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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事，未便以西方常理度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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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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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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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芦笛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中国的事，未便以西方常理度之
芦笛
我早就发现，芦粉都是智力比较出色的同志——NND，这才是无比巧妙的自吹与对读者的迎合奉承，可谓皆大欢喜。不过这似乎确为事实。我这人极度不自信，朋友的谬赞常常使我不胜惶恐，有一种开了假支票的欺世盗名感。上次见到一位朋友，我反复说：你看错人了，我不过是个庸人而已。那家伙竟然愤愤起来，正色道：你以为我是胡乱捧人的人么？咱们好歹也是见过世面的人了。此后见到一位秀外慧中、锦心绣口的淑女。备受美人谬赞，更是让我让我周身一百单八块骨头根根错位，三亿六千个毛孔个个冒汗，觉得欺骗这种美人乃是世间第一大罪恶，于是几次试图嗫嚅着说出我的真相，不料美人半庄半谐地说：老芦，你得给咱们一点credit啊。咱们并不是不识货的人，是不是？
我于是哑然，只好听任骨节脱位，汗下如浆。这倒不是说对我个人的评价已经株连到了他人头上（怪不得老毛死也不肯认错，为了那些忠心耿耿的好同志，他必须冒充天才到底），而是因为人家说的都是铁的事实，我无从反驳。惟其如此，我才忍不住在内心愤怒地呼喊：正因为你们个个都比我强，所以应该是我佩服你们才是啊！这档子事全TMD弄倒了！将来你们发现我的真相，可不要来怪我！我早就坦白交代过了！
这其实也就是我年轻时和女人来往反复交代的话。我这人心理素质很特别，既盼被爱上，又怕被爱上，生怕我日后真相暴露出来，让人家后悔，我便无地自容。记得前段曾在寒山小径上坦白过，当下小孙便指出我这其实是自私自恋，所以才会太注重自己的形象。
这或许有理，但其实是因为我这人乃是自省型的，老是下大功夫研究自己的缺点，于是便对自己的一切劣根性历历在目。当看到别人对此懵然无觉，只被我流露出来的所谓“才华”吸引时，我便觉得自己是个诈骗犯，要反复打出“香港政府忠告市民，吸烟有害健康”的招牌来，最后弄得would-be romances end up不欢而散。人家根本无法理解我这特殊心理疾患，要么觉得那不过是规避的遁词，要么觉得我这人不识抬举。
唯一能顶住这惺惺作态的女人只有吾家家主婆。当年无论我怎么警告，她都给我来个以不变应万变，相应不理。歪？昨天我和她看电视时，这老东西才交代出来，原来她当年不知死活地爱上我，相貌竟然占了很大比重！据她说，我年轻时候容貌间颇有两分仙气！“可惜现在再也没有了。你是越老越难看，日甚一日，年复一年，年年难看年年看，唉！（无任惆怅科）”
我错愕失语，我原以为对芦婆的内心世界，比对自己的掌纹还要熟悉，做夫妻做到这阵子，彼此再无秘密可言。不料这老东西那牙膏还没完全挤干净，我原来还以为她是让我的所谓才气迷得晕晕忽忽，彻底丧失神智，却原来，外表竟然还起了很大作用！这真是让我啼笑皆非，当下答道：算了吧，你眼睛不好，照相机里装的是乡镇企业出产的劣质胶片。这辈子嫁的男人到底是什么样，胶片上也只有个影影绰绰的大概其。焦点没对好，当然人像也就笼罩在仙山云雾之中，这很正常啊！气得这老东西作色道：不跟你讲了！没句好听的！
这真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批评的“下笔千言，像个才子，其实离题万里”了，还是来说正经的吧。我其实是想说，读者的跟帖常常给我很大启发，这就是在网上写作的一个优势——双方受益。读者水平越高越如此。这就是我要脱离公共论坛开小区的根本原因。
刚才看见“共产恶魔”网友说：
“中式理想社会其实就是病态社会，无论是这篇，上篇，还是老芦的所有旧作都反复说明了这一点。而且这病态社会目前还看不到有好起来的希望。‘没有证据提示中国会在未来160年内接近西方价值观’。老芦以前就说过了，这是个烂泥塘，散发着恶臭，而且这恶臭一天天的越来越浓了。”
又说：
“我党在逐渐的，有限的开明。但猛然开明起来怕是不可能，也不符合惯性定律。虽然这病态社会一天比一天腐烂，百姓却一天比一天海皮。西藏骚乱，汶川地震，奥运夺金，飞船上天。很多对我党不满的普通百姓又自觉或不自觉的站到了我党的一边。没有压力，我党更不会马上开明了。”
这确实是拙文的意思，只是我强调的是所谓“病态”是以西方标准来度量的。现在的问题是，过往160年的历史证明，中国人不会接受西方标准，未来160年内能否接受还在未定之天。既然如此，用西方标准来衡量中国社会岂不是自寻烦恼？忘掉它，改用中国标准，社会的病态不也就不药而愈了么？须知社会的病与身体的病不一样，前者是“我思故我在”，不知道它存在，它也就不存在了。知道它存在又无法强迫他人和自己一道采取西方标准，岂不是自寻烦恼？是可谓：“社会本无病，庸人自扰之。”
这当然是自欺欺人，但似乎也有些道理。
所谓“病态社会”，乃是一种文学比喻，其实算不得严格的学术表述。人体的病和社会的病固然有其相似性，但也有区别。前者是某个器官或组织出现了器质性病变或功能性障碍，导致正常功能无法发挥，引起患者痛苦，而后者则不能归结于某个社会部门的病变，而是原社会设计导致的社会矛盾的积累与加深，使得社会不能再运转下去，只能以自爆方式暂时解决那些矛盾。但社会矛盾说到底是百姓的不满心理所致，只要消除了不满心理，则社会矛盾也就消失了。
传统文化之所以能起到极大的稳定作用，正是因为它瞄准了这一点。无论是儒道释都否定人欲，儒家以清贫自持、淡泊自甘、安贫乐道为美德，道家以富贵为过眼烟云，佛家则告诉你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希望在于来世。这些都极大地消除了百姓的不满心理，使得传统社会动辄就能维持几百年。这就表明社会危机反映的主要还是人民的海皮度。
正因为此，如果一个社会的设计用西方眼光来看毛病百出（faulty），但人民却十分海皮，那就似乎不能称为是病态的。因为它是不是病，取决于百姓的感知，不取决于局外人的瞎三话四。
就拿小魔举的使得国人海皮的那几件事来说吧。我党对西藏骚乱的果断处理，满足了国人对一个铁腕霸道统治者的期待值。具有强大镇压力的党的存在，消除了国人生怕社会大乱、国家崩解的恐惧心理；汶川地震显示了极权政府组织、动员、调拨人力物力的高效率，满足了人民对一个关心民间疾苦的贤明大家长的期待值；奥运夺金和飞船上天则满足了百姓执着的文明优越感、种族优越感与权势优越感。
这些幸福感都不是西式民主社会能提供的。相反，按西方的人权观发展出来的“民族自决”只会使得西藏脱离中国，那虽不能真给中国的国家利益造成什么严重损失，反倒能使国民收入增加，却一定要给百姓带来难以承受的心理损失，让百姓大大的不海皮。
这其实生动具体地阐明了“多难兴邦”的基本原理。过去说“家贫出孝子，国难见忠臣。”其实我看是“家贫出逆子（孝顺是需要物质基础的，交不出医疗费来便只有坐视父母病死，这种事我在农村见多了），国难盼明君”，而所谓“明君”，就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敢于杀人、善于杀人的铁腕强人。做不到这点的统治者就要为百姓鄙视，老蒋就是榜样。
此所以连海外华人都要歌颂六四杀得好，杀得妙，呱呱叫，别别跳。我在85年对学生们讲的那则谢德林的寓言的确符合中国国情。不吃青蛙的国王不是好国王，没有“霹雳手段”不配作中国的菩萨，这就是咱们的价值观。你当然可以说它是病态的，但你无权强迫人民改换门庭，信奉另一种你认为是文明人道的价值观。
中共在抛弃了毛共使工农大众海皮的方式，又无法沿用儒道释禁欲主义之后，现在总算找到了使百姓海皮的替代途径，那就是“发展才是硬道理”。对稍知历史的人如我者来说，眼下的太平盛世很像传统社会王朝末年的前驱期（尤其是明朝万历年间）：经济繁荣，全民醉生梦死，以性放荡为突出特征的道德沦亡（用老话来说便是“荒淫无耻”），贫富两极分化，等等。这就是我的危机意识与忧患意识的来源。
然而我也知道，历史不会简单重演，如今的统治者的强大可绝非传统皇室可比。过去的皇朝动辄能维持几百年，如今我党虽然没有了儒道释的稳定软件，难以从根本上消解因欲望不遂引起的不满，但从苏联引入的人民控制术足可代替，更别说以中子弹、坦克装甲车、飞机大炮武装起来的钢铁长城了。如果它能维持上百年，则我辈又何必为下世纪才会到来的自爆操心？
更何况中国的事情，实在不能以常理度之。前些天卧病读茅海建教授的《苦命天子》，发现一桩很奇怪的事。
如所周知，我大明之垮，始于万历年间。《明史》断言：“明之亡，实亡于神宗”。这话不是毫无根据。万历皇帝以贪婪入骨著称于史（当然现在痛骂“满狗”的土法西斯们要说那是满人造谣，《明史》是满人编写的诽谤性作品，毫不可靠云云。那些人太无知，没听说过逃过满人文字狱的《国榷》，以及保存了大量原始档案的《明实录》，民间野史笔记就更不用说了）。
万历最大的恶政，就是绕过官僚机构，派宦官到各地去征收所谓“矿税”。太监们拿着鸡毛当令箭，到处横征暴敛，为非作歹，硬要指殷实之家宅下有矿苗，要把人家的豪宅夷为平地，趁机敲诈勒索。如果挖不出矿来，就指责左右人家“盗矿”，捉将官里去，直到把“赃银”吐出来才罢休，甚至闯入民宅强奸妇女（太监如何强奸妇女，我到现在想不明白。想来是他们的狐群狗党吧）。害得天下骚然，民不聊生。
这也倒罢了，对草民来说，最糟糕的还是不断增加的赋税。当然这也不能完全怨皇帝，盖明末边患频仍，民变迭起，朝廷要安内攘外，当然只好不断加税。据魏源 说：“ 明之末年，加练兵十有八万，辽饷、剿饷、练饷，至千有七百余万，弊亦同之。”所谓“辽饷”，指的是在辽宁作战的军费，“剿饷”则是剿灭闯贼献贼的内战军费，而“练饷”则是训练部队所需费用。朝廷每年征收赋税高达一千七百万两，这还是朝廷实得数额，被官僚集团中饱的恐怕两三倍不止。农业国本来就没有多少GDP，如此盘剥，百姓焉有不反之理？
但凡开国君主都想“万世一系”，因此即位后必然要仔细研究前朝得失。在这方面，满清做得最好。康熙爷在总结了明朝教训之后，定下了“永不加赋”的祖训。所谓“赋税”乃是传统皇朝的收入来源，“赋”就是人头税，见人有份。“税”则主要是土地税（有时又倒过来说，例如土地税称为“田赋”，总之比较混乱）。康熙根据当时的人口数，规定了一个死数，说明以后不管人口怎样增长都只能按那数额收税，不许增加。雍正把赋与税并在一起，称为“摊丁入亩”。因为田亩数不会怎么增加，而人头税又规定了个死数。这就使得清朝的税入基本成了个常数。
这似乎是典型的爱民仁政，然而到了咸丰朝便再也维持不下去了。其时我大清对外遇到亘古未见的洋强盗，对内碰上亘古难见的土强盗。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打仗第一件事便是筹措军费，这常识只有毛主席哺育出来的革命教徒不知道，咸丰爷可是知道的，但祖宗早规定了个收税常数，这战费从哪儿来？只好让疆臣自筹。“厘金”由此生焉。
所谓厘金，就是商业税，地方官吏到处开设税卡，凡是货物通过都得缴税，这用现代话语来说是“通过税”，而货物成交时也得纳税，称为“交易税”。这就是说，无论您是行商还是坐商，要做生意就得出血。
这从表面上看来似乎是明朝恶政再现，势必打击工商业，弄得民穷财尽。Guess what? 它竟然促进了中国的工商业发展，诱导出了资本主义萌芽！没有厘金制度，还真难想象“同光中兴”是怎样出现的。当然唐德刚也说了，那主要靠的还是海关收入。而海关收入之所以能托起经济繁荣，全靠中国丧失了关税自主权，由账目清楚、手脚干净的英国鬼子代每个毛孔都流着贪污的血的国人收税管账。但厘金增加了朝廷收入仍然不能忽略。它不但使得国家有钱镇压内乱，也有钱向外国支付赔款，甚至搞活了经济。
这种怪事，用西方常理根本就无法理解。鬼子不可能理解，增税之所以没有打击民间工商业，反倒刺激了它的发展，完全是此前荒谬的制度设计造成的。满清忠实秉承了儒家农本主义传统，以为农业是本，工商是末（这传统被毛泽东那只读线装书的土包子逼真继承下来了），因此扶植农业，打击压制工商。将国家收入完全限于农业产出之上。原始农业生产周期很长，增长有限，利润微薄之至，中国当然也就只可能是苦吃苦做的穷国。但谁要从事工商，则势必遭到官僚集团名正言顺的敲诈。那敲诈还与土地/人口赋税不同，并不是由朝廷规定的常数，完全是个无底洞。在这种情况下，经商如履薄冰，搞不好就要倾家荡产，家破人亡。
厘金制度推行后，工商税收成为地方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官僚集团为了自身利益，就不会再像过去那样杀鸡取蛋，而要养着这母鸡不断下金蛋。这就是公开征税反而能促进工商业发展的原理：它取代了无止境的暗中敲诈。
在始作俑者，厘金制度不过是病急乱投医的权宜之计——朝廷又要地方练兵剿灭发匪，惩罚还严峻之极——按满清军法，失陷城池，守官就得掉脑袋，又不发钱给地方，要如伟大领袖一般，“调动地方积极性”，“土法上马”，田赋又是毫无膏腴的鸡脚，实在刮不出什么油水来，当然只好去打商人的主意。但它引出来的副反应可是谁也想不到：它不但促进了民间工商业发展，而且使得地方获得了财权，中央大权旁落，地方离心倾向开始形成。这就是晚清地方自治呼声甚高，试行地方自治成了晚清新政一大内容，最终出现民初军阀割据，完成了国家崩解的重大原因之一。
所以，中国的事，若一味用西方常理来揣度，难免差以毫厘，失之千里。所以啊，说不定中国就这样一天天烂下去，到头来会烂出个好结果来也未可知。
作者：芦笛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上一次由芦笛于2008-11-13 周四, 上午11:34修改，总共修改了2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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