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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转：什么是科学的本质？——一种危险的自由主义偏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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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转：什么是科学的本质？——一种危险的自由主义偏见（一）   
所跟贴 德国哲学传统与黑格尔——一种危险的自由主义偏见（三） -- Anonymous - (5184 Byte) 2003-12-10 周三, 下午3:21 (82 reads)
阿诗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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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马克思主义中死的东西和活的东西——一种危险的自由主义偏见（四） (79 reads)      时间: 2003-12-10 周三, 下午3:23
作者：Anonymous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四、马克思主义中死的东西和活的东西



　　这一突破工作是随着黑格尔主义的解体而发展起来。让我们先看看从右边对黑格尔的批判。在这方面对黑格尔的批判得最厉害的是丹麦神学家索伦·克尔凯廓尔。他指责黑格尔的绝对精刘窒息了绝对的个人——无疑这一指责是正确的。但是他把真理规定为自我对自我。这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立场。通过确立这样一个绝对的自我，克尔凯廓尔就把人和历史剥离开来。于是历史就成为与人无关的一个王国。克尔凯廓尔曾经打比方说过：历史好比一出长剧，上帝是这幕剧的唯一的作者也是唯一观众，人只是剧场台子上的演员。这里他表现出十足的悲观主义。而这一生动的比方实际上是黑格尔主义内在矛盾的充分曝露。因为黑格尔关于实体-主体同一性的学说的虚假本体论被打破后，他的历史乐观主义也就破产了。其历史观中隐藏着的虚妄也就曝露无遗了。我们把克尔凯廓尔的比方同黑格尔的历史观作一个简单的比较就不难看出这一前一后的对比中所显示出来的巨大的讽刺意味。



　　接下来看看左边对黑格尔的批判——这一批判最后导致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



　　说起马克思的批判，我们都知道传统那个“头足倒立”的说法，但是这一说法却不是理论上清楚的说明。我们需要清楚看看马克思的独创之处何在。这样才能知道马克思主义与极权主义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听任作者的断语支配。



　　马克思对黑格尔批判有一个过程，而且也不全是他一下子完成的。在柏林大学期间他跟青年黑格尔派的交往促使他把黑格尔主义理解为自我意识的哲学。这种哲学立场导致了一种关于“存在意义”的言说方式。它要求的是内在性的满足——尽管它主张对现实的批判。因此，以自我实现和满足为唯一目的的只是对宗教和神学进行了大规模的批判，这表现为《耶稣传》《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等作品。认为实现宗教的解放就能达到人的解放。在真正现实的事情中，这一立场并不导至更具体的批判。不过在这方面迈出步子的第一人并不是马克思，而是鲍威尔、莫泽斯·赫斯、卢格等人。他们将宗教批判首次转化为政治批判。马克思当然从博士俱乐部接受了这一思想飞跃。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费尔巴哈的出现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使马克思的思想第一次真正地面对意识形态之外的社会存在，这导致对英国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这里要补充一句，马克思的这一思路无意之中正好重启了黑格尔青年时代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而马克思和当时的大多数人一样并不知道黑格尔青年时代的这一理论努力。



　　作为这一过程的标志性的作品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还包括附属于《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及《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在这些著作中，马克思提出了对现实的批判问题。将人规定为现实的关系，而不是单纯的精神实体。这尤其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关费尔巴哈的批判中可以看出来。人与对象世界的具体现实的交往关系规定了人的本质。这是经典性的论点直到今天仍然是站得住脚的。因此马克思所提出的"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就是自然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就是人道主义。"这一论断中包含的内容是一种理性的原则。这一原则所引起的是对"自我意识"这一精神实体的解构作用，和对"政治"范畴的解构作用。这是解构的作用最后直接地导致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即工业市场经济）的分析和批判。这条路线后来产生出《资本论》以及对于东方国家的人类学研究思路。而其中的精华则是由此引申出来的有关社会生产的总体体系的系统分析，也就是关于全面的社会生产的理论或人化自然的理论。这一理论把本质与现象、外在性与内在性、局部与总体、直接与间接等范畴之间的关系用实证的，可以更科学化地加以把握的路向引导，开辟了后来阿尔都塞等人的理论路向。而且这一理论还特别注重历史性维度，所以它也开辟了近年来兴起的历史社会学的路向。此外，法国的年鉴学派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之间也存在某种相似性。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和协合还指出了一种对于人自身和自然双向进化的理性立场，这便是现在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根源。总之，马克思的这一理论路向具有原发性的创生力。绝不能等闲视之。



　　但是马克思在这里的表述却还有另外一面值得注意。即，在马克思的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的统一性思想中还是预设有某种目的论的东西。这就是他在《1844年手稿》中提出的关于异化和扬弃异化的历史复归学说。这一基本的立场意味着有一种内在的目的论内涵。也就是说把人的完满性作为一种类本质的自我实现。这是马克思思想中的类的目的论。而这就引导出一种关于人的解放的学说，这一思想理路抛开了他自己在批判黑格尔过程中发展出来的那些创见。黑格尔的那些唯心主义的思想内容在这里变成了人的学说，也就是说“绝对精神”变成了“人类”。马克思的这种对于目的论问题的误解，可能是他青年时代的形而上学眩晕的结果吧。



　　这样就为后来的历史观和阶级理论打下了哲学人类学的基础。我们认真读一下《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就可以发现这个目的论的范畴摇身一变成了“人”和“历史”的解放，而其具体的主体就是“无产阶级”或“无产阶级意识”。在这里，“无产阶级意识”并不是具体的社会历史处境中的无产阶级所具有的意识，毋宁说是一种由哲学意识形态幻想出来的意识形态范畴。这一点我们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是可以感受到的，但是这个经验不足以批判这个范畴的真正根源。这必须以对黑格尔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解读为前提。我们看到作者本人并没有做这样的解读和分析，而是直接对马克思主义下了个断论就打发掉了它。



　　马克思这个关键性的一跃就带来了后来列宁同志所提出来倡的那套主义。即，对工人群众进行“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灌输”，要求有一个无产阶级的精英主义政党，而且政党要高于群众之上。所有这些都以这一套“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目的论为自己的理论合法性的来源和论证方式。这导致一种我所说的“无产阶级政治神学”。其实卢卡奇在年轻时所写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组织问题的方法论》等好几篇文章就是这种政治神学的最清楚的表达。他后居然受到列宁的批判确实出人意料。不过我认为这多半是因为他不意之中偷看了列宁的魔法秘密吧。



　　这一向列宁主义的跳跃，使马克思主义在实践和理论中产生出一种政治中心主义。十月革命的成功就最明显地证明了这种理论的成功。因此，葛兰西的《反对资本论的革命》其实最好地概括了列宁领导的这场革命的本质性的方面。所以后来出现的新经济政策也是个跛子政策，它没有深刻的思想和社会根基，注定了要在政治权宜之计的考量中夭折。



　　现在，目的论的问题不止于它引发了一种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中心主义观点，还在于它导致伦理学上的错位。把历史与人的问题交付给了单纯的意识形态化的概念之后，具体的人，活生生的个人就消失了，于是对于人的行动来说必须的责任问题就被放在了空洞的概念身上了。也就是说，人们通常说的“我对这句话负责”，现在被变成了“我代表历史（或无产阶级……）对这句话负责”。于是真正的主体成了“无产阶级”“党”“历史”之类的空洞的名词。而根据亚理士多德的本体论，只有个别的事物才是真正的本体，理念、概念之类只能是第二位的本体，他甚至还拒绝把这些抽象的概念当作本体。这一思想后来为罗素所继承，他提出了摹状词理论，指出抽象的一般性的概念只能用作摹状词（或者说“形容词”）。我们发现，这一语言上的误用，偷换了人的行为（也即道德活动）中的主体，这导致我所说的道德责任的虚置。其结果就是种种“免责论”。比如典型的说法“恶是历史以展的动力”。这个观点是黑格尔的，但后来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提倡，这就为种种借此为自己的恶行辩解的人提供了武器。但是我们从实践中来看，这一观点所导致的是何种后果了。当红八月中的保皇派红卫兵在北京到处杀人放火时，他们一定是知道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所提倡的这套观点的。



　　这个问题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中的主人公拉其科尔尼科夫就是持有这种思想的人。他为自己的“伟大理想”所激励杀掉了贫苦的老婆子丽扎薇塔。当时他自以为站在真理一边，而最后他在良心（也就是人的道德原则的自我反省）的刺激下才意识到自己干下的只能是由自己这个个人来负但的罪责，而不能由“伟大理想”这个观念来承担！这简直是对马克思主义中的伦理学问题的最形象的描述。所在我把这个道德责任问题称之为“拉斯科尔尼科夫问题”。



　　政治中心主义与道德责任虚置的结合，其最上者不过是还记得“目的”的内容的人，这就是我们常见的马列主义老头子的样子，他们是教条主义者；其最下者，只有一个“目的”的形式，而利用权力为自己寻求私利，他们是市侩。所有这些都导致政治中的任性和不负责任。



　　恰恰是在康德的伦理学中我们能看到这里缺失的东西。康德将道德规定为人的自律，这与马克思主义中的道德责任主体完全不同！它的主体是具体的活生生的人。一个简单的对比就可以发现，在马克思主义中道德并不是自律的，而是由其目的论所约束的，也就是说，是他律的。这样，从伦理学的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中的伦理思想的问题在于，目的伦理与责任伦理的错误关系。它用来自形而上学直观的目的论压倒并代替了无目的性的、以道德原则为前提的责任伦理。可惜的一件事情是康德没有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对目的伦理作出细致的分析，更没有对目的伦理和责任伦理之间的关系作出清晰的规定。当然，他在《实践理性批判》的“实践理性辩证论”中分析至善概念时所提出的完满性与无条件性的区分却是深刻的，富有启发性。我们在反思马克思主义时不能不从康德这里获取启发。



　　而且，现在看来，关于马克思主义中的“拉斯科尔尼科夫问题”，不止是一个理论上的问题，还是中国现实生活中活生生的问题。当我们面对“为改革作牺牲”的论调时，我们不难发现，当中潜在的理据正是那套目的论伦理。而这正是反人道主义的东西。



　　其实，马克思的异化-复归理论还不止于道德上的问题。它还造成一种对于科学和理性的认识论上的拒斥。由于一切认识活动都被先天地放置在了这样一个目的论的框架中，因此认识就成为关于目的的论证术。这是因为目的概念的单一性、直接性和内在性，它拒绝展开自己，也就是说拒绝将自己对象化为可以研究的范畴。这样它就排斥了有关事物复杂性和多样性的认识范畴。于是客观性这个最重要的范畴就消失了。一个对客观性封闭的概念将导致的是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泛滥。



　　这种主观主义造成的结果是对科学的认识活动的拒斥，其结果就是造成了对道德和政治问题的讨论为种种教条所限制。于是不可能产生出真正的政治科学和道德科学来，有的只是教条。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就是这种无用的政治说教。谁要是打算从这本书来理解十月革命那谁就是错了。因为列宁在十月革命中所运用的那些政治权术和原则是绝对不是这本书中所说的那些。因此马克思主义中有些东西天生就阻塞了通向政治科学和道德科不的道路。



　　实际上，在东方和西方都可以看到这个特点的种种表现方式。比如毛的唯意志论，西方的马尔库塞的佛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到了现在，更有人把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嫁接在一起。而在马克思主义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国家，马克思主义去世以后的社会思潮中也流行起种种古怪的神秘主义、巫术迷信、没有头脑的传统主义……所有的人几乎都把面向客观的认识活动视为虚妄，而这孕育着非理性主义的巨大思想危机。一旦这种潜伏在思想领域中的盲目的、非理性的冲动体现到实践中时，我们将面对的会是难以想象的灾难！



　　沉陷于这个思想黑洞中的人往往很难看清楚这一点。特别是当这个人面对科学技术的巨大胜利和社会思想领域的巨大混乱时，他就容易把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对立起来。他容易偏激地反对一切（这往往导致某种虚无主义），或者流于轻信。对于新的思想概念也通常会当作偶像来加以崇拜。这就应验了培根所说的市场假相和洞穴假相。



　　但是尽管这样的封闭思想所塑造的社会排斥客观的研究和反思，但它仍然是一个对象，只不过是一个拒绝被人认识的对象，于是我们看到，从这里升起一个古怪的反理性的客观性范畴。人们对它的表象就是“宿命”！而在主观方面的表象就是“绝望”或者说“苦恼”。而所有这一切，都必须以理解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理论（一种目的论唯心主义）及其社会后果才能够深刻的加以把握和理解。



　　现在，在结束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简要但冗长的分析之后，让我们做一个小结。马克思主义不是一个简单的理论体系，而是复杂的对象。其中既有丰富的科学性的理性的内容，也有封闭性的反科学的内容。但是通过批判它所得发现的问题，却不只是对它才成其为问题。道德、科学、理性，个人，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人类的问题，自由主义同样要面对这些问题，如果只是用一种拜物教似的思想态度来看待自由主义，那么，终有一天，自由主义也会走向自己的反面，沦为另一种错误的反科学反人道主义的思想学说。我想，这就是批判马克思主义得出的一个基本的教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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