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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原创]杂谈二杆子(28):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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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原创]杂谈二杆子(28):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上)   
金唢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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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7/06/19
文章: 1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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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原创]杂谈二杆子(28):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上) (929 reads)      时间: 2008-11-13 周四, 上午8:37
作者：金唢呐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杂谈二杆子(2Cool: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上)


金唢呐


二杆子系列在芦区推出后，沧浪之水网友提出是“公有制消除了知识分子形成独立人格的经济基础，而后又依仗强大的武力和铺天盖地的人民运动方式，彻底泯除了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以前河边网友也提出过类似的观点，希望我从公有制角度说明一下二杆子的发生机制。沧浪网友的观点我完全同意，我想补充的是，二杆子社会这种公有制不仅仅是剥夺了公民的财产，而且同时彻底破坏了原有的社会结构和道德伦理观念。

过去的中国农村很多人都没有财产，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但实际上这些农民的思想和行为并不受政府或者雇主的控制，如未庄的阿Q就是一例。“住在未庄的土谷祠里；也没有固定的职业，只给人家做短工，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工作略长久时，他也或住在临时主人的家里，但一完就走了。”这在文革时期，是典型的盲流，是农村民兵、城市联防和车站派出所重点收拾对象。

传统社会里边远一点的农村，连皇帝是谁都不知道。“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情况真的有可能存在。因为过去中国传统社会有所谓的“皇权不下县、县下皆自治”之说，后来秦晖先生总结为“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朝廷对于民间社会的控制，实际依赖的是士绅阶层和家族长老的自觉维持。毛主席清楚地知道，“不破不立”，不打破过去“国权不下县”的社会结构，就根本无法实现对广大农民的真正控制，“全国一盘棋”、“北京喜讯到边寨”就只是一句空话。

毛主席一生追求的目标就是军事共产主义。他理想的农村生活是他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段话：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后来这次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规定：“人民公社应当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制度。公社的管理机构，一般可以分为公社管理委员会、管理区（或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管理区（或生产大队）一般是分片管理工农商学兵、自行经济核算的单位，盈亏由公社统一负责。生产队是组织劳动的基本单位。”这就是后来人们说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以后70年代通过的两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均确认：“农村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的组织”。“政社合一”在毛时代的概念就是公社以下的各级生产组织同时可以实施专政功能，凡是不顺从高指标和军事化管理的人均可作为“阶级敌人”对待。

如果单从剥夺地主财产的角度看，对于40年代末枪杆子在握的中共政权来说，确实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但仅仅收回土地，并不能真正达到“改造中国”的目的，还不能实现“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中国传统社会的官僚体系是以县令为终端的，而且清朝以前的县官还实行回避制度，县官大都是两眼一抹黑的“外来干部”，师爷还要县官自己花钱雇，他们实施政务和确保治安（具体说就是派丁纳粮断案三件事）只能依赖本地的乡绅。也就是在县以下的乡里通过“有官衔无俸禄”，或“无官衔无俸禄”等方式，在村庄内部寻找代理人，国家权力以间接的形式进入乡村，政府一般不直接干预乡村生活。乡村救济、秩序维持、司法调解、乡村治安都靠乡绅和宗族，而乡绅又是从草根族群的德望人缘中产生的长老，与国家官僚体制无关。

由于乡村的有效管理主要靠的是乡绅和宗族，所以一个县即使只有一个县官，处理日常工作也是绰绰有余。这就出现了古代许多县令同时是诗人骚客，像陶渊明就是彭泽的县令，这就是后人称他为“陶彭泽”的缘由。彭泽县还不是小县，范围相当于今天的江西省彭泽、湖口县全境，都昌县及安徽属宿松、望江、东至一部，以“彭蠡泽（今鄱阳湖）在西”而得名。《归去来兮》的序言说明了他做县令的缘由：家贫，人口多，负担重；自己别无长处，缺乏其它谋生赚钱手段；叔叔推荐。还有一条没说的，就是没事儿爱喝两口。上任以后也没见“陶彭泽”干什么事儿，一天到晚就是饮酒作诗采菊花，连出去迎接浔阳郡送来红头文件还一肚子牢骚。

由于很多县令在任上无事可做，所以有闲暇经常自费外出游历。那时交通工具也不发达，没什么北京—上海朝发夕至，人家照样一走就是大半个中国。按说这县里的日常工作并不轻松，征收赋税、摊派徭役都是些向农民“要钱要粮要命”的事儿，动辄“十丁抽一丁”，就拿秦朝来说，根据范文澜著《中国通史简编》：“秦时全中国人口约二千万左右，被征发造宫室坟墓共一百五十万人，守五岭五十万人，蒙恬所率防匈奴兵三十万，筑长城假定五十万，再加其他杂役，总数不下三百万人，占总人口百分之十五。”现在哪个县的公务员不得上万，而且县以下还有一堆公社大队干部，我记得过去农村大队干部去县里开会时都是说开“五级干部会议”，这五级干部就是县、区、公社、生产大队、生产小队干部。县里还有所谓四大班子（党委、政府、人大、政协）不说，且宪特齐备，必要时候还要麻烦当地驻军。即使这样，碰到“收粮、征地、刮宫、引产”不顺利的时候，还要黑白两道齐上，黑势力马仔的也成了不可或缺的力量。农村的工作确实非常复杂，我记得当年有一个部队专业干部就感慨说，原来总是说县团级，今天才知道管理一个县比带十个团的大头兵都难。

孔孟之道以及传统的礼法家训、乡规民约在代代乡绅的传承下，形成中国人的底线伦理和生活秩序。无论风水如何转，今年到谁家，普通民众依旧过自己的小日子，满足于“上足以事父母，下足以畜妻子”，和官府的政治生活保持着距离，对国事不屑一顾，觉得“帝力与我何有哉？”。不到民不聊生之时，一般是不会揭竿而起的。古代农民造反的原因我认为就是生产力水平低下，人口众多，只要出现天灾和战乱，或者统治者穷兵黩武、横征暴敛，所生产的粮食就不够吃，只好揭竿而起，通过砍砍杀杀减少一部分吃饭的脑袋来解决问题，然后继续过原来的日子。所以不管是哪个新皇帝，登基后的头几年一定是天下太平，五谷丰登。只要没有战乱和天灾，相对于游牧民族的骁勇强悍，农耕社会的生活既稳定又有规律。《史记•匈奴传》记载：匈奴人“逐水草迁从，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而农耕人却“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田园牧歌般的生活，再加上治理有序的乡里制度，使乡村社会形成了互相隔绝与孤立的状态。即使是杀人如麻、制造了“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的张献忠，实际上对传统社会的结构也没有太大的冲击。

不少地主或多或少都要做点善事，他为了自己在当地的生存必须做善事，也需要做善事。一来是图个善有善报，二来也为自己在当地赚个人缘，以往传统社会农村的修桥、铺路、建学校、建庙宇都是当地的乡绅干的。如遇灾年，还要开仓济赈，遇时疫流行则要施舍药物。过去的人都很在乎脸面，很在乎穷人的评价和口碑。很多地主在当地都被人称作是“大善人”。土改开始时，穷人和富人之间并没有太多的仇恨，河北农民企业家孙大午回忆说，当年斗地主的时候，孙家是贫农，孙大午母亲白天从地主家扛回粮食，晚上却又亲自把粮食扛回地主家。年幼的孙大午对此不解，他母亲解释说：“人家富，是人家挣的；我们穷，是我们不好好的过。”如此例子不胜枚举，山西那几个大地主平遥的乔家、灵石的王家、万荣的李家都差不多，乔家每天在家门口栓三头牛，谁家要用就牵去，傍晚送还就是了。李家更是远近闻名的李善人。到了分土地的时候，农民不忍心占据地主庄园，没有肆意“到地主小姐的牙床上滚一滚”，所以才将这些山西的古迹保存了下来。四川地主刘文采，实际上也是个大善人，他耗尽家产在当地建立了闻名遐迩的文采中学。当年土改时的工作队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启发觉悟，揭开这些大善人的真实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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