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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说中医可以有借鉴作用？（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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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9/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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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当代生物医学框架内没有给心理、社会因素留下余地——G.L.恩格尔
“精神”这样一种无形无影的力量能够主宰人体的生理活动，对于充斥着还原论思想的现代医学研究者来说是一种非常难接受的观念。因为现代医学试图将人脑的活动还原为神经细胞的生物或化学运动时，思想、情绪、潜意识这些朦胧的概念就在显微镜下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即便在事实面前，现代医学无法否认心理暗示对生理机能的巨大影响，研究者们也有意无意的将精神对生理的影响排除到研究视野之外，忽视它的存在或把它视为对医学研究的负面干扰而极力回避。
1955年，美国毕阙（Henry K. Beecher）博士观察到一个现象，给病人服用一些毫无治疗背痛功效的安慰药物，但告诉病人这是新研发的止痛新药。结果有相当一部分病人服用后疼痛得到缓解。而且这种疼痛感的消失并非源自病人的主观感受，而确实可以用客观的方法检测得到。
发现这个效应促使美国政府立法，规定新药必须通过临床的安慰剂对照测试，也就是所谓“双盲试验” ：医生及病人都不知道正在使用的药物是新研发的药还是安慰剂。临床试验不仅要证明药物对患者有效，而且要证明药物的治疗效果优于服用安慰剂的对照群组。
“安慰剂效应”常常令药物厂家十分头痛，因为他们研发一个药物往往需要投入数十亿美元，从动物试验开始到临床试验都由医学专家层层严格把关，但是有不少药物最终却因为不能战胜安慰剂而无法上市——这些高科技研发的新药竟然与普通糖丸在临床疗效上并没有显著的差别。
还不仅仅是药物存在安慰剂效应，甚至外科手术也存在这个问题。在丹麦有十五位美尼尔氏症的患者接受手术，而另外十五位患同样疾病的患者接受了安慰性的假手术，对两组患者三年後的追踪研究发现，这两组人中各有十个人已完全康复，手术组与假手术组竟然没有显示出任何差异。
这种药物或手术引起的心理暗示，有时甚至能治愈很多医生们束手无策的绝症。美国医学博士菲利士 . 卫斯特医生 (Dr. Philip West) 曾经报告过这样一个奇特的病例 :
莱特先生患上了一种恶性淋巴肉瘤淋巴瘤，并且很快发展到了晚期，他的颈部、腋下、鼠蹊以及腹腔内长满了象橘子大小的肿瘤，所有的医生都认为没有希望了，唯一能做的只给他开一些止痛药减轻他的痛苦。
但莱特却坚信很快会有一种新药开发出来，这个信念是他顽强地继续活下去的动力。当一种叫 Krebiozen 的新药要在他的医院测试时，他强烈认定这就是他一直等待的新药，恳求医生让他参与试验——尽管他不符合参与实验的规定。病人需要至少三个月以上的预後观察，而医生们认为莱特已经活不了那么久。
莱特接受第一期治疗后，卧床不起的他就可以四处走动了，肿瘤神奇的缩小了 50% 以上。仅仅十天他就出院了，出院後他感觉一切正常，而且可以驾驶私人飞机、飞上了一万两千公尺的高空。
但后来的事实却表明，如此惊人的疗效竟然完全是莱特先生自己心理作用的结果：其他病人的实验还在继续，统计结果显示这批新药完全无效。
当莱特先生听到了这个消息后，消失了两个月的肿瘤又立即长了回来，他再一次面临着死亡的威胁。面对这种情况医生只好告诉他：“那次药物并不是不好，而是时间太久了有点变质，明天医院将获得一批纯度更高、质量更好的Krebioze”。第二天医生为他注射的“Krebioze”其实就是生理盐水。
这次莱特恢复得更快，肿瘤很快就消失了，出院后自我感觉良好，照常每天开他的私人飞机。但不久杂志上公开了美国医药学会评估 Krebiozen 治疗癌症完全无效的结果，莱特先生得知后疾病又一次复发，住院两天后就去世了。
3. 先巫知百病之胜，知其病之所从生者，可祝而已也——《灵枢•贼风》
对于中医来说非常容易接受“心理决定健康”这个观念，因为这正是贯穿《黄帝内经》整个医学体系中最基本的理念。
《黄帝内经》对精神因素的重视很可能与远古时期的“巫术”有关。说起“巫术”，现代人往往会将其视为愚昧、落后的代名词，今日提起“巫师”人们常会联想起农村的巫婆神汉。
事实上在远古时期“巫师”是一种极为尊贵的职业，是掌握着知识与智慧的人。传说中的寿星彭祖就是一名大巫；战国时的诗人屈原也是楚国的世袭巫师，他的诗作中就有大量巫术仪式的记载；到了汉代，政府还专门设有“巫官”；甚至到了近代，在解放以前的西藏，大巫师仍然是地位可以与达赖班禅比肩的重要人物。
“巫术”作为远古时期一门极为重要的学问，它与医学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巫术的心理暗示作用显然在远古医疗行为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素问•移精变气论》就说远古时期人们的思想比较恬淡单纯，“内无眷慕之累，外无伸宦之形”，当时人们的疾病只需要“祝由”方法就可以治愈，所谓“祝由”就是通过念咒、祈祷治疗疾病的方式。
《黄帝内经》并不认为“祝由”真的是通过鬼神发挥的作用。相反，对于那些迷信鬼神的人，《黄帝内经》的态度不屑一顾。《素问•五脏别论》中说道：“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无法与迷信鬼神的人谈论高明的医术。
《黄帝内经》认为古代的巫师能通过“祝由”治愈疾病，是因为巫师们了解很多疾病的发病机理，可以通过“祝由”的方法让病人的精神发生改变，从而影响到气血的运行，最终达到消除疾病的目的。这实际就是用心理暗示解释了巫术治病的原理。
心理暗示在《黄帝内经》的诊疗观念中有重要的作用，例如《素问•疏五过论》要求医生在接诊病人时一定要表现出威严庄重，认为如果医生不能威严就不能触动病人的精神，这样就难以治愈病人的疾病。再如《素问•汤液醪醴论》讨论了一种现象，好的医生往往难以治愈身边兄弟、亲戚的疾病，篇中的解释是医工无法制服周围亲人体内的邪气，言下之意就是病人与医生过于熟悉，也就缺乏了神秘、威严的感觉。
《黄帝内经》在谈论针刺方法时，多次强调心理暗示对针刺疗效有重要影响，例如《素问•针解》中要求医生实施针刺治疗时，应该专心注视着病人，这样才能使病人精神安定，也才能使针刺发挥作用。《灵枢•行针》记载的一种现象更加说明了医生的诱导、暗示在针刺治疗中的重要作用，篇中按照病人对针刺治疗的敏感程度分为了五类，其中有一类人的特点是针还没有扎入身体，病人就产生明显的生理反应了，篇中认为这类人精神容易被触动，“气”滑利而容易流通——针还没有接触身体就已经达到治疗效果，显然针刺行为本身具有很强的心理诱导作用。
3. 凡刺之真，必先治神——《素问•宝命全形论》
或许因为远古时期巫术对医学的形成具有深刻影响，这使古代医学非常关注精神意识与人体的相互关系，《黄帝内经》中就有非常多心理与生理关系的论述。
细细品味这些来自于远古的生命观，可以使我们获得很多思考生命的启示——发达的现代医学技术越来越多的侵入到我们生活中时，先进技术背后的哲学观念也就扎根在大多数人思想之中。但是技术有先进与落后的差异，但哲学观念却并不会因为它产生的年代远近而出现智慧与愚昧的区别。当我们跳出还原论主宰下的现代医学思想，试着去领悟另一种来自远古时期的生命哲学，就有可能对医学形成完全不同的理解，也有可能在它的引领下发展出新的医学技术。
《黄帝内经》将人体划分为“形”与“神”两个层面，“神”包括了我们的思想、意识、情绪、潜意识等精神层面的内容，《黄帝内经》用颇具神秘色彩的神、魂、魄、意、志等词语来概括。“形”则可以理解为人体的器官、组织这些有形结构。
《灵枢•天年》中有这样一句话：“得神者生，失神者死”，可见“神”是区别于生命现象与非生命现象的标志，是划分生与死的界限。
篇中认为一个婴儿形体逐渐发育成熟，气血流通、脏腑充盈，只有它获得了“神”与“魂魄”，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生命体（ “血气已和，营卫已通，五藏已成，神气舍心，魂魄毕具，乃成为人”）。一个人逐渐衰老的过程，也就是“神”逐渐衰虚、魂散魄离的过程，当“神气皆去，形骸独居”的时候，人的生命也就终止了。
《黄帝内经》描述的“神”与“形”相互影响的关系耐人寻味，书中认为血气的流通、水谷的运化，这些属于“形”的生理活动可以使“神”得到滋养，但“神”并不是“形”的附属品，而是主宰着“形”的行为。
“血”与“气”是构成“形”的两种基本物质，气血正常运行是实现各种生理功能的根本保证。《黄帝内经》认为“血”与“气” 都是在“神气”的掌控下运行的，“经络”被视为“气血”运行的通道，而书中又常将其描绘为“神气”出入的场所。当气血运行紊乱或者经脉不通时，《黄帝内经》就认为“神气”对气血失去了控制，将其描述为“神去其室”，而通过针刺使气血的运行得到改善，局部组织功能恢复时，就被描述为“神归其室”。
另一方面，当“神”发生变动，“气血”的运行也会随之发生改变，《素问•举痛论》详细描绘了这种关系：愤怒使气血上行，恐惧使气血下行，欢喜使气血舒缓，悲哀使气血消损，惊慌使气血混乱，思虑使气血聚结。
可见“神”虽然从“形”的活动中产生，但“神”却仿佛有其独立的行为，反过来主宰着“形”的活动。
在《素问•灵兰秘典论》更是将“心”描述为君主统治整个身体的君主，因为“心”的功能是主神明，或说主宰人的精神意识，篇中认为君主英明则能健康长寿，君主昏庸则灾病丛生。
正因为“神”在生命活动中具有决定性作用，所以《黄帝内经》总是用“形与神俱” “形体不敝，精神不散”这样的方式描述一个人的身体非常健康，也就是说只要“神”能与“形”和谐相处，那就不会有疾病发生。
在这样的观念之下，疾病产生的原因就被认为是“神”与“形”之间的关系出现了问题，而治病的根本目的就是调解“形”与“神”之间的矛盾。由于“形”是在“神”的支配下活动，所以《黄帝内经》认为治病的关键在于调节“神”，如《素问•移精变气论》所说：“得神者昌，失神者亡”，只要“神”能保持正常，疾病就容易痊愈，相反如果神气散亡，那么疾病就难以治愈。
《素问•汤液醪醴论》一段文字对此进行了更深入的讨论，大意是：
黄帝问：有的病人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形体却变得越来越瘦弱，血液几乎已经枯干，为何会见不到治疗的功效呢？歧伯答道：那是因为他的“神”已经不能支配他的身体了。黄帝问道：什么是“神”不能支配身体了呢？歧伯答道：针石之术，是“道”的体现呀！如果针石不能使精神增益，意志恢复，那么病就不能被治好。如今病人的精神已经严重损害，就不可能再恢复气血的运行了。精神毁损的原因是病人嗜欲无穷，而内心又忧患不止，这才导致精血虚亏、神气离居而使疾病无法治愈。
可见《黄帝内经》将“神”视为决定疾病能否治愈的最关键因素。
从“形”与“神”的关系来审视现代医学，会发现它理解疾病的角度与古代医学截然相反，《黄帝内经》将“神”视为产生一切疾病的根本原因，而现代医学几乎把注意力全部集中于“形”的研究，已经把“形”分解到了极致。西医大夫诊断疾病是总是依靠现代化的检测仪器去寻找器官、组织或者血糖、激素等指标的有形变化，却极少关注病人的情绪、心理、精神状态对疾病的影响。
4.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周易•系辞》
如果我们对“神”这个概念作一些现代解读，会发现它的特征与“协同学”中的“序参量”颇有相似之处：
“序参量”在自组织系统的物质运动中产生，但又无法通过系统的解剖分解找到“序参量”。同样人的各种精神现象在细胞、组织的活动中产生，但是将人体解剖之后我们根本找不到思想、意识、潜意识，或者用《黄帝内经》的表述方式，我们无法找到“神魂魄意志”。
“序参量”与系统具有相依相存的关系，自组织结构出现时“序参量”随之出现，自组织结构消失时“序参量”随之消失。同样《黄帝内经》认为“神”是区分生命与非生命的标志，当胎儿发育成熟，“神气舍心，魂魄毕具”，就成为了独立的生命体，而人的死亡过程就是一个“神气皆去，形骸独居”的过程。
另一方面，虽然“序参量”产生于系统的物质运动，但是“序参量”的行为并不由系统微观结构决定，而是有自己独立的特征，相反微观结构的变化受到 “序参量”这只宏观的无形之手支配。同样，“神”在各种细胞组织的运动中产生，但是它却有自己独立的行为，并且所有的生理活动都受到“神”的役使与支配。
通过上面的对比，不难发现《黄帝内经》的“神”确实与“序参量”有很多有趣的相似之处。当然，对于人体这样一个复杂的自组织系统，几乎不可能找到一个完全符合“协同学”定义的、可以用数理方法描述的“序参量”， 强行将“神”指认为“序参量”的想法未免牵强、失当。
但是，古代医学或者古代哲学与现代系统理论出现某些相似的观念并没有什么值得惊讶的地方，因为先秦哲学认知世界的出发点正与现代系统理论有很多共通之处。
“道”与“器”是先秦时期一对重要的哲学概念，《周易•系辞》中有一句名言：“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认为任何事物（“形”）都是由 “道”与“器”两方面构成，“器”是指感官可以认知到的器物；而“道”则无形无象，老子将其形容为“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无法用感官感知也无法用仪器观察。
虽然“器”与“道”是构成物体的两大要素，但先秦哲学认为“道”的重要性远远胜过“器”，“道”决定着事物性质、主宰事物变化，同时又有自己独立的行为，“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道德经》）。“器”不过是“道”的载体，在“道”的主宰下运动与变化。
《黄帝内经》将人体划分为“神”与“形”两个层面，显然受到了“道”与“器”这两个哲学概念的影响，《黄帝内经》就直接将“神”视为“道”在人体的表现，认为 “阴阳”是“道”在天地之间变化的表现，同时又是“神”在人体变化的表现形式（《素问•天元大纪论》“阴阳不测谓之神”）。
先秦时期“重道轻器”的哲学观念使得古代哲学家避开了类似于“还原论”式的认知方式，不认为通过对“器”的拆解分析可以了解事物的规律。
先秦哲学家对“道”的认知往往采用类比的方式， 认为“道”在不同领域、不同事物之中都会有相似的表现形式，所以可以通过对大量事物的观察、类比，“仰观于天，俯察于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获得对“道”一般规律的认识。
在这种观念影响下，先秦哲学家创立了一套以阴阳、五行为主体的理论来描述“道”的变化，认为这是适用于天地间任何事物的普遍规律，如《素问•天元大纪论》所说：“五运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因此这个体系也就被广泛用于古代天文、地理、政治、军事、音律、医学等各个学科。
有学者认为正是中国古代“重道轻器”的哲学传统使中国古代科技发展严重“哲学化”，无法通过观察与实验认知世界，这使很多学科都沦为了以思辨为主却无法实证的“玄学”。而西方在文艺复兴以后发展起的科学方法体系则完全集中于“器”的层面研究——对感官或仪器获得的经验进行整理、归纳、分析。
不可否认，“道”具有难以观察、难以描述、难以实证研究的特点，这对古代科技的发展有很大阻碍作用。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如果“道”与“器”是事物不可分割的两个部分，那么沿着西方科学的思路将“器”拆解、还原达到极致时，对于生命这样的复杂事物就仍然无法真正把握其内在规律。
现代科学将以往“还原”的结果进行整合，试图从宏观、整体的角度来认知事物，由此发展起的“系统论”无疑回归到了“道”的认知层面，从而出现某些与古代哲学非常相似的观念也就不足为奇了。
如果我们去考察中国先秦哲学，古代非还原论思想与西方还原论思想之间的巨大差异可能正是造成中西方医学观念差异的根本原因。有趣的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在系统论影响下，西方医学发生了一次背离还原论的重要医学观念革新，我们在后面的讨论总会发现，这次革新中产生的很多新观点与中医观念竟然有异曲同工之妙。
——摘自拙作《爱因斯坦与黄帝内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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