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这几年似乎是“国际道歉年”。新世纪开始不久,教皇(台湾译为教宗,似更恰当)就以风烛残年之身,抖抖颤颤地跑到埃及去,为当年十字军东征向中东人民道歉;此前,英国女王为某个一百年前的侵略战争,向一个老芦至今说不出名字的非洲小国道歉;去年克林顿也曾在非洲向当地人民为了老祖宗们贩运黑奴道歉;1998年英国天主教主教们为十六世纪信奉天主教的玛丽女王迫害新教徒道歉;再远些,教皇为当年宗教裁判所迫害的伽利略平反道歉;更往前的七十年代,有西德总理勃兰特当着全世界的面,在华沙死难犹太人纪念碑前下跪,代表全德国人民向死者认罪道歉。 (海纳百川 www.hjclub.info) 一片道歉声中,是日本人那“震耳欲聋的沉默”。 (海纳百川 www.hjclub.info)
引人注目的是,道歉的民族全来自受基督教文明薰陶影响的国家。更令人注意的是,有些他们为之道歉的事,如十字军东征、贩运黑奴、迫害伽利略等等,都已是陈得不能再陈的旧账。只听说过“父债子还”,没听说过“远祖之债玄孙还”。就是犯了杀人罪,法律上也有个“追诉时效”。在这种情况下赖债,不仅于情可原,于理有据,于法无违,而且恐怕就是受害人的子孙们也未见得能想起来。 (海纳百川 www.hjclub.info)
然而他们还是道歉悔罪了,而且态度之诚恳真诚令人不能不感动。勃兰特本人是反纳粹的志士,当年在希特勒治下流亡异国他乡,手上没有一滴无辜者的鲜血。即使要代表德意志民族道歉,他也用不着跪下去,也决不会有人要求他这么做。须知鬼子们的腿弯跟国人的生理构造有些不同。当初大清的某位遗老曾质问大众:“中国人不磕头,长了两个膝盖干什么?”但鬼子们不懂教化,不但见父母和上坟扫墓时不拜,就是在中世纪见了国王也不作兴三跪九叩,只将帽子摘下、右膝略弯一下就混了过去。真正双膝点地的时候,是在教堂里与我主目成心通之时。如今勃兰特却当着东西方两大阵营的无数新闻记者、朋友、政敌、旁观者跪了下去,长跪不起,疾首痛心,恐怕自有西方蛮子以来,历史上还从未有人这么做过。 (海纳百川 www.hjclub.info)
更令人感佩的是西方民众对这些道歉行为的普遍态度。勃兰特下跪,嬴来的是一片赞美声,没有人指责他屈膝投降,丧失了民族气节。克林顿为老祖宗贩卖黑奴道歉,没有人指出一个巴掌拍不响、奴隶买卖的卖方是非洲的酋长们的历史事实。批评他的人虽然不少,却是说他与其作秀说些于事无补的空话,不如为非洲人民作些实实在在的好事。此话当然也有理,但忽略了重要的一条:道歉不是一个空洞的姿态,而是承认这个世界上虽然有过、而且还会有许许多多的血污、肮脏和丑恶,但毕竟有人道、正义和公理在。 (海纳百川 www.hjclub.info)
“于无声处听惊雷”,日本人顽固地拒绝向被他们杀害、强奸、掠夺、残害的千百万中国人民道歉悔罪,而且甚至将个别这样作的老兵送上法庭,比惊雷还响亮地向世界宣告了这个民族毫无知耻之心。 (海纳百川 www.hjclub.info)
不过,我想自己能猜出(仅仅是猜)一般日本人(不是说那些死硬的右派)的心态:国家如同个人,哪怕是过去作错了事,也不能公开承认。把自己搞得灰溜溜地抬不起头来,以后又怎么做人?重要的还是“向前看”,让过去的就过去算了。这才是积极的态度。 (海纳百川 www.hjclub.info)
老芦没有到过日本,以上管窥蠡测,是从伟大领袖当年的教导中推想出来的。伟大舵把当年豪迈地说:我们决不下罪己诏,象×××(《毛泽东思想万岁》中原文匿名,疑指胡志明)那样做,后患无穷。在庐山会议上,他警告全党:如果办一份报,专登黑暗面,不出半年中共肯定垮台。类似地,据说邓小平曾在六四前警告全党,决不能在学生面前后退,退后一步就全完了。 (海纳百川 www.hjclub.info)
从心理学的观点来说,毛和他的战友们当然是对的。要维护中共的统治,除了依靠“无产阶级专政”的暴力,更要靠人民的盲目信赖。一不小心拆穿了西洋镜,让人民知道了党并不是全知全能的,整个神话体系就会立时轰然崩塌。所以,任凭天塌地陷,管他死人如麻,决不认错,永不忏悔,是我们“四个坚持”的实质和总纲。 (海纳百川 www.hjclub.info)
就是为此,尽管“肃反”滥关滥杀无辜,毛却拒绝平反道歉,反而痛下毒手整肃那些敢于为此“鸣放”的右派分子;庐山会议前,毛本来在他的家乡已经了解到了“大跃进”的荒唐,上山开“神仙会”,原意是想反“左倾”,给高烧昏迷的全国人民降降温。孰料不识起倒的彭德怀孟浪地上了万言书,这一下反左成了反右,伟大领袖明明从陈伯达、田家英处得知农村已经开始饿死人,为了维护他的权威、证明他的正确,却在整倒彭、黄、张、周后号召“反右倾,鼓干劲,实现今年的特大跃进”,直到整个国家一头栽进大饥荒的无底深渊。 (海纳百川 www.hjclub.info)
也就是为此,尽管大饥荒证明了彭德怀的正确,党内自刘少奇以下也酝酿为中、下层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平反,毛却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断然拒绝这一提议,而且立即大讲“阶级斗争”,决定推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不但没有被悄悄地取消,反而变成了“三面红旗”、“三大法宝”,成了每个学生必须倒背如流的教条。在文革这个有史以来最大的文过饰非的运动中,弥补人民公社失误的“三自一包”成了“走资派”的最大罪名。仅仅因为想在大饥荒中救下几条人命,提倡“责任田”的各级官员们就被整死的整死,坐牢的坐牢。 (海纳百川 www.hjclub.info)
也就是为此,尽管文革迫害了上亿的中国人,使内蒙、广西、云南诸省的数百万的人被毒打致残(详见政府对四人帮的起诉书),使中华一代文化精英被一网打尽、几乎全部凋残,使国家教育中断了整整十年,使千万知青在农村农场受尽煎熬,使全民道德彻底堕落,使国民经济濒于崩溃……,但伟大领袖在临终残喘时最关心的,还是将来会不会有人出来翻案,否定他引为自豪的一生中作过的第二件大事。一句“说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就罢免了邓公的一切职务。 (海纳百川 www.hjclub.info)
同样是为此,尽管六四创造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绝无仅有的对无辜民众大屠杀的记录,尽管它在国际上留下了可能是永远无法完全消除的负面影响,尽管眼下执政的江总朱总手上没有血迹,敬爱的领袖们却宁愿铁肩担罪过,黑心作文章,硬着头皮欢呼“镇暴”“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不仅如此,当年刚被解放出来的老共干还会诉诉文革的丑恶,如今的新领袖们却意识到不能再给伟大的党抹黑,悄悄地将人们的记忆抹去,造成了十二亿人的集体失忆症。连宋永毅搜集点文革资料,竟也成了“盗窃国家机密”。如今的年轻人中又有几个人知道文革的真相?谁说不能一手掩尽天下人的耳目?伟大的党就是光辉的榜样!
永不认错,决不忏悔,这就是我们的党性,比铁还硬,比钢还强。
中国尽管没有基督教文明的传统,儒家还是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教诲。曾子说:“一日三省吾身。”又说:“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蚀,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更重要的是孔子留下了被西方学者称为“伦理学黄金律”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果我们能够将心比心,推己及人,那么我们不愿意日本人对我们干的,也就不会加在别人或自己人头上。我们恨日本人死不认错,恐怕也得想想我们自己有没有类似的毛病。
然而似乎没有多少人这么做。三中全会前后,陶铸的女儿陶斯亮写了一篇回忆她父亲的文章,登在当时的各大报上。文章处处洋溢着真情,字字是血,句句断肠。老芦捧读之下悲从中来,不可断绝。等到擦干婆娑泪眼,心头却禁不住泛起淡淡的疑云:这么黑暗的社会制度是谁造成的?那些惨酷的批斗方法又是谁发明的?那个不由分说陷人于罪,让你百口莫辩、含冤不白的“科学”的严密的整人体系又是谁建起来的?难道故陶老先生就没有一点责任?他会不会是如同入瓮的周兴一般,不幸被自己帮着制造出来的福伦肯思坦无情吞噬?以后出了国,才得知当年陶先生在广东搞暴力土改时立下的功勋。遗憾的是,小陶的文章没有透露老陶在“病马也知嘶枥晚,衰葵应怯严霜寒”、自怜自叹的凄凉时刻,心头是否掠过对当年的德政的一丝悔意。也许,他的党性直到最后一刻也没有动摇,依旧是那个如他在庐山会议上说的对党“从一而终”的“烈女”。
张戎的《鸿》也是类似的作品。在其中,我只看到了一个为民请命、公而忘私却又惨遭迫害致死的坚强的老共产党员。不同的是,张守愚在饱受折磨之后开始内省,回顾他这一生究竟造了什么孽该受那样的罪。然而他苦苦思索却想不起任何过错:虽然他在“清匪反霸”、“镇反”时批准处决了不少人,但那些人都是“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坏人。可惜的是,他没有意识到,正是当年剥夺了那些被“镇压”者享受公平审判的起码权利、以“民愤”作为处决标准、由行政长官判决的一系列以人命为儿戏的非法作法,导致了他后来被非法囚禁毒打、活活逼疯。于是,张老先生便问心无愧地结束了他的自省,到死都磊落坦荡,光风霁月,“无波古井水,有节孤竹竿。”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无数革命先辈勤勤恳恳,为一个邪恶的制度鞠躬尽瘁一生,不仅目睹这个黑暗制度祸国殃民,而且就连自己也被自己亲手喂大的魔鬼咬个遍体鳞伤,家破人亡,然而却死而无怨,死而无悔,理智上可以有些许彷徨迟疑,良心上却没有丝毫歉仄内疚,有的只是徇道者的悲壮,无辜受害的忠臣的冤屈。
要中国人忏悔,大概比要骆驼穿过针眼还艰难。
不久前在《多维网》上看到记者对《中国的女儿》的第二作者的采访。据他说,他的中国前妻从不认错,永远是别人错,永远是旁人对不起他。他还说,当然这也不怪她,是那个养育她的社会把她造成了这个样子。对于这种说法,外人当然无从判断是非,老芦更不敢置喙。不过,老芦对于“社会环境”说却颇觉“于我心有戚戚焉”。姑不说自己很遇到过些“只有天下人负我,绝无我负天下人”的愤愤不平家们,只要看一眼我们的出版物就够了:目之所及,老芦只见到过汗牛充栋的对日寇的声讨,从未见过对我们对邻国所曾作过的孽的丝毫反省。当然我不是说不该谴责日寇的侵华罪行,但对人对己采取同一道德标准,是起码的诚实。
我们不仅自己不忏悔,还不许别人这样做。老芦不过是在《以人民的崇高名义》中稍稍揭了一下人民的疮疤(如果那些坏事、蠢事不是人民干的,难道是伟大领袖的御手或林彪、四人帮的次御手干的?全赖到中共头上似乎也不行,须知文革高潮时期中根本就没有党组织,只有群众组织),附带检查了两句当年自己的德行,爱国志士们就什么话都骂了出来。如果他们有严新大师或张宝胜大师的功力,恐怕早用眼睛里喷出来的“火焰刀”,通过电脑网络斩下了老芦的项上人头,捎带着再用金刚指力“折断”老芦那两条细如芦笛的迎面骨。
迎面骨或是琵琶骨或是锁子骨都是小事。让老芦两股战战、汗下如雨的是志士们造成的恶劣影响:要是哪个“台独”分子们赶巧打这儿路过,看到了您们的大作,一定会感谢您们“为渊驱鱼,为丛驱雀”。如果他把您们的大作复印几千万份拿到台湾去散发,我担保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台湾人看后会立即“壮士断腕”,同意和大陆一刀两断。您们那些穷形恶状,就是一个铁杆、钢杆、钻石杆的“统”派看见也给吓醒了。您们究竟是拆台还是补台,是给大陆人脸上贴金还是抹灰?要是大陆少几个您们那样的壮士,多几个老芦这样的“汉奸”、“卖国贼”、“美国走狗”,只怕台湾人更愿意统一些也未可知。所以啊,有什么十八般兵器,尽管朝老芦身上招呼好了,不要去辱骂台胞,以免毒化两岸气氛。
老芦死也不明白的,是志士们为何对台湾人有着切齿衔骨的深仇大恨。敢问志士们,到底台湾人干了什么对不住大陆人的下流勾当,让您们这样冲冲大怒?若说人家要独立,到现在“台湾共和国”的招牌还没打出来,光是说说或想想就要格杀无论,台湾人岂不是成了新“反右”中的新“右派”?中共早在三中全会时就宣布放弃“以言治罪”,您们在“四个坚持”之外多出个“坚持以言治罪”来,怕不怕马屁拍在马脚上?中共说要“听其言,观其行”,台湾人目前惟一的行动,就是选了一个本省籍的总统,如果说这也是大罪,“一国两制”就成了天大的笑话。莫非统一后的台湾,就只能选个董特首那样北京中意的人?
壮士们,给您们三天时间不吃不睡,“排云驭气奔如电,升天入地觅之遍”,想出一条台湾人对不起大陆人的不是来。
如果我们有点起码的内省能力和忏悔心,我倒是觉得让“神射手琥”先生暴跳到云天外的那句“台湾人的悲哀”很有道理。如果我们把自己放在台湾人的位置上,就不难体验出人家的无奈:百年前不顾人家的苦苦哀求,我们无情地弃人家如敝屐,把人家扔给豺狼保自己的平安。人家做了五十年的“皇民”,连语言、姓氏都改了,忽焉一日梦醒却突然发现自己原来是那个“敌国”的公民。往后五十年人家又成了一个被赶下海的中央政权的避难所,被迫承担跟自己毫无关系的国共战争的苦果。“安全感”是人类幸福的最起码的要素,可五十年来人家哪一天不在担惊受怕中度过。头上无时无刻不悬着中共“解放台湾”这柄达摩克利剑,“呆胞”们活到今天没给真个吓呆吓疯,全亏他们的神经纤维粗过了旧金山金门大桥的钢缆。以弹丸小岛与大陆巨人抗衡,国际上找个帮手还被人家抛弃。要硬扛着代表全部中华民族的大“中华民国”招牌,则脸皮再厚,也难得绷下去那连自己都不相信的天方夜谭;改成“中华民国在台湾”,却又招来大陆的“空包弹”。以外贸立国,开在国外的使馆却被中共逼得一家家关张。做一场总统或外交部长,却划岛为牢,最远只能去去金门马祖,连老芦都不如。连选选自己的总统,都要招来疯狂的文攻武吓。惟一的“选择”,似乎只有要么举手投降,要么等着吃中子弹。敢问人家作了什么孽,让您们这么糟践过来,蹂躏过去,还要充满无产阶级义愤,似乎人家借了您们的米还的却是糠,扒了您们的灶还要推后墙!
人们常把“祖国”比作“母亲”,我知道的母亲,是任劳任怨,只知默默奉献,不知索取,温柔恬静,慈爱祥和,敞开心胸作儿女们的避难港湾的爱的化身。从未见过哪家母亲在大难临头时把小儿女扔给强盗,过后又骂人家没有骨气,认贼作父,倘不飞也似地扑进自己的怀抱,就要用狼牙棒把儿女打个天灵盖迸裂!以这样的“祖国”比“母亲”,是对“母亲”这个圣洁字眼的最大亵渎与冒犯!
据几年前的《人民日报海外版》,在谢晋导演的《鸦片战争》中有数十名英国人出演。到现在老芦没听说这些“英奸”们有哪个被愤怒的同胞剥了皮点天灯。而咱们当年的“小花”陈冲只不过在《大班》中演了个中国侍妾,就曾在大陆上激起了抗议的风暴。在中国人心目中,“英奸”们出演“辱英”影片是值得表扬的虔诚悔过,而咱们中国人因为从未作过对不起别人的坏事,自然不许有象老芦这样的人出来说句起码的公道话。民族性如此,看来咱们真需要输入一点基督教的忏悔精神。
“你改悔罢!” (海纳百川 www.hjclub.info)
2000年5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