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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题: 芦笛：从“皇军天下第一” 说到中苏恩仇（一）（二）（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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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从“皇军天下第一” 说到中苏恩仇（一）（二）（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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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从“皇军天下第一” 说到中苏恩仇（十三）（十四）（十五）（十六） -- 若迷 - (21986 Byte) 2009-8-14 周五, 上午8:41 (132 reads)

若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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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芦笛：从“皇军天下第一” 说到中苏恩仇（十七）（十八）（十九） (140 reads) 时间: 2009-8-14 周五, 上午8:46

作者：若迷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从“皇军天下第一” 说到中苏恩仇（十七）

──读萧峰文想到的

芦笛

如前文所述，毛共政权外交最大的毛病是意识形态外交，而不是基于国家民族利益的常态外交。这一点在对苏关系上表现得最突出，两国之间进行的其实不是“邦交”而是“党交”，这必然导致双方关系毫无平等可言。

如所周知，列宁的建党原则就是“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中央服从国际”（芦按，最后这句话是我加的，非如此不能全面客观地描述国际共运）。在斯大林时代，中共和苏共是儿子党和老子党的关系，儿子对老子当然只有服从，这就是刘少奇呈交给斯大林的报告中为何要保证“服从并坚决执行联共的决定”。

这其实也怪不得我党，乃是马列主义的理论误区使然。国际共运从老祖宗马克思起，就否定国家和民族的存在意义。马列主义历来认为，普天下受苦人同仇共愤，世上只有阶级利益以及阶级利益冲突导致的阶级斗争，没有民族利益，更没有民族利益、国家利益之间的矛盾。所谓“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就是主张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和共同的阶级敌人作殊死斗，待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胜利后，“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国家和民族就此消失，阶级弟兄们便就此生活在绵绵无尽的友爱之中。

因此，信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必然意味着彻底否定民族主义。前文已经说过，在世上只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时，这问题倒是可以用“苏联就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祖国”来轻易解决。但社会主义阵营出现后，再信奉这一套，势必后患无穷。中苏最终破裂，追本溯源，我认为除了毛的心理毛病外，这理论误区也不能辞其咎。

如今人们当然可以痛骂我党卖国，但诸位这么骂之时，使用的乃是民族主义价值观的思考框架，可当初我党使用的根本就不是这套话语系统。在我党看来，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苏联则是率领全世界无产阶级向美帝国主义进行殊死斗争的统帅，这才是大局。中国利益不过是局部利益，完全可以、并且应该为了全局利益而牺牲。

反过来，这理论本身也给了苏联不可推卸的“支持被压迫国家人民的反帝斗争”的“国际主义义务”。于是当中共当国之后，苏联也就有了对中国提供经济援助的义务。这在中国同志看来是理所应当的。他们从来没想过，国际上根本没有这种“你必须无私援助我”的怪事──那是列宁发明出来的奇特“道理”，并不是什么能经住实践考验的“宇宙运行规律”。

所以，哪怕是在斯大林时代，列宁主义也让双方吃了苦头。作为精通地缘政治的帝国主义战略家，斯大林根本不愿看到中国统一，更不愿看到它强大起来，但作为国际共运教主，他传播的教义又规定必须向“解放”了的中国“阶级兄弟”提供援助。于是他便只能被自己的理论逼得干违心事，在“新”中国成立后，违心放弃了从“旧”中国掠取的部分特权，并向中国提供有限的经济援助。而这些事根本就违背了他的自由意愿，他不能不为此怀恨在心。

从我党那面看过来，为世界革命大业牺牲自己的局部利益是应该的，但老大哥也有义不容辞的国际主义义务援助自己。如果苏联在中国掠取特权并不能用反美斗争大局来解释，则中国同志当然不能理解，要逐渐看穿其帝国主义政策实质。

这结果必然是双方都觉得自己吃了亏，双方都怀恨在心。所以，中苏不和的种子，早在斯大林时代就播下了，说到底，这还是列宁主义的荒谬理论造的孽。列同志大概没有看过某位老美诗人的诗句：“A good fence makes a good neighbor.”民族利益并不会因为你否认它就消失。靠否认民族利益人为营造的“阶级友爱”只会使阶级弟兄们最终翻脸，大打出手，比对付阶级敌人还残忍万倍。

如果同志们掌握了这些预备知识，则就可以和我一道审视中苏关系沿革演变中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了。

（一）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

“建国”伊始，毛就趁为斯大林庆祝７０大寿之机，迫不及待地跑到莫斯科去，呆了创世界纪录的两个月。这种反常举止，不但在当时引来国内外种种猜测，而且至今国内学者还在争论他到底是否真为签约而去。

我认为，毛之所以迫不及待地跑去朝见斯大林，其动机是多重的，“党”和“国”的考虑都有，主要目标乃是去完成中共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共产党世界中的定位。

从“党”的角度来说，毛必须在当国后，去取得国际共运教主的正式认证。毛虽然当了国，但颇有点“妾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嫜”的味道。苏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极度冷淡，甚至连个正式的党政代表团都没派来，我党只好把当时碰巧在中国访问的什么文化代表团拉到天安门上去充数。苏联政府虽然在次日即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但那不过是邦交上的承认，并非在国际共运的圈子里承认毛是教廷认可的中国教区的红衣主教。而这一点对毛来说可是至关重要，特别是有南斯拉夫的前车之鉴在那儿摆着，“庶出”不能不去向父皇本人争个血统上的明白。干这种事的最好机会，当然是在所有红衣主教济济一堂的斯大林寿宴上。

从“国”的角度来说，毛信奉的“阶级战争”教义（class war，这是毛唯一掌握的马列主义教条。他自己就承认，他看《共产党宣言》就只取了其中四字“阶级斗争”）规定了他必须和美帝这个世界革命的死敌斗争到底。铁托被革出教门的罪名之一就是和美帝勾结。作为来历不明的“庶出”，他必须在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革命立场，其革命坚定性甚至必须超过“嫡出”们，而这就是他不顾美国政府放出的一系列信号，刻意制造中美紧张关系的意识形态原因。

但毛同时也是个尊重实力的现实主义者。他深知和美帝比起来，“新”中国才是纸老虎。以美国为敌使得他充满了恐惧，觉得“新”中国极度不安全，随时可能被美蒋颠覆。用他回国后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来说，就是“我们要找个帮手”，靠苏联的保护伞维护国防安全。

从这两个角度来看，毛都非访问苏联不可。而他确实达到了此行初衷。根据官方媒体披露，毛第一次见斯大林，即向对方痛说革命家史，抱怨自己当初备受“嫡出”们的排挤迫害。斯大林一笑置之，说“你是胜利者，胜利者是不受审判的”，一句“成王败寇”的狼羊律，便把毛的满腔委屈消弭于无形。

以斯大林之精明，当然只会根据狼羊律，对中国的块头给予必要尊重，据此调整对毛的态度。在斯大林的７０寿宴上，毛作为第一号贵宾，坐在斯大林旁边，并第一个发表演说。这可跟国务活动毫不相干，乃是教廷内部排座次。此后斯大林更明确规定，中共享有其他共党没有的地位和特权，成了共运内部的“二头领卢俊义”。斯大林当然仍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导师”，不过苏共与中共作了国际分工，苏共负责领导欧洲共运，而亚洲共运则由中共充大拿。所有的亚洲土共，此后都得向中共早请示晚汇报。

所以，从党的角度来说，毛此行确实达到了目的，他不再是当初那被人歧视的“庶出”了，而这对他来说可是头等大事，虽然现代读者无法理解这种心理，正如我也无法理解达赖证认“真班禅”，为何会对藏民具有一言九鼎的重大作用。

从“国”的角度来说，毛也达到了他的目的。苏联和中国成了军事盟国，在３０年内负责保卫中国。如果中国遭到入侵，则苏联就要“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

不过这个“国”乃是毛的“党国”，它和普通百姓的“中国”概念并不同，和一般理解的“民族主义”并无多少相干。探讨这个问题本身就需要一篇单独的长文，我只能在此随便说几句。

所谓民族主义，在我看来，就是“认为国策、特别是外交政策必须处处从国家利益出发来制定的政治主张”，我本人就是这种民族主义者。

我党的“民族主义”则和这完全不同。在毛共时代，国策和包括外交政策是基于世界革命原则，根据国内外“阶级斗争”需要制定的。毛共彻底否认“国家利益”存在，从不使用这词汇。后毛时代，我党开始走向文明，这个词汇总算在近年中逐渐艰难地出现在党国文告中了。不过对什么是“国家利益”，我党的理解还是和文明世界不一样。在我党，那其实是指“党的利益”，而“国家安全”其实也就是“政权存亡”的同义语。

无论是在毛时代还是后毛时代，常被学者们误认为“民族主义表现”共同的一条，是我党对“干涉内政”的超敏感。在这上头，我党的“民族主义”和慈禧老佛爷的烦恼很相似：两者都不喜欢外人干涉自己的家事，把自己的面子当成了“民族尊严”和“国家主权”，为此可以置真正的全民利益于不顾，前段朱成虎将军的表演就最能说明这一点。

爱你喂，从“国”的角度来说，毛也确实达到了访苏的初衷，用他自己回来后在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来说，就是“找到了一个好帮手”──为自己找到了一个强有力的靠山。

可惜这成功只是暂时的。毛在心花怒放签订那“爱国的条约”时，大概做梦也没想到，这条约把中苏结成了军事盟国，却并未增加中国的安全，因为来自美国的威胁不过是他的病态幻想，反倒给自己结下了仇敌──正是那条约把中苏捆成了一安俱安，一危俱危的集体安全关系，才导致了中苏后来反目。

对认证毛是合法红衣主教这问题，斯大林倒很痛快。虽然他在背后和莫洛托夫等人尽情糟蹋“中国的普加乔夫”，但他毕竟还是及时在教廷的正式庆典中给毛“摸顶赐福”了。不过涉及到国家利益时，他可就毫不含糊了。

执政之前，中共出于其“阶级斗争”教义，天真地以为，一旦中国成了社会主义国家，外蒙的阶级弟兄就会迫不及待地投入自己的怀抱，而苏联也只会乐观其成。类似地，他们以为苏联在东北掠夺特权也是暂时的，一旦中国获得“解放”就会结束。毕竟，从他们的《圣经》里，实在找不到阶级“老大哥”用对待阶级敌人国民党的方式对待自己这个阶级“小弟弟”的理论依据。

因此，早在西柏坡时，毛就对秘密来访的米高扬暗示了这一愿望。因为对方是上级领导，他当然不敢直接提出要求，只是用批驳“民主人士的思想错误”的方式，来委婉地向上级试探有无让蒙古重新统一的可能性。刘少奇秘密访问苏联时，他递交给斯大林的报告也使用了类似策略，借所谓“不明真相的民主党派及学生和工人”之口，抱怨了苏联霸占旅顺和抢劫东北财产的事，并说明我党对这些错误思想进行了严肃批判和耐心解释。

斯大林当然听得出弦外之音，在毛来访时便作了正式回复。他的反应乃是大师之作，既不违反自己制定并传播的教义，又一招就封死了我党的后着。

他直截了当地承认４５年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乃是“不平等条约”，但他所谓的“不平等”，只在于在旅顺驻军一条。他说，等到和日本的和平条约签订后，苏军即可撤走。如果中国坚持，哪怕就是现在撤走也行。

关于外蒙问题，他说，这问题早就解决了，外蒙人民投票表示了独立意愿，苏联政府当然应该尊重人民意愿。至于内外蒙是否统一的问题，只能由蒙古人民共和国去解决，苏联无权说三道四。如果蒙古人民愿意统一，则苏联当然不会反对。不过他本人不愿意看到中国丧失大片领土，因为那意味着内蒙加入蒙古人民共和国。

这话说得无比冠冕堂皇，使用的乃是“民族自决”的神圣原则，中共根本就无话可答。但我党就算再不懂马列，此话也绝对无法使之心服口服：大家如今都“姓社”，同为阶级弟兄，为何不能同处一个大家庭？蒙古有什么必要独立？难道这也是世界革命的全局利益需要？马克思不是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么？

关于中长铁路（亦即满州里－哈尔滨－绥芬河与哈尔滨到大连的铁路），他说，那是俄国出资建造的，所以苏联政府应该继承那财产（他很方便地忘记了该铁路的大部分早就让他卖给日本人了）。而且，无论是外蒙问题，是中长铁路问题，还是旅大问题，都是雅尔塔协定规定的。如果苏联修改条约，则帝国主义就有借口强迫苏联放弃南库页岛和千岛群岛。

斯大林其实是告诉毛，维持４５年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其实是世界革命全局的需要。如果单方面修改条约，社会主义苏联就得向帝国主义丧失领土，那当然不符合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难道中国同志就能自私到无视革命大业受损不成？

到此地步，急于表现自己是坚定的马列主义者的毛还能有何话说？于是他只能表态：

“在中国讨论条约时，我们没有考虑到美国和英国在雅尔塔协定中的立场。我们应该按如何对共同的事业有利来行事。对这个问题应当考虑周到。但是，现在已经清楚的是，目前不必修改条约，正如不必匆忙从旅顺撤军一样。”

修改条约既无指望，毛只能退而求其次，希望能和苏联签订借款、通商、航空等一系列协定。他还不敢直接向斯大林提出这希望，而是用献锦囊妙计的方式，给“大老板”提出两个选案：一、召总理兼外长周恩来到莫斯科，签订上述协定。二、只对这些问题进行磋商，暂不履行相应的协定签字手续，周不必来。可惜斯大林立刻就借坡骑驴，在１２月２４日与毛会见时表示同意中共提出的第二案，告诉毛不必将周召来。令毛大为恼火，很向苏方联络人员发了几次脾气。

前文已经介绍过，幸亏恰在此时，传来英国准备和中国建交的消息，让斯大林极为震动。他改了初衷，亲自起草了《毛泽东答塔斯社记者问》，在其中主动表示准备解决现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及贷款、通商等各项问题，让毛喜出望外：他原已不敢指望改约，只求斯大林能解决贷款通商问题，让他不要空手而归，如今斯大林却不但主动同意考虑贷款和通商，而且愿意考虑另签新约。

不仅如此，次日，苏联报刊发表了由斯大林捉刀的《毛泽东答塔斯社记者问》。同日晚间，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共同拜访毛泽东，征求毛对解决中苏条约等问题的意见。毛仍然不敢直接提要求，只是出了三个选项请领导考虑：甲、签新约；乙、发新闻公报；丙、发政府声明。这种作法，与其说是与外国政府谈判，莫如说是策士给统帅献策还更准确些。

毛随即对两位领导竭力游说了一番甲案的优点，他不知道，两人肯定是秉承斯大林之旨而来的，游说有什么鸟用处？听完他的汇报后，莫洛托夫当即表示接受甲案。毛非常兴奋，当晚便发电报给中共中央：“当我详细分析上述三项办法的利害之后，莫洛托夫同志即说，（甲）项办法好，周可以来。我仍问，是否以新条约代替旧条约？莫洛托夫同志说，是的。随即计算周来及签订条约的时间。”

全靠来自西方的助力，“大老板”总算改了初衷，同意签新约以及贷款、通商等协定了。最重要的是，“大老板”总算批准了周恩来到莫斯科来，而正是人民的好总理改变了毛“献锦囊妙计”的奇特“谈判方式”，为中国争回了一定权益，也使毛“要点既好看，又好吃的东西”的梦想总算兑现了。

【未完待续】

从“皇军天下第一” 说到中苏恩仇（十八）

──读萧峰文想到的

芦笛

西方出的某本毛传上说，毛访问莫斯科犯的错误，乃是没把周恩来带去，所以才会被斯大林晾在别墅里，等到他悟出这一错误，把周恩来召来，谈判便迅速开始了，云云。

这位同志写书时还未来得及看到解密档案，所以不了解毛的处境究竟有多卑微：叫不叫周去，不是他可以决定的，得由“大老板”说了算，此乃国际共运的点菜律。如果不是毛从苏联媒体中突然消失，让西方造出那么多谣来（据寒江月女士说，老美从来不造谣），而且英国准备和中国建交，则斯大林也不会同意改约签协定，周恩来也就不会被召到莫斯科去，那么，毛最后只能两手空空回国，不但得继承４５年签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而且连一分钱的贷款都要不到。

观察那段历史的学者们常常忘记国际共运的特点乃是一神教。在一个国家内只能有一个领袖，而全世界也就只能有一个领袖，该领袖同时也就是全知全能、绝不会错的上帝。对该上帝的指示，所有同志，不管是哪个国家的，都得“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不明白这个原则，就绝对无法明白毛为何会对斯大林敬畏如神灵，连下级可以对上级提的要求、建议、希望都不敢直接提出来。

对毛而言，斯大林的魔咒特别有效。和嫡出们不同，他此前从未接触过斯大林，必然有因隔膜而产生的神秘感。而且，他本人在党内的地位乃是靠斯大林指定确立的。全靠大老板在抗战期间放了话，要大家承认毛的领袖地位，不要再争了，王明等人才最后死了心。此后，我党与莫斯科的电报联系就被他严密垄断起来，由任弼时亲自翻译交给他，再由他决定是否向政治局传达，爱传达多少全由他决定。就这样，靠把持了“上帝代言人”的位置，垄断了天廷传来的信息，他巧妙地狐假虎威，靠斯大林的权威击败了竞争者们。

如此运作，势必对毛本人产生一种“崇拜强化作用”，正如目睹自己焚烧的每道神符产生了移山倒海神力的巫师不能不崇拜请来的神道一般。这就是他为何对斯大林会怕成那个样子，连“献锦囊妙计”的“曲线讨价还价”的“谈判术”都发明出来了。

其实，哪怕是升斗小民都知道“漫天要价，就地还钱”的市井道理，最忌讳的就是让对方想到对自己不利的“选项”，岂还会像毛那样，明明希望把周召来签协定，却又在选项中列上相反建议，暗中指望父皇开恩，挑中自己属意的那个选项？既然你如此谦恭，主动为对方提出不利于自己的建议，斯大林当然再不会跟你客气。这本是你自己的建议，人家采纳了，你还怎么可以下来拿工作人员出气，指鸡骂狗作弃妇状？这种“谈判术”搞多了，你还让人怎么看得起？

最有趣的，还是毛发回中央的那份电报：“莫洛托夫同志即说，（甲）项办法好，周可以来。我仍问，是否以新条约代替旧条约？莫洛托夫同志说，是的。”那多余的一问，绝对只会出自生怕传错了命令的传令兵之口。

连市井小民都知道在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处理：管ＴＮＤ是不是签新约，既然对方松口，我就立即说，好，那我就立刻把周召来。等周来了，再把“你已经同意签新约”当成双方已经达成的协议，强加到对方头上去。哪怕是误会也要坚持到底，充分利用。

此中暴露的问题，我个人认为，倒不是毛的智力还不如市井小民，而是他对西方的彻底隔膜，他根本不知道西方人打交道的方式是明说而非暗示，而这正是我初到西方时尝过的苦头。

那时我导师对我一肚子意见，认为我这人阳奉阴违，明明同意了的事拖着不办。我觉得很委屈：我不是通过种种暗示告诉你我不同意那方案么？他大为吃惊，问我：芦笛，却原来，东方人嘴里的“咽死”和咱们不是一个意思？有时可以是“诺”？我笑笑说，是啊，是不是咽死，得看我怎么暗示的，你得自己去作结论。他大奇，问，你为何不直接表示反对？我说，按中国人的习惯，下级对上级不能直接说不，否则太不礼貌。他于是说，芦笛，听好了，你既然在罗马，就得按罗马人的规矩行事。以后你不同意就直接说出，这在我们这儿才算真正尊重对方，否则就是愚弄我。我大喜，说，是么？不瞒你说，我就喜欢直来直去，这罗马人的行事规矩，真是为我设计的阿。此后我便抬竹竿进城，一直抬到他受不了，和我几次闹得脸红脖子粗，气消了又到酒吧去买醉，当真痛快。

正因为毛是个土老冒，丝毫不懂西方那套，所以他才会使用《镜花缘》中“君子国”的讨价还价方式──亦即卖方专门往低处砍，指望买方能被他的高姿态感动，严守君子国的交易规矩，专门往高处砍。或许，这在他心目中乃是遵循了老子的教导：“将欲取之，必固与之”的高明策略吧。

这就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外交路线”一以贯之的原则，他做滥好人可以做到让对方莫名其妙的程度。５０年代外蒙党魁访华，他居然向对方道歉，说过去中国侵略了他们，让对方莫名其妙：历史上从来是成吉思汗的子孙痛打汉族，哪有什么反过来的事？

前面已经介绍过，１月２日，莫洛托夫在偕同米高扬拜会毛时，曾表示同意另签新约。主子已经难得地松了口，在这种情况下，毛应该考虑如何提出能让对方接受的最有利于中国的方案才是。可他就是不肯放弃这种“高姿态”，更不肯放弃任何一个机会显示他无限忠于莫斯科，不是中国的铁托。

１月２２日，他与斯大林再度会谈。斯大林征询毛对中长铁路协定的建议，毛竟然说：“可以把在法律上保留中长铁路协定有效的原则作为基础，旅顺口协定也这样办，而实际上做一些修改。”斯大林马上跟进：“这就是说，您同意宣布在法律上保留现有协定？”毛慷慨地答道：“我们必须要考虑到双方的利益，既要考虑到中国的利益，也要考虑到苏联的利益。”还特地提到废除旅顺口协定可能会牵涉到雅尔塔协定，“给苏联带来不良的后果”！

这雅尔塔协定乃是斯大林用来搪塞中国的借口，也只有毛那种对斯大林外交毫不熟悉的人才会买账。事实上，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对之毫无影响，后来苏日签订和约，日方完全接受了雅尔塔协定，承认把南库页岛和千岛群岛永久割让给苏联，根本也就没利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翻案。就连日本爱国贼林思云辈，至今似乎也没有传达过他的右派老师们对此问题发布的圣旨。

对此赤胆忠心，斯大林当然极度满意，不过他还要装出不计后果的悲壮模样来糊弄老毛，说：既然我们已经选择了修改条约的立场，那么就要走到底，让美国人见鬼去吧！

这就是毛和斯大林的本质差别：斯大林不但是第一流的帝国主义战略家，而且是出色的帝国主义强权外交家。由他主导的苏联对外谈判，还从来没有签订过对苏联不利的条约，苏联往往能通过谈判得到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而毛根本就没有任何折冲樽俎的外交能力，由他主导的对外条约几乎无一不以丧失国家利益为代价。

所以，如果周恩来不去，则新签的条约不过是换汤不换药，换个政府肯定旧约的法律原则，顶多只在枝节上做点修改而已。

这当然不光是因为毛没有周的丰富的谈判经验，更是两人的经历决定的心理差异决定的。周不是毛那种来历不明的“庶出”，早在２０、３０年代就是斯大林指定的党魁，又多次去过莫斯科，和斯大林打过多次交道。所以，他根本就没有毛那种特殊的心理疾患，第一不用向斯大林表白自己的赤胆忠心，第二不必怕斯大林怕到连下级对上级可以提的要求都不敢提。

毛后来将周恩来的谈判策略总结为：“１９５０年，我和斯大林在莫斯科吵了两个月，对于互助同盟条约，中长路，合股公司，国境问题，我们的态度：一条是你提出，我不同意者要争，一条是你一定要坚持，我接受。”

他这是贪天功为己有。他吵什么吵？和谁吵？记录在哪里？他不过是在别墅里指鸡骂狗，骂了几次苏方联络人员罢了，有那胆子和大老板干么？档案记录里只有他高姿态地表态要为苏联利益着想，担心违反雅尔塔协定会造成对苏联的不良后果的种种效忠输诚。

不过，他这里说的倒确实是周恩来使用的策略，那就是，你提出来的我不同意就要争，实在没办法，也就只好接受。此乃典型的西方下级对上级的作派，毛那土老冒根本就不懂。

周恩来到后立即和苏方举行谈判，他的策略还是刘与毛用过的那个，向斯大林反应中国国内舆论和民意，以此施加压力。在和苏方第二次会谈中，他根据刘少奇指示，提出三条毛从来没敢提出的要求：第一条是指出中长铁路在历史上有过６次波折，委婉指出苏联对该铁路产权的主张缺乏依据。第二条是无论苏联何时与日本签订和约，三年后都该归还旅顺口和中长铁路。第三条是被苏联“代管”和“租借”的大连企业应由中方接收。最妙的是，他指出，做到这些，其实对中苏友谊有利，换言之，也就是符合世界革命的整体利益。

这三条完全突破了苏方预定的方案，引起对方不满，但斯大林权衡再三，最后还是同意了中方请求。周恩来立即跟进，主持起草了《关于旅顺口、大连和中国长春铁路的协定》草案，提交对方讨论。这可不再是毛泽东的“锦囊妙计”，而是明确提议苏联放弃租用旅顺口作为海军基地的权利，放弃在大连和中长铁路的一切权利和利益，并声明将上述所有权利和义务归还中华人民共和国，将由苏联临时代管或租用的在大连和旅顺口地区的一切财产交还给中国政府，并敲死了履行上述协定的时限。

最能体现周恩来“一条是你提出，我不同意者要争，一条是你一定要坚持，我接受”的谈判原则的，乃是苏方在接受了上述协定的中方草案之后，附加了三个条件：第一，对于苏联三年内运入、调出旅顺口的物资和原料免征一切税收；第二，上述物资和原料免受中国海关检查；第三，苏联军队和军用物资可以沿中长铁路自由调运，其运费按中国军队调运的现行价格计算（芦注，从苏联本部到远东海参威一带，最近的路就是穿过东北的满州里－绥芬河线，这就是为何老毛子要建中东铁路，而且在放弃对该线的占有后还要加上这么一条）。

周恩来没有直接反对，只是把对等条款加了进去，于是在交回给苏方的复案中便多出了这么一段话：“中国的军队和军用物资将自由地从满洲里车站经过赤塔－新西伯利亚－阿拉木图到伊宁市（新疆省）调运，并沿西伯利亚和土尔克斯坦－西伯利亚之间的铁路以及阿拉木图－新疆运输线返回，其运费按苏联军队调运的现行价格计算。”

苏方当然不能接受这个条件，认为中国从东北取道苏联运兵到新疆去兜的圈子更大，一点道理都没有，所以那其实是反对苏军沿中长线满州里－绥芬河自由调动部队的反提案。周恩来说，他并不是这个意思，中国也没有必要和可能去苏联境内运兵，加上这条不过是为了坚持平等原则罢了。终因苏方强烈反对，周不得不同意对方要求。

但他这努力却给苏联上了一课，其实是告诉他们，中共虽然是苏共的下属，但中国不是苏联的部下。把帝国主义那套使出来对一个落后国家，乃是违反列宁主义教导的。我个人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周算是我党内少有的清醒者，能把“党交”和“邦交”分开。

周的这一课没有白上。苏联后来提出个协定，规定新疆和东北不得有第三国势力存在，不允许第三国资本和人员以任何方式参与东北和新疆的任何机构以及经营性活动，中方也没有反对，但毛子后来想想，又拿回去主动加上了一条，规定邻近中国东北和新疆的苏联远东地区和各中亚共和国领土上也不许第三国势力介入。由此判断，他们确实从周那儿学会了平等待人的一课。

周恩来主持的艰难谈判终于收到了有限成果。2月14日，中苏两国正式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三天后，中苏两国报纸上同时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关于缔结条约与协定的公告》，正式宣布中苏两国达成了一项条约和两项协定，即《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以及《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议》。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满足了毛“要找个帮手”的要求，宣告两国结成军事互助同盟，“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与日本同盟的国家之侵袭，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国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

关于外蒙问题，双方政府以公告形式确认蒙古人民共和国之独立地位。中国政府给的理由是两条，一是外蒙古人民已经公投自决独立，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蒙古人民共和国曾来电祝贺，而中国政府曾回电表示感谢。比起旧约来，它算是一个退步──国府在同意独立时还加了个“公投”的但书，而我党直接就承认了外蒙独立。

后来中共曾想抵赖这一责任，毛接见外宾时就曾说，同意外蒙独立是国民党政府干的事。他很方便地忘记了两个历史事实：第一，中共政府成立之初就宣布不承认国民政府订立的一切对外条约。第二，中共政府当初发布确认外蒙独立的公告说的理由可不是这个。

关于中长铁路（亦即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以及旅大的遗留问题，我党倒确实为国家争回了权益，基本上废除了旧约的不平等规定。

《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宣布，苏联将于1952年底以前把两国共同管理的长春铁路的一切权利以及属于该路的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苏军也将于1952年底以前自共同使用的旅顺口海军基地撤退，该地区的一切设备有偿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苏联还将于1950年内与中方组成联合委员会，完成向中国政府移交所有苏联方面临时代管或租用的财产的工作，大连的行政亦完全交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管辖。

《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则宣布苏联将以年利百分之一的低息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亿美元。虽然据中共官方媒体披露，那贷款有相当部分其实是以归还苏军抢去的东北财产折算的，但这对当时贫困的中国毕竟是很大的帮助。当然，这和老蒋从老美那儿弄来的无偿援助不堪一比，但苏联毕竟是饱受战祸的穷国，比不得老美那金元帝国，怪只怪我党有眼无珠，抱错了粗腿。

其他协定则向苏联赋予了旧约没有规定的新特权。前文已经提到中国必须向第三国关闭新疆和东北地区就是一例。有趣的是，中方想公布这协定，而苏联却作贼心虚，坚决反对。我党毕竟还太幼稚，觉得那不是丧权辱国的条约，而老大哥毕竟明白：这协定一旦公布，等于向全世界承认东北和新疆乃是苏联的势力范围，而当时老美正在造谣中共已经把两地区割让给了苏联，岂能再火上加油？

另一个有争议的协定乃是中苏合营公司，亦即中苏之间“按平权合股原则组成”的中苏民用航空股份公司、中苏新疆石油股份公司、新疆有色及稀有金属股份公司和中苏船舶公司。所有这些公司的股份对半，净利平分。这是否算是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国内学者至今有争议。有的学者认为不是，因为那计划最初是刘少奇提出来的，并非苏联强加给中国。而且，他们认为，中国当时资金短缺，要振兴经济，必须靠苏联资金支持。

我个人的看法是，中苏合营公司乃是斯大林早就在４６年向国府提出的主张，当时曾经被世界舆论广泛抨击，指为苏联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苏联政府曾公开辩解说，他们之所以想在东北办合营公司，不是从经济着眼，而是为了远东的国防。因此，说到底，这还是个政治问题而不是经济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苏联能对新疆的矿产资源具有一半控股权，当然有深远的政治意义，绝不止是个单纯的经济问题，不能不看成是斯大林建立帝国势力范围的一大重要努力。至于这建议到底是何方提出来的其实并不重要。我早就在旧作中反复指出过，卖国并不一定都是被动的，中共有别于前任的一个重大特点就是它喜欢主动卖国。更何况协定还规定苏方在一定时期内垄断中国剩余工业原料出口，这就绝对只能视为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了。因此，我个人认为，那的确是苏联通过条约形式获取的在中国的新的政治经济特权。

于此，毛泽东总算弄到了“既好看又好吃的东西”，迫使斯大林作出了他原来根本不敢指望的让步，可以心满意足地打道回府了。可有趣的是，这条约其实并没有增进中苏友好，反倒让双方都觉得吃了亏。据国内学者披露：

【据一个所谓知情者的回忆，在中国代表团离开莫斯科不久，斯大
林在一次苏共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语惊四座。他说，争夺中国的战
斗远未结束，而是刚刚开始。他抱怨说，毛泽东在谈判中对苏联援
助的要求远远超出了苏联负担的能力，因此，只要毛泽东继续觊觎
苏联资源，苏联就没有国家安全。斯大林建议，阻止毛泽东的方法
之一是在新疆、内蒙古、特别是东北造成独立国家，在中苏间起缓
冲作用。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尚待档案史料的印证，但是中苏同盟条
约显然没有也不可能完全消除苏联党内对毛泽东领导的新中国的疑
惧。】

因为没有给出来源，这话当然靠不住。不过我觉得，此话非常符合斯大林的一贯思路。而且苏方确实是觉得吃了大亏。在谈判苏联在中国境内自由运兵问题时，苏方谈判代表米高扬就就将这种情绪流露无余：

“作为同盟者，苏联无偿地转让了巨额财产：中长铁路、大连、旅顺口以及在这些地区我们拥有的一切权利，而中国却连苏联在一条铁路上调动军队都不愿意同意。如果连这样的让步中方都不能做出，那我们还算什么同盟者呢？”

不难看出，对失去他们抢走的中长铁路和旅大，苏联人如同剜却心头肉一般地痛苦。连市井小民都知道，如果partners一方自觉吃亏太大，则那关系绝对不会长久。从这个角度来看，上引斯大林的话似乎相当可信。

中国方面的酸楚就更不用说了。有趣的是，毛是逐渐回味过来的。斯大林还在世时，他纵然不痛快，也绝对不敢怀疑上帝会对阶级弟兄搞帝国主义那一套。但赫鲁晓夫在苏共２０大做了反斯大林的报告，彻底颠覆了教民们对上帝的崇拜之后，他就必然要回味过来，悟出斯大林的帝国主义政策实质。此后他多次在不同场合发泄了自己的痛恨。

1957年11月他在莫斯科对波兰党魁哥穆尔卡谈及当年谈判中苏条约时说：“我们也做了让步，同意中苏两国共同管理中长路，在新疆开了三个中苏合营公司，把旅大给苏联做海军基地，他们可以驻军。斯大林还特别关照，不许外国人到东北和新疆。这些我们当时都忍下来，当时也没办法改变。”

1958年7月22日他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谈话时又承认：“在斯大林的压力下，搞了东北、新疆两处势力范围，四个合营企业。”这里，他明确使用了“势力范围”这个帝国主义专用术语，说明他确实把苏联看成了帝国主义。

于是，毛访问苏联的不愉快遭遇便化作了深重的“伪民族主义情结”。说它是“伪民族主义”，乃是因为他并不承认民族主义，只是发现了苏联人违反了列宁主义，搞帝国主义那套而已。所以，究其本质，这仍然是列宁主义的反帝原则。那并不能教会他从此在外交中捍卫国家利益，只会使得他更加坚定地维护列宁主义的纯洁性，避免对落后国家搞这一套，更加热情地向落后国家“主动卖国”罢了。

不仅如此，这伪民族主义情结的形成，使毛从此养成了对帝国主义作风的超敏感与过度反应，我们将在下文看到，正是这一情结导致了中苏关系的最后破裂。

【未完待续】

从“皇军天下第一” 说到中苏恩仇（十九）

──读萧峰文想到的

芦笛

（二）中苏十年蜜月期

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为标志，中苏关系进入了蜜月期，虽然内部裂痕早在５０年代后期出现了，但一直到６０年代初期，双方冲突才公开暴露于国内外人民面前。所以，将中苏蜜月期定为１０年，亦即１９５０－１９６０大概比较准确。

从地缘政治角度来说，两个大国作为邻国，彼此之间的冲突必然是千丝万缕的，尤其中苏历史上有过许多恩怨，在二战后冷战双方壁垒分明之际，这种强邻实在不是结盟对象。

就连春秋战国时代的古人都知道这点，提出原始的“远交近攻”理论，而毛要一直到面临苏联的核打击、在国际上四面楚歌之时才明白这简单道理，对李志绥大夫承认，俄国过去从中国掠夺了大量领土和特权，而美国历史上对中国从无恶意，云云。他不知道那其实是地缘政治决定的。历史上侵害中国最烈的国家就是俄国和日本，那不过是因为两国都是中国的邻居而已。哪怕是没有帝国主义传统的美国，在历史上对墨西哥又岂有善良可言？因此，在冷战中和邻国结成盟国，乃是只有丝毫不懂地缘政治学的井蛙才会干的蠢事。

从意识形态上来说，中苏两国同属于一个教门，我党过去乃是莫斯科建立领导的一个支部，党的纪律规定，下级对上级只能绝对服从。国际共运传统决定了中共领导在执政后，一定会在有意无意之间把中国也当成苏联的部下，使得两国关系没有精神上的平等可言。这种把苏联政府当成中国政府上司的作法，在毛首次访问苏联时业已暴露无遗，而不平等的关系迟早要引出麻烦来。

更麻烦的是，既是宗教，教徒们就必然会对教义理解产生歧异，由此导致不同教派产生，甚至引起宗教战争。在这种情况下，以苏联为盟国，就会使两国关系毫无必要地受到意识形态因素干扰，使得意识形态上的争吵泛化升级为国家之间的冲突。正如文革期间许多夫妇因为派性不同而离婚一般，乃是极度可笑的白痴行为。

从苏联的现实情况来看，它也没有能力作中国的恩公、庇护人（我这儿该用的名词应为mentor，可惜中文无类似词汇）和导师。究其本质，苏联乃是为了应付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包围，解决紧迫的生存危机，由政府强制集中人力物力于某些领域，进行人为“催肥”，制造出来的一种“应急强国”，和西方那种自然形成的强国完全是两回事。这种国家的特点其实就是军国主义，它具有强大的国防科技、国防工业和武力，但国家的科技和国民经济的发展都是极度畸形的。

苏联在西方包围下，靠一国努力，独立建立了特殊的科学技术体系，在个别领域中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与国防有关的学科畸形发达，诸如数学、物理学的某些分支，但多数领域则还在第三世界水平，诸如化学、生物学、医学等等就一塌糊涂。在工业上也如此，最发达的是重工业，但轻工业、化工、农业、第三产业等就历来被忽视。最严重的弊病还是，苏联的技术水平一直很低下，特别是工艺水平一直不过关，例如电子工业、冶金技术等等从来就是落后的，从未拥有西方的高技术，而是靠“低技术＋数量＋临机应变”来补偿。

二战期间苏联饱受战祸，国民经济遭受了极大摧残，冷战发生、卫星国的出现使得苏联承担了超出它的国力的国防负担。用鬼话来说，该国早已overstretched，它的战略野心和对盟友承担的军事经济义务早就超出了自己的国力。这泥足巨人一直苦撑到８０年代末才轰然倒地，堪称人类奇迹。

总而言之，和许多同志的想像相反，５０年代的苏联根本不是什么发达国家，而是一个经济畸形、重工业产量很高、但技术落后的穷国。即使是几十年后的今天，俄国大概也算不得发达国家。指望这种国家长期无私援助中国这样的大国根本就不现实。

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和苏联结盟实属不智之举。早说过了，当时中国应该采取不结盟政策，和苏美实行等距离外交。非要结盟不可，那也该去与和中国没有领土纠纷和其他利害冲突的美国结盟。老美有的是钱，从来是一掷千金，而且科学特别是技术非常发达，要去找mentor，也只有这种国家能胜任愉快。

然而毛却在“建国”之前就已决定“一边倒”，此后又和苏联结盟，更愚不可及地趟进韩战浑水中去，从此自绝于文明世界。这当然是合九州之铁不能为此错，但从共产党的教义来说也还是可以理解的。

早说过了，毛从来不是民族主义者，信奉的乃是马列的“国际主义”，而这玩意乃是该教最大的智力错误，由此导致了无数毫无必要的纠纷和冲突。

无论是马克思还是列宁，设想的无产阶级革命乃是世界革命，没有什么“一国建成社会主义”之说。在他们的简单想像中，全世界无产阶级同时一哄而起，推翻了世界资产阶级，就此实现“世界大同”，国家、民族等等就此消失。他们从来没有设想过“社会主义革命”会只在一部分国家中成功，根本就没有预见到“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

由此便留下了无从填补的两大漏洞：第一，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准则是什么？支配这些国家之间的外交原则，到底是不讲究民族利益的国际主义，还是强调维护国家利益的民族主义？第二，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应该如何处理？到底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敌人关系，还是以民族主义为指导的常态外交，亦即可以谋求和平共处，平等互利？

中苏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完全不同。斯大林从来奉行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搞的其实是帝国主义外交，赫鲁晓夫则对兄弟国家实行国际主义，在处理西方关系时则尊重现实，谋求与西方和平共处。

毛提供的则完全是正统回答。无论对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西方国家，他坚持的都是国际主义原则，即把前者看成是没有根本利害冲突的阶级兄弟，把后者看成是不共戴天的死敌。

中苏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不仅是原教旨留下的理论漏洞造成的，也是国际现实政治的结果。随着苏联在二战中的崛起，西方不得不将其接纳入强国俱乐部，而中国因为极不明智地介入韩战，被排除在国际政治游戏之外。因此，当时的苏联和如今的中国的位置颇类似，而当时中国的处境与如今的痞子国家北韩差不多，同样都是不得入局的国际孤儿。

这就决定了中苏的外交政策必然不同：已入局者希望按规矩办事，不要在国际上乱打超限战制造难题，而未能入局者总是心怀不平，动辄靠乱出牌来吸引眼球，以此提醒强国注意自己存在，希望对方就此把自己当回事。这其实是“指望靠哭闹得到糖果的孩子心理”。

不明白这一点，就无法理解后来的中苏冲突是如何发生的，那其实是“首着一错，满盘皆输”的瀑布过程（cascade）：毛不顾美国放出的一系列信号，出于意识形态原因，急于显示其世界革命坚定立场，刻意和美国为敌，先与苏联结成军事同盟，后又愚不可及地介入韩战，亲手把自己造成了西方的仇敌，被人家关在国际社会门外，由此导致毛的“哭闹争糖”战术，这又给企图和西方缓和关系、建立常态外交的老大哥出了难题，导致两者冲突，最终沦入四面楚歌的困境。

这些当然是后话，当在论述中苏破裂时详加讨论，下面回顾中苏蜜月期的重大历史事件。

Ａ、我党按苏联模式建国，并以铁腕强制推行殖民地的奴化宣传教育

和本文其他章节不同，本段不是介绍国内学者的研究结果并加以评论，完全根据自己亲身经历写出。但我深信，凡是５０年代的过来人都能为我作证。

这不是为思云攻击的“隧道眼”。只有他那种隧道眼才看不出来，我党实行的乃是“全国一盘棋”，建立的乃是空前均一（homogeneous），彻底扼杀了多元化的社会，因此局部经验和全局经验常常也就是一回事，正如溶液的浓度到处都是一样的，并不需要把一锅汤全喝下去，才能知道那汤有多咸。

从某个意义上来说，５０年代乃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屈辱的时代，在其间我党全面“以俄为师”，不但按苏联模式建立国家政权，建立军队，改造国民经济结构，而且使用镇压暴力，强迫对全民洗脑，实施中国历史上从未见过的殖民地式奴化宣传教育。前者倒不足为耻，后者则是中华民族从未有过的奇耻大辱，只怕是当年的“满洲国”也不曾搞过这套。

如所周知，我党完全是按照列宁的建党方式、由莫斯科控制的第三国际特使建立起来的。在执政之后，我党便将苏联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模式全盘照搬过来，实行相当彻底的“全盘苏化”。

在政体建设上，我党仿照苏联模式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苏维埃）那个橡皮图章，以及掌握实际权力的党政两大班子，效法苏联实行一党专制，设立了和苏联基本一致的各种部门。党组织就不必说了，至今也是苏共那套。政府各部委都能找出苏联的等价物，例如外贸部、各种工业部、经委、计委、体委、国防工委等等都是西方国家没有，只有苏联专有的部门。

地方政权也是苏联那套，由省委和省人委（人民委员会）控制，后者连名称都是苏联搬来的。唯一的变革乃是没有效法苏联搞虚假的“联邦制”，未成立“加盟共和国”而是代之以换汤不换药的“民族自治区”。

军队也按苏军模式“正规化”，成立了三总部、国防部以及下属各大军区。并把苏联的军衔制度原模原样地搬进来。可笑的是，我党永远拎无清总参和国防部到底是什么关系，以致两家无限扯皮，扯到后来总长粟裕受不了，想去请教老大哥这问题，却被国防部长彭总打为“告洋状”，被老毛指使打手７斗８斗，斗得死去活来，就此蒙冤下台。

文化科学教育事业也完全按苏联模式改建。在文化事业上，中共效法苏联，成立被中宣部控制的文化部，成立作协、美协、音协等衙门，消灭了作家和艺术家这种自由职业，将其统统变成吃皇粮的国家干部。

在科学界则根据老大哥的榜样，取消了私立研究所和私立大学，在全国成立科学院及各地分院，将科研和教育分开，成立各级国立研究所。科研主要由这些研究所承担，除了几个重点大学外，地方大学都不开展科研。

在教育界则实行所谓“院系调整”，将按英美模式建立的综合大学统统解散，关闭了所有的法学院和商学院，把工、医、农从大学里分出来变成单独的学院；废除了西方的跨学科选课和学分制，甚至废除了学衔（最后一条连苏联都没这么做，完全是我党独创）；并废除了各大学原来使用的由教授自己编写的教材，将苏联的教科书翻译过来，作为全国统一教材。我本人用过的中学数理化教科书就是苏联教科书的忠实译本，连插图都和原本一模一样。

此外，我党还高薪聘请了苏联专家在各行各业中充当顾问，指导科研文化教育事业的开展。并一度仿效苏联在内战后把干部送入“红色教授学院”的榜样，成立了鬼大一类烂学校（也就是马悲鸣和随便的母校），并向各大学输送了大量的“调干生”。可惜这明智举措后来便中途放弃了。苏联通过这措施将革命痞子们基本改造成了知识分子，其中有些人甚至成了出色的科学家和工程师，而我党似乎没有什么成功例子。

这些措施如今应该怎么评价？我认为，如果是国民党继续执政就毫无必要，但我党既然当国，那就完全是必要的，因为我党自伟大领袖以下，除了个别同志如周、邓算是低级知青外，统统是缺乏最起码的现代知识亦即西洋知识的痞子，绝大多数党员包括高干在内，连粗浅的文化都没有，完全是个大老粗文盲党，又死也不肯效法历代夺权成功的痞子，将管理国家的权力让给儒生，实行学者治国，而是要坚持“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这种无知群体，岂会有建立现代国家、领导全国经济建设、发展科学文化教育事业的能力？

举个最有说服力的例子吧。５０年代任苏联外贸部主管的科瓦利曾在回忆录中说：

“我和他（米高扬）发现，中方的谈判方式是，让苏方提出苏联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化的方面和范围的决定，并由苏方承担这些决定的责任。按照我的请求，米高扬就谈判进程两次会见了李富春，并对中方没有提出书面建议表示困惑不解，但这种口头方式的谈判经历有增无减。 ”

他俩不知道，这其实不是中方想推卸责任，而是高干们根本就没有能力、甚至也不知道要提供书面建议。他们只会想起来，要在哪儿哪儿建个大项目（工厂、水库、大桥等），然后就向苏联提出这请求，此后万能的老大哥就会从魔术口袋里掏出那大项目来，根本就不知道先得作充分调查研究，作一系列学术论证，查明哪些是中方可以自己解决的，哪些是必须靠苏联帮忙的，而哪些连苏联都做不到，然后再提出书面建议来，具体指明希望苏联帮助解决什么问题。

正因为连这种起码的知识都没有，中方才会和苏联进行“口头方式的谈判”，只知道笼统地提要求：帮我在哪儿哪儿建个大工厂，至于上面说的那些必要工作则一律留给苏联去做，于是连这位贵为部长的科瓦利，都不得不飞到中国来，亲自参加选址等预备性工作。说句良心话，痞子治国弄到这种地步，苏联弄上咱们做夥伴，也当真是晦气。

请苏联派专家也是如此。后来叛逃到加拿大去的苏联化学家Klochko曾在１９５７年被派往中国，根据他的回忆，中方只知道对苏联说：“给我派个物理学家或化学家来”，却从来不知道点名要谁。苏联当然舍不得派出第一流的专家来，一般科学家又不愿到中国去，以免时间呆长了失去自己在本国的实验室，于是最后派出的常常是那种勇敢同志，他们之所以敢来，乃是在本国没有什么搞头，又以为中国和非洲差不多，没什么科学。这位Ｋ教授算是例外，他本人曾经获得斯大林奖金，可惜是落后分子，被派到中国乃是被积极分子排挤的结果。到中国不久后他就发现这个毛病，于是向中国建议，需要某个行业的专家时，最好点名索要该行业的出色专家。但这建议根本就未被中方采纳，那原因很简单：领导内行的外行们根本就不懂行情，提得出什么名单来？

因此，我个人认为，在那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特别是在坚决自绝于西方文明世界之后，中国别无选择，只有实行“以俄为师”，实行“全盘苏化”，此乃在大错铸成之后唯一剩下来的补救措施，不幸的是，我党连这都没坚持下去。

如果说“以俄为师，全盘苏化”算是万般无奈之下必要的弥补措施，那么，以铁腕推行的殖民地式奴化教育就不但毫无必要，而且是对全体中国人民的严重侮辱。

５０年代初期的中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一样，其实颇像古代的诸侯国家，效忠于斯大林那个天子，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相当于一个大帝国。我党不但认斯大林为领袖和导师，而且逼迫全国人民去认同并效忠那伟大领袖和导师，为此，我党不但开足了全部宣传机器的马力，而且多次发动政治运动，无情整肃敢对苏联不敬的人士。

在政治宣传上，我党使用中国历史上从未见过的肉麻无耻话语去吹捧斯大林以及苏联。斯大林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是中国人民的“父亲领袖”，苏联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灯塔”，是“马列主义智慧的来源”，是“苏联老大哥”，是“社会主义天堂”，“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向苏联学习”成了最重大的根本国策之一。

国庆游行时，斯大林的画像是最大的，比其他人的画像几乎大出两倍去，走在最前面。此后才是朱毛和苏共政治局其他大员的画像，尺寸规格一般大，都比斯大林的小得多。在东北各地更是常有只挂斯大林画像，不挂本国领袖画像的怪事。

斯大林逝世时，中共如丧考妣，不但发了令后世子孙蒙羞的谀词万端的唁电，并派出周恩来去奔丧，而且将其定为国丧，在全国各地举行大规模追悼会，许多群众如同后来在毛的追悼会上一般，痛哭昏倒在现场。

在文艺宣传上，中共全面禁止了西方现代文学艺术流入，俄国文学和苏联文学垄断了中国的出版业，在数量上全面压倒西方经典文学作品甚至中国文学作品。中苏１０年蜜月期间，唯一翻译过来的外国文学作品大概只有苏联、东欧文学以及寥若晨星的西方共党作家或左倾作家的作品，就连歌颂日俄战争的《旅顺口》都给翻译过来并大量发行。除了国产片，５０年代后中国人便只有看苏联和东欧电影的可能，偶然能看到的西方电影也只能是人家的经典名著或左派作品。从西方学来的绘画、雕塑、音乐等等流派被全面禁止，艺术家们被迫放弃从西方学来的技巧，学习“巡回展览画派”、“四大司机”等一系列俄国和苏联名堂。斯大林制定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被奉为官定文艺方针。

在科研教育上，中共不顾事实，将苏联吹捧为世界上科学技术最先进的国家，在“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口号声中，禁止学者们学习西方，并紧跟苏联的榜样，将学术问题化为政治斗争，狠批“孟德尔－摩尔根唯心主义”，禁止中国科学家进行真正的遗传学研究，以致“米丘林－李森科学说”那种伪科学竟然成了生物学研究和教育的主要内容。哪怕在苏联人自己抛弃了那伪科学之后，中国还要坚持不改，直到１９６３年，中学生物教科书中才首次同时介绍了两种学说。

中共的奴化教育甚至到了禁止中学英语教育地步。全国所有的英语教师都被迫改行去学俄语，以致全国大学的外语系除了几个重点大学外，统统成了俄语系。这种野蛮作法延续到中苏破裂之后才突然改变过来。我上高一时学的还是俄语，但后来的高中生就突然改学英语了，让我慨叹早上了一年学。

中共甚至向入关的满族皇帝学习，强行改变人民的发式和服装。中共执政前，中国的时髦服装是两种，一曰传统服装如旗袍，二曰模仿西方特别是美国电影流传进来的时尚。中共上台后便禁止了这两者，女性统统改穿所谓的“列宁装”、“布拉吉”（苏式连衣裙），发型也改为苏联电影上那种土发型，或是从头发根部编起的土到极点的大辫子。

中共还在全国规模内引进了苏联的集体舞，学会那种舞蹈乃是国家工作人员的义务。那时的节日之夜，整个街道或广场常常改成舞场。男男女女穿着苏式服装，在苏联音乐下跳起苏式舞蹈，那情景和苏联的亚洲加盟共和国也没什么区别。

这些其实也算不了什么，最混帐的还是，中共竟然把效忠苏联当成了国民义务，将“反苏”当成了叛国一类大罪，为此铁腕镇压对苏联胆敢心怀不敬的一切人士。

５０年代初，全国知识分子即被我党投入所谓的“思想改造运动”，其目的是清除知识界“亲美崇美恐美”的“反动思想”，承认苏联才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科学文化强国。所有留学英美的“高知”们都得无情侮辱自己并侮辱他们的外国师长，痛骂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歌颂苏联的伟大，这才得以过关。

此后毛泽东更在中央会议上指示：凡是和苏联专家有冲突的，无论曲在何方，中方一律要“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前面已经说过，若干被派到中国的苏联专家并不是该行的翘楚，有的甚至不过是技术工人而已。这些人当然瞒不了中国同行，但如果中国同行“不识做”，不幸和苏联专家发生工作上的争执，则立刻就要祸从天降，背上“反苏”的重大罪名，就此毁了一生。

整肃知识分子在５７年的反右斗争中达到最高潮。毛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宣布的六条划右标准中，“反苏”就是重要的一条。许多知识分子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话都没说，只不过是说了句“苏联抢走了我们的江东６４屯，霸占了我们的唐古乌梁海”，甚至只是说了句把“苏联的科学技术不如美国”，“苏联造的机器太笨重”，就被定成右派分子，从此断送前途，在地狱里煎熬了几十年。

中国历史上还从未见过这种以国家暴力手段强迫进行的殖民地奴化教育。这种事，连入侵中国的蒙古人和女真族都没干过──起码人家没有逼迫汉族去学习他们的文字，认同他们的远祖，更没有废除中国的传统文化。光是用暴力强加给全体中国人的这一奇耻大辱，我党便永远没有资格冒充“民族英雄”。

【未完待续】

作者：若迷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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