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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题: 芦笛：从“皇军天下第一” 说到中苏恩仇（一）（二）（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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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从“皇军天下第一” 说到中苏恩仇（一）（二）（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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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从“皇军天下第一” 说到中苏恩仇（九）（十）（十一）（十二） -- 若迷 - (21336 Byte) 2009-8-14 周五, 上午8:38 (127 reads)

若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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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芦笛：从“皇军天下第一” 说到中苏恩仇（十三）（十四）（十五）（十六） (131 reads) 时间: 2009-8-14 周五, 上午8:41

作者：若迷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从“皇军天下第一” 说到中苏恩仇（十三）

──读萧峰文想到的

芦笛

（五）东北化为代理战场

本节列举的史实主要来源于国内学者的研究所得，主要参考文献是杨奎松教授的《战后中共夺取东北始末》以及张盛发先生的《论1945~1949年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立场和态度》，部分参考Short所著《Mao: a Life》。具有史识性质的评论则基本是本人的观点。

前文已经说过，国府之所以被迫在不平等条约《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上签字，主要原因之一是斯大林威胁要把中共放进东北去。为了防止此事发生，国府忍痛牺牲了外蒙和东北的部分主权，换来了苏联的一纸承诺。《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明文规定，只有国府才有权接受日本投降和接收东北的中国主权。杜鲁门总统在日本投降后发布的有关受降的一号命令也重申了这一点。不仅如此，就连中共此后和国府签订的停战协定也承认只有国府才有权接收东北，后来美国调处国共冲突，东北地区从来没有列在调处范围内。

因此，从法理上来说，中共根本就无权进入东北。如果有关各方：苏联、国民政府、中共严格按照自己签订的协议办事，则苏军应该在占领东北后三个月内，把东北全境交还给国民政府，不让中共势力渗透进去。对这一点，斯大林不但作了书面承诺，而且多次亲口向中国代表团保证过。

但问题是中共认为自己羽翼丰满，可以争夺天下了。早在１９４４年老毛就雄心勃勃地表示，一定要从蒋介石手里“把中国拿下来”。

怎么才能做到这点呢？靠苏联帮助。毛曾明确表示“中国革命不能单独胜利”，“中国革命必须有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帮助”。在七大报告中，他热切期待“国际无产阶级和伟大的苏联帮助我们”，并坚信，“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一定要来的，不然马克思主义就不灵了”，甚至把自己的脑袋都押上去了：“国际援助一定要来，如果不来，杀我脑袋”。

正因为此，抗战一结束，他就准备大打出手，和国民党争天下。８月１４日，蒋介石致电邀请毛泽东亲赴重庆共商国是，毛断然拒绝，斥之为“完全是欺骗”，下令全党磨刀霍霍，准备与国府大打出手，不仅要保住已经控制的大部分华北和华中部分地域，而且准备在苏联帮助下占领东北。

前文已经说过，东北已经被日本人建设成东亚第一流的重工业基地，是当时全国最发达的地域，又三面被苏联和外蒙包围。而中共的根据地“在经济上还是手工业的，没有大工业，没有重工业，在地域上也没有打成一片”，因此，在毛看来，“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一旦进入东北，中共就可以实现其奋斗了几十年的梦想：有了和苏联直接接壤的根据地，飞机坦克大炮就会源源不绝地输送进来，获得推翻国府必需的“技术条件”。

毛的这番话说得再清楚不过：东北乃是必争之地，谁争到了东北，谁也就争到了中国，因此，只要能争到那风水宝地，就算把关内所有根据地丢了也不在乎。此中厉害，国民党当然也看得出来，所以才会在和苏联谈判中力争把“只有国府才能接收东北”写进条约去。

但东北究竟落在谁手里，不是毛或蒋可以作主的，根据“谁出钱谁点菜”的狼羊－点菜律，只有斯大林才能说了算。

平心而论，对如何处理东北问题乃至如何最有利地使用中共这个驯服工具，斯大林并没有始终一致的政策，前后颇为摇摆不定，流露了典型的机会主义者作风。但不管具体方针怎么随着局势修整，他的帝国主义战略目标非常明确也高度一致，那就是：“东北必须是苏联的势力范围，严禁第三国染指”。他曾把这战略目标明确无误地告诉蒋经国：苏联政府不希望美军进入满洲。这是苏联的地盘。无论美军、英军或其他外国军队，都不应当让他们进入满洲。在中共执政后，他还特地把这一条写进了和后者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

因此，使用中共这战略工具的方式和程度，自然也就根据这战略目标是否能够实现而变动。如果斯大林觉得能够通过国府和平达到这个目的，则他就会勒紧走狗的缰绳。如果他觉得国府妨碍他实现这个战略目标，则他就毫不犹豫地把走狗放出来乱咬一气；如果他paranoia发作，怀疑美国垂涎满州，而国府成了美国走狗，则他就不但要把走狗放出来，还要把走狗武装到牙齿，鼓励走狗不顾一切，只管大咬便是。

这就是苏联及其走狗中共在其东北战略上的一波三折，它其实反映了苏联谋求独霸东北的帝国主义政策与美国“门户开放”的反帝国主义政策的冲突过程。总的趋势和二战后冷战的发生和加剧大气候变化相一致。于是，斯大林的东北战略计划也就从初期的“准备把东北移交给国府”，变成“把国军堵在关内，让中共占据满州”，又变成中期的“中共与国府平分东北”，一直演变直到后期的“全力装备中共并鼓励中共放手和国府大打，争取抢到尽可能多的地盘”。

在这个过程中，中共不折不扣地执行了主子的意图，凡有重大战略计划都事先请示莫斯科，得到批准后才敢行事。于是我党争夺东北的步骤也就按上述四部曲演变：从“遵命与国府和平谈判”变到“把国军堵在关外”，再变到“与国府在东北建立南北朝”，最后才是“放手和国军大打，力争最多地盘”。历史上还从未见过代理人如此忠实执行主子意图的代理战争，其高保真程度堪称镜像。

代理战争的另一方则是美国。但和过去的日本不同，美国并无帝国主义野心，既不想在中国掠夺领土，谋求势力范围，享受特权，更不愿意在中国死人流血，谋求的不过是门户开放，自由贸易而已。说穿了，美国不过是斯大林的假想敌，而国民党亦非他想像中的“美国走狗”。

当然斯大林也不完全是想入非非，美国当时确实对苏联战后在欧洲和远东的扩张深为不满，苏联把东北视为自己的禁脔，不容第三国染指，自然违反了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要引来他们的反弹。

另一个因素则是国府。面对苏联这种自己无力抗拒的强敌，国府自然只能使出传统的“以夷制夷”手段来，动辄向美国呼救，请美国出来打抱不平。这种事干多了，当然要引发并加重斯大林的怀疑，认定如同中共是他的忠实走狗一样，国民政府乃是杜鲁门在中国的代理人。

这就是这场代理战争的先天劣势，美国对国府毫无好感，二战之后国民厌战心理严重，不久便大幅度裁军，对国府的支援完全是半心半意，除了外交干涉，顶多只能给点物质援助，而这只能加重斯大林的疑心病，坚定其通过中共这个战略工具间接回击美国的意志，等到后来斯大林看穿美国其实不会派兵到中国直接干涉中国内战后，便更是肆无忌惮了。

下面简介一下上述“四部曲”的展开过程。

第一部曲便是斯大林压中共和谈，中共领袖被迫屈服。

和国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之后，斯大林觉得已经通过外交手段把东北变成了自己的后院，便决定暂时闲置中共这工具，敦促他们和国府合作。

８月１４日，日本才宣布投降，蒋介石便立即发电报给毛泽东，邀请他到重庆去谈判。毛当即回电拒绝，蒋介石又发电邀请，如是者三，却接连被毛拒绝了两次，第三次毛却同意了，何故？

原来斯大林闻讯后，立刻接连给毛发了两次电报，说中国不能再打内战，如果再打内战就可能把民族引向灭亡。尽管蒋介石挑衅想打内战消灭你们，但是蒋介石已再三邀请你去重庆协商国是，在此情况下，如果一味拒绝，国内、国际方面就不能理解了。最后这句话含有的威胁，毛绝对不会听不出来，于是只得遵照主子指示，“与蒋介石进行合作，走和平发展的道路，通过谈判寻求维持国内和平”，到重庆和蒋谈判，签订了《双十协定》。

这就是我党宣传的“伟大领袖为了和平，不顾危险，深入虎穴，毅然前往重庆和蒋介石谈判”的真相。记得当年中学语文教科书还有篇马屁作品，题为《挥手之间》。全国人民都给这些宣传欺骗了，他们不知道，不仅毛是让斯大林逼着去重庆谈判的，而且此事对正准备放手抢夺天下的毛的万丈雄心是个沉重的打击，以致他几乎精神崩溃，过后病了很长时间，中央工作由刘少奇代理，直到美国宣布由马歇尔调处国共争端的好消息传来，才使他从病床上一跃而起，政治病不药而愈。

就连斯大林都知道他此举给走狗的打击，曾在与蒋经国的会谈中承认：“（苏共）中央认为，中共代表应当去重庆谈判。中国共产党人没有料到会有这样一个建议，于是这一建议在他们中间引起了很大的混乱。”

从这些情况来判断，斯大林当时确想促进中共与国府的合作，并没有在一开头就想把走狗放出来恶咬一气。

但不久问题便发生了，首先是毛在此前已经下令华北共军大举出关。虽然斯大林知道这是违反协议的，但他不光是帝国主义国家领袖，还是国际共运教皇，如果以武力悍然制止“兄弟党”扩张，必然要陷入意识形态困境。因此，此期虽然发生了苏军驱赶和防止部分土共进入关外的事件，华北土共还是大量渗透了进去，这部分是因为苏联下层官兵不明领袖意图而自发表现了“阶级感情”和“国际主义精神”，部分也是因为斯大林没有给苏军下死命令，命他们不惜一切防止土共渗入。

另一个问题是苏联不久就和国府发生冲突。除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规定的东北地区，苏军还占领了热河、察哈尔与绥远三省。国府因此抗议苏联违约。苏军只好撤出，但又觉得不甘心，于是便把三省交给了八路军，还向接管的共军保证，如果他们抵挡不住国军，可以退到外蒙去。

最后，苏联占领军便和土共达成了协议：共军可以大量出关，但不得打出八路的旗号，只能打“自治联军”的旗号。中共不得在大城市建立政权，但可放手在农村建立政权，苏军绝不干涉。总而言之，中共爱怎么发展都行，但不能让国民党抓不到把柄。用苏联大使的话来说就是“能做不能说”。

这当然只是大致图景，各地苏军表现并不一样，例如大连苏军将领要求八路只得在乡村发展，而驻山海关的苏军则公开欢迎八路，并表示尊重八路在那儿建立的政权，甚至表示愿意提供援助。

就这样，哪怕是在初期，虽然在个别地区发生苏军驱赶八路的事件，中共仍在苏联默许放纵下大举进入东北，控制了农村和内地小城市，收编了大量伪军，发了第一笔战争财。用中共地方领袖的话来说便是：“目前红军主要只控制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农村及内地小城市相当混乱，但民众热情很高，极易组织，且伪军收编甚易，动辄即可收编数千人，开展条件极为有利。”

此期为期很短，接着便进入了“把国军堵在关外，让中共独霸东北”的第二期。

１９４５年９月３０日，美军在天津登陆，这一事件极大地刺激了斯大林，使他决定把走狗放出来。根据杨奎松教授介绍：

【十月三日，刚刚来到沈阳的一苏联军事委员会委员在驻东北苏军高级将领的陪同下，专门招待了中共东北局的领导人，他特地转达了斯大林的话，称赞“中国共产党是勇敢的、聪明的、成熟了的，我们很有信心”，并对中共中央准备夺取全东北表示赞赏。但他认为中共目前让开南满争取背靠苏蒙朝鲜的东西北满的军事部署还没有脱离游击战争的观念，明确主张中共应在山海关一带部署十五万主力部队，并在沈阳周围地区部署十万兵力，阻止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地区。他说：“你把南边，特别是山海关方向抓住（长春路是商办，谁若运兵须要交涉），北面自然是你们的。东三省人力财富主要在南边，又是门户，把这里掌握了，北面还有什么要紧。”

当东北局领导人表示中共军队武器装备落后时，驻东北苏军将领当即同意向中共提供三万支步枪，一百挺机枪和十五门炮。而到了第二天，即十月四日，苏方更进一步通知东北局，他们愿意把缴获的所有保存在沈阳、本溪、四平街、吉林、长春、安东、哈尔滨和齐齐哈尔的全部日本关东军的武器弹药和军事装备转交给中共接收，当东北局领导人说明以中共目前在东北力量还无力全部接收时，苏军领导人表示，在一个月内他可代为保存。】

很明显，那人乃是斯大林的密使，传达的信息透露，斯大林已经抛弃了原订的“和平方针”，下定决心彻底践踏《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有关规定，把“美国走狗”关在门外。

【未完待续】

从“皇军天下第一” 说到中苏恩仇（十四）

──读萧峰文想到的

芦笛

苏联主子制订的这一方案，让走狗无比振奋。但如何实现这一目标，主子和走狗想的可不一样。

斯大林的想法是，苏军只能暗中为中共提供一切方便，不能公开干，免得引起国际舆论大哗，所以主要任务要靠中共去实现。也就是说，仗要靠中共自己去打，如果中共和国民党大打出手，成功地把国军关在门外，那苏联就可以说那是中国人内斗，和他们毫无相干。

日近龙颜的东北局比远在陕北的中央更明白主子的心事，于是发电给中央，敦促中央“下最大决心，立即从各区抽调三十万主力，于一个月内赶到，用尽一切方法控制此间。”

其时中共兵力在东北境内已达将近１５万，按此计划，则中共在东北的兵力将在１月内达到４５万，根据苏军的估计，以５０万之众扼守南满，便足以“御敌于国门之外”了。

可惜当时国军正沿平绥、同浦、平汉、津浦等铁路星夜向平津、东北前进，前去接收东北和热察绥地区，中共必须阻击这些北上兵力，力图歼灭一部，才能派３０万部队出关。这任务完成前，中共只能派出１５－１８万兵力进入东北。因此，毛决定共军的主要兵力应该放在平汉、津浦等八条铁路线上，阻击国军北上，并在辽南“坚决拒止蒋军登陆及歼灭其一切可能的进攻，首先保卫辽宁、安东，然后掌握全东北”。

因为中共力有所不逮，便希望主子帮他们“御敌于国门之外”，中央给东北局下令，要他们迅速派兵控制一切重要飞机场，接收各主要城市的政权、工厂、兵工厂及武器弹药，更再三强调要请主子上阵，把国府国军挡在关内：“东北方面一切问题的关键是在两个月内拒止蒋军登陆、着陆及接收政权，此点如无苏军协助则不能成功”，“非常重要的是要求辰兄（指苏军）拒止蒋方在两个月内登陆、着陆。至要！至要！”

但主子却不会考虑走狗的难处，反倒责怪走狗不卖力，杨教授的论文介绍道：

【（十月）二十五日，苏军代表通知中共东北局：“如果说过去需要谨慎些，现在应该以主人自居，放手些干”。宣称所有兵工厂、武器弹药和工业中心统统交给中共，并要求中共准备抵抗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包括封锁所有机场。他甚至表示，如果在十一月十五日之前国民党方面发动进攻的话，苏军也将协同中共军队作战。随后，中共向苏军提出三点：

第一，推延撤退时间；

第二，在十一、十二两个月内拒绝蒋进入东北；

第三，允许我方立即接收政权及民选自治政府。

对此，除推延撤退时间必须由苏军最高统帅部决定以外，政权问题苏方一概允诺。苏军代表并强调，只要地方政权全都在中共手里，国民党即使派来一两个大官也毫无妨碍。】

这里最重要的就是第一条，只要苏联拖延撤退，则国军绝对不敢贸然进驻。苏军这保护伞存在一天，能安全进入东北的共军就多一批。但这第一条苏军代表就难以答应，第二条他们也不能直接上阵，只能暗助中共阻止国军出关。

因为沿陆路运兵被共军基本阻断，国府只好从海路运兵，但苏联悍然拒绝国军在大连登陆。国府只好把登陆地点改为营口和葫芦岛。苏联再无理由拒绝，便迅速把这两个港口交给共军设防，并告诉如果国军来了，只管放手大打就是，他们决不干涉。苏联一面又通知国府，苏军已从该两地撤退，如果那儿发生武装冲突，与苏军毫不相干。

１０月２５日，国军由美国军舰运载抵达葫芦岛，但该地早被共军占据，无法登陆，只好改在秦皇岛登陆，１１月３日，国军从秦皇岛出发，通过由美国陆战队抢修的秦皇岛至山海关的铁路，向山海关中共守军发起进攻，东北战争就此打响，苏联炮制的“御敌于国门之外”的计划受到了严峻挑战。

很明显，完成这任务的前提，还是我党开的那三条锦囊妙计的前两条：要么主子赤膊上阵打退入侵的国军，要么延期撤退，好掩护共军继续出关。

但要主子做到这两条可不那么容易。苏联和中共在东北串演的把戏并没有糊弄了美国人。１０月１４日杜鲁门致函斯大林，表示他对国民党军队在东北登陆和接收主权问题的关注，苏方不得不确定了国军进入东北的日期和具体的推进路线，并通知中、美两国政府。

至此，苏联主子订下来的“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妙计落空，他们当然只会责怪走狗没出息。苏军代表向东北局直率批评了中共，说他们早该下决心调５０万主力出关固守。东北工业发达，东西北三面国防安全，完全可以独立。有了满州，即可进取全中国，可惜中共自己错过了这个机会。他们此后只能帮助中共在离开主要铁路干线的地方建立根据地，要歼灭国军就得靠中共自己了。为此，苏军接连向中共提供大批武器弹药，包括重型武器和运输工具，如坦克、飞机、火车、汽车等，还把自己控制的兵工厂和武器库交给中共。

国府和美国的反应，逼得苏联不能再继续肆无忌惮地捣鬼。１１月１２日，国府代表在长春机场和城内发现大批中共军队。１５日，国府通知苏联大使，鉴于苏联公开违反《中苏同盟条约》，中方决定将东北行营和一切接收人员撤回关内。１７日，蒋介石致电杜鲁门总统，举报苏联的一系列违约行为。２０日前后，美国舰队开到大连附近海域示威。在某种程度上，东北问题已经国际化，而这乃是国府政府对付毫无信义的帝国主义强邻的最后的籍仗了，而它确实也使斯大林一度有所收敛。

与此同时，国军精锐攻破山海关，突出关外，攻占锦州并逼近沈阳，形势开始向国府一方有利的方向发展。苏军虽然尽一切努力援助走狗，甚至不惜从旅顺和北韩向中共提供大量军火援助，并应中共请求，拒绝国府请其协助国军在葫岛、营口等地登陆的要求，但他们也看得出来，当初“御敌于关内”的计划已经破产，不得不另打主意了。

这主意便是再度试图与国府合作，逼迫国府承认苏联在东北享有特殊地位。据杨教授研究，截至１９４５年１１月底，苏军已经抢走了东北１／５的工业设备。但作为重工业基地，东北的潜力还很大，斯大林原来想让其全部落在走狗手里，现在既然没了指望，便向国府建议组织一个中苏合营公司，经营东北所有的工矿企业，苏方得占有５１％的股份。

这本是效法沙皇和清朝合办“华俄道胜银行”与“东清铁道会社”故智，乃是标准的帝国主义手法。区别只在于当初沙皇办那些联合企业还掏了腰包，而斯大林则完全是无本生意。他那意思是东北的所有工矿企业都是苏联的战利品，应视为苏联财产。这就是苏方和中国开办公司投入的“股本”。

如此蛮横无理的要求，自然遭到国府拒绝。１１月底，美国决定增加对华援助并派马歇尔来华，调停国共内战。斯大林觉得尽管自己大力扶持，走狗却连个东北都抢不下来，夺取天下想必更无指望。如果在中共身上下的注太大，可能会激怒美国，导致美国向东北派兵，反倒弄巧成拙。因此，他采取了谨慎的观望对策，甚至拒绝了中共请其参与和平调处的请求。

在这种大气候下，苏联和中共的战略便从原来的“把国府关在东北门外”的阶段，进入“争取与国府平分天下”的第三期。毛准备与蒋介石谈判，“到联合政府里去做官”。

１９４６年１月１０日，经过马歇尔的艰难斡旋，国共双方终于同意在全国范围内停战。虽然国共双方同意通过和平谈判，成立联合政府，分享权力，但双方所指的范围并不一致。共党认为应该适用于他们控制的一切地方。不管在全国哪个地区，只要为共党控制，那个地区就是他们的；在他们不能完全控制的地方，共党也该在当地政府内有席位，这就是他们在抗战结束后四面出击，疯狂大抢地盘的原因。

但国府则认为，如果中共占据的地盘是从日本人手里夺回来的，那当然有权利主控该地区。但东北的情况与关内不同，抗战期间无论是共方国方都无一兵一卒在那儿，共军对光复那儿的领土无尺寸之功，不在谈判范围内，因此必须必须恪守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杜鲁门的一号命令以及中共自己参与签字的停战协定，由国府全面接管。

这就是国共双方最大的分歧所在，在我看来，导致国共和谈破裂，内战再起的原因当然很多，但东北乃是主要原因之一。有时我异想天开，寻思如果国府在东北问题上的立场灵活些，同意和共党瓜分东北，不知道历史会不会是另一模样。

这也就是为何内战首先在东北爆发的原因：停战协定只限制双方在关内调动兵力，但丝毫不限制国府运兵出关，以行使国际国内条约赋予的权利，接管东北各地政权。

从法理角度来说，这对中共在东北“插一只脚”（芦按，这是毛的原话）的计划非常不利：国军可以不受限制出兵东北，而共军却毫无法理依据运兵增援。中央于是指望主子参与和平调处，为他们说话，但斯大林却又拒绝了这一请求，宁肯在幕后捣鬼，不肯走上前台去趟浑水。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当然只有执行伟大领袖的教导“武装斗争是政治斗争的最高形式”，用武力来解决政治难题，以武力阻止国军合法接收东北全境。

但内战爆发之初，共党的野心还是有限的，只是想“以战迫和”，指望打上几个歼灭战，让国府吃到苦头后，不得不承认对方的实力，在东北也实行停火，并同意通过和谈瓜分东北。

中共中央给东北局的电报中，把这一点说得清清楚楚。电文首先承认“我方亦不能不承认蒋军进入东北接收主权”，因此，我党在东北的方针只能是力求和平解决。但因国府不愿意承认我党在东北的地位，所以不能不坚决予以武力打击，迫使国府与我党谈判。这在我党看来，乃是“历史新阶段中之最后一战”。（附带解释一下：这儿的“历史新阶段”也就是后来在文革中当成刘少奇滔天大罪的“和平民主新阶段”。）

但国府仍然坚持东北只是接收主权问题，不存在军事调处问题，于是武装冲突便不可免了。恰在此时，英美为了反击斯大林逼迫国府在东北开“合营公司”的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单方面公布了雅尔塔密约。这一消息在全国引起了声势浩大的反苏爱国群众运动，斯大林的经济侵略计划就此破产。他恼羞成怒，认定那是蒋介石的阴谋，便决定再把走狗放出来乱咬一番，为他出气。

这一招其实不新鲜，早在１９２９年的“中东路事件”时就玩过一遭了。当时他为了报复中国，竟然通知中共“革命高潮已经到来”，令中共在全国各大城市发动起义，在中共轻率冒险失败后，斯大林却又转过来谴责奉命行事的李立三、周恩来等人犯了“机会主义错误”。

斯大林的招数是瞒着国府，突然秘密从东北撤军，将其控制的大城市和交通线全部交给中共接管，并鼓励教唆走狗，让我党解放思想，破除顾虑，放手大打。苏军代表明白告诉东北局，凡是苏联撤军撤出的地区，中共都可以去自由破坏。

有趣的是，此时走狗反倒没有主子热心了。苏军已把吉林、抚顺等城市交给中共，但把沈阳交给中共时，我党反而不敢去接。中央明令东北局，不但不要去接收沈阳，而且“即沈阳至哈尔滨沿途苏军撤退时我们都不要去占领，让国军去接收。…只有在国军向我军进攻时，我们应在防御的姿态下组织有力的回击。”毛还特地对在重庆谈判的周恩来交了底：“我们内心的盘子，长春路的主要部分（即沈阳至哈尔滨）及抚顺、鞍山、本溪、营口、辽阳等数地，是要让给国民党的。”

中央当时的电文交代得很清楚：如果按苏军的意思去办，就意味着公开违反国际国内的一系列条约协定，将使我党在政治上陷于被动。而且，共军虽然占有绝对数量优势，但当时的武力其实并不强大，即使接管了也守不住。因此，我党真正热心的，还是原来和国府瓜分东北的计划。在毛看来，美蒋并无在东北大打的勇气，而我党兵力也不足以吃下整个东北，因此，东北问题最终只会是和平解决。

根据中央的指示，东北局便直接向苏联主子提出和国民党瓜分东北的两个方案：其一就是恢复日露战争后的南北朝局面，由国方在长春至营口一线驻兵，中共在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驻兵；其二则是毛的“让开大路，占领两厢”，也就是他告诉周恩来的“内心的盘子”：由国方占沈阳至哈尔滨一线，长春线两侧包括辽阳、鞍山等地归中共。东北局并请苏联主子指示，该采取何种方案才最有利。

苏方倾向于第一案，但对中共的懦弱非常不满，认为现在根本不是让步的时候，一再责问东北局：为什么对美国如此客气？为什么会容许国民党派五个军到东北来？他们强调：凡苏军撤退之地，“包括沈阳、四平街，我可放手大打，并希望我放手大打”，而长春以北，如哈尔滨等地，则应坚决控制，不让国民党驻兵。甚至抚顺、营口等，也应力争双方不驻兵。

在主子的鼓励教唆下，东北共军将领士气大振，主张和国军血战一场。此时乃是莫斯科走在东北局前面，东北局走在中央前面，中央又走在在重庆谈判的中共代表团前面。当真是小学教科书里说的，小花猫拉着小花狗，小花狗拉着小姑娘，而绳索最后一端的，则是线牵木偶戏大师斯大林。

最后东北局书记彭真实在等不得了，便在“如同小脚女人一摇一摆地走路”的中央背后“击一猛掌”，建议“在辰兄（苏军）同意下及时夺取四平街、哈尔滨及其他长春路支线小城市”。在主子反复催促下，毛终于下定决心“宁可战而失地，不可在谈判中失地”，命令东北共军进驻沈阳以北长春路沿线之苏军撤退区。同日又发电令东北局“速与辰兄（苏军）接洽，将整个中东路（包括哈市）让我驻兵，永远占住，不让国民党驻一兵一卒。”

几天后，苏军从四平撤退，共军立即攻占了该城并俘虏了国府任命的辽北省主席刘翰东等人。东北大规模内战从此开始，进入了“放手大打，和国府全面争夺东北”的第四阶段。

尽管共军在东北占有绝对数量优势，又获得了日本关东军和朝鲜占领军的全部装备，并直接得到苏联供应的飞机大炮坦克，具备了中共梦想十几年的“技术条件”，但所谓“东北民主联军”仍然是只会打游击战的土八路，抗战八年，其拿手好戏乃是游而不击，连运动战都没打过，遑论阵地战和攻坚战。相比之下，国军和日军血战八年，一直在打正规的攻防战，从血的教训中获得了攻坚、防守的丰富经验，于是出关以来虽然以寡敌众，但所向披靡，迭克名城，收回了落到共党手里的南满大城市，一直打到四平，在重创林彪部队后攻克该城，锋芒直逼北满，以致林彪准备撤出毛发誓要“永远占住，不让国民党驻一兵一卒”的哈尔滨，转到农村去打游击。

可惜此时马歇尔却出来调停，压迫国府停战，于是蒋公便下令白崇禧停止前进。双方在东北停火。借此期间，共军转向农村发展根据地，巩固了被其占领的北满和东满，通过这两个根据地接受苏军源源不断的军火支援，并训练部队掌握这些现代化武器，建立了共军第一个炮兵军、第一只坦克部队和空军，从过去的土八路迅速成长为现代化的武装力量。

与此同时，国军却忙于应付关内特别是华北的共军而处处分兵，使得国军在东北一直处于兵力极度单薄的状况。双方力量对比此消彼长，再加上蒋介石指挥无能，便最终导致国军在东北的彻底失败。东北既失，关内的大局也就只能糜烂了。最后引起雪崩效应，终于导致兵败如山倒的不可逆转局面。哪怕是连伟大领袖本人，在１９４６年初期也不敢梦想，后来的胜利会有如此辉煌。

如今回首这段历史，不能不承认，苏军出兵东北，对我党最终抢到天下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其贡献简直无法估量。老大哥不但让我党凭空获得了全国最发达的地区，用关东军和朝鲜占领军的整个武库装备了共军，让我党收编了伪满洲国军４０万人马，从而具备了雄厚物力与人力，而且更在关键时刻为我党拨正船头，指明航向，及时鼓励教唆我党践踏国际国内协议，大胆接受他们慷慨送给的地盘，并放手与前来合法接收的国军大打出手。

不难想见，如果东北局执行伟大领袖“放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战略，将东北重镇从哈尔滨直到沈阳、营口等地拱手让给国府，则后来的北满和东满根据地未必会建立起来，我党也就既无法获得工业生产能力，也无法从两地得到苏军源源不断的军火供应。那么，东北可能很可能如毛原来设想的那样，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争端，达成妥协，使得国家避免了全面内战。那么，今日中国也就决不会是这窝囊样了。

大海航行靠船长，中国革命全靠斯大林。中共的父亲斯大林（按，这是５０年代中国报纸上普遍使用的谀称）才是真正在关键时刻为中共革命拨正船头，指引方向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

众所周知，无庸置疑，中共起家，始于西安事变，而当时中共中央的大部分领袖都主张杀蒋，毛正是其中之一。如果不是斯大林强迫中共放蒋，蒋真被杀了的话，则何应钦率领的讨逆军一定会攻破西安，即使不是全歼红军，也一定会把他们驱逐到苏联去，后来也就绝对不会有翻身之日了。

４０年代，毛又心血来潮，居然想以重兵奔袭重庆，又是斯大林严令制止这种自杀政策。不难设想，如果共军真这么干，则必然自绝于全国人民，后来也就无法冒充抗日英雄了。

抗战结束时斯大林又制止了毛的轻率冒险。如果按毛的原定计划，全国共军大举攻击国军，则必然要引起西方强烈反弹。西方就不会被国共合作的和平烟幕麻痹，会更直接有力地援助国府，莫斯科也会对不听命令的走狗深恶痛绝，则东北未必会如后来那样，圆满地交给中共。

一直到共军过江前夕，斯大林还为中共出了最后一个高招。当时蒋介石引退，让副总统李宗仁摄政。李异想天开，竟然想与虎谋皮，提出和谈建议。毛本拟一口拒绝，但请示主子时，斯大林却不同意，说这么干太蠢，不如满口答应和谈，但开出让对方无法接受的条件来，使得国府只能拒绝。如此一来就能争取舆论同情，让谈判破裂的责任全落到对方头上去。他还特地为中共拟定了声明草稿，可毛竟然迟钝到无法理解那诡计，尚自哓哓不休，直到斯大林耐心解释说：我们也并不主张和谈，其实和你们的意思是一样的，这只是更高明的策略罢了，毛这才终于悟过来，按主子的草稿原文发了声明。

所以，毛这个伟大舵手，如果离开了船长的指挥，早就几次把中共革命的航船开到暗礁上去撞得粉碎了。斯大林才是真正的中国革命之父（包括所谓国民革命与中共革命），中国从来也就没有出过他那个级别的真正的战略家。没有斯大林，就没有中共的胜利，无怪乎马悲鸣要求全体中国人对苏联感激涕零，谁胆敢不这么做，谁就是狼心狗肺。

可惜，苏联粗暴干涉中国事务，为实现其帝国主义战略目标，几十年如一日地在中国打代理战争，最终颠覆了中国合法政府，虽然使我党坐了天下，却改变了远东的政治格局。苏联虽然成功地在其周边建立一系列缓冲国家，却把灾难像瘟疫一般带给了十亿以上的亚洲人民。

苏联出兵的直接后果，就是亚洲出现了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不光是中国人民遭受了巨大灾难，凡是红旗所到之处，随之而来就是战争、饥荒、屠杀、暴政与奴隶劳动。朝鲜半岛先是卷入战火，后又饿死了大量人民。印度支那人民更是灾难深重，以佛国柬埔寨人民的遭遇最为触目惊心。如果苏联不出兵，则这一系列灾难都不会发生。从这个角度来看，请苏联参战，乃是罗斯福犯下的最不可原谅的错误。

【未完待续】

从“皇军天下第一” 说到中苏恩仇（十五）

──读萧峰文想到的

芦笛

五、“解放”后的中苏关系演变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中苏关系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和北部强邻的关系从来就是不平等的，那原因再简单不过：当时国际社会盛行的是弱肉强食的“狼羊律”。因为马不停蹄、川流不息的内战与革命，中国虚弱到了极点，根本没有任何可能对强邻强项。

这一点在１９４５年中苏谈判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时暴露得最突出：斯大林捏死了国府的七寸，以“把中共放出关去接收东北”作为有效的讹诈手段，使得国府不得不忍痛以战胜国、甚至是所谓“四强”之身，接受远远超过一战结束时蒙受的奇耻大辱，签订了丧权辱国、出卖大片领土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强邻窥伺在侧，同室操戈，当然要让人家坐收渔利。

但此时却已时移世易。自革命乱党辛亥肇祸以来，中国首次真正统一了，再也没有了可让旁人坐收渔利的内部纷争。这就给了“新”中国政府以前任从未有过的巨大的客观上的优势。如果当国政治家们有点起码的政治智慧，本来可以是他们的大有为时代。如果说国府以内部四分五裂的弱国之身尚能作出一系列骄人的外交成就来，那么，“新”中国政府应该远远超过他们的政绩才是。

然而问题在于，我党和历史上所有的统治者不一样，它乃是由外国建立，受外国领导的一个国际宗教运动的分支，于是在它执政之后，中苏关系就不再是单纯的国家关系，而成了一种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特殊关系：既是国家关系，又是党际关系；既是上下级关系，又是师徒关系；既是同志关系，又是教主甚至上帝与教徒的关系。这种特殊关系，就连某国天主教主教与梵帝冈教皇之间的关系都不足以比拟，根本就没有精神上的平等可言。

就是这种精神上的不平等，决定了毛对莫斯科的态度，中共对苏联的忠诚绝对不只是出于实用主义考虑，如石敬唐那样挟外力以自立，它更是一种宗教上的执着。不把握这一点，就不能理解毛共对苏外交何以如此七颠八倒，莫名其妙，连起码的理性解释都无法给出来。

例如中共最反理性的一举乃是莫名其妙地反美亲苏。还没有“建国”，毛便在１９４９年７月１日借庆祝中共成立２８周年之机，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公开向国际社会宣布“一边倒”的政策，迫不及待地加入冷战阵营一方，亲手封死了“新”中国的外交空间。不需要过人的才智就能看出此举惊天动地的愚蠢，就连在当时也引来许多知识分子的抨击。

如果考虑到苏美双方的态度，毛这种倒行逆施就更无法理解了。尽管美国在内战中支持国府反对中共代表的苏联，但老美从来是实用主义者，抛弃老盟友的行家里手。共军过江前，国府南迁广州，苏联大使馆也跟着前去“共赴国难”，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却留在南京，试探与中共建交。尽管后来此举因受双方内部阻挠而未能实现，但美国却一直在考虑抛弃国府，接受中共。政府大员频频表态，向中共发送明确无误的信号。

１９４９年１１月，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对国府驻联合国大使顾维钧明确表态：“台湾作为一个军事基地是无法防守的。一般说来，在美国对外政策思想中，考虑大西洋的安全优于考虑太平洋的安全。”

１９５０年１月４日，在毛访问苏联期间，美国国务院政策计划室（PPS）开会讨论承认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利与弊。

次日，杜鲁门发表声明，宣布美国决定不介入中国内战，对台湾没有任何企图，今后继续向蒋介石提供经济援助，但不提供军援或军事建议，暗示中共尽可放手攻打台湾。

１９５０年１月１２日，仍然在毛访问苏联期间，艾奇逊在美国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长篇演讲，提出了美国在亚洲的“环形防御带”，把日本划作第一线，未将台湾和南韩包括在内。

１９５０年２月，美国驻上海总领事McConaughy在给国务卿的电文中主张美国承认“新”中国。

直至１９５０年６月９日，迪安腊斯克还提出，中国的形势尚不明朗，美国在目前不应当明确表明支持新中国或台湾政权，但是要继续同国民党政权保持外交关系。并认为经联合国大会简单多数表决即能解决是否接纳“新”中国进入联合国的问题。

因此，如果朝鲜战争不爆发，如果中共不派兵入朝，中美建交不过是时间问题而已。如果中国和美国有了外交关系，则连白痴都能看出来中国必然获得极大的外交周旋空间，让中国成为冷战双方竞相拉拢收买的奇货。

另一方面，苏联则对“新”中国、特别是毛本人满腹狐疑。据大陆媒体近年披露，毛早在１９４７年便向斯大林请求访苏，此后又多次提出类似请求，最后那次，亦即１９４８年９月２８日，毛甚至卑躬屈膝地给莫斯科发电报：

“务必就一系列问题当面向苏联共产党（布）和大老板亲自汇报。我打算据上一封电报所示的时间到莫斯科去。现在暂时先把上述内容做一笼统汇报，请您向苏联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和大老板转达。真心希望给予我们指示。”

一个控制了东北和华北大部，拥有数百万军队以及数亿臣民的大国党魁，卑微到了口口声声尊斯大林为“大老板”，请求前来汇报工作，并真心希望赐予指示的地步，当真是国际外交史上空前绝后的丑闻。

然而“大老板”却不为所动，毛几次请求朝见都被他拒绝了，所用的借口之拙劣，似乎是故意想让毛明白“莫斯科并不欢迎你”。这其实也是实话，斯大林认为毛不过是个“人造黄油马列主义者”，可能连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原理都不懂。对毛的“山沟沟里出的马克思主义”他深怀鄙夷和怀疑，认为毛不过是一个聪明的农民领袖，乃是中国的普加乔夫（俄国农民起义领袖），而根据马列教条，农民代表落后的生产方式，乃是改造对象。

斯大林当然没有看错，毛确实是这种人物。但斯大林的复杂之处在于，他搞的并非单纯的意识形态外交。他对中共的恶感，更多的是出自于帝国主义心态。

根据蒋经国的回忆，斯大在和他会谈时曾有这么一番谈话：

【后来他不耐烦了，直截地表示：『非要把外蒙古拿过来不可！』

谈话一直继续下去，史大林又很正经地向我说：『我不把你当做一个外交人员来谈话，我可以告诉你：条约是靠不住的。再则，你还有一个错误；你说，中国没有力量侵略俄国，今天可以讲这话；但是只要你们中国能够统一，比任何国家的进步都要快。』

这的确是斯大林的「肺腑之言」，他所以要侵略我们，还是害怕我们强大起来：因此，只顾目的，不择手段，用尽千方百计来压迫、分化和离间我们。】

这段话非常可信。斯大林是地缘政治的高手，终生经营的就是在苏联周边地区建立环状的缓冲地带。他在二战前制造外蒙独立，二战后在东欧成立社会主义阵营，其真意都是把苏联的边防线往外面远远地推出去。一个统一的强大国家出现在他的南邻，必然会构成对其国家利益的潜在威胁，如同后来越南统一后便和中国大打出手一般。为苏联的国家利益计，他不能不使用分而治之的手段对付中国，最理想的局面乃是出现南北朝。

这或许就是苏联大使馆和国府共赴国难，誓同生死，一道搬迁到广州去的原因。反正国际学术界一直是这么解释。直到最近才有国内学者提出新见解，认为斯大林并不反对毛统一中国，苏联大使与国府共存亡的姿态其实是作给中共看的，那意思是提醒他们“建国”后必须恪守“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不论苏联的动机是什么，这姿态应该让中共寒冬饮冷水，点滴在心头。然而毛泽东就是不改愚忠到了这个地步，他不但还没“建国”就毅然宣布一边倒，而且在登基不久后就迫不及待地跑到苏联去为斯大林祝寿。据说他走得如此匆忙，只带上了几个秘书，连外长和签订条约必须的专家一概都未带上。到了莫斯科之后，斯大林只让外长莫洛托夫到车站迎接，而他此前曾不惜纡尊降贵地到车站送返国述职的纳粹德国大使于前，到车站亲迎前来签订《苏日中立条约》的日本外相于后，和后来他轻慢“新”中国元首的举止形成了无比鲜明的对照。

这在当时便引来中国知识分子的非议，当时中共整理的“内参”就搜集了种种民间批评。这些批评普遍认为毛此举丢了国家的面子，按传统惯例，双方国家元首应该在边境会面，哪有一国元首为给另一国元首祝寿万里迢迢跑去朝见的？批评者们还记起了斯大林亲迎日本外相的往事，更认为中国如同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仆从国一般。后来毛在苏联竟然待了创世界纪录的两个月之久（1949年12月16日─1950年2月17日），这在国际外交史上还从来没有过，更是让国内外谣诼万端，众说纷纭。

这还不足奇，有趣的是，祝寿活动不久后，毛就从苏联媒体中消失了。斯大林把他晾在别墅里不理他，让毛大发雷霆，骂道：他每天只有两件事可做，吃饭和拉屎。毛消失不见，引起了西方大量谣言。西方盛传毛被斯大林软禁了，美国人还言之凿凿地说中共已经把东北和新疆割让给了苏联。当英国表示愿意和中国建交之后，斯大林的态度才突然软化下来，在1950年1月1日主动起草了一份以毛泽东名义答记者问的新闻稿。在其中，他一改“不签新约”的初衷，表示准备解决现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及贷款、通商等各项问题。毛喜出望外，立即同意以他的名义发表这篇答记者问。

因此，是西方施加的压力，特别是英国表示愿意和中国建交，才使得斯大林最终在签约问题上让了步，同意毛将周恩来召来谈判签约，为国家争回一点权益。

毛就是再愚蠢，至此也该悟出了斯大林态度突然改变的原因。可他就是死也不懂，硬要和自己过不去，剥夺中国的国际生存空间。1950年1月13日，当他还在莫斯科时，就批准征用包括美国在内的外国兵营，接收征用美国经济合作总署留沪物资，故意以此举动将美国所有在华的旧领馆全部挤走。美方对此提出抗议，决定撤退在华一切官方人员。对此反应，毛完全不屑一顾，断言“此事对我们极有利”，“美国人对我们的威胁恰恰是我们想要得到的东西”，并特地把这个消息通知了苏方，强调他的目的就是要“把美国的领事代表驱逐出中国”，并“努力拖延美国承认中国的时间” ，因为“美国在中国得到合法权利越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就越有益处。”

这种种倒行逆施，难道可以找出个理性的解释来？毛的怪诞举动，就连小市民的水平都没有，到底是怎么回事？

【未完待续】

从“皇军天下第一” 说到中苏恩仇（十六）

──读萧峰文想到的

芦笛

要明白毛的奇特行为，必须根据此人的特殊经历，去透视他的内心。

毛乃是一个特殊时代造出来的畸形知识青年。此人天分极高，却生在一个愚昧自私横暴的富农家庭，从小就养成了“憎父情结” 。正在求学年华，专制的父亲却逼他作回乡知青，直到１８岁才能到东山小学堂去，和子侄辈同窗，受尽富人子弟的嘲笑挖苦。后来在长沙读师范学校，却又天生缺乏掌握数理化以及外语的兴趣和能力，以致所有的自然科学科目考试都是零蛋。据他的同学萧干说，幸亏当时的学校还在新旧交替之中，秉承了重视“写文章”的旧传统，所以文科成绩出色也能毕业，否则毛早就给开除了。

这先天缺陷铸定了毛的畸形知识结构，决定了他终生只能是一个旧式造反儒生，具有的只是传统旧知识，根本无法理解接受西方文明包括马列主义。要了解西方文明，必须具有一定的自然科学知识以及西方社会发展史包括自然科学发展史的粗浅知识。毛的旧式儒生知识结构，决定了他绝对没有能力学会马列主义，只能如马悲鸣一样，用中国的貌似物来穿凿西方输入的洋词汇。正如我在《张春桥永垂不朽》一文中剖析的那样，所谓毛泽东思想和马列主义根本就毫无相干，无非是借用了马列名词的儒、道、释的杂拌儿，其哲学本质是唯心主义的。

更糟糕的是，作为知识界的边缘人，毛一直备受知识分子们的鄙弃。继东山小学之后，他又在北大尝到了傅斯年等学术界翘楚的冷落，为此怀恨在心，多年后还对斯诺抒发了怨恨。入了共党后，又备受莫斯科回来的海龟们的轻慢和侮辱。博古曾老大不客气地教训他：你懂什么马列主义？你不过是懂点孙子兵法罢了！山沟里是不会出马列主义的！

到了延安后，为了篡党夺权，毛也曾苦读马列，但正如毛选四卷生动展示的，他根本就没有明白马列主义是怎么回事，所做到的不过是我上面说的，借用马列词汇来把国学杂揉包装起来罢了。马列主义包括三部分：科学社会主义，哲学以及政治经济学。毛毫无掌握这些学科所需的预备知识，对政治经济学一无所知，对科学社会主义也毫无理解，只能在哲学里蘸上两指头，但once again，他最爱卖弄的“辨证法”不过是原始的道家哲学罢了，与马克思主义实在没有多少相干。

毛对此也心中有数。据国内学者考证，他在抗大讲演马列主义哲学时，曾将讲稿送给海龟张闻天过目，文稿前写的请求非常谦恭，请张帮他仔细看看有没有什么错误，对马列的理解是否正确，云云。建国后他特地向斯大林请求，把苏联哲学家尤金派来作驻华大使，为他开哲学小灶。他大概不知道，苏联《真理报》上曾不点名地批判他毕生引为得意之作的《两论》。不过他自己倒是在党的八大会议上自承“啃不动马列的大部头”。

总之，毛乃是那个特殊时代制造出来的知识怪物：知识完全是旧式的，终生只能看懂线装书，终生梦游在秦汉时代，却又为最时髦的国际宗教吸引；具有改造旧中国的勃勃野心，却又丝毫不具备现代视野，只能从陈旧的古籍中去发掘建立现代社会的蓝图。因此，他必然要在莫斯科归来的洋知青面前，暴露自己的知识缺陷以及内心世界的陈旧落伍，在那些人眼中变成封建僵尸。

这结果便是造成了毛进攻性的自卑情结。一方面，他对学不懂的“大道”充满敬畏，对能随口引用《资本论》并深得教主宠信的“天使”王明等人充满艳羡和嫉恨，另一方面，他又深深鄙视那些无用的书生和“洋教条”。对远方的教主斯大林，他具有一种非常复杂矛盾的情愫：又是充满敬畏，又是怀恨在心并时时反叛。在很大程度上，斯大林成了他那横暴的父亲，而留苏海龟们则成了当年和他争宠的弟弟。

毛虽然不懂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但简单口号式的教义却是牢记在心的。他信奉的是国际宗教，它否认有超越于阶级利益的民族利益。斯大林乃是传播这种教义的好手，早在１９２７年，他就完成了有关理论，认定因为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所以，苏联的利益就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任何不被莫斯科控制的世界革命，都只能是反对全世界无产阶级、反对马列主义的。

明眼人一望即知斯大林之狡猾：他巧妙地把马克思“无产阶级没有祖国”变成了“苏联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祖国”，就此把全世界共产党变成了为苏联国家利益服务的工具。这样，他成功地解决了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冲突。对苏联来说，这两者其实是一回事：苏联的民族主义也就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想出这种巧妙的道道来，不可谓不聪明，只是他没有预见到，这理论只能适用于世上只有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一旦社会主义阵营出现，则它就再也无法解释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冲突了。民族主义是不可能被国际主义取代的，世上并没有什么超脱于民族利益的抽象的无产阶级阶级利益。

其实斯大林本人也明白这点。根据蒋经国回忆，他和斯大林曾有如下对话：

【斯大林立刻批评我的话说：『你这话说得不对。第一、你说日本打败后，就不会再来占领外蒙古打俄国，一时可能如此，但非永久如此。如果日本打败了，日本这个民族还是要起来的。』

我就追问他说：『为什么呢？』

他答道：『天下什么力量都可以消灭，唯有「民族」的力量是不会消灭的；尤其是像日本这个民族，更不会消灭。』

我又问他：『德国投降了，你占领了一部分；是不是德国还会起来？』

他说：『当然也要起来的。』

我又接著说：『日本即使会起来，也不会这样快；这几年的时间你可以不必防备日本。』他说：「快也好，慢也好，终局总是会起来的；倘使将日本交由美国人管理，五年以后就会起来。』

我说：『给美国人管，五年就会起来；倘使给你来管，又怎样的呢？』

他说：『我来管，最多也不过多管五年。』】

不难看出，作为战略家，斯大林确有远见卓识。

然而毛却丝毫不明白这点，全心全意地接受了教主的“国际主义”欺骗宣传。

这也很正常，我早就在旧作中反复说过了，革命家和国务家不同，革命党和执政党完全是两回事。前者必然卖国，后者必然“爱国”。这道理再简单不过：非卖国不足获得革命必需的外援，所以近现代革命家自孙文以下，无一不是卖国贼，此所谓“崽卖爷田不心疼”，卖的反正不是他的财产，何乐而不卖？但一旦革命成功，革命家成了国务家，天下就成了他自己的私产了，那时就非心疼不可，必然要讲究“爱国主义”，变成爱国英雄，还要逼迫全民都去跟着爱那与自己毫无相干的私产。

斯大林早就完成了这种转变，在极短时间内便从革命家变成了新沙皇。毛的特殊问题是，他终生没有完成这种转变，一辈子都是革命家，一辈子都没有变成称职的党国领袖，一辈子都不具备治理国家的基本能力。

就连秦汉之际的古人都能看出这区别来，贾谊早就在《过秦论》中指出：打天下和治天下需要的智能完全不同：“夫并兼者高诈力，安定者贵顺权，此言取与守术不同也。”（兼并天下靠的是诈术和暴力，治理国家靠的是顺时权变，这说的是取天下与守成所用的方略完全不同。）

古代治国要比现在简单到不可胜计，社会政治经济结构极度简陋原始，政府也没有改造社会、发展经济的任务，只需君王节用爱民，天下即能安定。即使如此，古人尚且知道治理国家不能再靠打天下用的那套诈力，何况老毛面临的是大幅度的社会改革，建立一个能赶上西方先进水平的现代国家？所谓“现代国家”，其实就是“按西方模式建立的国家”，但无论是真正的西方模式还是其变种俄国模式，从线装书里都根本就无法找到。

所以，按毛的陈旧腐朽知识结构而言，建立新中国的任务完全超出了他的主观能力。但此人绝不肯服输，一定要“老子就是不信邪”，蛮干到底，于是便只能终生作革命家，以打天下那套“诈力”来治天下。

在外交上也如此。许多人将毛误解为民族主义者，大谬不然。执政前，毛信奉的完全是斯大林教给他的“苏联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祖国”的简单教义，这才会公开拥护苏日中立条约以及中苏友好同盟条约。１９４９年，毛在西柏坡秘密会见米高扬时，竟然称赞《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是一个帮助了中国对日战争的爱国条约！

这对毛来说是天经地义的：因为那两条约对苏联有利，当然也就对他这“世界无产阶级”有利。他的所谓“爱国”，就是爱苏联那个“世界无产阶级的祖国”。执政后，毛仍然没有及时抛弃这国际主义笑话，连地缘政治的起码观念都没有，这才会天真地相信，过去让外蒙独立没关系，现在中国“解放”了，大家都是阶级兄弟，还有什么分家的必要？外蒙自然会回到社会主义祖国大家庭中来。

正因为此，毛和他的战友们才会在执政之后，思想仍然停留在革命时期，把中苏关系当成了一种党际关系，不是把斯大林看成邻国元首，而是继续看成教主兼“大老板”。

但他们糊涂，斯大林可不糊涂，他深知“亲兄弟，明算账”的市井道理。中共尚未正式当国，斯大林就立刻调整了态度，准备用对待外国的态度来对待中共了。米高扬回去后，他给毛发了电报，说穿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乃是不平等条约，并允诺：“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以后，形势将会发生重大变化。苏联政府已经决定废除这个不平等条约。”

有趣的是，连他都看出了中共在行将执政之际还不懂把党际关系和国际关系分开。就在连斯大林自己都承认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是不平等条约之后，中共竟然还继续向“大老板”输诚。１９４９年６月，刘少奇秘密访问苏联，和斯大林进行了几次会谈。会谈前中共代表团毕恭毕敬地给斯大林呈交了一份“报告”，表示中共愿意继承国府和苏联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因为它在过去和将来都对中国人民有帮助。报告还表示，不管斯大林如何决定，中共都“准备服从并坚决执行联共的决定”。

中共的“国际主义精神”如此彻底，让斯大林大感意外，他向刘少奇再度表示，１９４５年苏联是同国民党打交道，因此中苏条约不得不采用不平等的形式，但现在情况不同了，所以苏联政府准备在毛访苏时解决该条约问题。更有趣的是，他拒绝了中方“服从联共决定”的表态，指出每个党都要向自己的人民负责，并几次教训刘少奇：

“要保护自己国家的利益，保护民族的利益，……这个你们不懂，因为一百多年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状态，人民利益都是任人践踏的！”

国际教主本人说出这番话来，当真是神机莫测。其时南斯拉夫共产党和苏联公开破脸，其罪名之一就是“民族主义”。当时西方特别是美国正在热衷于猜测毛泽东会不会是又一个铁托，许多老美的“中国老手”言之凿凿地认定，毛并非正统的马列主义者，不过是个农民革命家，必然是民族主义者。斯大林不会不知道这些评论，他天性多疑，西方对毛的革命家本质的评价又与他的不谋而合，毛在他眼中当然只会是可疑的民族主义者，天然的铁托候选人。

而今他却公开教育刘少奇要讲究民族利益，不要那么轻易地就“服从并坚决执行联共决定”！这到底是什么意思？真是教育我党学会把党际关系和国际关系分开，还是试探？

斯大林的意思当然只有他自己才知道，但我个人觉得，毛是按后者来理解的。斯大林对他百般猜忌，怀疑他是又一个铁托，他对此心头雪亮，多年后还在党内说：斯大林不相信我们，以为我们是铁托，直到抗美援朝之后，才开始信任我们，云云。

我个人觉得，正是铁托那民族主义者横空出世，打破了斯大林的一统天下，才更加坚定了毛对教主的赤胆忠心。

记得郑义曾在回忆录里写道，老毛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时，他正在高干子弟红卫兵私设的监牢里受煎熬。为了表示他热爱伟大领袖的神圣权利不是那些红崽子们可以剥夺的，他把毛主席像章的别针刺进了胸膛，直接别在血肉上。这种事，也只有“狗崽子”们才会干，而如果红色恐怖不发生，即使是狗崽子也未必会干这种事。这种极端行为乃是给刺激出来的：他们实在是对“嫡出”们憋足了气：谁说我不革命？老子比谁都革命！

老毛其实也是这个心理：在以斯大林为教主的国际共运中，他从来是个面目暧昧、来历不明、血统可疑的“庶出”，对他是否真是自己的种，父亲斯大林一直满腹狐疑。如果不出铁托案，问题还没有那么突出。铁托案一出来，他便别无选择，义无反顾，必须用“肉体戴像章”一类过激行动，来表白自己的忠诚和“革命的彻底性”，而这正是共产党人唯一相信的至高无上美德与大义。

我认为，只有把握了毛这种特殊经历产生的特殊心理，才能明白毛在中苏关系的演变过程中那一系列极度乖张、不可理喻的表现。正是在这种心理驱使下，毛才会在建国之初便宣布“一边倒”，才会迫不及待地、不顾身份地跑到莫斯科去朝见，才会在和斯大林的会谈中大诉被嫡出们排挤、迫害的辛酸史，才会对斯大林的帝国主义政策表示“服从并坚决执行”，才会愚不可及地介入朝鲜战争，才会与赫鲁晓夫破脸，使两国关系恶化到了核大战边缘。

可惜不是所有的学者都明白这个思路，就连我非常尊重的那几位国内学者，似乎都没看出道道来。所以，他们始终不明白毛对斯的真实态度究竟是什么，始终不明白毛究竟是不是民族主义者，更无法明白为何毛可以忍受斯大林的轻慢与无视，却在苏联在斯大林死后放弃帝国主义政策，不但平等相待中共，而且竭尽全力援助这兄弟党之时，反倒要和老大哥闹翻。
。

【未完待续】

作者：若迷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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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从“皇军天下第一” 说到中苏恩仇（十七）（十八）（十九） -- 若迷 - (21327 Byte) 2009-8-14 周五, 上午8:46 (140 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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