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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陈丕显回忆录:颠倒是非造出个“陈海瑞下闽西”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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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陈丕显回忆录:颠倒是非造出个“陈海瑞下闽西”案件   
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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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陈丕显回忆录:颠倒是非造出个“陈海瑞下闽西”案件 (543 reads)      时间: 2005-1-11 周二, 下午8:03

作者:六者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陈丕显回忆录:颠倒是非造出个“陈海瑞下闽西”案件

(本篇是陈丕显回忆录第三章第八节内容)

1967年10月23日,上海《解放日报》刊载了一篇题为《“陈海瑞”下闽西》、署名为“市委办公厅造反队钟卫东”的批判文章。这个“钟卫东”就是《支部生活》杂志造反派头头郑XX的化名,他在文章中不顾客观事实、强词夺理地对我大张挞伐,把我1960年春回闽西家乡调查研究,帮助当地政府和群众解决困难,说成是以“海瑞”自居,“为民请命”,站在地主、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反对“三面红旗”,配合彭德怀猖狂向党进攻;并以此作为我贯彻执行刘少奇、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和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证”。这篇颠倒是非的批判文章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蒙蔽了许多善良的人们,给我和我家乡的干部、群众以及我的亲友造成很大伤害。“四人帮”及其爪牙不仅以此狠批猛斗我,逼我承认“三反”罪行,使我蒙受冤屈,而且还以此为借口整我家乡的亲友和干部、群众,使许多人遭到迫害,有的被残酷批判斗争,有的被撤职。

实际上,这是“四人帮”及其爪牙有意栽赃陷害,他们把我和彭德怀同志的所谓“反党错误”联系在—起,以达到打倒我的目的。

那么,实际情况又是怎样的呢?这要从头说起。

1959年春,当时的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同志到华东局开会,考虑到柯庆施从未去过福建,便请柯庆施到福建去视察。柯庆施满口答应,却迟迟不肯动身。叶飞同志催了几次都未能成行。1960年春,叶飞同志又电请柯庆施南行。柯庆施看难以推却,就找我商量,要我代表他去福建看看。柯庆施对我说:“叶飞同志请我去福建看看,我拖了将近一年未能去成,最近他又来电话请我,我实在脱不开身。你是华东局书记,又是福建人,我想请你去福建看看,一来可以为我代劳,二来你也可以回家看看。你看如何?”未等我回话,他又以不容商量的口吻说:“我看就这样吧。我给叶飞去个电话,就说你是代表我去的,代表华东局的。然后你再和叶飞商量具体时间。”说完他又半开玩笑地说:“你多年未回老家了,这次回去可以‘衣锦还乡,荣归故里’了。”

自1937年坚持在南方的游击队组建新四军北上抗日之后,我已20多年未去福建了。说实在的,我还真想回去看看魂牵梦绕的家乡哩。特别是新近老家上杭县南阳公社副书记刘在春路经上海时,向我介绍了家乡的巨大变化,说到家乡亩产粮食跨《纲要》,达到亩产八百斤以上,群众不愁吃不愁穿。当时我就想,上海郊区的各方面条件都比家乡好多了,他们都未跨《纲要》,怎么老家都跨了《纲要》?据我小时候的记忆,粮食亩产一般只有二百来斤,多者也不过三四百斤,如今—下子达到八百斤,莫非真的出现了什么奇迹?我想起前些日子在家乡务农的大哥的来信,心中就十分疑惑。大哥在信中说,最近家乡缺粮严重,许多人已断粮,靠吃野菜充饥,他家也快要断粮了,要求给予经济支援。当时我就问公社副书记刘在春:“你说家乡这么好,没有骗我吧?”刘在春说:“我怎敢骗你呢!”一个说“不愁吃不愁穿”,一个说“野菜充饥”,相差十万八千里!我究竟相信谁才好?从当时上海和全国的情况看,地方正处在困难时期,有的情况十分严重。家乡情况如何呢?我真想回去看看这红色土地上的父老兄弟生活究竟怎么样。

经柯庆施这一说,我真的动心了。于是我就说:“既是这样,那我就代你去福建看看吧。”

1960年4月下旬,我和叶飞同志约好,在福建邵武县会面。在邵武会面之后,他因公务先回福州去了。我则从邵武经三明、永安、连城去龙岩。回到久别的福建家乡,一种亲切感便油然而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闽西北是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片红色土地和苏区人民为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当时我跟随毛主席、朱总司令、陈毅等老一辈革命家浴血奋战,对这片土地和苏区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我也常为自己生长在这个为中国革命作出重要贡献的地方感到无比自豪!此时,正值春暖花开之际,坐在车上看着窗外“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的锦绣春光,心中更是喜悦。过去战争岁月,戎马倥偬,无心欣赏什么湖光山色,不识它的真面目。此番一看,才发觉“闽山苍苍、闽水泱泱”,家乡是这样的美!可是当我看到沿途群众的生活之后,这种喜悦感便悄然消失了。一路上,我每到一地除了听汇报外都要去参观农民的食堂,到农民家里揭开锅盖看看,看他们吃的是什么。邵武、三明、永安的情况还好,尽管三餐的稀饭稀得可以当镜子,稀得“浪打浪”,但毕竟还有饭吃。可是一进入闽西境内,情况就十分不妙。许多人家家无隔夜粮,靠野菜充饥,群众叫苦连天。我的心情很是沉重。心想,上杭的情况看来好不了多少,我大哥反映的情况是真的了。说实在的,当时真有一种“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的情感。

4月30日,我在龙岩地委听取了地委、行署领导同志的工作汇报。他们汇报了闽西的大好形势,也说了存在的一些问题,其中提到有些群众生活有一定困难,但他们又把这归咎于这些农民瞒产私分。从他们闪烁其词、吞吞吐吐的汇报中,我深知他们怕戴上“右倾”帽子,不敢多谈问题。我初来乍到,对情况不是十分了解,所以也不便深问。我对地委、行署的领导同志说,我要回南阳老家去看看,在当地乡亲中作点调查研究,并提出了将召集干部、群众座谈会和烈军属代表座谈会,听听他们的意见。同时我又和他们定了三条纪律:一是轻车简从,不许宣扬,不准贴标语、敲锣打鼓迎送;二是不准铺张浪费,只准吃稀饭、青菜,不准吃干饭和鱼、肉;三是不准妨碍春耕生产。他们都同意我的这些想法和建议。

5月2日,我在地区行署代理专员李应槐、上杭县委副书记李升亮等同志陪同下驱车去南阳。由于从南阳到我家官连坑是乡间小道,不能行车,我到南阳之后便步行回家。当我路经田间时,便主动向正在劳动的群众问候,问他们生产、生活情况。他们异口同声地诉说没饭吃,吃不饱,饿得不能劳动。有人甚至大声地问我:“陈书记,现在是怎么搞的,弄得我们种田人没饭吃?”面对这样的责问,我心里真不是滋味。

在一片哀怨声中,我们一行来到官连坑,住到了我堂兄陈家梅的家里。事后才知道,我的两位兄弟为我回来住在哪里,颇费了一番心思。按理,我应当住在自己兄弟家里,可是我家住房年久失修,且又拥挤,两位兄弟实在挤不出能让我们一行七八人住的地方。后来还是我的堂兄陈家梅为他们解了这个难题。因为陈家梅前几年盖了新房,较干净、宽敞。

落座后,大家诉说了一番悲欢离合之情。之后,我便在村子里转了一圈,看望了一些乡亲。我离别了二三十年的家乡至今没有多大变化,眼前仍是一派衰微破败的景象。看到群众吃糠咽菜,有的瘦骨嶙峋、面有莱色,有的叫苦连天,我原先那份重返故乡的兴致早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却是痛心和内疚!解放十多年了,没想到农村仍然如此破旧,农民仍然如此贫困!

快吃晚饭时,我听说公社领导为我准备了一桌酒菜。我一听此情况,气就不打一处来,严肃地批评公社领导:群众吃糠咽菜,你却叫我吃肉喝酒,我能吃得下去吗?我要他们立即把酒菜撤去,只留米饭和一盘青菜,并重申从明天开始只准吃稀饭和青菜,不许吃干饭,更不准摆酒肉。实际上,这顿晚餐我基本没吃,因为看着家乡父老吃糠咽菜,我哪里还吃得下啊!

我回到家乡的消息不胫而走,众乡亲不约而同地来看我。许多人被县、社警卫的同志劝到了生产队食堂。我得知后就来到食堂看望乡亲。当我们来到生产队食堂时,村里及邻近村子的群众不请自到,一下子聚集了五六百人。我看人来了这么多,乱哄哄的,不好谈话,便请公社副书记陈从忠把原定第二天召开的群众会,提前到当天。这样既省得浪费大家的时间,我也可以听听大家的意见。陈从忠简单讲了几句话之后,我便请大家随便谈了起来。于是,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许多人不客气地问我,知不知道群众没有饭吃?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一位名叫陈从明的中年社员激动得爬坐在桌子上,喊着我的乳名大声说道:“春分妹子,我有很多话要对你说,就不晓得该不该讲真话?”

看着这位苦出身的乡亲这么激动,我深知他有许多话要说,便对他说:“你有话尽管讲。”

“我讲了真话,你走后公社会不会把我打成反革命呀?”

我望了望在场的地、县、社领导,说:“你反映真实情况,怎么会成反革命呢?”

接着陈从明便一五一十地诉说起来:去年发大水又下冰雹,粮食减产,可是公社却向上级浮夸说粮食跨《纲要》,并按跨《纲要》的指标来征购。我们完成征购任务之后,就没有多少粮食了。现在饭吃不饱,靠挖野菜充饥,许多人得了水肿病,射山村已饿死了十多个人。公社领导只顾扛红旗争先进,不顾群众肚皮,不管群众死活。说着又指着我说:“春分,你当那么大的官,究竟知道不知道群众没有饭吃呀?你知不知道我们快要饿死了呀?我们实在想不通,为什么会弄成这个样子啊!”

陈从明一席话,说出了许多群众积郁在胸中多时、想讲又不敢讲的话,引起了在场群众的强烈共鸣,全场顿时出现一片呼喊声:“陈从明说得对呀!”“陈从明说得好呀!”大家纷纷争相诉说饿肚皮的痛苦。

突然,一位头发花白、瘦骨嶙峋的老大娘跌跌撞撞地挤到厅堂中央,“扑通”一声跪在我的面前,抱住我的脚泣不成声。这突如其来的举动把我吓了一大跳,我赶忙用双手把她扶起来。定眼一看,原来是我的一位叔婆。我一边扶着她一边说:“三妹婆婆,你不能这样,我担待不起,受不了呀,你有话起来慢慢说。”

老人家站起来拉着我的手说:“春分,我这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婆从来都没有饿得这样透(厉害)呀!我一家饿得不行,上山采山苍子树叶碓糠吃,头都被碓打破流血呀!这样的日子怎么过啊!你要救救我们呀!”

老大娘的哭诉深深地感染了在场的群众,许多群众伤心落泪,会场上出现一片哭泣声。面对此情此景,我再也无法抑制自己的感情,辛酸的泪水刷刷地流了下来。

一阵悲戚、沉默之后,大家又诉说起来。大家说话很多,会议一直延续到深夜,大家仍不肯离去。后来在几位老人的劝说之下,大家才依依不舍地离开。

这一夜,我睡在床上愁肠九曲,辗转反侧,怎么也合不了眼。想着群众生活如此艰难,我又情不自禁地暗自落泪。第二天清晨,我便对弟弟陈家齐说:“老弟,我要走了。”我弟弟一再挽留说:“你好不容易回来一趟,多住几天吧,我们兄弟还没有好好聊一聊哩!”

我满腹心事地对他说:“昨夜,我一夜不曾合眼。现在大家没饭吃,我不能不管呀,我要向县里、地区和省里反映,尽快帮助大家解决困难。”

弟弟看我执意要走,十分内疚地说:“昨夜我坐在你对面,看你哭得像泪人一样,心里难过极了。你好不容易回来一次,我们没有好东西招待,还让你这么难过……”

说到这里,他已泪流满面、泣不成声了。弟弟趁无人之际,给我讲了一些情况:原来,在我回家之前,省里已给龙岩地委、上杭县委打了招呼,要他们做好接待我的准备。地委、县委分别作了研究,并通知了南阳公社党委。龙岩地委、行署派了民政局一位姓马的局长,在公社党委副书记陈从忠的陪同下到我老家官连坑,了解群众生产生活和社会秩序的情况,布置接待我的准备工作。当时,我家官连坑生产队和其他乡村一样,群众生活很困难,许多群众吃不饱,靠挖野菜、摘树叶充饥。马局长把这些情况向县里作了反映,县里随即拨了九千斤谷子给南阳公社安排群众生活,特别为官连坑生产队安排了七天的口粮,保证每人每天有三两大米。公社领导对大家说,陈丕显同志要回来视察,你们要多谈大好形势,不要叫苦连天给陈丕显同志增添麻烦。这话的含义,大家心里当然清楚。

随后,龙岩行署代理专员李应槐又专程到南阳、官连坑,和马局长一起帮助群众安排生产生活。县里给南阳拨粮的消息和李应槐专员来的消息不胫而走,结果传得走了样。与南阳毗邻的旧县、白砂等公社的一些社员群众,误以为我已到了南阳。许多群众匆匆赶来,挽着乞食的碗筷、竹筒直奔官连坑,见着李应槐专员,不分青红皂白,不管三七二十一,倒头便跪在他的面前,异口同声地哭着喊着:“陈书记呀,救救我们吧!我们没有饭吃呀!”一位群众当场哭诉说:“我家里人都饿死了,只剩下我孤独一人了,走投无路才出来讨饭吃呀,陈书记你大恩大德救救我们吧!”在场的公社副书记陈从忠见此情状,立即向前把下跪的群众扶起,劝他们说:“这位是地区行署李专员,有困难他可以帮助解决。”他说完随即写了一张纸条交给这批群众,叫他们到红专群众食堂去住宿。这些群众离去后,陈从忠遵照李专员的指示,赶回南阳公社去了。此时县委副书记李升亮和县委办公室主任刘礼也到了南阳。李升亮召集公社党委书记廖诚、副书记刘在春、陈从忠等人开会,研究如何向我汇报工作。他们最感头疼的问题是,粮食产量怎么汇报?经商量,他们认为,既然公社副书记刘在春在上海曾向陈书记汇报过粮食跨了《纲要》,那么这次汇报还是坚决大跃进,不能后退!紧接着,公社党委召集全社生产队到化成农场开会。由县委办公室主任刘礼给大家作报告,统一大家的思想和口径。他说,当前虽然群众生产生活有些困难,但整个农村形势还是很好的。南阳公社农业生产搞得好,去年亩产跨了《纲要》,是全县的先进单位之一,受到县委、地委、省委和中央的表扬,这是全县和南阳公社的光荣。然后,他又告诉大家,过几天,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同志要回南阳来视察,但他不可能接见你们,只能接见军烈属代表。希望大家努力生产,搞好春耕,不要给陈丕显同志增添麻烦。

听了这些情况,我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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