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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浅议黄仁宇和唐德刚的“大历史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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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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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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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芦笛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浅议黄仁宇和唐德刚的“大历史观”
芦笛
适才在网上看见无名氏所作网文《局部或有所见，大体仍属不经——黄仁宇大历史观批判》，立论颇为粗疏，批判失于空洞，但触发了我早就有的感觉，因作此文，但愿不是空洞批判。
所谓“大历史观”，其实就是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它与一般史学研究的区别，是后者局限于局部研究，而前者则纵观历史，从中找出发展规律。此乃黑格尔的发明，是德意志民族的民族病“体系症”的顽固反映。
在黑格尔之前，历史学家都把历史看成是偶然事件的堆积。黑格尔既是德国哲学家，当然就酷爱构建庞大的理论体系，好把整个宇宙统统装进他那“乾坤一气袋”中。为此，他认定历史是冥冥之中受某个“精神”支配的发展过程，其发展三阶段乃是“正题－反题－合题”。
马克思沿袭了乃师的思路，发明了“历史唯物论”的屁话，认为人类社会如同自然现象一样，在冥冥之中受某个客观规律的控制，历原始社会而奴隶社会而封建社会而资本主义社会而共产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是列宁塞进去的过渡阶段）。他和乃师的区别，只在于“把头足颠倒过来”，认为驱动历史发展的不是“精神”，而是生产力。生产力的发展突破了生产关系的束缚，引起社会革命，由此改变社会的上层建筑，使得社会作阶段性发展，这就是为毛泽东怒批的“唯生产力论”。
无论是黑格尔的“精神史观”，还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 ，其共同实质乃是“凡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历史事件的出现乃是必然的，为其发展过程不可缺少，因而也就是合理的。用马列行话来说便是“偶然是必然的表现”。这武断认定其实否认了历史可以是一个偶然的随机过程，把历史看成是一个必然的预先决定了的（predetermined）的过程，可以称之为“决定论”，在某种程度上很像佛家的“宿命论”。马克思和列宁的区别，乃是马克思虽然含混不清模棱两可，但毕竟还要冒充科学家，强调“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无产阶级革命乃是命中注定的，既不能避免，也不能躐等躁进，揠苗助长，而列宁（以及徒子徒孙斯大林毛泽东波尔布特辈）则强调“事在人为，人定胜天”，可以而且应该拔苗助长。
由于国际共运一度获得空前成功，这些P话也就一度空前普及。黄仁宇先生的“大历史观”以及唐德刚先生的“社会转型”论，其实都源出于此。那思路传承的乃是黑格尔－马克思的衣钵，通过以回溯既往事件去寻找“客观规律”，用“小子”网友的话来说就是“先射箭，后画靶”：在古人胡乱射出来的箭着点周围画上靶圈，然后赞曰：好箭法！当真是百步穿杨！养由基不予欺也！接着便洋洋洒洒说出一大堆话来，解释那箭为何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必不可免的，极度合理的，等等，等等。
我个人认为，历史事件中确有必然因素。例如民初共和实验失败，在我看来就是必然的——它远远超出了当时的民智，而民主制度的运作需要全民协作。但 “有必然原因”与“受客观规律的必然支配”是两回事。因此，我也在回溯历史时寻找必然的文化经济原因，但绝不毫无根据地认定冥冥之中有个“客观规律”在支配中国的历史发展过程，更不会认定这规律保证了中国的前途。
必须指出，通过回溯审视已知事物来寻找规律，可以算成是一种科研方法，达尔文的进化论就是这么发现的。马克思、恩格斯都深受这位同代人的影响。但他们毕竟是科盲，不知道这一套并不能机械搬运到所谓“社会科学”中特别是历史研究中去，原因很简单：没法验证。
有点科学常识的人都知道，科学假说要变成定律，那假说必须有预言能力，而那预言就构成了验证该假说的手段。历史研究对象却根本不可能重复，谁也无法证明某种形态的社会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除非你能把时间倒回去再来一次，向大众证明，社会发展至此，下一步只能这么发展，不能有别的出路。所以，除了科盲和沙漠，凡是有人群的地方，便谁也不能说：“民初民主实验必然垮台，国共相争共产党必然胜利，这都是历史内在规律决定的必然的合理事件。”可惜言必称“科学”的唐先生就专闹这种笑话。
黄仁宇先生这个问题还不是太突出，唐德刚先生则简直走火入魔到了滑稽地步了。我从网上下载了唐先生的三部史书：《晚清七十年》、《袁氏当国》以及《民国前十年》。这三部书（后两部可能是同书异名，所以可能只是两部，要不这稿费骗得也就太邪乎了）内容颇多雷同，有吹胀骗稿费之嫌，这也不去说它了。最令人忍无可忍的就是，他那“长江三峡”、“社会转型”说而又说，“一篇之中，N致意焉”，往少算也反复说了190多次吧。一旦看见：“读者诸公诸婆！现在长江三峡到了，请回过头看看，我国的历史发展就是如同这长江一样，虽然千回百折，但毕竟一定会流向东洋大海！”您就得赶快往后起码跳一页，以免被那废话淹死。
那么，他们找出来的“历史发展规律”到底是什么玩意？和马克思也差不多，同样是以欧洲的历史发展过程作为巴黎国际计量局制定的量度标准，以之衡量其他文明。马克思好歹还说明，他发现的“社会发展规律”只适用于欧洲，连俄国是否适用他都来不及研究就死球了（我记得普列汉诺夫曾请教他这问题，他说要研究研究再答复，后来便伸腿了），亚非拉是否适用当然就更别提了。此外，马克思毕竟还作了未来的预言，认定共产主义必然要实现。而黄、唐二位连这种预言都做不出来。他们可以预见的，就是中国社会必然也要“现代化”亦即变成西方模式的社会。
最能反映唐德刚先生思维混乱的，乃是他抨击乃师胡适的“全盘西化”口号，却又力主中国将来必然实现民主法治的社会转型。他口中所谓“社会转型”，其实是说中国社会从传统模式转化为西方模式，而这一过程是必然的，命定要发生的。为了弥缝这不可能弥缝的自相矛盾，他使用了“现代化”这个术语来偷换“西化”，似乎除了西方模式还有什么“现代社会”一般。他认为，东西方都要现代化，只是西方先完成了这社会转型，所以，中国近现代发生的一切，不是充满挫败的西化，而是重复西方已经走过的进化过程。
这实在算不得什么伟大发现，我早在初中时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那是初三的政治课教材，据何方说有若干部分是张闻天写的）时便倒背如流了。至今我还记得伟大领袖的哼哼教导：没有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也能按照马克思揭示的社会发展规律缓慢地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云云。这基本假定就是：全世界各种文明虽有先进落后之差，但即使在互相隔离的情况下，由“历史规律”决定的发展途径只会是同一条。因此，近现代中国发生的不是西化，而是由落后到先进的“现代化”或曰“社会转型”。我们和西洋文明的区别，只在于先后而已。
这幼稚园理论，乃是我在二十刚出头清算马列时最先撕毁的伪科学理论之一。它之所以最容易撕，乃是因为“放之四海皆不准”，除了欧洲外，这主观认定几乎与所有的文明发展势态都凿枘不入，我早就在旧作中列举过了：
1） 它不能解释为何人类起源于非洲，而那里的许多人至今还生活在丛林中，连文字都尚未发明出来。
2） 它不能解释许多古老文明为何衰落，甚至消亡得无影无踪。
3） 它不能解释为何欧洲文明与众不同，是所有已知文明中唯一能持续发展的。与之相反，其他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停滞下来。
4） 它不能解释中国文明为何以“治乱循环”的方式长期停滞不前，而且在宋代之后便呈现缓慢然而确凿的倒退。虽然富有侵略性的异族入主中原使得清朝“文治武功”到达了顶峰，但增加的只是幅员而已，并未使社会脱出既有循环模式。连杨度都看出了这一点，认为中国历史在小时段看来有兴衰，从整体来看则毫无进步。
5） 它不能解释为何中国进入资本主义乃至采用民主制度会如此艰难，甚至出现了以中共社会这种兼有传统社会和外来极权社会弊病、却毫无传统社会优点的怪胎。英美的“现代化”似乎从来不曾出现这种社会的全面倒退。
以上这一系列事实，便足以粉碎“长江三峡社会转型”的伪科学理论。非科盲都知道，科学假设只要不能解释一个现象，就得修改，若无法修改，就得断然抛弃之。现在马－毛－唐／黄理论除了能解释欧洲文明那原来的出发模型（working model）之外，竟然不能解释任何一种其他文明，这还配称为“理论”，遑论“科学理论”？
最有趣的是，就连唐先生自己都误引毛泽东的烂诗，强调指出了“百代都行秦法政” （芦案：当为“秦政法”） 的事实。既然如此，唐先生又有什么根据说，即使没有外来文明冲击，中国仍会改变这种状况，按西方人走过的路径去实现现代化转型呢？
其实用不着专业学历史，只需稍有点世界知识，便能看出欧洲文明乃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例外而非常例，用它来作“国际标准量度”，如同以穆铁柱作为国民平均身高去衡量国人高矮一般。
我的观点早在《中国为什么没有大思想家》中说过了。我认为，人类诸文明是独自发生的，各有各的发展途径，并没有什么“共同规律”。欧洲因为地理上的得天独厚以及列国林立，成了一个类似热力学上的开放系统，由此导致了它不断发展的特点，而其他文明则处在封闭系统内，在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便只能停滞不前。
由此可知，如果地理上的隔离不被打破，中国只会永远悠悠循环下去。但由于欧洲文明发生了全球大爆炸，咱们的封闭系统被强行打破，于是便发生了文明碰撞，本土文明被迫与西方文明较量高下，导致空前的民族生存危机。自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国知识分子花了60年的光阴才承认了西方文明的优越，被迫按西方模式改造社会。
这就是唐先生观察到的“社会转型”。它并不是什么由客观规律决定的必然趋势，而是落后者有意学习追赶先进者的主观努力。中国人不做这种努力也完全可以，照样能像非洲人那样悠然活下去，冥冥之中并没有什么客观规律决定了咱们一定要现代化，更没有什么天命保证咱们的“社会转型”一定成功。
因此，中国的社会转型乃是主动学习的结果，并非客观规律决定的必然变化。澄清了这一点后，立刻就能发现中国的社会转型何以如此艰难——它反映了国人缺乏日本人那种心态、学习能力与调适应变能力，而这主要是文化传统决定的。日本人虽然也曾在历史上自命过“中国”（文明中心），但他们的文明从来就是进口的，拿手好戏就是引入与本土文明颇为扞格的外来文明，把它变为己有，杰出的表现之一乃是引入单音节汉字表达多音节语言。人家既没有故步自封的夜郎心态，又具有出类拔萃的学习能力，当然学习的结果就和背负了沉重文明包袱的中国井蛙完全不同。
可惜无论是唐先生还是黄先生都没看到这一点，把“社会转型”当成了客观规律的必然结果，于是便从自然环境或社会结构而不是从文化传统中去找原因。黄先生的解释是日本具有类似于欧洲的封建社会，而唐先生的解释则是因为日本是小国，而中国是大国！
黄先生的解释可能还有一定道理，虽则他不能解释为何日本不会像英国那样自发长入资本主义社会，却需要外来文明的冲击。唐先生则完全是搞笑了。这世上小国多的是，为何韩国、越南、柬埔寨等小国的转型比中国还困难？中国再不济，好歹还没像韩国越南那样沦为殖民地吧？
这“必然发生的社会转型”论的最大弊病，还是它掩盖了民族的失败，把全民合力制造出来的共党制度怪胎，说成是客观必然过程的一部分，因而也就成了合理事件。这不但在客观上起到了为中共暴政辩护的作用，更助长了国民虚骄自得心态，使得国人既不能总结历史教训，俾未来的中国人惩前毖后，又使得国人无从察觉现行制度隐伏着的巨大危机。而这本该是研究“大历史”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黄唐二先生可谓在作负功。
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一部中国现代史，就是画虎不成反类犬的全民失败史。引入西方文明，按外来模式改造自己的社会，是一项旷日持久的巨大的系统工程，绝非一蹴可就。可惜国人急功近利，毫无耐心，总是想“一步到位”，“迎头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当初清朝决定立宪，而革命党人决定革命，都是为了富国强兵。革命党人主张革命，那理由孙中山已经说得清清楚楚了，是为了“取法乎上”，采用共和这最先进的“机车”。国人既然浅薄到把社会改造当成是类似引入器物的简单事体，看不到西方真正的生命力所在，在发现这“机车”在中国土壤上开不起来时，自然只会有两种选择：要么倒回去坐帝制马车，要么再去引个更先进的“机车”来。
这两种方案都试过了。帝制无法恢复，因为“人人可做总统”的“民权观念”已粉碎了“天命论”。而新引入的机车便是“以俄为师”，这结果便是造成了社会的全面后退，使得中国从此陷入难以自拔（姑不说是无法自拔吧）的泥坑。
此中道理，袁世凯的政治顾问古德诺早在上世纪初就已经讲明白了，而唐德刚先生自己就引用过：“‘非继承式的寡头政治’( non-hereditary autocracy )，远不如‘继承式的寡头政治’( hereditary autocracy )之为优也。”
我已经在剖析中共制度并预言中国走向的一系列文章中，指出了现代极权制度较传统帝制恶劣万倍的结构原因。这里再重复一遍：
1） 现代极权制度永远无法磨合出一个产生接班人的法律程序甚至潜规则来，因而把过去几百年才发生一次的帝位争夺战，缩短到了七八年来一次，使得执政党成了最大的潜在乱源，国家永久生活在内乱甚至核内战的巨大阴影下。
2） 传统中国人坚信“君权神授”，因此除非在末世出现了“天命转移”迹象，否则帝王权威与生俱来，臣子绝不敢质疑甚至挑战，由此确保了皇帝的权威历久弥新，毫无磨损可能，而现代党皇则由拳头大赛决出，必然要出现“权威逐代递减”，磨耗到一定程度便会因中央丧失起码权威而天下大乱。
3） 传统帝制实行的是“不变的皇家，流动的臣僚”，由此确保了中央集权和国家的大一统，而现代专制实行的则是“流动的党皇，不变的臣僚”，最后的结局便是尾大不掉的藩镇割据局面，使得国家解体。
4） 根据以上第三第四条，传统帝王在理论上起到了制衡官僚集团的作用，而现代党皇为了维持权位，必须跟官僚集团同流合污，沆瀣一气，朝政必然比传统帝制更腐败。
5） 同理，传统帝王无论是实行改革，还是整肃腐败，都能言出法随，雷厉风行，臣僚顶多只能消极抵抗，而现代党皇即使有心，也不敢也无权推行大刀阔斧的改革，遑论整肃贪腐。这结果便是国家既有弊病只会越积越深，无法根治。政权只能以暴力摧毁，不能改良，使国家陷入以暴易暴、每下愈况的循环中。
一言以蔽之，“非遗传的专制”乃是世上可能有的最恶劣的专制制度，它的最大毛病是使得国家永远生活在不知何时爆发的活火山口上，了无“和谐”与“安定团结”可言。虽然科技进步使得暴力革命失去了客观可能，但这致命弊病决定了政权必然要在将来垮于内讧。鉴于中国已是核大国，这一阴暗前景使人不寒而栗。
遗憾的是没有多少国人看得出这可怕的隐患来，更看不出这就是亨廷顿所谓“第三波”的由来：文明的冲击使得旧式的可遗传的专制再也搞不下去了，唯一的出路是实行民主，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国家长治久安。但这只是文明融合造成的必要性（necessary），并非“必然性”（inevitable）。换言之，为了长治久安，中国必须实行民主，但能否实行尚须全民共同努力，并没有个“必然性”在那儿保障我们的前途。
令人悲哀的是，因为在现体制下实现了富国强兵那国人的永恒追求目标，朝野上下便施施然有得色，以为中国生活方式就算没有超过了西方，起码也与人家平起平坐。那位批判黄先生的无名氏就是代表，他完全是以“国力强盛与否”来衡量文明的先进程度的，因此，英国国力如今式微了，当然其文明也就不堪一提了。处在此类绝非少数的国人的视野之外的，是人家几百年来就没有过一次内战，基本生活方式就没怎么改变过。而这几百年间中国不知道爆发了多少次已遂未遂的暴力改朝换代。
有趣的是，唐德刚先生也同样发现了“权威逐代递减律”，只是他用的话语是“权力渐减”，可却把这看成是新制度相对于旧制度的优点：
“原来‘继承式的寡头政治’(做皇帝)，是属于转型之前的形态，它本身便是一种‘定型’。如今在这十年一变的，洪峰急流的三峡里，你要逆流而行，面向过去，要恢复前一期的秦皇汉武的定型，这就叫‘反动’( reactionary )了，在社会发展中作反动派，则触礁灭顶，不败何待？这就是袁世凯的悲剧了。
搞列宁、蒋介石、毛泽东式的个人独裁就不然了。它虽是个比传统帝制还不如的寡头政治，但它毕竟是个现时代的产品，是帝制转民治的中途现象。它不是个一成不变的定型；相反的，它只是个流动的、权力递减的‘转型体制’( Transitional Institution )，甚至是个‘不可或缺的恶症’( a necessary evil )。君不见蒋毛二公的权力，是超过一般的皇帝了。但是权力渐减。蒋经国和邓小平，就只能算半个皇帝了。经国一死，李登辉就只能做民选的总统了(可惜只是个偏安的小朝廷，而又心怀异志)。再看看大陆上，邓、江之间的‘权力渐减’，也是很则显的。继江者谁？吾不知也。但是继起者独裁权力之加快滑坡，则历史家打包票也。此不才之所以敢一再妄言，我国第二次社会政治大转型之完成，法治民主之真正实现于中国，或将在下一世纪中叶之后乎？”
所以，可遗传的寡头专制虽然优于不能遗传的寡头专制，但它是反动的，而孙、蒋、毛搞的非遗传式专制虽然较帝制恶劣万倍，它仍然是“不可或缺的恶症”，因为有“权威逐代递减律”！
唐老先生怎么就不想想，权威逐代递减到一定程度，就可能诱发野心家们以武力争夺帝位，而如此筛选出来的必然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那样的铁腕强人，并不会导致民主转型。若把北洋军阀、蒋介石和毛泽东按毒辣、掌握权力与专制程度排个座次（hierarchy），就连盲人都能看出中国是怎么实现这“社会政治大转型”的。唐先生到底是哪儿来的这股子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认定历史就不会重演？
综上所述，黄唐二位老先生（特别是后者）的大历史观在我看来，唯一的动人之处便是其“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无论是从学术还是思想的角度来看都乏善可陈。
最后必须再次坦白，我的“大历史观”的获得，始于70年代初阅读费正清著《美国与中国》，那是令我启蒙的关键读物之一。可惜唐先生似不能理解费正清的高明之处，竟然说费氏主编的《剑桥中国史》没有什么价值。连中国话都抡不大圆的洋鬼子竟然比中国人还懂中国事，本来就够可悲了，更可悲的是中国的专业人士竟然连鬼子的“大历史观”妙处何在都不能理解。
作者：芦笛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上一次由芦笛于2008-5-01 周四, 上午2:20修改，总共修改了1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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