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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丁楚：中国之春回忆录（第九章）罢王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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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丁楚：中国之春回忆录（第九章）罢王风波   
所跟贴 丁楚：中国之春回忆录（第十章）胡王内战（续） -- 万润南 - (11917 Byte) 2009-6-26 周五, 上午4:24 (358 reads)
万润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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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6/04/03
文章: 1370

经验值: 57959
文章标题: 丁楚：中国之春回忆录（第十一章）民联分裂 (388 reads)      时间: 2009-6-26 周五, 上午6:16
作者：万润南 在 寒山小径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第十一章：民联分裂

11-1胡平起诉王炳章

经过两个星期的谈判，王炳章和柯力思拒不交出提走的钱。于是胡平罢免了柯力思副主席的职务（根据章程，因副主席不是单独选举，而是由主席提名搭档选举，故主席一人有罢免副主席一职的权力）。常委和监委以多数票罢免了柯力思常委职务。因张侠退盟，胡平提名我补任常委，王炳章被罢免之后，车少莉补任常委，故常委形成稳定的胡平派多数局面。紧接着，监委又以多数票通过开除王炳章、柯力思出盟的决议。

王炳章已经对任何谈判条件和处分决议都不感兴趣了，显然他认为只要钱在手，召开了“四大”，推翻了现存总部，不但可以平反所有对他的处分，而且还可以将提款的行为合法化。现在，摆在总部面前的唯一出路是法律解决。

我的一个当律师的朋友介绍了他的合伙人戴文•莫尔为总部的律师，条件是律师费等官司打赢之后再付。莫尔是非常讨人喜欢的美国人，脸上总是挂着开朗的微笑，一副信心十足的神态。在莫尔眼睛里，根本就没有中国人之间的政治纠纷，这纯粹是一个很典型的公司财产纠纷案。这种案子在美国太普遍了，某些公司董事或主管因与董事会多数人意见不合，便提走公司存款作为要胁，这种事情天天都有发生。他一看这个案子，就说有百分之百的把握赢，所以他同意等钱讨回之后再付律师费。

起诉书以胡平和林心声的名义，他们分别是公司的法人代表和经理，我是主要证人。莫尔的办公室离编辑部有半小时的车程，我们三人到那里跑了好多趟，签了一大堆文件，常常呆到深夜。我过去从来没有在美国打过正式官司，经过了这场官司，我这才知道在美国打一场官司多么累人，需要有多么坚强的意志。胡平英文不太好，也听不太懂莫尔说什么，莫尔问我和林心声问题，他就在旁边睡觉，等文件打好，就叫醒他签字。

法院接受此案之后，立即下令冻结被提走的钱，柯力思的账户被封。三月中旬，王炳章、柯力思以及纽约支部财务监督小组成员李达、唐兴、许鸣分别收到传票。当送传票的林心声告诉他们在柯力思账户上的钱已经被转移了的时候，三位监督小组成员竟然全然不知。李达和唐兴对把他们送上法庭表示抗议，林心声嘲笑他们，给别人当花瓶摆设，最后还落得个上法庭陪斩的下场。

胡平在法院起诉之后，王炳章也只剩下一条出路，就是尽快地召开“四大”，只要新的总部产生，剩下的钱就可以交新总部接管，一切都成为合法的了。实际上，天下所有提公款要胁的人打的几乎都是这个主意，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的法院凡一接到这类案子，第一个采取的措施就是封冻账户，就是为了把案情冻结在案发的原始状态。


11-2 双方都在抢时间

按民联章程规定，提前召开“四大”需要有三十一名总部委员中的三分之二多数同意。利用总部电话未通的机会，柯力思分别给分散在全世界的总部委员打电话，征集提前召开“四大”的联署签名。一些委员不了解情况打电话给总部又打不通，果真相信总部已经瘫痪。

总部电话接通之后，我又只好分别打电话给各地的总部委员解释情况，希望他们不要同意王炳章的提议。我对他们说，目前大陆民运高潮刚刚兴起，民联需要集中精力支援大陆民运，如果在这个时刻花大量精力去筹备代表大会，实在是贻误战机。另外此次盟内纷争暴露了许多章程上的漏洞，需要做大量的预备工作来修订章程，急于召开代表大会不利于解决这些问题。我对他们说，“四大”需要足够长的时间准备，而且我确实也准备拿出一份筹备“四大”的方案以及修改章程的提纲。

三月十日，柯力思提交给总部一份名单，宣布已经有二十一名总部委员同意在四月十五日之前召开“四大”。但是与此同时，总部同时收到该名单上的张卓之、高格文等五人的声明，表示自己不同意提前召开“四大”。另外总部方面认为，名单上的沙林已经退盟，不应算在内，同时王炳章和柯力思已经被开除出盟，总部不承认他两人的总部委员资格。双方各置一词，互相指责对方违反程序。三月中旬的这场关于召开“四大”的拉票战，与罢王案的拉票战相似，只是攻守双方刚好颠倒。

法院传票送到王炳章等人手中之后，他们担心夜长梦多，决定将“四大”召开的日期又从预订的四月十五日提前到四月一日，以便抢在法院审判之前将提款合法化。此时此刻，王炳章已经无法顾及总部委员的多数了，他要抢时间推翻现存的总部。柯力思给各地支持王炳章的盟员都买好了机票，直接寄到他们的手里，火速把他们调上前线。

为了避开争议，王炳章又换了一种说法，不再争执总部委员的多数问题，而是提出将会议的名义提交所有参加会议的“代表”多数决定。总部方面自然不同意这种做法，因为“代表”产生的办法本身既不合法也不公平，按照胡平的说法，这是花钱调来的一支“空降投票部队”。

根据律师莫尔的建议，总部向法院提出申请，希望法院能够发布一个禁止令，禁止被告人使用任何“中国之春”和“民联”的名义召开代表大会。这种禁令也是法院常常发出的，其目的同样是为了冻结案情，不让事态变得复杂化。

三月下旬，是关系到双方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双方都在争取时间。谁能抢在前面，谁就能取得胜利。


11-3法院发布禁止令

王炳章的代表大会于三月三十一日召开，而总部于三月三十日下午才得到法院的禁止令。当莫尔带着禁止令含笑出现在办公室门口的时候，所有的人都长长地松了一口气——总部得救了。

王炳章和柯力思觉得完全有把握掌握会议的绝对多数，所以也邀请了总部方面的人参加，因为从法理上他绕不开现存总部，毕竟胡平、林心声、冯胜平、呼延民、郭城和我都是总部委员，而且即便总部委员会通过了提前召开代表大会的决议，第一次会议也必须由胡平主席召集。

王炳章的邀请使总部陷于两难境地，如果我们去参加他的“代表大会”，就等于承认了会议的合法性，如果我们拒绝参加会议，等于放弃讲话的机会，那么何以让与会的盟员明白事实的真相？然而，法院的禁止令一到，这一切都不成为问题了。我们即使到场，也可以凭法院的禁令宣布会议非法。

在得到法院禁止令之前，我作了两手准备，通知了一些支持总部的盟员来参加大会，并说服一些原先不同意提前开会的总部委员前来开会。但是由于总部没有钱，这些人只能自己出钱来开会了。例如不是总部委员的吴方城、伍凡、刘新华就是自费来开会的。洛杉矶的总部委员莫逢杰正生病，我在电话里说服了半天他才同意来。胡平还找来了一些过去被王炳章排挤出去的中国之春元老来参加会议，如《中国之春》另一位主要创始人之一李林，第一届民联副主席汪岷，早期的《中国之春》财务干事张伟，早期的香港联络站负责人冯彬等。

三月三十日晚，我召集支持总部的盟员在编辑部开了一个会，研究了第二天行动的战略布署。会议决定，总部只留蕾蕾看家，其余全部出动，到会场上去争取群众。林心声负责宣布法院禁令，并与法院保持联系，其余所有的人都尽量争取发言机会，揭露王炳章等人的非法行为，然后退场，希望能撼动会场，带动“代表”退席。

我们分析了会议的几种结果，认为最有可能的结果，同时也是最好的结果就是王炳章带着一批支持者分裂出去。只要他们不留在民联，就无法再干涉民联的事情，内战就结束了。柯力思发的会议通知中，一个主要议题就是讨论组党问题，所以，要促成这一结果，就要促成与会者组党。


11-4半夜逼宫政变流产

大约半夜十二点钟，王炳章带着一大帮人来到编辑部。林心声在门口挡住王炳章，说：“你不能进来。”王炳章拨开林心声，轻蔑地说：“你有什么权利不让我进来？”

我站在林心声身后冷冷地插了一句：“我有这个权利，这个房子的租约是我签的字。” 王炳章愣了一下，我实际上在提醒他林樵清强占总部的事情。林樵清有权利叫警察把林心声赶走，现在我也可以叫警察把他们赶走。一会儿，王炳章说：“我们找胡平谈谈。”

我点了一下头，对林心声说：“让他们进来吧。”然后叮嘱蕾蕾和郭城，希望他们留神一下，防止他们拿走办公室的东西。

王炳章带来了二十多个人，大多是来参加明天“代表大会”的总部委员。他们也许预料到明天民联将发生分裂，今天来作最后的努力，希望能够挽救民联。他们一进来，就把胡平围在中间，七嘴八舌地与胡平辩论，希望胡平拿出一个办法来达成双方的和解。实际上就是要胡平认可明天的“代表大会”的合法性。胡平坚持一个先决条件，王炳章首先把钱还给总部。这些委员中显然夹杂着王炳章事先布置好的人，他们气势汹汹地对着胡平大嚷大叫，要求召开总部委员会，一付逼宫的阵势。

刚才在总部开会留下未走的吴方城等人立即杀入重围护驾，我和薛伟也加入了辩论，整个办公室厅里挤满了人，吵成一团。

这时，噪杂声中突然冒出一个女高音：“王炳章，你到前面来讲给大家听？”只见蕾蕾怒目圆睁，一手拽着王炳章的袖子，把他从走廊拖到厅里，边走边嚷：“你刚才说什么来着？你敢在大家面前再说一遍吗？”

王炳章一边甩开蕾蕾，一边低声对蕾蕾道：“蕾蕾，你不懂我们的事情，不要乱说。”

蕾蕾仍旧不依不饶：“我怎么不懂，你要搞政变。你刚才让柯力思等人上前逼胡平召开总部委员会议，你说这是政变的最好机会。”

站在暖气边抽烟的郭城立即作证：“蕾蕾说的没错，我也听见了。”

屋里的噪杂声象被凝住了似的，嘎然停止。那些逼宫的总部委员气势一下子落了下去。很多人似乎觉得继续缠着胡平有被王炳章利用之嫌，不再做声。还有些人开始表白自己前来的诚意，不是为了推翻总部，而是希望挽救民联于分裂边缘。当时已经深夜两点多钟了，一些立场中立的总部委员在后面高叫：“太晚了，回去休息，什么事明天会上说。”

人们散去之后，吴方城笑着夸奖蕾蕾道：“今天是蕾蕾挽救了总部。”

郭城伸出大姆指对蕾蕾说：“我大妹子不愧是巾帼英雄 。”


11-5中国民主党成立

三月三十一日，王炳章和柯力思召集的“代表大会”在纽约克洛纳区的一家旅馆召开，这个旅馆刚好就是民联“一大”召开的会址。连总部方面的人一起，参加会议者大约有一百一十人，王炳章和柯力思退到了幕后，会议由郑为民筹备并主持。

不可否认，郑为民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会议主持者，他事先显然预料到了我们会派人来搅会场，所以他也沿袭了我的手法，一开始就通过了一个会议规则，每个人的发言不得超过三分钟，而且议程安排得非常紧，绝不拖延任何一项议题。另外他们立了一个规定，每个参加会议的人都发了一个代表证。会场门口设了岗，只有佩戴代表证的人才放入会场。这就使总部去的人非常难堪，如果将“代表证”挂在身上，就等于承认了会议的合法性，如果不配戴“代表证”就进不了会场。幸好守门的盟员认得我，不好意思驳我的面子，没有认真追究就放我进去了，才使我躲过了两难的场面。我不知道其他人是怎样进去的，大概都和我差不多。

会议的第一项议程就是讨论会议的名义。一开始，林心声就上台宣布了法院的禁令，警告代表们此会不得使用民联或中国之春的名义。可是法院的禁令不但没有镇住会场，反而引起了下面一阵起哄。与会的盟员很多毫无法律常识，其中有人甚至对法院的“干预”表示义愤。

有人在下面高呼：“我们中国人开会，关他们美国政府什么事？不管他，咱们照开，看他们能把我们怎么样。”

还有人在下面大骂胡平和林心声：“咱们民联的事，到美国法院去告什么洋状。不理它，继续开会。”于是会议在一片嘘声中照常进行。

我看着那些起哄的盟员，觉得哭笑不得。民联的八字方针是“民主、自由、人权、法治”，这些人都声称为法治而奋斗，可是连基本的法治概念都没有。他们刚才对法院禁令的态度完全构成“藐视法庭”罪，可以当场拘留的。我心想，等一会儿你们就知道法治的利害了。

林心声不善言辞，被下面的起哄者气得脸色煞白。他立即退场，挂电话到法院，通知王炳章等被告人违反禁令，强行开会。

接着，吴方城、郭城、伍凡、冯胜平、莫逢杰、刘新华等接连上台发言，这些都是总部调来的重炮手，个个能说会道，口才出众，再加上胡平、薛伟和我，总部方面的发言者曾一度占压倒优势，攻势不可谓不凌厉。但是由于发言时间太短，他们产生了的冲击波如一阵旋风，马上就过去了。会场的主动权仍旧掌握在郑为民手里。

林心声宣读的禁令起到了相反的效果。来参加会议的很多盟员，都是带着整合民联的使命感来的，他们并不知道王炳章开此会的目的，以为凭着自己的赤诚之心能够使一个濒临分裂的民联破镜重圆。林心声一宣布禁令，反而引起了他们的愤怒，不少人迁怒于总部，认为胡平和林心声利用美国法律来解决组织的内部纷争，是毫无整合民联的诚意，故意破坏。在这种情绪下，与会代表强行通过决议，将会议命名为“中国民联紧急代表大会”，并以将近百分之七十的多数票一举罢免了总部及监委所有人员，把胡平、我、林心声、薛伟等人一锅端了。总部方面的人表示抗议，当场退出会场。

这一幕，给了我一个教训，也是一个经验：坐庄赢一半。谁筹备会议，主持会议，谁就占有大半的主动权。我相信总部方面这批人，在这一百多人中无论能力和口才都是出类拔粹的，对方除王炳章、郑为民之外，基本上没有人可以和这批人匹敌。可是尽管如此，他们仍旧撼动不了会场。郑为民牢牢地掌握着会议，发言多一秒钟都不允许。休会间，郑为民曾得意洋洋地走到我的面前，道：“丁楚，怎么样，你这个幕后总指挥该认输了吧？几个精英是不行的，大多数盟员支持我们。你撼不动大多数。”我笑了笑，礼貌地答道：“感谢你给我上了一课，下一回开会，我也会让你领教一下什么叫作大多数。”

下午，林心声带着两个法院的警察赶到了。在外面的人一通报，郑为民立即宣布休会。林心声仍不罢休，带着两个警察守在会场外面，只要见里面继续开会，就进去封会场。

警察的出现对会议的筹备者确实是个意外，他们一时间不知该怎么办好了。于是有人起哄：“召开总部委员会议，拿出解决办法。”

于是王炳章等人立即把一部分总部委员拉进一间小会议室。胡平正在和一群围着他的人辩论，结果连推带拥被稀里糊涂裹进了会议室。我数了一下，发现大多数总部委员都进了会议室，按照民联章程规定，只要三分之二的总部委员出席会议，形成的决议就是有效的。我已经没法拉出胡平，唯一的办法是调走总部委员，让会议室的人数凑不足三分之二。

于是我赶紧让林心声通知郭城、莫逢杰和我到机场接人。我拉着他们两人没有去机场，而是直接回了编辑部。他们莫名其妙，我解释了原因，郭城大笑，直骂胡平糊涂。莫逢杰病得利害，也干脆让他休息一下。后来参加总部委员会议的人告诉我，当时会议室就差两个人就满三分之二了，这两个人刚好就是我拉走的人数。

等我回到会场的时候，发现原来的“中国民联紧急代表大会”的横幅已经撤下来了，换上了“中国民主党成立大会”的横幅。我注意到横幅上那几个字写得很草率，显然是临急临忙划上去的。冯胜平笑眯眯地对我说：“果然不出所料，他们要组党了。内战马上要结束了。”

民主党的成立大会开得非常热烈，也非常成功，整个会场弥漫着悲壮和自豪的情绪。作为一个旁观者，看着民主党的成立大会，我一直在试图揣摸与会代表的心理状态。我发现他们其中很多人激动得热泪盈眶，都怀着一种创造历史的感觉。上台发言的人情绪激昂，自豪地宣称自己正在缔造中国现代史上第一个反对党，而在场的代表都是这个党的创始人。一个人一生中很难有一个机会当一回“创始人”的，我当时在想，如果我身在其中，是否也会和他们一样激动和兴奋。

民主党的整个开会过程中，总部方面的人都散坐在会议厅外面的走廊里，和一些盟员个别聊天。紧张了好几天，实际上只有这时我们才轻松下来。会议厅外的松散悠闲的气氛与厅内激昂热烈的气氛形成鲜明的反差。

《美东时报》的记者陈燕妮问我对民主党的成立有何感想，我回答“乐观其成”。后来她在报导中写道：“胡平、丁楚等原民联总部人员神色暗淡地坐在会场外，似乎显得很凄凉。”当我们看到这篇报导的时候，禁不住大笑不止。


11-6二十八个半残部

四月一日晚上，与会者中倾向于总部的人都撤回到《中国之春》编辑部，开了一个会。大家清点了一下人数，只剩下二十八个人，加上留守的蕾蕾算半个，刚好是二十八个半残兵败将。

可是奇怪的是，尽管我们在会场上被王炳章打得大败，但是撤会来的人中间却弥漫着轻松愉快的情绪。因为大家知道，内战很快就要过去了。尽管我们在会场上是少数，但是我们在盟内是多数。《中国之春》还在总部手里，它是民联的灵魂，谁掌握《中国之春》，谁就掌握着民联的命脉。冯胜平和薛伟提议，为结束内战而干杯，同时为民主党成立干杯。

李林和我们一起回到总部。当胡平向大家介绍，他就是《中国之春》的创始人之一李林的时候，全体人都对他报以热烈的掌声。《中国之春》最初的创始人有四位，王炳章、李林、黄立和梁衡。王炳章和李林来自加拿大，黄立和梁衡在纽约。王李二人实际上是真正的创始人，他们两人是带着一个完整的计划来纽约的，而黄梁二人只不过是接受他们的计划而已。在“中国之春”运动的最初阶段，李林的作用并不亚于王炳章，他是《中国之春》杂志的创刊号主编，并且四处奔波，到香港和美国各地建立联络站。王炳章后来之所以成为“中国之春”的象征，是因为他是四个人中间唯一使用真名字的人，所以成为“中国之春”的对外发言人，赢得了比其他三人更高的知名度。后来台湾的捐款人直接与王炳章单线联系，使王炳章掌握了《中国之春》的财政权，始立于不败之地。

李林曾经怀疑梁衡是中共特务，气得梁衡愤然退出《中国之春》。后来黄立对王炳章的财务黑箱不满，也离开了。李林和王炳章都属于领袖欲特别强的人，一山难容二虎，不久两人之间发生了内讧，最终分道扬镳。李林有一次从加拿大回美国的时候用的是假证件，结果被拘留驱逐，从此再也进不了美国。李林一口咬定是王炳章告的密，故意陷害他，所以恨王炳章恨得咬牙切齿。他曾经在加拿大办了一个《中国之声》，与王炳章控制的《中国之春》唱对台戏。我在总部隐居的时候看过几期《中国之声》，全篇都是骂王炳章的文章，一口一个“王婊子”。当时王炳章和宁勤勤对李林厌恶至极，在我面前把他说得十恶不赦。

李林长得短小精干，白晰的面孔显得英俊潇洒，最初给我留下的印象确实不坏。唯一让我看不顺眼的是，他无论白天黑夜，都戴着一副墨镜，给人一种孤傲不羁、故作姿态的感觉。他来到总部，受到热烈欢迎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民联刚刚开除了自己的创始人王炳章，这毕竟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大家似乎都有不同程度的失落感，而李林的出现，恰恰弥补了人们的失落情绪。

可是李林一开口讲话，就令所有在场的人倒了胃口。他端着一副不可一世的领袖架子，讲话的时候踱来踱去，至始至终都是一副教训人的口气，简直狂得叫人觉得有点滑稽。他几乎完全没有民主组织运作的概念，出的主意都是红卫兵组织头头的招数，还自以为高明。看了他这副样子，我就完全理解他为什么会败在王炳章手下了。尽管也有很多人指责王炳章身上还残存着红卫兵习气，即便如此我也觉得王炳章比李林强一百倍。如果当场必须在王炳章和李林这两个创始人之间承认一个，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王炳章。因为我一分钟也不能忍受李林，但我和王炳章毕竟还愉快地相处过两年之久。

这个会议讨论的一个主要问题是民联今后如何处理与民主党的关系。为了防止分裂出去的盟员今后在民联内部挑起摩擦，大家都认为需要发表一个声明，理清盟籍与党籍的关系。当时在场比较激烈的吴方城、冯胜平等人主张盟员与党员不能跨籍，参加民主党的人等于自动放弃民联的盟籍，比较温和的薛伟和郭城等人主张两边可以跨籍，但干部不可兼职。胡平和我作了一个折衷妥协，在后来总部公告中宣布：民主党的普通党员在一定时期内可以兼有民联盟籍，但不具备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在民主党担任职务者自动失去盟籍。这实际上意味着普通成员可以跨籍，而干部不能跨籍。后者主要考虑两个组织关系还不正常，干部的立场和角色混乱有可能导致双方的摩擦。

无论如何，民主党成立便成了民联的兄弟组织，需要以礼相待。大家最后决定，给民主党发一封贺信，希望以后和睦相处。

当天民主党的会议还没有开完，第二天他们还要选主席。大家开始猜测，谁有可能当选为主席。胡平数来数去，觉得素质比较好、知名度较高的民联骨干基本上都留在总部方面了，民主党的大陆人中间除了王炳章之外，几乎没有人能够端得上台面。但是他又觉得根据现在王炳章的处境，似乎不太可能出来竞选主席。冯胜平则兴灾乐祸地预言，明天要是郑为民和汤光中当选主席就好了，因为大陆人中间除了王炳章就轮到他们两的知名度最高。冯胜平心底里很看不起这两个人，觉得他们一个是小人，一个是蠢人。他认为，要是他们两人当选为主席，民主党成立就成了喜剧了。

第二天，民主党的选举结果一公布，几乎所有的人都不由自主地乐了。果然被冯胜平言中，郑为民当选为民主党主席，汤光中和林樵清为副主席。王炳章甚至没有加入民主党。他没有想到这个他期盼以久的海外第一个反对党，竟然这样仓促地早产了，而且是个怪胎。也许他大有“播下龙种，收获跳蚤”的感觉。


11-7呼延民临阵倒戈

从紧急代表大会到民主党的成立大会，基本上都在总部的意料之中。唯一令我意外的是呼延民的临阵倒戈。

筹备这个紧急代表大会的工作班底，是政变之后的纽约支部。当时呼延民作为正统纽约支部的负责人常常往对方的据点跑，与对方商谈纽约支部的“整合”问题。对方后来封了他一个《团结报》的编委。实际上他在《团结报》一点发言权都没有，纯粹是一个统战花瓶，可是他回来得意地宣布这是他“整合”纽约支部的重大胜利。薛伟当时总嘲笑呼延民，说人家郑为民和唐婕把他卖了他还帮人家数钞票。

呼延民的另一个说法是到对方阵营“卧底”，他经常带过来一些“情报”，不过我对他的情报都似信非信，我知道对方也没把他当“自己人”，也在防着他，说不定给他点假情报戏弄他。不过“紧急代表大会”召开前的一段日子里，呼延民常常神色慌张地跑回来告诉我们对方的势头非常大，完全有把握取得总部委员的大多数票，“四大”的召开是大势所趋，总部必须正视现实。也许，我想那时候他就在准备跳船了。

令所有人感到惊讶的是，在会议期间，正当总部抵制这次会议合法性的时候，呼延民竟然坐上了对方的主席台。他在发言中表态说，他将站在大多数人一边，因为民主就是大多数人的政治，大多数人做出的任何决定都是合理合法的。他宣布他将和在场的所有代表一道，为整合民联而努力。他的表态引起了会场一阵掌声。

看着台上春风得意的呼延民，我回想起不久前他一手挑起这场“罢王风波”时的那种疯狂劲，简直无法相信眼前的他就是三个月前的呼延民。这场大祸是他一手闯下的，把胡平和我推进了如此难堪的境地，可是现在他竟然一转身变成了我们和王炳章之间的和平使者，这世界变化得也太快得令人眼花缭乱了。我很难相信，一个人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这么窄小的空间内，那样灵活地转过身来。我并非对呼延民选择什么立场持有异议，正如我对会场内的代表们选择的立场无可非议一样，我承认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的立场的权利。我具备足够的理解人的能力，我甚至可以理解王炳章的所作所为，但是我永远理解不了呼延民，他做的任何事情都不能用逻辑来解释。

呼延民在紧急代表大会期间向胡平递交了辞职书，辞去民联常委的职务。我至今仍不理解他为什么要辞职，不知是否以为总部要垮了，想取信于对方阵营。但也许后来发现民主党不成气候，他又后悔了，向胡平透露，希望胡平挽留他，不批准辞呈。胡平接到呼延民传过来的意思犹豫不绝，但林心声、薛伟和我都坚决反对挽留呼延民，说他是个Trouble maker（惹麻烦的人物），还是把这个麻烦人物让给民主党好了。

胡平批准了呼延民的辞呈。

作者：万润南 在 寒山小径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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