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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楚：中国之春回忆录（第九章）罢王风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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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楚：中国之春回忆录（第十章）胡王内战 -- 万润南 - (12102 Byte) 2009-6-26 周五, 上午4:14 (504 reads) |
万润南
[个人文集]
加入时间: 2006/04/03
文章: 1370
经验值: 57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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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万润南 在 寒山小径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10-6总部办公室被强占
不得不承认，王炳章在战术上是相当有一套的，这点我在内战中深有体会。总部在内战中几乎是处处被动挨打。在纽约支部得手之后，下一个目标是总部办公室了。
从前住在总部办公室的是柯力思。柯力思去法国之后，林心声住进了总部。白天郑为民在那里上班，晚上林心声接电话。
春节前夕，我和林心声在总部公寓大楼的电梯里碰到了大楼的管理员。她告诉我们，刚才有一个蓄着小胡子的人找她续签租房合约。我们马上就猜到了，小胡子就是林樵清。想到这里，两人出了一身冷汗，这间房子的租约签字人是林樵清。也就是说，虽然房租是由“中国之春”付的，但是这套房子的合法主人是林樵清。
当天晚上，林心声打电话给林樵清，要求他在续房租约的时候，将他的名字改成“中国之春”。林樵清拒绝了。于是为了安全起见，我和林心声当即将所有盟员的登记表格转移到了编辑部经理室，将总部办公室的大门换了锁。
换锁的第二天，林樵清果然以房主的名义叫来了警察和锁匠，撬开了门锁并且赶走了林心声，强行占领了总部办公室。我和林心声还没有来得及转移的档案文件，全部落入林樵清之手。
胡平闻讯大惊，给林樵清写了一封信，声明了组织对该办公室的主权。林心声带着胡平的信与林樵清谈判。林樵清坚持声称自己是房子的主人，同时还谴责林心声转移总部档案。林心声当场噎了他一句：“你说这间房子是你私人的，那么难道民联的档案应该放在你私人的住宅里吗？”
林樵清强占总部那天刚好是春节，总部和编辑部的工作人员放假一天。可是没想到郑为民一早来总部，进不了门。他发现锁被换了，以为是针对他的，于是跑到编辑部找林心声大吵大闹。其实换锁的动因主要是防林樵清，与郑为民无关，谁也没有料到他会春节来上班。郑为民在纽约支部会上显然已经打破了“中立”的保证，自己心虚了，以为这是总部报复他的措施。
郑为民冲进编辑部的经理室，要打电话给我。经理室的地上放着两个装着盟员档案的纸箱，是昨晚我们两匆匆运进来的，还没有来得及整理。林心声怕郑为民注意到这两个纸箱，就让他到外面厅里去打，可是郑为民误听为让他到外面大街上去打电话，大怒，抓住经理室的电话非要打不可。林心声随手打开电话上的录音机，将郑为民的叫骂声录了下来。郑为民发现后就伸手去夺录音机，两个人拉拉扯扯地打起来。当后来呼延民赶到的时候，发现林心声已经被打倒在地上，腮边和脖子后面有明显血痕。呼延民拉开郑为民，林心声乘机报警。几分钟之后，六个警察赶到，将郑为民带走了。
我和蕾蕾在警察带走郑为民后赶到编辑部。蕾蕾拿着照相机把林心声脖子上的伤痕及打架后办公室的狼籍都照下来了。蕾蕾在文革的时候还小，没经历过武斗场面。看见这一幕，激动得像个猴子，在屋子里跳来跳去。
总部办公室易守之后，我猜王炳章的下一个目标将会是编辑部，所以采取了重点防范措施。始终保持办公室二十四小时有人有灯。杨怀安曾经和我讲过，王炳章与他们分裂前夕，曾经在一个晚上独身潜入办公室想拿走《中国之春》的订户名单，被当时管发行的工作人员马丁发现，搞得王炳章狼狈不堪。这段历史，我最初是当小说听的，没有当真，也想象不出当时会是什么场面。可是事到如今我完全可以明白其中的道理了：谁得到了《中国之春》的订户名单，谁就是《中国之春》真正主人。只要有钱，杂志谁都可以编印，但是你上哪去找那几千个读者？这不是一天两天可以积累起来的资本。
有一天晚上，林心声因事外出，编辑部只有我和蕾蕾。《中国之春》又到了出刊前夕，我在最后定版，蕾蕾在打字改错。半夜十二点钟，石磊打了一个电话给我，说他在长岛某加油站，汽车没有油了，他身上没有钱，希望我去救他。我二话没说就上路了，临走交代蕾蕾我回来之前不要离开办公室。我好不容易在一个很偏僻的加油站找到石磊，来回开了两个多小时。回来后，蕾蕾告诉我，她接到过好几个没有声音的电话，她一说“喂”，对方就挂上了。后来我一直怀疑，是否有人搞的调虎离山计，让石磊把我调出办公室，他们好采取什么行动。
还有一天晚上，编辑部所有的人都出去了，只有蕾蕾一个人在打字。王炳章和石磊来敲门。蕾蕾听出是王炳章，隔着门回答：“办公室没有人。”王炳章一听乐了，说：“你不是人吗？”蕾蕾说：“你要找的人都不在。”王炳章说他不找谁，只是进来坐一会儿，他好言哄了半天，蕾蕾死也不开门，最后他们只好走了。蕾蕾后来绘声绘色地把把这一段告诉大家，令所有的人都想起狼外婆的故事。
编辑部发生武斗后，号称“游侠”的郭城也在总部住了一段时间，扬言保卫党中央。郭城一身的江湖气，声称打架不要命。他在环美民主长跑的过程中，郑为民是他的后勤兼“政委”，但是他很不喜欢郑为民，觉得他小器自私，占小便宜。后来他和郑为民闹得很不愉快，两人最后分手了。郑为民在谁面前都敢喊打喊杀，唯独见了比他矮半个头的郭城不敢嚣张，可谓一物降一物。自从郭城进驻编辑部之后，郑为民再也不敢来闹事了。于是唐捷在《团结报》上发了一条消息，说总部高薪雇了一名保镖看门。急得郭城到处声明，他是义务的，没拿总部的钱。
林心声被赶出总部办公室之后，一直睡在编辑部的地毯上，条件非常艰苦。编辑部人来人往很多人，又脏又乱，不像总部办公室那样宁静干净，给林心声带来诸多不方便。编辑部没有炉灶，不能做饭，他整天吃生冷食品。这一切使林心声的心理越来越偏激，对王炳章和他的支持者充满仇恨。林心声从本质上是个非常善良的人。但是即使是头羊，在丛林里混久了也会变成狼。晚上，我们经常可以听见他在洗澡间里大声呼叫：打倒王炳章。他称王炳章是妖人，有九个头，非要斩九次才能杀死。一天他把一把木剑挂在办公室的门上，一本正经地告诉我们，这把剑可以镇邪，专镇王炳章。他在讲这话的时候，蕾蕾躲在我背后偷笑，说林心声走火入魔。不过她非常同情林心声，常从家里带热汤慰劳他，一直到现在她都一口咬定，林心声是民运圈子里唯一的好人。
郭城把林心声这种性格的人称为“杜宾狗”，一旦和谁过不去，咬上就不松口，直到把你咬死为止。别看林心声平时说起话来腼腆得像个姑娘，可是现在他和王炳章一帮人过不去了，什么招都使得出来。他编了一大堆王炳章的材料，复印后到处寄送、电传，给各个团体，美国政府机构，甚至送给那些买了王炳章保险的人，让他们退保。他开始做这些事的时候，向我请示。我笑着对他说：“以后这种事情别告诉我，我没看见，也没听见。”从此，林心声和我保持一种默契，凡是打内战中使的小动作，他做了什么就不再告诉我了。不过，他有时像个大孩子，搞了什么得意之作，见到我脸上就会露出神秘的微笑。所以我大致可以猜到哪些事情是他做的，当然，也有很多事情至今我都不知道。但是后来我感觉到，王炳章把这所有的帐都算到我头上去了，以为都是我策划的。
有一次编辑部的电传机收到一整本美国的低级杂志，把整整一筒电传纸都用光了。林心声一直怀疑是王炳章的铁杆石磊干的，当时王炳章的整个活动基地是宁勤勤开的那个“国际工商服务公司”，石磊是那里的值班工作人员。于是林心声就开始发动“电传游击战”，时不时地往“国际工商”发点乱七八遭的东西，甚至是白纸。他反正是住在编辑部，这些事情在半夜做，防不胜防。接受电传是“国际工商”的业务，所以晚上也不敢关机。对方虽然也采取报复行为，但是林心声整天都在，可以随时关机，基本上保持主动。蕾蕾喜欢做这些孩子气的事情，所以成为林心声“游击战”的助手，电传机就在她打字机手边，林心声把这些事情就交给她做。有时他们会为这些小阴谋得意得手舞足蹈。
一天晚上，蕾蕾打字直到半夜，我到办公室接她回家。我刚到，蕾蕾就接到石磊的电话，他一开口就大骂，说我们这边传了一大堆黑纸过去，把他们所有的电传纸和碳粉都用光了。石磊显然火的很，也不顾接电话的是个女士，什么粗言滥语都用上了。蕾蕾也不是个省油的灯，和他在电话里用上海话对骂起来。我在旁边听不懂也听不下去，就把电话给切断了。我问蕾蕾是不是她干的，蕾蕾矢口否认。可是过了一会儿，石磊找上门来了。他余怒未消，一边拍着编辑部的大门，一边破口大骂，脏话连篇。我火起来，当着丈夫的面污辱太太，谁也忍受不了。我猛地推开门，劈头就给了石磊一个耳光。石磊被打懵了，但马上就清醒过来。他一边退后，一边冷笑着说：“好，丁楚，今后我会让你偿还这一巴掌的，走着瞧。”
很多人都一致评价，石磊的素质是当间谍的最好材料。他聪明机灵、反应敏捷、办事利落、守口如瓶，王炳章得到石磊确是如虎添翼。为了这一巴掌，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石磊和我结下了不解之怨，后来发生的“丁楚中共间谍案件”，有一半是石磊的杰作。
总部被占领之后，林心声解雇了唐捷和郑为民，《中国之春》编辑又落到我一个人身上。林心声管财务，编辑工作他一点也插不上，后来王炳章把《中国之春》的钱全部提走之后，他也无“财”可“务”了，就全力以赴处理内战中的事务，和王炳章打官司。薛伟和郭城，主要负责组织街头活动和公众集会。秘书禹小姐接管了陈小姐的发行工作，蕾蕾打字。胡平当时已经预感到国内的民运高潮即将到来，正抓紧写他的论著，同时和国内保持联络。但是这段内战中的摩擦把他弄得不胜其烦。
和王炳章的内战时期，刚好是国内民运高潮到来的前夕。各种活动特别多，我基本上被《中国之春》编务和公众活动缠住了，不可能有余力应付内战。而王炳章方面没什么正经事可做，倒是可以全力投入内战，所以一直处于优势，把总部打得节节败退。尤其是他扔得两颗“原子弹”，差一点把总部置于死地。
10-7王炳章投下两颗原子弹
其实有很多迹象表明，王炳章要在总部的存款上下手了。
二月三日，也就是纽约支部政变前一天，柯力思回到纽约。总部人员中，有支票签字权者为五人：胡平、柯力思、王炳章、林心声和我，其中任意两人联署就可以动钱。蕾蕾告诉我，她见到柯力思时，在他的微笑中看到一丝阴险的目光，不知为什么产生一种不详的预感。她警告我，柯力思回来一定有什么阴谋，有可能是冲着钱回来的。但是我对柯力思的印象太好了，认为他是天下少有的老实人，根本就不相信他会搞阴谋，所以我把蕾蕾骂了一顿，叫他不要乱说。其实，王炳章敢对总部的存款下手，是谁都可以估计到的，但是王炳章一个人是取不走钱的，必须要有一个人配合，此人当然非柯力思不可。我疏忽了柯力思，过高地估计了他的善良和朴实。
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是，负责发行工作的陈小姐突然要辞职，一连三天，追着林心声要工资。从前《中国之春》也发生过经济危机，也拖欠过她的工资，可她从来没有追过钱。后来我回想起来才明白，陈小姐是林樵清安排到编辑部工作的，林樵清这个人平时颇讲义气，估计他事先通知了陈小姐《中国之春》有可能断粮。但是当时这些反常现象并没有引起我们的注意。
在提取公款之前，王炳章来了一连串的假动作。二月八日，他向监委提出上诉，对罢免决议表示不服。王炳章的这个举动，总部方面的人都非常高兴，至少我心里松了一口气。因为这说明王炳章愿意按照程序解决问题了。这样等于给了胡平一个台阶，也给了总部一个台阶。此时结束内战，无疑是个非常好的时机。我向胡平建议，按照张侠的方案，成立一个调查组，复查王炳章的案子。我心里想，即使调查组推翻了罢免决议，胡平也已经下了台阶，用不着退盟了。这样胡王两人都可以保住。而且张侠的方案被采取，她也有了面子，也可以重新回到民联，皆大欢喜。
调查组由黄奔、钱达、林心声组成。调查组的钱达是个非常热心和认真的人，他还草拟了调查提纲，同时提出倡议，胡王双方各让一步，向全盟认错，平息内战。
王炳章立即就同意向全盟道歉，他在检讨书中承认了自己在“上海行动”中对“胡平主席请示不够”，“考虑不周”，尽管有些人对这种不痛不痒的句子表示不满，但是只要王炳章作出和解的姿态就够了，其实说什么并不重要。
胡平接到王炳章的检讨书之后，也作出了和解的姿态。承认对这次民联的危机，自己也要承担一定的责任。胡平接着提议成立“民主战略策略研究小组”，负责制定民联的战略方针及策划与大陆民运配合的行动。这个小组由胡平自己担任组长，成员有我和王炳章。我对胡平的这个主意也感到鼓舞，因为它同时也可以解决我和王炳章在关于民联战略策略问题上的分歧。十六日晚，胡平亲自到王炳章家，共同商议了双方和解和成立“战略研究小组”的细节问题。
十八、十九、二十这三天是长周末，钱达和黄奔特地乘飞机从旧金山和华盛顿赶到纽约。调查组郑重其事地开了会，并会见了内战双方的主要成员。纽约侨界的代表徐松林、李东波等也自愿参加调查组，调解两边的矛盾。在会上胡平与王炳章都表现得非常克制。
这段时间，国内刚好发生三十三人签名的公开信，声援方励之教授，要求当局释放魏京生。消息传来，海外一片沸腾，所有学校的留学生和华侨社团都在积极组织签名，声援大陆的三十三名知识分子。受国内形势的鼓舞，我与郭城、李达共同发起了二十四个盟员签名的呼吁书，呼吁全盟停止内战，投身民运高潮，将分歧留到“四大”上解决。
似乎所有的迹象都表明，形势在好转，双方的对立在缓和，再加上外部环境的催化，危机即将过去。
可是，毫无例外，每当民联走到一个光明的十字路口的时候，历史总是选择了最荒谬的结局。就在胡平亲赴王炳章家商讨“民主战略研究小组”的第二天，在钱达与黄奔赴纽约召开调查会议的前一天，王炳章采取了一个更大的行动。二月十七日，他和柯力思两人到《中国之春》的开户银行买了一张银行支票，提走了七万五千元存款。四天之后，即二十一号，他们又去了一次银行，提走了残存的三千八百元钱，关闭了账户。
我敢保证，如果谁要是目睹了王炳章这几天的表演，将永远不会对这个人再产生信任。我很难相信一个人可以把戏演到如此炉火纯青的地步。试想一下，就在他写检讨的同时，就在和柯力思策划提取公款了；他一边和胡平商议成立“战略研究小组”，一边脑子想着第二天对他口袋里的钱下手；更令人佩服的是，他已经偷袭了总部的粮草了，第二天竟然还能够表情自然地赴编辑部办公室出席调查组召开的会议，满脸诚恳地接受侨界的调解，与胡平热烈地握手合影。
我并非不想理解王炳章。王炳章是一个讲究实力的人，学过政治学的人都明白，手里有实力就有更多的谈判优势。如果王炳章提取公款是为了取得谈判的筹码，压总部让步的话，那么我完全可以理解，甚至可以原谅他。可是我不明白的是，他提款的同时并没有提出更高的谈判条件，而是全盘接受了胡平的建议和调查组的计划。更令人费解的是，在一切都达成协议，双方已经握手言和之后，他又去提走残存的钱，并关闭了账户。提走多少钱都没有问题，只要保留《中国之春》的户头，钱还会定期汇进来。关闭户头实际上是对总部更致命的一击，因为捐款人想给钱都不知道往那里寄了。
王炳章的行为只有一个解释：他不是想以提款的手段来达到谈判的目的，相反，他是以谈判为手段达到提款的目的。前者是可以理解，也可以原谅的，可是后者既不可以理解，也不可原谅。因为他存心就是在戏弄所有的人，戏弄胡平、总部、调查组、侨界热心人士，所有的人都被他耍了。看了这一幕，今后谁还敢相信他讲的任何一句话？
二月二十二日，林心声才发现账户被关闭了。他当即报了警。第二天，总部召开记者招待会，公布了这一消息，舆论哗然。
接着，柯力思宣布自己为民联财务“督导”，为自己提取公款举出三条理由：第一是总部滥用钱打内战；第二是丁楚有卷款潜逃的企图；第三是总部已经瘫痪，需要提前召开“四大”产生新的领导班子，而开代表大会需要用钱。
这个财务“督导”的名堂和三条理由显然是拿了钱之后才临时想出来的，漏洞百出，没有任何一点可以自圆其说。首先，内战之后柯力思从没有到总部来查过帐，何知滥用无度？没有证据之前就先动手提款的“督导”史无前例。况且，民联九月份才渡过经济危机，如果真是滥用无度，何以剩下近八万元存款？民联的账户有史以来从没有过这么多钱。关于指责我有“卷款潜逃”的企图更是滑稽，当时我对民联财务的控制权毫无动摇，我有什么动机要卷款潜逃？退一万步说，谁也不能因为怀疑某人要打劫银行就先动手抢银行。
实际上，只有最后一个理由是真实的。不过，民联章程规定，提前召开代表大会应该由总部委员会多数通过。决议通过了再动钱也来得及，可是连提议都还没有，就先把钱拿走，无论到哪都说不过去。
柯力思取走钱之后，将钱存在他的私人账户上。但是这样作显然既不合法也不合理。为了加强合法性，王炳章又出了一个新招。《团结报》登出一则消息宣称，纽约支部成立了以李达、唐兴、许鸣三人组成的监督小组，共同管理这笔钱。紧接着，这个监督小组发表一个声明，道：“我们盟员的盟费，又回到了自己手中，又可以由广大盟员来支配了。”林心声立即公布了李达、唐兴、许鸣当年交的盟费，分别为二十元、二十元、七十元。民联其他支部见到这个声明立即来信抗议：我们的盟费何以要由纽约支部来支配？
王炳章提款的行动本来想一举结束内战，但是没想到此举正是他走向失败的转折点。舆论越来越不利于王炳章，原来曾经同情他的人纷纷转向，很多曾经为维护程序而战的正直人士开始声讨他，因为现在王炳章已经跳出了民联的章程，用非法的手段来解决问题了。
钱被提走之后，总部陷入极端艰苦的境地。转眼就积压了几万元的欠款。从前发出的支票纷纷退票，造成公司信誉全面崩溃。邮局、打字、印刷厂停止赊欠，统统要求支付现款，否则不提供服务。工资就更不用说了，根本提不上台面。不过幸好所有的人都同意打义工，包括和民联一点关系也没有的秘书禹小姐。对于我来说，这一次经济危机的风险比上一次大得多。上一次至少蕾蕾还可以打工支持我，可这一次我们两个人都在编辑工作，都踏在这条毫无保险的船上。
为了证明民联总部没有“瘫痪”，总部决定所有预订活动照常进行，另外派出薛伟和郭城在街头捐款，同时收集支持三十三人公开信的签名。第七十一期之后的四期《中国之春》，基本上是我和蕾蕾两个人出版的。
王炳章见拿走钱并没有造成总部瘫痪，又采取了进一步的行动。二月底到三月初，他连续多次打电话到纽约电话公司要求取消总部和编辑部三台电话（电传）的号码。林心声打电话接通之后，他又去取消，反复多次，直到林心声亲自去了一趟电话公司，写了书面的备忘录之后，才断了王炳章继续骚扰的可能性。王炳章第一次要求取消电话号码尚可以理解，因为“中国之春”的电话过去是以他的名字注册的，他担心总部付不出钱，债务最终会落到他自己头上。可是林心声接通电话后他又再一次取消，就纯粹是捣乱了。他有一次打电话给洛杉矶的伍凡，得意地说：“我投了两颗原子弹，一个是提取存款，一个是切断电话。我要把总部炸瘫痪，尽快结束内战。”
电话被切断的日子里，总部果然瘫痪了好多天。于是柯力思开始向各支部发通知。《通知》宣布：鉴于总部已经瘫痪，为迅速有效地解决盟内纠纷，恢复正常运作，有必要提前召开“四大”。王炳章知道，只要“四大”一召开，他取钱的行为就合法化了。
10-8“罢王风波始末”出笼
一直到王炳章提走公款，切断电话之前，我对他的个人印象都并不坏。而且我们在工作上的合作及我们两家私人关系的相处基本上都是愉快的。尽管我知道王炳章听了不少传言对我有误解，但是有一点我问心无愧的是，我没有在任何公开的场合非议过他，甚至常常为他辩解，因为我相信在民联几乎没有人比我更理解他的处境。
事实上，我与胡平的分歧甚至可能还多于王炳章。道理很简单，因为我和胡平个性相差很远，在组织中扮演的角色大不相同，尽管我们的思维方式是相通的，但是对于他的行为方式，我有时很难以自己的立场去体会，只能凭理智和逻辑去理解；而我和王炳章无论在个性上还是在角色上都有相似之处，虽然我和他的思维方式不如与胡平一致，但是对于他的行为方式，我总是能够设身处地地去体会。在内战中，尽管我不得不站到王炳章的对立面，但这完全是一种理智的考虑，不得已为之，但内心里我还是非常同情王炳章的，对他个人我并没有任何成见和恶感。
但是自从王炳章提款之后，他给我的好印象毁于一旦。尤其是他搞的那些假动作，甚至作为个人朋友你都很难重建对他的信任了。在总部最困难的那些日子里，我对王炳章怒不可遏，此后对他的反击就很难免带有感情色彩了。其中影响最大的行动就是在第七十二期《中国之春》上刊登了两万八千字的“民联罢王风波始末”，全面揭开了这次内战的内幕。
民联内战的内幕到底首先由/谁捅出去的，这至今仍有争议。从日期上来看，最先将“三方联席会议”曝光的应该是汤光中记者会。不过报纸只是报导一下消息，没有多少细节。而后详细报导了此次会议内幕的是两家比较有影响力的刊物，一个是美国出版的《时报周刊》，另一个是香港出版的《争鸣》。
《时报周刊》的主编陈子严曾经是张侠的学生，后查明该刊的稿件是由张侠提供的。《争鸣》的记者莫利人是纽约著名的消息灵通人士，得知“三方联席会议”的消息之后，紧追不舍，分别与胡平、王炳章、呼延民、冯胜平、薛伟、林樵清进行过长谈，她得到的资料无疑是非常全面的。莫利人与蕾蕾关系非常好，也请我们去她家里吃过饭，但我当时决心严守中立，不想卷入争端，所以嘴巴很严，大约令莫利人很失望。在民联纷争的最初阶段，大家基本上都有一个共识：民联内部的争端内部解决，不宜公布于众。家丑不可外扬，这似乎是民联历史上形成的一个不成文的原则，也许每一个团体都会倾向于如此。杨漫克写的那篇“中国之春在寒风中挣扎”，首开了家丑外扬的先例，几乎在盟内引起民愤。
实际上，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要想使家事不外传几乎是不可能的。从汤光中记者会后，内战双方就在报纸上开了战场。由于比较严肃的大报不太愿意卷入这类团体纠纷，所以论战的主战场在一家法拉盛的社区小报《美东时报》上。后来我查了一下从一月十二日到二月十二日所有《美东时报》，保王反胡的文章共计十六篇，大型广告两篇，拥护罢王的文章八篇。从文章的内容看，作者肯定都是盟员，甚至是“三方联席会议”的参加者，文章均带有强烈的情绪化色彩，可是署的名字没有一个我认识，我见过所有盟员的档案，如果我不认识，显然都不是真名。
对方文章无疑都是王炳章、林樵清组织的，这种造势的方式完全就是他们两人的风格。据《美东时报》的人反映，保王派的稿件都是打印好了送来的，连手迹都不留，这只有林樵清能办到，因为他在经理任内和当地打字小姐很熟。支持总部的稿件我一直没有查到是谁写的，主要对己方有利的文章也不想认真查。胡平和我是不屑组织这类论战的，这种谩骂式的辩论不符合我们一惯的风格和原则，也放不下知识分子的架子。林心声刚到纽约，与当地社区不熟，也不大可能。有人推测可能是呼延民和薛伟组织的反击。
随着报纸上的论战越来越激烈，一些人身攻击也出台了。一月二十三日，胡平向双方呼吁停止互相攻击，并希望所有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属真名。罢王公告公布之后，总部方面通告所有支持总部的盟员单方面停战，不再在报刊上发表任何攻击对方的文章。通令是我发出的，因为民联两派的内斗造成了极坏的公众印象，以致所有的人异口同声称民运组织“内斗无义战”，舆论不分青红皂白，胡王各打五十大板，归结为“争权夺利”。
总部方单方面停战之后，舆论基本上形成一边倒向王炳章的局面。王炳章阵营并没有停火，而是连篇发表文章，登出巨幅广告，攻击总部。其中杨农（林樵清付款）二月十一日在《世界日报》上刊登的两千元的整版广告，甚至指名道姓地称冯胜平为中共国安部间谍，同时谴责胡平和我出卖王炳章与中共作交易，实在是开舆论界之先河。总部单方面停战，另一原因是因为要全力以赴支持正在到来的大陆民运高潮。我总以为，公众舆论是公正的，是非自有公论。如果民联总部在积极从事民运活动，而对方仍旧单方面发表攻击性文章，大家应该明白，到底是谁在“内斗”了。
可是最终我发现自己错了。所谓“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种概念，完全是共产党教育的结果。群众的眼睛一点也不雪亮，他们没有白内障就已经是十足的万幸了。如果你自己不论，“是非”根本就不会有“公论”。公众向来相信，谁的声音大谁手里就有真理。总部单方面停战之后，只剩下同情王炳章的声音，整个公众舆论基本上倒向了王炳章。
王炳章提款之后，我忍无可忍，决定不再保持沉默。可是此时各报刊已经被对方各类谩骂攻击文章倒了胃口，不再愿意登载此类文章，此时总部又陷于经济危机，连登广告的钱也没有。手里剩下的唯一舆论工具就是《中国之春》。我和胡平商议，干脆自己写一篇长文登在《中国之春》上，将“罢王风波”的所有内幕公布于众，以正视听。我的原则是：要不动就纹丝不动，要动就一锤定音。
胡平对我的提议有所犹豫。因为王炳章曾经提出一个内战的“底线”：不要把《中国之春》作为内斗的战场。在第七十期《中国之春》出刊之前，王炳章给我打了电话，希望把该期已经排好的“罢免王炳章公告”，“车少莉关于拥胡倒王说法的辟谣声明”等有关内战的材料取下来，恳求我保持《中国之春》的外部形象，不要把它作为内斗的工具。我同意了，撤下了所有有关的稿子。但是只有在封三上登的关于《中国之春》于与王炳章的政治避难事务所划清界限的声明保留了，因为封页是提前十天送印刷厂的，已经制好版，不能改动了。王炳章该事务所的广告也是在《中国之春》上刊登的，不断有留学生打电话到编辑部抱怨，找不到该公司的地址（那只有一个信箱），所以登出一个声明向顾客有个交代。另外，这个声明也是被冒用了名义的艾克曼律师建议登的。
王炳章得知后一个声明没有撤，就打电话向胡平求饶，说：“我连裤子都没有了，你们总得给我个东西遮下羞吧？”后来又转而威胁说：“你们要敢登的话，我就把你们向民联借钱在银行作假证明，担保太太来美的事情捅上法庭。”我笑着对他说，事实上我借的那笔钱没用上，后来我开的证明是用我自己的钱开的，尽管告去好了。王炳章哭笑不得。
但不管怎样，我们还是遵守了《中国之春》不参战的“底线”，主要考虑不想背上利用职权打内战的罪名。现在回想起来，胡平和我也确实够“宋襄公主义”的了，我们自己给自己设了底线，用原则捆住了自己的手脚，可是王炳章眼里是什么底线也没有的，什么事情他都敢干。他连公款都敢擅自提取，我们还守着这些没有意义的底线干什么？君子之所以打不过流氓，是因为他们总是作茧自缚。
七十一期《中国之春》是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出刊的，印刷场和邮局都欠了债。我警告胡平。如果还没有钱来，下一期《中国之春》也许就是最后一期了，如果我们还不利用这个阵地将事实的真相公布，一旦总部倒了，《中国之春》停刊，我们恐怕就连说话的地方也没有了。历史都是胜利者写的，王炳章要是胜利了，他就会按照他的说法编排历史。胡平最后同意了。
“民联罢王风波始末”我在三天之内一气呵成。胡平看了之后，对所有提到他的地方作了修改，另外薛伟删掉了柯力思散布他材料的一段。不过，我力求按照公正真实的原则来描写这段历史，由于我对于王炳章所谓的“三项错误”不以为然，所以我对此没有加任何是非的评论，只是以中立的立场叙述。我后面的大段评论都是针对王炳章在“罢王”案进行过程中造谣、耍手腕、破坏章程的行为，今天回过头去看这些评论似乎有些情绪化，但是其真实性和观点我仍认为是站得住的。
这篇文章发表之后，引起很大反响，毁誉参半。骂我的人谴责我首开用在民运刊物上打内战的先例，揭露民运组织的阴暗面；赞扬者认为我给历史留了一面镜子，为后来搞民运组织者的必读之物。严家其就曾经对我说过，此文是他在《中国之春》上读到的最好的一篇文章之一，他看了好几遍，颇有心得。
我对很多人说，我并不希望他们把此文当做纯粹的历史来读，而希望他们把它当作理论文章来读。我相信严家其看懂了这一点。全文的主题我在最后点出：不同观点的人，不同的派别并非不能在一个组织中共存，但是共存的基本条件是他们必须遵守共同的规则。如果不守规则、不择手段，那么即使观点和目标完全一致的人或派别，也无法共处。这实际上还是归结到我在《中国之春》上反复强调的观点：形式重于内容，手段重于目标。
此文发表之后，我和王炳章之间的个人恩怨就结下了，这个结几乎变成了解不开的死结。因为我写了历史，今后所有研究《中国之春》历史的人都会必读此文。而王炳章要想推翻这段历史，只有两种办法：一是由民联代表大会通过一个正式的决议为他平反，另一个就是打倒写历史的人。第一条显然不可能办到，因为我并没有评价他的“三项错误”，在此无反可平，而他造谣“拥胡倒王”，提取公款等行为也平不了反。所以他唯一的出路就是打倒写历史的人。我猜这就是为什么他积极策划了轰动海外的“丁楚特务案”的真实动机。
作者：万润南 在 寒山小径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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