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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楚：中国之春回忆录（第九章）罢王风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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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楚：中国之春回忆录（第九章）罢王风波（续） -- 万润南 - (5312 Byte) 2009-6-26 周五, 上午4:11 (420 reads) |
万润南
[个人文集]
加入时间: 2006/04/03
文章: 1370
经验值: 57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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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万润南 在 寒山小径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第十章：胡王内战
10-1张侠的一票举足轻重
罢王案进入程序之后，几乎每一个有投票权的常委和监委委员都成为激烈的争夺对象。 监委所需要的半数在当天就形成了。参加会议的薛伟、童青、杨先智、万宝投了赞成票，超过了七人的半数。唯一的波动是万宝后来想反悔，但被薛伟拒绝了。理由是投进票箱的票不得取出。
常委中胡平、呼延民、冯胜平立即就投了反对票。姚月谦已经在弹劾动议书上签了字，基本倾向是赞成罢免，但是他面子拉不下来，不好意思在纽约投赞成票。他把填好的赞成票悄悄交给我，叮嘱我五天之后再公布，在此之前严守秘密。五天之后，他已经回到日本，眼不见心不烦。
但是姚月谦已经投票的消息两边阵营都还不知道，所以两边阵营都在争取他。王炳章和胡平都邀请他住到自己家去，可是姚月谦临走前谁家也不去，执意住在我家。姚月谦上飞机的那天早上，两边阵营都争着派人送行。薛伟的车和林樵清的车几乎是同时来到我家门口，抢着送姚月谦。结果他坐了林樵清的车，五天之后，我依照他的委托公布了他的赞成票。
姚月谦的票公布之后，常委就有了四票赞成票，再多一张赞成票，就可以形成多数。可是就是这一票，使民联陷入了灾难。
副主席柯力思在法国，由于机场工人罢工，没有赶上“三方联席会议”，他写了书面的意见，投票反对罢免王炳章。他的票是除王炳章本人外唯一明确的反对票。
常委林樵清在几天的会议上一直沉默寡言，他也曾劝说王炳章辞职。但是对罢免王炳章持保留态度。胡平曾单独找林樵清谈话，游说他投票赞成罢免，被林樵清拒绝。胡平又一次背水一战，以政治合作决裂进行要挟，仍没有把他争取过来。林樵清实际上没有投票，相当于弃权。但这并没有妨碍他成为保王派阵营的主将。后来内战中的很多行动都是他策划和指挥的。
常委沙林住在内布拉斯加的林肯市，当时在外地休假，联系不上。所以常委张侠的一票成为最关键的一票。两边阵营都对张侠发起了猛烈的进攻。
唐捷先给张侠打了一个电话，声泪俱下地向她描述了一幅“文化大革命”式的批斗王炳章的场面。接着，冯胜平又给张侠打了一个多小时的电话，向张侠列举了王炳章的种种罪状和罢免他理由。一天以后，张侠给薛伟打电话通知了自己投赞成票的决定。但是她强调书面的票她还没有收到，她许诺等收到票签了字之后会把票寄回来。
如果事情到此为止，罢王的议案将会毫无争议地通过，民联将免去一场灾难。可是一天之后，张侠又来了一个节外生枝的建议：成立一个中性的调查组，举行听政会，然后再举行罢免王炳章的投票。
张侠的建议无疑是非常公正的，但是由于太理想化，现实中根本不可能行得通。开听政会、组织调查组是美国政府处理案件常用的手段，但是民联这样小组织不可能有这样的财力来运行这套程序。另外一个现实问题是，当张侠提出建议的时候，很多人已经投了票。按照薛伟的解释，票一旦投出，等于投进票箱，就无权再更改了。如果胡平宣布已经投过的票通通不算数，恐怕在这些投过票的人中间就无法通过。所以胡平否决了张侠的建议，认为只有当王炳章不服决议，上诉申诉的时候，张侠的建议才可以考虑。
一月十九号，张侠打电话给胡平，宣布退盟。胡平问她那一票怎么办。张侠回答她既然退了盟，那么投票结果就不应该把她的那票计算再内。这样，常委的总票数变成了八票，一个令人头痛的偶数。
在整个罢王过程中，张侠的票是举足轻重的一票。这一票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都可以避免后来的灾难。如果她赞成，则罢王案通过，毫无争议；如果她反对，则罢王案通不过，王炳章过关。可是她一走了之，结果使罢王案的争议引出了一场内战，导致了民联的分裂。这个争议，一直持续到今天尚未完结。
在这次罢王的风波中，民联有三次机会躲过这场大劫。第一次是“三方联席会议”散会之后，如果没有汤光中等人的事件煽动起人们的情绪，就不会有后来的弹劾议案。第二次是王炳章宣布了三点意见，如果当时大家接受了，就不会有后来的罢王投票。第三次就是张侠的这张票，只要她不躲开，无论她站在哪一边，都不会有后来的争议和分裂。可是，历史在者三个关头，都指向了最荒谬的结局。
10-2调和的路走到头了
不过，我对王炳章的辞职还没有死心。我希望王炳章还能够在罢免投票结果公布之前主动辞职，因为这是挽救民联于分裂的唯一出路，也是我能够维持和王炳章及胡平两者关系的唯一出路。
罢王投票进入程序之后，呼延民和冯胜平都曾经到王炳章家游说过，继续劝他辞职。但是他俩是这场风波的始作俑者，王炳章当然不会给他们好脸色。呼延民还算进了门，可是冯胜平连门都没进去。王炳章把他挡在门外，对他大骂：“你是个坏人，我和你没什么好谈的，走开。”冯胜平被王炳章的无礼激怒了，指着王炳章道：“我本来还想陪你一齐辞职，谁知给你面子你不要。你等着，我会和你干到底，非把你打垮不可。”
一月十四日，我得知宁勤勤从加拿大回来，到王炳章家作最后一次努力。在我的印象中，宁勤勤对王炳章搞政治吃力不讨好颇有怨言，时常发牢骚，讲些扯后腿的话。所以我想利用宁勤勤的这种厌恶情绪劝退王炳章。我记得那天我在王炳章家吃了饭，但是我明显感觉到宁勤勤对我已经没有从前那样热情了，王炳章也非常冷淡。
我提出两个方案，第一个方案是王炳章引咎辞职，而且我告诉他我已经提出辞职，可以分担他一些责任。如果王炳章心里有气，可以采取另一个方案：抗议辞职。这样可以为自己留一个后路，“四大”上还可以翻案。可是我的话音刚落，宁勤勤就在旁边冷冷地说：“我们家老王不会辞职。以前我总是希望他退，可是现在我也不赞成他退。他们这样搞老王太没道理了，天理难容，这口气我也咽不下去。”
见宁勤勤都是这种情绪，我知道希望不大了，所以没有再多说。王炳章坐在我对面，若有所思地打量着我。一会儿，他冷不丁提出一个问题：“丁楚，你觉得民联这么多人中有谁会把民运作为毕生的事业？”
我有点鄂然地盯着王炳章，一时没有反应过来他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我随口说了几个名字，其中包括胡平。
王炳章摇了摇头，“胡平不是搞政治的，他是做学问的。”他用手指了一下他自己，又指了指我，道：“依我看，在民联里能够坚持到底的只有你和我。其他人都是过眼烟云，最终剩下的是咱俩。”
我没有回答王炳章，只是回味着他话中的含意。我不知道他讲这话是希望我成为他永久的合作者呢，还是暗示一山难容二虎，我们两人总归要决一雌雄。我后来猜想，王炳章可能是后一种意思。他可能认为，我也意识到了一山难容二虎，所以才要搞掉他。也许他当时就已经在怀疑，我是这场罢王风波背后真正的操纵者。
其实王炳章过高地估计了我的能量和野心。其实一直到那天为止，我都在试图保持超然的地位，也没有意做过任何损害王炳章的事情。几天前唐捷曾经问我，准备在这场罢王风波中扮演什么角色，我直率地回答她道：“我不希望打倒王炳章。原因很简单，凡是做事情多的人，总是树敌多。有王炳章在，人们的怨气会发在他身上，他是我的挡箭牌。可是王炳章一倒，我就是王炳章第二，他们下一个就该搞我了。”我说的是实话，而且我非常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后来的事实不幸被我言中，我果然成了王炳章之后的众矢之的。我相信，唐捷一定传了不少流言非语到王炳章耳朵里，可是不知为什么这句话她没有传过去。
不过，自从胡平扬言不罢免王炳章自己就要退盟，不但民联的退路被截断了，而且把我的退路也截断了，事实上我已经很难再继续保持超然和中立。除非王炳章主动辞职，否则我必须在胡平和王炳章中间选择一个。保住王炳章，胡平就会离开民联，而想留住胡平，就得罢免王炳章。两者必择其一。
在最后一次劝说王炳章失败之后，我明白自己已经没有回旋余地了，我的中立只能到此为止，调和的路走到头了。权衡利弊，我决定保住胡平，因为他毕竟是现任主席，我是他任命的总部主管，从职业道德上说要向他负责。而且，在当前的形势下，胡平的离去对民联的打击要大于王炳章，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
从王炳章家回到总部，我冷冷地对胡平说：“王炳章不会辞职，他铁了心了。现在只有一条出路，通过罢王案。”
王炳章的那番话提醒了我，如果他把我看作今后潜在的竞争对手，那么总有一天我们会狭路相逢的，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不过我对于弹劾书中提的王炳章的三项错误一直不以为然，我心里不屑在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情上纠缠。回顾了一下我和王炳章相处这么久对他的思想方法的了解以及我的不同看法，我决定在政治观点上开辟战场。我相信在这方面的争论是正大光明的，如果今后争选票，胜负最终也取决于此。
后来我在《中国之春》上发表了一篇社论，题为“从革命团体到民主团体的战略转移”，而后又发表了一系列的理论文章，全面阐述了自己的战略思想，挑开了我与王炳章政治观点上的分歧。我将王炳章的整个战略思想概括为革命党模式，以打击对方为目的，宁愿自己丢分也要给中共捣乱，这种搞法，实际上是以对手为中心，围着对手转。我宣布，这种战略思想已经过时了，现在应该把民联的整个战略立足点转到民主团体的运作模式中来，着眼点不在打击敌人，而在争取观众，因为最终我们要和共产党共同面对选民。所以整个战略基点不是让对方丢分，而让自己得分，不是恶性对抗，而是良性互动，不是你死，而是我活。结束专制的手段不是消灭专制者，而是让自己在专制体制中活下来，形成多元化的政治局面，这样专制的局面就自然结束了。我们的意图可以公示于天下，甚至可以公开告诉专制对手。因此，民主运动的手段就不应以搞秘密活动为主了，而以搞温和的公开活动为主，以温和的纲领和口号争取灰色地带的群众，降低他们反抗专制的风险。既然不以搞秘密活动为主，王炳章过去的整个组织路线就过时了，单线联系，严密组织都不再是必要的，而组织内部的公开化，透明化则成为必要。
总之，我的整个宣传基调强调王炳章的战略思想和组织路线都“过时”了，他本人也完成了为民联开基创业的历史使命，在当前的战略转移时期，民联需要新的旗手，需要胡平。王炳章过去就曾经宣布，中国之春民主运动是北京之春民主运动的继续，胡平和我恰恰在当年直接卷入了北京之春的民主运动，可以当之无愧地继承民联的正统。
有一次钱达打电话来，我对他讲了以上观点，说王炳章作为历史人物过时了，中国之春的正统不是王炳章，而是北京之春，胡平是北京之春运动的代表。所以从大局着眼，从民联的前途着眼，都应该设法通过罢王案，保住胡平，尽快结束这场内战。钱达后来把我的话转告了王炳章，我猜这是他恨我入骨的真正原因。我相信王炳章心里明白，我不是倒王的始作俑者，但是我在民联挖掉他的正统根基。后来我从很多王炳章死党的嘴里听到他们骂我和胡平“雀占鸠巢”，这恐怕多少代表了王炳章心底里的怨气。
10-3“拥胡倒王”谣言大战
作为反击，王炳章利用各种媒介声称，胡平和丁楚为了向中共妥协，以除掉王炳章为条件，换取民联在国内的合法地位。于是，我和胡平被称为“投降派”“招安派”“绥靖派”。这个谣言后来越编越离谱，到后来的版本是：胡平和我已经和中共方面暗盘谈妥，除掉王炳章，所以中共国安部派遣特务冯胜平在民联内部策划了“拥胡倒王”的行动。
“拥胡倒王”的谣言始于汤光中的记者招待会。汤光中在大陆被拘留了一天，就被遣送出境了。他回到美国以后，俨然以一个英雄自居，以为人们会像迎接英雄一样欢迎他。可是他不知道，他的错误（随身携带王炳章的信，以及对记者滥发豪言壮语）引发了民联一场空前的危机。他到纽约的时候，两边都在忙于内战，他的事迹也没有多少人关心。
汤光中到总部的时候，我对他非常冷淡。他希望总部为他召开记者招待会，我并没有表示出热心。因为我知道，记者们目前关心的已经不是汤光中回国的事件，他们更关心民联的内部纷争。胡平怕汤光中在记者会上漏嘴将民联内幕曝光，连原来预订的一场记者会也临时取消了，汤光中对此很不满意。打心眼里讲，我实在是很不喜欢汤光中，这个人头脑简单，但又自命不凡，喜欢装腔作势。总部给他的任务是低姿态，安全进出，他能做到这一点就是胜利。可是他根本就没有理解总部的战略意图，自己不甘心默默无闻，要出风头，结果搞出这么一摊令人哭笑不得的局面。在我们预计的几种结局中，他偏偏让我们看到了最糟糕的结局。明明是大败而归，可还要摆出英雄的姿态。败军之将何以言勇？我实在想不出他有什么值得对记者说的。
可是王炳章立即就把汤光中拉过去了。汤光中在王炳章家住了两天，接着来了一个一鸣惊人。一月十六日，汤光中以个人名义在纽约召开记者招待会。招待会的钱是林樵清付的，唐捷冒充《中国之春》的记者在招待会上发问。唐、汤两人显然是事先商量好了，一问一答，故意将问题引向民联的内部事务，使罢王风波的内幕首先在社会上曝光。我是在汤光中记者会召开两个小时前才得到消息，于是立即派林心声前去打探虚实。林心声在现场看见唐捷与汤光中演双簧，质问她凭什么打《中国之春》记者的旗号，为何他这个经理不知道。唐捷谎称是丁楚派她来的，林心声马上揭穿她，说自己也是丁楚派来的，如果丁楚已经找了人参加记者会，为什么还要派他来打探消息？
最令新闻界哗然的是，汤光中透露了中共策划“拥胡倒王”的内幕。当记者追问消息来源的时候，汤光中告之是杨巍的父亲。汤光中在赴纽约之前曾路过旧金山，在当地开过一个记者招待会，可是在那个记者会上他从没有透露“拥胡倒王”的消息。
几天之后，车少莉发表声明，对汤光中在公开场合牵连杨巍家人的行为表示不满。并且宣布她已经与杨巍家人核实，他们家没有人知道“拥胡倒王”的内幕。
“拥胡倒王”消息的来源虽然已经证明是不确实了，但是这并没有阻碍这条断了根的谣言继续在社会上流传。一天胡平接到民联澳洲负责人田广的一封信，说王炳章打电话给他，告诉他胡平丁楚出卖王炳章，换取民联在大陆的合法地位，他质问胡平可有此事。胡平拿着这封信去质问王炳章，为什么造谣。王炳章看了信之后，尴尬地笑了笑，无言以对。又有一天，总部的电传机接到一个消息：“据可靠消息，中共国安部因策划半年以久的‘拥胡倒王’成功，正在嘉奖有功人员。接收电传的林心声发现，发出电传的号码是宁勤勤开的国际工商服务公司的号码。
俗话说：谣言止于智者。我当时简直不明白象这样一个漏洞百出的瘪脚谣言，怎么竟然就能够流传开来，怎么竟然就有人相信？了解中共的人都知道，中共是个原则性很强的党，如果它承认民联的合法地位，一定是大环境松动的结果，怎么可能会以区区个人为交易就承认一个“反动组织”？中共并不傻，把一个温和的民联组织放进国内，比把一个激进的民联领袖隔离在海外，对自己危害更大。如果中共同意这样的交易，简直就是愚蠢。而且，谁敢做这个主？从另一个角度讲，如果王炳章有可靠的内线知道国安部正在嘉奖“拥胡倒王”的有功人员，那么他为什么不能在“罢王风波”之前就得知这个阴谋？为什么不在此之前就及时地揭露出来保护自己，而偏偏在罢王案进入程序之后才透露？汤光中说透露“拥胡倒王”消息的人是杨巍父亲，这更连说谎都不会。这样高度机密的事情，中共当局怎么会告诉一个政治犯的家属？如果真告诉了政治犯的家属，又怎么保证不是对方设下的反间计圈套呢？像这些基本的概念，只要在共产党统治下生活过的人拍脑袋都可以想出来，难道人们都失去起码的常识了？可是，海外民运中缺的恰恰就是这些常识。
关于“拥胡倒王”，在《中国之春》编辑部还演出过一场喜剧。一次尚平对大家说，唐捷背后骂王炳章搞出这么一个“拥胡倒王”的谣言实在是个“败笔”，车少莉把事实一澄清，搞得狼狈不堪。大家听了之后，大笑不止。此话传到监委委员钱达耳朵里，他立即打电话质问王炳章和唐捷。于是唐捷冲进办公室对着尚平大嚷大叫，骂他胡说八道。尚平火了，当场就给了唐捷两个耳光。唐捷开始被打愣了，但是马上转怒为喜，冷笑着对尚平说：“这两个耳光不是白打的，等着瞧，我会让你跪着求饶。”临走前，她转身对尚平命令道：“今晚到我家来，你要是不来，别怪我不客气。”
看了这一幕，在场的人只要有点常识都猜到了怎么回事。唐捷和尚平一定有着特殊关系（双方都是单身这本无可非议），可是尚平却把枕头边听来的悄悄话给讲出去了。钱达一追查，王炳章必然要骂唐捷多嘴。唐捷的窝囊可想而知，就去找尚平撒气。谁知尚平仗着特殊关系，按耐不住窝火就随手打了她。
晚上，尚平果然到唐捷家去了。唐捷威胁他说，她已经在警察局报了案，王炳章替她请了律师，如果他不答应“僻谣”，就把他送上法庭，或者让他留下犯罪记录，永远拿不到“绿卡”，或者罚他赔偿一千元医药费。唐捷还展示了手上带的警察给她的保护圈，上面有应急的电话号码。尚平无可奈何，只好接受城下之盟。于是唐捷拿出准备好一张纸，上面写着：“声明：我从未听唐捷对我讲过拥王倒胡的话”，尚平在上面签了名。
第二天，唐捷拿着尚平签字的声明到编辑部玄耀，大家在传阅这张纸的时候，发现了唐捷的笔误，把“拥胡倒王”写成“拥王倒胡”，于是哄堂大笑。唐捷恼羞成怒，追着尚平要他重签一份。害得尚平整天躲着她。后来我看尚平这样躲躲闪闪不是办法，就建议他暂时到华盛顿黄奔家去住一段时间，说不定还可以在黄奔的公司里找个工作。于是尚平连夜一走了之，逃到华盛顿去了。
10-4从中共阴谋转入程序之争
一月二十九日，罢王案投票的最后期限已到。民联常委会和监委会联合发表了罢免王炳章的公告。监委会以五票赞成，一票反对，一票弃权通过；常委会以四票赞成，一票反对，三票弃权（林樵清、王炳章和沙林没有投票）通过；王炳章的常委一职被罢免。
公告发表之后，林樵清、沙林、杨农、唐捷等人花了数千元在《世界日报》及《美东时报》刊登整版的广告，声称罢免王炳章无效。其争议的焦点在于：常委四票赞成，未过半数。
此后，王炳章阵营的反击转移了阵地，不再谴责共产党的阴谋了，而是咬住了程序问题。王炳章四处打电话，向各地的支部申诉，谴责总部不按章程办事，策动各地支部抵制常委会和监委会的决议。于是战火从中央燃烧到地方，从总部燃烧到分支部。在罢免王炳章的问题上，各支部纷纷表态，民联分裂为壁垒分明的两大阵营。
内布拉斯加、芝加哥、澳洲、香港等支部上书总部，抵制总部决议，宣布罢免王炳章无效。洛杉矶、肯塔基、华盛顿、日本等支部同时宣布支持总部的决议。民联是号称民主的组织，总部对支部根本没有约束力。支部对于总部的决议，高兴就执行，不高兴就不执行，实际上等于对总部的决议有否决权。
民联章程规定，解释章程的权力在监委会。为了平息争议，监委会对《罢免公告》进行裁决，宣布罢免合乎章程。薛伟在裁决书上引用了民联章程二十二条的规定：在表决中，如果两边票数相等，主席的一票有裁决权。也就是说，主席站在那边，哪边就赢。尽管我承认四票通过是个值得争议的结果，但是我至今都认为薛伟的解释是站得住脚的。在美国，公民也可以对宪法的条文有不同的理解，但是最终要以大法官的解释为准。不同的人对任何条文都会产生分歧，如果没有一个权威的解释，恐怕法律只是一张废纸。
民联的章程尽管有罢免条文，但是在民联的历史上从来就没有使用过。而它的第一次使用就碰到一个特殊的例子——罢免自己组织的创始人。过去王炳章执政时期，很多常委都以各种原因离开了总部，“一大”的副主席汪泯到“二大”时已经不在了，九个常委只剩下四个，他们的免职从来也没有使用过章程上规定的程序，各个支部也从未有过异议。事实上，也从没有过他们发表意见的机会。这一次可以说是最严肃的一次，胡平第一次使用了章程规定的程序，让所有的支部有了知情权，结果是一片混乱。和共产党一样，民联也经历了一场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体现了最大的民主，也让这两个组织经历了一场最大的磨难。
10-5呼延民大意失“街亭”
当时在民联所有的支部中，纽约支部是最大的支部，拥有登记的盟员八十五人。而且纽约支部就在总部身边，地位相当于卫戍军区，是兵家必争之地。
因为总部在纽约，过去所有的当地的盟员活动都是由总部出面召集，所以从前也没有过“纽约支部”。呼延民被林樵清赶出总部之后，就看中了纽约这块地盘，于是打出了纽约支部的旗号，自命为临时负责人，大有拥兵自重的意思。胡平对于组织事务历来不重视，只要呼延民不给自己找麻烦，随便他搞什么。
罢王公告刚一公布，呼延民就决定召开一次纽约支部会议。当时外地各个支部都在纷纷表态支持或者反对总部，大家也都把眼睛盯着纽约。呼延民自认为是这个最大“军区”的首脑，也想检阅一下自己的力量。他觉得纽约支部这个带头羊表态支持总部，可以对外地的支部产生强烈的影响。呼延民犯的错误在于，他想当然地以为，自己是纽约支部的负责人，纽约支部就是他的“地盘”。
我和薛伟听说呼延民要召开纽约支部的会议，都表示担心。我认为他这是无事生非。我对他说，表态支持总部实在是多此一举，因为总部目前是合法的，只要你没有明确表示反对，就自然是总部的力量。因此，表了态支持，总部并不因此而增加什么，可是万一失控，弄出个多数反对意见，那就满盘皆输了？退一万步说，你呼延民想要一个纽约支部的表态，你自己代表说句话就行了，只要不开会，谁也不会有意见。但是一开会，一定会闹出分歧来。薛伟则是担心呼延民控制不住场面。薛伟曾经给纽约支部不少人办过政治避难，算是有恩于不少人了，可是连他都没有把握能够控制住多数。但呼延民拍着胸脯保证万无一失。
呼延民把会议订在二月四日，名义是纽约支部的春节茶话会，主要讨论议题是关于魏京生被捕十周年的活动。他搞了这么一个冠冕堂皇的旗号，我和薛伟也就不好再说什么。薛伟嘲笑呼延民，说他的群众威信并没有自己想象得那样高。我也警告呼延民，尽管我可以调动四五十人义务劳动，帮编辑部搬家，人头够熟的了，但我都没有把握能控制多数。王炳章毕竟是民联的创始人，很多盟员对他是有感情的。另外我分析过盟员的基本成分，喜欢胡平的盟员多是校园里的学生，而在社会上闯荡的人多喜欢王炳章。前一种人大多住在校园里，不太愿意花时间参加这类“组织”活动，一听说有吵架就避开；而后一种人虽然也有不少人挂留学生的牌子，但住在市区没几个认真读书的，大多都在社会上混。他们喜欢开这种组织会议，而且也比较好斗。所以每到开会一定是后一种人来得多，虽然他们总数上并不一定占多数，但是他们可以达到一个局部的多数。
开会那天，签到人数为二十六人。呼延民因为要打工，委托组织干事郑为民通知盟员。在罢王案投票阶段，我曾经多次对郑为民讲，鉴于他管理组织档案，地位敏感，希望他能够保持中立。郑为民信誓旦旦指天发誓，绝不卷入两边的纷争，所以呼延民并没有提防他。可是没想到郑为民已经站到王炳章那边去了。从纽约支部开会签到的人员构成以及他在会上的表现来看，他显然是有所策划的。
会议期间，巍京生的事情根本就没有人关心，一开始下面就有人起哄要修改会议议程，强行把主题转移到罢免王炳章的事情上去。支持王炳章的人像是商量好了似的，众口同声咬定罢王是中共特务的阴谋，整个会场充满着抓特务的萧杀气氛。
算命先生沈海也大声疾呼：“倒王事件是中共的阴谋，我有重要的情报向大家报告。”在场有人问，什么情报。他只是反复说：“我接触各种各样的人，有可靠的消息来源。”但是什么具体的事实也没有透露，只是一遍又一遍地说，在“三方联席会议”期间，丁楚将国安部特务冯胜平安排在他家里住，他的行动受到监视。
有人追问我到底怎么回事，我甚至懒得回答这种问题。因为沈海的话说得语无伦次，完全没有逻辑。首先凭什么证明冯胜平是中共间谍，这完全是先入为主的结论；其次，如果说因为冯胜平策动倒王就证明他是特务，那么倒王和监视沈海有什么关系？还有，中共间谍监视一个算命先生有什么意义？如果在一种正常轻松的场合，这种话只能博大家一笑，连幽默都谈不上，可是一旦形成了某种气氛，似乎人都失去了起码的逻辑判断能力，真有人能够进入角色。
我很注意地观察了一下坐在一边的王炳章的脸色，显然他对沈海帮的倒忙很不满意，一脸瘟怒。他猛地站起来，厉声喝道：“我们内部有黑手，民联内部倒王的消息，香港的左派报纸《明报》十三号就登出来了。它从那里来的消息？”他环顾了一下四周，然后宣布：“这说明共产党早就知道了。”
办事认真的林心声当场就找出了十三号的《明报》。当他把报纸送到王炳章眼前的时候，王炳章很尴尬地笑了，那上面写着：根据《联合报》的消息。而联合报是台湾报纸，亲国民党的。
那天在会场上叫得最凶的是李达。他几乎是声嘶力竭地一遍一遍地喊着：“我抗议，总部的公告违反章程。”李达是个基督徒，平时性格温和，说话细声细语，婆婆妈妈。王炳章和宁勤勤最怕听他说话，一个很简单的事情，他足可以描述二十分钟。只要李达一开口，他两就赶紧跑掉。他和我说话的时候，我就替他着急，总是事先把他后面要说话先说出来，希望他快点结束。可是那一天，李达似乎换了一个人，大吼大叫，我和他相处了一年多，关系不错，他还帮我搬过家，可我从未看到过他这副神态。
薛伟和胡平被要求对“罢王公告”做解释。薛伟嗓门大，语言精练，所以压得住场。但他知道总部方面的来人不占多数，所以一说完，借口到法庭给一个人作证，就赶紧溜走了。临走前他笑着对我说：“你瞧着呼延民今天怎么走麦城吧! 等一会儿他准被罢免。”胡平显然不太适合应付这种乱糟糟的场面，他讲话太快，也太罗嗦说，所以讲到一半，下面就起哄。唐捷、李达、郑为民多次打断胡平的说话，对着他嚷嚷：“行了，别狡辩。”“别罗嗦，没人要听你绕圈子。”“够了，你讲得太多了。”后来郑为民干脆上前争胡平的话筒，抢着说话。
林心声路见不平，上前阻止郑为民发言，被身材魁梧的郑为民一推，差一点摔倒。呼延民见发生肢体冲突，急得大喊：“不准武斗。”郑为民余怒未消，他曾是北大的老红卫兵，嘴里骂骂咧咧道：“动手我可不怕，文化大革命的阵势我不是没有见过，要想打架，你们几个綁起来都不是我对手。”
与纽约相邻的新泽西州支部也在同一天开会，邀请了我参加。我本来不准备参加纽约支部的会议，直接去新泽西。但是我不放心呼延民，所以留下来参加上午的会议，下午再动身，以便一旦发生争执，至少可以多我一票。但是我一看薛伟跑了，知道今天大势已去，再通知人也来不及了，所以也打算走了。心想，纽约保不住，至少保住新泽西。
但临走我仍不甘心，希望作最后一次努力。想来想去，当时唯一有效的方法就是用一个令人震惊的事情转移众人的注意力。于是我站起来高喊：“大家静一静，我有一个国内来的重大消息向大家宣布。”
会场果然静下来，我宣布了当天清晨从国内得到的消息：方励之教授写信给邓小平，要求大赦魏京生等政治犯。一些著名知识分子正在准备发起一个呼吁大赦政治犯的签名运动。种种迹象表明国内民运的高潮正在到来。最后我向在场的盟员呼吁：停止内战，准备迎接国内民运的高潮。我的发言显然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全场一片兴奋，接着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我见局面已经控制住了，匆匆离开了会场。
新泽西的盟员会进行了改选，会开得很顺利。会上我有意避开了罢王的话题，而我被邀请参加会议这个事实就说明了这个支部仍旧拥护总部。我们是执政派，执政者都希望保持现有秩序，因此都不愿意挑起争议话题。这是最聪明的做法，只要下面诸侯不公开反对总部，在他人眼里就等于在拥护中央，这不是很明摆着的道理吗？可我不知道呼延民为什么不明白？如果他头脑是清醒的，唯一的解释就是他并没有把自己当作执政派，他也希望在混乱中找到自己的机会。
回到纽约后，我听说了当天下午纽约支部政变的过程。我一点钟左右离开，会场平静了一会儿。呼延民要求讨论一下为巍京生呼吁的正题。但是他下午三点钟要去打工，所以两点多钟也离开了，把会议交给纽约支部副主任梁云继续主持。梁云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典型的书生，根本对付不了这种场面。他的屁股还没有坐热，林樵清就站起来提议纽约支部改选，理由是呼延民办事不公正，不能代表民意。会场重新陷入混乱，梁云在一片混乱中被挤到了一边。郑为民开始指手划脚主持会场，把预订的候选人抬了出来。这场政变显然是事先计划好的，否则不会一切都快得如此惊人。一张破本子当场就被扯开，当作选票发了下去。选举结果是李达为主任委员，唐捷和郑为民为副主任委员。
接着，郑为民催促唐捷从口袋里掏出事先起草好的“纽约支部关于宣布罢免王炳章无效”的声明，在会场宣读了一遍，多数通过。之后，王炳章讲话，他感谢与会者对他的支持，并当场拉起胡平的手，要求重新“胡王合作”。据说搞得胡平非常尴尬，进退不得。
纽约支部的政变，是王炳章阵营打得最漂亮的一仗。总部失此“街亭”，从此陷入纽约支部不断的骚扰之中，十分被动。唐捷后来以纽约支部的名义出了一份《团结报》，往全世界各支部寄送，专门散布有关总部的谣言。每次林心声接到《团结报》之后，都气得哇哇乱叫。薛伟一直拒绝承认纽约支部的合法性，理由是该支部有注册盟员八十五人，而那天与会者只有二十五人，投票者只有二十二人，不足三分之一，选举结果没有代表性。
（待续）
作者：万润南 在 寒山小径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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