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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船何日过三峡？（八）

金唢呐
[个人文集]

加入时间: 2007/06/19
文章: 1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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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大船何日过三峡？（八） (1394 reads) 时间: 2011-12-15 周四, 上午7:24

作者：金唢呐 在驴鸣镇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大船何日过三峡？（八）

金唢呐

中国若想成功民主转型，最大可能（也是我认为最理想的过程）既不是简单地从外部强行输入民主，也不是内部爆发民主革命，而应该也是一个台湾那样的“上下互动”、“里应外合”的缓慢而平滑的过程（据说国民党是人类有史以来，唯一一个主动实行民主宪政，并且日后又重新上台的专制政党）。在这个过程中，思想交锋和利益博弈促进观念改变和制度演进，把民主制度需要的软硬件尽可能地配备齐全。所谓硬件，我认为最主要的经济要达到一定水平，穷国、大国搞民主，估计也就是巴基斯坦的水平，最多超不过印度。前一段看到一篇文章说（大意），专制适合穷国，而民主是富国的享受，人均GDP没到一定水平，你就没那个资格，只好老老实实在专制下讨生活。要想享受民主自由，只有先把经济搞上去，到时候民主定会水到渠成、瓜熟蒂落，自动找上门来。

作者说的有一定道理，但并不能解释为什么那几个富裕的中东产油国为何没有实现民主转型，这里面的文化因素，即来自伊斯兰教的“宗教抵抗”谁也不能忽视。接触过穆斯林的网友恐怕都有这样的体会，这些人思想偏执、观念陈旧，根本无法交流，听不得别人说伊斯兰一个不字，否则就要和你玩命。他们把不信伊斯兰的人称为卡菲尔（敌人），而在经典的伊斯兰教法中，杀卡菲尔是无罪的。所以，有人说伊斯兰教需要一场类似马丁•路德发动的基督教宗教改革运动，使统治者不能再利用宗教干涉世俗生活，让真主的归真主，萨拉丁的归萨拉丁（不知这样比喻对不对，伊斯兰的世俗英雄我只听说过这一位），我觉得是那么回事儿。

这样看来，实现民主转型文化软件必不可少。具体说就是国民要完成这样一个转变过程：从没有契约精神的痞子、没有权利意识的奴才进化为具备契约精神和权利意识的现代公民。关于契约精神和权利意识，老芦是这样说的：

“实行民主的主观条件有两条：一是公民具有强烈的权利意识，既知道捍卫和行使自己的权利，也知道尊重他人的同等权利。二是具有高度的契约精神，能严格遵守游戏规矩。民主是绅士而不是痞子的游戏。如民国经验昭示的那样，参与游戏的只要有一方不按规矩胡来，民主实验就必然破产。”

网络作家慕容雪村也表达过类似的意思，他引用美国传教士密迪乐的话，将之称为“基础文明”：

“太平天国时期，美国传教士密迪乐来到中国，他看到了战争、灾荒和种种匪夷所思的苦难，然后做出诊断：中国最需要的不是现代科技，而是基础文明。150年后，我们用上了IPHONE，听上了MP4，我们有全世界最快的互联网，可是我们最需要的，依然是那个东西：基础文明。所谓基础文明，指的就是契约精神、权利意识，还有对民主政治和个人自由的理解，这些东西现在称为普世价值，意思就是，每个人都该懂得，除非你还是个野蛮人。”

我认为契约精神与权利意识相比，前者更为重要。人们把契约精神称作现代文明的基石，真是一点也不过分。像不丹就是国民有契约精神、但没有（或几乎没有）权利意识而成功完成民主转型的例子。不丹从君主制走向民主制，不是民众自下而上的普遍要求，而是不丹国王自废世袭搞民主，自上而下大力推动的结果：仅有的两个政党（人民民主党和不丹繁荣进步党）都是国王在立宪3年前亲手扶植起来的，为了动员那些不习惯、不熟悉选举流程的不丹选民，国王派专车接送他们参加投票，不识字的选民还可以根据两个政党的不同竞选标志进行取舍，为了避免投错票，事先还进行了多次模拟选举，百姓含泪要求国王收回民主承诺，坚持君主制N年不动摇。“今夜，我们都是余含泪”。所以不丹百姓未必有什么权利意识，但有契约精神，平等、诚信、宽容、妥协、守序这些现代公民的基本素质人家基本具备，这点去过不丹的人都有体会。正是因为有这个“基本国情”，所以国王可以“霸王硬上弓”，可以用“独裁”手段强行把一个君主专制国推向议会民主国，把臣民变成公民，在兵不血刃中完成了向现代文明的跨越，融入世界主流文明。

现在问题来了：“契约精神和权利意识是从哪里来的？是从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篡改自《毛主席语录》）人家制度决定论者说的也没错啊，在专制政治制度下的文化是太监文化、痞子文化、愚民文化，实行的是奴化教育和愚民政策，培养的只会是奴才、痞子和白痴，种下跳蚤，绝不会收获龙种产生不出民主社会所需要的合格“公民”。

我觉得如果中国仍然处于毛时代那种封闭状态，搞指令经济的话，这种说法成立。但时代不同了，我觉得这契约精神和权利意识还是有可能在中国产生的，只不过是过程漫长而已。现在中国是开放状态（尽管上国外网站还需要翻墙），也算搞了市场经济（尽管不地道），经济迅速发展，城市化率达到了百分之四十七，国民生活条件改善，一部分国人的物质生活也逐渐接近或超过日本和某些欧洲国家的水平（这里主要是指“量”，“质”还差得远），这种情况下人们的思想观念肯定会发生改变。我前边说过，人类有追求更美好生活的本能，这是刻在基因里东西，也是人类与动物的差别。动物只有生存本能而没有发展的要求和能力。而人类同时具有生存与发展的本能，这个本能说白了就是首先要活下去，其次要活的好一些。怎么才能活的更好，怎么才算活的更好，这就是文化的差异。

其实中国人的思维行为模式、价值观的变化已经很大了，尤其是对自己权利的保护方面。你通过两代人的砸场子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一是毛左砸袁腾飞的场子。一帮老家伙在商务印书馆售书现场大喊大叫，张牙舞爪高呼口号，嚷嚷半天无非就是说你小子有什么资格反对毛主席；再就是最近，司马南演讲现场去了一个戴墨镜的女孩，质问司马南有什么证据说山东临沂盲人律师陈光诚拿美国津贴。司马南吭哧半天答不上来，一会儿让女孩摘墨镜，一会儿又拿女孩该不该和男人睡觉说事儿。那女孩回答的也很干脆：戴不戴墨镜，和谁睡觉是我个人的事儿，用不着你管；你说陈光诚拿美国津贴得把证据亮出来，胡乱陷害人可不行。

两者一比较就知道，前者是毛时代的遗民，多年来基本上是老太监的圈子里自娱自乐；后者是看港台和美国电视剧长大的孩子：你司马南在公开场合说别人坏话要负责任的，“你可以保持沉默，你所说的一切将成为呈堂证供”而我私人领域的事情你无权干涉。

我觉得只要中国继续开放，继续搞市场经济，国人的思维行为模式、价值观的改变一定会持续下去。这种改变可以是主动的，前几天有网友问如何做才能让国民树立权利意识和契约精神，我认为能做的就是两条：一是启蒙宣传，二是向政府的各种侵权和违约行为作抗争，别的我还真想不出什么来。这种改变恐怕更多的是被动的，经济的发展、西方文化的输入，会伴随着自我意识的觉醒。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契约精神就是近代商品经济、货币经济、市场经济发展的结果。而权利意识是市场经济社会的意识形态，市场交换实际是交换者以自由自愿的以平等身分进行的权利交换，就像约翰•泰勒所指出的那样“交换，如果发生的话，存在于所有权的转移和双方对各自所持权利的共同承认。”市场经济会推动市民社会的发展。

从现状看，这些年中国的权利意识有所增强，但契约精神长进不大。这跟社会环境有关：谁讲权利谁沾光，谁守契约谁倒霉。现在之所以拆迁越来越难，甚至政府和开发商都已经无法应对，必须动用黑社会来解决了。“四零五零买断工龄”的事情放在今天，恐怕很难搞定了。而契约精神为何长进不大，我想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与毛主席留给中国人的精神遗产有关。依我看毛主席的人格魅力就是“不按规矩出牌”、“无法无天”两条，象征着毛主席的智慧和气魄；再者，现在最不遵守契约的就是那些政府官员（毕竟过去只是毛一人“无法无天”），通过不守规则趁乱捞取利益，这种示范效应和对市场经济的恶劣影响也使得契约精神培育缓慢。就说这农村基层普选吧，这本是培育契约文明的好机会，中国政府本该发挥正面作用，如制定各项制度，确保竞选过程公平。包括建立选举的执行、监督机构和程序，培训相关人员，厘定候选人的参选条件和胜选标准等。可事实相反，政府要么不作为，要么瞎掺和，最后把农村普选变成了一场闹剧，让人们一提民主选举就反胃。

中国实行民主宪政过程远比台湾复杂。台湾做为一个人口仅有两千多万的小岛，也是能够平稳实现民主过渡的先天条件。早在古希腊时代，公认的就是民主只能在小国寡民之地取得成功。再者，多年的政治洗礼也不是无用功，正如唐德刚所言，“三代五代都不易恢复也”。从外部环境看，大陆和台湾也完全不同。首先台湾对美国的依赖是单向的，美国可以不带台湾玩，而台湾没什么可以拿住美国的地方。但大陆不同，西方现在和中国大陆谁也离不开谁。再者，西方的经济也远不如九十年代，这还不是金融系统或产业结构有什么漏洞，补上就可以了，或是关系不顺，调整一下就可以了。根据我亲眼所见和亲戚朋友反馈回来的信息，除了德国等少数国家外，很多西方国家得以立国的传统制造业都被掏空（即产业空洞化），到处都是废弃的工厂厂房，而且短期内看不到有恢复的迹象。中国人的思维很简单现实，如果你经济好，那说明民主制度好，我就跟着你学。现在西方到处都是经济危机，那说明你的制度不行，咱还是先放放吧。

总而言之，民主宪政这事儿真是急不得。发动革命推翻专制，然后实行民主宪政，不行就再革命，这种“急就章”近代中国已经干了好几次了，每次均以失败告终，再来这一套就显得有点俗了。看看“宪政之母”英国实现一人一票的过程吧。如果把1215年的《大宪章》算作英国自由宪政的起点，那么，直到1688年的“光荣革命”，英国的自由宪政才算是彻底站稳了脚跟。从1688年到1832年的第一次议会改革，这一个半世纪基本上是有自由、无民主；1832-1918年又用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来完成民主化即“一人一票”化。但1918年的“一人一票”还男女有别：男性公民21岁享有普选权，而妇女则要30岁。而且仍规定了部分人可以享有复票权。1928年妇女取得了与男子平等的选举权。1948年的《人民代表选举法》废除了营业处所、伦敦市和大学选区的“复票制”，实行“一人一票、一票一价”的平等选举权制。1969年的《人民代表选举法》规定，凡年满18岁的公民，依法均享有选举权。至此，英国现代选举制度中的核心精神——自由、平等和普遍的选举才真正较为完整的确立起来。

当然，现在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人的思想观念和当时英国佬的情况已经完全不同，民主化的过程也不会一样，但这种“循序渐进”的原则恐怕还是适用的。

我认为亨廷顿的这个观点是对的：时间属于民主这一边。

休息几天，下周再接着说唐德刚的第四条。这两篇写得有些沉闷，估计评论毛时代要有趣得多。

【未完待续】

作者：金唢呐 在驴鸣镇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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