神经又重新绷紧了，整个编辑部群情激愤，有的人声称要追查原因，有的人报名要继续回大陆闯关，非要见到杨巍不可。胡平阴沉着面孔质问，当局搜查出的《中国之春》和信件是谁让带的。
黄汉临行前住过我家，我承认我没有给他带任何东西。而汤光中和黄奔临行前都住在王炳章家，王炳章只好承认，杂志是他让带的，主要想让杨巍了解民联在海外营救他的活动。另外他承认那首“反诗”是他临行前赠给汤光中的，但是他没有想到汤光中竟然蠢到把它带进大陆。
胡平气得脸色煞白，对王炳章嚷道：“我们不是说好，不要带任何容易引起麻烦的东西，不要作任何节外生枝的动作吗？你搞这些小动作干什么嘛？画蛇添足。民联代表只要顺利地进去，安全地出来，我们就赢了，难道你不明白吗？”
王炳章吱吱呜呜，无言以对，趁着一片混乱的时候，他找了一个机会赶紧溜回家去了。
（待续）
作者：万润南 在 寒山小径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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