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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布切克与“布拉格之春”（一）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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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布切克与“布拉格之春”（一）1-3 -- Anonymous - (11280 Byte) 2002-3-21 周四, 下午12:06 (342 reads) |
1zhuant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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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四
政权蜕化、经济衰退使诺沃提尼面临这样一个两难处境--不改革会失去权
力，改革要放开权力。诺沃提尼愿意松开他的手吗？
极端的官僚政治和集权式经济管理，已经使诺沃提尼政权脱离了社会主义
目标。20年的极权统治之后，官僚的腐败已经到了这样的程度：围绕在诺沃提尼这
位总书记周围的已经不是马克思主义信徒，而是权力的信徒。在这个权力结构中心，
起作用的已经不是能力和党性原则，而是取决于当权者在下面有多少亲信，在上层
有多大的靠山。
一位捷共中央书记曾经说：“在60年代诺沃提尼统治时期，真正起作用的
重要标准是你是否属于同诺沃提尼打扑克的帮派。州委书记或部长如果同诺沃提尼
玩过扑克牌，往往比没有同他玩过牌的捷共中央书记更有权势。”
这些人过着贵族式的腐化豪华生活，他们的月工资可以高到2．5万克朗，
相当于全国平均工资的20倍。而工资还不能说明问题，因为他们的几乎所有开销--香
烟、食品、饮料、汽车、别墅、出国旅游都是由国家开销的。
诺沃提尼把他的别墅建在树木葱绿的小山间，里面装着蒸气浴及从西欧进
口的高级设备，外面警卫戒备森严，不许老百姓靠近。其他高级官员也有同样的享
受，“他们可以免费出国疗养，可以以国家的名誉将贵重的礼品送给外国同事，又
以国家的名誉为个人收得同样贵重的礼品。”
这个国家是他们的。路易十四说过的话“朕即国家”，对这些20世纪的无
产阶级政治家仍然适用--尽管宪法上明明写着，这个国家是人民的。
我们怎么能相信这个国家是“人民的国家”，怎么能指望这些人代表人民！
腐败和特权所造成的政权危机已经十分深刻，但对于政治感觉迟钝的诺沃
提尼来说，算不了什么问题。
诺沃提尼错误地把政策上的让步当作政治胜利。他以为，大清洗中被捕的
7万人和被开除出党的15万人已经恢复名誉，他的国家将不再有严重的政治问题，他
的人民应该知足，应该对生活在没有政治恐怖的德政中而对他感恩。
经济衰退才是诺沃提尼感觉到了的致命伤痛。
官僚主义国有化，使捷克这个在战前就是工业发达的国家每况愈下：效率
低下，技术落后。1963年工业生产总值下降到□-3％，农业生产总值下降到□-7.5％，
生产性国民收入下降到□-2％，整个国民总产值的增长率只有0．5％，几乎等于零。
同时，由于忽视农业、轻工业，造成消费品供应不足，并导致通货膨胀。它的灾难
性后果是农业生产水平低于战前，工人实际收入下降，人民普遍不满，工厂出现骚动。
在这种形势下，连最不愿意承认问题、最害怕破坏了政策稳定性的诺沃提
尼也感到了头疼。他已隐隐约约感到，不实行改革，会失去权力。
然而改革必须放弃一部份权力，这是诺沃提尼最难接受的，于是他采取了
这样的策略：抓紧权力，放开经济。
诺沃提尼要实行经济改革了。
五
诺沃提尼将关闭森严的大门启开了一条小缝，他要改革了--他要在不触动
官僚政治的前题下解决□-济难题。于是，科学家们便避开政治，去进行□-济改革
设计。
把诺沃提尼在下台前为使他的运转不灵的官僚机器重新运转起来而采取的
小修小补也称之为改革，的确不够准确。但考虑到改革这个在当今共产世界运用得
最多的词，已□-变得如此丰富，就象社会主义这个词在几十年的运用中已经变得那
么丰富、多义一样，我们很难对它的概念进行界定。
因此，我们不必如此苛求，我们应该将一切愿意动一动的意图都称为改革：
赫鲁晓夫式的、纳吉式的、铁托式的、邓小平式的、戈尔巴乔夫式的--甚至还有我
们现在要介绍的诺沃提尼式的改革□-□
诺沃提尼要实行改革，是因为他是一个实用主义政客，他的考虑简单却实
用：把生产力促上去，把□-济搞好一点，使人民的不满情绪减少一些；当然，也为
了使他的人民过得好一些。
单凭最后一条，我们就不能说诺沃提记没有一点儿人民性，只是他的人民
性既不具有民主主义、更不具有社会主义性质。他的人民性是原始的、粗俗的，并
且带着他一贯的家长意味。他为人民界定的美好生活是，不被皮鞭抽打和生存需要
的满足。
60年代，诺沃提尼的副手、捷共三套马车之一的科尔特曾以代表团长的身
份去过巴黎。那里的百货公司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仔细地从下面看到上面。晚
上，在大使馆，科尔特一口接一口地喝着闷酒。突然，他若有所思地说；“我们的
人民错过了多少好东西呵，真可怕！难道他们不配享受这些东西吗？”
这也是一种诺沃提尼式的人民性：简单却真诚，原始却有意义。我们应该
感谢这种粗俗的人民性，它使共产世界有了许许多多不同方式、不同程度的经济改
革。
诺沃提尼要实行经济改革还有另一原因：他是崇拜赫鲁晓夫的--就像他曾
经崇拜过斯大林一样。这真是不可思议的事，无论有怎样的想象力，也难以在这两
位伟人身上找到共同之处！
诺沃提尼找到了：他们都是共产世界的最高主宰，都是他的直接上司。他
必须崇拜，必须照办--
斯大林搞政治恐怖，他也搞政治恐怖；赫鲁晓夫搞平反，他也搞平反；赫
鲁晓大搞经济改革，他也不妨一试。
然而，诺沃提尼是一位慢一拍的政治家，他的照办总是慢一步。这倒不是
因为他对自己的仿效有所犹豫和思考，而是出于对前一任主子的忠实和崇拜。所以，
苏联已经枪毙了贝利亚，诺提提尼还在继续他的斯大林式的政治恐怖，赫鲁晓夫在
1956年就开始了大规模的平反运动，诺沃提尼却拖到1962年。
赫赫鲁晓夫1962年下台，他却不会立即转弯，竟给勃列日涅夫拍了一封对
赫鲁晓夫下台表示难过和遗憾的电报。这是他一生中许多政治错误中最严重的一次
.；或许，他1968年3月的下台与此不无关系。
这种慢一拍的官僚惰性，使诺沃提尼在赫鲁晓夫之后还采用了赫鲁晓夫式
的改革方式。
诺沃提尼的改革严格地限制在经济领域。
1964年，45岁的希克教授是被选中来拯救濒临崩溃的经济的主要人物。这
位科学院济研究所所长、捷克斯洛伐克经济学会主席是一位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经
济学家。在“布拉拉格之春”期间，他是改革的主要设计人之一，曾任改革派政府
的副总理。苏联出兵后，他流亡国外。
这个人选是无可挑剔的，但他在诺沃提尼的改革中却没有成功，他的作用
是在“布拉格之春”期间发挥出来的。这也可以证明，改革的理论并不比改革的勇
气和诚意更重要。
希克教授的工作是相当困难的：允许他实行某种程度的改革以改善严重衰
退的经济状况，又要求他必须“利用现行制度的优点”，必须强调“党对国民经济
的领导”。
在这种即要进行经济改革，又不能对现有的政治体制有任何触动的两难处
境中，经历了两年的犹豫、拖延，希克教授才能于1967年1月将自己起草并由主席团
通过的“新经济模式纲领”正式实施。
在诺沃提尼时代，希克教授可以做到的，仅仅是扩大企业权限，更多地运
用市场机制。纲领的重点是，“建立市场经济，自发调节供求关系而不是人为地去
规定；对工业实行分散管理；对企业实行物质刺激”。
这些措施即便在当时来说，也无多少新意，赫鲁晓夫这么尝试过，而南斯
拉夫一直就遵循着这样的经济方针；然而，这些措施在当今的许多进行改革的社会
主义国家，仍然是纲领性方针，因此，我们很难说这样的改革是不需要的。问题只
在于它的局限性和难实现性。
这次改革失败了。
除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层层阻挠，改革措施大多没能实施外，即使得以实行
的部份也适得其反--扩大了权限的企业片面追求利润，盲目生产，使一些获利多的
产品大量积压，而某些人民需要的产品却因获利少而减少了；有的企业利用价格下
放，趁机哄抬物价，牟取暴利。
劳动群众的利益受到了损害，得到好处的只是利用权力下放和价格开放的
特权者和各类投机者。
新经济措施没能解决因工人劳动积极性不高而造成生产效率低下的这个经
济衰退的根本问题。希克教授要求扩大企业领导权力的同时，相应扩大工会权力，
实行工人自治的主张不可能在那些由大小官僚占据着舒服位子的企业里实行。
既得利益阶层当然不会被一个小小的教授的改革主张赶下台去--尽管希克
还是一位中央委员，官僚们却没有把他当成自己圈子里的人。这个政治头衔是业余
兼职，他只是知识分子，只是一个教授，比起搞政治出身的职业官僚来说，他仍然
是异类、是微不足道的。
工厂仍然是老样子；“冷漠的工人不听领班工长，领班工长不理厂长，而
厂长则用谎言来欺骗布拉格的部长们。”
这次改革招致了更多的经济困难：物价上涨、食品短缺、工人缺勤严重、
生产停滞、政府财政赤字在1967年达到50多亿克朗（约合6亿美元）。
几年的折腾和失败使捷克人明白了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社会主义改革设
计不能交给官僚去执行，因为这些人关心的不是社会主义，不是社会利益，而是他
们的权力和利益。
在这个国家的经济管理中渗透了官僚政治，官僚们决不可能根据经济规律
和社会利益作出决定，人事关系和政治权力的考虑是压倒一切的。这些政治弊端，
当然不是经济改革可以革除的。
希克教授等人终于得出了这么一个结论：“经济改革没有政治上的改革配
合，就不能发挥作用！”
于是，希克教授等科学家开始将注意力转到政治解决上，呼吁政治改革的
迫切性。这种智囊式的呼吁和进谏当然不可能动摇一个经营了数十年的官僚结构。
诺沃提尼既然没有能力迫使他的庞大的官僚机构接受经济改革，又怎么可
能迫使他们接受对官僚来说更加致命的政治改革？
在这儿我们又看到了赫鲁晓夫式的悲剧；再说，诺沃提记本人也绝不会同
意政治改革。他之所以让经济学家们试一试，而把关闭森严的大门启开一条小维，
是因为他相信可以不触犯官僚政治而单独解决经济问题。也就是说，经济上某种程
度的自由化可以考虑，但政治上的民主化却绝对不行。
经济解决失败了，政治解决的课题肯定会提到日程上来；官方自上而下的
改革失败了，自发的、自下而来的改革浪潮必然涌来。
这一切都发生在“布拉格之春”之前，可以说，“布拉格之春”的产生不
是因为保守和拒绝改革所致，而是一场不彻底的、失败的改革所引发出来的更深刻
的革命。
现在，1967年的春天已经逝去，下一春天还得等待半年，然而这一次，这
个善于忍耐的民族，这些等待了几百年的人民不再等待了。
六
人民愤怒了--对那个糟蹋了社会主义，又来糟蹋改革的官僚政治愤怒了。
然而捷克人没有感情用事，他们思考着，对改革投入了更多的热情和理智。
从1964年改革开始，捷克斯洛伐克人就焦急而又理智地关注着改革形势。
他们愿意将信任交给科学家，让他们有时间精心设计，他们愿意将耐心给予官方，
让政府有时间稳步实施。
这绝不是对改革冷淡、超然、摸不关心，而正是捷克斯洛伐克人的成熟--1956年
的匈牙利悲剧记忆犹新，他们不希望狂热、暴力、流血来干扰他们的目标。
捷克人巳经没了“一觉醒来，天下大变”的幼稚。那几年，人民关注着、
倾听着、思考着
他们认真地了解希克教授的改革思想，也仔细地阅读科学院28位经济学家、
社会学家、统计学家、历史学家和物理学家联合发表的关于改革的意见书《处在十
字路口的文明》。
这份报告是在科学院哲学所□多万·利赫塔博士领导下，对捷克社会各方
面的问题进行综合调查研究的结果。
这是对捷克病的一次全面会诊。
科学家带着严肃的思考和权威登上了社会舞台。他们宣称“迄今为止，政
治家利用了科学家，而从现在起，科学家将决定政治的步调。党的主要任务之一，
将是为科学发展开辟和扫清道路。”
这些，捷克人民都看到了。对人民中最优秀的那一部份人能思考和参与改
革，捷克人感到无比振奋。这是他们的幸运和骄傲--10年前的匈牙利不正是缺少这
样的文化精英，缺少这样的深思熟虑和精心设计才造成了开始的混乱吗？
然而，要把改革的思考和设计变为实践，把科学家的理想变为政治现实，
还得依靠另一部份社会精英--行使政治权力的政治家们。
于是焦灼而又耐心等待的人民又将信任交给了政府。
这一次--我们前面已经看到了--人民失望了。
现在，1967年夏天，捷克斯洛伐克面临的危机已不仅仅限于经济方面。人
民在焦急地等待之后，会如何对待政府所给予他们的失望？他们对埋葬了社会主义、
又同样埋葬了改革的官僚阶层的愤怒，会将他们引向何处？
尽管没有枪声，没有动乱，也没有上街游行，但在1967年夏天，捷克斯洛
伐克的危机是深重的。
对此，诺沃提尼惊慌了，克里姆林宫也惊慌了。他们从捷克斯洛伐克的局
势中感到了一股潜在的、1956年匈牙利式的危机。
捷克斯洛伐克民族面临着一次重大的历史选择。
在这次历史关头，捷克人民又一次表现出令人尊敬的克制：他们没有因为
失望、不满而挺而走险，没有不负责任、不看目标、不顾后果地凭感情用事--这又
是一个与匈牙利事件不一样的地方。
捷克人选择了、行动了。他们的策略是：运用民主力量，对保守的、阻挠
改革的官僚施加压力，而把他们的热情、信任和希望交给共产党内进步的一翼、支
持他们站出来，将政治体制改革的旗帜举起来。
此时，后来与“布拉格之春”联系在一起的几位著名改革家还没有为人民
所认识和理解。因此，可以说，不是这些政治家造就了“布拉格之春”，而是捷克
人民推出了这些改革家，并使他们与“布□-格之春”一起成长、前进，为捷克斯洛
伐克的历史写下了最辉煌的一页。
人民中蕴藏的，绝不只是狂热和破坏的力量。这在捷克斯洛伐克人民身上
得到证明--在理智的驱使下，这个民族爆发出巨大的、但又是冷静而有秩序的力量。
1967年，捷克人民所有的这种力量，连同他们的情绪、意志，就要在作家
们的活动中体现出来了--作家将以猛烈的火力展开对旧体制的政治批判。
捷克斯洛伐克作家不愧为人民的良心，民族的灵魂。
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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