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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一平:多余之余--再读瞿秋白(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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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一平:多余之余--再读瞿秋白(一)   
所跟贴 一平:多余之余--再读瞿秋白(一) -- Anonymous - (7948 Byte) 2003-1-23 周四, 上午10:26 (171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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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一平: 多余之余--再读瞿秋白 (二) (70 reads)      时间: 2003-1-23 周四, 上午10:29

作者:Anonymous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一九二三年六月,《新青年》1期发表瞿秋白“赤潮曲”,十月《时事新报.文学》



92期,发表他的“铁花”。其文字和瞿秋白以前的写作判若两然。“猛攻,猛攻/捶



碎帝国主义万恶丛/奋勇,奋勇/解放我殖民世界之劳工”。“工厂里燃着不熄的火



苗/照耀我这壮勇无畏的胸膛。我吹着铁炉里的劳工之怒/我幻想,幻想着大同。”



我们注意一下瞿秋白年表:21年五月瞿秋白经张太雷介绍入党,同年参加在彼得堡



召开的远东民族代表大会,九月派往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任教;22年底,陈独秀到



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瞿秋白任其翻译;23年一月,瞿秋白随陈独



秀回国,六月参加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当选中央委员,并参加国民党;24年五月,



瞿秋白参加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并参与大会宣言的起草工作。短短三年,另一



瞿秋白,另一种瞿秋白的语言已经成立。他由一个困顿悲观的青年已经进入中国权



力的上层,他投身俄国有了回报。此时他只有25岁,即使是在正常的社会,出身官



宦世家,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取得这个地位也是难能的。显然他走了捷径。司马璐

《瞿秋白传》中,有一段说得很好,“他像一般中国士大夫一样,一心要出类拔萃,



在国内走投无路,最后在苏联的诱惑与制造下,有一个当傀儡的机会,虽然结果是



一个悲剧,但在当时来说,总算满足他的‘出头’的欲望了。”21革命是权力的捷



径。“要做官,杀人放火受招安”。当然,我们不能完全说瞿秋白的道路是投机。



他可以选择去不去俄国,不加入共产党,但是他一旦卷入,其后的命运就不再取决



自己。他参加远东民族代表大会,不由自己;他到东方劳动大学任教,不由自己;



他任陈独秀的翻译,不由自己;而他随陈独秀回国,参加中共中央工作,是因为共



产国际不满意陈独秀,派瞿秋白去控制中共。在共产党的权力斗争中,其不过是一



枚移来挪去的棋子。他的好运,及他以后的厄运,都不由他自己。瞿秋白得到了他



在共产党之外,所不能得到的地位、权力、荣誉,甚至是爱情;但是他也交出了自



己,即对共产党之信仰、组织、权力无保留的服从。这个代价之高昂,由灵魂到肉



体,由语言到行为,实则是他的全部生命。作为一个二十一岁的年青人,这是他当



时所不能意识到的,他在青春的盲目中。



怎么可以想象“雪意凄然心惘然/江南旧梦已如烟/天寒沽酒长安市/犹折梅花伴醉眠”



的诗人会写出“赤潮曲”“铁花”的作品呢?这两首诗象征性地说明了瞿秋白发生



的变化--个性人格向群体人格的转化。“在这烟气迷天的工厂里/锻炼我的铁花,

火涌”,这是一个强迫性的个人公众化。其进入公众,融于公众,“我真爱上了,



舍却不忍”;进而代表公众,替公众立言,取得公众权力。“我吹着铁炉里的劳工



之怨/我幻想,幻想着大同/引吭高歌--醉着了呀,群众!”“奋勇!奋勇!/解放

我殖民世界之劳工。”这里我们看到个人与公众群体,与公众群体权力的转化。个



人进入群体,由进入群体摆脱个人的孤单--个人孤零得到解救,并在群体中得到

安全和彼此鼓舞的信心、勇气。“工厂里燃着不熄的火苗/照耀我这壮勇无谓的胸膛”。



在作者类似的作品中,大量选择了“ang" 、"ong"等开口的洪亮发音,作品的色调



也转而明亮,生命的情绪激昂、乐观,词汇也大量使用“工农”“世界”“洪炉”



“群众”“大同”“光华”“解放”“灯塔”--,这类群体性大众化的社会流行

词语。这和作者本原的 “惨惨的月色,冷冷的秋风”,“沉寂、恐怖、凄凉、悲惨”,



“只秋色淡缘/无处觅霜痕”的世界全然不同。个体在消融于群体,溶於群体精神的



时候,也即解除了他孤零、冷寂和对外界的恐怖,而得到慰籍、意义、信心和勇气



--这是人群居的因由。但是后者的得到,是以对个人的放弃交出为代价。二者为

正比,交出的越彻底,得到的越充分。正常社会,人是持中状态,人即不能完全交



出自己,也不能彻底孤零。而人在危机中,就置于两向的极端--个人的极端孤零无



助;与极端的群体性,宗教为之代表。受生存支配,前者自然地转向后者,只要有



适应的机会和条件。五四后,大批追求个性自由的青年投身不自由、无个性的共产



主义,即是由於他们的孤零、无助无望之危机。丁玲--莎菲女士投身延安,似乎

不可思议,实而却再自然不过。



值得注意的是,瞿秋白这样一个脆弱、孤零、悲哀、自怜的人怎么转换了他和世界



的姿态与关系?正是在共产主义的极端精神和极端化的群体中,微弱孤立的个人获



得群体的认定、情感和依靠;接受其精神,得到存在之价值、意义与信心;由对世



界的绝对之否定,而有对自身的绝对之肯定,并在虚拟的新世界中掌握权力;由此



他便由一个社会底层的被压迫者、遗弃者而成为世界的主人、拯救者和即将的掌管



者。不同于宗教,共产党要求的是此世,而得到此世的道路是暴力。而暴力正是释



放仇恨、压抑、扭曲心理的通道,暴力的期待是胜利、占有和权力。暴力永远都存



于人的本性。但是共产主义的高尚理想赋予暴力以合法性。个人投身共产党,其回



报不在他于其中得到的权力、物质,而在其生命的姿态及与社会关系、位置的改变。



这也就是49年前,中国大批青年学生、小知识分子投身共产主义革命的原因。瞿秋



白“多余的话”尽管很坦白,但是没有分析个人这一层心理。当然,我们不能如此



要求,那是另一时代。



共产主义实际上是人的末世情态,具有一定的宗教性。它承有犹太教、基督



教的传统,是其反叛的异端。他们的精神、组织、行为极端之至,具有极端的否定



性排它性,极端的群体化和趋向毁灭的暴力性。人只要介入,就必须与之同构。瞿



秋白说自己“确是一个最懦弱的‘婆婆妈妈的’书生,连杀一只老鼠都不会的”22,



但他投身共产党,并被安排为一个共产党的领袖,即起草了“八七会议”宣言,推



动、领导了中国各地的武装暴动。他赞扬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农民要政权和



土地,一定要自动手,一动手自然要侵犯神圣的绅士先生和私有财产。他们要解放,



他们实在‘无可过分’”。当时的口号是“杀尽一切土豪劣绅”,还有“烧毁城市



的倾向”23瞿秋白是个自怜悲哀的人,敏感、聪慧、多思,他说自己是“多余的人”,



他的生存状态本是孤零、厌世、趋於自毁的,但是他成了共产党,他的才华、生命



就在布尔什维克运动中“党”化了。他起草了诸多的共产党文件,有诸多的讲话,



在这些文献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他用汉语阐述俄国共产国际的旨意,也可以看到他



享有权力的昂奋。“现在的时期,是世界大战后第三时期的资本主义总危机上有发



展着全世界的经济恐慌---”24,“国际第六代表大会上,我就责备布哈林对於‘第



三时期的不清楚’。另一方面,我们要注意斯大林同志之报告---”25,“这一部分



我完全不讲了,目前党的第一等重要的任务是建立苏维埃根据地。”26这不该是瞿



秋白的声音,他的话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口气和势头?这是权力的语言,他显示了其



后俄国的势力和声音。庞大的势力使他享有了生命的虚幻与膨胀。瞿秋白充分发挥



了他的语言才华,他清晰的逻辑和准确的现代词语规范了中国共产党的官方语言,



奠定了由延安到新中国的新华语体的基础。瞿秋白是二三十年代,中共布尔什维克



思想的主要阐述者之一,他撰写了大量政治批评宣传的文章,他的文艺思想甚至最



后演绎为《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他的这些文字体现了共产党极端的否定精



神,批判一切,偏执激烈,鼓动暴力颠覆世界。“三民主义的‘理论’不能够离开



猪猡生活,只有猪猡生活的人,他才相信‘三民主义是唯一救国主义’”27 “你们



这些帝国主义的奴才们现在似乎聪明了些,懂得了许多事情,但是你们还应该懂得:



--中国工农不但要消灭你们,而且连同你们的主子--一切帝国主义--都统统赶

走,而建立劳动者自己的国家--” 28;“中国的文字革命必须彻底废除汉字”29,



“陈旧的中国象形文字从各方面说来都是过时的残渣。拼命倒退历史车轮的反动派



的中国反动派黑暗势力死死抱住这种残渣。”30“中国式的中世纪的毛坑,以及中



国买办和资产阶级的奴才性的‘精神文化’,应该同着绅商军阀和帝国主义的统治,



--打扫得干干净净!”31。我们难能想到,“如果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32,



这是瞿秋白由高尔基翻译来的。瞿秋白写了大量的空泛煽动漫骂式的政治口号。其



让我们为瞿秋白的语言才华感到愧疚。如果说他的某些逻辑严谨语言准确的理论文



字尚能阅读,那么这些漫骂口号就不能使人容忍了。由之我们也知道文革不是偶然



的,它的思想语言不是偶然的,有其历史渊源和传统。瞿秋白是此传统的制造者之

一。





一个共产党人,向外其常常是昂扬自负有激烈的否定性攻击性;但是于内其又



常常是惶恐不安,唯是唯诺,他们总是生活在动辄得咎不知所措的恐惧中。共产党



以对内的残酷斗争杀戮威慑个人,而保持群体的一致,集中其力量。而于内的恐惧



也正产生向外的否定和暴力;对外的否定和暴力攻击消解人的恐惧,转化其被控制、



否定的状态,得到存在的肯定和权力感。中共之胜利的原因之一是其组织的有效;



而其组织有效,既需以残酷斗争杀戮为威慑手段,消灭异己,集中群体,使恐惧转



为对外的暴力能量。这是共产党组织的中心秘密。自瞿秋白路线后,他一直不断地



向“组织”和共产国际检讨、批评自己。“我这种错误是不是偶然的呢?决不是的。



因为对於许多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例如第三时期问题,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关系



题--,我从六次大会以前直到三中全会前后,都有好些和立三同志大致相同的观

点。--所以立三路线,亦可以叫他做秋白路线。” 33 “我现在公开对国际执委

和中国全党揭发和承认自己的错误--懦弱的腐朽的机会主义。” 34 “当时对於

莫斯科学生中反对中大支部局的李剑如等同志,对於这个小组织,我采取了保护态



度,以至不但不能反对派别斗争,反而自己陷於派派别斗争的泥坑,这是因为我当



初有过富农问题等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35 “最近两三个月,我在《斗争》



上发表了一些短评。这些短评里--自然不只是这些短评--暴露了我的机会主义

的错误。--我以前是在机会主义的立场上,恐惧着革命方面的困难和弱点,而用空



洞的夸张来安慰自己,自欺欺人,后来,在这同样的立场上,又走到另外一个极端。



--假使不是中央的指示,假使不是两次讨论和同志们的批评,我也许到现在还没

有明白自己的错误。” 36 他的这些检讨,开始是挺身赴难,为共产国际受过;之



后是见势低头,甘心认错;最后则是惶惶恐恐,自贱自渎。而所谓的这些错误、机



会主义不过是共产国际朝令夕改的指示,或党内权力派别的斗争和捕风捉影的恐惧。



共产党之神化需要不断牺牲个人,承付其过失和责任,以建立其精神、组织、领袖



的神圣权威。二七年革命失败后,“瞿秋白又表示他这几天在庐山与鲍罗庭冷静的



研讨,认为中国是革命失败了,责任问题要有交代。中共一切,虽然事实上是遵照



共产国际的指示进行,但不能让共产国际担负这个失败的责任,因为莫斯科威信的



失,将会影响世界革命,也会助长托洛茨基攻击斯大林的气焰--,中共中央只有

挺身出来担负这个责任。”“瞿秋白更具体的表示,如果这一失败责任要由中共中



央政治局全体来担负,中央的领导就会破产,损失也太大了。--我们不如把全部

的失败责任,推在他(陈独秀)一人身上。而我们自己应该站在拥护共产国际的立



场上,反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这样才能稳定中共中央的领导。”37瞿秋白牺



牲了陈独秀,但他自己也成为这样的牺牲品。



但是我们还要看到,在瞿秋白的自我检讨批评中,很多甚诚恳,他真心以为



自己有了错误,应该批评纠正。他在《多余的话》中,仍有许多对自己检讨。这只



能出於真诚。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多余的话》话如此坦率,他没有必要再做作,



他完全是出於对自己的真诚才有此批评。实际他的这种真诚,是起于宗教的内心忏



悔情节,和事情的对错并无关系。置身其中,他必须内在认定“领袖”、“党”、



“主义”绝对地英明正确,不容怀疑,而所有的问题都是我们自身的错误过失,因



此我们需要不断地检讨批判自己。在宗教中,这也就是人通过不断否定忏悔自己,



而保障神的绝对性和对神的绝对服从。我们说共产党具有宗教性,因为“领袖”、



“党”、“主义”超乎了政治、社会而具有了精神的绝对性和崇拜性,其有对成员

使

之绝对服从的控制性。不同于社会法律、甚至军队纪律,它的控制是绝对的,并且



是通过成员的精神主动性来完成的-即不断地对自己的检讨批评忏悔,彻底否定自

己,消灭自我意识。这就是共产党自我批评的意义。宗教的忏悔,来于信仰的真诚,



也来于恐惧-神的处罚。忏悔显示真诚,免除处罚;真诚是取悦神,获取神保护的

根本。而真诚的产生来于恐惧,这也就是为什么越悲惨越不幸的人越有对神的真诚。



在宗教中,其以神罚的恐惧,驱使人们走向对神的真诚。共产党以唯物主义为教义,



其无法以虚拟的惩罚为恐怖,因此它需要不断进行内部清洗、斗争、杀戮维持恐怖,



以保证成员的效忠。所谓共产党的真诚是以迫害的恐惧为依托的。没有迫害的恐惧,



其组织即丧失其对成员的控制力,而趋於解体。《多余的话》中,瞿秋白脱离了共



党的政治,组织,甚至是他的思想和情感,他称自己是一个“叛徒”。但他的精神



的某一方面,却还依然保有他对共产主义,和国际共运的真诚。此真诚,可以说是



瞿秋白可爱人格的一面,但也包含其被共产党“宗教”塑造的结果。



瞿秋白说自己31年离开中央政治机关,“实际上从此脱离了政治舞台”。但



是他还在党内。他在瑞金有几篇文字很说明他被政治的控制。“节省每一粒谷子来



帮助战争”、“努力开展我们的春耕运动”、“阶级战争中的教育--论教育系统

的检举运动”,其口气很似50年代《人民日报》阶级斗争的社论。“隐藏在苏区的



地主、富农、奸商们,正在响应帝国主义国民党的进攻,他们用着一切阴谋来破坏



苏维埃的每一设施,破坏群众的每一动员工作。”38 “一切冒充工农偷窃土地、毁



坏农具、屠杀耕牛、传播封建迷信破坏春耕的反革命分子,都应该受着严厉的镇压。”



39 “经常而切实的检查工作,以及突然的‘轻骑队式的袭击’,在这次检举运动中,



应该可以暴露那些埋伏在教育系统之中的阶级敌人,或是两面派的机会主义者。--

而检举运动应该是伟大的群众运动。”40瞿秋白的这些声音,也正是50年代后,中



国许多知识分子的声音。他们在迫害的恐惧中,参与迫害;被迫害,而站在迫害的



一方,以提高迫害的声音,逃避迫害,表明自己的清白。瞿秋白的这些文字很让人



痛心,因为这个时候他对政治已经“倦怠”“完全没有兴趣了”,他不再是个信奉



者,而只是敷衍搪塞。当然,我们可以理解他,此不过是“例行公事”,“扮演一



定的角色”。但是这些“敷衍”“公事”却发生着对人的迫害。严厉些说,他隐藏



了自己,却迫害了他人。共产党对内的残酷的斗争和清洗,确立了它的原则,如果



你不检举迫害他人,就不能自存。



共产党作为极端化的群体军事组织,投身其中也就意味献身,其只有主义、



组织,而无个人;个人需要绝对地“党”化。绝对地交出自己、服从,是个人被其



接受的前提。共产党总是在内部进行残酷的斗争和不断的杀戮清洗,其功能就消灭



分解因素,威慑个体,保持群体的绝对一致,以求对外武装行为的效率。如果其组



织不能保证绝对的一致,其也就不能取得对外的胜利。瞿秋白,浪漫的才子,谦谦



的书生,温情的小布尔乔亚,注定他是适应不了共产党内部残酷的政治斗争的,他



注定要被之消灭。但是他投入了,即不能退出。凡绝对的选择,大多是一次性的。



赌注押上了,就不能抽回,只能听任轮盘。由於他的所得,由於他的许诺和位置,



于他的自爱和道德,也由於他的懦弱和共产党的组织威慑,他没法再选择,只能

“勉

强”自己。为了控制中共,共产国际让他回中国;因为要搞掉陈独秀,瞿秋白被安排



为领袖,主持中央政治局工作;因为要代共产国际受过,瞿秋白承担了“八七会议”



后的政治责任;他在莫斯科做共产国际代表,因为斯大林、布哈林的权力斗争,他



被解除职务;为了清算“立三路线”,他被指派回中国主持六届三中全会;共产国



际指令王明领导中共,瞿秋白的中央职务即被解除;同年他到上海养病,与鲁迅结



友,参与左翼文化活动;因为有碍延安对左翼文化的领导,他被调到瑞金,此时他



身患重病,与妻子同行的请求亦被拒绝;中共中央决定突围长征,“决定瞿秋白同



志在瑞金坚持工作”,此无异于对他的抛弃。瞿秋白三五年二月被捕,六月处决。



刚得到权力的时候曾经有过兴奋积极,但他在共产党组织中基本是被动的,任人左



右,委曲求全。瞿秋白说自己:“...差不多完全没有自信力,每一个见解都是动摇



的,...总希望有一个依靠。”“我向来没有为着自己的见解而斗争的勇气...。优



柔寡断,随波逐流。”“其实我很怕争论的。我向来觉得对方说的话‘也对’,

‘也有几分理由’。...我似乎很懂得孔夫子的忠恕之道。”“我有许多标本的‘弱



者的道德’--忍耐、躲避、讲和气,希望大家安静些、仁慈些等等。”“最理想

的世界是大家不要争论,和和气气的过日子。”41瞿秋白的这种性格怎么能适应此



权集团呢?“瞿秋白的基本气质与才华,实在不是一个政治动物,尤其不是布尔什



维克的政治动物。”42在此政治中,他注定要被抛弃和消灭。即使他35年不被国民



党所杀,其也难逃以后共产党一次次的清洗。



由十九世纪后半叶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共产主义之所以成为一场席卷人类的政



治运动,因为科技与工业的发展、资本的扩张破坏了人类传统的生存形态,给人类



的文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社会、经济、文化、精神的冲突和危机。而马克思对当时



资本主义的批判有合理性,而人们在资本主义的危机中渴望社会的保护、公正、互



助也合乎人性,百年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正是在此影响下发展为现在的社会福利



国家。但是马克思的“共产党学说”、“暴力革命学说”、“无产阶级专政学说”



和共产主义的预言,则给底层民众和激进的知识分子提供新的异端宗教--“全世

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砸碎旧世界,建立新世界。列宁在俄国付之以行,而发生世



性的极权暴力灾难。在人类历史上,凡于末世社会处於混乱的危机状态中,常常会



有异端宗教的突然兴起和大规模的暴力行为。近代以来,中国文明失败,外敌侵掠,



国家破产,社会崩溃,民族陷於深重之混乱和危机,社会大多数人被抛弃到生存底



线之下,生灵涂炭。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困于国家、社会、民生的危机,而他们自



己也处於生路无着,前途无望的困境,而他们又正是民族最活跃、富于幻想的生命,



於是他们走向火光。人毕竟是脆弱、盲目的,受生存之本能和期待的虚幻所支配。



况且,当时的世界也在危机和混乱中,整个世界丧失了理性和秩序,欧洲大批的知



识分子也同样卷入了共产主义运动。极端的处境,促使极端的选择。我们无法要求



历史,也无法对瞿秋白有更多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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