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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人学不好中文，赖谁？——与张鸣教授商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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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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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芦笛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国人学不好中文，赖谁？
——与张鸣教授商榷
芦笛
适才在《新浪读书》看到张鸣教授的《姑妄集》中《有关五四的一点乱弹》，对他批评新文化运动的某些观点不敢苟同。
我在旧作中指出过，所谓“新文化运动”，其实就是文化领域里的西化运动，以胡适为代表的先贤们从西方引入了先进的思维方式与研究方法，对所谓“国故”亦即传统文化的一切领域都作了“整理”，其实也就是仿照西方模式，全面新建或改建中国文化，不但使得中国从此有了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而且还使得中文首次变成了相对称职（只是相对古文而言，现代中文仍有继续改革的很大必要）的学术语言。
在鬼子打进来之前，中国缺了大量学科，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各科不必说，就连所谓经学乃至诸子百家，也只是真伪难辨的原始材料的杂乱堆集，不配称为学术。上下两千年，连本合格的教科书或学术专著都没有。教育只有一门——政治课或曰德育课，就连文学与历史（《诗经》除外）都得靠自学，无论是私塾还是书院都不兴传授。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人才算首次有了自己人编写的思想史、哲学史、文学史，才知道该怎么搞学术研究，从此有了自己的学术，也有了勉强合格的学术语言——严重西化了的语体文。毫不夸张地说，新文化运动乃是中国在遭受先进文明冲击下首次（也是唯一一次）作出的积极的有益的应答，是中国文明的全面重生，应该算是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可惜因种种原因未能延续下去。
张鸣先生似乎也看到了这点，虽然他未能看到胡适等先贤引入的西方思维与治学方式，却也看到了“五四白话……就是英语化的文体”，而且承认：“实际上，西方的人文社科学科的分类体系，也是通过五四新文化运动得以在中国学界确立。在此之前，至少文史哲跟经学还扯不清关系，哲学和哲学史，文学和文学史，都是一笔糊涂账。” “毋庸置疑，中国的教育界推行五四白话，对于引进西方思想的启蒙，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很难设想，如果没有###的这一举措，中国的社会科学现状会是什么样子。”（芦注：#号是原有的，大概属于敏感词吧）
遗憾的是，张先生似乎把这功劳完全归结于国语的改造，却没看到这主要还是引入西方研究方式的结果。蔡元培先生早就在他为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作的序言中指出了，胡适先生通过那本书，向国人演示了该怎么去做研究，那就是使用“证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与“系统的研究”。这些都是从西方学去的。据冯友兰说，蔡元培1921年去美国考察，在会见中国留学生们时，就语重心长地告诉大家，要把鬼子“点石成金”的那个手指头学回来。冯友兰解释说：“那个手指头就是方法，当然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冯友兰自述》，载《新浪读书》）张先生看不到新文化运动的最大贡献，却把文明的再生归结于汉语西化，似有买椟还珠之嫌。
当然，汉语西化也是个重要因素。所谓汉语西化，就是汉语的规范化与学术化。语言有两重功能：充当学术载体或艺术载体。传统社会生活简单，人的内心活动没有现代复杂细腻，文言文作为艺术语言相当成功，而且古人也没有什么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所以并不需要什么学术语言，所以它在闭关自守的时代尚可对付。
然而在国门打开后，随着西方文化潮水般涌入，冻结在中古时代的中国社会被迫复苏，“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与国际接轨”，古文的原始粗放性便暴露无遗。作为艺术语言，它缺乏反映新事物的名词与反映现代人复杂细腻微妙情感的形容词与复杂行为的动词。作为学术语言，它缺乏大量反映西式抽象概念的词汇（特别是抽象思维所必需的词汇）。因为是单句语言，它不但缺乏学术载体所需要的规范性，而且缺乏足够的复杂、清晰与精准度，使得它无法载运只有复句语言才能胜任的抽象思维（主要是指叙述性学科诸如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等）。
白话文运动就是在这背景下展开的，它与新文化运动的其他内容一样，乃是先贤们追赶西方的努力。没有这文字改革，则中国既有的语言载体根本就无力反映现代的复杂生活，遑论培养出自己的学者，只能像非洲国家那样，靠引入英语来作为自己的学术语言甚至艺术语言。它的意义并不是如许多人认为的那样，只是把语言从一种死亡两千年的书面语改成了口语，而是把一种原始落后、不改革就只会让读书人统统变成文盲的语言，全面改造成了勉强可用的现代语言。此所以我为何要在旧作中把白话文运动赞为“五四从西方引来的文明救命活水”。
张鸣教授看到了白话文运动对汉语语法的改造，注意到用人为制造的“的、地、得”来区分不同句子成分（其实这是后来的改革工作，似乎不是五四那阵子的事，起码鲁迅从来用“的”作状语或补语），以及大量制造反映现代生活以及为抽象思维所必需的新词汇（有许多是日本人先制造，咱们又引进来的，其实这从晚清就已经开始了），却看不到这是把单音词扩展为复杂的多音词的重大革命，更忽略了先贤将单句语言改造为复句语言的种种尝试，诸如效法英语的各种状语从句，制造出各种相应的连接词来，等等。
当然，这些改造毕竟还是受到了汉语的固有限制，例如定语从句就始终无法引入汉语，而这对叙述性学科非常重要。即使如此，和古文比起来，现代中文仍可算“新旧社会两重天”了。
这些工作我已经在《五四从西方引来的文明救命活水》中简单介绍过了。离开这些改革，现代人实在没有思维的可能——就连“抽象”、“具体”；“一般”、“特殊”；“主观”、“客观”；“宏观”、“微观”等起码词汇都没有，还谈什么最低限度的抽象思维？张教授没能意识到新文化运动使得中文从简单到复杂、从粗放到精细、从低级到高级上了一个大台阶，却使用“抓牛鼻子”的“纲式思维”，认定“‘须讲究文法’一条，显然是五四白话的灵魂”，堪称遗憾。
尤其无法同意的，是张教授似乎认为白话文运动降低了汉语的艺术载体功能。他说：
“译介西方的文学作品，五四白话好像就没这么大的优势，至少在民国时期，人们用五四白话翻译的东西，好像没有几个能抵得上林译小说中的精品。一个不懂外文的人，通过中介，信手翻成的文言，其魅力至今不失，能让钱钟书这样学界公认学贯中西的掉书袋大王佩服，可见文言中的话语神韵，跟西方文学作品有可以相通的地方。”
林琴南以及其他人的文言译作我也拜读过，个人觉得那与文革前出版的电影说明书也差不多，也就是个简介而已。雅则雅矣（鲁迅的《域外小说集》好像还谈不上这条），也十分通达，然而“信”是断乎谈不上的。谓予不信，请去将《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块肉余生述》、《巴黎茶花女遗事》等书与后人用语体文翻译出来的对照一下，看到底是谁译的更忠实。
其实我在上面已经说过了，古文反映的是远古的原始生活，没有足够的词汇与复杂的句式，去反映现代人相对复杂精致的的内心波澜，哪有什么“文言中的话语神韵，跟西方文学作品有可以相通的地方”？例如《大卫•科波菲尔》上的这段描写：
“'How is she?' said my aunt, folding her arms with her bonnet still tied on one of them.
'Well, ma'am, she will soon be quite comfortable, I hope,' returned Mr. Chillip. 'Quite as comfortable as we can expect a young mother to be, under these melancholy domestic circumstances. There cannot be any objection to your seeing her presently, ma'am. It may do her good.'
'And SHE. How is SHE?' said my aunt, sharply.
Mr. Chillip laid his head a little more on one side, and looked at my aunt like an amiable bird.
'The baby,' said my aunt. 'How is she?'
'Ma'am,' returned Mr. Chillip, 'I apprehended you had known. It's a boy.'
My aunt said never a word, but took her bonnet by the strings, in the manner of a sling, aimed a blow at Mr. Chillip's head with it, put it on bent, walked out, and never came back. She vanished like a discontented fairy; or like one of those supernatural beings, whom it was popularly supposed I was entitled to see; and never came back any more.”
本书最早的译者似乎就是林纾，但我在网上既找不到他的《块肉余生述》，也找不到看过的民国大师的生动译作，只能找到现代文盲的重译，原著生动幽默的风格完全丧失了。只好不揣浅陋，硬着头皮翻译如下：
“‘她怎么样？’姨婆抱着双臂问，帽子挂在一只胳膊上。
‘嗯，夫人，我希望她很快就会觉得舒服多了，’齐利普先生答道，‘当然是一个年轻母亲在这种凄惨的家庭状况下能有的舒服。现在去看她没什么问题了，那可能对她有好处。’
‘还有她呢？她好吗？’姨婆严厉地问。
齐利普先生歪了歪头，像一只温顺的鸟一般看着姨婆。
‘我说的是婴儿，’姨婆问道，‘她怎么样？’
‘夫人，’齐利普先生答道，‘我还以为你已经知道了呢。那是个男孩。’
姨婆再没说一句话，她抓住帽子带子，把帽子拿起来，犹如拿起一个投石器，照着齐利普先生的头瞄了瞄，然后把它戴在头上，走了出去，就此一去不返。像一个失望的仙女，或是像大家都认为我能看见的鬼魂一样，她就此消失，再也没回来过。”
在我模糊记忆中，林纾的译作非常简略，略去了大量细节描写，这段话他根本就没译出，也不可能译出——文言无法区分“他”和“她”，而没有这一关键区分，读者就不知道这段对话的“包袱”在哪里，而温良恭俭让的大夫又何以产生那误会，更不可能领会姨婆因心灵受创养成的强加于人的偏执性格，对男人乃至男孩的憎恶，对女婴的殷切期盼，以及对“糊涂嫁人”的产妇的安危漠不关心。整个episode流露出来的幽默气息，我从未在古文中见过（其实就连“幽默”这个词都是进口的，咱们只有“诙谐”，那与幽默并不一样），也微妙到无法用简约的古文传达。它投射的微妙的心理活动与复杂性格，就更非古人所能有，或是古文能表达的了。
又如这一段：
“Having issued this mandate with as much potentiality as if she had been a recognized authority in the house ever since it had been a house, and having looked out to confront the amazed Peggotty coming along the passage with a candle at the sound of a strange voice, Miss Betsey shut the door again, and sat down as before: with her feet on the fender, the skirt of her dress tucked up, and her hands folded on one knee.”
“贝西小姐下了那命令，宛如自有这房子以来她就是公认的一家之主。听到这陌生的声音，吃惊的辟果提端着蜡烛，沿着走廊走来。贝西小姐朝外看了看她，又关上门，像先前那样坐下，把双脚放在炉栏上，裙子的下摆卷了起来，双手叠放在一只膝盖上。”
这段话在英文中只是一句话，只是句子结构相当复杂而已。上面已经说过了，白话文运动的一大改革，就是试图把中文从单句语言扩展为复句语言。然而即使是用现代中文，也无可能照样翻译这长句子，只能拆成多个短句。请问，基本是单句语言的古文，又该如何传达原文神韵？事实上，即使拆成短句，古文里也见不到描述一系列动作的短句。它们如同瀑布层层连缀而下，给人一种动态感。上引那段姨婆出门的一系列动作也是如此。这不符合古人简约的表述方式，在古典文学里根本就看不到。
至于“至少在民国时期，人们用五四白话翻译的东西，好像没有几个能抵得上林译小说中的精品”的豪断，我也不知道张教授是怎么做出来的。我的感觉恰好相反，我一向认为民国时代的语言大师都荟萃在翻译界中，其文字功力远远超过了小说家或散文家们。傅雷、戈宝权、李青崖等人的译作，读来令人齿颊生香，那表达力绝非文言文可以望其项背。
这说来也是必然的，以艺术语言的角度观之，白话文的勃兴极大地增加了汉语的词库与句式，但并未废除原有词语，可谓兼收并蓄，因此表达能力当然要倍增。这结果当然只可能是，文言可以表达的，现代中文一定能表达，而现代中文能表达的，文言未必能表达。上面那两例就足以证明这一点。
我不是文学家，但从我自己的体会来说，我认为经过西化改造的中文作为艺术语言，表现力得到了极大的增强。无论是写景，是状物，是抒情，其艺术效果都不是文言可以达到的。写景能让你历历如见，如选入中学语文教科书的老舍的《在烈日和暴雨下》（似乎是从《骆驼祥子》上摘下来的，但不敢肯定），绝非唐宋八大家的笼统景色描写可以比拟于万一，抒情能让你回肠荡气，甚至热泪横流，也不是《陈情表》之类经典范文可以做到的。
当然，如果张教授那句话改为“民国以后培养出来的翻译家的作品，好像没有几个能抵得上林译小说中的精品”，则或许能成立也未可知。现代翻译家或许精通外语，却不幸基本是中文盲。读他们的译作乃是暴殄天物。最奇怪的是明明有了大师的翻译，层出不穷的文盲们还要出来“劣币驱逐良币”，《大卫•科波菲尔》好像就多次惨遭他们的蹂躏。
尤可怪者，乃是张教授认为现代中文教育相对于传统教育是个失败，并将它归结于白话文运动：
“凡事有利则有弊，中小学汉语的教育自采用五四白话以来，成绩不敢恭维，这种教法，实际上是让学生学一种洋化的语文。这种语文，既跟古代汉语不一样，跟学生日常的口语也不一样。被西式语法切割过的汉语，实际上已经不是汉语了。在大的方面，违背了汉语学习的规律，既不讲究声韵，也不讲究对仗，更丧失了汉语原本的灵活性和模糊性。从‘天地玄黄’改成‘人口尺石’，从‘郁郁乎文哉’改成‘早晨起，上学去’，从对对子变成造句子，改变的实际上是汉语的内在规律。因此，我们几十年的汉语教育，至少在启蒙阶段，在教学效果上，远远赶不上过去比较好的私塾。用我们的语言大师吕叔湘的话来说，我们的母语，花几万学时来教，却教不好。这样的教育，其根子在五四。”
我已在旧作中解释过了，一般人的误会，乃是以为语言是天然形成的，却不知道文明国家的语言都有两种来源，一是草根来源，一是精英来源，因而都由两重成分组成。比较成熟复杂的语言，都经过语言学家的整理与精制，再通过学校传授给学生，推向民间，最后成为流行的语言。英语也曾经过这个过程。新文化运动不过是干了英国人在中世纪晚期干的事而已。如果因为中文在整理精制过程中借鉴了外语，就认为那“实际上已经不是汉语了”，那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等深受希腊文、拉丁文的影响，许多词汇直接就是来自于后两者，文法就更不用说了，那是不是我们也可以说，它们不能算是那些国家的语言呢？日语又该怎么定性？
把讲究声韵和对仗当成遵循“汉语学习规律”更是令人无法理解，这么说，韩愈等人发起古文运动，淘汰了最讲究声韵和对仗的骈文，也是“改变汉语内在规律”了？我在旧作中反复解释过，白话文并不是从新文化运动开始的，此前也有旧白话文，《红楼梦》、《孽海花》等就是代表作。它与新白话文的区别，只在于未经西式加工改造，直接取自民间口语，然而那同样不讲究音韵与对仗，是不是那种文体也是违反了“汉语学习规律”？也不算真正的汉语？作者 “真正的汉语”不知道何所指，其定义可得而闻否？
最令人困惑的，还是不知道作者究竟提倡什么，到底是主张恢复文言教学，还是主张以纯粹的口语编写教科书？依愚见，无论是哪种，都根本不可行。
传统教育的特点，是它根本不管儿童是否理解，唯一的学习方式便是背诵。教师从不讲解，强迫学童死记硬背下一大堆他们根本不懂的经文。照郭沫若的说法，这种蛮干式教育也有它的道理，其实是歪打正着，那就是充分利用了幼童记忆力很好、理解力尚未发育的特点，让他们死死记住一大堆古奥的文字。因为是发蒙时代以肉刑为威胁逼着记下来的，因此特别牢固，甚至可以终生不忘。等到他们成年后，理解力发育起来了，再反刍出来，就自然而然地明白原来记住的那些P话是什么意思了。经过这种斯巴达式的野蛮训练，古人对经典的熟悉程度当然就绝非现代“大儒”可比，写起古文来当然也就要比洋学生像回事。
但这不是说他们的文字功夫就真的高过了现代人。谓予不信，请去看看五四先贤们写的白话文。胡适不必说，鲁迅、周作人等等的白话文，只能用“青涩的半成品”来描述，与后世的林斤澜、汪曾祺相比完全是两回事。以为背诵古文就能提高学童的白话写作能力，窃以为无法成立。
而且，传统社会不把孩子当回事，家长根本不关心孩子的心境如何，这才有可能让西席老夫子使用肉刑威逼孩子去背诵经典。这在人权观念开始普及的现代中国根本就不可能重演。再说，古代就只有一科：政治课。私塾传授的也就是四书五经以及如何作对子、写八股文。此后长大成人，终生也就只在文科里折腾，自学点经史子集。终身全日制地投进去，当然古文掌握程度绝非现代人可比。然而现代人学的科目那么多，摊子铺那么开，投入既少，产出当然就不可能如单打一那么高，此乃情理中事。甘蔗没有两头甜。要让现代人学会基本没有用处的古文，就让孩子去遭那大罪，我看没哪家家长愿干。即使愿意，也只能制造出百无所长的废物来，如古人一般，连基本思维能力都欠奉，谋生之技就不必说了。
如果张先生的意思不是要复古，而是要废除现代中文中的西化部分，用民间口语编写教科书，使得“语”和“文”的界限彻底消失，则窃以为那非但是一种倒退，剥夺了学童享受先贤心血结晶的机会，而且也毫不可行。这道理再简单不过：汉语有无数方言，因此书面语言不可能口语化，否则就再不是统一规范的语言了。其实西方的书面语与口语也有相当大的距离，从未听说过有人抱怨那影响了国语教学。
综上所述，我认为张教授对白话文运动的“流弊”的批评不能成立。
不容否认，现代中文教育水平确实很差。瑞典汉学家马悦然与德国汉学家顾彬都作了类似的批评，都认为民国以后中国文学下了个大台阶。根据《新华网》报道，顾彬告诉大陆传媒，在许多德国读者眼中，中国小说属于庸俗文学，一般只有没有什么文学水准的人才会看。“1949年至1979年时 期的中国文学无法远离政治，1992年以后的文学则与市场太过亲密接触。小说不能从内在看人，而是从外在看人，描写城市写不出城市的味道，老舍笔下的北京太棒了，现在有谁能真正写出北京的味道？”在他眼中，中国当代文学简直就是一个“重症病号”。由此看来，中国人学不好中文，恐怕还得去别的地方找找原因。
作者：芦笛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上一次由芦笛于2009-9-25 周五, 上午10:04修改，总共修改了2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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