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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题: 【成败之鉴·党国要人志·中共首脑 4 】陈独秀特辑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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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败之鉴·党国要人志·中共首脑 4 】陈独秀特辑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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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败之鉴·党国要人志·中共首脑 4 】陈独秀特辑 1 -- HGC - (3371 Byte) 2004-11-05 周五, 上午10:39 (979 reads)

HGC
[个人文集]

加入时间: 2004/10/29
文章: 312

经验值: 525

标题: 莫纪彭: 我与陈独秀的交往（外四种） (337 reads) 时间: 2004-11-05 周五, 下午12:32

作者：HGC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成败之鉴·党国要人志·中共首脑 4 】陈独秀特辑 1

本贴包括以下内容：

莫纪彭：我与陈独秀的交往

袁同畴：与陈独秀早年的一些接触

王觉源: 我所认识的陈独秀先生

任卓宣: 我与陈独秀先生

尉素秋: 我对陈独秀先生的印象

其中，《我与陈独秀的交往》标题为HGC所拟，选自《莫纪彭先生访问纪录》（台北：中研院）一书 “十二、余与陈独秀之交往”，是由HGC成员搜集并完成数字化处理。

其他内容则均选自《传记文学》杂志总第180号，发布底本为《传记文学》杂志光盘版，未经核原文。

文中“【】”及“[ ]”符号及其内简体字注释内容为我等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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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纪彭

余与陈独秀之交往

獨秀皖之懷寧人，民初在皖，左柏文蔚辦理教育，辛亥前，余嘗赴安徽合肥，住七、八月之久，與安徽黨人多有往還，而未嘗與獨秀見面。迨二次革命失敗以後，獨秀避居上海租界，聞余等安那其主義者之活動，輾轉尋訪，因得結識。其時師復【按，即刘师复】病已不起，餘等均居留滬上。

獨秀娶姐妹二人，租一樓一底房屋居住。房中置長條木板，滿置中文書籍。以後余知獨秀國學造詣甚佳，能背誦整部「文選」，然對西學則所知有限，惟獨秀極力務新，熱心介紹西學，閱及餘等主辦之《民聲》雜誌，因來接洽。其時獨秀正籌備《新青年》雜誌，托餘代覓若干資料，供其披載。餘嘗爲之收集有關英國自由主義之材料，頗得獨秀之珍視。以後余且翻譯一篇<托爾斯泰之逃亡>，用「汝非」筆名，刊于《新青年》第一卷第二號。當時獨秀未必真正瞭解共産主義，僅醉心新說而已。但獨秀之文章銳利，風靡一時，影響于當時人心者極大。

餘再與獨秀相晤，則在競存【按，即陈炯明字】主政廣州以後，獨秀負盛名，受競存禮聘來粵主持教育，北京大學生紛紛隨獨秀南下活動。其次，因東莞地方財團明倫堂須加整頓，餘與獨秀談及，獨秀即欲派其弟子袁振英前往負責。以後各地凡有事須辦，獨秀輒派其學生前往。餘對獨秀此種包辦作風漸感不滿，學生固非萬能者也。以後餘以獨秀走入俄式共産主義迷途，更無再見之機會，其他獨秀發表之言論，余更無意一覽之。惟抗戰年間，他死在四川江津，這幾天余客吳稚老【按，即吴稚晖】家，稚老輓以一聯，中有短句：「于人類社會有功，於中國祖宗有罪」，余行囊保有稚老書札，其中紀錄輓聯，楹聯多起，獨惜未曾保有輓陳獨秀之聯語全文。餘固帶頭巾氣，好吟詩作對，遺恨失此一聯。

[以上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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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同疇

與陳獨秀早年的一些接觸

我因為有病，不能出席座談會，很抱歉！現在我把要說的話簡單的寫出來，以供各位參考，並請指正。

時有往來、也時有爭論

關於陳獨秀氏的生平及其學養，我所知不深，僅民國九年在上海時時有往來，也時有爭論。他是醉心共產主義的，他認為只有共產主義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主張中國要革命，就要和俄國一樣，實行共產主義。我則以為中國的社會情況和俄國不同，可以用和平的方法，來達到社會主義的目的。那時我們曾合組社會主義青年團，他要改為共產主義青年團，從此我們就分手，各幹各的了。詳見拙作「一個亟應辨正的史實」（載「傳記文學」第十四卷第五期），茲不復贅。嗣後陳氏南下，任廣東教育委員會委員長，我們就更疏遠了。

「他們有盧布用呀！苦什麼？」

民國十年暑期，我遊南洋，便道到廣州，在永漢路遇見蘇麻子。蘇是青年書店的經理，我們在上海時相識，此時也到廣州來開青年書店了。他問我去看陳獨秀沒有？他說沒有。他說陳氏仍常提到我，應該去和他談談。我說我們意見不合，談不來。蘇說，意見還意見，朋友還朋友。力勸找去看他。第二天我到陳氏的住處，天南地北，談了很久。他問我上海的情形，我說大家都很苦，尤其李漢俊苦撐外國語學社（社會主義的活動中心）非常吃力。不料陳氏連說：「不！不！他們有盧布（俄幣）用呀！苦什麼？」我聽了大吃一驚。一則我在上海和李漢俊常見面，他住在他哥哥李書城家裏，生活也很簡樸；而且愁眉苦臉，不像拿了俄國活動費的樣子，二則第三國際拿錢來策動中國赤化；早已有此傳說，今聽陳氏此言便證實了。但是這些錢被什麼人拿去了呢？何以沒有經過陳氏的手呢？難道他已被排斥了嗎？三則楊明齋（山東人）是俄國派到上海來的重要人物，他主辦中俄通訊社，但中文不大通順，社稿還要我們幾個同學幫忙修正，並且替他油印轉發，我們同學全是盡義務的，從來沒有得過他分文的報酬。有一段時期我們和楊明齋住在一起，房租伙食都是各自負擔。常時大家只知道革命是要犧牲的，要出錢出力的，沒有想到，自己的血汗已被人家出賣了，共產黨口口聲聲罵資本家剝削勞工，殊不知共產黨對人類的剝削比什麼人都厲害都到家。我記得上海首批去留俄的學生，總是俄國的安排，而由上海到大連的船費都要自己出，大家沒有錢，還是靠仇老先生（湘人，江湖中元老。）寫了幾張便條就過去了。是不是這筆留俄生的旅費也被他人私吞了呢？太狠呀！
陳炯明上了大當，有苦說不出

接着我們談到廣東的情形，陳氏除對南園西園的菜略有好評外，樣樣都不順眼，尤其對當時的非常大總統孫中山先生盡力誣蔑，開口閉口都稱「孫大炮」。那時我雖不是國民黨黨員，聽來也很刺耳。無論如何，孫先生他總是上官，陳氏總是部下，部下對上官可以這樣侮辱嗎？以後我到了南洋，才聽說中國共產黨南方由陳獨秀負責勾引陳炯明，北方由李大釗負責勾引吳佩孚，企圖南北並舉，分化敵人，壯大自己。吳佩孚比較保守，沒有中計，而陳炯明則要趕時髦、充前進，接受陳獨秀等的挑撥和煽惑，認為犯上作亂是革命行動，故敢公然背叛國父，而砲轟總統府了。以後陳炯明失敗了，共產黨又掉過頭來攻訐陳炯明，對其落井下石，尤其在國外有很多華文報，共黨份子均藉擁孫之名，而行篡奪之實（例如筆者親見吉隆坡的「益群報」，共黨卽利用擁孫反陳的彭澤民為主持人，而筆政則操在共黨份子鮑慧僧、董方城等之手），一面對陳炯明大張撻伐，一面宣傳共黨謬論，使陳炯明等不但不能在國內立足，連國外也無棲身之所。陳炯明到此，才知道上了大當，而有苦說不出了。
後話

以上所言，不過是陳氏在廣州和我談話的情形，此外他待人處世的態度我也留有深刻的印象。他為人輕率而偏激，但仍不失為性情中人。他明知我和他的意見不合，而談話時仍很坦率，足見他的胸懷還是很開朗的。共產黨是要毀滅人性的，要喪失人性的人才能做共產黨，陳氏因為還有人性，所以終不見容於共產黨。

陳氏所做的文章總極具蠱惑煽動的效力，尤適合於求新求變青年人的胃口，但仔細考量，缺失極多，像新青年「放狗屁，放狗屁，放狗屁」那一類的文章，能有傳世的價值嗎？倘若他不在北大任教，我想俄國人也不會看上他、利用他，就想利用他，也起不了多大的作用。可是他具有最高學府老師的身份，登高一呼，眾山易應，所以他能成為中國共產黨的開路先鋒。後來俄國人又覺得他的頭腦不夠簡單，恐怕難於駕馭，又轉而支助其他的人去主持中國共產黨。陳氏因此被遺棄了，而仍背着共產黨的老招牌，坐困而死，想最後也和陳炯明一樣有苦說不出呀！現在外國，尤其美國，也有不少在各有名大學任教的左傾學者正被俄共中共利用着，將來利用價值完了，是不是也會遭到陳氏的同樣命運呢？拭目觀之可也。

共產黨對於資本家剝削勞工的利益，深惡痛絕，但是俄共中共專政以後，勞工變成奴工，農民盡成農奴，不但剩餘價值被剝削，連基本的生活權利也沒有了。他們不但對人民如此，對所謂自己的同志也不例外。上文所說在上海的出賣青年血汗，私吞活動費用，卽其一例。現在還有些落後地區或民族，仍要飲鴆止渴，希望俄共中共來解救他們，真是夢想，妄想！人為萬物之靈，有時也會愚不可及。像史達林、毛澤東這兩個惡魔，玩弄這個世界幾達大半個世紀，至今還有人看不明白，這不是絕大的怪事嗎？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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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覺源

我所認識的陳獨秀先生

「傳記文學」雜誌發行人劉紹唐先生，為保存與闡揚民國史料與人物事跡，編輯每月人物專題。來函邀我參加「陳獨秀先生」的座談會。使我幾乎遺忘了三十年的陳獨秀先生，印像又復活了。馬上記起了他當年風傳一時的「除夕歌」：「除夕歌，歌除夕，幾人嘻笑幾人泣！滿地干戈血肉飛，孤兒寡婦無人恤！」描寫當年中國軍閥混戰所造成的災情，詞可歌而情實可泣。如果把今日中國大陸的情景，與今日臺灣作一對照，苦難與幸福，固有地獄與天堂之別。卽將過去中國大陸與今日大陸比較，亦不啻小病與沉痾之殊。不過今日中國大陸共產匪黨之始作俑者，原來就是陳獨秀先生。中國大陸弄得今日之暗無天日，災情慘重！陳獨秀先生個人，應不應負責？又該當何罪？世人早已有了不同的判決。這次座談會，可惜我沒有參加，自然沒有聽到在座諸位先生的高論。同時，由於個人對陳先生的瞭解不深，對他亦不敢妄提評價。僅就個人早年所認識的陳先生，作一點介紹，提供「傳記文學」補白。

民國十年前後，陳獨秀先生與胡適之先生，同為一般青年學生心目中的偶像。兩位先生，當五四運動的時候，提出中國文學革命的口號，一唱一和，有聲有色，對於中國後來文學改革的推展，實有極大的貢獻。今日兩先生，皆已先後作古，而世人對兩位先生的觀感，仍不無差別。倘陳先生不中途改絃易轍，去搞什麼政黨活動，仍本其初衷去努力的話，其學術上的成就，與其身後的尊榮，當不亞於胡適之先生，至少也是胡、陳並稱。不會弄到於今有「欲說還休」的地步。

在五四運動的時候，是思想最為龐雜的時代。「新青年」、「勞動界」等刊物，就是一些搞文化運動、社會運動和政治運動者的言論機關。陳獨秀先生的文章，經常佔有很重要的地位與很多篇幅。一經出版發行，讀者爭先搶購，實與今日一般書刊生意的冷落情況迥異。學生青年之受其影響者，也實在太多，余卽其中之一。我對陳獨秀先生的仰慕，卽從讀其文章開始，私衷雖欲一見其人，還覺為不可能的事。因為他在上海，我在湖南，地闊天遙，又談何容易！民國八年，我以從事長沙學生運動，受了行動拘束以後，意頗消極！父親要我改換環境，另謀新的出路，乃介紹我到上海去找楊樸園先生（此公在臺病歿），謀一半工半讀之處安身。次年，得表叔黃滌塵先生赴粵之便，同輪赴滬。不意氣運欠佳，適楊先生因事入川，余之此行，便全落了空，而表叔又急於赴粵，因將我託於李少陵先生，待機結伴返湘。李少陵先生（抗戰時，任甘肅省政府秘書長，在臺去世），長我五、六歲，時正就學於上海中華職業學校，亦半工半讀性質。對於無政府主義，具有濃厚的與趣。我住在廣泰來客棧，他住在陸家濱，相距很遠。他時常來看我，大家也很談得來。他是一個窮學生，我的行囊亦不充裕，不敢常去遊樂場所，祇好經常以壓馬路消遣。一日，沿着法界霞飛路閒蕩，經過漁洋里口「外國語文補習學校」門前。他說：「我們進去看看好嗎？」我說：「不太好吧！」他稅：「不要緊，我常常來的。」我祇好跟隨他進去。所謂學校，既沒看到一個學生，也沒什麼教室設備，祇有幾張粗木桌椅，擱在牆邊，（後來才知道是晚間上課，此處也是中國共產黨的初設機關。）有三個半老貌復不揚的人，正在談得興高彩烈。見了我們，隨隨便便的打個招呼。少陵也未着意的介紹，僅說我是湖南「新民會」的會員，是來上海就學的。我正惶惑李為何如此介紹？（我不是新民會的），他又轉介紹某為陳獨秀先生、某為楊明齋先生、某為俞秀松先生。余心頓為一驚，注視了陳獨秀先生一眼，始覺數年來心目中的偶像，原來就是這樣的一個人。見面不如聞名，當時對他的估價，心裏就不免打了一個折扣。楊明齋，後來我在廣州又會過幾次。楊和俞秀松，以後在莫斯科中山大學，且都成了我同期同學，初談往事，他們還誤會我是中共的同志。

這時，我雖已十九歲，然世故不深，仍祇算是一個初出茅蘆的小子。陳獨秀先生聽說我是剛從湖南來，對於湖南的情形，垂詢較多。我亦所知必答。其不能作答者，少陵輒多方代我掩飾。陳先生或以我年齡學識關係，談到有關社會主義問題時，所談的內容，都極平淡膚淺，不足為奇。因為關於這方面的書籍，我已閱讀了一些。當時頗有點懷疑；所謂社會主義者，僅此而已嗎？心裏雖存疑義，由於對他的偶像心理，尚未破除，也祇好聽了算了，而不敢有所質詢。我們告別時，他還檢贈了一些書刊，有「新青年」、「勞動界」、「共產黨宣言」、「階級鬥爭淺說」、「共產主義初步」等。還說：「如果不够，可以多帶一點去。」察其意或欲我代作其義務宣傳，因而我也就多拿了幾本。這些飽載而還的書刊，其中有些我雖早已看過，後來也都把它帶回了長沙。這些書刊，日後如真發生過什麼流毒的話，也自應歸陳獨秀先生負責。因為我當時尚年輕識淺，還沒有遠見及此的能力。在此以前，我所看的書刊，都是自己花錢去買的。何以他們不要錢、白送呢？少陵的解釋：他們正在搞「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會」（中國共產黨的前身），從第三國際代表維辛斯基那裏，每月領到幾千美金的用費。這些書刊，都是他們的宣傳品（在此以前，我很少聽過這名詞和如此的作法），用來作釣魚的引餌的。我也終於明白了：這原是為第三國際張目，替蘇俄共產主義跨到中國來架橋樑，打基礎的搞法。

我當時所見到的陳獨秀先生，穿著一身白色短褂長褲。天氣並不太熱，拿着一把大摺扇，時而放下，時而揮着。貌不甚楊，不類一個學者模樣，且有些老學究的形態，神氣却蠻足的。他或許認為我是個青年小子，以老賣老，擺着呆板嚴肅的面孔。談話很少笑容，像是一個不易接近的人物。據說：毛澤東也頂不滿意他這種態度。毛澤東在上海流浪時，他對毛常不假以詞色，動輒辱罵壓制。毛澤東懷恨在心，也成了後來倒陳原因之一。由上海到莫斯科中山大學去的共產份子，多半都是與陳獨秀先生有關係的，如沈澤民、張聞天（洛甫）、俞秀松輩，與他還很密切。當十六年國內共產黨「打倒陳獨秀家長制度」的運動發生時，馬上就反映到了莫斯科，也一陣風似的要「打倒陳獨秀的家長制度」，所謂「家長制度」，是由於陳早以共產黨的家長自居。顧名思義，就可想到與陳獨秀平日的態度、作風、倨傲、專橫有關。所指陳獨秀領導中共革命失敗（應由第三國際負責），原不過是「倒陳」的藉口而已。可見陳獨秀先生平日之為人處事，是有點乖情理、失眾望的。第三國際對他個人的領導作風，原來也是不滿的。故「倒陳」之風一吹，遍地草動，與陳有關係甚至親密的分子，也無一不見風轉舵，集衆矢於一身的。當時張聞天告訴我：「獨秀個性很強，很固執，有時尤急躁不講理，驕橫自大。以無產階級的領導者自居，實無處不表現了小資產階級的習氣。不是一個玩政治的人物。」俞秀松則謂：「以獨秀的個性與態度，閉戶讀書修文，或大學講講課，其成就必較搞政治為優」。以我個人親歷所見，參以張聞天、俞秀松的見解，平心而論：陳先生祇能作一個文學家，因為他的文章，寫得還生動入理；而不適宜作一個政治家。因為他的器量風度都不够。沒有平易近人的態度，沒有濶達涵融的器量，往往是招致怨尤，脫離群衆的主要原因。後來毛澤東等實力派之脫離家長門下而獨樹一幟；與陳獨秀自己，於民國十六年以後之一蹶不振；原因固然很多，而他個人的因素，也不能說少。

民國九年九月以後，陳獨秀先生已積極展開其活動，企圖將馬克思主義研究會，變為中國共產黨。而我則先兩月，找到回湘之伴，泛輪到了長沙。次年七月，並聞他在俄人維辛斯基與馬林資助慫恿之下，在上海法界蒲柏路，終於成立了中國共產黨。出版了一種「嚮導」刊物，在長沙偶然間也能看到。言論雖較以前更激進，總覺書生論政，不過紙上談兵而已，不會有什麼出息。上海一別的陳獨秀先生，與我曾沒有通過一點消息。直到民國十三年，我隨譚畏公（延闓）的軍隊到了廣州。在第二軍官學校讀書。才正式讀過三民主義，親聆國父孫先生幾次演講。思想有了定型，才成了國民黨的黨員。其時政府已實施了「聯俄容共」的政策，共黨分子，亦多成了跨黨分子。國共人士交往，亦毫無禁忌。一個星期日的下午，李富春、方維夏（皆跨黨分子）與我（被共黨列為國民黨左派分子）偕往廣州東山訪問陳延年（獨秀先生之子，負廣州共黨責任），時陳獨秀、譚平山、張太雷亦在座。曾聽說，陳獨秀先生擔任中共總書記以後，行踪非常秘密，公開場合，更不露面，高高在上，原非等閒之輩可以見到的。一別六年的我，今日能得一見，自然是沾了李富春、方維夏的光。心目中頗有不同的感想，他地位聲勢，雖已超過當年，而冷若冰霜的態度，却仍舊未改。他對李富春、方維夏，自然是早都認得的。對我似乎是沒有印象了。經自我介紹，說出上海晤面之事以後或許見我穿了一身軍校制服（當時軍校學生很吃香），忙着說：「不錯，不錯。」又或許因了李、方二人的關係，我才得到他另眼相看的待遇，與我周旋起來。當時所聊的，都不過是我近年來的工作情形，和生活狀況。從此以後，我也沒有再見過他了，因為不久，我就去了莫斯科。

陳獨秀先生，在上海做了幾年共產黨的皇帝。實際上，他受第三國際與鮑羅廷的控制；下有驕臣悍將（實力派）的掣肘；有力組織共產黨，無權支配共產黨。為所欲為，已非易事。他坐在寶座上，寫文章、談政治，固然頭頭是道。一旦面臨實際環境，則又無所措手足。尤其時當十六年以後政局大波動之際，第三國際以自己陰謀末逞，則嫁罪於他的無能；黨內平日痛惡陳獨秀獨斷專行的分子，則指其領導錯誤。在內外夾攻，「打倒陳獨秀家長制」的口號之下，陳獨秀先生的寶座，便一推即垮。共黨具有實力的分子，如毛澤東、瞿秋白、李立三等，則採取行動，進行湖南、江西各地各暴動。陳見大勢如此，祇好親去蘇俄求援（有人說他見過托洛斯基。在史達林嚴密監視之下，似不可能）。結果，不但碰了史達林一鼻子灰回國，反而被戴上一頂「托派」的帽子。陳獨秀完全成了孤家寡人一個，當時莫斯科共產黨內部，曾流傳一首打油詩，末兩句有道：「稱孤道寡事蘇俄，垮無一個是嘍囉。」確是陳獨秀先生當時的寫照。此時的第三國際，由史達林主持，亦有意乘機分裂中國共產黨，從派系中支持國際派出頭奪權。一方承認毛澤東、瞿秋白等實力派的領導，進行暴動政策；一方復派國際派的陳紹禹與秦邦憲，先後接收中共中央，代替陳獨秀先生的位置（中共在上海不能立足後才逃赴江西趨附於毛澤東）。從此共黨內爭不休，終使毛澤東掌握了共產黨的大權。這段共黨內部長期鬥爭史，暫且不談。至於陳獨秀的家長制，前面我已經道及過，不過是「倒陳」的藉口而已。至替陳獨秀先生戴上「托派」的帽子，却實在有點冤枉－－終身洗不清的冤枉。他生前有口難言，從來也沒有人替他洗雪過。當時作者正在莫斯科，對國內實際環境，雖不免有些隔膜，但對蘇俄共產黨的內爭，却瞭如指掌。蘇俄史達林（右派）、托洛斯基（左派）、布哈林（中派）的鬥爭，已有很長的歷史。因中國共產革命失敗以後，其鬥爭則日越激烈。其實三派的主張，都是不合中國革命的實際情勢與要求的。史達林企圖「黨成一石，權歸一人」，尤不容許托洛斯基這個厲害腳色的存在。托洛斯基的主張，原是「不斷革命論」。這正是當時毛澤東、瞿秋白、李立三輩，所採取的不斷的暴動行動。原不是陳獨秀先生所主張的。陳獨秀先生的主張，一貫比較溫和。或許因為他多讀了一些中國古書，還有一點舊道德觀念，更不忍自己人殺自己人。故當寧漢分裂之際，猶企圖與汪精衛聯合，維持國共合作關係，挽回殘局。故「托派」的主張，正是毛澤東等所幹的勾當，而不是陳獨秀的所欲所為的。史達林排除任何異己者時，不分青江皂白，都一律冠以「托派」的頭銜。史達林在自己所統治的國家裏，絕不容托派存在。相反的，對外國共產黨，則極力推動資助不斷暴動的托派思想和行動。瞿秋白與毛澤東輩，在發展暴亂中，正少不了國際的援助，為討好史達林，投其所好，乃強調打擊「中國托派」。陳獨秀樹倒猢猻散，自己又逃亡之不暇，怎會去搞所謂「中國托派」！已成落水狗的陳獨秀先生，雖無任何利用價值可言，却作了毛澤東後來翻身騰空的資本。獨秀先生冤魂有知，當亦死不瞑目。

陳獨秀先生垮臺以後，孤掌難鳴，在國內不能安居，乃四處遷移隱藏。既畏國民政府的通緝拘拿；又怕共黨仇視分子的暗算。不幸得很，他雖多方逃遁，終於民國二十一年，被共黨反陳分子發覺，向政府告密，在上海租界被捕，繫於南京監獄。陳以謀叛未成，死不值得。一方深有悔禍之心；一方則託某些要人為之脫罪。國民政府亦以陳獨秀雖有為禍之心，罪惡尚未昭彰，原有其近數年來已具悔禍之誠；十六年後，完全脫還了中共關係：乃秉寬大為懷之旨，僅加監禁，未予重刑。對日抗戰發生以後，陳先生被釋出獄。道經武漢時，周恩來、董必武等，猶力勸他重回共產陣營，他不僅當卽予以拒絕。在他寫的「最後的見解」中，並坦白的指出：「我之參加共產黨，是當時知識分子愛國的狂熱衝動，是迷失的錯誤。共產黨落在毛澤東手裏，是時代與歷史的悲劇。」從這幾句簡單的話裏，方可看出陳獨秀先生的衷心和遠識。他搞共產黨，原是出發於其愛國心理。今日中國大陸之慘罹共產禍害，或真為他始料所未及。故陳獨秀先生，固罪有應得之處，似亦有可以原宥之處。

抗戰初期，政府放棄東南各省，當局為止防共產黨對陳先生的暗算與被日人所利用。對陳亦特加保護，遷他到四川江津，與其後妻張玉清和幼子存真，同居一室。天倫有樂，生活自由舒適，算是他一生中最安享的時期。直到卅一年五月，才病逝於江津。依古俗所傳，仍算是壽終正寢，非如歷史上之大奸巨寇，難得善終可比耳。罪不及於枯骨，乃從來仁者的觀念。可是中國大陸陷匪以後，毛澤東對陳先生仍然舊恨未消，像湖南農民掘發毛家的祖墳一樣，命江津匪徒（據說為鄧小平），舉行清算鬥爭陳獨秀大會，終於宣佈陳先生的罪狀，毀其墓，暴其屍，任人侮辱踐踏。他的妻和子，原是無辜的，亦皆被拘捕囚禁，不知所終。毛雖惡陳至深，其實毛之發跡，乃陳一手所提拔出來的。毛澤東不是無知的農民，倒陳已經洩恨，怨猶下及枯骨，憤及其妻孥。毛澤東和共產黨徒之無情無義，觀此更沒有話說了。

單從某方面看，陳獨秀先生固有可議之處。從另面看，他對中國文學改革的貢獻，又不可沒。當五四運動之際，他與胡適之先生，先後發表「文學改革芻議」和「文學革命論」，主張把高深古奧的文學，改為通俗淺顯的文字，使能深入普遍於大眾。胡、陳兩先生，登高一呼，應者四起，卽形成為一種運動。陳先生的文章，雖是繼胡先生的文章而作的。他的主張，卻較胡先生尤為激進。如謂：「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至誠的寫實文學。推倒迂腐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瞭的、通俗的社會文學。」都是明白、具體而切實的主張，將當時的中國青年，從死的文學中，領到活的文學境地。為中國文學革命，開創新的基礎。當日國內有名的報刊，隨卽採取了實際行動，如「新青年」（胡適之、陳獨秀）、「星期評論」（羅家倫、傅斯年），「每週評論」（胡適之）、「建設雜誌」、（朱執信）、及「北京晨報」、「上海時事新報」、「上海國民日報副刊」（邵力子），不但都採用了語體文，文章內容風格，亦多所改革。到了民國九年以後，則成了報刊普遍的現象。就這一點說，如不以成敗論人，胡適之先生固然有功，也不能把陳獨秀先生完全抹殺了！

[以上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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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卓宣

我與陳獨秀先生

承劉紹唐先生問及我與陳獨秀先生底關係，要我補充說一下。茲從陳先生辦「新青年」開始。那時我在南充中學讀書。看見我底國文老師看「新青年」雜誌，我遂到學校圖書館去借。我看了那個雜誌內的一些文韋，至今還能記憶點的，是「我之愛國主義」中的勤、儉等項目。因此，我可說是陳先生底讀者。但那時影響我思想最深的是梁啟超，不是陳先生。

後來我到法國勤工儉學，因勤工故，同情工人，參加一種講社會主義的團體，曾讀到陳先生辦的「新青年」和「嚮導」週報。我寫了一篇論巴黎公社的文章寄「新青年」，他給我刊出了。及十四年五卅運動發生，我在巴黎響應，被捕下獄。因為是政治犯，尚可看書寫文。我先後寫了兩文報導巴黎華人響應五卅運動的，寄「響導」週報，一篇被題為「巴黎來信」，一篇被題「旅法華人反帝國主義運動」，都刊載出來了。

十五年，我離開莫斯科孫逸仙大學，回到上海，曾去拜訪陳先生，這是第一次見面，但是並不陌生。當時遇見到張國燾及其他一、二人，他對我說，應該留我在中央工作。但是廣東區需人甚急。廣東區包括廣東、廣西、香港及東南亞，需人主持宣傳。他要我去，但覺有些抱歉。他底話說得親切。我不感覺是「家長」底樣子，我答應去。

到了廣州，方知廣東區委員書記是他底兒子陳延年，係留法勤工儉學同學，為人平實幹練。我在廣州住了約一年的光景。一天看「民國日報」副刊上，有一篇談中國文學史的文章，中有「新青年時代」那個小題，心裏感到詫異！原來「新青年」在文學史上已經有劃時代的貢獻了。因此，覺得陳先生辦這個雜誌非常成功。我所以詫異，實在因我不研究文學，未注意於文學革命之故。

及抗戰發生，我被中央軍校特訓班主任康澤先生聘為高級教官，課程由我決定，遂以「中國底現階段及其將來」為課程名稱，集中講授，大約十六時完畢。該班設於江陵。中央政校特訓班則設於武昌，亦由他兼主任，因而亦聘我前往講課。這同樣由我決定課程，遂以同樣名稱應之。當時武漢為實際政治中心，我多在此地住，有時往江陵。是時，陳獨秀先生也在武漢小住，我曾去看他一次。知道他生活樸素，有古人安貧樂道之風，他自然一點架子也沒有，非常平易近人。

後來他定居於江津。我在重慶住，曾到江津去看他一次。他住在一個樓上。那個房子也只有一層樓，並不高大，非常普通。他底生活也很普通。同居者為一潘姓女工，他做家務事。我同他談話也不久，同時還有別的會他的人。我又要當天回重慶，除看望他外，並沒有甚麼事情。所以會面後，知道身體很好，便離開江津了。

我回重慶後，同內子尉素秋談及陳先生底生活清苦。我們都是欽佩他底學問、事業及為人的，決定匯二百元去，以表敬意。那曉得匯去之後不久，又退回了。他以為我比他窮，所以不收。我誠然是窮，但還辦「時代思潮」，寫文章，多少有點收入。後來我被中正大學聘去任教。他於三十一年五月逝世時，我還在江西，根本不知道，自然莫由去送葬。迄今想起來，總有些慊疚！

陳先生底長子延年及三子喬年，俱在法國勤工儉學，與我為同學，見面之時較多。我在法國聖沙孟（ Saint-Chamond ）鋼鐵廠作工，由學徒而工人，及年底被裁。當時存得有點錢，想不作工而辦雜誌，但寫不來油印。知陳氏兄弟在法國南部瓦爾士列班（ Valles-les-Bains ）住，辦有一個油印雜誌，宣傳無政府主義，遂往會他們。見到後，當日遂返。及寫油印，仍不成功，遂作罷。

是年（一九二二年）秋，一個旅歐的團體成立，陳氏兄弟俱參加了。那個團體底總部設在巴黎，出版「少年」雜誌，後改名「赤光」，其油印俱由他們兩人負責。大概是延年寫油印，喬年印刷、裝釘，共同做發行工作。他們底名義或為秘書，或為書記。二人只管工作，不注意名義。他們俱非執行委員。開會時，他們能紀錄。總之，他們做的是事務工作，也未寫文章。

他們兄弟兩人，俱沉默寡言，埋頭做事。延年貌不颺，喬年很英俊，都刻苦耐勞，沒有一點不良的習慣和嗜好。兄弟之間，亦頗相得。我未聞他們失和情事，亦未聞他們與人有何種爭辯或爭執。那時，旅歐團體常有選拔人到莫斯科東方大學讀書的事。他們兩兄弟被派去了。因為他們工作久，著有成績。其後，都由那裏回國。我對他們見面之時雖多，談話之時却少。因當時各人俱忙，並無事實上之必要也。他們回國以後都成了幹才。我同延年共事不到一年，對喬年還沒有見面的機會。我知道他們底情形，大致如此。

[以上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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尉素秋

我對陳獨秀先生的印象

記得民國二十二年春天，陳獨秀被捕受審的時候，轟動了全國的輿論。他在思想文化界人的心目中，投下的影子太深刻了。大家所談的種種，有一件事特別耐人尋思。就是他被捕從上海押解來京時，在京滬車上酣睡一大覺，車到下關纔把他叫醒。本來坐火車打瞌睡的事太尋常了，不值得一提，但是他這段旅程却不尋常，等於押赴刑場呀！滔天大禍，生死關頭逼在眼前，能安心熟睡嗎？這使我聯想到宋朝的蘇軾。蘇軾被他的敵黨以作詩誹謗皇帝之罪名下獄治罪，臨不測之禍的前夜，他在監房中呼呼大睡，這不和陳獨秀京滬車上的酣睡有些相似嗎？

常人在利害交戰於胸中時，已輾轉不能入睡。至於生死大關來臨，總會恐懼、倉皇失措。能從容不迫，以至於恬然入睡，假若沒有養其浩然之氣的工夫，以及「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的至高境界，絕對做不到。就憑這一點，陳獨秀在我的想像中，已鉤畫出一副東方哲人的簡單輪廓了。

民國二十七年武漢保衛戰開始，我在入川的人潮中擠到宜昌，換上了民權輪。遇到鄭學稼學長，他告訴我，陳獨秀先生也在這船上，末買到舖位，在大菜艙的外面打地舖，當時稱之為三等活動艙。我和鄭兄到陳先生處閒談，首次見到廬山真面目。大家席地而坐，海濶天空的閒聊，打發這漫長的旅途。

陳先生穿著一套中裝短衫褲，頂上灰白的頭髮，剃去周圍，只留中間像茶壺蓋樣的一片，蓄有三四寸的長髮，向後梳著。鑲著一隻金牙齒（清末民初的人有此習尚），展露笑容時清楚的可以看到。鄭學稼兄說：陳先生眼睛中特有的光芒，為他所僅見。他很少佩服誰，惟獨對陳先生敬佩有加。我則覺得，陳先生眉宇之間，表現出一種爽朗剛健的氣象，令人體會到古人所說「乾坤清氣得來難」的含意。吐詞琅琅如山泉松風，表現讀書人的氣概。

船到萬縣，有所停留。陳先生詢及當地的名勝，我說西山公園值得一遊。他同他的夫人約我乘竹轎前往。事前講定每乘轎子三角錢，到了目的地，他付了一塊錢給轎夫說：「每乘三角，多給你們一角，不用找了。」轎夫聽我們的口音是船上來的「下江人」，兇狠狠的非要再加錢不可。陳先生指著那個最兇傢伙怒斥道：「多給你錢，你還不知好歹，我要揍你！」舉起手杖來就要打，這纔把他們嚇退了。陳先生慨然的說：「流氓往往說自己是無產階級，其實不同。無產階級是講信義的，流氓却亂來。」

船上茶房服務的態度，隨著艙位的等級而大有不同。對於我們這些沒有舖位的地攤客，自然沒有看在眼裏。陳先生住在大菜艙外，看得最清楚。他說：「茶房一點事也不替我們做，下船時，我們不給小帳。」由於上述兩件事，看出他有明辨是非，堅持原則，擇善固執的風範。他之不容於第三國際和愛蘇俄不愛中國的共黨，也是這種個性的所必然。

前面說過，我以陳氏比於蘇軾。他的年輕夫人患難相從，也有些像朝雲。她雖出身於工人，也還脫俗。據說，陳氏在病中對她說：「我死後，你切莫拿我賣錢！」所以她也能秉承遺志，拒受各方賻金，說自己的雙手能勞動，足以養活自己。

到了重慶，他住在南岸的鄉間，我拜訪過一次，知道他的生活清苦而且寂寞。不久，聽說他們移居江津。後來聽到他辭世的消息，不禁為這位「偉大的寂寞者」低徊不已。

他最後的生活雖然寂寞，但身後應該說並不寂寞。就如今天傳記文學社所邀請的各位，都是當前的諤諤之士，不輕易稱許一個人，對於流俗所指斥的「失敗者」，發出由衷的欽佩。承認他的價值和貢獻。比較一窩蜂錦上添花之輩的諛詞，其份量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以上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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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败之鉴·党国要人志·中共首脑 4 】陈独秀特辑 1 其他内容还有：

蒋梦麟：我与陈独秀（外二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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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子水: 陈先生的文字学著作与最后的政治见解（外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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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HGC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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