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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败之鉴·党国要人志·中共首脑 4 】陈独秀特辑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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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败之鉴·党国要人志·中共首脑 4 】陈独秀特辑 1 -- HGC - (3371 Byte) 2004-11-05 周五, 上午10:39 (978 reads)

HGC
[个人文集]

加入时间: 2004/10/29
文章: 312

经验值: 525

标题: 蒋梦麟：我与陈独秀（外二种） (360 reads) 时间: 2004-11-05 周五, 上午11:54

作者：HGC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成败之鉴·党国要人志·中共首脑 4 】陈独秀特辑 1

本贴收录内容为：

蒋梦麟：我与陈独秀

陶希圣: 记独秀
关于独秀的三段事

其中，蒋梦麟文即蒋梦麟《谈中国文艺运动——为纪念五四与文艺节而作》一文中“五、陈独秀与文学革命”、“六、陈独秀的最后主张”，原刊（台北）中国文艺协会出版《中国文艺复兴运动》。发布文本是由HGC据蒋梦麟《新潮》单行本所收完成数字化处理。原文为繁体字。

陶希圣《记独秀》复制自《传记文学》总第28、29号电子文本，发布时未经逐字核对原文。

本贴发布内容中若干文字及符号因从.doc与.txt文本复制时出现损坏，一时不可弥补，容后修正，请见谅。

文中“【】”及“[ ]”符号及其中内容为HGC编者按语。

—————————————————————————————

蒋梦麟：我与陈独秀

陈独秀与文学革命

那时候，陈独秀正在北京大学担任文学院长（民国五年就职），也极力推动文学革命，他的「文学革命论」（民国六年）提出三点：

○1 「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
○2 「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
○3 「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他的「新青年」自上海迁到北平以后，便成为北京大学的一班朋友、一班教授和教授的朋友们，提倡文学革命和一切改革运动的中心。

【中略。原文内容为比较民国九年成立的文学研究会提出的主张与陈的主张，二者近似。】

陈独秀在「新青年」里，推崇两位先生：一位是赛先生，一位是德先生。赛先生代表科学（赛因斯），德先生代表民主（德谟克拉西）。由此可知他的根本思想本来是西方思想——民主与科学，那么为什么又要在「新青年」里发表一些激烈的思想呢？因为当时社会上还有很多旧的制度、旧的传统和旧的习惯，在束缚和压迫着人民，所以他反对旧社会制度的旧礼教，都曾竭力攻击。这样，大家才误会「新青年」是主张三无主义的，即无政府主义、无家庭、无上帝。后来人家又硬把三无主义加到北京大学一班教授的身上，那就距离事实更远了。

凡是一种新运动的勃起，旧社会的人们总是不易接受的，往往会用种种方法去破坏它，制造出种种谣言来污蔑它，使它站不住。事实上北京大学只是主张「道并行而不相悖，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凡教授和学生的思想，学校向来是任其自由发展，不加干涉。这也就是战国儒家的思想。

这里我来谈谈陈独秀。他为人爽直，待朋友很好。我常常和他说：「我们两个人，有一个相似的习惯，在参加筵席宴会的时候，一坐下来，我们总爱把冷盘或第一、二道菜尽量的吃，等到好菜来时，我们已经吃饱了。所以大家说笑话，称我们这两个急性子，「同病相怜」。」

陈独秀的许多激烈的言论，是因为由习惯传下来的各种旧思想，妨碍着民主与科学的发展而引起的。所以他主张打倒原来的习惯与旧有的思想。但这不是他最后的目的，而只是一种手段与方法，用于建立一个民主与科学的新社会。所以他后来到底不能与共产党相容。记得有一次我曾看见他的一篇文章，骂得非常厉害。所以正统的共产党骂他是托拉斯基派，后来又骂他是「取消派」，说他要把共产党取消了。

陈独秀的口才很好，为人风趣，与他谈天，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当他离开北京大学以后，有一次因为他发传单而被警察捉去，后来由安徽同乡保出来的。以后还有几次也几乎被捕。一天，我接到警察厅一位朋友的电话。他说：「我们要捉你朋友了，你通知他一声，早点跑掉吧！不然大家不方便。」我知道了这消息，便和一个学生跑到他住的地方（刘叔雅——文典家里），叫他马上逃走。李大钊陪他坐了骡车从小路逃到天津。为什么坐骡车要李大钊同去呢？因为李大钊是河北人，他会说河北乡下话，路径又熟，容易逃出去。记得他们逃到山里的小村子后，李大钊曾写了一封信给我。他说：「夜寂人静，青灯如豆。」因为他们住在乡下的一个古苗里，晚上点了很小的油灯，所以有青灯如豆之语。那时我国政权还没有统一，北平方面要捉陈独秀，但旁的地方并不捉他，只要逃出北平警察厅的势力范围之外，便无危险。

我和陈独秀常讲笑话。我是一个秀才，陈独秀也是一个秀才。秀才有两种：一种是考八股时进的秀才，称为八股秀才。后来八股废掉了，改考策论，称为策论秀才。这种策论秀才已经有几分洋气了，没有八股秀才值钱。有一次陈独秀问我：「唉！你这个秀才是什么秀才？」

「我这个秀才是策论秀才。」

他说：「那你这个秀才不值钱，我是考八股时进的八股秀才。」我就向他作了一个揖，说：

「失敬，失敬。你是先辈老先生，的确你这个八股秀才比我这个策论秀才值钱。」

陈独秀起初的思想并没有像后来共产党提出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等这种主张。最初，他只是替贫穷的人民打抱不平。他曾写过一篇文章，引用了「水浒传」的一首诗：「赤日炎炎如火烧，田中禾稻半枯焦，农夫心中如刀割，公子王孙把扇摇。」他以这首诗反映出农民的痛苦和富人的坐享其成。因此他主张改革社会，认为非改革社会不能实现民主；要实行民主，便要同时提倡科学。

陈独秀的最后主张

后来我们的特务人员，在上海拘捕了陈独秀，关在南京拘留所里，我常常去看他；并常向他说：「仲甫先生！你写一本书，讲讲共产党在中国发展的经过，怎样？」他说：「哦！做不得，做不得，现在只好谈风月，不谈政治。」这话也是真的，因为当局特许他的女朋友随便去看他和谈风月。后来他被释放出来，抗战期间住在重庆江津，生活一直由北京大学维持的，政府也要我们维持他。有一次我忽然接到他的一封信，说我们寄给他的津贴没有收到，是不是已经停止了？我写回信说没有停止，照常寄的。大概抗战时期、交通困难，邮兑较慢之故。没想到我这封信发出后不久，他就死了。

在他去世前，曾有一篇文章，说明他对世界局势的见解，油印了分寄给朋友们，我也接到了一份。后来朋友们把这几篇文章和其他文件汇合起来，出了一本单行本，叫做「陈独秀的最后见解」。其中对战事的推想有两个可能的结论，而对于将来世界局势之预测，他认为：

「此次若是德俄胜利了，人类更加黑暗，至少半个世纪。若胜利属于英美，保持了资产阶级民主，然后才有道路走向大众的民主。」（一九四O年——即民国二十九年）

其所主张「民主政治的真实内容」的原文里，指出了七点：

「法院以外机关无捕人权。
无参政权不纳税。
非议会通过，政府无权征税权。
政府之反对党有组织、言论、出版之自由。
工人有罢工权。
思想、宗教自由等等。」他指说：

「这都是大众所需要，也是十三世纪以来大众鲜血斗争的七百余年，才得到今天的所谓「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这正是俄、意、德所要推翻的。」

以上是陈独秀最后对于民主政治见解的要点，也就是西欧民主政治的根本条件。

某年在重庆举行的一个盛大的酒会中，周恩来对我说：「今年的五月廿七日是仲甫（独秀）先生逝世纪念日，延安方面开了一个盛大的纪念会，您想这是应该的么？」

我点头微笑而说了一个「是」。

周恩来很机警的，他觉得情形有点尴尬，急忙接着说：「他后来变了托派，那是不对的啊！」
（托派为托拉斯基派的简称）

我含笑而不答。

[以上摘录内容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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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希聖

記獨秀

一、初見獨秀

我初見獨秀，是民國十六年。在武漢政權之下，各縣的農民協會喊著「打倒土豪劣紳」，「打倒指導地主」的口號，逮捕、拘禁、打殺他們指為土劣的紳士和讀書人，並且沒收這些人等的土地。到後來這種鬥爭與恐怖的影響，進入軍中。軍中官兵的家族被打殺，土地被沒收，陷入飢餓死亡的絕境。官兵的怨恨何如，可以想見。於是國民黨左派乃至共產黨右派，對於「農民運動過火」，提出糾正辦法。共產黨總書記陳獨秀特自到軍事政治學校，召集全校員生，表明他保障軍人家族土地的方針。

軍校員生隊伍在大操場列為方形，當中設一木製講台。獨秀由軍校校務委員會常委惲代英陪同，進入隊伍的中間。他站在講臺上，四面團團轉著講話。

我是政治教官，排在行列的前面。這是我看見獨秀的初次。

二、八七會議

武漢分共時期，共產黨內部已經分裂了。莫斯科有史達林與托洛斯基為了「中國革命問題」的鬥爭。莫斯科派到武漢的鮑羅延與羅易也起了爭執。「農民運動過火」就是兩派鬥爭的一個重大焦點。武漢分共之後，第三國際派羅民那茲到中國來，召開「中共中央全體會議」。開會地點不知道是漢口還是牯嶺，開會日期是民國十六年八月七日。這次會就叫做「八七會議」。

八七會議改推瞿秋白為總書記。獨秀被斥為機會主義者，解除了一切職務，仍存留其黨籍。八七會議之後，中共採取暴動路線。於是有南昌暴動，廣州暴動，汕頭暴動。另外有毛匪澤東在湖南煽動未成的秋收暴動，也都失敗了。

三、中東路事件

獨秀被匪黨開除之後，匿居上海。在莫斯科，史達林與托洛斯基兩派鬥爭更加激化。中共也分為兩派，其一是幹部派，其二是反對派。幹部派跟隨史達林，大喊其「帝國主義第三期」和「革命高潮」。反之，獨秀的一派卻承認了「革命退潮」。

史達林的幹部認定中國社會，是半封建半資本主義社會，因而中國革命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中心的農民革命」。托洛斯基的反對派認定中國社會是資本主義社會，而現階段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

反對派的口號是召開國民會議。這口號就是俄國一九○五年革命失敗之後「取消派」的口號。所以幹部派指稱獨秀派為取消派。

民國十八年中東事件發生。蘇俄集中大軍於我東北的邊境上，並派大批特務工作人員進入我東北作破壞活動。東北地方部隊起而應戰，而有滿洲里與赤塔的戰事。

幹部派在李立三的指導下，喊出「反對帝國主義進攻蘇聯」及「武裝擁護蘇聯」等口號，到處鼓動風潮。獨秀力持異議，並指責幹部派，說他們不應採取叛國的口號和行動。（註一）

幹部派與反對派遂告決裂。陳獨秀、李季、彭述之、高語罕等百餘人被幹部派開除黨籍。

四、反對派的分合

反對派不止一個組織。

獨秀與彭述之等組織「無產者社」。

王平一等組織「戰鬥社」。

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生們發行「我們的話」。

任曙、濮一凡等組織「十月社」。（註二）

獨秀被匪黨開除黨籍之後，力促各派合作。他們一度共同組織「聯合委員會」，後來又成立「中央執行委員會」，與幹部派抗衡。

五、馬克斯主義理論家

反對派的內部雖不能統一，但在馬克斯主義的理論上卻佔優勢。可以說「嚮導」時期的中共知識分子最大多數都歸入反對派之列。

中共黨人真正讀過馬克斯全集，至少讀過資本論三大本者，如李季、劉仁靜以及彭述之等，都被幹部派開除而參加反對派。

我住在上海，參加新生命月刊，為它寫稿，同時主持新生命書局。我時常在新生命月刊上介紹反對派的理論，並加以批判，又在新生命書局接受這批「貧而無諂」的知識份子的書稿，為他們籌些稿費。

如李麥麥，就是經常來到新生命書局，介紹書稿之一人。後來，劉仁靜也間或見面和接洽稿件。（註三）

六、獨秀被捕與受審

幹部派對付反對派的手段，是向政府的警察機關和秘密工作組織告密。其實，反對派放棄暴力破壞政策，採取和平民主路線，已經不為政府所注意。但是幹部派告密時，警察機關無由辨別那被指為共黨組織者是那一派，便去破獲。

民國二十一年十月，由於幹部派告密，而獨秀的「交通」線索被捕。再由於這條線索，而獨秀被捕。這一事件已經掀動了學術界與出版界。次年四月，江蘇高等法院開庭審理，更使學術界與出版界為之震撼。

四月十四日、十五日、二十日，三次開審。二十六日宣判。

陳獨秀與彭述之共同以文字為叛國之反宣傳，各處有期徒刑十三年，褫奪公權十五年。

七、兩派在北平衝突

獨秀被捕與受審，激起北平各大學學生的關注和衝動。

首先是北京大學學生在三院（譯學館）大禮堂集會，請胡適之先生講述文學革命與五四時期的陳獨秀。適之與獨秀都是文學革命與五四運動有關係的人。由適之講述獨秀，可以說是最恰當，也可以說是唯一恰當的人。

有二三大學學生推代表來請我講演。我一概辭謝。我對他們說：「我參加了五四運動，卻未曾參加白話文學運動。當時我不認識獨秀，也沒有上過胡先生的課。我無法講演陳獨秀」。

朝陽大學的幹部派學生發起講演會，請馬哲民主講。馬哲民是幹部派的附和者。他講武漢時代的陳獨秀，批評他是投機主義。馬自稱他擔任武漢政府農民部長，實際上他在武漢時代不過是民國日報的編輯。

北平大學法商學院學生發起一次大講演會，分途邀請許德珩、施復亮（存統）、劉侃元、和我參加說話。我仍然辭謝了。那施復亮來到我家，問我的意見。我勸他不必參加。到了演講會開會的時刻，象坊橋法商學院大眾蜂湧著，吵鬧著向大門裡擠進。門警們只得把大門關起來。許德珩未到。劉侃元不來。只有施復亮一人進入會場，登台講話。

施復亮一腳踏上講臺，反對派學生鼓掌，幹部派學生蹉地板。施著了慌。他第一段講文學革命，推重獨秀的努力，那幹部派學生發出噓聲，反對派學生鼓掌。他第二段講到武漢時期，批評獨秀幾句，而反對派噓起來。第三段，他歸結到獨秀被捕不屈，又讚揚幾句，於是幹部派噓聲大振，他只得悄悄的溜出禮堂而去。

這位講演人出了法商學院，坐上人力車，直趨學院胡同，一進我家大門，氣急敗壞，三步做兩步走進客廳，見面就說：「我沒有聽你的話。我沒有聽你的話。」

我笑道：「吃飯就不必演講。演講就不好吃飯」（註四）

八、列爾士的組織

獨秀被捕之後，反對派一時之間陷於渙散的境域。劉仁靜從土耳其見過托洛斯基，奉命回上海，重振旗鼓，成立組織。劉為總書記。

劉仁靜是北京大學出身。五四時期，他在學生運動中頗為活躍。他讀完馬克斯全集，是中共的一個理論家。他沒有獨秀那樣號召力，他的組織才能也不強他的組織才能也許不大。但是反對派的發展卻出乎幹部派意料之外。幹部派原以為獨秀入獄，反對派便會煙消雲散。他們未曾想到反對派在左傾的知識份子中間，比幹部派有更大的發展。

幹部派在匪區裡，對反對派或被指為反對派的人們，大肆屠殺。在匪區之外，仍然採取告密與暗殺的手段，加以迫害。

托洛斯基寫給劉仁靜的信，叫他是「列爾士」。劉以此自詡。反對派之中，見過托洛斯基，接受他的指示之人很少，也許只有此人。（註五）

* * * * * * * * *

九、六七年沉思熟慮

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七日，蘆溝橋事變發生。八月間，政府大赦政治犯。獨秀出獄。自匪黨開除黨籍，經幹部派告密，被捕入獄，至此是八年。自被捕入獄至此是五年。獨秀自己說他出獄後的意見，是他「根據蘇俄二十年來的經驗，沉思熟慮了六七年」才決定的。他所指的六七年就是他擺脫匪黨組織，匿居上海，至赦免出獄的時期。

這「六七年沉思熟慮」才決定的意見是什麼呢？獨秀出獄以後，最初在南京住陰陽營。我訪問了兩三次。後來他到武昌，住糧道街的一條小巷子裡（註一）我訪問他總在十次以上。最後他到重慶轉江津，我就沒有機會與他見面了。他每次與我談論，都鮮明表達他思想轉變的方向。

十、左翼自由主義

從馬克斯到列寧，從列寧到史達林，共產主義經過了強烈的演變。同樣的，從陳獨秀到李立三，從李立三到毛匪澤東，也經過了強烈的演變。共產主義是隨時代與環境而演變的。

即如十九世紀末年，俄國馬克斯主義之父蒲列哈諾夫的思想領導了初期社會民主工黨。蒲列哈諾夫無疑的是正統的馬克斯主義。初期社會民主工黨也無疑的是馬克斯主義的組織。但自後起的布爾塞維克看來，那不過是左翼自由主義而已。同樣的，「嚮導」時期的中國共產黨若是與史達林的教條主義以及流寇式的毛匪思想比較一下，也只是左翼自由主義。

獨秀是一個崛強的人。他被捕之後，北京大學師友們勸他放棄馬克思共產主義。他對於一切勸告，一律拒絕。他雖已為匪黨所放逐，仍以真正的馬克思共產主義者自命，而有「耿耿孤忠」之慨。但是他有堅強的民族自尊心，也有明確的民主思想。這兩種成分存在他那馬克斯主義的思想體系之內，經過了「六七年沉思熟慮」，他的民族思想與民主主義便突破馬克斯主義的藩籬，而結成他的「最後見解」。（註二）

十一、容共的本旨

獨秀與我談論總理的容共政策。他說：「中山先生容共是為民族主義容共，不是為民生主義容共。中國國民黨朋友們竟將民生主義附和共產主義，跟著共產黨走，那是極端錯誤」。

他說：「中山先生反英。他在廣州倡導革命，必然反英。因為廣州是香港的勢力範圍。他在英國的影響之下倡導革命，就要反英。中山先生為求中國自由平等而反英，為了反英，方才決定聯俄。假如蘇聯是誠心誠意幫助中國，中蘇聯合起來，將英國的勢力排出東方之外，中國便能求得自由平等」。

獨秀說：「中山先生容共是為了結合全民族的力量，求中國自由平等而容共，不是為了共產主義而容共。」他說：「為了容共而相信共產主義，那就是共產黨員，不再是國民黨員」。

他說：「亞洲是列強的殖民地和次殖民地。俄國革命打倒了帝俄。中蘇合作再排除英國勢力於亞洲之外，那就不僅中國得到民族自由，就是亞洲所有的民族都得到自由。」他說：「不幸蘇聯承襲帝俄的帝國主義傳統，中共又甘心做他的侵略工具。中山先生如在，亦要反對。若是中共不做蘇聯的奴才，蘇聯的侵略政策也就不會成功。」

十二、共產主義與納粹主義

獨秀指出了共產主義與納粹主義是屬於同一範疇。兩者都是反對民主政治，實行極權專制。兩者都與民主政治和自由主義不能相容。

有一天，我去看獨秀。我走進他寓所的大門，就遇見李公樸匆匆走出。獨秀在堂屋裡與我談話，一開頭就笑道：「你知道李公樸為什麼跑得那樣快？他碰了我一個釘子。」（註三）

獨秀說：「我對公樸說：你們跟著共產黨大喊反法西斯。不錯，現在蘇俄是與納粹德國衝突。中共也就替蘇俄搖旗吶喊，反法西斯。你們要預防一著。蘇俄有一天與納粹德國合作，對付英法。公樸說：蘇俄與德國合作是可能的」。

獨秀接著說：「我對公樸說：你們是抗日的，最抗日的。你們也要預防。蘇俄有一天與日本妥協，鼓勵日本南進，對付英美。那時你們最抗日的又怎樣轉彎？」

獨秀說：「我說到這裡，那公樸紅著臉，回頭就走，不辭而別。」

我笑道：「李公樸的臉還會紅嗎？」獨秀大笑。

可惜獨秀去世之時，蘇德互不侵犯協定與蘇日中立協定都未曾締結。他沒有親眼看見蘇德與蘇日的妥協。他的遠見是值得大書特書的。

十三、無意組黨與回黨

我問獨秀：「你有沒有組黨的意思？」

獨秀答道：「假如我們真正相信唯物史觀，就該知道一個社會裏，不會有兩個共產黨，一個是殺人放火的強盜，另一個是無產階級民主政黨。」他再三說明他無意組黨，更無意回黨。

獨秀出獄之後，羅漢到南京見葉劍英，再由南京轉往西安見林祖涵，又到武漢見董必武。據說毛匪澤東的意見是要獨秀無條件投降。同時獨秀亦無意回黨，他的奔走沒有什麼結果。

十四、無產階級民主

獨秀「根據蘇俄二十年來的經驗，沉思熟慮了六七年」所得的結論是什麼？他以為共產黨應該是無產階級民主政黨。他以為無產階級民主是與資產階級民主一樣，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的自由。

他以為若是不實現大眾民主，所謂「無產階級獨裁」必然流為史達林式的少數人的專制。若不實現民主制，史達林死後，誰也免不了還是一個專制魔王。

所以獨秀不承認自己是托派。他指出托洛斯基與史達林一樣，不懂得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真實價值。他認為托派只是反對史達林，殊不知史達林的罪惡是所謂無產階級獨裁制的成果。

十五、惡劣的攻擊

中共黨徒對獨秀是不會放鬆的。獨秀由南京到武漢之後，在華中大學青年會等處發表演講，飽受青年學生歡迎。同時又在政論、民意等週刊上發表論文，引起社會的重視。中共黨徒怎能放鬆他呢？

有一天，（註四）在武漢出版的新華日報轉載延安「解放週刊」的一篇文章。這篇文章是康生的「剷除日寇偵探民族公敵的托洛斯基匪徒」。其中有一段話，就是「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日本帝國主義佔領了我們的東三省，同時上海的日本偵探機關與陳獨秀、彭述之、羅漢等所組織的托匪中央進行了共同合作的談判。……日本給陳獨秀每月三百元的津貼，由羅漢領取……」。

次日，大公報及武漢日報都登了王星拱，傅汝霖、段錫朋、梁寒操、高一涵、張西曼、林庚白等的一封信。第三日，掃蕩報也把這封信登出了。信裏有這段話：「獨秀先生平生事業早為國人所共見，在此次抗戰中之言論行動亦國人所週知。漢奸匪徒之頭銜可加於獨秀先生，則人人亦可任意加諸異己，此風斷不可長。」

新華日報接著發表一篇短評，又在副刊「團結」上刊載一文，嘵嘵不休，大喊大叫。

獨秀自己寫給新華日報一封信，在掃蕩報上發表。而葉劍英、秦博古及董必武亦在新華日報上發表其「要求陳獨秀公開聲明脫離托派漢奸組織，反對托派漢奸行為之經過。」這一聲明是更加用力栽誣獨秀的了。

林庚白既已列名那封為獨秀辯誣的信，又在新華日報發表來函，說他「不願茍同」。張西曼也照樣發表聲明，說他「慨然提筆簽署，不過還曾要求將內容酌加修改。」

林庚白及張西曼列名那封信，原來無足輕重。中共黨徒迫使他們做出這種出爾反爾的事情，在社會上頗受責難。林、張二人也就為之短氣。

十六、正衛街的恐怖

為獨秀辯誣的一封信，我亦列名。那封信發表的次日，上午十時，新華日報記者特為來到漢口天津街四號我的辦事室，氣勢汹汹，質問我有什麼憑據證明獨秀未曾接受日本的津貼。我與此人爭辯了一小時之久，好不容易纔把他送出辦事室。

這天的夜間，我照常在漢口一碼頭，搭輪渡，過江到武昌漢陽門，下輪上坡。我在碼頭上偶遇中華大學校長陳叔澄（時）先生。他匆匆對我說：「你先走一步，我就到府上談談」。我坐上人力車，到了正衛街寓所，叫開大門，跨進天井，推開堂屋門向裡走。忽然發現我的背後有人跟了進來。

我回頭看，看見那位客人是穿著灰色軍用大衣的大漢。他的兩手插在大衣兩邊的手袋裏。兩個手袋都是高高凸出，而他的手還在袋裡動盪著。

我立刻感覺事態的嚴重。尤其是客人的灰色軍帽，顯然是「八路」式。（註五）我那車夫兼廚夫已經回到他的房間去了。我的家屬都在堂屋的後進各自睡覺了。我與此人是面對面，別無躲閃的餘地與餘時。

我保持鎮定與從容，很客氣的請他就坐。我說：「我們先談一兩分鐘，就有一個會在舍下開會。」

那人說：「我來問一問獨秀的事。為什麼他們說獨秀是托派漢奸？」恰在我心中跳了一跳的時候，他的手從口袋裡拿了出來，拿出一個日記本和一枝鉛筆。他接著說：他是紅軍，在開封附近被俘入獄。他在監獄裡一住七年。他現在出獄到武漢來重投八路軍。他一到武漢，就看見報紙上爭辯獨秀的事。他特來問我，到底是怎樣一回事。

我略為解答，就聽見大門外有叩門之聲。陳校長來了。那灰色大衣的軍人也就告辭而去了（註十一）。

十七、最後見解

獨秀的兩個兒子都是共產黨人，為黨的工作而死。獨秀晚年，身邊只有一位女工人，（也是共黨黨員）侍候他的起居。當他從武昌移居漢口之後，這位女士摔斷了腿，很久纔能行走。武漢撤守時，獨秀到重慶，轉江津。

自二十九年至三十一年，獨秀寫了幾封長信給他的友人，還發表了幾篇論文。這些作品後來有人編印為一小冊，名曰「陳獨秀最後對於民主政治的見解」。小冊子的篇首有胡適之先生的序文。

[以上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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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希聖

關於獨秀的三段事

我以前曾經寫過一篇「記獨秀」，刊在「傳記文學」上，分別刊於五卷三期與四期。

獨秀到軍事政治學校演講

我最早看見獨秀是在民國十六年武漢時代。那是民國十六年北伐，國民革命軍到了長江流城，革命陣營寧漢分裂，而汪精衛從歐洲回來，在上海與陳獨秀發表共同宣言。汪、陳都到了武漢。這時候，我在武漢，不過沒有機會看見獨秀。我在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原是黃埔的武漢分校，後來改為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我先是中校政治教官，後來做政治部秘書，政治部主任是施存統。

十六年，兩湖的一個大問題，就是土地改革問題，共產黨主張土地改革，國民黨也主張土地改革。當時武漢一般人都不曉得國民黨，只看到鄧演達，他是軍事委員會總政治部主任，權力很大。總政治部及各級部隊的政治部，權力很大，軍隊所到之處，不但做宣傳工作與民眾運動，並可以組織地方政府。武漢及各縣市皆成立了各種民眾團，主要是工會、農民協會、商民協會、學生聯合會、婦女協會。在地方上，農民協會的權力最大，因為他有武器，有農民群眾，到處沒收土地，打倒土豪劣紳，到了最後，共黨份子操縱之下，提出「有土皆豪，無紳不劣」的口號，使用暴力，非常激烈。這種「土地革命」牽涉到國民革命軍。兩湖的軍隊，軍官多半是小地主與農民出身，士兵很多在家鄉有一點田地，而軍官若存一有點錢也寄回老家去買土地，因此沒收土地的政策就影響到軍隊，在軍中引起反對的聲浪與憤怒的情緒。於是武漢政府制定條例，保証軍人家裏的土地。獨秀這時到軍事政治學校來講演這個問題，表示共黨的態度。軍校學生在操場上列成方形的隊伍，我那時是政治部秘書，列在隊伍的前邊，獨秀到軍校來演講，官生大家都趕來聽，並不是說對他表示熱烈的歡迎，而是想看看這個神秘人物，想一睹他的廬山真面目。因為共產黨的主要份子向來是不出面的，當時出來參加武漢政府同在軍事政治學校負責任的惲代英，他是共產黨對外的代表人。我們跟他不但認得，而且常在一塊談話。獨秀是素常不出面的，這回出面演講，因此引起官生們特別注意。
獨秀那次演講，那時沒有擴音機，在操場中心有一座木台子，他站在上面講，四面學生圍成方形隊伍，他穿一件很舊的西裝，走上講台後，司令官喊聲「立正」，他就向四面轉著答禮，他行的是軍禮，可是他的掌心向外，不合標準。

共黨妥協派與激烈派的衝突

這時共產黨內部發生強烈的鬥爭，鮑羅廷和獨秀仍然主張維持國共合作的局面，保衛武漢政權，所以暫時妥協，修正農民政策的「過火」，安定軍心。另外有一個來自莫斯科的印度共產黨人羅易（ Roy ），是一個激烈派，不但要土地革命，同時耍改組軍隊，召集農民軍。因為這時反共運動已在農村發生，尤其是在湖南，最初發動土地鬥爭，沒收地主的土地，一般貧農佃農都附和起來。等到土地鬥爭普遍激烈，地痞流氓跟著起鬨引起一般良民很大的反響，農民都起來反農民協會，都反共。這時獨秀來演講，宣佈保護軍人家裏的土地，暫時妥協，以期安定軍心。鮑羅廷和他是一致的。但羅易和譚平山是另一派主張，他們主張使用激烈的手段，召及農民軍，並成立「革命裁判所」，審判反動的軍人，革命裁判所是由戴修瓚和翁某（一時記不起他的名字，當年北京地方法院出拘票抓財政總長陳錦濤的檢察官）主持。這兩派有衝突，獨秀到軍事政治學校演講，正是這兩派將要發生衝突的時候。

鄧演達與陳獨秀

談到武漢方面的領導，所謂武漢政府是一般民眾看不見的，一般人只看見鄧演達的氣派和主張。鄧演達這個人，他有一個觀念，認為共產黨是工人黨、無產階級黨，他自命為是農民黨，他以農民的代表自居，與共產黨合作。自稱為工農聯盟，鄧演達迷信群眾，一個大會若果有三千人的話，他相信至少有一萬，如果有五千人的話，那一定是兩萬人，他不是誇大，他真的相信。鄧演達到軍校來演講，或是閱馬廠群眾大會上演講，很有魔力，能煽動群眾，是一個群眾運動家。獨秀的演講則還是秀才式的，聲音也不大，不過他的話是代表共黨的，就有權威了。
這是我看到獨秀的一次。

武漢分共獨秀被開除黨籍

後來武漢分共，共產黨的八七會議，獨秀被開除了總書記的職位，許多共產黨的知識分子，尤其是「嚮導」週刊的那班人都被開除了。所謂開除，就是組織不通知他們開會，因為共產黨中，無論是多麼高的幹部，每週都要開小組會，倘若組織不發通知給他，那就不能開會，也就等於被驅逐出去，被甩掉了。施存統也是其中之一。

國民政府定都南京之後，卽行清黨，後來武漢也分共、這班人像陳獨秀、鄧演達等人怎麼離開武漢呢？大抵是沿江東下走九江，到廬山打一轉，然後離開。當時朱益之（培德）在江西，有兩個軍，駐在九江和南昌，對南京與武漢兩方面保持中立，在黨方面他是接受武漢的中央黨部指派的省改組委員會，在政府方面則聽命於定都南京的國民政府。南京方面其時蔣總司令下野，由特別委員會主持。朱培德轄下的江西，寧漢兩屬，是中立的，許多共產黨的重要份子離開武漢之後，都是取道九江逃走的。獨秀大概也是這樣子走的。

南京與武漢時期的來往

民國二十六年七七盧溝橋事變之後，國民政府大赦政治犯，獨秀也被釋放出來，住在南京，他住的地方我不很記得，可能是住在陰陽營。那時南京成立了大本營，設六個部，中央政治委員會召集一個國防參議會，邀請各黨派和無黨派的人士，每週開一次會，聽取外交軍事報告。大本營的第六部，主管國內外的宣傳工作，也聘請各黨各派和無黨派的人士為顧問，被稱為小參議。這個部設在陰陽營，離開獨秀住宅很近。我經常到國防參議會開會，有時到第六部去打一轉，知專輪到武漢。獨秀也到武昌，住在後長街進去的一條小巷子裏，我常常去看他，一個星期中有兩三次。他的生活極為清苦，有一個女工招呼他，有人說就是他的太太。我那時主持藝文研究會，籌得一筆錢，許多學術文化界人士要逃離戰區到後方去，而缺乏路費的，就接濟一下。我那時指定一個職員跟他的女工聯絡。如果把錢直道獨秀住在那裏，我就去看他。後來大本營遷到武昌，我隨國防參議員搭接送給獨秀，他是不會接受的，只有去找他的女工，每週或每月補助一些買菜錢。這個女工有一天把腿摔傷了，我們還找外科醫生看，幫助她一點醫藥費。（由於排版失誤，以致出現文字錯落問題（黑體字部分），茲補述作者原文如下：「有時到第六部打一轉，知道獨秀住在那裡，我就去看他。後來大本營遷到武昌。我隨國防參議員一行搭專輪到武漢，獨秀也到武昌，住在後長街進去的一條小巷子裡，我常常去看他，一星期中有兩三次。……」）
毛澤東要獨秀無條件投降

獨秀被釋放之後，有一位熱心奔走他與毛澤東之間的人，就是羅漢，湖南人，留法勤工儉學出身，這人長得很高大，我在獨秀那裏見過他兩三回。羅漢到延安毛澤東那裏，要求他同意獨秀回黨，毛的答覆是要獨秀無條件投降，還要寫悔過書。獨秀不做這種事。羅漢跑了沒結果。我問獨秀：「你有沒有意思還要做政治活動，有沒有意組黨？」他說：「如果唯物史觀真是科學的，那麼一個社會、一個無產階級不會有兩個黨，一個黨是殺人放火的、強盜式的，另外一個黨才是真正講社會主義的，這是不可能的事。我要是再組織一個黨，或者組織不起來，要真的組織起來的話，不會比毛澤東好些。」

獨秀認為史達林與希特勒一樣

他分析國際的情勢，常有文章在武漢報刊上發表。根據他的分析，納粹主義（ Nazism ）和共產主義（ Bolshevikism ）本質相同，是同一個範圍，都是反民主政治的。同時他分析蘇聯同納粹德國，史達林同希特勒，總有一天要合作的。有一件事很有趣。有一天我去看獨秀，見李公樸匆匆忙忙出來。李公樸當年做抗日救國會，替共黨做宣傳，在上海被捕，被人稱為「七君子」之一（「七君子」是沈鈞儒、史良、李公樸、鄒韜奮、王造時、沙千里、章乃器等，被囚於蘇州監獄）。這天，我在獨秀住宅門口與他相遇。我進了屋子，對獨秀說，剛才那人是李公樸來做什麼？獨秀說：「他碰了我一個釘子，我對他說，你們還在那裏反納粹、反法西斯。蘇聯的布爾雪維克主義，同納粹主義沒有兩樣，本質上是相同的，都是反民主政治的。今天你們跟著史達林去反法西斯，你們是最反法西斯的；明天史達林同希特勒一合作，你們怎麼辦？我說到這裏，李公樸臉都紅了，起身就走。」我說：「陳先生，李公樸的臉還會紅麼！」我們都笑了。原來李公樸那張很黑的臉，是不會紅的。

獨秀認為共產主義是走不通的路

獨秀與我多次見面，無所不談。他說：「孫中山先生當年容共聯俄，在與越飛的聯合宣言中說得很清楚，共產制度不宜行於中國，蘇聯幫助中國的是國家統一。孫先生是民族主義聯俄，而不是共產主義聯俄。國民黨的人因為聯俄容共，跟看共產黨走，是錯誤。共產黨因為聯合國民黨，加入國民黨，要組織黨團，搞階級鬥爭，破壞三民主義，也是錯誤。兩方面都錯了，才演變到今天這個局面！」
他發表的文章，主張民主政治。他說他在監獄裏冷靜的想了幾年，發現共產主義是走不通的路，將來中國還是要走民主政治的道路。

陳獨秀被捕是共產黨告密

以上是有關獨秀的幾件事，還有值得一提的是獨秀被捕的事。獨秀被共黨開除之後，住在上海，住的地方很隱密，只有一個「交通」。凡是共產黨的地下組織都只有一個「交通」，他這個「交通」被幹部派收買，向政府警察機關告密。這時租界已經不能庇護，因為國民政府的警察人員已經可以進入租界，如果破了機關，可以進入捕人。當時告密者只說是一個共產黨機關，警察人員一下子把他逮捕起來，才發覺是陳獨秀。這事情很難辦，事實上國民政府沒有逮捕陳獨秀的必要，今既已破獲共黨機關，把陳逮捕，只有交司法審判，由江蘇省高等法院審判。高等法院開庭審理陳獨秀，是一個很大的場面，旁聽者不知有多少。

胡適、馬哲民及加施存統的演講

這件事引起北平學界一次大風潮。各大學學生開大會，請人演講。當時有學生代表來請我，我說：「我沒有這個資格。獨秀在文學革命的時後的時候的事情，只有胡適之先生有資格講，我那時不過是一個預科學生，後來做法科學生，沒有這個資格」，我謝絕了。胡適之先生在北大三院大禮堂，演講文學革命時代的陳獨秀，集合聽講者不下四千人。左派學生為了沖淡和對抗胡適先生的演講，就在朝陽大學舉行一個演講會，請馬哲民講。馬哲民怎麼講，我不知道。後來有人告訴我，說馬哲民批評獨秀是機會主義者，自稱他在武漢時代是農民部長。我說：「這就不對了，馬哲民在武漢時我也在武漢，他只是民國日報的編輯和軍事政治學校的少校教官，而且他的書教得不怎麼好，文章也寫得不怎麼好，一般人也不看重他。那時農民部長是譚平山，怎麼會是馬哲民呢？」

後來北平大學法商學院的學生也發起演講會，邀請許德珩、劉侃元、施存統（那時改名叫施復亮）及其他不知名的共黨份子去講演，也來邀請我，我謝絕了。在演講前一日，施復亮到我家來，說：「明天他們請我去演講，你看怎麼樣？」我勸他不要去，我說：「你這樣講，那邊反對；你這樣講，這邊反對，結果是一場沒趣，你犯不著，不要去。」次日演講，劉侃元和許德珩都沒去，施復亮去了。那天，法商學院門口，人太多了，鐵門都關起來，還有警察彈壓，施復亮好不容易擠了進去。講完了之後，他氣急敗壞的看我，說：「我沒聽你的話，今天吃虧了。」我問他怎麼樣？他說，他先講文學革命時代的陳獨秀，會場中反對派份子鼓掌，幹部派份子搓地扳。後來講到武漢這一段，看勢頭不對，勉強批評幾句獨秀是機會主義者，反對派學生就起哄；回頭作結論，稱贊獨秀幾句，幹部派又「打通」。他說：「我簡直不得下台。」我笑說：「我勸你不要去講你偏要去。」這也是當時的一件有趣味的事。

以上所說，是我親身經歷的，關於獨秀的事情有這麼三段。

[以上全文完]

作者：HGC 在罕见奇谈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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