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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问题与性灵以及其他   
老金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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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2/14
文章: 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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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问题与性灵以及其他 (695 reads)      时间: 2002-6-16 周日, 下午12:55

作者:老金在线寒山小径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问题与性灵以及其他



作者:老金在线





老金弄了一个《中国画的线条与技法》,遭遇朋友一系列批评,其中芦笛所论颇见内功,令我暗暗叫好。不过老芦所论似也有不稳处(说“似有”,就是说,老金我也不能肯定人家就是“不稳”,而我“稳”;不过是提出来讨论而已)。譬如,老芦曰——





[对老金的一般印象:

“西洋画多是自觉或不自觉阐释问题的。

  中国画多是自觉或不自觉寄托性灵的。

  中西绘画,于此分野。

  而中国画的寄托性灵,又多由‘骨法用笔’所生成。”

我觉得难以同意,难道使用光影而不使用线条,就无法寄托性灵?线条如此重要,岂不成了“生命线,幸福线”?呵呵。]





这里老金所论有个限定,就是“多是”,也就不是“全是”。但这个“多是”,又恰恰透露出中西绘画的“内容特点”(而不是“形式特点”)所在。现在想想,这个意见似乎还可以再坚持一下。



下面是一些富有“问题意识”,也即“多是自觉或不自觉阐释问题的”西方绘画作品(这些作品只是依据一本书上的目录顺手拈来的一部分,事实上更多的富有“代表性”的作品也许并没有列入,比如《拾穗者》,《自由引导着人民》,《伊凡雷帝》,《破壶》,《筛麦的女子》,《伏尔加河的纤夫》,《犹大之吻》,《贺拉斯三兄弟的宣誓》,《马拉之死》,《五月三日的枪杀》,《希阿岛的屠杀》,《贩奴船》,《干草车》,《三等车厢》,《近卫军临刑的早晨》,《死刑囚牢》等等)——



贝林吉埃里的《耶稣受难图》,

乔托的《基督进耶路撒冷》,

法布里亚诺的《逃亡埃及》,

马萨乔的《纳税钱》,

曼特及亚的《圣路易·法国国王向贫民施舍》,

乌切罗的《圣罗马诺之战》,

詹·贝利尼的《真十字架奇迹的游行》,

萨塞诺的《三王朝拜》,

波提切利的《可拉、大坍、亚比兰的惩罚》,

委罗其奥的《基督洗礼》,

布茨的《基督入棺》,

乔·贝利尼的《哀悼基督》,

佚名人的《抹大拉与供养人》,

择斯特的《圣母之死》,

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

拉斐尔的《好园丁》,

米开朗琪罗的《先知伊力特拉亚》,

提香的《达纳厄与金雨》,

丁托列托的《约瑟与波蒂法的妻子》,

柯雷乔的《宙斯之鹰抢走该尼墨得斯》,

洛陀的《圣议》,

萨托的《博爱》,

朋托尔莫的《在伊默斯的晚餐》,

德奇的《帕里斯的裁决》,

丢勒的《四使徒》,

格列柯的《圣灵降临》,

古桑的《夏娃在潘多拉前》,

波吕盖尔的《无辜者被杀》,

詹蒂列斯奇的《罗得与他的女儿们》,

勒南的《铁匠铺》,

普桑的《酒神祭》,

拉都的《木匠圣约翰》,

香帕涅的《黎塞留红衣主教》,

伦勃朗《夜巡》,

鲁本斯的《安吉利卡与僧侣》,

凡代克的《英王查理一世》,

里贝拉的《圣徒巴托洛谬殉教》,

委拉斯卡兹的《布列达城的投降》,

祖尔巴朗的《圣布纳文图里与帕里奥罗格斯皇帝的特使》,

牟里罗的《利百加与伊利策》,

布歇的《浴后的狄安娜》,

罗贝尔的《1775年的凡尔赛花园》,

蒂施拜因的《在田野间的歌德》,

大卫的《萨宾妇女被抢》,

格罗的《拿破仑在埃劳》,

普吕东的《西风抢走普西顿的女儿》,

席里克的《梅杜萨之筏》,

德洛克洛瓦的《摩洛哥苏丹及其卫队》,

斯匹茨威格的《穷诗人》,

门采尔的《轧铁厂》,

凡高的《吃土豆的人》,

马蒂斯的《举臂的东方女奴》,

毕加索的《格尔尼卡》,

安利·罗稣的《战争》,

蒙克的《呐喊》,

诺尔德的《流浪者》,

……



不厌其烦地列举这些作品,是想说:问题意识或对问题的艺术阐释,是西方绘画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内容特点——而这种特点,在中国绘画中,比较少见。



在中国绘画中,“多是自觉或不自觉寄托性灵的”,这看法,也有根据,也不妨举些例子来看——



顾凯之的《洛神赋图》,

展子虔的《游春图》,

周昉的《调琴啜茗图》,

孙位的《高逸图》,

(传)李思训的《江帆楼阁图》,

(传)李昭道的《清山行旅图》,

王维的《辋川图》(后人据摹本石刻),

韩干的《照夜白》,

(传)戴嵩的《斗牛图》,

周文矩的《重屏会棋图》,

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

卫贤的《高士图》,

赵干的《江行初雪图》,

黄荃的《珍禽图》,

荆浩的《匡庐图》,

关仝的《山溪待渡图》,

夏圭的《钱塘观潮图》,

李松的《西湖图》,

佚名的《正午牡丹图》,

赵佶的《听琴图》,

梁楷的《泼墨仙人》,

李唐的《采薇图》,

董源的《夏山图》,

巨然的《万壑松风图》,

李成、王晓的《读碑窠石图》,

王诜的《渔村小雪图》,

范宽的《溪山行旅图》,

徐道宁的《渔父图》,

郭熙的《溪山秋霁图》,

米友仁的《潇湘奇观图》,

刘松年的《四景山水》,

马远的《寒江独钓图》,

赵伯驹的《江山秋色图》,

惠崇的《杀汀烟树图》,

阎次平的《水村放牧图》,

赵葵的《杜甫诗意图》,

郭忠恕的《雪霁江行图》,

黄伯鸾的《山鹧棘雀图》,

赵昌的《杏花图》,

林椿的《果熟来禽图》,

易元吉的《聚猿图》,

崔白的《双鸟戏兔图》,

李迪的《狸奴蜻蜓图》,

李中安的《野卉秋鹑图》,

法常的《松树八哥图》,

文与可的《墨竹图》,

苏轼的《古木竹石图》,

杨补之的《雪梅图》,

赵孟坚的《岁寒三友图》,

李东的《雪江卖鱼图》,

赵孟頫的《古木竹石图》,

高克恭的《春山欲雨图》,

方从义的《云山图》,

曹知白的《群山雪霁图》,

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

王叔明的《青卞隐居图》,

倪云林的《西林禅室图》,

吴仲圭的《水村图》,

朱德润的《松岗云瀑图》,

钱选的《八花图》,

王渊的《桃花春禽图》,

李仲宾的《修篁树石图》,

管道升的《竹石图》,

顾安的《古木竹石图》,

王冕的《墨梅图》

刘贯道的《消夏图》,

朱瞻基的《花下狸奴图》,

朱见深的《岁朝佳兆图》,

王安道的《华山图》,

戴进的《风雨归舟图》,

汪肇的《松瀑闲话图》,

吴伟的《松风高士图》,

沈周的《庐山高图》,

陈焕的《松阴雅集图》,

文征明的《真赏斋图》,

文伯仁的《松阴策杖图》,

钱贡的《渔樵互答图》,

唐寅的《骑驴归思图》,

周臣的《江亭话旧图》,

仇英的《水阁观泉图》,

董其昌的《秋兴八景册图》,

陈继儒的《江村云树图》,

宋旭的《天目垂虹图》,

蓝瑛的《秋山红树图》,

萧云从的《莲峰高士图》

陆治的《山溪送客图》,

蒋乾的《深山隐居图》,

郑重的《拟大痴笔意》,

边文进的《三友百禽图》,

吕纪的《雪景翎毛图》,

徐渭的《耄耋图》,

周之冕的《梅雉图》,

王孟端的《竹鹤双清图》,

陈洪绶的《老梅图》,

张路的《垂纶图》,

王式的《焦遂醉吟图》,

弘仁的《幽亭飞瀑图》,

查士标的《仿云林雨山图》,

髡残的《苍山结茅图》,

八大山人的《溪山图》,

石涛的《睡牛图》,

王时敏的《夏山图》,

王鉴的《云壑松阴图》,

王石谷的《石泉试茗图》,

王原祁的《溪山深秀图》,

董邦达的《秋山红树图》,

钱维城的《观泉图》,

张宗苍的《秋山霁色图》,

吴历的《柳树秋思图》,]

龚贤的《木叶丹黄图》,

高岑的《幽居图》,

王概的《古木溪桥图》,

罗牧的《林壑萧疏图》,

袁江的《海上三山图》,

颜峄的《湖庄高士图》,

奚冈的《古木寒鸦图》,

戴熙的《秋林远岫图》,

胡公寿的《云山无尽图》,

顾若伯的《群峰涤翠图》,

吴石仙的《云山雨意图》,

虚谷的《山居高士图》,

蒋廷锡的《水仙梅花图》,

邹一桂的《藤花芍药图》,

沈铨的《蕉鹤图》,

汪士慎的《空里疏花图》,

罗聘的《湘潭秋意图》,

闵贞的《瓶花图》,

边寿民的《芦雁图》,

金农的《风来四面卧当中图》,

赵之琛的《竹石图》,

张熊的《秋景花鸟图》,

居巢的《山禽图》,

居廉的《螳螂捕蝉图》,

高其佩的《松鹰图》,

赵之谦的《紫藤萱草图》,

任渭长的《姚燮诗意图》,

任薰的《荷花鹡鸰图》,

任颐的《柳溪鹅戏图》,

吴昌硕的《萧斋清贡图》,

齐白石的《虾图》,

黄宾虹的《山水图》

贺天健的《桐江图》,

秦仲文的《华山图》

胡佩衡的《甲山图》,

吴镜汀的《嘉陵江图》

吴湖帆的《庐山小景图》,

李可染的《兰亭图》,

潘天寿的《春艳图》,

于非闇的《玉兰黄鹂图》,

陈半丁的《水仙图》,

陈之佛的《松龄鹤寿图》,

唐云的《荷花图》,

俞致贞的《芙蓉图》,

田世光的《孔雀图》,

王霞宙的《藤萝图》,

李苦禅的《绿荫群栖图》,

王铸九的《葫芦石榴图》,

郭世清的《双雀图》,

……



这样两相对照来看,我所谓“多是”云云,也便有了着落。



当然,要是一定要把话说得没毛病,我还得举出些“多是”以外的例子,来说西洋画“用光影而不使用线条”,也可以寄托性灵,不过不是“多是”;中国画“用线条而不使用光影”,也可以阐释问题,不过不是“多是”。



——这样的例子也可以弄来一堆。



比如,西洋画“用光影而不使用线条”,也可以寄托性灵的——

康定斯基的《到处转悠的线条》,

米罗的《鸟翅飞过月亮到达群星》,

马克的《阳光普照的路》,

基里柯的《男人与女人的形而上学》,

杜尚的《下楼梯的女人》,

蒙德里安的《构图》,

波齐奥尼的《骑自行车的人的动势》,

波拉克的《有乐谱的静物》,

德朗的《嘎纳的景色》,

弗拉曼克的《桔黄色的田野》,

修拉的《大碗岛的星期日》,

莫奈的《日出印象》,

……

似可归入这一类。



比如,中国画“用线条而不使用光影”,也可以阐释问题的——

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帛画,

金雀山九号汉墓出土帛画,

莫高窟中的一些壁画,

阎立本的《步辇图》,

李嵩的《骷髅幻戏图》,

金人的《文姬归汉图》,

陈洪绶的《屈子行吟图》,

张宏的《西门豹破河伯图》,

周世隆的《太平抗倭图》,

明“水陆画”《顾典婢奴弃离妻子图》,

郭朝祚《雍正平准战图》,

苏六朋的《吸毒图》,

杨柳青年画《北京城百姓抢当铺》,

齐白石的《不倒翁》,

徐悲鸿的《傒我后》,

蒋兆和的《流民图》,

……

似可归入这一类。



说“似可”,就是我还不能确定,用了“性灵”,“问题”去界说上面这类绘画作品是否妥当?我有些吃不准呢。譬如,莫奈的《日出印象》,固然不是“阐释问题”的,但果然就是“寄托性灵”的吗?蒋兆和的《流民图》,固然不是“寄托性灵”的,但果然就是“阐释问题”的吗?要之,在西洋一派,其绘画也,“寄托性灵”,并非质的规定性;在中国一派,其绘画也,“阐释问题”,并非质的规定性。这样,两者的区别就划分出来了。





“寄托性灵”还是 “阐释问题”,在内容上(而不是形式上)构成了中西绘画的各自不同的特点,用了上述最笨的“归纳法”来看,应该是成立的。



当然——

“寄托性灵”一派,有时也“阐述问题”,不过不那么多,构不成主流而已;

“阐述问题”一派,有时也“寄托性灵”,不过不那么多,构不成主流而已。



现在可以回答老芦的问题:“难道使用光影而不使用线条,就无法寄托性灵?”答曰:使用光影而不使用线条,可以寄托性灵,不过不是主流而已——已经一如上述。





老芦又谓:“然而国画离开了固有色就无法作画,由此导致连白昼黑夜都没本事区分,遑论阴晴风雨晨昏?关山月、傅抱石的《江山如此多娇》,如果不画个鲜红的太阳在那儿作说明书用,谁也看不出那是晴天来。更别说我还从未看见过一幅描写夜景的国画。”



这话说得大有道理,深得我心,衷心拥护老芦这个意见。但是,说“从未看见过一幅描写夜景的国画”,稍有不稳。中国画中描摹夜景的实在不少。偷懒的画法一般是拖出月亮来,中秋赏月之类的题材比比皆是。不过,中国画受了纸张,颜料的限制,不可能把一张画弄成油画效果,真得画成黑夜一片。这里的美学原则一如京剧《三岔口》,几个人在灯火通明的舞台上打来打去,观众却不难感觉“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氛围。所以有人就据此认定中国的美学原则是“写意”的,云云(黄佐临?宗白华?)。另外,有一个特例,就是宗其香曾经画过一个颇类油画效果的中国画《南津关夜景》,画儿画得黑乎乎的,近山远山用染不用皴,岸上有低矮平房三五间,靠岸有轮船渔船三五艘,房屋,舟船一律燃着灯光,灯光呈桔黄色。就是这星星点点的桔黄色,在暗黑色的背景中成为一点儿明亮的东西,突出出来。整个画面富有苍茫感,效果极佳。这是我看到过的用写实手法处理“夜景”的最到位的一幅画。



但是,用写实手法画夜景,确不是中国画所长,宗其香《南津关夜景》一例似不足以说明问题。倒是“三岔口”式的夜景描摹值得重视。不知老芦以为然否?



作者:老金在线寒山小径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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