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纳百川 :: 阅读主题 - [转帖]杨奎松：纠正汪晖论抗美援朝文章谬误（上）

海纳百川

登录 \| 登录并检查站内短信 \| 个人设置	网站首页 \| 论坛首页 \| 博客 \| 搜索 \| 收藏夹 \| 帮助 \| 团队 \| 注册 \| RSS


	主题: [转帖]杨奎松：纠正汪晖论抗美援朝文章谬误（上）

海纳百川首页 -> 驴鸣镇

阅读上一个主题 :: 阅读下一个主题

作者

[转帖]杨奎松：纠正汪晖论抗美援朝文章谬误（上）

所跟贴

杨奎松：纠正汪晖论抗美援朝文章谬误（中） -- xilihutu - (10631 Byte) 2013-12-31 周二, 上午7:32 (222 reads)

xilihutu
[个人文集]

论坛管理员

性别:

加入时间: 2007/03/29
文章: 9277
来自: 美国
经验值: 298820

标题: 杨奎松：纠正汪晖论抗美援朝文章谬误（下） (223 reads) 时间: 2013-12-31 周二, 上午7:33

作者：xilihutu 在驴鸣镇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杨奎松：纠正汪晖论抗美援朝文章谬误（下）
時間：2013-12-31 03:52

原标题为：以论带史的尴尬——汪晖《二十世纪中国历史视野下的抗美援朝战争》一文纠谬

汪文作者虽然大谈所谓江西苏区时期的意义，其对当时历史的了解却极其表面，常常似是非是，甚至似是而非。试举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例子。

汪文写道：“人民战争的关键成果之一是割据的红色政权的确立。红色政权的主要政治形式是边区政府或边区苏维埃。边区政府是日常生活的组织形式。”“边区政府是群众生活的组织者，只有……取得了群众对于边区政府的信仰，才能动员广大群众加入红军，帮助战争，粉碎围剿。”凡是读过中学、大学相关近现代史课程的读者，相信读到这些文字时都会感到有点别扭。因为，大家熟悉的“边区政府”这一概念是用来指抗日战争期间陕甘宁和晋察冀的，没有谁会拿它来指苏维埃革命时期的红色政权。不错，作者关于“边区”的概念是读《毛选》中《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得来的，毛泽东在此文中确实使用了“边区”这一概念。但作者未免太过粗心，他没有注意到，无论在此文中，还是在《毛选》其他文章中，毛泽东都不曾把“边区”和“政府”合在一起用过，只是在抗战期间的文章中才频频用到“边区政府”一词。换句话来说，毛泽东在苏维埃革命时期写的文章中固然使用了“边区”两个字，但此“边区”非彼“边区”。

“边区”概念的由来，与苏维埃时期和抗战时期中共生存的地区有关。因为中共在这两个时期占据的大都是几省交界处，这才会有“边区”的说法。但苏维埃时期存在于“边区”的政府，无论在当年，还是在后人的史书中，也包括在毛自己的著述中，都不叫“边区政府”，因为当年中共是独立政权，处处都要打出自己的政治旗帜，因而对根据地政权，无论大小，均冠之以它的政治属性，称为“苏维埃政府”、“工农兵政府”、“工农民主政府”等。只有在抗日战争期间，才出现了不再显示政权政治属性的“边区政府”这一概念。这是因为，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合作，中共承认国民党领导的国民政府为中央政府，国民党同意中共在陕甘宁、晋察冀等几省交界处设置中央政府统辖下的“边区政府”，这种形式上仍须接受国民党中央政府统辖的“边区政府”，自然不能再加上一个标示中共自身政治属性的定语前缀。了解到这一点就会知道，一旦用上“边区政府”这一概念的时候，也就不会出现只有苏维埃时期才存在的“红军”和“围剿”之类的字眼儿；如果要讲“红军”和“围剿”之类的事情，也就不能用“边区政府”这样的概念了。

在毛泽东看来，“人民战争”的首要条件在“人民”的广泛性，在统一战线政策的实行，在“放手发动群众”，在能否争取到“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说“人民战争”可以在实行“关门主义”政策的苏维埃革命时期生长起来，无论如何都是不可想象的。

汪文作者对历史概念使用的粗心，也显示在他对“人民战争”这一全文核心概念的理解、解读和使用上。他明显地不清楚“人民”这两个字所包含的重要政治涵义，以及它的使用对中共政治“转型”所具有的重大政策意义。

何谓“人民”？共产党话语中的“人民”指什么？共产党历史上是如何认识到“人民”这一概念的重要意义并以之为政策考量的基础和目标的？对此，汪文既没有做过考察，更没有说明。汪文在谈到“人民战争”及其经验价值时，兴致勃勃以为重大发现的，只是一个“主体”说。在全文中，作者反复强调这个“主体”的概念。作者再三讲，“人民战争”所以伟大，就在于它创造了一个“全新的革命政治主体”。不过，对于这个被“人民战争”创造出来的“全新的革命政治主体”具体指什么，作者同样给了读者好几个不同的、足以让读者头疼的解释。

一是说“以农民为主要内容、以工农联盟为政治外壳的人民这个主体诞生了”；

一是说形成了“以农民为主体的大众”的结合；

一是说“……创造了与历史上无产阶级截然不同的、以农民为主要成员构成的阶级主体”；

一是说“创造了以农民为主体的无产阶级”；

一是说“群众”是“一个形成中的政治主体，它的诞生事实上意味着新的政治形式的诞生”。

另外还有所谓红色政权和根据地构成了“战争主体”、“人民民主国家为主体的东方体系”等说法。

略去“战争主体”之类，深入分析，或可猜出作者所说的“人民战争”创造出来的“革命政治主体”，本意要指的主要是农民“主体”或以农民为主体的“大众”、“群众”或“人民”，也包括“以农民为主体的无产阶级”之类。作者只有一处曲折地讲到他所说的“人民”是什么，原话即：“以农民为主要内容、以工农联盟为政治外壳的人民这个主体。”在这里，“工农联盟”只是“外壳”，言外之意，工人并不重要，“人民”也好，“大众”也好，“群众”也好，在作者的眼里，农民就是人民、群众、大众等名词的“主要内容”。

把“人民战争”一说中的“人民”理解为“农民”，说毛泽东的“人民战争”基本是“农民战争”，未必就错。因为这类说法毛泽东自己也讲过（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310页）。但如前所述，如果不知道毛泽东所讲的“农民”不是一个整体，而是分层的，甚至是可以再分阶级的；不知道不同时期中共动员、依靠的农民阶层（或阶级）的对象会有重大区别这些情况，简单以为只要中共到了农村，建了军队和政权，实行了武装斗争，“人民战争”的胜利之路就开通了，那就不仅与史实不合，而且还不可避免地会与毛泽东和中共的历史解读大相径庭。

照理，作者此文一心想要论证毛泽东战争年代历史经验的政治意义，无论如何应该稍微认真地读一读毛泽东主持下编写的，并且集中地介绍了“人民战争”思想及方法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及毛泽东有专节谈“人民战争”问题的《论联合政府》等文章。只要仔细地读过这几篇文章，就不难发现“人民”这一概念对于中共来说具有何等重要的政策意义。坦率地说，如果中共历史上真的有过什么“转型”的话，它从失败走向成功的“转型”的关键，主要肯定不在于有没有实行怎样一种战争形式，而是在有没有实行某种政策。

如前所述，1927年以后中共逐渐转去了农村，创建了根据地，实行了与民众武装相结合的武装斗争，但是，几经起伏后，无论苏维埃革命，还是江西苏区根据地，照样遭遇了失败，而且败得远较1927年国共关系破裂更为惨重。造成这一惨败的根本原因，中共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做过详细讨论，明确认为，根本的问题不是军事上的，而是路线、政策的错误，亦即政治上的问题。

“江西苏区时期”中共重视了农民，发动了农民，也依靠农民进行了战争，为什么仍会失败呢？决议清楚地注意到，这是由于这个时期中共放弃了统一战线政策，对所有社会阶级和阶层几乎都转取反对和排斥的态度，一方面在城市中站不住脚；一方面对狭小苏区中不多的农民又只相信贫穷者，排斥有产者，从而在与国民党对抗的过程中变得越来越孤立，越来越弱小。对于这种情况，毛泽东在抗战开始前夕其实就已经得出结论，称：中共失败的关键就在于实行了“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的人民大众赶到敌人一边去的极端的阶级政策。中共要想自救，必须要在阶级政策上进行重大调整。中共东山再起的一个重要分水岭，就是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在报告中宣告了“工农苏维埃”要扩大为“人民苏维埃”，“工农共和国”要改为“人民共和国”，“工农政府”要改为“人民政府”的重要政策转变。什么是“人民”？毛泽东这时讲得很清楚：人民不止是农民，人民的就是民族的，所谓人民就是工人、农民、贫民、小资产阶级，再加上一切其他阶级中愿意参加民族革命的分子，既应包括民族资产阶级，也应包括开明士绅和地主（见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5年12月25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6页。注：此文建国后经过毛泽东修改，其修改主要是增补了随后进一步的政策转变的内容和理由，删除了部分发生在后来政策改变前还带有旧政策旧观念的文字）。

由此我们也就不难发现，汪文作者在对“人民战争”问题理解上，存在怎样的错误了。

汪文所以始终强调“人民战争”和中共“转型”开始于“江西苏区时期”，或者说“秋收起义和南昌起义的部队在井冈山会师，创建江西苏区革命根据地，是人民战争得以展开的里程碑”，原因就在于作者简单地把毛泽东所说的“人民”和“农民”混淆起来了，以为只要中共从城市到了农村，建立起农村根据地和以农民为主体的红军，展开依靠农民的武装斗争，就是全面实行“人民战争”了，也就变成“超级政党”，可以一往无前，所向披靡了。作者不仅不知道，苏维埃革命时期，在瞿、李、王三度“左”倾“关门主义”条件下成就不了“人民”的战争；而且不了解，毛泽东恰恰是在这一时期受到压制。江西苏区、红色政权和工农红军并没有带来成功的曙光，反而被这种孤家寡人的阶级政策引向失败的深渊。硬要和中共决议及官修史书对着干，把一个因极端“左”倾政策导致失败的时期，一个中共自己一再反思、批判的历史阶段，说成是中共完成根本转变并走向成功的历史起点，这种事发生在汪文作者身上，也实在让人有些难以置信。

武装斗争、红色政权、农村根据地和立足于贫苦农民的工作方法，对中共后来的成功有没有意义呢？当然有。问题是，只要具备了这些，就是“人民战争”了，中共就成就了自身的“转型”了吗？显然不是。只要稍多翻阅一些哪怕只是《毛选》中的文章，就不难发现，无论是“人民战争”这一概念的提出，还是对于“人民战争”经验的总结，都不曾发生在江西苏区时期，甚至也没有发生在抗战初期，反而是发生在1945年春，即抗战即将结束时。这种情况说明了什么呢？它说明：“人民战争”首先是和中共的政策转变互为因果的，只有当中共实行了统一战线的政策，可以最大限度地面向最大多数民众展开工作，真正立足于“人民”的条件下，才可能形成“人民战争”的观念与实践。而抗战爆发后，毛泽东固然已经提出了“全面抗战”的政治主张，并开始尝试着放手发动群众和武装群众，但中共的军事力量和根据地从处于后方的陕甘一隅之地逐渐扩展到华北数省，建立起农村根据地和农村政权，走上动员、依靠农民及各界民众共同抗日的战争之路，并形成规模和经验，仍旧经过了好几年的时间。毛泽东所以直到1945年才提出“人民战争”的概念并开始总结“人民战争”的经验，恰恰是因为这一切都是在抗战条件下逐渐生成，到抗战末期才基本成形和有了较系统的经验的。

毛泽东对这样的过程是怎么说的呢？他在几个场合都解释过，说：大革命的一段时间里，我们曾经犯过错误，忘记过农民群众。“不要农民，小资产阶级跑了，自由资产阶级也跑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集中力量来打我们，无产阶级就从台上滚下来了，鼻子也跌烂了。”苏维埃革命初期，“又来了一个急性病”，“农民虽然也要，但是是附带的”，一心搞工人暴动，城市起义。后来建立的农村根据地，发展了武装斗争，还是不注意研究农民，而且“连小资产阶级、中产阶级也不要，结果自己变成了空军司令，队伍越打越小……三十万剩下不到三万，只有二万五千左右有组织的党员，还不到十分之一”。“抗战爆发以前，我们的准备就是这样。”只有当抗战一起来，“我们不相信不要广大人民的力量，能够轻轻巧巧地打败日本。”认识到必须要全民动员，因而实行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的方针。我们将在过去革命中积蓄了大量实际经验的军队，与包括社会各个阶级和阶层在内的广大人民，特别是与广大农民相结合，这才逐渐发展出“主力兵团和地方兵团相结合，正规军和游击队、民兵相结合，武装群众和非武装群众相结合的人民战争”，和一整套适合的工作方法和战略战术（参见《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5年4月20日；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5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983-984，1038-1041页。注：毛口头报告的速记记录有几种，文字及详略不尽一致，《文集》公布者只是其中之一）。

显而易见，在毛泽东看来，“人民战争”的首要条件在“人民”的广泛性，在统一战线政策的实行，在“放手发动群众”，在能否争取到“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因此，说“人民战争”可以在实行“关门主义”政策的苏维埃革命时期生长起来，无论如何都是不可想象的。只有在抗日战争的条件下，在统一战线政策的基础上，中共才可能把武装斗争和群众路线结合起来，组织起真正意义上的“人民”的战争来。

汪文明明是围绕着“抗美援朝战争是人民战争的延伸”这一论点展开的，但作者又告诉读者说，抗美援朝战争“已不同于传统的人民战争”了，而且它“既是20世纪中国的人民战争的延伸，也是其终结”。那么，读者究竟是应该相信它是“人民战争”的延伸，还是相信它实际上“终结”了“人民战争”呢？

虽然上述批评涉及的还只是汪文的很少几个段落，但所用字数已经大大超过《文化纵横》编辑要求的“点评”字数了。在不得不结束本文的时候，我还是要就汪文的基本论点，即所谓“抗美援朝战争是人民战争的延伸”的说法，再费一点笔墨。这是因为，相信抗美援朝战争是人民战争的延续，是汪文的基本论点之一。但汪文关于这一点的论说，又实在很难让人读明白。汪文明明是围绕着“抗美援朝战争是人民战争的延伸”这一论点展开的，但作者又告诉读者说，抗美援朝战争“已不同于传统的人民战争”了，而且它“既是20世纪中国的人民战争的延伸，也是其终结”。那么，读者究竟是应该相信它是“人民战争”的延伸，还是应该相信它实际上“终结”了“人民战争”呢？

何为“人民战争”？毛泽东的文章和中共中央的相关决议都讲得很清楚，主要是指在敌我强弱悬殊的情况下，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放手发动群众，并实行“主力兵团和地方兵团相结合，正规军和游击队、民兵相结合，武装群众和非武装群众相结合”的军事斗争方法和战略战术（同前引注）。在1960年以及1965年陈伯钧、林彪专门论述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的长篇文章中，两人所谈的也是同样的内容（陈伯钧：《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人民战争的思想》；林彪：《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二十周年》，《人民日报》1960年11月14，15日，第7版，1965年9月3日，第1，2版）。

汪文对“人民战争”的解释与毛泽东及中共中央的解释相差不多。作者认为“人民战争”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创造了新的政治主体；二是创造了战争的独特形式；三是创立了根据地；四是实行了群众路线。在这里，他只是改用了几个更时尚一些的概念罢了。比如把正规军、地方武装、民兵相结合等视为“战争的独特形式”；把政策转变后中共与政权、军队、民众的全面结合，说成是创造了新的政治主体等等。问题是，抗美援朝战争在哪些方面实现了“人民战争”的“延伸”呢？作者就此首先告诉读者的是，无论就战争主体、战争形式、战争目的，还是从作战方法和社会动员的角度看，抗美援朝战争都和“传统的人民战争”存在很大差别。抗美援朝战争既不能创造新的政治主体，也不能创造独特的战争形式，更不可能建立根据地，甚至也“很难重现人民战争中的那种军队与根据地人民的鱼水关系”。这等于说，抗美援朝战争和“人民战争”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因果联系。

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说“抗美援朝是人民战争的延伸”呢？作者的说法是：“即使存在上述差别，抗美援朝战争仍然继承了人民战争的若干特点。”一是抗美援朝战争是继抗日战争后中国唯一一次“全国人民总动员”。二是毛泽东关于志愿军要尊重朝鲜人民、军队、政府和党的命令显示中方试图在跨国条件下“重建”军民鱼水关系。三是“战争的政治性超越了一般所谓国家间战争的意义”，也是“一场抗击帝国主义的国际主义战争”。但是，这几点真的是“人民战争”的“特点”吗？

为加强自己的论据，作者还特别提出两个观点来佐证。一是说：“战争的高度政治性正是人民战争的特点。”抗美援朝是一场“正义战争”，因而不仅是“新的世界格局下的革命延续”，更是“二十世纪中国革命战争的延续”。一是说：“人民战争的基本原则是依托人的力量、在人民的日常生活动员的基础上，通过灵活的战略战术和强韧的战斗意志战胜对手”。“毛泽东出兵朝鲜，表明他相信核武器并没有改变决定战争的是人而不是武器这一人民战争的逻辑。”

比较前述毛泽东、中共中央和作者自己对“人民战争”经验内容的概括，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作者其实偷偷地把毛泽东、中共中央和作者自己所概括的“人民战争”的经验内容抽掉了。他在这里新提出来的所谓“政治性”也好，“人的因素”也好，全国动员也好，既不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人民战争”经验内容的说明中，也不在作者自己此前对“人民战争”经验内容的说明中。这些作者偷换而来的所谓“继承”和“特点”，与“人民战争”经验内容的关系大多都经不起推敲。

多半是为了解决这一麻烦，作者有意不加区别地在文中混用“人民战争”、“革命战争”，和意义更泛的“正义战争”的概念。一会儿说“抗美援朝战争是人民战争的延伸”；一会儿说“抗美援朝战争二十世纪中国革命战争的延续”；一会儿说“抗美援朝是一场区别于国内革命战争、民族解放战争等人民战争的正义战争”。

不必说，“正义战争”、“革命战争”、“人民战争”是三个层级完全不同的概念，“革命战争”可以归入“正义战争”的范畴；“人民战争”至多只是包含在“革命战争”概念下的一个专指中共战争经验的特有名词。讲“抗美援朝战争是人民战争的延伸”，就必须要举出抗美援朝战争如何继承了“人民战争”的具体经验和方法。如果没有或不够，想要改从“革命战争”或“正义战争”的角度出发，说抗美援朝战争是“二十世纪中国革命战争的延续”，或是一场“正义战争”，延续了“革命战争”的“政治性”“特性”，继承了“正义战争”重视“人的因素”的“特点”，也是可以的。但作者应该另外去做一篇或两篇文章，不能在本文中把不属于“人民战争”范畴，可能属于“革命战争”或“正义战争”范畴的什么“特性”或“特点”，与人们已有基本共识的“人民战争”的经验内容混为一谈。

在结束本文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汪文对于“抗美援朝战争是人民战争的延伸”的论点论述乏力，肯定不是作者最失败之处。甚至前述汪文种种史实方面的错乱，也不是最让人沮丧的地方。倒是读了汪文最后部分的自问自答，才真是会令人感慨万端。

作者自问道：“在今天重提这个问题，有什么意义呢？在越南战争之后……那种以武装斗争、群众路线、统一战线及文化政治相互结合而产生的深刻而宽广的政治进程不复存在。这是不是意味着人民战争的基本原则、战争的政治性质逐渐被取消了？”

对此，作者声称：“我的回答是：不是新式武器的出现改变了战争的性质，而是政治的条件发生了变化，从而人民战争的逻辑不再居于主导地位。”“现在非但没有人民战争，也没有正义战争。”因此，二十世纪中国的“政治创新”，许多人已弃之如敝屣了。归根到底，人民战争的时代已经“终结了”。

不论汪文所强调的“人民战争”的“主导地位”在世界范围内是否真正存在过，既然一切都发生了变化，连作者自己都看不出他对“人民战争”经验的讨论还有什么意义，我们还有什么必要煞费苦心非要去弄明白作者自己都弄不太明白的观点和逻辑呢？

即便如此，有句话最后还是要说：今天任何想要发挥自己政论长才的学者，如果要拿历史做证据，还是请务必先去认认真真地读一点历史书为好；涉及中共党史，最起码的，也要把《毛选》里的文章读懂吧。

（作者注：此文虽应《文化纵横》编辑邀约而撰，但由于该刊近期无法刊出，故只好放弃在该刊刊出的计划，是为遗憾。）

杨奎松，东方早报 2013-12-29

作者：xilihutu 在驴鸣镇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_________________
是你对还是我right？

返回顶端

显示文章:

海纳百川首页 -> 驴鸣镇

所有的时间均为北京时间

您不能在本论坛发表新主题
您不能在本论坛回复主题
您不能在本论坛编辑自己的文章
您不能在本论坛删除自己的文章
您不能在本论坛发表投票
您不能在这个论坛添加附件
您可以在这个论坛下载文件

[ Page generation time: 0.06218 seconds ] :: [ 23 queries excuted ] :: [ GZIP compression enabl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