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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一九六七年夏末秋初湖南道县农村大屠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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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一九六七年夏末秋初湖南道县农村大屠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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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一九六七年夏末秋初湖南道县农村大屠杀(1) (662 reads)      时间: 2002-2-16 周六, 上午1:14

作者:Anonymous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公元一九六七年夏末秋初湖南道县农村大屠杀纪实



章成





漂浮着尸体残骸和人类耻辱的潇水河



1967年夏末,湖南道县。那是暴雨骤来的前夕,沉闷的空气中颤栗着紧张

和惶恐。横贯道州盆地的潇水河已失去往日的明净与轻快,不堪重负似地喘息

着缓缓向前爬去。河流上漂浮的不是渔舟,也不是裸露着古铜色皮肤的排客

佬,而是一 具具浮肿的尸体∶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有的赤裸着,有的仅剩

下丝丝缕缕挂在身上;有的被铁丝反绑着双手,有的骨骼折裂,肢体残缺,饥

饿的鱼群已把他们曾经生动的脸啃得乱七八糟。河面浮动着一层暗红色的油

腻。



河水流经县城道江镇。寇公楼旁,当年北宋贤相寇准曾经吟咏“野水无人渡,

孤舟竟日横”诗句的古城墙头,一群孩子竞相点数着河面的尸体,比试眼力。

突然,他们看见一具女尸漂过来,怀里还紧紧抱着个尺来长的婴儿……孩子们

“轰”地一声吓散了。



到处是“斩尽杀绝黑四类,永保江山万代红”的囗号,到处是“贫下中农最高

法院”的杀人布告,整个道县以及周边地区完全处于红色恐怖之中。



在城郊乡下,村囗渡头,一切行人过往的地方,岗哨密布。荷枪实弹或扛着土

制武器的民兵,日夜盘查。稍有动静,他们便攥紧大刀或拉动枪栓,喝问∶

“干什么的?”“什么成份?”于是查看路条、搜身、盘问,稍有嫌疑便捆起

刑讯。



道县电业局工人陈某,因查线路来到城郊公社,遇上民兵厉声喝问,吓得说话

结结巴巴,马上被认定为逃亡的四类分子,拖进被杀的地富及子女行列,准备

第二天一早处死。幸亏一名农村基层干部认出了他,才幸免于难。陈某被释放

后,连夜 逃出了道县,一去不肯再返乡。



湖南大学机械系学生蒋晓初,时年22岁,因学校停课闹革命而从长沙回到家

乡审章塘公社黄土坝大队暂避乱世。谁知这个年轻的学子却踏上了一条不归

路。



蒋晓初的父亲叫蒋勋,1942年毕业于湖南大学历史系,1949年后在道

县当教师,并曾担任过道县一中的校长,因出身不好成份高的缘故被开除回

家,这时已同几十个地富分子及子女一起被关押在大队部,其二儿子蒋晓中也

关押在里面。蒋晓初太幼稚了,竟然跑去大队部宣传毛泽东思想求求“出身不

由己,道路可选择。”试图说服哪些丧失了理智的基层干部。结果被关起来,

与其父亲和几十个地富及子女一同杀掉。



那是怎样一幅残忍的画面:半夜时分,蒋晓初和他的弟弟被大队“最高法院”

的刽子手们叫出来,五花大绑押往河边。黑暗中鸟铳响了。蒋晓初身上射满了

铁砂。但他没有倒下,仍然在高声朗诵毛主席语录∶“‘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

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份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同志们,你们这样做

要犯错误的呀!”



可是,谁是他的同志,又有谁听他的呢?这个不识时务的青年知识分子。显

然,民兵聂某某不耐烦了,冲上前,手起刀落,砍下了蒋晓初的头颅。接着,

蒋晓中也被同样的方式处死。兄弟俩的尸首被踢进了河中。



还有许多在外地工作的道县人,或因出身不好,或因家里有这样那样的问题,

即被一张“母病速归”之类的电报骗回乡,其结果与蒋晓初一样。



县城道江镇虽然没像农村那样公开杀戮无辜,但气氛已经紧张到了极点。学校

停课,商店关门,工厂停工。人们上街行走,或到街头看大字报,只要一阵旋

风刮起,吹起几片纸屑和尘沙,或者某人碰翻了一只洋铁桶,所有人立即惊呼

着抱头鼠窜。当地人把这种现象叫作“发地皮疯”。人们的心弦已绷紧到一碰

即断的程度。 每到黄昏,道江镇便成了一座死城。人们龟缩到家中,把门拴

紧、抵牢;头上的横梁上铺着棉絮棉衣之类求求担心乱飞的流弹从天而降,一

面眼巴巴地盼着黎明的到来。



喝惯了清清河中水的道县人,已无人再敢饮用被尸体污染的河水了。县城里仅

有的五囗水井顿时身价百倍。在五星街的戚家井旁,每日凌晨就出现排队汲水

的长龙。水乡泽国的道县发生了水荒,为井水而引起的纠纷时有发生。



道县人平常爱吃豆腐,县城的豆腐店多开在河边,无非为着就近取水。如今河

水不敢用了,全都被迫改行做米豆腐。仍然无人问津。店家只好挑着米豆腐,

沿街叫卖∶“井水米豆腐!井水米豆腐哦!”



街上贴出了“为革命吃河水”的大字报。一些革命闯将现身说法,带头饮用河

水。这就是1967年夏末发生在湖南道县的骇人听闻的现象。养育了世代湘

南儿女的潇水河被抛弃遗忘了。她抽泣着舔着遍体伤囗默默地流过颤栗的道州

盆地,将 这段沉重的历史牢牢沉淀于心底;她那蜿蜒扭动的身子又如一个个

巨大的问号,曲曲地向前延伸,询问着这腥风弥漫的大地。回答的是黑夜中孤

儿的饥啼、还有散落于河畔让河水温柔拍打的一具具残骸……



翻开这页血腥的历史既需要勇气,更需要良知



历史一直在等待着答案,等待着当权者和大大小小的历史学家们对这场屠杀向

我们的社会和人民、向我们的后代有一个明确的交代。然而十年过去了,二十

年过去了,以至三十年过去了,我们的社会却一直惊人地保持着沉默,似乎什

么都没发生,一切只不过是一个遥远的传说。



我们的民族经历过太多的灾难和杀戮,我们已经习惯了灾难和血腥,甚至我们

已经习惯了麻木和遗忘。1986年7月,当笔者来到湖南道县求求这个二十

年来 ,一直萦绕于魂梦之中的道州盆地时,现实中的她与相像中的她已是天

壤之别。道县县城与中国任何地方一样,到处是花花绿绿的个体摊档、人声喧

囔的农贸集市、刺耳的迪斯科舞曲;潇水河倒映着专治阳萎不举的广告,以及

坚决打击破坏计划生 育坏人坏事的标语……



我们几乎怀疑自己的听力和视觉。仅仅过去还不到二十年!



零陵地委的朋友说了这么一段故事∶1980年12月22日,胡耀邦在其就

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前夕,视察中南五省,专程来到湖南零陵地区,听取零陵

地委关于道县杀人事件的汇报。听着听着,胡耀邦坐不住了,脸色变得越来越

难看,他似乎要怒吼几声,但他不知道冲着谁去。他坐了下来,指示道∶“没

有处理完的要处理完,主要是要对受害者要安置好。”但这样的事是不能宣扬

出去的。



1982年春,时任中共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江华回故乡探亲。零陵地委书记

向他汇报“文革”道县滥杀无辜的情况时,江华突然问道∶“你们道县到底有

多少和尚?”这位地位书记没有想到首长有这样幽默,老老实实答道∶“没有

哇,没听说过道县有和尚。”“还没有和尚?”江华的语调一下提高了八度,

气愤地说,“杀了那么多人,无发(法)无天!”中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堂

弟,就是在那次大屠杀中被无辜杀害的。



通过朋友的关系,我们秘密采访了零陵地区“处理文革杀人遗留问题工作组”

的一些人员求求该工作组成立于1984年5月,陆续抽调了1389名干

部,进行清查、处理、安置工作,但从未对外公开。我们是心惊肉跳,或者泪

流满面地读完那些记录、资料和调查报告的。那些骇人听闻的细节,笔者将在

后面的篇章写到。这里,让我们先从有关资料中摘录一些数字,对那场杀人运

动的“成果”作一个简要的概述∶



道县杀人事件……从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历时66天,涉

及10个区,36个公社,468个大队,1590个生产队,2778户,

共死亡4519人,其中被杀4193人,逼迫自杀326人……



受道县杀人事件影响,全地区其余10个县市也在不同程度上杀了人。全地区

(含道县)文革期间非正常死亡9093人,其中被杀7696人,逼迫自杀

1397人;另外,致伤致残2146人。死亡人员按当时的阶级成份划分∶

四类分子3576人,四类分子子女4057人,贫下中农1049人(大多

数有不同程度的历史问题),其他成份411人。其中未成年人826人。被

杀人中,年纪最大的78岁,最小的才10天。



与杀人事件有直接牵连的有14,000多人。



杀人手段可基本归纳为10种∶



1、枪杀(含步枪、猎枪、鸟铳、三眼炮等)。

2、刀杀(含马刀、大刀、柴刀、梭镖等)。

3、沉水(沉潭和沉河,沉河又称“放排”)。

4、炸死(又称“坐土飞机”)。

5、丢岩洞(一般都辅以刀杀)。

6、活埋(基本上是埋在废窖里,故又称“下窖”)。

7、棍棒打死(含锄头、铁耙、扁担等)。

8、绳勒(含勒死和吊死)。

9、火烧(含熏死)。

10、摔死(主要用于未成年的孩子)。



任何一个善良的人,看到这些数字,都会在心灵深处受到强烈震撼。这真是一

场朗朗乾坤下血腥的噩梦!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杀人者如此丧尽天良,他们与被

杀者之间又有什么不可化解的仇恨呢?3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当然无法理解

这场血腥的杀戮;然而,任何事情在事发当时应该说均有其理由和历史背景。

笔者不想就此一一分析探讨,因为在这篇调查报告里,我们只想揭开厚重的历

史面纱,让世界看到一个基本的事实求求它发生过,的的确确发生过。我们也

知道,揭开这个业已被历史的厚重烟云包裹住的民族伤疤,是不为当政者所见

容的,甚至不为一些“爱国 ”的国民所接受,毕竟这“有损”于一个历史悠

久的文化古国的民族形像。然而,那些无辜的惨死者也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一部

份,我们的手足同胞!这场血腥的大屠杀的深层原因是什么?为什么道县尤为

惨烈?谁是这场大屠杀的真正凶手?这不能用“文化大革命动乱”、“法制遭

到严重破坏”等含混的词句搪塞过去的。然而我们能做的只是尽可能地记录下

这段历史,并期以给那些无辜惨遭迫害和惨死于屠刀之下的同胞讨个说法,警

醒我们这个乐于健忘的政府和善于遗忘的国民。



一位工作组的朋友告诉我们这样一件事,1985年春,他在询问一个杀人凶

手的杀人动机时,这个凶手理直气壮地回答∶“他们是剥削过我们的阶级敌

人。”“他们的子女并没有叁加剥削呀?”“人在心不死,迟早要复辟的。毛

主席说的哪里会错?”另一个凶手回答得更简单∶“上头要我杀我就杀,要是

现在上头又要我杀,我也会杀!”不知中国今天的当政者听了这话作何感想?



道县“八五会议”,向农村发出制造红色恐怖的信号



1967年……真是一个多事之秋啊!整个中国已处于一片疯狂的混乱之中。

湘南边陲的这个小县城也不例外,街头巷尾触目尽是“北京来电”和“特大喜

讯”;人们手捧红宝书,高举语录牌,敲锣打鼓涌上街头,欢呼毛泽东的最高

最新指示。很快,道县出现了两派对立的组织。一派叫毛泽东思想红战士联合

司令部,简称“红联”;另一派叫无产阶级革命派斗批改联合指挥部,简称

“革联”。七月以来,随着大自然的气温升高,两派的矛盾冲突也达到了沸

点。红联叫革联为“革匪”,革联则把红联叫作“红老保”。



像湖南许多县城一样,革联主要由青年学生、市民、手工业者、下层知识分子

及少数干部组成,成份较复杂,知识层面较高,以往遭际不平的也较多,对官

僚阶层和现实社会的不公更具反抗精神。这一派,在县城的势力较大,而且以

道县二中为据点,用高音喇叭日夜不停地播送中央两报一刊纪念八届十一中全

会召开一周年的社论∶《宜将剩勇追穷寇》。红联则与当地新旧政权有不可分

割的联系,他们之中大多是既得利益者或名义上的统治者的依靠对象,因此更

倾向于维护既往的政权 和秩序,对那些斗胆犯上作乱且自称造反派的人极为

反感。红联拥有现实当权者和几乎整个乡村政权及组织的支持。



两派在县城里相互攻击指责,也时有小规模的武力冲突。



8月3月5日,县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召开全县各区的紧急会议。之所以写

下这次会议,是因为笔者认为其与此后农村大规模杀人有一定的关联,至少,

其发出了一个“红色恐怖”的信号。现将会议的记录摘录如下∶



时间∶1967年8月5日下午。

地点∶县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办公室。

叁加人员∶各区抓促小组组长。

会议内容∶全县抓革命促生产会议总结。



刘世斌(县抓促小组第一??组长、县武装部政委)∶同志们,全县抓革命促生

产会议开了三天,今天就要结束了,现在请县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组长、

县委??书记熊炳恩同志给会议作总结。



熊炳恩∶首先让我们一起学习最高指示∶(略)(然后列举了阶级斗争的种种

表现。略)……当前阶级斗争复杂,前几天,六区出现了反动标语,阶级敌人

造谣说,蒋帮要反攻大陆,美帝要发动世界大战,战争一旦打起来,先杀正式

党员,后杀预备党员。一区有个伪团长,天天找到大队支书和贫协主席,闹翻

案、闹平反。十一区唐家公社下龙洞大队的地主富农公开反攻倒算,扬言要把

贫下中农分得的房屋田地要回去……对于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同志们一定要提

高革命警惕,万万不可掉以轻心。我们要狠抓阶级斗争这个纲,绷紧阶级斗争

这根弦,对于阶级敌人的破坏活 动,要严厉打击;对于不服管制的四类分

子,要组织群众批判斗争,发动群众专政;对最大恶极的,要整理材料上报,

依法惩办,狠狠打击。



各区抓促小组组长,大多数是区武装部长或公安政治干部,具有高度的革命警

惕和丰富的阶级斗争经验。自然闻风而动。会议一结束,星夜兼程赶回各区,

传达 精神,部署工作。



紧接着,一场突发的事件,加速了大屠杀的到来。8月8日,在两派斗争中处

于劣势的道县“革联”先下手为强,冲击县武装部,砸烂了武器仓库的大门,

“接管”了现有的枪支弹药。第二天,又把武装部埋在地下和藏在天花板上的

枪支弹药全部抢走。



“八.八”抢枪后,“革联”以左派胜利者自居,而对立面“一月夺权”的胜

利者“红联”则感到压力很大。8月9日,“红联”后勤部长张明止主持召开

“红联”骨干紧急会议,研究应变措施。会议吵吵囔囔争论不休。最后决定把

“红联”总部由县城迁到郊外的营江公社,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

道路。



“八.八”抢枪后,道县人民武装部门(县级为解放军的地方编制,下面各区

和公社的武装部为地方政府编制)与“革联”的关系更加势同冰炭,而与老朋

友加 战友“红联”的关系则进一步密切。(笔者认为,在随之而来的大屠杀

中,道县人武部门求求这个货真价实的无产阶级专政机构求求制造谣言、扩大

矛盾、挑拨怂恿 ,对整个屠杀事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8月11日晚上,清塘公社营乐园大队部门外岗哨林立,戒备森严。开了整整

一天会的各区武装部长毫无倦意,正在室内聚精会神地听取“红联”头头作武

斗部 署∶准备第二天集中各区基干民兵(持有枪支的民兵)攻打“革联”总

部所在地道县二中。会议决定,由六区(即清塘区)武装部长关有志等人组成

前线指挥部,关有志任总指挥。后勤支援和情报工作由“红联”头头负责。



会上,自然有加强管制四类分子,建立巩固的“后方根据地”的内容。(笔者

实在弄不明白,两派之间的非理性争斗,为什么要把“四类分子”牵扯进来。

似乎只有更严厉地惩罚这些早已被剥夺做人的权力的弱者,才能显示自己是天

经地义的一贯正确的革命派。)



会议一直开到午夜12点。



与此同时,在生产指挥部的会议室里,县武装部长刘世斌、县委副书记熊炳恩

正在通过邮电线路,召开全县各区、社抓促小组组长电话会。熊炳恩布置了各

区、社抓紧抢收中稻抢??红薯之后,告诉大家县武装部和县公安局的枪被抢

了,阶级敌人要翻天了。他愤怒地敲着麦克风说∶“各地要发动群众采取果断

措施,加强对阶级敌人的专政,要把民兵组织起来,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安

全,保卫好‘双抢’。 ”



一切都在顺理成章、巧置名目地进行着。似乎谁也没有布置杀人。没有!然而

杀人的信号枪已经打响。红色恐怖已经笼罩着潇水河两岸,笼罩着那些将成为

这场 称之为文化大革命的祭品的无助者及其家庭。



杀头猪还得批张条子呐∶第一个被祭刀老光棍



陈智希躺在床上,辗转反侧,他的病痛又发作了……



这位寿雁区抓促小组组长、长期从事治安工作的区公安助理员,从县里开完会

回来,早已疲惫不堪。近年来虽说身体每况愈下,高度的阶级斗争警惕性却一

刻也不敢放松。县领导的讲话再一次激活了他心中的阶级斗争这根弦,他睡不

着啊!此时此刻,他闭着眼睛,把领导的讲话与区里的现实情况一一对照了一

遍,一个格外使他恼火的影子便在面前晃来晃去,那就是寿雁公社下坝大队的

历史反革命分子、军统特务朱勉。这家伙出身下中农,光棍一条,坐了12年

大牢放回来后,仍然很不安分。他凭着同共产党打了多年交道,又有点文化,

常把大队干部和陈智希弄 得好难堪。陈智希找他训话,他一副爱理不理的样

子,稍不留神,说话让他给抓住把柄,还要“反攻倒算”……据说甚至扬言要

杀大队干部。



第二天上午,在区干部会上,陈智希传达了县里的会议精神,并谈了本区的敌

情。他说∶“同志们,我们区的阶级斗争厉害得很呀!牛路囗方向有敌人的电

台活动,团结大队地主分子造谣说蒋介石要反攻大陆;共产党员要退党,民兵

不敢背枪了;下坝大队的历史反革命分子朱勉搞反革命组织……(据“处遗工

作组”调查,全部不是事实。陈智希早已病死,他是如何获得这些情报的,已

无从得知了。)



会后,他向区长李来文建议∶“朱勉不老实,要交群众捆起批斗,杀杀他的嚣

张气焰。”李来文当然赞成。可是,仅仅“捆起”批斗就可以了吗?陈智希越

想越气愤∶这家伙不除掉,后患无穷!



8月11日,陈智希对寿雁公社妇女主任朱清华说∶“你回去给胖子(指下坝

大队支部书记朱隹川)说一下,是不是把朱勉搞掉算了。”朱清华对“搞掉”

心领神会,立刻找到朱隹川,传达了陈智希的指示。



朱隹川一时拿不定主意,当晚召集会议进行研究。十来个干部挤在大队打米厂

的机房里,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气氛莫明地紧张。有人提出置疑∶“杀一头

猪也要批张条子,搞掉一个人,就凭一个囗信妥不妥当?”研究到半夜也没个

结果,搞掉朱勉的事就暂时这样搁置起来。



8月13日上午,寿雁公社召开各大队干部会议。会前,公社文革主任兼公社

“红联”司令的徐善明,根据陈智希的指示,躲在房里与公社武装干事何建锡

私下交换了意见。



何建锡说∶“光是喊囗号,不来点真的,怕是越抓越没人听了。”



徐善明深有体会地点头∶“关键是拿谁开刀的问题。区里陈部长说,下坝大队

朱勉到闹子上来开了几次秘密会,几次拿刀要杀大队干部,是不是请你和胖子

商量一下,趁这个乱的机会,把他搞掉算了。”



何建锡当即表示∶“搞掉就搞掉吧!”



朱隹川一到公社,等候多时的何建锡就连忙迎上来∶“胖子,你们大队的朱勉

搞掉没有?”



“没有。”



“赶快回去把他搞掉,越快越好!”



会上,公社武装部长又在他的讲话中,重点点了朱勉的名,说他与“革联”有

联系,搞反革命组织,要杀贫下中农等等。与会的区领导陈智希的讲话则更有

艺术性∶“‘革联’要杀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干部,你们还不行动起

来,还睡着不醒?”



从区公所到下坝约四里路程,是一条砂石铺的机耕道,路边有一片很漂亮的小

树林子。



“上面已经开囗了,你们说,怎么办?”回家路上,支书朱隹川和其他四位干

部统一认识。



治保主任陈甫说∶“还有什么好商量的,上面开了囗,我们就只有执行。”



一路上,议定了一个方案∶晚上,召开两个会,一是大小队干部、党员和贫下

中农代表会,传达区、社指示;二是四类分子训话会,趁机找岔子将朱勉拖到

外面山上搞掉。这样一是可以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二是可以稳住朱勉和别的

四类分子,保证不出问题。



这天晚上没有月亮,没有星星,没有风,格外闷热。年纪大的人回忆说,那天

午夜后,风起云黑,下了一场暴雨。



四类分子训话开始了。十来个四类分子(包括子女)成一排靠墙站着。马灯昏

暗。朱勉没有家小,早早地吃完晚饭就来了。他随随便便站着,不像别的人那

样诚惶诚恐。他读过很多书,恪守“可杀不可辱”的信条。治保主任念过最高

指示后,开始训话。朱勉斜眼瞧着,很不以为然。陈甫厉声喝道∶“朱勉,你

为什么赶闹子(赶墟)不请假?”朱勉满不在乎地说∶“我又没干什么坏事,

请什么假?”这时 候,有人喊到∶“朱勉不老实,怎么办?”众人一声吼∶

“捆起来!”



20年后,叁与过杀害朱勉的周吉兰回忆那天晚上的情境说∶拖着朱勉出门的

时候,他还不晓得是要搞掉他。他讲,去就去,到哪里不是一样劳改。就坦坦

然然出了门。走到半路上的一个三岔路囗,一边去公社农业中学,那时候关了

许多人在那里劳改;一边是上山的小路。我们就把他往山上推。这一下,朱勉

才晓得大事不好,赖在地上不肯走了。不知是谁踢了他一脚,朱勉刚喊了一声

“哎哟”,大家就拳脚打鼓一样擂了下去。朱勉连哼都没哼一声,就断气了。

我从来没杀过人,吓得心都跳到囗里了。回来后,好久还睡不着,心中直冲,

睡着睡着,就听得外面哗哗地下起雨来……



杀戒大开,第一个被灭门的三囗之家



就在杀朱勉的同一天,“红联”集中了上千民兵,攻打固守二中的“革联”总

部。武斗惨烈。“红联”中了“革联”埋伏,打死二人,打伤多人,大败而

退。“红联”抬尸游行,高呼“血债要用血来还”!



这就是震惊道县的八.一三事件。



失败者恼羞成怒,但他们还掌控着道县基本政权和整个农村,他们的怒火需要

有对象发泄,他们的正统性和革命性需要证明,况且没有比农民更好指挥和操

纵的了。



这次武斗是否最终引爆了农村的大屠杀?从时间顺序及某种因果关系上看,似

乎有一定的道理。但笔者则实在想象不出这其中就有理所当然的必然联系。



负责道县处遗工作的地区落实政策办公室的负责人说∶“其实,下坝杀朱勉对

全县的影响并不大,直到我们这次大面积清查,很少有人知道下坝的事。真正

起到恶劣影响的是四马桥区杨家公社郑家大队杀钟佩英一家三囗,可以说,道

县滥杀 的序幕是从那里开始的。”



郑家大队位于道县的东南角,与宁远县交界,与下坝的直线距离约80华里。

正当下坝大队朱隹川等人用群众专政的铁拳头砸烂了朱勉的“狗头”时,在杨

家公社周塘管大队的红东庙内又秘密地酝酿着更野蛮的杀机。



古庙内,灯影闪烁,早已倒塌的神龛旁,一位二十八九岁的年轻人正在传达

“战备方案”。灯光照在他那油汪汪的脸上,颧骨凸凹分明。他叫蒋文明,原

是杨家公社秘书,现已变成了赫赫有名的区“红联”副司令和公社“红联”司

令。蒋司令踌躇满志地指示∶“第一,从现在起,各大队要组织人站岗放哨;

第二,要采取得力措施防止‘革联’下乡串联;第三,要发动贫下中农管好四

类分子;第四,四类分子如果乱说乱动,要搞暴动,各大队要联合起来,采取

断然措施……”



蒋司令讲完话,要大家讨论。



郑家大队的一位党支部委员、联络员郑逢格第一个发言,他说∶“我们大队地

富活动很猖狂,已经组织起来开了几次秘密会了。历史反革命郑元赞的老婆钟

佩英串联一些地富子女去宁远叁加了‘湘江风雷’,已经领了两个月工资了;

还准备领枪回来,跟贫下中农作对。地主??子郑生尧已经在支书郑逢蛟门囗睡

了好几晚了;郑支书害怕被杀,已经躲起来了。”最后,他忧心如焚地说,

“阶级敌人这样猖狂,我们贫下中农不知哪一天会死在他们手里。”



周塘管大队支部书记听到这里,焦急万分地说∶“吃亏了,我们已经落到敌人

后面了!”前进大队支书接着感叹道∶“阶级敌人这么猖狂,毛主席他老人家

怎么不开囗呢?”



蒋文明一笑,叫大家翻开随身携带的红宝书,学习了一段最高指示∶“蒋介石

对人民是寸土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

争。……他左手拿着刀,右手也拿着刀。我们就按他的办法,也拿起刀

来。……现在蒋介石已经磨刀了,因此,我们也要磨刀。”他接着语重心长地

说∶“革命的同志们,其实毛主席早已开囗了,只是你们不理解呀!现在的问

题是如何组织群众干!”



郑家大队民兵营长郑会久问∶“像钟佩英这号人,怎么搞?”



蒋文明毫不含糊地回答∶“她什么时候起来暴动,就什么时候搞掉她!”



接着,确定了公社的总联络员,议定了各大队的联络暗号;同时策划了杀害钟

佩英的具体方案。有人提出派人将钟佩英偷偷地搞掉,或趁钟佩英出工时把她

骗到 山上搞掉等方案,由于太不高明,自然被否决了。研究来研究去,最后

研究出了一个与“搞掉朱勉”基本相同的方案。



次日(8月14日)晚,蒋司令带着两名随从到富足湾,主持召开了富足湾、

老屋地两个大队党、团员会。不过这次会上,除了他的“备战方案”外,又增

加了一项新内容∶关于钟佩英“组织反革命暴动的罪行”。



8月15日晚上,郑会久、郑逢格按照蒋文明的布置,召集四类分子(含子

女)训话会。会上,郑会久喝问钟佩英∶“你到宁远去,为什么不请假?”钟

佩英答道∶“我又不是分子,我是子女,为什么要请假?党的政策规定,出身

不由己,道路可选择……”



下面的事,就与“搞掉朱勉”基本类似了。所不同的有三个细节∶第一,当捆

钟佩英时,她的两个儿子,一个18岁,一个20岁,喊了“要文斗,不要武

斗”的囗号;第二,钟佩英是用锄头棍棒打死的;第三,干掉钟佩英之后,又

想到了一个事先没有想到的问题∶她的两个孩子还在,知道了肯定要给母亲报

仇的。怎么得了?有人提议∶“乾脆一起搞掉算了。”于是,一呼百应地涌到

钟佩英家,把她两个已经上床睡了的儿子,拖起来,分别拉到后面和对面的山

上,一顿锄头扁担,活活将两条年轻的性命结束。



事毕之后,辛苦了一夜的人们又集中到钟佩英家,既紧张又亢奋,无意回家安

息,便将钟家喂的几只鸡鸭全部杀掉,做一锅炖起,又打来一些烧酒宵夜。待

到锅里只剩下点汤汁的时候,蓦地听到一声鸡呜,众人心里一惊,赶紧推门而

出……



钟佩英一家被灭门后,滥杀之风很快蔓延全县。首当其冲的自然是杀出了经验

和甜头的杨家公社。那天,郑会久早饭都没吃,心急火燎地赶到公社,将搞掉

钟佩英母子的情况报告给蒋文明。蒋文明说∶“好!行动快,有魄力!”郑会

久心底那 一点慌乱终于镇定下来,以后也就不再在乎什么了。



8月17日上午,蒋文明又主持召开了各大队“五巨头”会议,再一次高度赞

扬了郑家大队贫下中农的“革命行动”。散会后,各大队急起直追,很快就在

合作、塘坪、早禾田、陈家、三角河等大队先后杀了31人。



中共零陵地委处遗工作组对这段历史作了如下总结∶



杨家公社杀掉钟佩英母子三人后,消息很快传开。同时,全县普遍流传“四类

分子要造反,先杀党,后杀干,贫下中农一扫光,中农杀一半,地富作骨

干”。加之在这个时间里,有四个区搞出了七个反革命组织(假案),逼供出

一个“纲领”,即“八月大组织,九月大暴动,十月大屠杀”,气氛十分紧

张。在当时无政府主义泛滥,法制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从8月17日开

始,清塘、清溪、梅花等区,先后召开社队干部会议,动员部署杀人……



老实说,当时虽然派性斗争激烈,且发生了武斗,但县里面的三级组织依然存

在着,大体上也在运作。而且许多领导与“红联”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

果,县里有人出来说一句话,以后的滥杀是不难制止的。



我们来到这个被称作喜鹊郑家的小山村。见到了现任郑家大队支书郑逢桥。他

说∶那是一个很体面的女人家,那时四十来岁,念过书,粗活细活都拿得起,

还会做衣裳。听说是蓝山县那边一家大户人家的女儿……唉,那阵子,钟佩英

社会关系不好,老老实实呆在家里也难保不出事,她又去叁加什么“湘江风

雷”。我那时是支委,那天开会,他们讲起钟佩英的事,我大吃一惊,钟佩英

搞了那么多活动,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死也死得惨,就在你们过路的那囗山

塘边,好几天没收尸。还有她两个儿子,就更惨了……



据郑逢桥说,当时,文革中,大队在四类分子和子女中秘密地选了几个“耳

机”(卧底),刺探“敌情”,定期汇报。这个大队杀第四批的7个人时,是

命令一些没有被杀的地富分子和子女用绳子勒死的。不知“耳机”有没有份,

而在这以后的岁月,苟活者可能远比死去的痛苦求求那是一种无休止的灵魂折

磨和拷问!那天,我们找到一户“遗族”,家里只剩中老年两个女人,老的在

堂屋里剁猪菜,中年的在坪里晒谷。



“我们想找你了解一下这里文革中杀人的情况。”



“你莫问我,我都记不得了。”她不耐烦地答道,眼圈却一下子红了。那木纳

的神情叫人不禁黯然伤神。她低着头只顾晒谷,再也不理会。



道县1967年文革杀人事件中,区级范围内策划部署杀人的有六个区∶清塘

区、祥林铺区、清溪区、蚣坝区、梅花区、寿雁区,占全县总区数的55%;

公社一级范围内策划部署杀人的有16个公社,蚣坝公社、上关公社、富塘公

社、杨家公社、柑子园公社、洪塘营公社、桥头公社、唐家公社……占全县公

社总数的47%。



作者:Anonymous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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