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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楚：中国之春回忆录（第九章）罢王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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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楚：中国之春回忆录（第十一章）民联分裂 -- 万润南 - (9901 Byte) 2009-6-26 周五, 上午6:16 (388 reads)

万润南
[个人文集]

加入时间: 2006/04/03
文章: 1370

经验值: 57959

标题: 丁楚：中国之春回忆录（第十二章）四大竞选 (359 reads) 时间: 2009-6-26 周五, 上午6:27

作者：万润南 在寒山小径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第十二章：四大竞选

12-1基层换血，撒豆成兵

最危急的关头终于过去了，总部挺过了内战。民主党的分裂虽然只拉出去不到一百人，但是给民联整个组织结构造成巨大创伤。芝加哥、巴黎、内布拉斯加、西雅图、犹他州等支部或联络站整个垮掉了，纽约支部分为两瓣，加拿大裂成碎片。正如文革给中国大陆留下严重的后遗症一样，这场内斗也给民联留下了严重的后患，余火和余震四处潜伏着。《中国之春》编辑部债务压顶，七十二期和七十三期整个就是靠各支部支援总部的钱和街头捐款出刊的。

当务之急是首先联络上捐款。在王炳章提款之后，我和胡平找了附近一家西班牙银行另开了一个账号，胡平将账户的号码通知了台湾。但是等了两个月钱才汇到帐上。民主党成立之后有一段时间盛传一种说法，台湾准备放弃对民联的支持，转而支持民主党，因为民联总部有中共特务。我想这八成是王炳章那边什么人在台湾搞了点小动作，对方需要时间判断核实。但是不管怎样，这个谣言着实令总部方面人心惶惶了。拿谁的钱，看谁的脸色，这种日子简直是一种受罪。

之后，我开始着手重建组织网络。四月底，我开车在美国又转了一圈，把美中重镇芝加哥支部重建了，另外新建了许多联络站。到了“四大”前夕，民联的联络站已经从二十多个发展到了四十多个。民主党拉出去的联络站多数以华侨为主，但后来我新建的联络站多以大陆留学生为主。过去有些空白的地方也补上了，如美国的麻州、北卡、乔治亚、佛罗里达、科罗拉多，印地安那、奥洛冈、康州、宾州、阿拉巴马、田纳西、爱荷华、蒙大拿都建立了新联络站，犹他州、西雅图、内布拉斯加和加拿大各联络站换了血。民主党人指责说：丁楚为了在“四大”上控制多数，采取了“撒豆成兵”的战术，一个人就建一个联络站，一个联络站出一个代表。

不可否认，我建立这些联络站确实是在为“四大”做准备。我脑子里总是想着我对郑为民的那个许诺：让他见识一下什么叫做“多数”。和王炳章相处这么久，我确实从他那里学到了不少东西，其中也包括怎样搞组织，其实我本来并不擅长此道。民主党成立大会之后，有一回胡平深有感触地对我说：“经过这么一场内斗，真是长不少见识，人都快成精了。这回可知道什么叫搞政治了。”

重建组织网的另一个目的是为民联的基层支部换血，将其骨干都换成大陆籍人。王炳章在草创民联时期，大陆人尚不敢公开活动，所以他依靠了一批具有反共信念的港台籍华人作为各联络站的骨干。这批华侨对大陆的现状并没有感性认识，他们的脑子几乎僵化在反共的意识形态上，把民联当成一个纯粹的反共团体。他们对共产党认识之肤浅加深了民联的角色混乱，反而使很多大陆人敬而远之了。像王炳章造出的“拥胡倒王”的谣言，有点常识的大陆人都可以轻易看出其中的破绽，只有这些从来没有见过共产党的反共华侨们会深信不疑。我写的“战略转移”一文，很多大陆留学生都纷纷叫好，而那些以反共立场划线的海外华人却很多喝倒彩。民联并不是不需要这类人，但是不能让他们左右舆论的主流。

12-2两个“四大”筹备组

“四大”何时召开，常委会上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六月召开，一种意见是年底召开。胡平显然希望年底召开，因为六月召开等于他少当半年主席。我和薛伟支持胡平的意见，主要考虑当时王炳章余党仍不死心，想在“四大”上卷土重来，故拖到年底可以把他们拖垮。可是常委多数意见以及以吴方城等人为代表的地方实力派主张提前召开，理由也是想彻底绝了王炳章的复辟梦。冯胜平认为，只有“四大”开过之后，内战的隐患才能够彻底消除。

“四大”的日期定在六月下旬，筹备工作开始交给我主持，后来我要参加竞选，又移交给汪岷主管。我按照经济管理的规则搞了一个招标，有三个支部投标主办“四大”：华盛顿、新泽西和洛杉矶。三个支部分别报上了方案和预算，最后洛杉矶支部被选中。

每次代表大会，最头痛，最不讨好的事情就是制定代表名额方案，要是稍微有一点不公平，就会搞得民怨沸腾。后来胡平提出了一个方案被接纳了，十人以下的联络站出代表一人，十至二十五人的支部出代表两人，二十五至五十人的支部出代表三人，五十人以上的支部出代表四人。东道主支部可以多两个名额。常委委员和监委委员为当然代表，不占当地支部名额，但需要本人所在支部认可。另留十名特邀代表名额，主要是留给那些在王炳章时代因各种原因离开民联的元老以及具有特殊贡献的盟员。

我们原来以为，王炳章分裂出去之后，民联就安宁了。但我们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王炳章仍没有死心，他自己没有参加民主党恐怕就是为今后在民联复辟留下后路。他打电话给各地参加了民主党的原民联成员，让他们向总部施加压力，要求参加“四大”。于是我每天接到许多电话，都是这些分裂出去的民主党成员打来的，软磨硬缠要代表名额。电话多了，我越来越不耐烦，口气也就越来越强硬，毫不客气地对他们说：“那时候你们不是把总部给罢免了吗？不是甩掉民联加入民主党了吗？怎么现在又吃回头草干什么？”

经过内斗，我们都被王炳章搞怕了，草木皆兵，以为什么事情都是他在背后策划的。回想起来有些也是冤枉王炳章了，他未必有这个精力和能量。有些老盟员参加民主党之后，见民主党不成气候又后悔了，想回到民联，结果被我堵回去了，所以对我一肚子怨气。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很奇怪，不明白自己究竟何时得罪了那么多人，看来大概是在筹备“四大”的时候。

王炳章见无法挤进民联“四大”，干脆另立中央了。他也搞了一个“四大”筹备组，找了比较中立的吴牟人主持，在各支部选举代表，他把他的“四大”地点订在纽约。他这样一搅，把各支部搅得一团糟。因为在基层，民联盟籍和民主党籍并不是划得很清，选举出来的代表都被搞糊涂了，不知道该去洛杉矶开会还是去纽约开会。我相信王炳章到了这个时候已经纯粹是浑搅了，因为他没有任何合法的根据组织“四大”筹备组，现在他也不讲什么章程和程序了。

那段时期，我被王炳章的这种浑搅搞得一肚子火，本来我算是个相当宽容的人，可是那段时间嘴里一个劲叫嚷要实行“铁腕政策”。凡是被我查出有民主党党籍的成员，一率不给代表资格。其结果是制造了一批前来参加“四大”，但又进不了门，站在门口举牌子的示威者。

12-3真假《团结报》事件

五月，台湾的捐款汇到了，财政危机缓解。于是总部请了汪岷来工作，代替呼延民和郑为民的位置，兼任办公室主任和组织干事。我在编辑部的斜对面租了一个总部办公室，汪岷和林心声住在里面。在后来我要参加“四大”的主席竞选，为了避嫌退出“四大”筹备组，由汪岷接管了“四大”筹备工作。当时正值国内的学运高潮，海外很多活动需要筹划，我也乐的撒手“四大”的事务，否则再搞下去人都要被我得罪光了。

汪岷是个非常精明能干的人，做事麻利，编辑部的事我要忙不过来他也能接过去。他过去主持过《中国之春》工作，轻车熟路。汪岷一肚子怪招，一眨眼就是一个主意。后来冯胜平一直后悔没有早把汪岷找来对付王炳章，他说我和胡平都是书生，没有一股赖劲，要对付王炳章，非汪岷这种也当过红卫兵头头的人不可。

果然，汪岷到总部不久就使了一个怪招，一下就把“纽约支部”那帮人打懵了。尽管我自己下不了手干这种事情，但是我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天才的主意。

有一段时期，我发现汪岷和林心声总是关在总部的房间里搞什么名堂，似乎有什么事情背着我，后来蕾蕾也加入了他们的秘密活动。林心声和蕾蕾常常像孩子一样，在编辑部高兴得手舞足蹈，咯咯大笑。有一天，我发现办公室有一堆尚未发出的信，地址是寄到各支部和联络站的，还没有封口。我随手拣出一封，抽出来看看是什么内容，结果我看到的竟是一份《团结报》。

我几乎被搞糊涂了。《团结报》是“纽约支部”的机关报，实际上等于王炳章的御用宣传工具，怎么由总部出钱发行？再仔细一看这张报纸的内容，我都忍不住乐了。里面嬉笑怒骂，全是自己打自己耳光的内容。发的消息都是和原《团结报》的立场背道而驰的。我立刻猜到是怎么回事儿，马上把蕾蕾找来问，因为我知道无论谁出版什么东西，都需要打字，蕾蕾肯定逃脱不了干系。果然，蕾蕾坦白了，说这是汪岷和林心声在总部里悄悄搞出来的假《团结报》，让她打的字，他们还叫她向我保密。

我本来还想找汪岷和林心声问个明白，后来一想，干脆还是采取装糊涂的老政策算了。我当时对于《团结报》的骚扰如芒在背，所以对假《团结报》的基本心态还是“乐见其成”的。至少这种骚扰战术在“四大”前能起点作用，为总部的筹备工作争取一点时间。假《团结报》的出版果然打乱了对方的部署，把支持王炳章的基层组织搞得稀里糊涂，无所适从。不过我知道，这种伎俩也就能收一时之效，尽管汪岷他们保密作得很好，甚至连我和胡平都瞒着，但时间长了终会有露馅的时候。这种事情一露馅，其作用就适得其反了。

果然，“纽约支部”的人很快就察觉了假《团结报》，他们气势汹汹地打电话到总部追查。我回答他们说，是谁做的我也不知道，我只敢保证不是我做的。后来在“四大”上有人追问我这事是谁做的，我不想出卖汪岷和林心声，便回答“我只敢保证不是我做的，但是谁做的我不想说”。不过我想“纽约支部”的人肯定会把这笔帐算到我头上去的。

12-4与徐邦泰联手竞选

“四大”日期一定，下一届的主席候选人就提上了议事日程。当时报名的主席候选人有三个：胡平、徐帮泰和我。

胡平打算争取主席连任是顺理成章的。他的第三届主席任期本来应该有两年，但是现在“四大”提前半年召开，就只有一年半。如果他不能够争取到下一届的连任的话，似乎就有因错而半途免职之嫌，因此第四届主席他是志在必得。民主党分裂之后，胡平就在考虑“四大”竞选的事情了，为了挽回“打内战”的形象损失，在整个“四大”的筹备过程中，他对王炳章的支持者都采取了怀柔政策。实际上，胡平这样做的效果适得其反，对方阵营的人并不会因此而原谅他，自己阵营的人却丢了。总部的支持者都嫌胡平立场软弱，优柔寡断，助长了王炳章的骚扰行动。不过，很多人的考虑是，胡平作为民联内斗一方的主帅，继续任主席对修补民联的形象没有好处，所以当时一般的看法都认为胡平连任的希望不大。

民联内战使胡平的声誉受到了很大的损失，加之胡平平时不很重视组织工作，与盟员的个人联系远不如我，所以盟内总部一派很多人提出在“四大”上以丁代胡，推举我当主席。这种呼声当时确实在盟内形成很大一股势力，至少我知道在总部周围工作的人，如林心声、郭城、薛伟等人都不会投胡平的票。东道主洛杉矶支部，肯塔基支部，新泽西支部，密西根支部，休斯顿支部以及新建的芝加哥支部都有很多电话打来，希望我出来竞选。舆论出现了一种令我担心的倾向，都拿我与胡平相比。说胡平只是理论家，而我是实干家，民联需要实干家；又说我文武双全，兼有胡平和王炳章的优点。我实在不知道所谓文武双全中的“武”是指什么，我很怕沾这个字，从心里讲我宁愿当个文人。我甚至觉得如果我不是牺牲了自己的时间支持了胡平的理论研究，我自己也完全可以当个“理论家”。

我得到的支持都是总部派的铁杆分子，但我面临的问题和胡平是一样的，在内战属于总部一方的主要人物，竞选主席会受到王炳章同情者的掣肘，同样不利于修补民联在内斗中损失的形象。因此我考虑再三决定放弃主席竞选，只选副主席。我觉得副主席的位置不显眼，又比较主动，可进可退，想管事什么都可以管，不想管事可以什么都不问。但摆在我面前的是，我当谁的副主席？

如果给胡平当副主席，一边倒的色彩太强烈，我最多把原来属于总部，但不满意胡平的票带回来，无助于吸引有对立倾向的票。我和胡平的合作当然是比较好的，但是搭档竞选的实质性意义并不在于正副主席的合作关系，而在于两者政治色彩和票源关系的互补，我想胡平一定也明白这一点，所以也不会选择我作为竞选副手。因此我选择了徐邦泰。

在民联内战正酣时，王炳章曾经请徐邦泰到纽约来充当调解人。徐邦泰打电话问我的意思，我劝他还是不要卷入为好。我在电话里对他说：“我和胡平已经被拖进内斗了，不死也得脱层皮，身上肯定会沾上些污水。你还是留着自己的干净名声吧，内战以后，民联的烂摊子需要你来收拾。”徐邦泰听从了我的劝告，对内战双方的争执置身度外，绝不参与。因此从修补民联“团结形象”的角度出发，徐邦泰是个比较合适的人选。由他来收拾残局，是我在民联内战最紧张的时候就想到的后路。

我选择徐邦泰搭档的主要考虑是我们两人在形象和票源上都可以互补。徐邦泰的问题在于，原总部派的铁杆分子对他不熟悉，也不放心，他们担心徐邦泰上台后会对分裂出去的民主党人实行绥靖政策，因为任何一个没有经历过内战磨难人都有一种想显示自己“公正”的倾向，这有可能又会使民联重新陷入历史问题的摩擦中。如果在徐邦泰和胡平中间选择，他们为了放心会宁愿选择胡平。而我与徐邦泰结盟可以使这批人安心。另一方面，徐邦泰可以为我挡住来自王炳章同情者的怨恨，使他们投鼠忌器，相对胡平而言，徐邦泰毕竟是他们愿意接受的人选。

胡平一直在挑选竞选搭档。他显然把眼光都集中总部派的外围圈子里，想拉一个中立色彩的人士来平衡票源。据说他曾经看中过陈军。陈军是三十三名知识分子签名信的发起人之一，当时刚刚被中共从大陆驱逐出境，知名度正高，颇引人注目，而且他与王炳章的关系都不错，似乎可以作为两派力量的缓冲人物。但是胡平选择陈军的消息一传出，就引起总部派强硬分子的强烈反弹，尤其冯胜平、吴方城、伍凡、薛伟、林心声等人，都纷纷声讨胡平。原因是陈军在刚刚出大陆的时候，不承认自己是民联成员，而据王炳章透露陈军曾经加入过民联，他回大陆的很大一笔活动经费是王炳章给他的。民联成员本来想借陈军是民联成员这一点玄耀一下民联对大陆民运的影响力，谁知陈军这一否认，把所有的盟员都激怒了。后来大约是陈军本人也无意陪胡平竞选，此事不了了之。直到“四大”主席选举的前半个小时，胡平都没有找到竞选伙伴。

此后，胡平一直在打算拆散我和徐邦泰的联盟。有一回徐邦泰到纽约来，住在我家，胡平在我家的厨房和他单独谈了很久。

开始胡平希望徐邦泰和他搭档竞选，当他的副手。但是徐邦泰不想当副手，要当正的。而胡平又不同意当徐邦泰的副主席，因为这样会给外人一种他犯了错误，被迫降了一级的印象。后来胡平干脆劝徐邦泰退选，不要趟这个混水，告诉他民联的内幕非常肮脏，受台湾的窝囊气绝非常人能够忍受，现在他既然已经陷进去了，干脆就把这个黑锅背到底了，希望徐邦泰不要陷进去。

可是徐邦泰不同意退选，说和丁楚有约在前，退选有背信弃义之嫌。于是胡平告诉徐邦泰，丁楚的手腕很利害，在盟内根基较深，找丁楚作为副手，有可能被他操纵，当他的傀儡。后来徐邦泰为表示对竞选伙伴的坦诚，把胡平的话都告诉了我，他愤愤不平地说：这浑水既然他能趟，我为什么不能趟。

我听了胡平的话有点不快。我本来可以在胡王之间保持中立的，后来纯粹是被胡平拖入了内战。即使使了点手腕，也是被迫的，并非为我私人利益。为了保住总部，尽快地结束内战，我做出了重大的牺牲，在第一线上顶住了王炳章的进攻。可是我从来没有对胡平使过什么手腕。我非常珍惜和胡平的关系。盟内很多人都把胡平的执政时期称为“胡平丁楚时代”，我的名字是和他连在一起的，我不希望我们之间出现任何误解。

于是我把胡平和徐邦泰都找来，非常诚恳地对他们说：“我们三个可以算作民联的中坚了。我们都有共同的背景，都参加过竞选，在别人眼里我们是一派的。到了今天这种年代，任何运动要能够成势，靠个人的力量是不可能，都需要集体的力量。我希望我们三个人可以给外人这样一种形象，成为这样一个牢不可破的集体。你们二位比我年长，我可以声明，今后凡有利益冲突，我都先让两位长兄。”我当场表示，如果最后出现我和胡平竞选的局面，我就让开。当场胡徐两人都很感动，表示赞成我的意见，以团结为重。

我知道，在“四大”筹备的前期，王炳章是把胡平作为主要的防范对象的，竭尽全力阻止胡平连任。因为外界把民联的内战称之为“胡王之争”，如果胡平继续执政，岂不是意味着王炳章的彻底失败？

有一天林樵清很神秘地打了个电话给我，说想约我谈一谈。我请他到编辑部来，他说希望我们的谈话完全在两个人之间。林樵清开了一辆车来，把我接上了他的车，开到一个偏僻的地方。我们两人的谈话就在车里进行的。从一上车我已经猜到他要和我作什么政治上的交易了，林樵清长于此道。

如从前一样，我非常欣赏林樵清的谈话风格：开门见山。他一开口就说：“丁楚，我们知道你现在在总部的地位举足轻重，也知道有很多人拥戴你当下一届的主席。我们是否做一笔交易？”

“你的消息挺灵通。”我笑了笑，道：“什么交易，说吧。”

“请你对我们的人高抬贵手，不要阻止他们参加四大。我以我的人格向你保证，到时候这些票都是你的，我们的目的是阻止胡平连任。”
我把车座的椅子放倒，闭上眼睛躺下，脑子里在权衡着林樵清的话。沉思良久，我说：“很遗憾，我不同意这笔交易。”

“为什么？”

“道理很简单，如果我同意了你的条件，我就会失去你刚才提到的那些拥戴我的铁票。坦率地说，他们之所以拥戴我，正是希望我挡住你们的人。”

“我们可以严守秘密，绝不会透露我们之间的协议。”林樵清又一次用人格保证。

说实话，我对林樵清的人格倒是深信不疑的，但是我再也不会相信王炳章了，也信不过他手下的人。如果我同意了这个交易，只要他们有意无意透露出去，我和胡平之间的友谊和信任就完了，盟内其他人对我的信任也都完了。

我说：“我不想出卖胡平和支持我的人。这些人对我的信任是我已经实实在在得到的东西，可是你答应给我的东西我还没有把握得到，我凭什么要冒着失去手里现货的风险，去争取没有把握的期货？”

“你脑子很清楚，”林樵清承认，道：“但是你有没有想到，我们也会和你的对手做这笔交易，到时候我们能够控制的票不是你的而是他的了。”

林樵清的要挟使我产生了某种反感，我似乎不相信他们会去和胡平作这种交易。最后我回答：“随你们便了。宁可人负我，不可我负人。”

后来我听说，林樵清又去找胡平做了交易，在“四大”上将他们所控制的九票投给了胡平。后来民主党的人得意洋洋地说，是他们决定了胡平的胜利。不过我很怀疑这一点，我想如果徐邦泰和我赢了，他们也会反过来说。

12-5公开的代表大会

“四大”于六月二十三日于洛杉矶召开。二十天前，北京发生了“六四”惨案，在海外掀起了空前的民运高潮。民联当时还是海外唯一的民运团体，因此它的代表大会成为众人瞩目的事情。

一反过去民联历次代表大会的惯例，我坚持把民联“四大”开成一个公开的代表大会。允许记者采访，允许当地盟员旁听，甚至做了一个姿态，邀请国共两党的观察员参加（两边都没有派人来）。既然会议是公开的，也当然要邀请民主党的代表旁听，但这同时带来一个难题，如何防止王炳章的骚扰。

洛杉矶支部主任刘新华和总部配合得非常好。他雇了两个西班牙裔人当警卫看守大门口，凡不佩戴代表证、旁听证、记者证的人，一律不得入内。这两个西班牙人不懂得中国人的事情，只认出席证，铁面无私。刘新华对他们说只向他、我和汪岷负责，没有我们三人的命令，任何没有出席证的人不得放入。因为当时外面盛传一个消息，中共将全力破坏民联“四大”，可能会在会场布置定时炸弹。所以刘新华以此为理由加强警卫，无人异议。

吸取“民主党成立大会”的经验，我强调选择会议执行主席的重要性。我和汪岷分析了一下会议的主要几个议程：开幕式、形势和任务的讨论、总部工作报告和咨询、修改章程和选举，开幕式是礼仪性场面，基本上不会出现有争议的场面，形势讨论和修改章程也不是敏感的话题，出现争执的可能性也不大。最容易出现混乱局面的时间是总部咨询和选举，所以这两段时间需要强有力的主席。后来大会秘书处将这两段时间分别交给汪岷和刘新华主持，另外对大会的发言时间作了严格的限制。

王炳章为了“四大”上的反扑也做了充分的准备，他们在会场附近的一家小旅馆租了几间房子，设立了指挥部，调集了二十多个民主党的骨干，准备在会场上挑衅。有一个民主党的党员好心警告我，说他们还准备了棍子，可能会武力冲击会场，希望我们小心。

开会的当天，果然有一群民主党的党员在会议室楼下的大厅里举着标语牌示威，抗议不准他们进入会场。他们都是王炳章的伪“四大”筹备组组织选出来参加纽约伪“四大”的“代表”，自然得不到总部筹备组发的“代表证”。没有代表证，西班牙裔守门人六亲不认，一律挡在门外。后来他们要求见我，我委托刘新华下去和他们谈判。刘新华嘲笑他们说：“你们的代表大会在纽约开，到我们这里来干什么？”

我把“四大”的会址选在洛杉矶果然是选对了地方，刘新华和洛杉矶支部的盟员为“四大”的成功立下了汗马功劳。刘新华是个画家，身材高大魁梧，声如洪钟，板起脸来威严，斗起嘴来机智，颇有大将风度。有很多王炳章的老部下见了王炳章还有点怯缩，可是刘新华不吃这一套，他扬言：王炳章敢在老子的地盘上捣乱，看我怎么摔他。刘新华擅长摔跤，“摔”是他的口头禅。

作为民联的创始人，王炳章被作为贵宾邀请参加会议。他没有戴出席证，想溜进会场，结果被刘新华喝住：“王炳章，你的出席证呢？”

“什么出席证？”王炳章装糊涂。

“把出席证戴上。”刘新华命令道：“否则你别想进去。”

王炳章只好老老实实掏出“贵宾证”戴上。我看见这一幕暗自庆幸，好在王炳章在“紧急代表大会”期间没有找到一个像刘新华一样的人对付我，否则我也会如此尴尬。

会议开到一半的时候，王炳章找来的一帮民主党人在外面喧哗，非要进来不可。后来我觉得放他们进来也翻不了天，不如大度一点，让刘新华每人发了一个“来宾证”，放他们进来了，都安排在旁听席上。他们没有投票权，但是准许他们有发言权。民主党的这批人只善于在小会上搅，他们中间几乎就没有几个上得了大场面能把话说圆的。他们上台发言的几个人，也讲不出个所以然。唯一发言有点分量的是王炳章。

王炳章显然是作了充分的准备，他一上台就开始回忆民联的历史，中间还点着某某的名字，说某某，我们一齐做过什么，一起干过什么。在讲起这些历史的时候，他的面容显得非常诚恳，下面果然有不少盟员都被他感动了，讲到我和他一起干的事时，甚至连我都有点感动了。可是到了最后，王炳章话题一转，图穷匕见，提出要重新整合民联，希望不要把民主党分裂出去的人排除在外，，让他们回到民联。他一再强调，民主党员是有盟籍的，历史上跨党的现象是很常见的，例如过去共产党就曾经加入过国民党，应该允许保留双重党籍。人们听到这里，立即就明白了这个提议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民联的内战将无穷无尽地拖下去。

针对王炳章的整合口号，张卓之等十一个代表连署提出一个议案：“四大”后三个月之内，所有民主党员必须决定是否留在民联，或者退出民主党保留盟籍，或者保留民主党籍，自动失去盟籍。鉴于民联和民主党这种特殊的关系，今后党盟分家，盟籍不得互兼。

这个“党盟分家”提案的发起人张卓之在内战中基本保持中立，由此可见民联的普通成员已经极端厌恶内耗不止的局面，人心思定，甚至不惜采取果断措施断臂求和。张卓之等人的提案获全场三分之二多数票通过。之后，全场响起了长达三分钟的掌声，我可以从这掌声中听出大家的那种如释重负的心情。

在一般的情况下，向来都是团结联合的旗帜得人心，可是在当时的民联，分裂的旗帜竟然比整合的旗帜更加得人心，这确是一个令人心痛的场面，但是这是事实。我用眼睛扫了一下旁听席，发现郑为民不在其中。我心想，如果他在场的话，也该见识到什么是多数了。

12-6国安部特工反戈

民联“四大”召开之时，正值海外民运高潮，加之内战持续半年之久，使民联内外蒙受重大损失，盟内人心思定。因此“四大”的会议从头至尾开得都很顺利。

开幕式的第一项程序就是全体起立对天安门死难烈士默哀一分钟，并听了从国内偷运出来的柴铃录音“我还活着”。这些程序虽然只是一种仪式，但是它可以产生一种肃穆的效果，这种气氛下，一些纠缠盟内纷争的人也不好意思开口。所以当天的最险关口——总部咨询顺利通过。在每一次代表大会上，这一关都是最危险的，是所有争议和矛盾的突破口，很多对总部不满的意见积压了两年，这时是唯一可以公开发泄的机会。所以每一次开代表大会，执政一方在这个关口上总是如履薄冰。

在第一天会议上唯一出现的戏剧性场面是民联成员邵华强的自首。他承认自己是国安部安插进民联的工作人员，决心反戈一击。可以想象这个事件给全场带来的兴奋和震惊，邵华强一说完，就被刘新华带走，马上通知了美国的联邦调查局，被保护起来了。

邵华强最先和《中国之春》的接触是为刊物写了一篇回忆一九八七年底上海学运的文章。文章是胡平转交的，没有告诉我作者是谁。后来他为《中国之春》写的稿件逐渐多起来了，我就和邵华强取得了直接联系。民联内战时期，邵华强加入了民联，我打电话给他，希望他能够在他居住的圣路易斯市建立一个联络站，邵说他生活困难，民联是否可以发给他一些生活补助，我不同意。但我建议他作为杂志的专栏作家，我可以通过稿费的形式来补助他生活的困难。

邵华强自首的事情实际上在会议召开前一天就安排好了，所以当全场惊鄂的时候，我并没有感到意外。邵华强是蕾蕾姐姐的同学，所以蕾蕾也认识邵华强，她无论如何也不能相信邵是国安部特工，我也很怀疑这一点。我知道，很多留学生出国之前都曾被国家安全部人员找去谈过话，交代他们在海外注意自己的言行，维护国家利益，并希望他们收集某些方面的消息，随时向政府报告。这种方法是典型的中共“发动群众”的方法，我相信基本上是漫天撒网，收效甚微。大多数留学生为了能够顺利出国，不得不应付一下国安部的谈话，什么都答应下来，等出了国就忘到脑后去了。像这种被国安部召见的留学生当然不能视为国安部工作人员，因为他们并非专业特工，也不拿国安部的经费。

邵华强的故事在《中国之春》上刊登出来之后，很多人也都不相信邵是国安部特工，认为这只不过是他想争取政治避难使的手段。但这种事情谁也没有什么真实凭据，唯一能说得清楚的只有邵华强自己。

12-7确立三权分立体制

第二天的议程是修改章程。经过民联的内斗，民联章程暴露出很多漏洞，显然需要大修大补，整个组织架构都需要重建，因此工作负担很重。“四大”筹备组事先征集了一些章程修改草案。主要倾向有两种，一种是以林心声为代表，主张民联的组织架构采用公司董事会制；另外一种意见是以吴方城、冯胜平、苏洋、李国愚、童青等为代表，主张三权分立。

林心声在内战期间被文革式的大民主搞得焦头烂额，整天愤忿不平地在办公室发牢骚：“那些支部和盟员凭什么对总部指手划脚？他们自称有这个权力那个权利，可是他们尽了多少义务？是他们养着总部还是总部养着他们？”林心声习惯于西方式的思维，他看不起大陆人学习西方的那种囫囵吞枣的样子。林心声的实际意思是要加强总部的权力和功能，他得说法不是没有道理，但是他不善言辞，在代表大会上说不清楚，结果他的方案被否决了。我实际上倾向于林心声的方案，但我不敢支持他，否则我将会丢掉很多选票。

三权分立的主张在代表大会上占绝对优势。冯胜平、吴方城等人都认为，王炳章的独裁是由于民联体制上的制衡机制不够，所以必需加强对总部的制衡。他们的发言引起了代表的共鸣，他们纷纷上台发言，阐述它的重要意义，似乎它的确立是民联“四大”上最重要的政治体制改革。我听了半天都不知所云，觉得他们根本就没有讲到点子上。人们异口同声说王炳章独裁，我不知道在民联这样一个组织中怎么可能独裁？退盟都是自由，谁要是忍受不了独裁就退盟好了，大家都退了盟，剩下王炳章一人愿意怎样独裁就怎样独裁好了。而且所有的支部觉得总部的决议不合心意，就可以宣布抵制，像这样的总部本来就没有多少权威了，再给它加一道制衡，我不晓得今后它还是否转得动。其实知情人心里都明白，民联架构的所有弊端都源于台湾给民联捐款的秘密方式，谁掌握了财源，谁就是这个组织的太上皇。这和谁是主席和组织结构根本就没有多大关系。

经过一场辩论，最后确立的三权分立的体制是：总部、联盟委员会、监委会，总部是行政机构，联委会是立法决策机构，监委会是司法机构，三权的人员不能互兼。最后一个原则是冯胜平坚持的，他认为总部工作人员是受薪的，所以有既得利益；而联委委员是不受薪的，没有既得利益，由没有既得利益的人来订立规则，可以保持廉洁和公正。

过去民联的体制是两权半，总部主席可以兼常委会主席，总干事可以兼总部委员，监委会主任可以兼《中国之春》工作人员，而“四大”上通过的三权分立的体制与原体制的唯一区别就是三权不能互兼。实际上担心立法不公正实在是纪人忧天，世界上很少有明文规定的不公正的法规，大多写在纸面上的东西都堂而皇之。而三权不能互兼的一个最大的弊端却是显而易见的：知情者不决策，决策者不知情，结果使民联的决策越来越荒谬。

修改章程宗旨的时候，会场有些激烈的代表主张加入“打倒共产党”的口号，会议对此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洛杉矶支部的莫逢杰在大陆两代人坐过共产党的牢，苦大仇深，坚决主张把这一口号写进章程宗旨，当时正值北京“六四”惨案发生不久，海外舆论的火爆味特别浓，莫逢杰的提案得到会场不少代表的支持。以胡平和我为代表的总部主流派还是坚持比较温和的主张。但是因为我们都要竞选，为了保住票源，不便表态。这时旧金山的盟员严永欣站出来说，他的父母也是共产党员，他认为共产党党员中间也有好人，如果在章程中写上“打倒共产党”的宗旨，他将不认同这个章程。另外有人站起来反驳，“打倒”正是共产党的语言，民主的含义之一就是允许反对派存在，这个反对派当然也包括共产党，无论什么党都有它存在的权利。最后投票的结果是仍旧维持原来“结束专制制度”的宗旨，没有将“打倒共产党”的口号写进章程。我当时在下面一直担心，如果这个激进的宗旨通过了，在场很多非暴力主义的温和派人士将会面临非常尴尬的局面。

在民联所有的代表大会中，对章程改动最大的一次就是“四大”，代表们几乎把每一条都逐一讨论了一遍。最后照例讨论到深夜两点钟，大家疲备不堪，于是交给一个专家小组综合会前提交的章程草案并根据大家的发言整理出一个完整的东西。第二天是主席选举，大家也没有心思再纠缠章程，照例一古脑举手通过。

12-8胡平又一次险胜

别看胡平对什么事情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每逢关键时刻他绝不放松。主席选举的前一天，胡平跑到徐邦泰的房间里一直谈到后半夜。说来说去就是一个目的，劝徐退选。徐邦泰第二天忧心仲仲地对我说，胡平昨天劝他退选，他没有同意，结果胡平威胁他，要把所有的一切黑幕都揭露出来。徐邦泰说他自己没有什么黑幕值得揭发，问我是否搞过什么鬼。

我想了半天，觉得大概只有一件事做得不妥，在考虑纽约支部的代表选举中，我曾经和胡平商量用通信投票法，然后随便公布得票数字，强行将内定的候选人选成代表。当时胡平不同意，我也没有实行。除此之外我问心无愧，再也想不出什么值得揭发的劣绩了。我反倒觉得，与其背后嘀嘀咕咕，不如当面摆出来，如果胡平因为听信什么谣言产生什么误解，正好趁此机会澄清。

一直到选举前的一个小时，胡平都没有找到竞选搭档。我看着他那付失魂落魄的样子，确实有点可怜他，同时也有点生他的气。虽然我可以理解，连任本届主席对他的重要意义，但是他背着我与徐邦泰说的那些话，不能不令人产生反感。整个会场的基本估计都认为徐邦泰和我会赢，我也对胜利充满信心。

直到竞选开始前半小时，胡平才找到黄奔作为搭档。当场所有的人都为黄奔欢呼起来，要不是他出面救驾，说不定“四大”场上真要唱一台独角戏了。在民主组织的竞选中，没有人愿意看独角戏。

胡平和黄奔的竞选演说非常成功，胡平一付诚恳的样子，一再地恳求代表们再给他一次机会，平时不善言辞的黄奔表现出了出奇的潇洒和激昂。鉴于胡平在“三大”的表现，有人故意提出一个问题：请双方竞选人回答，如果没有当选，自己会怎样做，如果自己当选了，将怎样安排竞选对手。我和徐邦泰都表示，如果自己没有当选，将听候胡平的安排；如果自己当选了，将希望胡平出任《中国之春》杂志主编，希望黄奔能够在民联的财务管理上起到更多的作用；胡平吸取了“三大”的教训，没有再提退盟的事，而是希望在民联中从事理论研究工作；他高度地赞扬了三届总部上我与他的合作，保证如果自己当选，仍会像过去一样委以重任，并希望徐邦泰能够进入联委会，与自己配合；最高潮的一幕是黄奔的表态，他二话没说，振臂高呼：无论我是否当选，我黄奔都将为民联奋斗终身。这句口号虽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但是非常煽情，搏得了全场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黄奔是民联数一数二的富户，过去王炳章为了掩护民联捐款来源的秘密，经常以黄奔捐赠作为幌子，加之黄奔本人热情待客，乐善好施，给很多盟员心里造成一种假象，似乎黄奔为支持民联的财政做出过巨大贡献。实际上，黄奔经常帮助的是盟员个人，但是对于组织并没有捐过多少款，至少在我执掌财政的这一年半我从没有接受过黄奔两百元以上的捐款。王炳章提走总部的存款之后，林心声曾向黄奔求援，黄奔以“借款”方式替《中国之春》编辑部付过一千五百元钱的房租，虽然黄奔借钱的时候也许并没有指望这笔钱会还回来，但是“借”毕竟不是“捐”，后来当民联有钱的时候，还是通过充抵报销的方式把这笔钱还给了黄奔。尽管如此，过去王炳章对黄奔的渲染足以使很多盟员对他抱有感激之情了，我记得在民联“三大”上，当大会主席向大家介绍黄奔的时候，整个会场破例响起了掌声。因此此次黄奔出马帮胡平助选，成了胡平成功的关键因素。

胡平基本上没有提出什么新的主张，但令我感到意外的是，平时以讲老实话著称的胡平破例使用了竞选上常用的虚张声势的战术。“六四”之后，暴力革命的呼声甚嚣尘上，谈“兵运”“军运”成为民运理论问题的时髦话题，胡平本人当然反对暴力，但是他显然为了迎合那些激烈分子的情绪，竟然自称与国内军队的势力有所联系，正在展开军队的策反工作，此话竟然引起下面一阵掌声。据我对胡平的了解，他的整个个人背景绝对不可能和军队有任何联系。

当有人提问我是否赞成暴力的时候，我回答得也很不得当。当然，我首先表态反对使用暴力，认为枪杆子是共产党的长处，是民运的短处，手无寸铁的民运组织提出武装革命的口号，正好是以己之短攻人之长，鸡蛋碰石头。我们的长处是讲道理，所以主张君子动口不动手，扬自己所长。其实回答到此为止就好处了，可是后来我又来了一个画蛇添足，想机智幽默一下。我又笑着说：如果有人问我要钱买枪，我会告诉他我给他买枪是打鸟用的，至于他真的用来干什么，我没看见，也不想看见。后来看了竞选的录像，连我自己都觉得自己太滑头了，如果我是选民，绝不会投此人的票。

我和徐邦泰提出一个新的组织构想。这个问题实际上我在内战期间就一直在想了。我固然从王炳章那里学到不少搞组织的方法，但是我也看到了他思路的局限性。大陆人都是受共产党的教育长大的，一提起组织，他们脑袋里想到的唯一模式就是共产党式的金字塔组织模式。事实上。这种组织架构在信息发达的西方社会并不实用，维持架构的管理成本太高不说，统一指挥需要严密的纪律和高度的权威，这对于民联这样的组织根本办不到。金字塔的模式最多容下一两百人，再多就根本转不灵了。所以王炳章这一套直线领导的办法，在民联早期人少的时候还勉强可以行得通，到了现在，民联已经有数千人的时候，就不再适应形势需要了。所以我提出将金字塔结构网络化，具体的办法就是扩大基层组织的权力，过去盟员入盟需要总部批准，以后批准权干脆就下放到支部，各支部还可以保留财政权，可以在当地筹款，自己组织活动，最后干脆把总部架空。总部只管各支部的协调，对外发言，战略指导，组织跨地区的活动等。

过去的总部还要专门养一个组织干事，负责管理盟员的档案，发盟证收盟费，收盟费那点钱还不够发他的工资。我这个当总干事的整天要给很多盟员写各种各样的证明，证明他们是民联成员，在《中国之春》上发表过那些文章，给他们政治避难提供证据。这些琐事把我忙得像陀螺一样转个不停，现在我乐得把这些权力都交给支部。

《中国之春》在各城市的发行很多都是由支部托管的，收上的钱本来还上缴总部，但是民联发生内战之后，总部常常求救于支部，于是各支部纷纷拥兵自重，反倒成为裁决总部是非的仲裁者，虽然很多支部在总部最困难的时候捐款支持了《中国之春》的出版，但是随后他们有些就把发行《中国之春》的钱都扣下了，讨也讨不回来。既然如此，不如干脆顺水推舟，正大光明地把财政捐款的权力下放，使各支部得以自行筹措活动经费，自己组织活动，减轻总部的财政压力和行政负担。当然，我提出这个组织架构改革背后还隐藏着两个基本的动机，这我对徐邦泰都没说出口，一是将民联的重心根置于基层，减少对台湾的依赖；二是迎合各路诸侯的心理，在“四大”上争取选票。后一点我想即使我不说，徐邦泰也会心领神会。这个改革方案由徐邦泰提出，我具体说明，自然得到了全场的赞同。后来在四届总部期间，这个制度发展成所谓“大军区制”，而且事实证明，权力下放后，各支部在“六四”民运高潮中都发挥了巨大的潜力和能量。

从整个竞选场面的表现来说，众口一致认为势均力敌。但我觉得胡平和黄奔表现得好一些，而且两人的角色配合非常好，都发挥出了最好的水平和效果。徐邦泰表现得比较拘谨，而我似乎又太绕舌。后来很多人告诉我，我表现得太咄咄逼人，抢话筒回答问题，把徐邦泰给压住了，好像我不是他的副手，而他倒像我的副手。在“四大”召开前，很多人都担心徐邦泰会成为我的傀儡，而现场的直观表现又似乎证明了这一点，因此有些在反对我但支持徐邦泰的犹豫票，最后投给了胡平。也许我并不是有意的，因为整个竞选提纲是我起草的，我担心有些问题徐邦泰解释不清，所以总抢着说话，但是这确实是一大败笔。

投票结果是胡平以五票之差又胜一局。我在“三大”的时候曾经对王炳章说，胡平这人运气好，果然如此。这次“四大”，无论从任何方面说徐邦泰和我都是稳操胜券的，徐邦泰有清白的声誉，我有组织上的实力，我们两人的合作是天衣无缝的，而胡平直到最后一个小时都没有找到竞选伙伴，可是他硬是从钢丝上走了过来。

12-9两害相权取其轻

在投票前，有半个小时的拉票时间。过去一直和我是“铁哥们”的冯胜平却一反常态，积极地帮助胡平拉起票来。冯胜平一直就不喜欢胡平，说他太自私。民联经济危机时期，总部决定所有的人都义务工作，只保留胡平拿工资。冯胜平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从此就认定胡平根本不配当领袖。他说：“危难时，连强盗头儿还懂得身先士卒，船要沉了，船长都是最后一个离船，胡平首先想到的是自己，他有什么资格当这个组织的主席？”可是我很难理解为什么他突然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冯胜平至少帮胡平拉了三票，而这三票就可以决定胜负。在相差的五票中，只要有三票倒过来，我们就赢一票了。洛杉矶支部的刘新华拍着胸脯向我保证过，他已经和所有的人都打过招呼了，本支部的票都是我的。当地盟员查理杨是个四川人，冯胜平缠着他说：四川人支持四川人（冯胜平和胡平都是四川人），结果查理杨买了这个四川老乡的面子，把本来答应我们的票写上了胡平。还有两个盟员说，冯胜平向他们拉票，一直盯着他们写上胡平的名字才肯离开。

事后，冯胜平得意地对人夸耀说，他拉的那三票就是我输的那三票。蕾蕾在旁边听了大怒，当众斥责他说：“你过去不是不喜欢胡平吗？那你为什么还要选他。以后你要是不满意了怎么办？”

冯胜平一看蕾蕾生气了，急忙解释说：“现在法制不是已经健全了嘛。上台看他三个月，不行就罢免他。”

谁知他这一说蕾蕾更气了，大声嚷道：“你这是打得什么主意？你既然支持胡平，你就支持到底好了，把人选上了，又罢免掉，你还嫌民联折腾得不够啊？别人说你是特务，我还替你辩护，现在我看你到真像特务。”

蕾蕾过去视冯胜平如本家兄长，和冯胜平的太太欧兰也好得如胶似漆。此后，蕾蕾再也不理冯胜平了，背后咬牙切齿骂他是特务。“四大”之后，我和冯胜平的合作及友谊也完了。他在后来的联委委员任期，成为掣肘我的主要力量。

王炳章他们在会场上可以控制的票数大约有八九张，后来民主党人扬言这些票都投给了胡平。他们向徐邦泰道歉说，他们宁要胡平不要我，两害相权取其轻。从民主党那边传过来的消息是胡平与他们达成了协议，同情王炳章的票都投给他，条件是他当选之后不得在任用丁楚继续作总干事。我相信林樵清既然和我的谈判没有成功，一定会去找胡平。但是我总觉得民主党的人故意散布这种消息是意在离间我与胡平的关系。由于我自己被别人造得谣太多也太离谱，所以我对于这类小道消息，基本上都采取宁可信其无，不可信其有的态度。

事实上选举一结束，胡平就把我叫到自己的房间，对我说：“我希望我们还能继续合作。新总部两个位置任你挑，一个还是总干事，另一个是《中国之春》主编。”我毫不犹豫就选了《中国之春》主编。我相信，即使胡平与民主党人达成了上述协定，被出卖的也不是我，而是他们。

徐邦泰输了选举有点沮丧。我觉得是我把他拖进选举的，似乎有点对不起他，所以建议他选联委。我估计落选的主席基本上可以稳拿联委主任。果然，徐邦泰在下一轮的联委选举中以最高票当选为联委主任。

“四大”选出联委委员十三人：徐邦泰、吴方城、宗继祥、李国愚、汪岷、冯胜平、张伟、江文、吕凡、高格文、于大海、伍凡、姚月谦；候补委员五人：陈抒尘、冯彬、郭平、林伟、良心。监委会选出委员七人：薛伟、刘新华、张卓之、董真海、莫逢杰、李兆阳、任松林；候补委员三人：杨先智、郁易敏、李然。薛伟仍旧继任监委主任。

林心声对胡平的当选极其失望，会议还没有结束，他这个大会秘书处的财务主管就失踪了。原来他提前飞回纽约，准备打点行装回旧金山了。等我们赶回纽约的时候，他已经载着他的行李开车回府了。在纽约住了十个月，他家房子都长满了荒草，我也真有点不忍心留他了。在民联“四大”上，很多人都把我看作打败王炳章的中坚力量，实际上打败王炳章的第一功应该属于林心声。我最多只能算个萧何，我的作用在于维持住了总部，没有让王炳章把总部及《中国之春》打垮，可是林心声是韩信，他主攻的法律官司在“四大”召开前胜诉，王炳章和柯力思不得不无条件尝还提走的全部存款。王炳章最终是败在林心声手里，他可以翻所谓“三项错误”的案，但是法院判决的非法提款案他是没法翻的。

作者：万润南 在寒山小径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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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楚：中国之春回忆录（第十三章）中国之夏 -- 万润南 - (13841 Byte) 2009-6-26 周五, 上午6:37 (452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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