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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扫荡伪民运”的战略思考与建议(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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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 [博客] [个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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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2/14 文章: 31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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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芦笛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关于“扫荡伪民运”的战略思考与建议(二)
芦笛
二、所谓“反共”的谬误
伪民运的最大、最常见的错误,就是将“反共”和“民主”等同起来,由此出发,便导致了许多“民主打手”“逢共必反”、“凡是共产党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共产党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闹出无穷无尽的笑话来,也让伪民运人士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一落千丈。
这里同样显示了咱们最擅长的模糊思维亦即没有思维。这么多年过去了,好像就没有一个人出来界定一下这“反共”是什么东西。请问,您这“反共”也者,究竟反对的是共产主义那种意识形态,还是共产党那个执政党本身以及它干出来的一切?
我这么一点明,恐怕任何有头脑、持客观态度的人都能看出答案来。的确,不但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学说不是一回事,而且共产党本身,以及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本身也不是一回事。就共产党来说,任何成年人都该知道毛共、邓共和江共的巨大差别。就共产主义学说而言,不说邓“理论”和毛“思想”天差地别,毛主义偏离正宗列宁主义十万八千里(前者以农民为事实上的革命主力军和领导人,而后者认为农民代表落后生产方式,是“再教育”对象),就连列宁主义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颠倒(按西方学者的说法,列宁在生产力没有充分发育到与生产关系水火不相容时就干革命,完全是“把马克思主义的马车放到列宁主义的马前头去”,而斯大林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更是对马克思的侮辱)。伪民运人士连这些名堂都一概不知或假装看不见,凡共必反,以为那就是追求民主的神圣事业,除了暴露他们的愚昧无知外,什么也不能说明。
准确地说,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不管打的是什么招牌,在本质上都是违反人性的,和自由资本主义针锋相对、水火不相容。而苏式的“社会主义理论”,特别是毛共强调“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理论”,则是一种邪恶的的反文明,其特点是否定人类社会的起码共识,用所谓“阶级斗争”的邪说来毒化人心,毁灭文明。在本质上,它比法西斯主义还恶毒,与民主思想势不两立。因此,要在中国最终实现民主制度,最根本的任务之一,就是在国民头脑中清算这种罪恶意识形态,舍此无法具备民主社会实现的硬软前提(请参阅拙着《盲人摸象说民主》)。
因此,追求民主必反共,不过那反的是党文化,并不是共产党本身。将现在的共产党看成是毛共那样的邪恶势力,这种错误比刻舟求剑的那位老祖宗还荒唐。谁都知道,我党如今早就悄悄地扔掉了毛主义,国家领导人无论在思想上还是施政中都和西方领导人越来越接近。江总逢人就背林肯演说,还在访问法国期间允诺“中国将逐步实行民主”,这种事毛或周是绝对干不出来的。
许多人立刻要说那不过是作秀。当然如此,不过这些人忘了,光是党领袖承认林肯演说的伟大和中国现在还不是民主国家、有必要在将来逐步实行民主这一事实,就说明了他比起前任们来不知道开明了多少倍。台湾从来比大陆先进的一条,就是过去执政的国民党虽然搞独裁,但它从来不敢公开反对民主思想。相反,民主主义作为“三民主义”的组成部份,是学校教育的必修课。执政党想独裁只敢用“戒严”那种手段来暗渡陈仓。这应该是台湾民主改革受到的阻力较小的一个重要原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现在的领导人愿意用背诵林肯演说的方式来承认民主制度的先进,已经是一个重大的理论突破。
不仅如此,退一万步说,哪怕是万恶的毛共,也不是凡是它干出来的事就一无是处,必须一律反对之。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中共甫执政就以铁腕整顿社会风气,禁烟禁赌,把所有的鸦片贩子抓到劳改营里去,使危害中国达一世纪的国症绝迹于旦夕之间。以后又迅速制定和公布了《婚姻法》,废止一夫多妻制和童养媳,解放了大批的“二奶”和事实上的女奴,使妇女地位骤然提高。难道说这些举措就毫无进步意义?也在反对之列?因此,哪怕“反共”就是反对共产党本身,似乎也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凡是它干的一切事都要坚决反对。
其实,这里面的道理明摆着,我不明白天下那么多的所谓民运人士就见不及此:要在中国实现民主,眼前无非是两条路,要么在体制内进行,要么发动群众起来革命,把共产党推翻了。除此之外,老芦愚钝,实在是想不出第三路来。
如果选择前者,你就不能把打倒共产党写在自己的旗帜上,而只能扮演西方国会中“忠诚的反对派”那种角色,也就是说,在维护现有体制的前提下,与共产党斗争。这种斗争不是旨在羞辱对方、在人民面前暴露对方的反动实质那种毛共当年在国统区搞的合法斗争,而是一种出自良好意愿,着眼于全民福祉而提出来的一种建设性批评。
这里最具体的例子,就是老芦在2000年台海危机时跳出来大骂我党,呼吁我党悬崖勒马而写下的一系列文章。那种批评似乎可以看成是“反共”,但它的根本出发点是出于对内战引发全国大乱、使共党和全国人民玉石俱焚的担忧。在这里,中共和人民的利害关系是一致的。因此,如果我们具体指出发动新的内战不仅将毁灭一个新生民主国家、而且将毁灭中华帝国包括执政的共产党在内的现实危险,就极有可能打动朝中有识之士和头脑清醒的普通读者,起到良好的实际效果。相反,如果我们只知道使用唾液腺,痛骂“万恶共匪”,不仅于事无补,而且很可能适得其反。
类似地,在试图制止现在这种浊浪排空的仇外思潮时,如果我们只是上网来为美国打卫国战争,甚至自称“爱(美)国贼”,辱骂头脑简单、思想偏激的爱国网友,那就绝对只能适得其反。而如果我们能冷静地分析仇外思潮不仅将造成中国和西方的严重对立,搞垮中国经济,而且将促使少数民族离心离德,甚至导致人民和政府的对立,使政府陷于新拳匪与新革党的两面夹击中,那么政府和人民就有可能冷静下来,采取适当的措施遏止这种反理性的逆流。
在我看来,这就是真正的民运人士应该干的事。它是“反共”的,然而反的是祸国殃民的党文化导致的一系列倒行逆施,并不是执政党本身。相反,它是“凡党文化必反”,只看内容,不管旗帜,哪怕是对方打的是“民运人士”的旗帜,只要搞的是党文化那一套,一律在反对之列。而这就是老芦左右开弓,时而痛骂我党,时而批判86、89学潮及其头面人物的原因。这里搞的不是按人或按旗号划线,搞的是按思想内容和行动后果划线。不管是哪党哪派,如果搞党文化的那一套就要痛骂,如果做的是客观促进中国进步的事就应该表扬。我最后决定出来为“扫荡伪民运”献计献策,就是出自这一政治立场,觉得伪民运人士中普遍流行的那套毛共作法已经到了令人忍无可忍的地步。
上面说的是通过在体制内改革实行民主。如果有人觉得此路不通,要在中国实行民主必须先踢掉中共那只拦路虎,正如孙大炮当年认为“民主”和“君主”势不两立似的,那么恐怕先得回答以下问题:
第一,列宁、斯大林指导下的国际共运的一个重大“法理基础”,是说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束缚已经使生产力再也无法向前发展了。这套貌似言之有理的理论咱们在大学里都学过,也哄信了无数的革命先辈,为之傻傻地抛头颅,洒热血。现在咱们都知道那是什么样的伪理论。现实恰好与他们说的相反,是他们而不是万恶的资本家建立了一种最大限度地限制生产力发展的病态生产关系,坑得俄罗斯和许多东欧国家到现在还爬不出泥沼来。
类似地,孙大炮当年断言晚清政权治下无法实行民主,而你们今天又断言中共治下无法实现民主,这断言究竟有什么根据?会不会像列宁、斯大林的“理论”那样不过是欺人之谈?我记得,革命老前辈理论家们还能总结出什么“生产的社会化和私人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之类的屁话来,你们好像连这点本事也没有啊?能否请你们也列出个稍微有点“理论”装饰的条条来论证一下?而且,劳驾烦请你们解释一下,从毛共到邓共直到江共这二十多年时间内中国出现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与进步是怎么发生的?如果过去的经验证明我党治下能在如此短时间内取得如此骄人的进步,那么请问,你们的悲观断言究竟有何根据?
第二、据我所知,世上最有效的颠覆一个政权的理论和实践,就是列宁主义以及他发明出来的那种革命政党领导下的黑社会阴谋活动。如今中共对社会的控制超过了古今中外一切君主包括沙皇和继任的临时政府在内,很明显,要颠覆这种执政党,唯一有希望的手段便是建立一个毛共式的从骨子里就反民主的阴谋组织,你们是否准备这么做?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请问人民为什么要选择你们,而不去选择比你们先进得多的江共?如果你们不准备这么做,请问你们离了那种黑社会组织和阴谋手段,又怎么去颠覆一个无比强大的政权?
第三、我在过去的文章里多次说过,中国今非昔比,已经是核大国。要用暴力革命推翻我党的同志们,恐怕先得证明你们的革命引发核内战的概率为零。如果你们不准备搞暴力革命,那么请问你们的和平革命的手段是什么?怎样才能让我党和平退位?当年伟大领袖还能在《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中勾画出个诱人的美丽前景,你们到现在好像连那样的蓝图都没拿出一张来,更没有通知人民你们是准备怎样一步步实行那个蓝图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莫非你们更关心的不是如何改造中国,而是怎样推翻共党后变成新的统治者?
最耐人寻味的是,对如此关键的重大立场问题,在伪民运人士中,除了王炳章公开提倡暴力革命外,似乎大多数人的态度都是暧昧不明、首鼠两端的,既不敢说明自己赞成体制内改革,亦不敢公开主张用暴力革命推翻我党。逃到海外来十多年了,他们从来没有拿出个稍微像点样子的、切实可行的改造中国的计划来,唯一会做的事便是感性反共,利用各种媒体发泄怨毒,辱骂中共,陪伴国家领导人周游列国,游说美国制裁中国,而这据说就是所谓“民运”。等而下之者,则在各种公共论坛上使用各种下作手段,以玩弄纠缠正经论者为职业,使别人不能潜心思考中国的问题、提出自己的主张,并与感兴趣的网友一道切磋讨论,却不得不花费大量的精力去回击这种纠缠,甚至陷入无聊打斗中,直到身心交瘁,彻底崩溃而退出了事,留下那个“舆论阵地”去让他们牢牢盘踞。
这就是崇高的“民运”么?它比我党当年还堕落!至少,毛泽东在陈伯达的协助下,还提出了个具体的改造中国的方略来哄骗大多数人民入彀,而乔冠华在香港报纸上发表的一系列才华横溢的歌颂民主的文章,也要胜过如今民运“理论家”们的成名作百倍!这种令人瞠目结舌的智力退化,只说明了一个事实,党文化造成的全民智力和道德的双重堕落简直是毁灭性的,而其表现在伪民运人士中似乎要比如今国内的小青年还要突出。
也许,世上最具有讽刺性、也最令人悲哀的事,是今日中国的所谓海外“民运”竟然是由一夥毛共遗孽来进行,而他们个人的道德操守不仅不能和我党当年那些志士相提并论,而且采用的战略(如果有的话,反正我从没见过)和策略比我党当年还笨拙一万倍。不管你怎么仔细端详,似乎都看不到他们有什么切实可行的改造中国的主张,但见那空空如也的大脑和满腹满腔的仇恨。因此,他们给人的印象不是一夥“打江山,坐江山”的新时代流寇,就只能是以反共作为具体的谋生手段的职业政客。说他们是伪民运人士,正是恰到好处,一点都不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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