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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候选政论高手网文】王军涛：有罪人但无恶人的悲剧——答芦笛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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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候选政论高手网文】王军涛：有罪人但无恶人的悲剧——答芦笛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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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候选政论高手网文】王军涛：有罪人但无恶人的悲剧——答芦笛先生 (1367 reads)      时间: 2001-11-08 周四, 下午7:57
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2000年6月23日王军涛：有罪人但无恶人的悲剧：答芦笛先生



编注：这是王军涛先生回答网友芦笛先生关于“六四”问题的最终修改稿。这次在《多维

观点》发表的是全文。



读过先生回贴，知道先生军涛的答复不甚满意，深感抱歉。因那天只能简答，未能详细解

释某些立论。感谢先生回贴，再次提供军涛机会，详释观点。总观我们讨论，和平理性的

政治行为是我们的共同标准，但在如何评判六四中的人物和事件上，我们有分歧。军涛仔

细检讨双方论述，就心中的评价标准而言，分歧不大；但我们的头脑中有不同的六四故事

。军涛以为，这不仅有关于今日对事和人的评价能否公道，而且关系以后的选择中我们能

否真正吸取教训。军涛愿以此贴与芦笛君及诸位网友深化讨论。



首先，军涛象芦笛君一样，谈谈反思的态度。然后，军涛介绍自己头脑中的六四故事。再

然后，军涛评论这个故事中的是非。最后，军涛讨论六四提给中华民族的教训。



一，关于六四反思的态度



军涛并未为六四反思设置任何底线，但是提出反思的焦点点，以使反思有更积极的现实意

义。即使为申明观点，对反思范围也应有所侧重。然而，就原则而言，军涛支持芦笛君意

见，言论自由无底线。并且，军涛谈到，由于讨论涉及前沿问题，观点多样是自然的，关

键是平和交流。在争论中，军涛承认自己观点也许都错，仅能保证的是自己的诚意。



军涛对六四的反思，在三个层面进行。第一，道义平面。这是从最基本的道义出发，评价

是非。第二，法律平面。这是从宪法和法律出发，对人物行为和事件做出评判。第三，政

治平面。对政治选择的后果做意义和利害分析。军涛以为，与六四事件的时空距离越远，

评判重点按上述顺序就越偏重于前者，因为不同的距离会有不同的意义。洋人喜欢从人权

标准做评价，并不奇怪。我们自己的后代，如果不是历史学者，恐怕也偏于前者。因为，

对他们而言，抽象的价值比具体的困境权衡更有意义。这就是军涛所说的，首先进行正义

性分析的理由。因为，六四是我们民族刻骨铭心的政治体验；对六四的反思，实际上塑造

我们对未来的政治制度和行为原则的选择。然而，六四又是未完的故事。六四中的经验教

训又关系我们这一代人的政治发展；对后人或外人无意义的是非还会继续折磨我们，因此

，我们必须进行政治评判，而且这种政治评判会多少修正我们对道义和法律分析的结论，

不论远时空距离的人怎么看。



关于六四的道义分析，结论清楚，政府开枪杀人镇压人民运动是罪恶，对此，网友分歧不

大。尤其是这个政府曾谴责过前政府(国民党)所犯过的轻微得多的杀人行径并在夺权时允

诺人民民主政府，这个政府在犯过重大错误后曾祈求人民宽恕并承诺建立民主和法制永不

再犯类似错误(1977年至1981年的高层领导易位时的清算文革)。然而，这一罪恶，是否可

以理解为艰难困境中不得以的选择？或者理解为动机良好但判断失误的过失？或者理解为

政治发展中的必要的代价？军涛认为，在大时空尺度审视中，六四不是不可避免的选择；

如果共产党在49年兑现夺权时对中国各界所作的政治承诺，真正建立民主法制，就不会有

六四那样的镇压人民运动的暴行；如果邓小平在80年代兑现他在79年与华国锋争权时为争

取民心所允诺建立的民主法制，也不会有六四悲剧。然而，如果邓小平因为自身局限错过

了建立体制的机会，当六四的困境出现时，开枪镇压是否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不得以的选

择？这就是政治分析所要解决的问题。



关于法律分析，网友有分歧。这是马悲鸣先生与军涛的主要争论问题。悲鸣先生以为，中

华人民共和国是共产党建立的，共产党的规矩就是个人专制；共产党立的法不过是维持他

们的统治；任何挑战共产党都是犯法，因为，这种挑战如果不是直接犯法，也可通过共产

党释法而成为犯法；以此论之，六四镇压是合法的，民运是违法罪人；与共产党争论其立

法的涵义然后讨论六四是非是千古笑话。白沙洲和若干网友认为，法律分析应当超越现行

法律；法有善恶之分，应以类似于自然法的政治和法律思想评判；在没有合理的法律体系

的地方，应直接以自然法评判；以此论之，共产党的立法不是正法，六四镇压是违背自然

法，而民众抗争符合主权在民的原则，是合法。军涛与白沙洲诸位网友结论一致，但以为

，政府违法和民众合法可以以现行政治法律体系中做评判而得出结论。军涛的推理如下：



首先，军涛不认为中国的政体如马悲鸣先生认为那样是个人专制政体。共产党的关于政权

建设的理论源于阶级斗争理论。然而，共产党所保证的是阶级利益统治，而不是个人统治

；任何阶级统治除镇压敌对阶级颠覆之外，也要防止领袖违背阶级意志和利益。对于后者

，共产党刚建立政权时并不很清楚。但至少斯大林之后的苏联和毛泽东之后的中国都意识

到后者的重要，并在立法实践中加以保证。这是中国现行宪法和政治性法律体系的基本出

发点。邓小平重登政治舞台在很大程度上以建立这样的民主法制作为政治诺言而获得人民

支持，从而战胜华国锋集团的。邓小平说，要坚持民主集中制，要建立不以领导人的注意

力和意志为转移的民主法制，要防止再发生四五时违背人民意愿的镇压行为。邓小平不是

花言巧语之辈。如果考虑到邓小平和当时中共领导人宣布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国家政治

体制实际上主要防止出现个人意志干扰人民利益和意志。因此，在邓小平时代，如果人民

与个别领导人或领袖集团发生政治冲突时，并不是领袖天然正确、永远合法，而是要看谁

更代表民心民意。军涛强调共产党政治理论中的积极因素，并非书生不顾现实，而是考虑

到现实中许多共产党人就是这样理解政治的，他们是共产党得以执政的必要条件；他们中

的许多人正是因此而在89年以后与邓小平的共产党分手的。



其次，中国的政体由宪法和宪法性法律所规定；如果考虑到党的特殊作用，可能还应参考

党章。中国宪法和宪法性法律以及修宪立法时的相关说明保障的现行宪政体制有如下要素

(军涛在审判时的上诉状中有详细考证)，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来源于人民，人

民通过人大，媒体，信访，诉讼和集会游行表达意见，讨论，影响和决定国家政策，人事

和体制选择。第二，为防止个人专权，国家权力机关实行民主集中制；各国家机关有组织

法和细则规定领导在决策中所受程序性限制。第三，公民的人格和权利受法律保护，公民

不能因为持有和表达反对领导人或现行政策的意见而被惩办。第四，为防止违法镇压不同

意见的公民，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和司法部执掌依法惩治公民的权力，他们各自独立

地通过严格司法程序履行职责并在其中相互制衡。最后，如果有最高领导人利用职权破坏

宪法程序并使国家机关无法履行职责，公民权益受到威胁，大多数公民无法利用合法渠道

纠正失误甚至被惩办，公民有革命反抗暴政更换政府的政治权利。最后一点，不仅是所有

政治理论(包括共产党的理论)在讨论政治合法性时所肯定，而且是邓小平在处理四五运动

时特别强调的。



再次，1988年开始，改革和发展带来的新问题(通货膨胀和腐败)引起人民不满。然而，邓

小平的局限性使他不能正视问题反而压制讨论和阻止人们表示不满。88年下半年，信访部

门压力增加但权限缩小，无力处理和应付问题。89年初，各报刊接到通知不能无控制地发

表文章，而应引导舆论，避免讨论许多敏感问题。89年三月，又封杀两会(人大和政协)委

员的批评意见。89年以前，中国某些地方政府制定的游行示威法规实际上是取消游行示威

。至此，中国公民合法反映意见的渠道都已被贯彻邓小平意志的中国执政者堵死。青年学

子上街请愿实属无奈。当邓小平下令戒严时，未经合法程序(通过人大或国务院常务会议)

并不是疏忽，而是故意的，因为经过这类程序会导致党内高层反对派的合法反对，从而导

致他的部署流产。在军队镇压人民强行进城后，邓小平又让国家权力机关在刺刀下不经讨

论通过他的决议，罢免不同意他的部署的领导。接著，又在国家权力机关系统进行清洗整

肃。这使得89年成为名符其实的军事政变。



然而，与道义讨论一样，邓小平是不是在两难困境中不得以做了代价较小的选择呢？这仍

是政治分析。



这样，道义分析和法律分析的最后评判又取决于政治分析。关于政治分析，争议很大。许

多网友认为，这是避免中国发生苏联发生的乱局的必要代价，不仅因此原谅邓小平的道义

过失和法律罪行，甚至感谢他。更有网友以政治分析替代或解释道义和法律分析，从而认

为邓小平的镇压在道义上和法律上也是无懈可击的。军涛归纳政治分析的讨论有如下几种

政治评判：



第一种是89年普遍为中外接受，今天仍是民运主流坚持的观点，89年是中国人民要求民主

自由的爱国民主运动，被邓小平和共产党极权政府惨无人道地镇压了。这是魔鬼镇压天使

。这种反思的政治结论是，今后不应再对执政者抱幻想，而应以革命方式推翻任何拒绝人

民要求并镇压人民的独裁者。



第二种是邓小平在1989年坚持的说法，今天被许多精英和海外华人接受，89年是少数别有

用心者，在境外势力支持下，利用人民对某些问题的不满，蓄意为达到个人目的而制造的

违法动乱；中国政府尝试所有措施解决问题，然而，动乱精英一再挑起新事端，逼迫政府

不得以采取果断措施，一举平息暴乱，从而使中国避免陷于天下大乱和中断现代化事业和

经济发展。至于少数人目的，各有看法。邓小平认为是自由化。某些海外学子甚至认为是

这些人想出国。马悲鸣先生应是这种观点。这种观点认为，89年是天使镇压魔鬼。这种反

思的政治结论是，在今后如果再有类似89年风潮发生，政府应当果断采取措施，严厉镇压

以保证安定和秩序。



第三种观点是芦笛先生的观点。主导89政治风波的双方都是魔鬼。在政府一方面，是刽子

手，残酷镇压人民。在学生方面，则是学生领袖的文革心态作怪。双方都应被批评。政府

里的刽子手应依法审判。不负责任的学生应当被押上道德法庭。这种反思的政治结论是，

在今后类似89年政潮发生时，政府应当依法定程序慎重处理，并顺应民心改革。民众则应

理性善意地提出要求，合法明智地行事选择。



第四种观点是，主导89年政潮的双方虽然不能说都是天使，但也没有魔鬼。这是单毅先生

的观点，军涛倾向此观点。这种观点的政治结论不同意前两种观点而与芦笛先生的第三种

观点的结论一样，即朝野都应理性善意合法非暴力地对待对方。然而，在评判双方的选择

时，军涛以为，89年政治冲突的双方都是致力于以改革推进中国进步的力量，但对改革内

容的重要性顺序和时机上，双方有不同意见。由于政治文化的弱点和战略策略的失误，双

方在特定形势背景下和其他力量运作中形成恶性互动局面，最终互相逼迫对方走上极端，

从而一再错过机会酿成悲剧。在89年那样的激烈对抗的惨案发生后，人们总是希望寻找一

个恶势力作为必须承担责任的原因，不是政府，就是学生，或者是双方。但是，惨烈的悲

剧并不一定是坏人的蓄意破坏的结果。最可悲的悲剧，就其戏剧理论的本来意义而言，是

人物性格和环境的相互作用的不可避免的结果；也许人物都是好人，但命运导向的最后结

果仍很惨。同样，在政治史中，许多悲剧性事件的发生并不是坏人蓄意制造的结果，而是

正常人在特定情势中相互作用的必然结局。军涛认为，学生是为中国谋求更好的未来，邓

小平是力图避免中国陷入灾难，双方在政治视野和战略策略以及对对方行为的反应上陷入

恶性循环。反思应当在政治文化和战略策略层面展开。军涛还认为，如果因结局惨烈而误

解冲突的双方，会使我们错失反思真实情境，从而再度重犯旧错。当某一天，追求美好未

来的学生与担□灾祸的执政者再度对峙时，中国人还是显得没有经验。确认89年的误解情

境，是使我们真正转化89年教训为民族政治智慧的关键！而且，如何认识89年的冲突，正

直接影响目前人们的政治文化和经验，误解导致仇恨，仇恨毒化善意和智慧；误解和仇恨

又逼迫朝野双方在今日政治中互走极端，双方沿著天使鬼的思路想象对方时制定的政治战

略又印证著对方的猜忌；在89年政潮再次发生时，一种提倡宽容和善意的民主体制将更难

产。



确证上述四种思路中的一种的关键是，89年到底发生了什么。就军涛与芦笛先生讨论而言

，军涛必须问的问题是，究竟是什么因素将芦笛先生这样怀有充份的政治善意和理性的人

导向如此悲观地估价89年政治冲突中的双方的人性呢？军涛认为，这是因为在军涛头脑中

的89年故事与芦笛先生不一样。在此，军涛必须简介自己头脑中的故事。



二。89年以前的中国



对军涛而言，89年发生的一切并不震惊，而是89年以前的政治形势发展的可能后果之一。

也许是最可能的后果，但不是唯一的后果；否则，89年的悲剧就是严格意义上的命定悲剧

了。这里，军涛略述89年以前改革战略的失误以及导致的险峻局势。军涛认为，邓小平的

政治经验和智慧中的缺陷和由此制定的片面改革战略是导致89年政潮的主要因素。



对邓小平时代的反思应当放在中国现代化大背景中进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自起步至今，

有过三个转折点：追赶主流文明，共产主义兴起和改革开放。每个转折点都是由于此前的

文明模式失败，因而中国人应当寻求新的文明模式。



中国的现代化起步于十九世纪中叶鸦片战争战败以及其后的一系列丧权辱国条约的签订。

在此以前，中国发展出独特的文明体系。中国人自认为是世界的中心。敢于跨入东亚者，

无论是战胜者还是战败者，都要么心甘情愿地融入中国人，要么退出东亚。然而，鸦片战

争开始的西方文明的挑战使中国人意识到中国落后了；如果要复兴中国，必须学习西方并

改革和调整自己。在学习什么这一问题上中国人则有个发展过程。最初以为战败是技不如

人，于是引进坚船利炮并围绕武器制造兴办工厂，这就是洋务运动。然而，甲午败于日本

，朝野震惊，意识到中国落后在于制度，于是变革制度的戊戌变法产生了。仅仅一百零三

天的短命变法以六君子喋血菜市口，康粱亡命海外而告终。一批批汉族年轻的知识分子感

到革命的必要，如果不经过一场政治革命推翻满清王朝。中国就不会有实质的改革；另一

方面，中国新型士绅构成的立宪派在数次请愿改良立宪受挫折后转向革命，于是，辛亥革

命爆发，中国人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然而，政治革命并没有为中国人带来预期的复

兴，内有军阀混战外仍受辱列强。中国新一代志士仁人必须继续寻求复兴中国的答案；通

过对问题的反思，中国人不仅以更开阔的视野拥抱各种各样思潮，而且开始触摸到中国的

文化和国民性，新文化运动应运而生，其主流是启蒙。引进马克思主义仅仅是其中一小部

份。本来，沿著这条路径发展下去，中国可以在曲折的探索中，由军事，技术和经济，到

政治体制，再到文化，直至建立起新的文明模式，从而融入人类文明的发展主流。



然而，两个因素导致共产党在中国迅速堀起，扭转了这一融入主流文明的变革发展方向。

其一，资本主义世界的内在危机和外部世界大战动摇了人们对其文明及制度的信心，特别

是对中国的入侵和凌辱严重伤害中国人的感情。中国年轻一代开始在列强文明之外寻找复

兴中国之路。尤其是三十年代，日本对中国的的侵略，削弱了政府的统制力，为共产党的

发展提供了机会和空间。其二，苏俄在中国北方建国并利用其地缘优势向中国进行渗透和

扩张影响，先后训练和支持国共两党争夺中国前途。经过时断时续的伏尸百万的内战，中

国共产党于49年了夺取政权，开始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模式复兴中国。经过一系列政治

运动，共产党在实现社会主义的过程中。给中国人民带来史无前例的灾难。数千万人死于

冠以天灾名义的人祸，数亿人在文革中受尽折磨。三十年之后，即使共产党人自己也意识

到，毛泽东领导的中国社会主义失败了；斯大林模式也不能救中国。有鉴于此，邓小平宣

布改革和开放。中国在社会主义模式失败后，本来应重新选择文明模式，进行不仅包括经

济领域而且包括政治领域和文化心态在内的全方位改革开放。然而，邓小平却将这一历史

性转折的内容限定于经济领域。



邓小平的战略，简言之，有三个主要内容：第一，集中精力于现代化，分三个阶段发展中

国经济。绝不容许任何风潮和讨论导致偏离发展经济为重心。第二，为发展经济，一方面

改革开放，以增加活力，通过不断试验来调整政策以维持经济发展。第三，为保证经济发

展，以四项原则维持政治稳定，压制其他方面的变革要求以防止人们转移注意力。这样，

面对重新选择文明模式的历史任务，邓小平的战略有如下两个问题：其一，邓小平将文明

模式的整体变革简化为经济发展，从而忽略政治体制和文化价值观念的变革；其二，邓小

平以政策调整来治理国家，从而无法建立稳定全面的制度以及与之适应的价值观念。



对于邓小平的局限性，并不能完全以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解释或开脱。当70年代后期改

革开放刚开始时，中国人曾认真热烈地争论过中国下一轮发展的方向和内容并先后进行过

几次大的争论，其中派系重新分化组合很快。在七十年代，温和毛派(华国锋)战胜激进毛

派(四人帮和文化革命的追随者)，改革就以整顿政治和生产秩序并调整文革路线开始了。

接著是凡是派与实践派围绕要不要否定毛的模式展开争论。凡是派坚持毛的体系，实践派

则坚持根据民意和实践结果制定大政方针。当实践派借助民主墙的支持在中共十一届三中

全会获胜后，改革派和还原派的斗争开始了。还原派在否定毛泽东之后，主张回到文革前

十七年或斯大林模式，其代表是陈云和后来的李鹏。这一派坚持计划经济的经济模式，只

是在激励机制方面做些改革。政治模式仍然沿袭领袖集团_党_国家_社会组织_公民的动员

体制，只是强调领袖集团的集体领导而避免个人专权，行政系统科层官僚化和专家负责专

业工作。改革派则主张超越或破除社会主义模式的意识形态讨论中国发展问题和模式中共

体制内的改革派和还原派斗争在整个80年代一直持续进行。直到89年镇压使共产党彻底丧

失道义合法性以后，还原派不愿对糜烂险恶的政局承担责任，才放弃对决策进行影响，邓

小平得以基本掌控决策大权。目前，还原派只剩下邓力群等少数旧意识形态工作者。尽管

还原派在80年代很有影响，但在三中全会之后，真正主导局势发展的仍是改革派。然而，

'从改革派开始主导中国局势，改革派就对改革的取向有争议。。当时主张改革的多数人希

望中国有个全面变革。理论务虚会上的反思和展望更多的是意识形态，政治体制和文明模

式。理论界和文化界相当长的时间内不顾政治迫害而关注人道主义。许多在文革中吃尽苦

头的老干部复出后倡言政改以建立民主和法制。最初，邓小平思考文革教训，也对政治改

革和法制建设有所注意，但不久，邓小平就决心集中精力搞现代化建设，将体制改革和文

化建设推后了。



到1989年，全面改革派至少有三次大的尝试纠正邓小平的失误。第一次是北京之春时期。

邓小平刚刚掌握政权时，曾考虑政治改革和理论建设，民主墙多少是受到他的鼓舞而迅速

兴起。就在邓小平开始专注于经济时，党内外掀起有一场持续数年的大争论。全面改革派

主张更全面地提出改革任务，不仅经济需要改革，而且政治和价值观念也要改革。党外民

主派先后推动民主墙运动和竞选运动。党内理论界和文艺界全面彻底反思过去的理论和价

值体系。1981年，邓小平大规模抓捕党外民运人士，并判以长刑，结束了北京之春时期。

1983年，又以清楚精神污染，反对自由化，打压党内和体制内的不同意见。到80年代中期

，从适应科技革命的观念变革和建设精神文明入手，胡耀邦为代表的党内领导团队再次触

及到全面变革和建设文明模式的历史任务。上海文化战略讨论会是一次尝试。同时，一批

中青年知识分子也倡议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这是第二次讨论。邓小平也曾一度做出积极姿

态，但当学潮发生和党内保守派强烈不满时，他在学潮事实上已被控制的情况下，仍以反

对自由化为名，压制政改讨论，甚至罢免胡耀邦以示决心。然而，继胡耀邦出任中共总书

记的赵紫阳在中共十三大上再次启动政治改革。掌管实际工作的赵最初并不支持政治改革

，他象邓一样，更专心于经济改革和发展，但是，他进入中央一段时期后就发现，经济改

革必须要有政治改革配套；80年代后期，落后的政治体制已拖了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后腿。

赵提出建立社会协商对话机制，政治中立的国家公务员制度和党政分开，政企分开。直至

89年政治冲突发生，邓小平尚未表态。不过，从他4月26日讲话和后来总结风波的教训中我

们可以得知，邓并不赞成启动政改。



邓小平并非原则上反对政治改革，然而，他认为，政治改革只有在服务于经济发展时才有

意义。如何理解邓小平的局限呢？军涛认为，是邓小平的政治经验导致了他的局限性视野

。邓小平是一个严肃认真地思考中国发展的政治家。他一生中有两段经验使他对政治运动

深深地怀有疑惧。其一，起始于辛亥革命的天下打乱，直至共产党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

国才恢复全国秩序。其二，文化大革命。邓小平对运动中人们从美好愿望出发，但以天下

打乱为结局的悲剧规律；野心家据以乘势而起，好人则无能为力的乱局规律；你争我夺，

尔谀我诈的分裂规律；以及见仁见智的仁智不能两全的困境有深刻的体验和洞察。然而，

邓小平很少读书，一生卷入风云变幻的斗争，他不懂，不能想象，也不相信价值理想和制

度在维持社会秩序和促进社会进步中的力量和功能，甚至没有制度建设的意识。邓的政治

责任心使他在关键时刻决不讨论，果断行动，他真正相信的是铁血手腕划出的底线。邓的

局限性是现实主义者的通病。



89年政治冲突中的另一方面在政治上也不成熟。长期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和歌功颂德式的

宣传除了使民众对政府对政府期望过高之外，还使得人们集体行动时缺乏理性负责的政治

行为方式的条件，即：对政治行为后果进行深思熟虑的责任感和组织化的利益表达结构。

在大规模政潮发生时，人们很容易强烈表达某种集体无意识的正义感，但缺乏达成协议成

果的节制感。



到1989年，由于邓小平的机会主义的片面改革战略，中国的发展陷入畸形病态。一方面，

经济确实高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综合国力持续加强。另一方面，分配不公

，腐败和通货膨胀引起人民普遍不满。尤其是邓小平赎买式改革战略养成利益刚性，改革

的收益被少数集团或个人拿走，改革的代价和成本由国家支付或补偿。由于没有自动调整

利益的政治体制，在政府财政无力承担代价和补偿受益少的强势社会集团时，人民自然将

不满归于政府。而邓小平的机会主义改革战略没有系统规划，事实上挑选容易改的先改，

而将困难改的推迟，这样在1989年造成两种体制并存，摩擦，冲突，进而两种体制都失效

的局面。当经济危机发生时，由于没有体制依托，政府必须直接面对不满的群众以行政方

式处理问题，经济危机很容易转为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当我们指责民众在1989年不该对

政府有太高期望时，我们不应忘记，是中国的体制和改革战略使民众产生过高的期望。19

88年的抢购和挤兑风潮预示著中国经济危机的到来，而日益高涨的不满民心又表明经济危

机可能导致政治危机。根据中国以往的教训，在形势好时，统治者拒绝改革；当形势恶化

导致民众极度不满而统制者愿意改革时，民众又不再给统治者机会。所有这些，军涛都在

经济学周报中加以讨论。不过，按军涛和其他朋友们的估计，这样的危机会在90年代初期

到来。因此，陈子明先生和军涛曾集中一批青年学者研究中国的现代化和政治发展。对军

涛而言，1989年的危机及其可能困境并非意外。军涛在几次讨论会上提出，这是中国现代

化过程中的一劫，是充满风险和机遇的历史关头。



事实上，北京的许多团队都预料到1989年会有变局发生。围绕纪念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

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四十周年，决心推动政改的各界力量积极运作。

尽管媒体不能公开讨论，但各种理论研讨会几乎每天都有。陈希同在镇压后批露，北京市

委也曾向中央报告89年北京会有政治风波。“山雨欲来风满楼”，连算命先生都在谈论北

京即将发生的血光之灾。



三，1989年的政治冲突



尽管军涛与一批朋友已预期中国会有一场经济危机，这场经济危机会迅速转化为政治危机

，这场政治危机既可能是导致现代化进程中断的崩溃点，也可能成为推动中国进一步深化

和扩展改革，建立新的文明模式的契机；但是，军涛和朋友们没想到这次危机因胡耀邦先

生的逝世大大提前了；在经济危机还没有充份爆发时，青年学子走上街头为民请愿，激发

了人们的勇气，正义感以及不满愤懑感。关于这场运动的全过程，关心的网友都很熟悉，

军涛在此仅勾画轮廓，并强调若干对军涛研判局势有重要意义的关键点和军涛个人对某些

事件和人物的印象。



1989年开始，军涛全部精力都放在两项研究咨询项目上，并为此在西北和深圳蛇口工业区

奔忙。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时，军涛刚离开陕北，来到宁夏银川。当消息传来，军涛

对随行朋友们说，中国要出大事了。4月下旬，军涛回京后立即向朋友们了解情况。得知学

生已上街，数日围坐中南海，要求重新评价胡耀邦。武警打伤学生，学生要求追查事件真

相及其责任人。据军涛当时观察和自己内心体验，并没有人希望天下大乱而参与或支持学

潮。学生主要受两种情绪支配：其一，学生对胡耀邦有特殊的感情，胡是因为对学潮怀柔

而被邓罢免的，此前，学生误解他，对他有过许多抨击。胡的逝世，学生感到某种责任为

胡伸张正义。其二，学生受到社会上弥漫的不满情绪影响，然而，多数学生在此以前并不

关心政治，因而仅有强烈的正义感去为民请命。在学生内心深处，还是指望政府拿出方案

解决问题。此时，既没有阴谋，也没有成熟的政治操作。确实有少数北京大学的学生(民主

沙龙)希望此次学潮能启动政改，并有意识地推动学潮向著组织化方向发展。不过，从后来

发展看，如果他们(王丹，刘刚，邵江和杨涛等)真能掌控运动，此次运动应当是和平解决

僵局并成为大规模改革契机。新华门前的冲突也没有不同于以往的80年代的学潮的新特点

：学生被打，政府否认，学生要求调查和处理，政府半是抵赖，半是威胁。与以往学潮不

同的是，此次学生请愿引起广泛注意并得到同情。



真正的突破是在胡耀邦的追悼会的前一天，北京高校学生大规模自组织提前进入天安门广

场。在追悼会当天，学生以典型的中国士大夫和太学生的方式悲壮地为民请命。其时，学

生已无意识地完成一场大规模运动的准备：口号，集体认同，符号和特定仪式以及强烈的

献身意识。如果对学生此时的心理进行分析，学生确实有某种夸张的追求意识。但这是基

于一个想象出的悲壮情境：少数暴政者拒不改革，学生冒著危险为民请命，伸张正义。此

后，这种想象出的情境一直支配著学生，他们以此界定自己的光荣使命。这种心理的效果

之一是，不断以新的战略进逼对方向著想象的情境中的恶魔角色发展和转化，从而完成自

己的悲壮角色。在运动的自自始至终，军涛都非常强烈地感受到这种舍身取义的愿望和潜

意识中对对手的企盼。这种想象的情境和基于这种情境制定的战略，确实对民众极具感召

力。细究这种心理，并没有什么阴谋在其中。作为一项集体行为，尽管我们很难精确地说

多少人是真诚地相信这种情境及其中自己的使命角色，多少人是追求这样崇高的殉道而宁

愿相信，多少人是简单地模仿自己听过的历史剧，多少人不过是表演做秀。但是我们可以

明显感到，学生主流是真诚的，而且最初的犹豫不定者在一段时间后会被感动转为真诚。

所有去过广场看过绝食者都曾体验过那不可抗拒的感染力！



4月25日，李鹏等人向邓小平报告学潮以及邓小平的讲话和4月26日的社论，都没有什么新

的政治花样。从共产党一贯做法和邓小平的一贯主张看，如果不是这样，到有点奇怪了。

然而，已经成型的学潮在这个讲话的刺激和威吓下确实面临考验。4月26日，各界密切注视

著学生的反应，学生正酝酿游行。军涛当时判断，如果学生真上街，警察可以轻易地将其

镇压回去。不过，流血事件会为未来更大规模的风潮积蓄能量。4月27日，学生上街游行了

。真正反常的是，此次政府很克制，乔石命令警察上岗不得带武器，警察不能动武。学生

进入天安门广场。学生的水准也很高，设置纠察队，统一口号。百万人冲突一天，没有发

生一起流血事件，这是政治史上的奇迹。后来，这种奇迹又在重复多次。4月27日的游行，

是一次动员，同情学生的人民自发地加入游行行列。这是第二个突破点，运动肯定要扩展

到全民范围，政府没有很强的镇压意志。至此，没有阴谋，学生完全是自发的，至多得到

所在学校教师的指导。学生则完全进入角色了，诉求是推翻4月26日人民日报社论。



四月末，运动出现第三个突破点。袁木，何东昌和袁立本与学生对话。这次对话促使运动

纵深发展。其一，对话后，录像向全国播放，引起人们对学生的广泛批评。因为在对话中

，学生将矛头指向赵紫阳。这给人打击改革派的印象。学生则感到被耍弄了，因为他们也

批评了其他领导人。学生开始提出新的诉求，自选代表和直播对话。围绕新的诉求，学生

准备新一波抗议活动。其二，对话中，袁木说，新闻界自由报道，政府对新闻界歪曲事实

不负责任。这激怒了本来同情学生的新闻界。新闻界开始酝酿加入运动。此时，又传来世

界经济导报事件。5月4日，新闻界继学生之后成为第二支加入运动的力量，并利用媒体扩

大声势。其三，袁木在对话中意味深长地几次代表李鹏个人问学生好，并表示理解学生，

同时，指示剪辑播放对话时一反常态地将总书记赵紫阳的照片特写放大。此举明显诱导人

们以为学潮针对赵紫阳，挑逗人们反对赵紫阳，从而挑起党内斗争。赵回国后，已无其他

选择。至今，人们在讨论89年政治冲突时，不论是支持紫阳的还是反对他的，都以为是赵

首先发出另一种怀柔的声音，从而使局势复杂化，并挑起党内斗争。实际上，是李鹏指使

袁木首先发出怀柔信号，并嫁祸紫阳，挑起党内斗争。无论是引邓小平发表措辞强硬的讲

话激怒学生，还是装出理解学生愿意善了风波，李鹏都是始作俑者。吴稼祥先生的材料也

说明保守派是怎样玩弄阴谋的。一个对话，在三方面推动运动。如果真是阴谋。袁木先生

可谓大师了。



5月初回到北京的赵紫阳面临著艰难的困境。一方面，学潮的矛头也包括他。另一方面，党

内反对他的势力已对他发动攻势。邓对学潮的定性，使他如果强硬就会几乎里外都不能做

人。但赵还是尽了最大努力，挽救局势。他召许家屯先生从香港回京接触杨尚昆请见邓小

平，邓表示愿观察赵如何处理学潮。5月4日，赵在亚行年会发表讲话，在民主和法制的轨

道上解决问题。各界对此讲话均表示满意。大部份学校开始复课，学潮趋于理性化。响应

赵的善意，学生推选代表，筹组对话团，准备对话。对话内容，多围绕中国的改革。如果

此时政府能及时抓住机会展开对话，不仅学潮将平息，而且中国会有一个新的改革开端。

政治改革将启动。



然而，至今不清楚的是，为什么政府或赵迟迟不安排对话？一方面，学生逐渐失去耐性，

怀疑政府的诚意。另一方面，何东昌要求某些学校领导记录学潮中的积极分子的姓名，以

备日后处理。当学生得知何的讲话时，学潮又趋高涨。5月13日，一批三百多学生奔赴天安

门广场开始绝食，学潮诉求再次回到要求推翻人民日报的4月26日社论。政潮有了第四个突

破点，而且学生运动开始由激进的学生主导。接著，5月15日，当戈尔巴乔夫的欢迎式因绝

食换地方；5月16日起，首都百万人开始游行声援学生。今天，人们关于绝食有许多争论。

有人怀疑绝食是阴谋，有人指责绝食是为出风头。然而，当时参与者和直接旁观者都感到

，绝食者是真诚的。军涛不清楚的是，何东昌是否卷入吴稼祥先生猜测的保守派阴谋。



军涛是在绝食开始后介入学潮的。此前，北大和法大的学生都向军涛咨询过如何管理学潮

，特别是街头运动。军涛亲身感受，这些学生领袖非常担心学潮失控，或对形势产生副作

用。他们并不象今天人们怀疑的那样唯恐天下不乱。事实上，学生队86年学潮导致耀邦下

台的教训记忆犹新。军涛建议他们仔细检查口号标语并牢牢掌握广播喇叭和纠察队，以防

意外事件。5月13日，受周舵和郑也夫先生转告的严明复先生的托付，军涛协助促成当晚学

生领袖和严明复的对话。军涛亲眼所见，严明复先生的诚恳和道理几乎说服了学生领袖。

如果严先生有权更改4*26社论，学生会停止绝食并撤出广场。严先生的论点至今都无懈可

击。他说，学生有权认为自己是爱国民主，但人民日报也可以批评学生；既然万里委员长

已宣布召开人大讨论此事，学生将自己的要求交人大讨论处理。此时，学生运动暴露了一

些问题。最重要的问题不是学运领袖别有用心，也不是他们固执己见，而是他们无法掌握

运动。5月13日，他们也很诚恳，也愿意接受严先生的意见，但他们说，即使在统战部他们

同意一些协议，学生不会答应，而且他们很难说还代表学生。此外，当时学生有三个重心

，北高联和对话团都倾向于理性对话，撤出广场。在运动的某个时期，他们主导过学生。

然而，在他们主导学运而学运比较理性时，政府并不理睬他们。当学运转激进后，政府才

回应，并被迫与激进学生打交道。政府的麻木扼杀了学生中理性的成份的影响力。如果政

府能积极与理性的学生展开对话，学运中的激进成份将失去影响力。而到激进学生主导学

运后，仅仅以对话表示诚意已很难劝退学生了。必须有实质性行动才能平息学生的情绪。

当周舵先生请军涛斡旋时，军涛最初拒绝，就是因为对政府的气愤和对斡旋深感无望。后

来，郑也夫先生一番劝告，使军涛介入。他说，在一个可能影响几十年发展的时刻，我们

不能犹豫。关于斡旋的困难，他举中东和平进程为例，阿以冲突，几十年血海深仇，民族

矛盾，宗教矛盾，加上地缘政治冲突。但基辛格数日穿梭外交，成功地促成了停火。事后

人们问基氏何以预知成功，基氏答，事先不但不知可否成功，甚至不知道机会在哪，但先

动起来，只要动起来就会发现机会。5月13日，知识分子代表们也受严先生感召(严是抱重

病斡旋)，很愿意帮助政府劝退学生，而且想尽了办法。完全不象政府指责和今天某些人们

误解得那样在挑动事端。后来，十几个知识分子的领军人物曾陪同严先生上天安门广场劝

说学生。知识分子的举动一度招致学生极度反感。在广场上，某些知识分子被学生绝食及

其献身精神震撼，转为支持学生，并以激进的声明在潜意识中间接表示歉意。赵紫阳对戈

尔巴乔夫的讲话表明中国决策体制的重大问题，在一线辛勤工作的人没有决策权；邓小平

仿效他领导批判过的毛泽东在二线掌控真正的实权。89年政府一方一再失去机会(赵的5*4

讲话和严的5*13斡旋)，与邓的这种垂帘听政式的政治安排有关。也许比垂廉听政更糟糕，

慈僖太后直接听政，而邓大人并不直接听政，只是掣肘。



在赵的讲话后，军涛和陈子明先生感到国家已处于重大危机关头。5月18日，召开维宪会是

劝说学生的一次尝试。会上，军涛深感无力影响局势，但子明坚持试试。果然，5月19日，

当子明提出停止绝食时，几乎有人要打他。刘力群先生拍案而起，质问支持绝食者是否愿

意接受军管的局面，才将讨论转向继续绝食的政治后果。经过激烈争论，与会者同意尽力

劝说学生。会上，有北大教师和学生中有影响力的代表张柄久和王丹，有学运中最理性的

代表项小吉。子明由此表示乐观。军涛则对理性力量能否影响广场表示怀疑。不过，为时

已晚，戒严的决定已作出，大军已出动。此前，王丹用手机打电话给我，说严明复先生刚

叫他和吾尔开西去统战部。要求他们立即撤出广场，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严先生不作任何

解释。王丹希望我代他做一决定，要不要表示让学生撤出。军涛告诉他，他必须当机立断

，如果他认为该撤，即使千古骂名也应宣布撤；但如果他认为不应该撤，那就坚持。后来

，吾尔开西宣布撤出，但学生不仅不撤，还开除了他。这就是运动机制，代表运动的情绪

的，就是领袖；如果反对运动的情绪，就出局。运动不是组织；没有层级，没有纪律，甚

至由于对民主自由的幼稚理解，89民运连承诺及其随之产生的义务的概念都没有。



戒严令发布后，军涛一度认为结果已定，但北京市民竟然以血肉之躯挡住了军车。又有了

新的争取解决僵局的机会。此时，军涛与子明曾反复讨论，要不要再努力一下。军涛对子

明，刘刚，张伦和周舵说，积累今天的研究所这样的规模的民间实力不容易，我们还有更

重要的事情要做，不能让数年心血毁于一旦；今日广场僵局，实在是不可能解决。但此时

，何维凌传来信息，邓朴方哭求其父不要开枪，邓小平答应再给一个机会，请军队和学生

直接谈判。军涛问底线是什么？来人答复，底线是广场集会，学生欢迎军队接管广场，然

后撤出。军涛当即答复，这不可能，不过军涛愿创造条件，使学生和运动与当局再度对话

。这是重开维宪会的背景。军涛与子明约定，如果5月31日前没有结果，那悲剧不可避免，

军涛有责任将所有配合过斡旋的朋友安全转出。当晚，军涛去了广场。王丹等北大学生认

为，运动已成为全民运动，有必要让知识界领导。他们同意撤出广场，但运作中有困难。

他们有人甚至提出，将坚决反对撤出的个别人绑出广场。军涛制止这种方案，因为这会使

运动分裂，并开一个极不好的先例。根据过去失败的教训，军涛意识到，如果广场不能稳

定组织结构，就不会有任何负责任的和有效力的决定和协议。因此，维宪会第一件事是建

立维宪会_学生议会_广场指挥部的影响机制，第二件事是澄清运动诉求，不能再变化不定

。5月30日，谈判没有音信，军涛将刘刚和张伦转移出北京，并个人准备撤出维宪会。但周

舵找到军涛请主持他们的绝食。自第一天起，周舵就主张学生理性，反对学生走极端。后

来，周舵认为，只有知识分子走在运动最前边，才能影响运动。周舵先生的绝食口号是：

我们没有敌人，不要让仇恨毒化了我们的智慧。最后，周舵先生成功了！在6月3日晚开枪

前，周舵凭借绝食建立起的信任和影响力，成功地将数百学生从枪口下撤出广场，从而避

免了更惨烈的结局。今天许多人指责学生领袖为什么幸免于难，其实，当时最危险的地方

是广场，而广场指挥部的人都在那儿；他们原本做好殉难的准备的；只是由于周舵先生，

刘小波先生，侯德健先生和高新先生的果断和智慧，才使他们幸免于难。



在商讨和运作维宪会期间，军涛与学生领袖有了直接接触。他们几乎没有城府，为人诚恳

，但政治上幼稚，易于被很小的事件刺激；他们富有很强的理想主义想象力，具有很强的

献身精神，从而易于在想象的悲壮空间中将对手理解为恶魔，并寻求舍身求义的结局；他

们单纯，不接受中庸，复杂和世故的看法，这又使他们追求纯粹，易走极端，不妥协，并

易于怀疑不同于他们的人的动机；他们有使命感，却事实上由于不愿现实主义地考虑其他

力量和事物规律而变得无政治责任感。5月27日，封从德和柴玲在维宪会上提出广场因财政

原因无法坚持，经过讨论，维宪会全体接受他们的动议，在5月30日撤出广场。后来，柴玲

在广场表决后改变了主意。但这至少表明，她也想过撤出广场，并且没有试图以坚守广场

为自己谋求什么。其他学生领袖也为解决广场僵局设想过许多方案。例如以空校运动和校

园民主建设以及南下宣传等措施转移学生注意力。为什么最后没有撤出广场？军涛认为，

这是广场的机制的必然结果。事实上，在广场，如果你主撤，你可以自己走开，没有人会

阻拦你；主撤的人一般自己走了，也不想与别人争论太多，实际上，多数学生就是这样回

到校园了；这样，广场表决结果永远是不撤，因为留在广场者都是自愿并认为应该坚守广

场的人；广场上一再表决撤不撤，主要是领袖的动议，这是学潮领袖尴尬的地方，他们想

撤，但广场上表决后学生不撤，他们又不能舍弃学生而走，学生领袖必须有基本的义气。

吾尔开西在与李鹏对话时讲的是内心尴尬。



6月3日晚，中国军队开枪了。至今，我们不清楚谁为什么下令开枪，正如许多网友分析，

本来不需要开枪也可以维持和恢复秩序。当时，军队已事实上占据主要地点，连北京火车

站都有军队巡逻。北京市民并没有任何阻挠。北京市民阻止的是全副武装荷枪实弹的大军

去血洗广场。如果军队继续低调进城部署，不应有后来所谓的“暴乱”。正如严加其先生

所说，根据陈希同的报告，在所谓“平暴”开始前50天，没有人死亡；所有死者都是“平

暴”后发生的，是“平暴”的结果；也就是说，“平暴”在前，“暴乱”在后。军队为什

么要开枪，而且以如此恐怖的方式镇压？吴稼祥先生提出保守派阴谋运作的证据。北京市

民还有许多证据表明，有人在蓄意制造流血事件激化矛盾，以使军队开枪。据说，王任重

(保守派的核心智囊)曾打电话给李鹏谈了8个小时。李鹏称，恍然大悟，以后，李鹏不再积

极促成和平解决。军涛刚才也指出袁木挑起党内斗争的证据。然而，是否有阴谋，确实不

是军涛在此能说清的。况且，许多保守派大员坚决反对开枪。彭真的话见了报(就在开枪前

几天)，陈云也对邓小平讲过，不能开枪。邓在6月9日接见戒严部队军以上将军所说的“老

同志都同意和支持”应是指戒严，而不是开枪。



军涛只能讨论邓小平的心态。如果没有他的积极运作，就不可能调重兵。甚至我们可以说

，如果不是他的坚强意志，几乎没人还能在那时下令镇压。即使对邓小平，根据邓小平6月

9日接见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的讲话，很难说他明确下令开枪。他说，战士们合格，因为他

们考虑到坏人混合好人而没有出手应该出手的措施。他还杀气腾腾地说，对坏人百分之一

的仁慈都不能有。然而，六月十几日他又对李鹏和姚依林说，不要再杀人了；非杀不可，

也不要再登报了。邓小平似乎在知道北京的真相后，马上作出缓和的决定。但是，邓小平

为什么调集如此重兵采取如此重的手段平息事态呢？据打过仗的将军讲，以邓的经验应当

知道，平息北京和天安门广场根本不必用如此重的手段；刘邓大军进兵西南时，某些地方

从没接触过共产党，但解放军只打了几枪就平定了，那时还有数十万残余国军散布在各地

；文革时，群众组织甚至装备大炮和坦克及坚固的要塞，解放军也可以很容易地用轻武器

缴械；正规军对付老百姓本是很容易的事。究竟为什么邓小平在他知道不必要的情况下要

调集重兵呢？



网友安魂曲分析，邓小平在既无法命令人大按自己的意图作出自己需要的决定又不能阻止

人大独立作出决定从而判定邓违宪时，采取了断然措施。这个解释与现有的信息一致，但

仍不能解释为什么要用如此重兵。而且，军涛曾听一位当时知情者说，万里虽然同情学生

，但并不愿违背邓的意图。万里的这种局限性是我们这些讲道理的人很难理解的，军涛曾

目睹许多战争年代过来人包括一些个性极强的将军具有这样的对个人忠诚的意识。以军涛

当时判断(军涛在5月30日的维宪会上讲过下述分析)，邓作出镇压的决定很难，因为这搞不

好会毁掉他的一世英名和事业。到1989年5月中旬以后，几乎没有人敢于逆民意公开表态了

(李鹏除外，他缺乏起码的感觉。在戒严当晚，连杨尚昆都要另做解释)。谁镇压谁就是千

古罪人已是公论，但邓还是这样做了，为什么？即使邓以强烈的责任感不考虑一世英名，

也应顾虑改革开放的前途。当时镇压民运，其后必跟之有清算。政治发展的惯性会自然清

算改革开放，而邓的事业将随之成为被清算对象。以邓的高龄，将很难再有时间扭转潮流

，培植新的改革势力与保守派周旋。然而，邓还是镇压了，即使镇压并不是他的直接利益

需要。如果不是很重的危险，邓不会如此动重兵冒一世英名和千秋功业毁于一旦的风险镇

压89民运。



邓的视野中危险是什么？如果我们要评判邓的镇压的政治上的不正当性，要么我们必须证

明这些危险并不存在或者不重要，要么我们必须表明即使有这些危险也不能镇压，要么我

们必须探讨出不需要镇压也可以解决问题的更好方式，要么我们必须说清镇压不仅不能解

决问题还可能使问题更糟糕。如果不触及这些危险而评判邓的决策的政治是非，我们就没

有真正讨论89年的政治教训，因为未来的统治者还可能面对同样的危险但没有任何可供选

择的不同于邓小平的方案；他们很可能还象邓那样镇压，或者选择更坏的结果(如果简单地

让出大权会有更坏的结果，如今天许多人所相信在苏联发生的灾难)。



那么，邓担心的危险是什么？军涛认为，他担心政局崩溃，天下大乱。今天，许多人都正

视这种危险，而且伴随著这种正视而来的担忧已到了杯弓蛇影，草木皆兵的过分程度；然

而，在89年，人们普遍相信，民主化会自动解决问题。新权威主义者萧功秦先生是例外。

他抨击制度决定论时提出，制度并不解决所有问题，创制和制度发挥作用都需要一定的历

史条件和过程，如果忽略这些条件贸然采取理论上最好的制度，也许在实践中会带来灾难

性后果。萧功秦先生是历史学家，他列举辛亥革命作为例子。邓也对民主化的实践效果深

怀疑虑，他虽然没有历史知识，但他有实践体验：辛亥革命后的乱局他有参与者的亲身经

历；文革时期，他有受害者的亲身经历。邓不反对民主价值，因而也倡言过民主，但他害

怕转型期中的无权威或权威削弱条件下的运动，他希望有计划地搞民主。他对运动的疑惧

发展到不相信民主制度对运动的规范作用，以至于他对外国人说，中国特色的民主、不能

谁想上街就上街。他质问：这样乱烘烘的，谁还抓生产？邓对民主法制成熟的国家中的运

动的担心明显是错误的。但他对转型期的危险则值得认真讨论。



至今比较政治学在讨论制度发生时还在讨论的“囚犯困境”问题是，一群谁也不能强迫别

人的人即使意识到在每个人追求个人合理利益时会使每个人的利益都受损害而合作则使每

个人的利益都达到更好，他们也不会自动合作，因为如果谁采取合作态度但其他人不这样

，那么合作者损失更大而不合作者则得到更大的便宜。在现实政治中，这个困境经常出现

在政治转型期间，此时，权威削弱，人们基本自主，即使冲突意味著对双方都是灾难，人

们还是常常冲突，因为他们无法就合作方案达成协议；不同的合作方案有不同的利益和负

担分配。



在89年，邓看到哪些势力可能成为这样的危险势力呢？安魂曲网友提出人大可能失控，这

肯定是邓的担心之一。当时可以明显感到的是，邓调动重兵是为了将所有精锐部队控制在

手，即使不用，也不能让其他人用；先将指挥权抓住。这说明部队并不稳定。89年5月数位

上将联名上书中央已广为人知。还有更多的将军云集西山，讨论政局，并想有所作为。这

些还不是最复杂的。我们知道，邓在80年代初期，平反毛时期所有的冤狱，一直到红军时

期。许多老干部并不能安排工作，部分是因为没有位置，部分是因为邓决心搞干部年轻化

。到80年代中期，大量老干部下岗。他们并不情愿，一直寻找机会复出或宣泄不满。胡耀

邦是被他们搞掉的；赵紫阳也在他们的攻击下岌岌可危。杨尚昆的活跃是一例。杨在文革

后出任广东省委书记。邓因军队反对改革，想让杨代其控制军队。为此，邓在84年第一次

南巡时与杨一家和王震一家同行。在商议好杨替邓管理军队后，邓在海上世界题词，从而

重新启动改革开放。到十三大，邓安排杨半退，并让赵接管军委。赵心知杨不愿退，有意

仍让杨继续处理军中事物，以致不满杨的将军们去邓那儿告状。89年政潮初起，杨即盘算

让军队扮演角色。胡耀邦追悼会前，政治局不知如何应对学生，杨提出调集军队保卫大会

堂。在文革后，因三支两军严重损害军民关系，军队上层一致反对军队介入地方政治斗争

。但杨为了个人的东山再起，破坏了文革后的规矩。果然，随著89年政潮持续深化，杨的

地位上升，不仅重管军队，而且在镇压后，成为仅次于邓小平的另一位太上皇。由于杨是

唯一能接近邓的人，他提供的信息和意见肯定会影响邓的决策。类似于杨尚昆这样的政治

素质，经验丰富，资历深，并且有强烈抱负的老干部还有许多，他们渴望能有机会再工作

，特别是他们中许多人有不同于邓的发展中国的想法并不满于邓排斥其他人的意见。如果

这些人重登政治舞台，邓很难再掌控局势。而这些人在89年都已经活跃起来了，都同情和

支持学生。问题是，学生如果破局，这些力量能否就如何发展中国和如何分配权力达成协

议？学生既没有资历，也没有政治经验，心理素质也不适合玩权力游戏，很容易被气出局

或踢出局。89年以后，海外民运历次选举，学生领袖很少出线，就是因为他们竞争不过更

成熟的兄长或自视清高而不愿竞争。89年活跃的政治势力比海外民运更老到。如果利益包

袱不重的学生出局而各种成熟势力不能达成协议，中国将会陷于政局动荡。



在制度发生史上，只有在极少数事例中，独立的力量可以通过自由商讨自愿达成协议，建

立合作机制，并创造制度保证之；多数情况下是混乱无序；政治史上更多的是，无序导致

混战，然后产生一群小强人，再产生几个大强人，最后产生一个超级强人，统一整个共同

体。这里，问题不是这些势力的诉求以及提出诉求的愿望是否合理。以89年为例，许多人

退出舞台的方式并不公道；某些人还有比邓更好的发展中国的想法。杨尚昆也是坚持改革

开放的，而且他不一定是应当对开枪负责的人。问题是，在没有制度约束的情况下，这些

势力能否就利益分配和解决争端的程序的分歧达成协议，即使他们都有正当理由和权益。

春秋无义战中，并非没有是非。但结果是灾难性的。邓不相信理性讨论和政治冲突中的善

意，他采取果断措施就是为避免他认为的动乱灾难。如果我们看看周围每天发生的在公司

，大学，演艺界和海外民运的内斗，如果我们仔细审视其中的机制，我们就知道，争斗和

分裂对于自愿的组合体是多么自然的现象。对政治共同体而言，分裂则意味著混乱，不安

全和内战！



这就是军涛头脑中关于六四的故事和相应的问题。六四的悲剧是理想主义的学生碰到现实

主义的政治家，前者追求美好社会并愿在一个想象的悲剧情境中抗争恶势力进而掀起政潮

，后者则顾虑局势失控所带来的可怕后果从而以铁血手腕平息任何不测事端。1989年，这

两种力量在中国，在北京，在天安门相遇，酿成流血悲剧，就象这两种势力曾在世界上许

多地方相遇一样。不需要阴谋和狡诈，即使双方都是真诚地为中国好，他们相遇的结果也

是悲剧结局，更何况在他们之外还有某些人物和势力挑动。今后，这两种力量还可能再度

在中国相遇，如果我们不能准确理解他们相互冲突的情境及其在其中各自的问题，如果我

们仅仅简单地进行道义谴责和审判，如果我们不能寻求现实的可能的解决问题的方案，我

们中国人还可能重蹈覆辙。



四，对六四的反思



1989年的政治冲突和六四悲剧结局是中国人的刻骨铭心的痛苦体验，然而，并不是每个人

都真正理解她的政治教训；今天，故事还在继续。许多续写89年政治的人不仅没有吸取教

训而且无意识地继续加重这种痛苦。真正的痛苦是如何化解89年政治冲突中的困境。军涛

曾想，如果没有真正的答案，军涛不再从事中国政治，因为89年的政治冲突情境还会反复

出现，而如果我们并没有比89年更好的答案，我们可能还会是新的灾难的制造者。军涛在

此想讨论五个反思的问题：第一，89年政治冲突及六四镇压的政治后果，遗产或后遗症；

第二，89年政治冲突及六四镇压中的是非评价及责任归属；第三，89年政治冲突及六四悲

剧结局所提出的政治教训；第四，89年政治冲突及六四时邓小平应当怎样做；最后，应当

如何善后89年政治冲突和六四镇压的遗留问题。



对于89年政治冲突及六四镇压的政治后果，目前是争议很大的问题。邓小平的支持者称，

89年的政治冲突几乎陷中国于动乱，毁掉安定发展改革开放的前景；幸亏邓小平以政治家

的远见卓识和恢宏气魄平息事端，使中国人得以享受90年代的成就。邓小平的反对者称，

89年的政治冲突是中国人民争取自由民主反抗暴政的英勇斗争，她不仅是中华民族政治史

上可歌可泣的华章，而且改写了世界政治史，如：启动苏联东欧政治变迁和深化台湾民主

化；六四镇压是邓小平维持个人独裁的血腥暴行，给中国人民造成创伤，阻碍了中华民族

的发展。军涛认为，对89年的政治冲突和六四镇压的政治反思应当从更有益于今后发展的

角度展开，为此，军涛探讨三个政治后果和后遗症，这是冲突双方有责任的付面后果。军

涛下述讨论，并不是排他性否定其他后果的真实性，而是为了今后的发展而更好地总结教

训，强调某些中华民族为六四付出的代价。



第一，这是所有人都看到并且大多数人都认为是坏事，在89年冲突中，我们有同胞永远地

离开了这个世界，他们中有些人死得很惨，很不应该。还有更多的同胞被判刑，在监狱中

饱尝当今人世间最受屈辱和最悲惨的苦难。还有更多得多的同胞流亡异国他乡，连自己亲

人死去都不能看上一眼。还有更多得多的同胞受政治迫害而被剥夺正常发展机会。至于因

亲人属于上述几种人而不能在享受正常生活的就更多了；谁也说不清六四究竟改变了多少

家庭和个人的命运！与此相关，中国政府还给出过一系列物质财富的损失清单，这些清单

没有包括军队装备损失和平民财产损失。



第二，六四镇压使得中华民族丧失了在本世纪唯一的或最后的和平变革政治体制的机会。

在“89年以前的中国”部分，军涛极简要地勾勒了一百五十年中国现代化史。其中，进入

本世纪后，中国的改革者一代比一代激进；每一代都是以更彻底，更不妥协的方式将父辈

逐出舞台。80年代成长或成熟的中国改革者准备以和平方式变革中国而且他们在80年代末

已占据了重要位置。看看89年后的清洗就知道，改革者已占据多少有利位置。中国人即使

再有这样的机会，也要等到下个世纪了。



第三，下个世纪也不一定有这样的机会。因为89年的政治恶果还在继续发展，双方在悲剧

性结局中吸取的教训毒化著中华民族的政治文化，从而使以后的变局中朝野良性互动和平

变革更困难。89年政治冲突的悲剧性结局证实了双方对对方的最恶劣的估计，双方继续沿

著导致悲剧的方式解读对方的战略，其后果是进一步印证对方的判断，加剧阻碍双方走出

误区的困境，并继续将对方逼成想象中的敌人。社会学家早就发现，人是相互作用的产物

；如果你坚持按照某种角色期望对待他，他很可能会逐步接收并内化这种角色期待，从而

变成你期望的那种人。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都知道蓄意的和误解的敌视都可以将朋友转变

为敌人。民运在89年后的教训是，不能再相信共产党专制政权，他们认为，所谓的安定团

结不过是维持少数人专制的借口。只有以一切方式推翻暴政，中国才有希望。政府在89年

后的教训是，在政潮一有萌芽就应采取果断措施加以扼杀；对一切反对力量应坚决镇压，

要“两手硬”；另一方面，继续坚持邓小平的片面改革战略，以经济作为执政的合法性基

础，从而在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腐败，分配不公，社会治安和流民，下岗工人等所有89

年的问题持续恶化。民运由此进一步得出结论，共产党统治是维护少数官员和太子民们发

财的机会，镇压六四是为了维持剥夺大多数人的财富(瓜分国有资产)和保护少数人的利益

的秩序，因而号召国际势力和国内大众围堵和破坏这一秩序。执政者则更加强镇压力度和

范围，现已扩大到保钓，反腐败，中发联和FLG。中国正在失去和平改良的最后机会！

89年镇压后，没有很深地卷入政治的普通中国人对政治由惧怕和反感，到麻木，再到默认

现状。伴随著这一过程是全社会的对真善美这些人类基本价值的不信任和嘲弄。几千年各

种文明公认的追求真理，勇于抵制错误，坚守信仰和诚实，正义感等政治和

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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