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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官僚之门(1) -- 胡棋源 - (10876 Byte) 2010-3-14 周日, 下午10:44 (155 reads) |
胡棋源
加入时间: 2009/11/02
文章: 268
经验值: 12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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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胡棋源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三、老鼠仓
如果说中国传统的国有企业的企业目标指向国家工业化和社会充分就业，而新兴民企指向企业利润最大化的话，那么在特殊转轨环境中诞生的官僚所有制企业则有一种非常特殊的企业目标：洗钱。这里的所谓洗钱，就是利用企业这种组织形式在最短的时间内将最大限度的财富据为己有。说得更明确一点，转轨时期的所谓洗钱，就是指将公共财富以市场或者交易的名义在最短的时间内转为个人所有。
与乡镇企业类似，在城市改革大量勃兴的官僚所有制企业的产权事实上处于某种悬置状态。对这一点，官僚企业的控制者们都心知肚明。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在可以预期的时间内攫取最大的个人利益就成为一种最理性的计算，而企业本身的长期发展等其他价值就随之变成一件很荒谬的事情。换句话说，官僚企业的实际控制者唯一重要的考虑就是如何将这种有期限的控制权最大程度地贴现。在这里，企业实际上就变成了一种纯粹的贴现和洗钱工具。
在中国证券市场上，有一种老鼠仓的说法，非常恰切的描述了中国转轨期间官僚企业的洗钱模式。简单说，老鼠仓就是用他人的（主要是公共资金）资金高价买进自己低价购入的股票，以达到短期内迅速积累财富的目的。这其中有两个要点，一是开老鼠仓的人（及其合谋者）必须掌握了公共资金（这些资金可能是财政资金、国有投资、银行贷款，也可能是通过其他渠道从公众那里募集而来，），第二个要点则是这个过程必须通过市场或者交易的名义来进行。否则，那就跟传统的贪污无异。显见，权力是老鼠仓模式得以成立的条件，因为它掌握了公共财富；而市场则是实现老鼠仓的手段，因为只有通过市场才能将财富名正言顺转为己有。二者缺一不可。一种谬种流传的说法认为，中国官僚体系内部仍然存在一种强大的抗拒市场化的力量。但老鼠仓模型告诉我们，中国官僚企业不仅不排斥市场，而是需要市场、喜欢市场。只有通过市场，他们才能安全的转移财富。否则，他们就只能从事很容易露馅的贪污。用企业控制权将公共资产暴露在所谓的市场高风险之下，同样通过控制权将这种高风险的收益化为己有。这是老鼠仓的核心。
老鼠仓模式，虽然是从股票市场发明而来，但其操作过程却经典的再现了转轨时期官僚企业洗钱模式的要诀所在。以这个模型为参照，我们就会发现，中国转轨时期所有的洗钱行为，几乎都是这个模型的扩展和变型。在这方面，最为典型的范例莫过于中国券商。
作为新型的官僚企业，中国券商一边以其垄断性连接着权力，一边又以市场主体的身份参与市场。这种特殊地位为官僚利益集团利用券商洗钱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条件。他们利用各种公共资金投入证券市场，然后利用证券市场的“风险”，将这些资金变成官僚利益集团内部人的个人财富，或者行小集团的个人财富。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就无法解释一个朝阳行业在经过了10几年的积累之后，为什么非但没有发展起来，反而陷入整体性的破产危机？我们更无法解释，一个陷入整体性破产危机的行业，为什么内部人能够积累起如此巨大的个人财富？号称中国最大券商之一的南方证券，从1992年代成立到2004年被接管，除了在其内部和外部制造了一大批富翁，包装了一系列的伪劣上市公司之外，唯一留下的就是将近100亿的黑洞。当然，南方证券在十余年存续期中所转移的财富远不止100亿之巨。局外人并不知道的是，南方证券作为个案的情况与券商作为一个行业的情况惊人的相似，而这个行业中的许多企业已经被中央银行及地方财政反复救援过多次。中国有句老话，叫做“穷庙富和尚”。对此，转轨时期的中国券商作出了最富时代意味的“改革式”诠释。毫无疑问，券商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老鼠仓，因为其转移财富的功能远比它作为券商本应该具有的功能要显著得多。
在中国改革20多年的历史中，老鼠仓在不同行业和不同的历史时期反复出现。从国有物质部门、国有外贸部门到国有银行、国有券商、其历史结局无一不是创造了一批富翁之后，再留下一笔巨额坏帐。如今，这种老鼠仓模式又开始在电信、公用事业、教育、医疗等领域蔓延。一篇报道曾经披露，中国某省高速公路一个普通收费员的月工资可以达到8000元。这篇报道激起了广泛的惊讶。但如果将中国的高速公路公司看成一个供行业分利集团洗钱的老鼠仓，我们就丝毫也不会对这种畸形的财富分配表示不解。中国高速公路投资基本上都是利用财政拨款、银行贷款、或者是通过资本市场募集而来，属于典型的公共资产。将（通过政府权力或信誉并以公共福利名义）公共资金利用“市场”名义尽快的化为小集团的个人财富，正是这类官僚企业的本来目标。滑稽的是，这家高速公路公司的上级主管部门竟然将这种赤裸裸的洗钱行为称之为“企业的自主行为”。这种“企业自主的洗钱行为”在中国垄断企业中动辄数十万的年薪中表现得格外充分。很容易分辨，这种所谓的“企业自主行为”其实是企业完全失去了财务约束的表现。可以判断的是，这种毫无财务约束的“企业”行为带来的后果，将是公司被不断淘空、继而是公共资金对它们一次次的慷慨挹注。对这种淘空之后的挹注，在中国有一个同样市场化的叫法：资产重组。这种所谓“市场化”的资产重组，已经是中国国有上市公司隔三岔五就要上演的标准的洗钱剧目。
当然，现实中的洗钱行为并不都像上面这些典型案例来的这么直接，而是会呈现更加复杂的形式。为了安全起见，官僚利益集团的洗钱行为更多的是透过设立数量繁多的影子公司，通过民企和国企合资、资产重组、相互担保、上下游的销售代理，子虚乌有的专利或者技术买卖等一系列的“市场行为”来实现的。总而言之，公司越多、关系越复杂、相互联系的链条越长，接驳公共资源的通道也就越多，洗钱行为就越安全。
早在1990年代初期的公司热中，中国各类官办公司就开始雨后春笋般的涌现出来。但在那个时候，这类以三产之类名目衍生出来的官办公司对市场的认识还相当模糊，他们更多的是为小集团提高福利待遇的一种辅助手段。但随着民营企业的合法化和对市场的熟悉程度的提高，官僚利益集团开始越来越主动，越来越目标明确地设立各种影子公司，以嫁接公共资源的方式洗钱。1990年代中后期，这种为小集团或者官僚个人而设立的影子几乎已到无孔不入的地步。有论者言及，“介于政府和个人之间的团体性投资是十多年来中国社会资产形成的基本特点。”大致可以判断，这些所谓团体性投资，实际上就是官僚利益集团为自己所设立的老鼠仓公司的投资，是那种随时可以转移为私人财富的公共投资。由此可知，洗钱，已经不是那种让人拍案惊奇的个案故事，而是作为一种稳定的“职业”、一种普遍的经济现象，而具有宏观统计上的意义。洗钱作为一种普遍的经济现象，非常有助于解释中国高投资、低效率的经济悖论。以转移财富为目的的洗钱企业需要不断投资，但却完全不需要效率。其设立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膨胀总量，然后把水搞混。2004年年末，中国著名的奶业上市公司伊利股份十余名高管突然被抓。对此，一位知情人士评论说：“伊利的很多高管都在外面有自己的公司，郑俊怀的女儿郑海燕在杭州有一家商贸公司，不断有伊利公司的钱流入。”而另外一位因为伊利公司前独立董事（这位前独董正是因为不满伊利公司内部财务混乱而辞职的）从专业人士的角度分析说，很多迹象表明，是郑俊怀（伊利公司董事长）挪用了上市公司的钱，然后给金信信托，用来收购上市公司股权，郑俊怀才是金信信托背后的人。”就伊利这一具体案例来说，我们无法评论伊利公司高管人员这种自我盗窃的行为是否具有道义上的合理性，我们要指出的是，这种老鼠仓模式的普遍性以及其低效率本质。
中国改革20多年以来，中国人依靠汗水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但对这种汗水构成嘲讽的是，通过国有银行、公共财政、资本市场的聚敛功能，这些财富却为官僚利益集团的洗钱行为提供了稳定的增量来源，为洗钱这种职业在中国的持续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这其中隐藏的洗钱流程是：先“化私为公”、然后再“化公为官”，进而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化官为私”。显然，能够保障这种洗钱流水线日夜运转的，只能是一种政治制度。
在流行的范式中，国有资产一直被看作存量，因而也就有了甚嚣尘上的所谓国有资产流失的说法，但事实上，国有资产根本就不是什么存量，而是一个不断被制造出来用于瓜分的流量。只有这样看，我们才能够解释国有企业一边大量破产，而国有资产一边又在同时不断膨胀的现象。那些不断（通过银行贷款、财政拨款）被制造出来的名义上的新国有资产（这些流量总是故意被至于某种模糊的产权状态），不过是等待进一步被“加工”为个人财产的半成品。换言之，通过政治手段掠夺市场财富而形成的所谓的国有资产，只是一个完整的“洗钱”生产线上允许我们看到的那一部分。懂得这个道理，我们就会懂得：只要市场还在创造财富，以国有资产名义出现的流量就不会停止膨胀。因为这是官僚利益集团“洗钱流水线”上一个必经的流程，是在中国社会构造一个完整食物链的必须。很清楚，在转轨时期不断增加的国有资产和官僚企业，实际上是中国官僚利益集团为洗钱之需而蓄意制造出来的。有论者以数据证明，改革之后，中国国有经济在总量上出现了膨胀，不过，在背后支持这种膨胀的则是中国官僚权力的膨胀。
洗钱经济的广泛存在，也非常有助于我们理解这样一个中国现象：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的重复投资，为什么这些重复投资没有出现市场规律要求的兼并和重组（比如中国的券商）？个中原因其实十分简单，因为用于洗钱的企业不是真正的企业，一旦失去了企业控制权，洗钱便成为一件不可能的事业。洗钱企业是不会服从市场规律的。而“重复投资”在中国的真正含义，其实是“反复洗钱”的意思。
四、官僚抽水机
总体来看，在经过20多年的孵化、培育之后，中国的政治结构按其意志如愿复制出了一种新型的经济形态：官僚经济。那么这种经济具有什么样的结构特点呢？
从纵向上看，中国官僚经济有三个吸取和配置要素资源的管道，形似三根动力巨大的水泵。它们分别是金融、财政、土地。我们可以很清楚的地看到，这三根水泵是直接深入中国社会的最基层的。直到乡镇，中国官僚机器都设有相应的管理机构，比如信用社、土地所、财政所。也就是说，这个社会生产的所有财富（包括随着经济发展而来的土地升值），都在这三根官僚机器水泵的控制和管理之下，可谓一网打尽。而三根水泵的吸取能力之所以强大，则是因为它是官僚机器，是靠国家政权以强力加以保障的。所以，只要国家官僚机器愿意（这种意愿在公开场合经常表现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政治需要和政绩需要，在私下则主要是官僚利益集团的财富和升迁欲望），官僚机器就能够轻而易举地因时、因地的开动、调解水泵，用于对要素的抽取和配置。
与改革前相比，现在这种纵向结构似乎并没有什么不同。但有一点应该注意的是，与改革前相比，这三根水泵所置于的社会环境已经迥然不同。改革之后，中国社会的市场化进程创造了源源不断的财富，社会的财富存量已经与改革前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这就意味着，这三根官僚水泵有了相当稳定的财富来源。
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另外一条隐性的官僚抽取管道也逐渐成型。这就是那些直属中央或地方政府，利用特许垄断权力而形成的巨型官僚公司。这些公司集中集中在那些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基础性行业中，比如石化、电信、电力、交通、烟草等等。这个抽取管道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是凭借在行业中的垄断地位盘剥消费者而从市场中直接抽取财富的。我们可以称之为第四管道。这些公司不是属于中央国资委，就是属于地方国资委的，不仅在财政上举足轻重，对国民经济也极具控制力量。2003年中国企业500强企业（大多为巨型官僚垄断性企业）的营业收入为69000亿人民币，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68％，其影响力和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1990年代后期开始，尤其是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大型官僚企业对市场的抽取迹象非常明显。中国国家国资委副主任邵宁先生曾经提到一组数据：1998年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达到529亿元，而2003年底这个数字达到3784亿元，而在这中间，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宝钢集团、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等七家上市公司实现利润占到全部中央企业利润的78%[19]。这个数据加上其他诸如电力、烟草、交通等行业巨型公司，足可以说明大型官僚企业的市场地位之强、对整体经济的影响程度之深。邵主任罗列这组数据显然是要说明国有企业经济效益的显著改善的。但在我们看来，这些既缺乏规管，又缺乏竞争、公司治理状况极差的大型官僚公司在利润上的超常表现，主要应该被解释为1998年之后这些超级公司市场抽取的加深以及得到的金融补贴的增多。一位参加工作不久的税务稽查人员，在经历了一次税务稽查之后非常吃惊地说：“以前只听说电力行业收入高，但一家电力集团财务公司普通员工每月光个人所得税就扣3000元，对应的月收入至少有2万元，要不是亲眼所见真不敢相信。”这个鲜活的例子足可以说明中国垄断企业对消费者抽取之重。
大型官僚企业不仅向消费者抽取，也同样可以向民营企业抽取。数据表明，民企虽然占中国经济总量的50％。就业的60％，但它们大多居于位于竞争激烈的下游终端消费品产业，没有任何定价能力，而大型官僚企业却居于产业上游或基础性产业位置。这种结构，实际上就使得大型官企抽取民营企业易于反掌。对此，一位国资委官员非常在分析国有企业盈利大幅增长时坦白地总结道：“这个4500亿（央企2004年利润）是怎么来的？大概其中40%的利润靠涨价”
以上四根主要的纵向管道，足以使中国官僚体系对社会资源进行全面的控制，并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抽取和配置。这四根纵向管道的最上端是中央政府，在这之下，依次分布着各级地方政府。以这四根管道为骨架，构成一个以中央政府为顶端的伞状结构。从最基层一直到中央政府，形似在管道上的一个个节点。接驳在这些节点上的，则是围绕中央政府、各级地方政府、垄断性行业而形成的官僚利益集团。各级政府从这四根管道上抽取资源，然后再横向配置给围绕他们形成的各种官僚利益集团和行业分利集团。很容易看得出，离各个节点越近，处于的节点位置越高，就越容易在资源配置及财富分配上占据有利的位置。这种伞状结构，既是中国官僚经济主要的资源配置渠道，也是这个经济体系主要的财富分配渠道。
我们先来看纵向的金融管道。改革之后，中国金融业在总量高速膨胀的同时，结构也发生巨大变化，但官僚体系对金融业的控制却丝毫没有放松。在银行业，除了占有居民存款绝对比例的四大银行之外（四大银行的市场占有率在80％以上），股份制商业银行、地方商业银行、信用社也无不在各级官僚系统的控制之中。2004年5月份，为了配合最高行政当局的宏观调控政策，中国多家股份制商业银行被勒令停止发放贷款，这种商业奇闻充分说明，中国的银行仍然是一种行政工具。在银行之外，证券市场、保险业、基金业也都处在官僚体系的严密掌控之中。这种官僚金融结构，无缝隙的覆盖中国社会，具备超乎寻常的抽取能力。这使得官僚体系可以按自己的意愿来抽取和配置短期资金和长期资本。无论从金融控制总量，还是从金融控制手段来看，官僚体系的金融抽取和配置资金的能力，都比改革前显著增强。中国新生证券市场的例子颇能说明这一点。证券市场一直是民众参与程度最高的一个金融分支，但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证券市场从1990年代初期的草根性市场逐步演变成国营企业的融资场所，进而在1990年代后期最终演变成大型官僚垄断企业的融资场所。1990年代后期，随着一大批官僚垄断企业如石化、电力、电信、银行类公司的上市，中国资本市场逐渐沦为大型官僚企业的圈钱和抽取场所。从这些巨型公司在中国上市公司中的所占有的股本权重以及对市场的影响程度看，这个趋势已经相当明显。这些巨型官僚企业一边通过市场垄断地位直接盘剥消费者，一边利用金融手段间接抽取金融资源，这就难怪它们的业绩会在1990年代末期之后“突飞猛进”了。而“突飞猛进”的利润和“突飞猛进”的现金流，又为这些巨型企业进一步套取各种金融资源提供了财务上的优势。在1990年代末期，中国企业一片衰败，但中国大型官僚企业却独自实现了财务上的良性循环。这不能不说是中国1990年代末期之后的一个经济奇观。而创造这个奇观的是政治背景，就是行政当局在国有企业改革中一直延续着的所谓“抓大放小”政策。这种政策的另外一个更加直白的表述是，甩掉包袱（所谓“放小”），扶持并紧紧抓住对国民经济有控制力的企业（所谓“抓大”）。现在，这种延续了多年的政策已经结出了硕果，但非常清楚，这种“硕果”是中国官僚系统对国民经济强行逆配置的结果。而这种逆配置之所以能够实现，则是因为官僚系统完全垄断了资源配置的管道。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一旦垄断了金融，官僚体系几乎就可以在任何时候“配置”出任何他们想要的经济奇迹。只不过，这种配置与市场经济毫无相似之处。这其实是说明，不管中国的金融业在改革20多年之后具有了什么样的新景观，但它本质上仍然是一个围绕官僚集团意愿而不是市场“意愿”来配置的官僚工具。
金融如此，传统的财政管道亦复如此。1998年之后，中国为了应付亚洲金融危机，开始实施所谓积极财政政策，通过财政管道加大抽取力度，其结果是中国税收收入以反常的高速度年年大幅递增。而作为其代价，中国社会尤其是下层社会所感受到的痛苦指数也以反常速度递增。但这些经由财政管道抽取的财富，却被以减免税、财政补贴的方式馈赠给了外商、大型官僚企业，变成它们的利润，以及官僚利益集团反常增长的福利。这种奇特的财政政策的唯一理由，就是拉动内需，支持宏观经济增长。容易看到，这种财政转移的确支持了宏观经济增长，然而，公共财政不是首先用来满足公共福利需要，不是去首先解决具有人道敏感性的贫困问题，去解决日益紧迫的社会保障问题、公共教育问题、医疗问题，而是去支持官僚系统政绩及合法性所要求的经济增长，去支持官僚利益集团不断膨胀的财富需求，则十足地证明了公共财政已经变成官僚财政，变成了官僚利益集团予取予求的私器。
随着工商业的扩展，土地作为一种稀缺资源的地位与日俱增。而在这一点上，中国官僚系统也有天然的起点优势。中国的土地资源名义上是国有，实际上完全掌握在官僚系统手中。官僚系统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以任何方式将土地要素注入市场活动，唯一的标准就是要符合中国官僚体系在转轨时期的利益最大化。这就是为什么在土地资源极其稀缺的情况下，中国官僚体系一方面可以用零价格将大量土地赠送给外商以及亲朋好友，而另一方面却以奇高的价格卖给国内房地产消费者的原因。同一种要素，一手慷慨馈赠，另一手大肆掠夺，贫富悬殊岂有不拉大的道理？荒谬的是，这确实就是中国官僚系统配置土地要素的方式。其中机巧在于：这种完全等同于财富转移的土地配置方式，可以在两方面都同时增加GDP。显然，这是最符合中国官僚体系的胃口的配置方式。所有的证据都表明，中国2002年之后新一轮的经济增长，与官僚系统这种强行配置土地的方式密切相关。由此我们也不难洞悉，2002年以来的最新一轮经济高涨为什么会激起迄今为止最激烈的不满和抗议。因为在本质上，这种经济增长是“夺”出来的和“送”出来的。
作为这个伞状结构的顶端，中央政府无疑具有最强大的抽取能力。1990年代中期之后，通过对金融权的回收，财政分税制、基础产业（如石化、电信）的纵向重组、以及2004年开始的土地权回收，中央政府摆脱了1990年代前期的被动局面，重新夺回了资源配置权力。在这种新的资源配置架构下，中央政府可以通过四根纵向抽取管道从容地抽取资源，然后横向地配置给各种官僚利益集团和行业分利集团，或者以“点贷”、“点投”的方式来推进其政策目标（比如，通过财政三次给四大银行输入巨款，以央行再贷款的形式不断为破产的证券公司、信托公司买单、在证券市场为大型垄断企业开辟新的圈钱场所等等）。比之于1990年代中前期，中央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控制权已经更加稳固也更加有力。事实上，2004年最新一次的宏观调控之所以在极短的时间内收效，就完全仰赖于中央政府在这种新的资源配置架构中的绝对主导地位。
作为这种伞状结构的第二层，省、市一级的地方政府曾经在1992年之后向中央政府的资源配置垄断权发起了强有力的挑战。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那个时候的地方政府很像是自下而上的民间利益的代表。从历史上看，中国许多民营企业就是在这场混乱的争夺战中趁势发展起来的。不过，这场短暂的混乱很快就以朱鎔基的毫无争议的胜利而告终。分税制和国有银行控制权向中央的纵向回收，是这一场以宏观调控名义进行的争夺战的两项主要历史遗产。地方政府既然无心也无力挑战这一新的利益分配格局，也就只能在这种既定的约束条件下，激励扩张自己的既得利益。这导致两个非常重要的后果，一是地方政府扩大税源，在总量上膨胀GDP的需求变得十分迫切（在这个意义上，1990年代中期的改革直接激发了地方官员的惟GDP导向），另外一个则是加大了向下抽取的力度。资料显示，在中央不断上收财力的同时，地方政府也如法炮制，纷纷将有利可图的税种收归己有。1993年到2002年，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是从22%提高到54.9%，而与此同时，省级政府的这一比例也从1994年的16.8％增加到29％左右。层层抽取的结果，自然是县、乡级政府的日益严重的财政窘迫。这大致可以解释在1992之后一直持续着的这样一种现象：省市以上官僚机构的财力不断膨胀，而县乡一级则经常发不出工资。当然，县乡级政府不可能是这种层层抽取的最终的承受者，毫无疑问，这种抽取压力最终将被转嫁给分布在广大乡村和城市的各种纳税人。而这种近乎压榨的“财政集中”到了资源匮乏的乡村和中西部自然就变成了野蛮的剥夺。
除了法定的财政管道之外，省、市一级政府也在金融的模糊地带开辟新的聚敛手段。信托公司、证券公司、地方商业银行、保险等等都是地方政府极力渗透的领域。而在现有的架构下，争取外国直接投资（FDI）则更是各级地方政府趋之若骛的选择。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程度奇高但很不赚钱的外向型经济，实际上是被这种金融和财政格局逼出来的。不过，在新世纪之后，随着土地升值以及对土地价值的重新发现，地方政府又一次打破了中央政府的配置垄断，因为他们发现，土地可以用来套取银行贷款，拥有了土地的配置权，就相当于间接的获得了银行的配置权。这其实就是中国最新一次经济过热的来历。地方政府利用土地争夺金融配置权力的冲动，几乎又一次酿成了中央与地方的剧烈冲突。
地方政府通过与中央政府一样的纵向抽取管道，然后再以城市化的名义将这些资源横向配置给各种官僚公司、地方性利益集团。最近几年，中国地方政府所属的各类基础产业公司、地产公司迅速膨胀，就与这种抽取和配置有相当密切的关系。资料显示，在中国近几年房地产最为火爆的上海，大地产商有半数是政府公司。而被中国银监会最新列为“新五大风险行业”的正是电力、交通、公共事业、学校、医院这些官僚抽取行业和公司。这些官僚公司所以被列为风险行业，是因为他们要么以政府廉价转移地土地，要么以特许权作为抵押，在最近几年套取了大量的银行贷款。
作为这种伞状结构最低一层的节点，县乡级的政府虽然也是按照同样的手段加以抽取和配置，但显然，它们可以使用的手段和可以抽取的资源都要贫乏得多。上面的抽取越是加重，县乡级面临的压力和由此引发的官民冲突也就越是剧烈。
在这种伞状结构中，每一个节点就是一个政治中心，而每一个政治中心，就是一个资源的配置中心，中国的经济中心与政治中心的高度重合现象的原因即隐藏于此。当高一级的政治中心抽取得越厉害，表现得越繁荣，乡村及边缘地带就会同步表现得越衰败。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边缘地带及乡村加速衰败，与政治中心加速聚敛资源和财力的过程相当匹配。
从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这种伞状的抽取和配置结构逐渐成型并得到了巩固。然而，这种以各级政府为中心的抽取和配置结构，与现代市场经济的扁平型配置结构有着相当明显的差异。在扁平型结构中，资源是按照价格信号横向流动的，但在这种伞状结构中，资源却是按照各级政府在一定时期内“政治意愿”信号以及与官僚系统的亲疏远近来配置的。伞状结构虽然保证了官僚系统对经济的控制，保证了短期政策目标的达成，但却很难保证资源的配置效率，也同样达不到资源配置的公平。不过，这一结构更加深层的危机在于，它可能代表了一种自我加强的，无法退出的财富分配结构。事实上，透过伞状的配置结构，一条清晰的财富分配线已经跃然纸上。围绕省、市政府以上节点所形成的利益群体，是这个社会的上层，而这之下，则是这个社会的中下层。上层之间是一种带有熟人性质的精英互惠经济，而下层则是一种主要建立在自由劳动力（或人力资源）基础上并以此为特点的相当野蛮的市场经济。这样，一种整体性的寻租结构实际上就出现了。上层的精英互惠经济通过金融、财政等手段对中下层的市场社会进行抽取，然后维持其低效率的自我循环。这种二元性的寻租结构的本质，其实是一种通过政治强制而进行的剥削。而其之所以得以维系，就在于官僚体系对要素资源（包括特许权）和政治权力实施了不容挑战的垄断。
我曾经做过一个相当不完整的统计，从2004年4月到2004年9月，光在家中被抄出现金超过1000万元的官员腐败案件就有三起。他们分别是，成都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高勇案，原深圳市民政局局长黄亦辉案，河北省对外贸易和经济合作厅副厅长兼河北省机电产品进出口办公室主任李友灿案。许多人一直对人们中国货币发行超速增长的原因不得其解。但上面的案例似乎告诉我们，由于贪污所导致的大量现金退出流通领域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说句笑话，这可能是最典型的由于政治原因所导致的流动性陷阱。所以，经济学家可能应该将贪官家中藏有多少现金来作为预测中国货币趋势的一个重要参数。笑话归笑话，但这些事实却很好地凸现了中国官僚体系与市场经济的亲和程度。
有中国经济学家曾经通过“定量”（在许多人那里，定量意味着科学）分析测算出，中国要素市场的市场化程度已经达到了40％。我们不知道这位聪明的经济学家是如何测算出这个很有点唬人但其实非常荒谬的数据的，但我们已经看到，中国的要素资源完全处于官僚体系的垄断之中。在土地市场中，土地供给是计划的，但需求却是竞争的；在金融市场上，供给是计划的，需求却是市场的。这其中哪里还有没有半点市场化的气味？如果一定要说这具有的某种市场化的成分的话，那么，这种半吊子的受操纵的市场化，只能说是“坏”的市场化。通过这种要素市场配置出来的要素，不仅价格高昂，而且可得性极低。（尤其是对于国内公民）。在中国的要素资源中，最具有市场化色彩的，就是毫无稀缺性可言的劳动力。也正是因为这种奇特的要素配置结构，那些无法融入中国官僚利益集团分得一杯羹（要素）的民营企业和其他非官僚企业（这实际上是中国绝大多数企业的处境），唯一的能够从市场配置到的要素就是廉价的劳动力。于是，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比较优势就只能是廉价劳动力。为了维持这种比较优势，这些企业就只能以近乎残忍的方式想方设法压低劳动者的工资和福利，否则，这些企业就无法生存下去。中国南方沿海的民工十年不涨工资的事实，就非常形象的揭示了这种恶性循环。而这背后的原因，则是中国官僚集团通过要素垄断对中国市场社会的隐蔽但极其深重的盘剥。一份由中共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组织联合发布的调查报告披露，在中国私营企业中，由各种税外交费、政府摊派以及公关、招待费用所构成的所谓企业“三项支出”相当惊人。其中一份对1257位被访业主的调查显示：
2003年他们企业出资人分红总计36655.3万元，用于公关、招待的支出总计16240.3万元，后者相当于前者的44.3%。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同一份调查却显示，这些私营企业的雇工工资却呈现不涨反跌的趋势。
如果在20多年之前，中国劳动力的廉价还是某种出于自然的禀赋，那么20多年之后，这个比较优势就一点也不自然了，它本质上是一种政治过程的结果，是一种“政治比较优势”。一方面是官僚集团将金融、土地资源用于洗钱，实施低效率的恶性配置，另一方面则是整个经济都将人力资源当作某种类似于自然资源的东西，进行相当不人道的过度开发；一方面是制造负价值的官僚利益集团以奢靡的方式支配着绝大部分财富，另一方面则是创造了社会绝大多数财富的人们无法分享财富和资源，这不仅是一种效率最低的要素组合模式，也是一种不加掩饰的剥削结构。透过这种结构的棱镜，中国内需低迷、完全仰赖附加值极低但规模极大的出口模式的谜底，已经昭然若揭。也正是这种剥削结构决定了，中国经济的增长方式必然是粗放的。在中国官僚系统廉价甚至无偿控制了一切资源和要素的情况下，他们必然要选择要素及资源投入型的粗放式经济增长，而不是其他。对于对他们（以及他们的理性）来说，这显然是一种成本最低的经济增长方式。
同样的道理，我们也怀疑，中国都市近几年中突然出现的汽车及房地产消费繁荣，是不是也建立在财富突击转移的基础上。这些财富是中国人经过20多年胼手胝足的劳动积累起来的，它可能表现为银行存款、也可能表现为土地的升值，然而，为了官僚利益集团制造政绩、瓜分财富的一时之需，它们很可能已经被一夜之间转移给了少数人。果如此，在这一轮经济过热之后，随之而来的将是银行坏帐的激增和房地产的急剧贬值。当然，还有更加萎靡的内需。
作者：胡棋源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上一次由胡棋源于2010-3-15 周一, 上午9:15修改，总共修改了1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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