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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谁在治理中国（1） -- 胡棋源 - (7788 Byte) 2010-3-14 周日, 下午10:01 (156 reads) |
胡棋源
加入时间: 2009/11/02
文章: 268
经验值: 12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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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胡棋源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不过，这不是中国服务业的唯一隐忧。简单的观察一下中国今天的所谓服务业实况，我们就不难对中国服务业的整体竞争力以及发展潜力得出基本印象。按照一种流行的调侃，中国的服务业大概就是餐饮和带有暧昧色调的发廊的集合。有人甚至半真半假出主意说，“中国发展服务业其实不难，只要我们充分发挥中国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你给我按摩，我给你按摩，保证服务业能够大发展，而且比美国人的生活舒坦一万倍。”这个绝妙的“经济主张”或许的确包含很多真理的成分，但明显的是，这种建立在独特国民性基础上的服务业，恐怕很难哺育出一个现代中产阶级社会。经济和产业结构上的畸形可能必然带来社会阶层结构上的畸形。
新世纪之后，中国城市中的住房、汽车、旅游等各种中产阶级消费出现了爆发性增长，在这些消费人群的背后，一个陌生阶级的身影似乎已经翩然而至。这在中国内部和外部刺激出了巨大的中产阶级想象。这种想象，对长期困扰与内需疲弱的中国的经济来说，无异于买到了一份未来的保险。在2004年2月的一份报告中，巴黎百富勤在预测中国中产阶级家庭将在2010年达到1亿之后，紧接着要告诉人们的就是：“这一亿个中产阶级家庭意味着巨大的消费市场”。不用问，这是投行经济学家为投资者们开出的一份中国经济增长的期货。中产阶级人口与消费市场规模之间直观而富有魅力的换算关系，吸引了大量国际投行对中国中产阶级的关注。所以，当他们在描述中国中产阶级的规模时，他们实际上是在测算潜在消费市场的规模。从历史的角度看，中产阶级的成长与消费社会的兴起密不可分，呈现高相关性。在许多人看来，中产阶级是天生的消费阶级，是消费欲望与消费能力的完美结合。如果说人们在中产阶级其他特性上还存在什么分歧的话，那么对中产阶级在消费特性方面的认识则几乎完全一致。中产阶级在消费上的这种贴现和夸张性格，在中国初起的中产阶级消费浪潮中得到了一脉相承的贯彻。我们说，中国的中产阶级就是世界的中产阶级，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在发生学的角度与国际资本关系紧密，也同样是因为他们在消费特点上与世界中产阶级的神似。远东经济评论在在中国大陆进行的大型调查表明，中国中产阶级在消费趣味上与其他国家中产阶级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大致可以肯定，中国中产阶级在消费上已经与世界其他中产阶级完全接轨。消费，既是中国中产阶级区别于其他阶层的外在阶层标志，也是他们内在的共同意识。在消费上制造差别，并赢取社会声望，消费上的前卫性就是中产阶级们必然要追捧的。的确，消费上的进取正是中国中产阶级对中国社会最具影响力和示范作用的部分。有人曾经讽刺中产阶级说：中产阶级只有生活方式，没有生活。但不管中产阶级的在生活方式上多么俗气和做作，但他们在推动消费和经济增长方面的功能则是实实在在的。事实上，中国经济在新世纪之后在消费上的表现完全得益于中国中产阶级的消费爆发力。不过，诚如我们前面对中国中产阶级总体规模和未来发展的估计，中国中产阶级在消费上的爆发力能够持续多久则是一个极大的疑问。消费爆发性增长之后的长期停滞，我们已经在彩电等其他家电产品市场上看到，它们会不会在汽车、住房等商品市场中再现呢？在某个短暂时段中的集中消费浪潮，可能与中国的收入结构以及独特的国民性格有关，但却可能造成中产阶级社会正在按照某种历史必然性准时到来的错觉。零碎的事实和大胆的猜想，是中国时下中产阶级想象的两个主要来源。
经济增长不一定会带来中产阶级社会，但中产阶级的规模扩张则肯定会推动经济发展。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社会对中产阶级寄予的巨大经济期望，是非常容易理解的。与这种期望相比，中国社会（主要是中国学术界）对中产阶级的政治想象就多少有些想当然的味道了。在几乎所有的中产阶级论述中，中产阶级一直被赋予了社会稳定器的标准政治形象。这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即中产阶级在政治上具有与他们的阶级地位相吻合的政治保守意识。所谓消费前卫、政治后卫，就是对中产阶级意识的一种形象概括。显然，这是出自先发资本主义国家的一种历史经验。不过，中产阶级成为社会稳定力量并不是不需要条件的，这不仅与一个国家的制度条件，文化条件有关，也与中产阶级自身的规模和素质有关。彼中产阶级并非此中产阶级，在我们看来，中国的中产阶级可能恐怕很难担当塑造社会主流价值，消解社会激进力量的角色。这不惟是中国中产阶级人数极少，而且也是因为中国中产阶级从根本上缺乏稳定和独立的政治意识。极而言之，他们根本就没有属于自己的价值观。中国现阶段的中产阶级诞生于一个全面失范的转型时期，这导致了中国中产阶级鲜明的犬儒主义和机会主义的价值倾向。他们从来就不真的相信什么，他们既不相信民主、也不相信规则，同样也不相信市场。他们仅仅相信眼前的实惠，以及那些可以立即带来实惠的机会主义手段，哪怕这些实惠可能违反任何一种正义准则。当我有一次谈到有些低薪收入者不足以糊口的时候，一位中产阶级博导冷漠的说：这很正常。我闻之大骇。显然，中国的中产阶级一点也不在乎把中国变成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残酷试验场。中国中产阶级这种极端的丛林面目，与中产阶级在教科书上所具有的温和理性形象，又何止十万八千里？事实上，这样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态度，在中国中产阶级中相当流行。不过，千万不要以为他们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真正的信徒。当他们自己成为这个主义的牺牲品的时候，他们立即就会激进的反对这个主义。因为他们从中国改革开放伊始一路走到今天、就一直是不折不扣的机会主义者。中国中产阶级的形象虽然十分模糊和分裂，并且具有某种异端和体制外色彩，但就其本质和主流而言，中国中产阶级仍然隶属于传统的政治权力结构。考虑到中国改革是官僚内部的分权过程，中国中产阶级可以在相当程度上被称作中国改革中的“权力经纪”，换言之，他们是带着体制外面具的体制中人。他们在体制内和体制外的边缘来回游弋，以期毫无成本的博取改革红利。有调查表明，中国私营业主中的1/3是以前的干部。这说明了，中国中产阶级与垄断性权力体制有密切的勾连。私营业主如此，新中产阶级所有具有代表性的职业中的情况又何尝不是如此？这种与政治特权不大光彩的干系，在中国中产阶级的上层表现得尤其明显。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中产阶级中的大部分，其实不是什么突然之间从地底下冒出来的新生事物，而是脱胎于旧体制的旧官僚。在第一批个体户和私营业主（他们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短暂的自由放任时期崛起的第一批老中产阶级，非常类似于米尔斯描述过的美国老中产阶级）在市场和权力的双重挤压之下迅速的衰败之后，中国新中产阶级的面目越来越趋近于传统官僚的脸谱。无论他们带有何种职业面罩，他们更多的不是属于市场，而是属于旧权力。在中国，新中产阶级的故事似乎是最具有个人色彩的，但从其主要的来源看，他们仍然是在演绎某种集体的命运和阶级的故事。因是之故，中国中产阶级就不可能不具有强烈的权威主义人格。他们以顺从特权为本阶级的天然品格，因为只有这样才最符合他们的机会主义计算。令人厌恶的是，他们经常将这种品格标榜为成熟和理性，并以个人的成就来证明和炫耀这种可怕的智慧。一旦被注入了这种品格，中国中产阶级成为某种得势的极端主义追随者就不足为奇了。有调查表明，中国中产阶级有强烈和极端的民族主义倾向。这种极端倾向固然与某种诱导有关，但无论如何也称不上健康、理性和温和。
按照对中产阶级的标准描述，中产阶级在一个社会中应该起着承上启下的沟通和妥协功能。中产阶级的这种阶层地位可以直接还原为他们在工作场所中的地位，他们上有老板，下有蓝领，起着居间调停，上下协调的作用。放之于整个社会，中产阶级扮演的，就是粘合社会分裂，寻找国家共识、塑造主流价值的的角色。中产阶级的温和意识形态即由此而生。不过，这对中国中产阶级可能并不适用。诚如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的，诞生于特殊时期的中国中产阶级，带着与这一时代精神完全耦合的、而且挥之不去的文化疾病。他们根本就不是什么主流价值的创造者，而是一批毫无主见的追随者和彻头彻尾的依附者。比起1930年代中国中产阶级，中国今天的所谓中产阶级，都具有更加强烈的政治依附性。无论是今天的大学、律师所，还是公务机关，都远比那个年代都更像是政治机构的附属物。所以，他们根本无力为转型社会创造一种基本价值，因为除了消费主义，他们本身就没有价值。
中国新兴中产阶级的一部分是与世界市场在中国的扩展同步成长起来的，世界市场的扩展不仅为他们带来新的机会，也为他们带来了新的意识。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新兴中产阶级只是世界中产阶级的一部分。他们的命运，更多的是与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而不是与本国的其他阶层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他们的意识更多的是与世界主流意识同构，而不是与他意识同构。马克思曾经说过，无产阶级无国界，而在今天，我们更多看到的是，中产阶级无国界。在相当程度上，全球化的世界市场已经将中国中产阶级从民族国家中分离出去，而成为世界市场的的一个有机构成。中国中产阶级与其他民族国家的同类虽然有不同的肤色，但却分享着同样的意识形态。换言之，世界市场的兴衰直接关乎他们中产阶级身份。这构成了中国中产阶级的另外一种依附。
中产阶级在理念上的依附，直接来源于他们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依附性。与中国其他阶级一样，中国中产阶级毫无组织性，因而也就根本不具备组织起来谈判的力量。这决定了，他们只能以分散的状态，个别的去追求自己的经济利益。他们无法改变现行的分配结构，也就只能依附于这种结构。凭借自己在智力上的优势，他们随时准备先人一步将自己出卖给出价最高者或者权势最强者，以换取消费上的更大自由和个人地位的提升。而经济地位的提升正是中产阶级们最为珍视的身份来源。显然，在政治权力仍然全面宰制中国社会的今天，中产阶级就只能依附于权力、委身于权力。他们饱尝权力的蹂躏，又以由此集聚的巨大挫折感去蹂躏所有的信念。有论者指出，中国中产阶级出现普遍的政治冷漠特点。但这与其说是一种政治冷漠，倒不如说是一种政治变态——一种由政治恐惧导致的政治市侩主义。容易想象，如果有一天，中国政治领域中出现某种压倒性的极端思潮，中国中产阶级将是热烈的追随者。德国中产阶级在法西斯时期所留下的狂热和盲目纪录，多少可以证明这一点。
从1978年算起，中国经济已经连续高速增长了25年，这当然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但从另一方面来看，经济增长持续的时间越是长，离经济停滞或者突然挫折的距离就越是近。如果真的遭遇经济境遇上的突变，对在经济增长中受益良多但在精神上却极其脆弱的中国中产阶级来说，将可能意味着某种不能承受的挫折。中产阶级最重要赖以维系他们阶级地位的最重要的保护伞，就是他们的职业稳定性，但任何经济衰退，首先要攻击的就是这种职业稳定性。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新生的中产阶级的未来实在前途叵测。
我们有一种近乎直觉的判断，由于中国的经济竞争力集中在廉价劳动力上，所以白领中产阶级将是经济衰退时期遭受失业困扰最为严重的一个阶层。中国大学毕业生越来越严峻的就业形势为这种前景作出了某种提前的警告。按照通用的标准，中国大学毕业生在人口中的比例无疑是相当低的。但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中国1999年第一次扩招的大学生甫一毕业，就遭遇了毕业即失业的困难。荒诞的是，减轻就业市场压力正是中国大学大肆扩招最大的理由。大学一直被公认为是批量制造中产阶级的机器，但在中国，大学却似乎正在变成制造失业中产阶级的机器。大学教育固然可以提供作为中产阶级职业应该具有的技能和知识，但关键的问题却在于：我们能不能提供这么多中产阶级的职位？大学生作为替补中产阶级的困境反映的可能不是中国中产阶级在一个特殊时期的特殊遭遇。深入中国改革的历史之中，我们甚至发现，中国中产阶级的厄运早在1990年代中期就已经开始，因为从这个时期开始，中国发家致富的秘诀已经悄悄的让位于了权贵资本主义的逻辑。中产阶级靠自我奋斗实现梦想的奇迹，已经成为零星的个案。在中国所有的阶层中，中产阶级可能是最信奉个人奋斗的一群。中产阶级没有财产，但却具有人力资本，他们信奉这种资本的力量，也普遍将自己的成功归功于这种力量。这种伪意识，使中国中产阶级产生了一种认知上的迷乱，他们误以为这种自我奋斗是不需要体制和制度条件的。这种认识在中国改革开放知道90年代初期，市场机会急速扩大的情况下，多少得到现实的印证。但进入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产阶级这种自我奋斗的意识开始碰到市场和制度的双重壁垒。当权贵体制开始逐渐恢复它冰冷的真面目时，自我奋斗神话就迅速失去了它的玫瑰颜色。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建立在个人人力资本自信之上的自我奋斗意识对中国中产阶级人群熏染之深，使他们轻视组织性的力量和体制性的改善，这既是中产阶级的迷人之处，也是他们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的软弱性之根源所在。先发国家的中产阶级可以凭借他们在人数上的优势，并通过制度性的选票市场来显示他们的力量，那么，既无组织资源，又无制度依恃的中国中产阶级将如何表达他们的诉求？可以肯定，要不了多久，中国中产阶级就会因为各种原因而开始具有强烈的表达愿望。然而，他们已经注定是政治上无关紧要的一群。因为他们既无表达渠道，也无表达能力。一个被都市媒体渲染成时代英雄的中产阶级，实际上是精神和政治上的侏儒。这大概就是当今中国中产阶级的本来面目。他们连自己的命运都无法把握，又如何有力量去建设、维护一个稳定而温和的社会呢？
二、谁在治理中国？
——阴影中中国的精英们
90年代中期，中国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应邀到南京某单位讲课，下榻在南京当时最豪华的一家五星级酒店。次日，经济学家离开，邀请单位去酒店结帐。但让邀请单位大吃一惊的是，一夜之间，这位经济学家竟然用房卡在酒店消费了一万多元。即便在今天，一天消费一万也是一个惊人的数字，而在90年代中期，这个纪录则绝对足以令人瞠目结舌。在领教了这位著名经济学家的学问之余，邀请单位也对这位经济学家的个人道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中国学术大腕的这种排场，让这家单位再也不敢邀请经济学家了。现在，这位年事已高的经济学家依然活跃在各种媒体上，接受着芸芸众生们的顶礼膜拜。
不过，这仅仅是中国知识精英们在90年代中期的形象。之后不久，在经过了最后的抵抗和游移之后，中国的知识精英开始了一个急速溃烂和恶变的过程，其形象也由此变得更加猥琐和不堪。
2002年武汉某高校邀请一位院士参加本校一个国家级实验室的成果评审会。但这位古稀院士不仅自己来了，还堂而皇之地带来他的情妇——一位与这位院士年纪悬殊的少妇。如果故事仅仅是这样，人们可能只会将它当作一个谈资，宽容的一笑了之。但问题在于，这位院士竟然要求接待单位报销这位女士的来回机票。同是这一年，北京一所著名经济研究中心的一位海龟经济学家受邀到深圳一家证券公司讲演。在主办单位如数付清了他的“出场费”和来回机票之后，这位海龟经济学家竟然又掏出一张机票要求报销。为了不撕破脸面，主办单位只好当了一次冤大头。但他们私下里却非常震惊和愤怒，因为他们根本不相信这种全无羞耻的勒索竟然来自最不可能的人群——学者。然而，千真万确，正是他们——标榜着中国文化精神的知识精英群体，正在以最漫画的方式演示着中国改革价值在90年代中后期的彻底沦丧。
如果说从89之后直到90年代中期，中国的知识精英群体还是在以个人的方式偷窃的话，那么自此之后，中国的知识精英群体则是以整体的方式对改革价值进行背叛，并不惜以践踏道德底线的手段开始抢劫。偷窃还仅仅是趁人不备的时候顺手牵羊，就像那一位用房卡偷偷消费一万元的经济学家。而抢劫则是以暴力的方式逼迫人们他人交出钱来，就像那一位逼着人家为自己的情妇买单的院士一样。前者与后者的区别在于，偷窃者是对自己的行为怀有耻感的，而抢劫者则完全不在乎他们的行为是不是道德和合符正义的。当然，中国的知识精英并不拥有暴力，他们只有名望和话语权力，但在话语权力无法奏效而名望又被抵押完毕之后，他们就只能用对自我实施道德暴力的方式来牟取钱财。事实上，在90年代中期之后，这种道德自残已经成为中国知识精英群体最主要的谋生方式。这意味着，作为一个整体，在欺骗或者乞讨的时候，中国知识精英群体已经不再会付出任何心理上的代价。他们已经在整体上被彻底“痞”化，成为分赃体制中最重要、最主动的分赃者之一。
作为中国新的精英阶级的主要成员，中国知识精英不仅标示了中国社会的精神现状，也标示了中国整个精英阶级的现状。
25年的改革之后，中国社会的面目已经焕然一新，精英阶级的浮现就是这个“新社会”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与毛泽东时代政治精英一统天下的局面不同的是，今日中国的精英已经在功能上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分殊。按照一般精英理论划分的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都已经在中国出现。以这个角度理解，所谓精英，其实就是那些运用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和文化权力对社会施加重要影响并对大众具有示范作用的人。显然，这是一个人数极少但却举足轻重的阶级。虽然天生幽默的美国人在使用精英一词的时候，经常会暗含讽刺，但在中国，无论是媒体还是民间，精英一词都充满了对某种特殊生活方式的以及巨大影响力的联想。这种联想非常准确。如果忽略掉那个人数很少而且前途未卜的新中产阶级之外，中国实际上可以分为两个阶层，那就是上等阶级和芸芸大众，或者统治阶层和被统治阶层。精英就是这个上等阶级和统治阶层，是那个“关键少数”。他们不仅是我们这个“新社会”的主宰者，也是我们这个“新社会”的公共权威。
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行政系统高度垄断社会资源并成为资源配置的唯一手段，所以中国除了政治精英或官僚精英之外，别无其他的精英种类。不管他们是以局长、厂长、作家还是教授的名义出现，他们本质上仍然是官僚精英。1978年之后，因应于中国改革中的放权、分权和各个领域的日益专门化，官僚精英作为中国唯一决策者和支配者的情况渐次瓦解。中国精英群体的形象也为之一变。中国不仅出现了日益独立于政治行政系统的企业家，也出现了逐渐脱离了意识形态紧密裹挟的知识精英。即便是在官僚精英本身，也因为管理知识的复杂化而变得越来越具有专业色彩。准确的讲，中国行政体系内的技术官僚就是在这个阶段开始形成的。
中国官僚系统极其发达，历史也极其悠久。官僚精英不仅是中国社会生活的主要推动者（如果不是唯一的话），也是大众的主要的道德示范者。这种功能决定了官僚精英在中国社会中扮演着非常特殊的角色。如今，官僚精英虽然早已经不是大众的道德示范，但他们在中国社会的决定性地位却未有稍减。官僚体系对中国社会的控制至深至广，相形之下，经济精英与文化知识精英都处于明显的从属地位。从官僚精英的这种支配性地位看，官僚精英是三类精英中最关键的精英群体。换句话说，他们是精英中的精英。
邓小平时代伊始，受干部知识化、年轻化的推动，以及经济发展对官僚体系必然要提出的专业分工要求，中国的官僚精英出现了某种技术化的专业色彩。这种现象，在中央一级的诸如金融、财政等专业部门中表现得比较明显。就专业素养而言，许多在这些部门中服务的官僚精英已经非常称职，甚至非常出色。不过，从整体上说，中国官僚精英并没有摆脱从毛泽东时代一直延续下来的政治化本色。1989年之后，经济发展既作为中共的一项政治承诺，更作为中共执政唯一的合法性来源，不仅变成了中国官僚体系的第一政治要务，也成为了中国官僚精英录用的重要参考指标。如此，经济发展作为上级的一项政治任务以及个人升迁一项拿得上台面的政绩而被各级官僚精英接受下来。这就是说，从1978年直到今天，中国官僚精英并没有因为经济发展而变得更加技术化、专业化、反而因为经济发展成为政治任务而变得更加政治化。这个趋势，在1989年之后因为经济发展越来越具有政治上的压迫性而变得更加严重。从这个角度，我们就不难理解，中国的经济发展为什么会在90年代后期越来越偏离其本来的意义，而成为中国官僚精英们一种流行的意识形态。当经济发展成为一种迷信或者一种意识形态的时候，经济的专业性实际上就岌岌可危了，其代价和可持续性也就相当可疑。这与毛泽东在50年代将工业化（也是一种经济发展）当作一种政治任务的情形并没有什么两样。所不同的是，毛泽东信任的是民众的热情，而邓小平则信任官僚体系的力量。事实上，在90年代之后，中国官僚精英在以一种类似意识形态的狂热对待经济发展时候，其各种荒谬行为所造成的损失与大跃进时期不遑多让。在经济发展的问题上，经常的情况是，中国官僚精英主要利害计算既不是出于专业考虑，也不是依据民意取向，而是依靠对政治和政策的揣摩。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官僚精英仍然是旧式的官僚。他们既不是能够坚守专业原则的专家，也不是行政管理方面的行家，而是一群将取悦上级放在第一利害考虑的旧官僚。这并没有因为中国官僚精英整体受教育水平的提高而得到本质上的改变。有什么样的政治体制，就有什么样的官僚精英，如此观之，当今中国官僚精英的这种态度实在是中国政治体制的一个必然结果。
作者：胡棋源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上一次由胡棋源于2010-3-15 周一, 上午8:53修改，总共修改了1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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