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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文军：小议芦笛先生的几个论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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狼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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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2/14
文章: 5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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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狼协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朋友老穆发来芦笛的新作：《只有中国能够救野蛮资本主义》。题目很吓人，读起来有些吃力，通篇使用的概念模糊交叉，借毛泽东的说法，是“用钝刀子割肉”。例如作者说：“（请注意，这儿说的‘革命’不是暴力革命，而是和平改造）。”无论马克思、列宁、毛泽东还是孙中山，所言之“革命”都是暴力行动，就连标榜“文化”的那场“大革命”，用老毛的评判也成“全面内战”。把“和平改造”搅合到“革命”里来，那么何以诠释“改良”？又如：“社会主义政策（不是指公有制）”，那么该有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政策”了，如何定义？还有“啃啬无底”、“力薄儒”，所幸尚附了英文单词，否则不知它们属于哪路神仙。但，conservatives具有相对性，宗教的、西方的保守派姑且不论，中国的保守派亦有康有为式、慈禧式乃至司马光式。若到近几十年，相对于改革开放而言，保守派的帽子似乎已属于毛左。尽管写得云山雾海很难看出其真谛，但作为受尊敬的思想者老芦，其文章的本意是需要认真揣摩一下的。读过几遍之后，窃以为似乎明白了些，那些所见略同的意思不赘言，这里只说不甚赞同的意见。
先谈老芦本文的核心意思：“出国后，我对西方文明社会的实际发展史与现在的运作方式有了点肤浅认识，这才意识到，作为生产方式，社会主义没有可行性；但作为经济政策，它是对资本主义不可或缺的调节机制。一个稳定的文明社会，必须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驱动引擎，以社会主义政策（不是指公有制）作为刹车，也就是以‘利’作为社会发展动力，以‘义’缓和社会矛盾。平时是‘利大义’，但社会矛盾严重时则实行‘义大利’。一个长治久安的正常社会，既不能缺少资本家的乏走狗，也不能少了劫富济贫的罗宾汉。后者的存在，不是一个简单的道义需要，同样有着功利效用。它不但能防止社会矛盾在积累为爆炸性危机前即能及时化解之，而且通过基本的公民福利保障，为内需设定了一个最低安全线，使得30年代那种使得国民经济彻底崩溃的大规模的生产过剩危机永不再现。”
借用老毛1957年9月18日接见印度副总统拉达克里希南所咏：“两个泥菩萨，一起都打碎。用水一调和，再来做两个。我身上有你，你身上有我。”这年老毛几次述及类似的话语，包括对在莫斯科的留学生讲话里也说过，应该反映了他当时屈从苏联的心理，有修正主义之嫌。看得出芦兄大抵也有这个意思，意在调和，接近民主社会主义者的主张。
我的不同见解是：无论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是至今没有弄清楚的概念，或曰“模糊概念”，因此，衍生出来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主义政策”同样不会概念清晰。唯可确定的是，这两个概念皆系阶级斗争理论的私生子，知识分子精神分裂的产物。二百多年来，为拼出一个高下，主义之争已经使人类付出了无以伦比的惨痛代价，它远比“羊子吃人”所拼凑的罪恶更为深重！二战以后，人类文明进入新阶段，人权概念日渐取代了主义概念，普世价值日渐覆盖了局部价值，我们为什么不能挣脱樊笼，从更为根本的核心价值也即人权价值出发，去想事说事呢？无论从资本主义的墙上挖砖补社会主义漏洞，还是相反，都无济于事，补不平齐的。例如股份制上市企业，马克思称之为“资本主义异化”的结果，那么也就可以推论说是社会主义异化的结果；恩格斯也推理说资本与经营权分离就顺理成章长入他的“科学社会主义”了。
老芦的思维仍陷在主义的框架里，弄出行文标题那样唬人的字句来确实令我怵然，文中还有：“如今中国实行的‘野蛮资本主义’（秦晖教授语）与18-20世纪初的血腥资本主义颇有相似处。”愣是要用这个主义的狗皮膏药去贴那个主义的疮疤，恐怕很难拎得清爽。我觉得此意不对，还是胡适那个名句“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有道理，尽管至今很难看到与我相似的见解，仍打算坚持下去。所谓“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吧！
今日中国奉行的是官僚阶级专制，坚持的是立足于世界之外，跟资本主义、社会主义都不搭界，玩的是“中国特色”，也不按常理出牌，即使拿主义来硬套，怕也只能破绽百出。例如，制定一部宪法，根本没打算执行它，有利之条款拿来挥舞两下，不利之条款便束之高阁，还信誓旦旦要坚决抵制宪政那一套。该算是“主”何种“义”？且不细究“18-20世纪初”的资本主义是否真的“血腥”，却可以知道无论内政外交，现在中国压根儿都没有任何相似之处。倒是与那时的大清更接近：高度中央集权，官僚阶级垄断权力、资源，残汤剩饭准许民间享用一点，差别仅在程度上，如此而已。
关于社会主义的考证，现在已经追溯到古希腊去了，柏拉图的《理想国》就被归之于社会主义的源头之一，就连孔子的“不患寡而患不均”也被一些中国学者纳入其中。相反，所谓资本主义却没有深远的根基可寻，它就是近代崛起的一种意识形态，是一种创造而非沿袭。鄙人已有文字说明过：不是资本主义创造了宪政民主，而是宪政民主创造了资本主义；反过来，被称为资本主义的体制所获得的成就，又继续完善并推进了这个体制，证明了宪政民主属于人类文明的新阶段，其余者，即便不是反文明的也只是游移在文明边沿。我们可以无数次自我辩解说什么“初级阶段”、“探索的代价”，凭什么就不说人家也是“初级阶段”或“探索的代价”呢？恒古以来的霸道嘴脸罢了。
我压根儿不相信有过什么“血腥的资本主义”，倒是社会主义无一不血腥。倘若那个主义是血腥的，它早该灭亡了，恰如这个主义正因其血腥而日薄西山一样。芦兄所认同的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本来就是拾荒者的收藏，这一点，就连恩格斯本人后来也遮遮掩掩地未予否认，还倒打一耙赖英国工人阶级“贵族化”了。我在《资本主义再解读》里已有介绍，这里不再复述。一个基本的历史真实是不容否定的：宪政民主体制催生出来的资本主义，自它诞生以来，人类生存状况就突飞猛进地改善，即使《共产党宣言》也不得不承认。反之，社会主义体制从诞生之日起，“每一个毛孔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无论列宁、斯大林对农民的抢劫，还是毛泽东对农民的剥夺，无一不是残忍的、野蛮的。所谓“消灭三大差别”，口号喊得震天响，至少“城乡差别、工农差别”两项，毛时代是空前绝后地扩大了。时至今日，还有“农民工”一词响亮地彰显工农差别，而浩浩荡荡的春运大军，又昭示着城乡之间仍存在鸿沟。
从另一个角度看，所谓资产阶级无非不过是一个非权力主义的人群，他们崇尚的信条是“自己活也让别人活”；反之，所谓无产阶级则是一个权力主义人群，他们崇尚的信条是“唯我独左”，为获得和维持权杖绝不顾忌任何道德与人性的禁忌。从本质上评说，资产阶级同传统的权力观念作了最彻底的决裂，而所谓无产阶级不过是传统权力观的继承人而已。似乎应该补充一句：无论资产还是无产阶级，原本的经济地位定义早已被异化，转变为政治态度定义了：资本家恩格斯、封建贵族列宁都成无产阶级革命导师；而火车司机伯恩斯坦、矿工赫鲁晓夫都成资产阶级修正主义鼻祖了。从文明进程上看，资本主义是人类文明的进步，而社会主义则是历史的反动。二十世纪，几乎所有独裁者包括希特勒在内都高举社会主义大旗并非无缘无故或偶然。
芦兄某些具体论述也是值得商榷的，如“这结果便是遍布欧洲的血汗工厂。马克思主义就是在这大背景下问世的。恩格斯写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并非捏造，确为事实。”及以下，这种说法有人云亦云之嫌，哈耶克主编的《资本主义与历史学家》已经给予足够的驳斥，根本之处在于马、恩拿着一条腿说是大象的全部。而且，甭管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消除人类文明进程某个阶段所存在的一切问题，还在于社会主义所制造的灾难远比资本主义要多得多，至少，资本主义乃至封建主义、奴隶主义都从未制造过风调雨顺的和平年代数以千万计的饿殍，此乃社会主义的专利！
即便美国那条铁路，中国苦力是因为所得高于本土才亡命天涯的，而且至今已作“文化遗产”的开平碉楼所代表的侨乡遗迹，许多是这些奔“金山”而去的苦力们寄钱回来修筑的；导致“卸磨杀驴，通过了排华法案”之主力恰是美国工人阶级的工会，除此之外何以不提鸦片因素呢？华人所聚之处无一不是鸦片烟馆林立，招人烦。根子在于，华人在母国之地位决定了其在住在国的地位，在家成天挨打的孩子，出外必受欺辱。芦兄在外的阅历远胜鄙人，冒昧地请教一句：以西方文化的成见，他们会尊重个性缺失的人吗？甭管他持有何种国籍。反过来问，那些个性鲜明的华人，在美国会受歧视吗？
“排华法案”也是个不实之词，因为它并未排斥非苦力的其他华人。例如台山人陈宜禧，在修筑美国中央太平洋铁路时从杂工升为管工、助理工程师。并获得积蓄，成为族叔陈程学在西雅图所办铁路附属公司合伙人，还数度请律师替苦力同胞维权诉讼，使他们获赔达27万美元之多。后回国投、融资建成通车130余公里的“新宁铁路”，至今仍被台山政府与民间纪念，与之一同被纪念的台山侨俊有130余位。教科书编排的历史都是扭曲的，不可全信。“要指望资本家靠道德修养约束自己，当然也有个别可能，但绝不可能在全社会蔚然成风，必须由制度管束，而制度要起作用，当然只能靠国家干预。”恐怕也说得过于绝对，美国的慈善已在“全社会蔚然成风”，世纪之交善款已经超过两千亿美元，绝不是制度管束出来的，而是老洛克菲勒等资本家引领出来的。而且，现在讲究的企业“社会责任指数”，也是资产阶级折腾出来的。文明的国家需靠法制维系，法律只管罪与罚，制度只管游戏规则，至于道德层面的问题，制度管束也好，国家干预也罢，皆无能为力。
“毋庸置疑，人道资本主义当然没有血腥资本主义的效率高，这就是西方如今竞争不过东方的根本原因所在。”这话彻底没谱了。西方竞争不过东方纯属梦呓，就连温家宝也不曾下过如此断语。科技创新、知识产权，基本没东方什么事，仅此一点，就不存在西方竞争不过东方的可能性！薄熙来当商业部长时曾感叹“八亿件衬衣换一架飞机”，芦兄怎么比老薄更乐观？至于“人道资本主义当然没有血腥资本主义的效率高”也不知从何说起。典型案例是福特1908年发明汽车生产线，其流水作业线每一分半钟就能生产一辆轻便T型汽车。到了1915年，年产量便达100万辆，使得“旧时王谢堂前车，开进寻常百姓家”成为现实。福特公司的工人劳动量大大降低之外，薪酬一度高于同行业数倍，还开创了大规模批量生产的新时代！而那时恰是芦兄（抑或秦晖）所判读的“血腥资本主义”时代。换言之，资本主义生产需要市场来滋润，所以利于人民富裕；社会福利是人民富裕的基本表征，它同时也是资本主义根本利益所注定的发展之一，跟“社会主义政策”不存在因果关系。
同理，人民富裕不利于专制制度，无论它打着什么主义的旗号。所谓“饱暖思淫欲”，人民一旦富裕就会不听话，就会产生权利欲望与要求。诚如孟子所告诫统治者：“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僻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贤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阳虎曰：‘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孟子•滕文公上》）这种仁政观，属于饲养员的学问，要点在“取于民有制”，是个度的把握。我理解“为富不仁”，人民富足了就不会同统治者（仁人）想到一块，就会离经叛道。所以，社会主义必须实行公有制，把全民的饭碗捏在权力手里，造成生活对权力的依赖，倘若谁敢调皮，用老毛的话说：“饿饭就是了。”
就拿共和国建立以后的历史来说，首先是承继了“耕者有其田”这个传统的夺权噱头搞的土改，接着找到“新的贫富差距”因土地流转而日益彰显这个借口。我说它只是借口的理由在于，共产党从酝酿成立时就订立了“消灭私有制”这个目标，“革命阶段论”只不过是掩饰其言而无信的理由。于是开始了挂名合作化的集体主义实践，结果是三年大饥荒饿死几千万农民。所谓“三级所有，（生产）队为基础”只不过是为了稳定集体主义而不得不为之的权宜之计，每一天都在准备推翻这个政策。“农业学大寨”就是打破这项政策的举措，一种“温水煮青蛙”逐步实现集体主义的举措。事实上，大寨的大队为基础的经济只有40%来自农业，40%来自官方对它网开一面的运输业，还有20%来自集体副业。即便如此，也没能解决它的吃饭问题，国家有形与无形的补贴维持了这个样板，例如派部队去免费“支农”，这是别的农村大队不可能有的资助。
“社会主义政策”的优越性体现在哪里呢？直至邓公首肯，农村重新回到个体主义的“大包干”，个体主义迅速地解决了集体主义导致的饥饿问题。实质上就是“资本主义复辟”，当年早就不知多少次狠批“三自一包”了，老毛若是醒来会一棍子敲死老邓及其胁从，恰如今日毛左们嚷嚷的那样，他们竭力攻击的正是改革开放所施行的网开一面政策。结论是：“社会主义政策”并不注重民生问题，它注重的只是保障政治意识形态的普及。
现今中国的问题不在于背离了老毛那一套，而在于继承了老毛的那一套，而老毛的那一套却是从苏联批发回来的。邓公挽狂澜于既倒，用改革开放的举措挽救了濒于崩溃的经济，也就挽回了中国人的信任。问题在于，要维护继承的合法性，必须首先维护取得的合法性，这才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才会“坚决抵制西方那一套”。然而，集权与腐败是一对孪生兄弟，自古以来就过不了这道坎。要长治久安，离开宪政民主还真没有别的好办法。更何况，人民越富足就越不能忍受权利的缺失，不是拼命扩大官僚阶级队伍就可以解决的，除非你能把它扩大到全民。不过那样一来，又走到宪政民主的道路上去了。
所以，窃以为，思考如何搬什么主义的砖来砌什么主义的墙是不现实的，太虚无缥缈。最现实的做法是不必理会那些主义，扔掉那些错综复杂、扑朔迷离的理论，老老实实从遵守自己制定的宪法做起，我们的祖国必定前途光明。
作者：狼协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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