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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谈体制内改良 --- 答茉莉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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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儿 [博客] [个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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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楼下茉莉姐一贴,又把我逼上了绝路 看来现在是不能不正面论一论体制内
改良与体制外抗争的问题了。这个话题,当初读到曹长青评李慎之文章的时候
我就想谈,等茉莉姐贴出胡平论反革命文时我更想谈,但是总觉得题目大得吓
人,侃起来力不从心,驾驭不了,也就放一边了。
先简单了结一下胡适的话题。楼下老古说胡适走的是体制外和平抗争的路子,
我很同意这个看法。但是胡适的体制外抗争,与罗隆基、储安平等人的体制外
抗争还是有些区别。后者直接站在政府对立面,抗争色彩浓烈些;胡适与政府
中人联系较多,改良色彩比较强些。当然两者都属于体制外的努力,跟我现在
要谈的体制内改良,不是一回事。我要讲的东西纯属我自己思考,固然受到胡
适的影响,但我希望朋友们不要算到胡适头上去,把它当胡适思想来批。
闲话少叙,言归正传。
记不清是曹长青还是谁谁,大约是在抨击李慎之到死都没有退党的时候,说过
一句话:假如所有知识分子都不跟极权政府合作,这个政府还能维持下去吗?
许多人都十分推崇东欧知识分子的体制外和平抗争,并且把苏联东欧天鹅绒革
命的成功,归功于这样的体制外抗争。
我不敢同意这样的见解,主要理由有三个:第一,至少在共产党统治的极权国
家中,没有体制内改良,体制外的抗争是不可能取得成效的;第二,较之时机
不成熟而没有成功希望的体制外不合作运动,体制内改良不仅可行,而且更能
让人民得到实惠,更能促进社会进步;第三,建立现代民主社会所需的许多改
良,利用共产党尚在台上执政的时机比较容易进行,等到共产党下台反而不好
办了。
第一点,我觉得比较简单:苏联东欧的和平革命,没有戈尔巴乔夫的体制内改
革作为先导,并为之准备条件,有可能吗?倘若还是勃列日涅夫式的人物当政,
就算再有十个布拉格之春,坦克一出,都得灰飞烟灭,碾个粉碎。专制统治之
下,秀才造反,十年不成。几个异议分子嚷嚷,根本成不了气候。
我觉得,靠体制外的不合作运动,革掉专制政府的命,需要特别的时机。时机
不到,再闹也是枉然。就算不合作运动搞得起来,也不过是好人离开政府,不
合作了,都成异议分子了,政府中剩下一批权欲薰心的贪官污吏当权。可人家
枪杆子在手,政权照样稳稳的,你又其奈他何?香港五十万人上街,能够换来
暂时妥协,那是一国两制的特殊情况,也是中央态度不明朗,出了计算错误,
才有此结果。不过我觉得好景不长,苦头在后,前景十分悲观。同样的事情,
撂北京,别说五十万,五百万、五千万人都没用。
与那些具有道德勇气的知识分子不同,不管在什么政权之下,老百姓总要生活,
不能把政治理想看得高于一切。非典来了,需要政府组织防治;天灾来了,需
要政府组织抗灾赈民;失了业,需要有人去救济;受了害,需要有个地方去讨
公道。经济体制的改造,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完善,法律规章的制定,司法人
才的培养,司法程序的完善,这些都不是一说实行民选政治就搞得成功的,需
要长期的摸索实践、试错纠错,才能逐步形成并完善。对于绝大多数知识分子、
专家学者而言,与其消极不合作,等待不知哪天才会出现的专制政权寿终正寝,
不如多去做做这些一点一滴改良的工作,反而可促进那一天早日到来。
这就是我前面说的第二点。
茉莉姐对体制内改良的前景比较悲观,觉得在一个没有民选政府和新闻自由的
地方,不仅体制内改良不会成功,而且连胡适那样比较温和的体制外抗争也没
有希望。我没有那么悲观。即使在30年代,胡适、罗隆基等人的呼喊也不是没
有效果。1930年他们呼吁约法,一年后政府就被迫制定了约法,正式否定了许
多人提议的用党部代替法院的极端政策;他们呼吁民治反独裁,政府最高领导
人不得不发表声明公开表示,中国不走德国意大利那样的独裁之路(这在当时可
是许多人大力推荐的强国之道!);他们呼吁结束训政,到了1936年,制定宪法
召集国大放弃一党专制,已在积极筹备中。此后的抗战打乱了历史的进程,但
我们不能就此否认改良的效果和希望。
我一直觉得,中国自19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是我们等了一百多年好不容
易来盼来的最好时机,内无军阀割据武装叛乱,外无列国欺凌战事连连。虽然
政治体制远较20-30年代黑暗得多,社会经济各方面的进步却比那个时代强了
许多。我以前曾经说过,尽管当局一再阻挠,新闻出版的自由化已是大势所趋,
当局想方设法阻挡,我总觉得有点垂死挣扎的意思。
另外还有好些天翻地覆的社会变化,许多人都没有注意到。例如上海住房制度
改革之后,物业公司的出现,小区内逐渐形成房主委员会形式的物业管理制度,
正在深刻改变着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过去分个房子,单位里求爷爷告奶奶,房子
装修,又是求爷爷告奶奶。现在这些几个电话就可以搞定,再也无需当官的插
手期间。有人研究意大利的民主运作,写了本书叫做“Making Democracy Work”,
指出意大利民主制度的形成与顺利运作,得益于成千成万毫不起眼的民间小团
体,诸如家长联谊会这样的组织。今天中国象房主委员会这样不起眼的小团体
不断涌现,我觉得正是在给将来的政治民主打下坚实的社会基础,不可小看。
我讲这些,是希望大家不要小看了在体制内一点一滴社会经济改革的效果。有些
看来跟政治毫不搭界的改革,却可能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
下面谈谈第三点。我有一个朋友,对中国财政分权的很有研究。大前年写了篇
论文,去参加瑞典诺贝尔奖组织的一个讨论会。会上,Andrei Shleifer 教授
语出惊人,他说中国分权制搞得比俄国好,是因为坚持了共产党的领导!朋友
笑对他说,江泽民肯定爱听你说这话。Shleifer 回答:我讲的是事实嘛!
这个 Andrei Shleifer 何许人也?他是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当年设计俄国
经济改革震荡疗法的三个人之一。其后一直在追踪俄国经济改革的成效,做了
大量调查,写了许多论文。他这样的人,绝不认同的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但他
是个学者,比较忠实于他研究的结论,是啥说啥,不因意识形态而变。
他所谓“坚持了共产党的领导”,其实说的是中央权威作为官员激励的重要。
他认为财政分权制下地方政府的行为,应当受到中央权威的制约,否则就难以
制约贪污腐败、地方利益集团的影响,扭曲官员激励,损害企业家产权,破坏
市场统一等等。中俄比较,俄国中央权威荡然无存,中国则比较好地利用了这
种权威。
我觉得他点出了体制内改革的另一层意义:许多改革,利用现行体制的资源比
较容易进行,应当及早地改,拖到以后就困难重重了。所以,就算是着眼于将
来改朝换制后的运作,体制内改革也有其紧迫性。
我说了这么多,主要是体制内改革的作用,但我并不否认体制外抗争的意义。
没有体制外抗争的压力和威胁,当官的很少会自找麻烦去搞什么劳什子改革的。
但是体制外抗争的路太痛苦太艰辛,只有那些具有高尚理想,巨大勇气和坚强
毅力的少数精英,才敢于去走,才能够走得下去。我们不能对人性要求太高。
对于绝大多数人,绝大多数普通的知识人、专家学者等等,我主张还是老老实
实在体制内谋生,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求得一点一滴的改良。看到不义,偶
尔基于良心喊它几声,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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