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纳百川 :: 阅读主题 - 丁楚：中国之春回忆录（第九章）罢王风波

海纳百川

登录 \| 登录并检查站内短信 \| 个人设置	网站首页 \| 论坛首页 \| 博客 \| 搜索 \| 收藏夹 \| 帮助 \| 团队 \| 注册 \| RSS


	主题: 丁楚：中国之春回忆录（第九章）罢王风波

海纳百川首页 -> 寒山小径

阅读上一个主题 :: 阅读下一个主题

作者

丁楚：中国之春回忆录（第九章）罢王风波

所跟贴

丁楚：中国之春回忆录（第十二章）四大竞选 -- 万润南 - (17701 Byte) 2009-6-26 周五, 上午6:27 (360 reads)

万润南
[个人文集]

加入时间: 2006/04/03
文章: 1370

经验值: 57959

标题: 丁楚：中国之春回忆录（第十三章）中国之夏 (452 reads) 时间: 2009-6-26 周五, 上午6:37

作者：万润南 在寒山小径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第十三章：中国之夏

13-1《中国之春》恐惧症

从一九八八年起，随着大陆政治环境的宽松，海外的政治气氛逐渐活跃起来。一九八九年初又发生了方励之教授写给邓小平要求大赦魏京生的公开信，和二十三名知识分子的签名运动，将国内的民运推向高潮，也同时将海外的民运带进了高潮。这种形势一方面是民联成员期望以久的，另一方面又使他们陷入一个非常尴尬境地。

民联过去在海外扮演的角色基本上独一无二的。尽管它时常被人疏远，被人批评，但是作为海外唯一的民运团体的旗帜作用，是没有人可以否认的。可是当民运高潮到来的时候，这个唯一的旗帜竟然总是被甩在主流之外，各种各样的新团体纷纷从人群中冒出来，各种各样的群众活动都对民联退避三舍。民联的内斗被当成一个他们回避民联的最好借口，其实即使没有内斗，民联的命运也好不到那里去。很多留学生和民运中的“后起之秀”都有一种很复杂的心态，他们一方面要造反，一方面又在向官方表示自己的动机纯洁清白，没有通匪嫌疑。民联被中共宣布为“反动组织”，人们怕沾上边受到官方的报复。这是一种典型的中国大陆人跪着造反的心里状态，很多美国人完全无法理解其中的奥妙。

其实，海外留学生中这种排斥民联的倾向，早在一九八六年底和一九八七年初的民运高潮中就初露倪端。那次震惊海外的留学生千人签名信，实际上是民联一手策划的，签名信的草稿都是在《中国之春》编辑部开会讨论的，后来在很多学校建立的收集签名的联络点，都是民联布置的，其联络地址也是《中国之春》首先发表的。但是为了减少留学生签名的心理负担，民联始终躲在幕后，而让一些没有政治色彩的学生领袖出面组织。可是没想到，当签名信最后公布的时候，后面竟然加了“六点声明”，其中有一点就声明这个签名信与中国之春组织无关系。这个声明出笼的直接原因，就是由于有很多留学生在签名的时候担心此事件背后有民联操纵的背景，所以一些签名信的联络人为了释疑众学子，加上了这个此地无银的的注释。

一九八八年底，著名的右派林希翎在美国四处串联组党，就公开声明自己所建立的这个组织要与民联划清界限，其宗旨不是要推翻共产党（其实民联从来也没有说过要推翻共产党），而是要监督帮助共产党，推动大陆的民主改革。林希翎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号召力，以为以她的声望和资历，振臂一呼，会从者如云。结果响应她号召的只有十几个人，而其中还有不少故意渗透的民联成员。最后她的组党成立大会只来了十二个人，以至最后连会议横幅都没好意思挂出来，副主席人选丁学良当场就和她闹翻了，不欢而散。林希翎处处表示要和民联划清界限，可是她的党成立那天，唯一到会祝贺的来宾就是民联的代表胡平和王炳章。林希翎组的党后来没有从事过任何活动，它唯一的成果是出了一本杂志叫《开放》，第一期全篇都是林希翎介绍自己经历和阐述自己观点的文章，并登满了自己的像片，封面还装订反了，叫人看了哭笑不得。

林希翎选择的立脚点是在体制内与体制外之间，她一厢情愿地以为这样可以吸引站在两个阵营之间的大多数留学生。可是她的判断显然是成问题的，在体制内改革的旗帜下，以陈一咨等为代表的改革智囊团们干得有声有色，愿意投身此路的留学生不如站到那面旗帜下；在体制外改革的旗帜下，民联已经有了六年多的声誉，愿意投身的留学生也会站到民联的旗帜下。林希翎以为走个中庸可以左右逢缘，可是实际上她完全没有坚实的立场可以立足，结果踩了个空。

一九八九年初，倪育贤又重新竖起了林希翎的旗帜，组织了一个“敦促中国大陆民主改革联络组”，请了一些美国侨界和知识界的名流作联络组的董事。这种组织形式倒是一种十分新颖的创新，有点类似捷克的“七七宪章”，像组织而又非组织。倪育贤起草了一个“敦促大陆民主改革宣言”，到处发动签字。为争取留学生的支持，他也处处和民联划清界限。不过这一次倪育贤搞得比林希翎成功，因为刚好赶上了“八九民运”的高潮，很多留学生都决心与共产党决裂了，但是一时还没有勇气认同民联，所以都落到倪育贤这类中性的旗帜下去了。而且倪育贤做得要比林希翎聪明得多，他表面上虽然和民联保持距离，但私下仍旧请求民联的支持和配合。他的联络组成立大会，打了几次电话给我请求民联配合，拉人去帮他撑场面。结果那天到会的四十多人，民联成员有十一人，占四分之一。可是这个宣言公布的时候，倪育贤竟然把民联主要领导人的签名全部删除了。

后来倪育贤越搞名声越大，纽约地区很多群众集会都是他主持的。他身兼两种身份十分有利于他扮演这种出头露面的角色：首先他以中性的形象出现，与共产党和民联都保持一定距离，其次他又是专业民运人士，没有工作，所以有充分的时间和精力。第一点，民联里的专业民运人士不如他，因为政治色彩太强，容易吓跑群众；而后一点，一些中性的社会名流也不如他，因为他们各有自己的事业和专业，没有时间和精力。因此，在一九八九年的春天，很多群众性的活动即使是民联策划或组织的，也都请倪育贤出面主持，民联成员宁愿躲在幕后干一些实质性的工作。例如很多群众集会的标语口号都是我拟定的，标语牌是我写的，薛伟常常负责打电话通知人，准备捐款箱，饮料、喇叭等等。后来这种模式人们自然而然习以为常了，以致谁要是搞什么群众活动，都可以理直气壮地请求民联的支持，但是又同时声明民联不要出面，以免吓跑群众。这使很多民联成员心里感到很委屈，觉得干尽了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到最后竟然总是被主流甩在一边。

我记得有一回在联合国前的广场集会，主持人是倪育贤。胡平本来准备在集会上发言，可是在公布大会发言者名单的时候竟然没有胡平的名字。胡平气得不得了，上去与倪育贤等人商议，力争把他的名字加上去，民联其他成员也都向大会的主席团施加压力，抗议取消民联代表发言的机会。最后在我们的压力下，胡平的演讲才勉强被加进议程。这种事情在后来学自联召集的群众集会上也发生过，胡平不得不忍受屈辱去争取自己发言的权利。

当万马齐喑的时候，没有人敢讲话，只有“中国之春”在独自呐喊；可是当万马奔腾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敢讲话了，反而没有“中国之春”的发言权了。这种现实，对于每一个民联成员都是非常残酷的。

13-2被巨大洪峰所淹没

五月十九日，李鹏在北京宣布戒严，在海外引起了众怒。五月二十一日星期天，很多学校的留学生联谊会自发地组织了一次规模巨大的示威游行。示威地点是华盛顿的中国大使馆门前，时间是不约而同的，全靠电脑网络和同学之间的电话通知。方圆周围十几个州的留学生纷纷开车星夜兼程赶到华盛顿，美国东岸北起缅因州，南至佛罗里达州，很多中国学生开了十几二十个钟头，有很多住在美国西岸的留学生也乘飞机赶来，当天最高峰期示威人数达五千人。

这是中国大陆人在美国最大的一次示威，民联在其中完全被淹没了，成了微不足道的配角。过去民联单独组织的示威，最大规模的一次是一九八八年八月在华盛顿国会山庄门前的杨巍月活动，总部动员了周围几个州的力量，才凑足了不到二百人。组织这种数千人的示威，过去是民联的力量所不能及的。不过在通知各学校时，民联还是起了重要的作用，两年前留学生千人签名信的活动，实际上给民联留下了一个现成的各校联络网，在当时万人瞩目的气氛中，每个学校只要有一个人知道什么消息，立即就会家喻户晓。

为了配合这次示威，总部在华盛顿的黄奔家设立了一个临时指挥部和接待站，所有来参加示威的盟员可以先到那里集中。黄奔家在华盛顿郊外，一座两层楼的大房子坐落在一个小山岗上，周围是一片小树林。黄奔待人豪爽，被称为民联里的小柴进，他的家经常成为南来北往的过路盟员的招待所。那几天晚上，黄奔家里地上睡满了人，电话铃一天到晚响个不停。

在这个大示威之前，冯胜平打了电话给我，通报了三条消息，并建议总部采取相应行动：一是听说美国一些学者准备组织签名信，呼吁中国政府取消戒严，建议是否动员杨振宁、李政道等有名望的学者出来牵头；二是听说中共驻美大使韩叙对李鹏政府的戒严令颇有微词，建议游说韩叙在留学生的示威集会上表个态，反对李鹏政府的戒严令；第三是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正在加拿大访问，不久即将到华盛顿，并安排与当地的华侨座谈，建议由黄奔和宗继祥等人作为当地华侨代表参加万里的座谈会，游说万里回国召开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和平解决政治危机。我觉得这三条建议都很好，虽然不容易成，但是都值得一搏。于是我先通知了纽约石溪分校的几个留学生，他们中间有杨振宁的研究生，去说服杨振宁；然后通知了黄奔有关万里的消息，并从他那里要到了韩叙家里的电话。黄奔作为当地侨界代表，和韩叙有点私人关系。我打了两个电话到韩叙家，对方说韩叙出差了，不在华盛顿。我只好通知冯胜平请他盯着打电话，但后来他也没有联系上。

总部人员兵分两路，胡平、汪岷、林心声、郭城已经在前一天到华盛顿准备留学生的示威了，薛伟和蕾蕾留在纽约参加当地华人的示威。当晚，我写了一大堆标语牌，留了一半给薛伟，载上另一半驱车前往华盛顿。

在开往华盛顿的途中，我因为昨天没有睡觉，一边开车一边打盹，不知不觉速度超过八十五英里（美国东部地区高速路限速五十五英里）。一辆警车见我超速，在后面追着闪灯，我脑子一片麻木，根本没有注意到警车的警告。那辆警车跟了我十英里，见我越开越快，以为我是逃警的罪犯，于是又调来三辆警车在前面截住了我。我一停车，警察就用喇叭命令我出来，趴在车身上。几个警察在我车里搜了半天，发现一大堆标语牌。他们仔细研究了一下上面写的英文字，态度马上变得非常友好。

“你是中国人吗？”一个警察问我。

我点了点头，向他道歉，说我昨晚没有睡觉，太困，所以没有看见警车的警告。

“你拿这些牌子去干什么？”另一个警察好奇地问。

“参加明天的示威。抗议中国政府镇压和平示威的学生。”

警察笑了，道：“我们从电视里知道中国发生的事情，我们支持你。”说完，一挥手把我给放了，没有给我任何罚款。若在平时，按照我违规的程度，他甚至可以拘捕我。

我把车开上路，回过头向警察示意致谢，看见他们正把手指示意成“V”字，向我举着。据很多留学生说，他们在半路都有过类似经历。在“六四”前后那段日子里，所有的美国警察对中国人都特别友好。

本来想赶到黄奔家好好休息一下，谁知他家人满为患，根本就没法睡觉。胡平他们已经到了，大家找了几张白被单，撕成捆头的布条，用红笔在上面写口号，一直忙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我们到了游行队伍的集中地点，胡平提出两点建议，一是所有民联的成员尽量集中在一起行动，二是公开打出民联的旗号。快到中午的时候，来集合的人越来越多，我们把我带来的标语牌和昨晚写的捆头的扎带分发给来示威的学生们。当这些学生知道我们是民联的人之后，表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些人热情地和我们打招呼，而另一些人则犹犹豫豫不敢接受我们的标语牌。

游行大约在下午一点中开始，我来到美国之后，从来没有见过中国人的游行队伍有这么壮观。从游行队伍的集合点杜邦公园，到游行示威的终点中国大使馆，步行大约半小时。游行队伍大约八到十人一行，头已经到了中国大使馆，尾巴还没有出发，中间的整个街道被中国学生挤得满满的，过路驾车的美国人看见这支队伍都不约而同地按起了喇叭，不知是表示声援，还是因为挡了他们的道而抗议。

游行队伍中飘扬着各种颜色的学校的旗帜和横幅，代表着一百多个学校的学生。胡平和黄奔等人举着民联的横幅，在游行队伍中显得极不起眼，确实给人一种被洪峰淹没的感觉。这一天，正是中国之春的成员们梦寐以求的一天，可是没想到当火热的中国之夏真正来到的时候，中国之春完全被冷落和漠视了。在游行队伍里，我的脑子里总是环绕着毛泽东的一句诗词：笑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它在丛中笑。

在纽约，薛伟组织了一些当地的盟员参加了纽约侨学界联合组织的示威游行。民联这个示威中同样是配角。薛伟嗓门大，占住了一个呼口号的角色。蕾蕾和几个盟员事先做好了两个捐款箱，负责在街头捐款。据蕾蕾说，游行结束后他们几个人将两个钱箱凑在一起大概点了一下，大约捐了近一万元钱。后来倪育贤硬说这个游行示威是他们的那个“联络组”组织的，捐款统一交他处理。结果二话没说就把钱给拿走了。薛伟怕他拿着那么多钱不安全，建议用车送他走，可是倪育贤坚持自己乘地铁回家。民联的人本来就对倪育贤拿走捐款就很生气，再看见他一个人拿着钱就更不放心了。民联毕竟已经运转了六年，内部有很严格的财务制度，这种捐款在入帐之前必须要有两个以上的人数过并签字。可是倪育贤这个“联络组”显然没有什么财务制度，他竟然敢一个人揣着一大把捐款钞票回家，谁敢保证中间他不会起贪心？

果然，不久以后关于倪育贤的丑闻就见著报端了。他的那个联络组的理事杨力宇和丛舒等人怀疑他的账目不清，要查他的账，受到倪育贤的抵制。结果理事们一怒之下联名登报退出“联络组”，不再给倪育贤当花瓶。《争鸣》记者莫利人跟踪调查，发现倪育贤把捐款都存在他和一个叫易小勤的女人合开的账户上，这个账户完全是受倪育贤私人支配。

在“六四”前后一段时期内，中国人捐款非常容易。随便什么人摆上个台子在街道边，一天都能捐它个上千元，要是碰上游行集会的机会，捐上万元也不稀奇。民主党在华埠的闹区专门摆了一个摊子募捐，天天都有人在那里值班，据说收入可观。可是自从倪育贤的这个丑闻曝光之后，街头幕捐者的信誉一落千丈，以后就再也捐不到多少钱了。在“六四”期间，很多群众组织像是突然从地底下冒出来的一样，一夜之间就可以出现几十个。这些草创的组织大多都没有什么严密的财务制度，所以也很难保证捐款的管理是否合理。所有打着五花八门的招牌在街头捐款的人都声称，自己捐的钱将送回大陆，给那些绝食的学生和后来“六四”死难者的亲属。可是我实在很怀疑，这些捐款究竟有多少真正进入了大陆。

我相信民联对于街头捐款的管理是最严密的。“六四”前，总部曾发动了一场“电传大战”，我和汪岷将从各种电话录上收集到的大陆所有公司机构的电传号码发给民联的支部及有电传的盟员及朋友，动员他们每天把海外报导的消息传到大陆去。总部的电传机经常一天都要发几十张纸去大陆。胡平希望在大陆也建立电传联络专线，所以派黄奔到香港，买一批电传机带进大陆，我将一笔街头捐款交给了黄奔，也算是财尽其用。可是黄奔到了香港之后，“六四”就发生了，他无法入内。他停留香港期间将一千五百多元捐款花光，因为没有收据无法报销。所以回来之后以他借给《中国之春》付房租的一千五百元冲销。

五月二十六日，北京传来消息，号召在五月二十八日星期日举行全球华人同步大游行，声援天安门广场的学生。我得到这个消息后时间已经十分紧迫，没有时间再以电话通知各路诸侯，所以直接以中国民联的名义在《世界日报》上登了一个广告，把我的名字写在上面作为联络人。这是“八九民运”以来民联第一次以召集人的名义组织的游行，我有心想试一试民联本身的号召力，是否有能力单独聚集起一次大规模的示威。

在“六四”期间，各城市大规模示威的骨干力量是留学生。果然纽约的留学生表现出并不认同民联的倾向。民联召集的示威集合地点在中国驻纽约领馆门前，而以哥伦比亚大学和纽约大学石溪分校为主力的留学生联谊会故意将集合地点放在联合国广场，表示与民联划清界限。

领事馆门前的示威开始时间在上午十一点，到了十点半，才来了二十多人。倪育贤十点多钟来到领事馆门前，我叫住他，希望他作为示威集会的支持人之一。倪育贤发现我们这边人很少，打了声招呼就走了，说到留学生那边去看看。谁知一过了十一点，大批示威群众陆续到了，成份以华侨和大陆新移民为主，十二点半以后已经有将近一千五百人，人行道站不下了，警察不得不将两边的街道封住，禁止车辆通行。

我们的代表去送抗议信，领馆的大门紧闭，不予接待。我请美国警察敲开大门，在门口领馆工作人员与递交抗议信的代表发生冲突，一位姓刘的大陆移民被推倒在地，引起轩然大波。聚集在街道上的群众听说此事后对着领馆的窗口大声起哄，热闹非凡。大约一点多钟，学生的队伍从联合国广场游行到达领馆门口，原地示威的人群让开一条路，夹道欢迎，两支队伍会师，再一次掀起高潮，人们情不自禁地唱起了“团结就是力量”。这首歌是共产党早期的老歌，是过去对付国民党政府示威时唱的，在今天的场合下听到这首歌似乎有点不伦不类。但是这首歌确实可以反映出当时人们的心情，况且大陆出来的人也只会唱共产党的歌。这令人不由不佩服共产党宣传手段之厉害，早在它还是在野党的时候，它就建立起了一整套“左翼文化”，可是现在中国大陆的民运还没有自己的文化体系。

学生队伍到达之前，我看到倪育贤一人又走回来了。他跑到学生那边，人家也排斥他，他两边船都没有踩到，结果掉到水里去了。民联本身有自己的势力，留学生联谊会也有自己的实力，过去像林希翎和倪育贤这样在中间走钢丝，在某种特殊情况下可以得益，但是最终还是没有坚实的立场可站。后来，倪育贤果然一下跳到最极端的暴力革命派一边去了，高调撑起了“打倒共产党”的旗帜。尽管我并不赞成他的观点，但是我不得不承认他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立足的立场。

13-3在海外争当“黑手”

在大陆民运高潮期间，陈军家成了一个信息中心。陈军刚刚被当局从大陆赶出来，和国内还保持着比较密切的联系，所以一些关心民运的人有事没事就往陈军家跑，希望能得到一点北京的最新消息。

有一次我们十几个人在陈军家里聚会，大家都觉得我们不能总坐在大洋对面隔岸观火，需要为学生们出点主意，于是七嘴八舌提了几条建议，主要是劝学生不要满足于街头运动，而是要做一些踏实的建设性工作，如巩固学生组织，办宣传刊物，将诉求的口号集中在具体的问题上而不要泛泛地提民主自由，加强和新闻界、知识界以及市民的联系，保持与官方的对话渠道等等。这些建议后来由吴牟人执笔整理出来，作为给北京大学生的公开信，胡平、陈军、曹长青、刘晓波等十人在上面签了名，我在上面签的是房志远的名字。这封信后来被刘晓波带回北京，据说在各个校园以大字报形式张贴出来了。后来当局在报刊中被反复提到此信，把它作为海外黑手插手国内学运的一个例证。

刘晓波是四月二十六号从美国赶回北京去的。回大陆之前他有一段时间住在胡平家，当时民联的内战正在紧张时期，我被王炳章搞得焦头烂额，正在四处找人来管编辑部的日常工作，好不容易从亚特兰大请来了高格文，可是他说只能帮一个月的忙，就要马上回去帮他弟弟开餐馆。于是又找到刘晓波，胡平和我商量，给刘晓波挂个“主笔”的头衔，可以让他去组织一些稿件。谁知刘晓波听错了，以为请他当主编。他到编辑部来上班的时候，说要民联正式发一个聘书，还要去公证，省得民联一改选就换人，看来他是想把《中国之春》主编当成一个稳定的工作职位了。我当时对此持模糊态度，只要你能把这一摊揽下来，管你是什么招牌，随便挂。为难的是胡平，他当时挂名主编，刘晓波如此认真等于要占他的位置。胡平只好对刘晓波解释，说马上要开第四届代表大会了，以后也不知道谁当主席，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

于是刘晓波的事情就这样模模糊糊地混着，说他是主编，胡平并没有明确让位，说他不是主编，他对外一率自称主编。我觉得这样模糊着挺好，有人管事就行了，也不捅破。陈军曾经在私下对刘晓波开玩笑，说要成立一个“修理所”，把所谓的“著名知识分子”通通修理一遍。刘晓波过去就是靠挑战名人出了名，对这个主意很赞赏，所以一上任就准备拿刘宾雁开刀，组织召开一个“刘宾雁现象”讨论会。所谓“刘宾雁现象”就是指那些过去参加过共产党的知识分子，虽然已经离开了共产党，或者被共产党开除，但是仍旧保持共产党的思维方式，坚持共产主义信念。实际上就是刘宾雁说的“第二种忠诚”，或者一些极端派说的那样“跪着造反”。刘宾雁听说刘晓波准备修理他，急得给胡平打了好几次电话。不过幸亏讨论会还没有开刘晓波就走掉了，刘宾雁这才躲过一场大劫。

刘晓波在《中国之春》上了不到二十天的班，一期杂志都没有编完就匆匆赶回北京去了。以致他留下的第七十三期《中国之春》我不得不草草地给他收拾残局，因为稿件没凑够，剪了一大堆报纸，复印后就直接贴到版上去了，看起来乱糟糟的。后来很多人传说刘晓波是民联派到北京的人，当过《中国之春》的主编，这些传言当时都给民联带来了不少Credit（荣誉），所以我也继续让它含糊着，不予澄清。实际上刘晓波并不是民联成员，也并没有正式被任命为主编，但是他回中国的路费是民联出的，机票是我给订的。

刘晓波被捕之后，《中国之春》曾打算想把他的作品收集一下，出一本书。陈军说要给这书写一个序言，我立即半开玩笑说，这个序言的标题应该是：拔剑四顾心茫然。我觉得李白的这句诗词可以精确地表现出刘晓波临回大陆前的心态。刘晓波是个不甘寂寞的人，他是一个战士，无法忍受那种没有敌手的生活。敌手越有名声，他就越刺激，这就是为什么他要挑战刘宾雁的理由。可是他后来也许发现，即使挑战象刘宾雁这种敌手，在海外也很难引起舆论的注意。拔剑四顾，找不到敌手，刚好国内民运大潮兴起，他觉得还是在北京向当局挑战更刺激，所以就匆匆赶回北京去了。当时有很多人都说要回大陆去投身民运，胡平、倪育贤、贝岭、吴牟人、徐邦泰都作过打算，倪育贤和贝岭甚至连机票都订了，后来真正下决心回去的只有刘晓波。

刘晓波回北京前商量好通过陈军家的电话与海外联系。他一回去，就接触到了学运的核心，被称为是吾尔开希的军师，成了少有的几个能够对学生领袖产生直接影响的知识分子之一。

刘晓波常常与陈军通报一下天安门广场上的消息，于是我们常常就根据这些情况在陈军家开个小会，讨论一下局势和对策。参加讨论的什么人都有，但大多是民联的人，还有些留学生。我记得学生绝食之后，大家都很兴奋，说海外民运组织应该派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人回国去，慰问一下学生。于是研究在场的人该派谁回去。大家说当然是胡平回去最合适，但是有人说胡平太敏感；如果派我回去，又担心民联总部一时离不开我；又考虑了几个人，都觉得不合适，最后胡平极力主张由徐邦泰回国最好。徐邦泰虽然没有很痛快地答应，但是最后在大家的劝说中勉强同意。总部还特地为徐邦泰筹了钱，甚至连机票都订了。谁知徐邦泰回到旧金山之后就变了卦，说他太太坚决不准他回国冒险，把他的护照给藏起来了，害得他走不成。后来等刘晓波被捕的消息传来，徐邦泰半开玩笑地对我说，他后来才明白胡平为什么极力主张派他回大陆，他要是被共产党抓住回不来，胡平在“四大”上就没有竞选对手了。我也半开玩笑地回答：要是你回来了，胡平就不是你的对手了。

李鹏宣布戒严之后，北京的气氛变得异常紧张，有一天我们又都聚在陈军家。到了和北京通话的时间，陈军把电话的麦克风打开，使整个屋子都可以听到对方的说话。那边是刘晓波：“你们得帮帮忙，这边都乱成一锅粥了。”

陈军问：“告诉我们，你们都需要什么帮助？你们要钱吗？”

“不要钱，这里有得是钱，多得都数不过来。”

“要不要人，组织个留学生声援代表团回去怎么样？”

“不要人，这里的人多得是，派人来等于在大海里加几滴水。”

“那你们要什么？”

“要主意，要纲领，这里的人脑子全都热昏了，没人清醒了。”

于是在场的七八个人立即开始想对策。陈军抓了一把铅笔，发给大家，每个人就像考试似的，开始写对策。然后把各自的对策拿出来讨论。我极力主张召开人大常委会召开紧急大会，处理危机。我的理由是，从法理上说，只有人大常委会有权否决国务院的戒严令，由人大常委会来处理政府与群众组织之间的分歧，就等于在事实上承认了高自联等团体的合法地位，同时将它们放到了与国务院平起平坐的地位上了。同时，由人大常委会出面主持政府与群众团体的对话，又可以为恢复对话创造机会。

大家的思路也都差不多，基本上也都集中在几点上，主要的原则就是要避免暴力，防止流血，让学生能够提出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好下台阶，不能一个劲地硬顶着军队。然后，陈军把大家的意思转达给了刘晓波，但似乎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在如此规模宏大的群众运动面前，每个人都会产生无力的感觉。

后来刘晓波、周舵等四君子绝食的消息传来，我们这些局外的清醒人都觉得，刘晓波真是脑袋不清楚了。因为千人大绝食的悲壮场面人们都见过了，再来一个四人绝食，无疑是狗尾续貂，在人们眼里简直就是喜剧了。后来我们了解到，刘晓波他们原来是准备动员一批有名望的知识分子绝食声援学生，只是无人响应，所以只好骑上虎背。

在整个大陆民运的高潮期间，大家都想争当“黑手”，人人都以黑手为荣。纽约的《每日新闻报》（Daily News）记者曾经采访了《中国之春》编辑部，把我和胡平的相片登在报纸上。记者在报纸上说：“我们在大洋彼岸的一间简朴的办公室里，找到了北京这场风暴的源泉。他们是这场中国式革命背后的真正‘黑手’。”实际上，说民联是黑手实在是过奖了，在海外确实有一种力不从心的感觉，几乎帮不上什么忙。而真正有资格被称为“黑手”的，恐怕只有刘晓波了。

13-4中国人成了电视明星

整个五月和六月，中国成了全世界瞩目的中心，美国的电视新闻里几乎天天都是中国的新闻。不少中国留学生在电视里也出尽了风头，各城市三天两头都是中国人的示威游行。美国ABC电视台晚上有一个热线节目，那一段时间热线节目经常讨论中国的政治局势，很多中国人都成了电视台的明星。刘宾雁曾经在电视中预言，中共政权可能在几个星期内垮掉。大陆留学生中最红的电视明星是哈佛大学的裴敏新，他的英文讲得好沾了很大光，所以每次中国时事评论都找他去说。当时很多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都和刘宾雁一样乐观，认为中共政权会在短期内垮掉，可是裴敏新和他们争论，认为事情没那么简单，中国政府会动用军队，轻而一举地将天安门广场的学生镇压下去。后来事实证明裴敏新的判断是正确的，而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在“六四”期间大跌眼镜，几乎全军覆没。

冯胜平也上过电视台。他和张卓之在华盛顿建立了一个办公室，命名为“国际团结委员会”，主要争取美国人的支持。他们那个办公室经常聚集了一大帮美国人，帮他们义务劳动。冯胜平过去负责民联与华盛顿的美国政府及国会的联络，差不多是民联的外交部长。他现在这个“国际委员会”自称是民联的“对外友协”。他是想通过与美国主流社会的联系，来增强民联在华人社会中的地位。

有一次冯胜平参加国会的一个记者会，那时候“4.27”大游行刚过，学生顺利地冲过了几十道军警的防线，有人问他对以后的形势估计如何。冯胜平答道：“中国人都是欺软怕硬的，现在政府没有把他们压下去，下一个星期将会有一百万人上街。”果然，第二个星期发生了百万市民大游行。下一次记者会，美国主持人在介绍冯胜平的时候故意幽默地说：“这家伙把一百万人扔上街头。”

六月二日，冯胜平、胡平和我在华盛顿国会山庄出席记者招待会，这个会是冯胜平安排的，主要想趁着当时的“中国热”向美国公众介绍一下海外唯一的民运团体民联，以及海外民运与大陆民运的关系。胡平因为英文不太好，主要是我和冯胜平回答问题，我主要介绍民联的活动，冯胜平回答关于大陆的形势分析。记者会快要结束的时候，一个记者匆匆冲进会场，手里举着一张电传稿，大声问道：“我刚得到消息，军队正在开进天安门，你认为形势将会发生什么变化？”

我回答：“政府可能会暴力镇压示威群众。”

记者接着问：“你认为北京政府有能力将这场运动镇压下去吗？”

我立即答道：“如果中国政府内部不发生分裂，它完全有能力在很短的时间内将这场运动镇压下去。”

记者会结束之后，我还听见记者们在争论着中国的局势。他们中间很多人都不相信中共当局有能力镇压这场规模空前的民主运动。这是典型的美国人的观点，他们往往低估了中共在捍卫自己政权时所表现出来的决心和残酷。

13-5 国内潮落，海外潮起

“六四”屠杀发生了。尽管这早在预料之中，但是它的到来还是令人感到震惊。纽约的六月三日下午是北京六月四日凌晨，我当天在办公室接到数十个电话，人们报告着通过不同渠道得到的消息，各种各样的传说满天飞，简直不知该相信谁的好。

第二天是星期天，愤怒的人们自动聚集在纽约华埠孔子大厦门前示威，一些北京人纷纷跳上高处，向人们宣布自己从亲属那里得到的消息，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过路人聚拢来打听北京的消息，于是孔子大厦门前就成了一个民间的新闻发布中心。人们用各种各样恐怖的字眼来形容北京街头发生的事情，血流成河，尸横遍街……，传说中的死亡人数随着时间的积累而不断地向上翻番，开始说三千，后来成了九千，接着变成一万五千，有人甚至说数万。考虑到人们在恐怖和激愤的状态下有可能会夸大数字，我私下估计死亡人数可能在一千到一千五百人之间，胡平私下的估计和我差不多。

六月十日，纽约市约两万华人冒雨在联合国门前的广场上集会，悼念天安门广场的死难者。当天倾盆大雨，如果不是下雨估计可以达到五万人，周围很多州的华人都开车前来参加追悼会了。整个广场是一片黑色的旗帜，哀声恸地。集会是侨界出面组织的，民联是其中发起人之一。

在此之前，有个姓蔡的留学生从外州来到纽约，坐在联合国门前绝食抗议，要求联合国表态谴责中国政府的暴行。民联曾经派薛伟和郭城去慰问他，给他送衣物和被褥。接着，艾魏魏等一群艺术家以及一个叫做“六四计划”的组织发起了联合国广场的集体绝食，要求联合国派调查组到北京，了解屠杀真相。薛伟和郭城作为民联的使者，每天都到绝食营去慰问绝食者，给他们送东西，后来我也加入了绝食营。在一次绝食营的选举中，薛伟和郭城当选为营地指挥和后勤部长。我则找了四个英文讲得好的留学生，组织了一个五人谈判代表团，自命谈判代表团长，上联合国大厦找人权委员会谈判。

当时刚好是放暑假的时候，外地的留学生这时都要集中到纽约来打工。他们一来，听说有绝食营，就一屁股坐下了，既省房钱又省饭钱。有人晚上就睡在绝食营，白天就出去找工作，找到工作就离开，然后又有新人补充进来。铁打的营房，流水的兵，绝食营越滚越大，从十几人变成上百人，每天围观者数百人。美国各大电视台都跑到这里来摄影。有一次ABC电视台还把我们全部拉到五十七街的摄影棚去拍摄，中途有一个学生饿得昏倒了，着实令美国人感动了一番。

中国留学生的绝食营圈地大约四五百平方米，一扎就是两个星期，虽然没有阻碍交通的问题，但是仍然令美国警察大伤脑筋。按照纽约的法规，这样占居公地是违法的，但是中国军队暴力驱赶示威学生的行为引起了全世界的公愤，美国警察不想以中国军队为伍，所以对中国留学生格外宽容。纽约市长郭德华在一次电视演讲中说：“北京当局用暴力将中国学生赶出了天安门广场，我们不是北京当局。现在中国学生正在联合国广场示威，让他们呆在那里好了。”他的演说博得了美国人一片喝彩。有了市长撑腰，警察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于是中国人的绝食营竟然在那里坚持了一个月，到最后只剩下一个叫连美英的华侨妇女带着她的三个儿子了。她是这次绝食行动的发起人之一，也是坚持到最后的人。按照她宣布的时数，她已经绝食超过十几天了，可是每天仍旧生龙活虎地跑前跑后，对着过路的行人演讲，似乎决心粉碎能量守衡的定律。

郭德华对中国人的宽容，使周围的美国无家可归的流浪者（Homeless）感到振奋，他们看见中国人绝食营仿佛看见了自己的同类，兴高采烈地跑来帮忙，热心地为我们维持秩序，并为我们提供了不少毯子、帐篷、油毡布、行军床和雨伞。后来绝食结束之后，全部物资都堆放在《中国之春》编辑部的仓库里，光是雨伞就够我这个整天丢伞的人用两年的了。

不过，绝食的滋味并不好受。我只认认真真地绝了两整天，就实在挺不住了。那些天几乎天天下雨，天气阴冷阴冷的，一点也不像初夏的气候。倒有点像秋天，温度常常只有十几度，晚上甚至在十度以下，所有人都被雨淋得透湿，挤在帐篷里面打哆索。后来我饿得受不了，于是借口上联合国大楼谈判，赶紧吃饭。

在学校时，我经常在联合国上课和实习，自然懂得联合国的原则。我知道联合国绝不会干涉中国内政，所以绝食学生的要求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我上去谈判的目的与其说为了借绝食者压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表态，还不如说是为下面绝食的中国学生找一个撤离的台阶。绝食行为无非是要引起西方舆论界注意中国发生的事情，这个目的已经远远地达到了，中国人总不得没完没了地在公共场地安营扎寨。后来我们联系了联合国里面的华裔工作人员，内外一齐施加压力，最终迫使联合国秘书处做出了一个姿态：在联合国大厦地下室设立了一个悼念“六四”死难者的灵堂，开了一个五六百人的追悼会，并将联合国门前的所有旗帜降半旗半天，以示悼念。

联合国大厦的追悼会是六月十七日召开的，然后我就开始动员绝食者们结束，几天后他们逐渐散去。我也匆匆赶到洛杉矶筹备“四大”去了。

从洛杉矶回到纽约，新的总部成立了。民联的新章程把《中国之春》的地位和架构规范化了，《中国之春》杂志被法定为民联的机关刊物，民联联委会就是《中国之春》杂志社的董事会，民联主席兼任《中国之春》杂志社社长，《中国之春》主编由社长任命，联委会批准。我被胡平正式任命为《中国之春》主编。
随着“六四”的枪响，国内民运的大潮应声而落，海外民运的大潮应声而起。《中国之春》在我的两年主编任期内，即将渡过它最辉煌的年代。

（全文完）

作者：万润南 在寒山小径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返回顶端

显示文章:

海纳百川首页 -> 寒山小径

所有的时间均为北京时间

您不能在本论坛发表新主题
您不能在本论坛回复主题
您不能在本论坛编辑自己的文章
您不能在本论坛删除自己的文章
您不能在本论坛发表投票
您不能在这个论坛添加附件
您不能在这个论坛下载文件

[ Page generation time: 0.154191 seconds ] :: [ 23 queries excuted ] :: [ GZIP compression enabl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