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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感于石城先生的偏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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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德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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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有感于石城先生的偏激
·符德赛·
首先声明，我不为潘岳先生辩护，根本原因是我并不同意（甚至是反对）潘先生的基本观点，尽管潘先生的某些观点并无大谬。
但读了石城先生对潘岳《对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思考》的评论，却着实感到某种可怕的偏激。
先说说经济。
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确实是西方创造的，但市场经济制度却不是西方的专利。至少，中国的市场经济自宋朝起就一直很发达。我不否认，元明清三个王朝都对市场经济施加了诸多限制，因而严重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从清雍正年间禁绝圈地并摊丁入亩以后，清王朝对市场经济的限制就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严格管制对外贸易，二是重农抑商，但那并不能改变中国经济的市场性质。一八四零年以后更是大开国门，对外贸易几乎没有什么限制。
因此说，改革开放以来逐步推行的市场经济，实际上是对中国古老传统的回归和改良。中国从四九年以来，就没有任何一个时期实行经济上的自由主义。从总体上讲，我们还没有恢复到一九四九年以前的水平。
我以为，中国就是要实行市场经济。现代的好的市场经济肯定不是完全自由的，但绝不能是不自由的。
再看看阶级。
石城先生用大学课堂里学到的知识分析现存的社会弊端，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当工人阶级捣毁夺走他们饭碗的机器时，先进性何在？当工人阶级专了资本家的政，走上了企业的管理岗位以后，几十年只能生产同样的热水瓶时（还供不应求），先进性何在？大学课本里最常以日光灯的商业化为例，说明资本家为了超额利润是怎样扼杀新技术的。这能说明什么？时至今日，白炽灯不还在大行其道吗？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从一出生就是一对孪生儿，消灭了资产阶级也就没有了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同样也是一对孪生儿。从这个意义上讲，只要还存在没有人身自由的农民，就证明了还有地主；只要还存在工人，就证明了还有资本家。资本家和工人，谁也离不开谁。
石城先生在拔高工人阶级的同时，还着实贬低了中国资产阶级一番。中国的资产阶级确确实实出过一些了不起的大人物。既有政治家，也有思想家、军事家和经济家管理专家。大政治家孙中山、宋教仁、蒋介石，思想家胡适，林雨堂，实业家兼教育家张謇等都是中国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就连毛泽东也是工商地主出身。社会上的所有阶级在共同推动着历史的前进（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进步），这是不争的事实。清雍正年间的摊丁入亩，就是由地主阶级的总头目推动的一次历史进步。现代西方国家实行的累进所得税和累进遗产税，则是由资产阶级推动的又一次社会进步。这两种社会进步，都不是统治阶级在暴力革命的威胁下完成的，也没有使用暴力革命的手段。
如果如石城先生所说，中国的中产阶级身上也沾满了血污，无异于把自己与毛等同起来了。我不否认有一些中等收入的人有一些不法收入，但在没有准确统计和分析以前，把所有中等收入阶层的人与贪官污吏归于一类，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遗毒。历史上任何一次成功的改革，都必须照顾到既得利益者中的多数，否则就是一场流血的革命（或反革命）。一八四零年以来，中国的历次革命都以失败告终，细究起来，把既得利益阶级（或阶层）彻底打翻在地，却无法建立起符合经济、政治规律的新秩序，是根本原因之一。
说到这里，不能不说说思想和文化。
人类社会的基础不仅仅是物质的，无论发达或不发达，都是如此。在现代社会里，知识分子是劳动者，管理人员也是劳动者，他们跟工人、农民除了社会分工不同以外，几乎没有什么不同。如果石城先生硬要严格区分精神产品和物质产品，并仅仅认定工人农民是劳动者，同时又否认精神产品的客观独立性，就必定会落入知识分子是靠工人农民养活的陷阱，从而得出工人阶级是最先进阶级的荒唐结论。我认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同样先进的阶级，因为二者是共存的。石城先生从人类社会的基础是物质的出发，并甫之以某一阶级的特殊先进性，文化成果就有了先进、落后，甚至是反动的划分。但我们一面为自由民主摇旗呐喊，一面却要把文化成果区分出先进、落后甚至是反动，思想的自由、言论的自由何在？没有了思想和言论的自由，民主的基石又何在？
再瞧瞧政治。
无论打天下的那一代人是否都死光了，也没人有资格说“天下是老子打下来的”。按照现代理念，天下是人民的，任由谁打下来，都还是人民的天下。动辄说“天下是老子打下来的”人，一定不以人民福祉为己任；这其中，少数人是做着帝王梦，大多数则以公侯自居。要寄希望这类人能为人民谋福，无异于与虎谋皮。
无产阶级专政并不象石城先生所说的过长了，而是根本没有实行过。
一九五六年以前，大小资产阶级受到了种种限制，但还在合法的经营。大地主被剥夺了土地所有权，但富农还在雇工（尽管是少量的短工）。那个时期还谈不上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实行不完全的新民主主义。一九五四年宪法正是体现了这种政治制度。五六年以后，随着公私合营（实为剥夺资本家的财产）和人民公社的兴起，被专政的反倒是工人和农民了。在一九五八年以后的二十年里，农民被禁锢在土地上，丧失了迁徙的自由，连在土地上种什么，收获的产品卖给谁、卖什么价，甚至卖多少都由别人说了算；工人没有了罢工的自由，工资收入几乎二十年不变，连吃饭穿衣都要定量。毛泽东死的时候还被禁止一切娱乐活动，人人都得披麻戴孝。这样的专政，怎么能说是无产阶级专政？恰恰是无产阶级被专了政。
从石城先生的评论可以看出，阶级斗争理论对我们中国人的影响有多深刻。我反对阶级斗争理论，并不是要否认阶级斗争的存在。我反对的只是把阶级斗争无限激化的理论。在民主的宪政制度下，不同阶级之间的斗争不会比阶级内部的斗争更激烈。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应该看到这一点。
我希望在有生之年，能看到现代民主政体在我的祖国实现。但我却不能同意石城先生。第一，石城先生的计数有误。在联合国的一百九十多个会员国中，实行现代民主政治者为数不多。我们可以随手举出的非民主国家就有，阿拉伯世界的所有国家，东南亚的所有国家（大概菲律宾最为接近民主），拉丁美洲的绝大部分国家，等等。真正实行民主宪政的，只有北美、西欧和北欧，按最大胆的估计总数也不会超过四十个。第二，自由民主的程度的确与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正反两个方面都是如此。正的方面，执行民主程序是要有经济实力、教育水平、国民素质作基础的。这里说的不是用现代标准衡量发达程度，而是说，连饭都吃不饱的人民根本不可能有民主权利，没有文化的人民根本不可能知道如何行使手中已有的民主权利。反的方面，没有自由民主的社会，不可能在世界上处于文明的领先地位。这就是说，尽管民主不是万能的，但没有民主是万万不能的。
但是，民主和宪政不是同一回事。我盼望的是民主的宪政。但对当今的中国来说，宪政比民主重要得多。
现今的许多民主派人士，总是把民主看成是有或无的二值函数，恐怕也是鼓吹革命的一大原因吧。我不仅赞成民主制度，同时还尽我所能争取民主。在中国，成功的民主改革进程肯定不是潘岳先生设计的那样，但我同样不赞成激进的民主改革。我更反对动辄革命的鼓动，无论打着什么旗号。革命不是目的，革命只是推动社会前进的一种无奈的选择，非到万不得已，绝不轻言。
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巩固，就世界范围而言，还是一条看不到尽头的漫漫长路。在这条路上，谁走得既稳又快，谁就能在地球村里过上好日子。
2002.4.14于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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