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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帖]杨奎松：纠正汪晖论抗美援朝文章谬误（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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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杨奎松：纠正汪晖论抗美援朝文章谬误（上） -- xilihutu - (7558 Byte) 2013-12-31 周二, 上午7:31 (534 reads) |
xilihu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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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题: 杨奎松：纠正汪晖论抗美援朝文章谬误（中） (221 reads) 时间: 2013-12-31 周二, 上午7: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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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xilihutu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杨奎松：纠正汪晖论抗美援朝文章谬误（中）
時間：2013-12-31 03:51
原标题为：以论带史的尴尬——汪晖《二十世纪中国历史视野下的抗美援朝战争》一文纠谬
三是说1925、1926年国共联合从事农民运动，“毛泽东所领导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就是这一农民运动的产物”，也不对。国民党参与和从事农运较从事工运晚，广州农讲所是国共全面合作后中共主导下于1924年夏天开始举办的，当时国共还没有联合起来发动农运。另外，农讲所连办了六届，都是其他共产党人在主持，毛泽东只不过是最后一届，即1926年那一届农讲所主任。故既不能说广州农讲所是1925、1926年国共联合从事“农民运动的产物”，也不能简单地说广州农讲所是“毛泽东所领导的”。
同样，（4）句中所谓“党军的概念，以武装的革命来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是仍然处于革命阶段的、受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影响的国民党的创新”的史实说明，也不准确。所谓国民党“受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影响”的说法，就让人莫名其妙，不知所指。说“党军”的概念，“以武装的革命来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方法，是国民党“受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影响”的“创新”，更是让人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这里面一个关键的问题，是汪文没有告诉读者它这里讲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到底指的是什么。是共产国际，还是人们一般所理解的自马克思到列宁到斯大林，各国共产党所推动的世界革命运动？
要知道，无论是共产国际，还是各国共产党推动的世界革命运动，和“党军”的形式或“以武装的革命来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方法，都扯不上太多关系。“党军”也好，“以武装的革命来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也好，确有中国特色，但简单地说这两个概念或这两种情况是国民党在中国革命中的“政治创新”，也不确。因为“党军”的观念和组织，其实是国民党学习搬用苏联红军建军经验的结果。所谓“以武装的革命来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一方面是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特点做出的总结与概括（斯大林：《论中国革命的前途——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三十日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中国委员会会议上的演说》，1926年11月30日，《列宁斯大林论中国》，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97页）；另一方面这个“武装的革命”，孙中山革命三十年都没有建起来，也是苏联帮助并援建起来的；“以武装的革命来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更是靠苏联提供金钱、武器、顾问和战略战术，才得以顺利发动实现的。换言之，国民党的“党军”以及“以武装的革命来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方法，准确地说怕是苏联政府在中国输出革命的一种“创新”。简单地把它们归结为国民党的“创新”，说它们是国民党受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影响的结果，即不适当，也不确切。
（7）句所谓“在大革命失败后，由李立三、王明、瞿秋白主导的城市暴动和工人斗争也不同于以农村包围城市为军事战略而逐渐展开的人民战争”云云，也让人颇感困惑。在这里，作者至少犯了两个很明显的错误。
一是没有搞清此三人担任中共中央领导人时所犯“错误”的实际内容。说瞿秋白、李立三主导城市暴动和工人斗争，多少还说得过去，说王明参与中央政治局领导工作后也主导城市暴动和工人斗争，就谬之千里了。王明上台时已经是1931年了，当时中共中央已经改变过去的城市中心论，也无力再依靠所谓工人斗争了，因而共产国际已经明令要中共中央把60%以上的干部力量和工作重心都派到农村根据地和红军中，随后大批中共中央和共青团中央的领导干部都转去各地苏区和红军任职了。说王明和瞿秋白、李立三一样盲目依赖城市暴动和工人斗争，显然与史实不合。
二是作者对三人的排序让人不明所以。我们知道，历述这种历史人物的作用时，人们通常都会考虑好一个排序的标准。最普通、最容易、最不会出错的标准是按历史人物出场的先后次序。比如这里所提到的三位中共负责人，按照出场顺序，肯定是1927-1928年担任总书记的瞿秋白在前，1930年弄出“立三路线”的李立三居中，1931年进入政治局并影响到后来临时中央组成的王明在后。当然，人们也可以按其他方式排序，比如上述三人在中共历史上都被认为犯有错误，而且是同一性质的“左”倾错误，故如果有人想要按照他们犯错误的轻重排序也是可以的。但这样做一定要有所说明，并且如此排下来，先轻后重，和按时间排序不会有什么区别；先重后轻，就要反过来，王明要排在最前面，瞿秋白要排在最后面。然而，汪文的排序既不按时间，也不是按错误轻重，而是把江西苏区形成前已经出场，犯错误最轻的瞿秋白排到了最后；把中间出场，犯错误次重的李立三排到了最前；把最后出场，被后来的中共史书认为犯错误最重的王明排到了中间。
这其实反映出作者对这段历史情况实在太不了解了。
作者既不了解中共苏维埃革命的历史，也不了解江西苏区时期的历史，自然更不了解从1927年失败到1934年再失败之后，中共为重新崛起，在改变与其他政党和其他社会阶层及其政治代表的关系上面，进行了怎样的努力。
汪文作者对历史甚少知识，理当擅长于论说，可是，作者在此文中表现出来的论说能力竟也让人深感失望。如（5）（8）两句谈的就不是历史史实，而是在谈作者的论点，读起来一样让人摸不着头脑。
作者在这里想解释什么是他所讲的“政党转型”。他告诉读者称：“人民战争”是中共实现“转型”的关键所在。说由于有了“人民战争”，政党与军队、与政权、与大众结合了起来，与其他政党和其他社会阶层及其政治代表的关系也改变了。故“人民战争创造了与历史上的政党全然不同的政党类型，创造了与历史上无产阶级截然不同的、以农民为主要成员构成的阶级主体”。
首先要说的，是前面提到过的，作者在这里不加说明地用“政党”二字代称中共的奇怪表述方法。如果说党报党刊或中共党员提到共产党的时候简单以一个“党”字来替代，大陆人一般绝不会发生误会，因为大家已经习惯成自然。然而汪文这里一句一个“政党”如何、“政党”如何，这个“政党”却不是不言而喻的。最奇怪的是，就连作者自己也不认为这个“政党”一词只是特指共产党的。在同一段话中，作者就提到了好几个“政党”的概念，既有单指中共的“政党”，还有区别于江西苏区时期以前的“政党”的“超级政党”，也有不是指中共的“其他政党”，并且有既指中共也指其他政党的什么“超政党”、“政党类型”等等概念。结果就有所谓“政党”是一个“与历史上的政党全然不同的政党类型”；有所谓“政党”是一个可以“称之为包含着超政党要素的超级政党”；有所谓“政党在人民战争中与其他政党和其他社会阶层及其政治代表的关系的改变”等足以让人晕眩的说法。光是一个“政党……与其他政党……关系的改变”，略去语病不提，单看这句话，谁能明白作者在说什么？而所谓“……创造了与历史上的政党全然不同的政党类型”，这个新型“政党”“包含着超政党要素”，只能称之为“超级政党”云云，同样令人费解。作者一方面想说这个已经脱离了“政党政治”的“政党”不再是通常意义上的政党了；一方面却又坚持加上“超级”二字还应继续视这个“政党”为政党。但由于作者没有为自己使用的这个“政党”的概念做出最基本的内容界定，因此为什么已经具有“超政党要素”的“政党”还应视为“政党”，这个“超级政党”和特指中共的那个“政党”，和“政党类型”、“其他政党”等用语中具有一般意义上的“政党”，到底有什么相同，有什么不同，读者自然会看得一头雾水。
（8）句中所谓“政党在人民战争中与其他政党和其他社会阶层及其政治代表的关系的改变”一句，也存在着对历史的误解甚至是错读。
作者在这里并没有说明，中共在人民战争中与其他政党和其他社会阶层及其政治代表的关系发生了什么改变。按照汪文行文的语意，作者对自己在这里所讲的这种“改变”，理应同此句前面接连提到的三个“结合”一样，是持肯定态度的。但如前所述，所谓江西苏区时期，是包含在中共党史中那个被称为苏维埃时期中的，这个时期中共与其他政党和其他社会阶层及其政治代表的关系的确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可是这种改变不仅没有推动中共走向成功，反倒是将中共引向了失败。作者在这里不会是想说这些都是三个“结合”和这种“关系的改变”造成的结果吧。
汪文会如此叙述，仍然是对这段历史的无知造成的。作者既不了解中共苏维埃革命的历史，也不了解江西苏区时期的历史，自然更不了解从1927年失败到1934年再失败之后，中共为重新崛起，在改变与其他政党和其他社会阶层及其政治代表的关系上面，进行了怎样的努力。作者对这一切毫无概念，只是基于自己认定的“人民战争”创造了一切的想象，想当然地以为，武装斗争、工农红军、红色政权既然在江西苏区结为一体，自然也就意味着“人民战争”的全面展开。一个已经“人民战争”化并成长为“超级政党”的中共，与其他政党和其他社会阶层及其政治代表的关系一定也变得十分成熟了。他竟然不知道有江西苏区失败、红军损失十分之九，和随后中共政策被迫全面转变这回事！
汪文作者在文学理论上有自己的专长，应该不会出这类纯粹常识性的低级错误，但跨界到历史学界，特别是跨到共产党意识形态的领域中来，就不免因知识太少每每表现得捉襟露肘，错误百出了。
由于（8）句较长，有几个分句，因此其中的问题还不止于上面所说的几种。该句中还有一个作者非常看重，在全文中不止一次提到过的说法，即所谓“人民战争……创造了与历史上无产阶级截然不同的，以农民为主要成员构成的阶级主体”，也是问题多多。
这句话一样存在语病。什么叫“……创造了与历史上无产阶级截然不同的……阶级主体”？这句话的动宾关系是“……创造了……阶级主体”，在作为宾语的“阶级主体”前面作者加上了两个定语短语。一个短语是否定的，即“与历史上无产阶级截然不同的”；一个短语是肯定的，即“以农民为主要成员构成的”。依语序读下来，主句的意思似乎是“人民战争……创造了……以农民为主要成员构成的阶级主体”。但如此理解，语义上并不通。因为句中的宾语“阶级主体”前缺少一个限定“阶级”这一概念指向的名词定语，“以农民为主要成员构成的”这个短语并不能解决这一问题。即读者并不能了解宾语讲的这个“阶级”指的是哪个阶级，因为该句从语义上看应该不是指农民，否则就等于说“以农民为主要成员构成的农民阶级主体”，变成同义反复了。那么能否将该句理解为“……创造了与历史上无产阶级截然不同的……阶级主体”呢？逻辑上应该是可以成立的，但那就必须要在“阶级主体”前面加上“无产阶级”这个定语。因为只有说“……创造了与历史上无产阶级截然不同的……无产阶级主体”，语义上才是通顺的。当然，用“历史上无产阶级”对应“无产阶级主体”，也还有点毛病，最好能找到一个和“历史上”相对应的词，比如说：“……创造了与历史上无产阶级主体截然不同的……新的无产阶级阶级主体。”
这个分句中所谓“历史上无产阶级”的概念也很怪异。汪文用了两三万字论述中共历史及其革命战争的意义，连同此处，全文只有两处用到“无产阶级”这一概念。他所谓“无产阶级”指什么，本来就不清楚，再弄出一个“历史上（的）无产阶级”，就像上述“政党”的诸多说法一样，只会让读者犯糊涂。更有甚者，在作者看来，无产阶级还有以工人为阶级主体和“以农民为主要成员构成的阶级主体”的不同。查汪文另一处提及“无产阶级”的表述就是：“先前的政党不可能创造以农民为主体的无产阶级，只有通过人民战争而自我重构了的政党才有可能完成这个使命。”对照（8）句中“以农民为主要成员构成的阶级主体”的表述，可知（8）句讲的那个“阶级主体”中的“阶级”，作者本意指的就是“无产阶级”，只是在行文中漏掉了或误以为可以不说自明。但问题是，这样的表述在理论上能够成立吗？或者说，一个以农民为主要成员构成的，主体是农民的“无产阶级”，还可能是无产阶级吗？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根本就是两个不同的阶级，无产阶级并不是无财产者的大集合。它指的是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方式下的产业工人，农民中间无财产者或少财产者，和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无产阶级可谓风马牛不相及。也就是说，不管在哪个国家，发达也好，落后也好，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都不可能存在什么“以农民为主体的无产阶级”。同样，无产阶级既然特指大工业生产方式下的工人阶级，除非作者能够做出全新界定，否则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条件下，也不存在什么“历史上（的）无产阶级”和“与历史上无产阶级截然不同的”新型无产阶级的区分。
汪文作者在文学理论上有自己的专长，应该不会出这类纯粹常识性的低级错误，但跨界到历史学界，特别是跨到共产党意识形态的领域中来，就不免因知识太少每每表现得捉襟露肘，错误百出了。作者所以会把农民和无产阶级混为一谈，估计是太过浮皮潦草和太少阅读《毛选》得来的一种印象。只因为注意到毛泽东个别文章中有“农村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的说法，就以为共产党所讲的“无产阶级”只是一个无财产的穷人的概念，既包括“工人”，也包括“农民”。作者不是不知道共产党依靠的社会力量中有工农两个阶级，在前述（6）句中也特别提到“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概念，但他不仅缺乏基本的理论敏感，没有意识到既然是两个阶级，自然不应当简单地将两者视为一体；也没有注意到农民并不都是，甚至基本上不是无产者，如何能够把有产的农民也视为无产阶级？同时，他显然也不知道无产阶级这一概念的马克思主义含义是什么，因而很简单地依据所读《毛选》个别文章的印象，就将“农民阶级”和“无产阶级”混为一谈，提出来一个什么“以农民为主体的无产阶级”的概念来了。
《毛选》文章中有没有“农村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的提法？有。但是，历史研究的作用和意义就在于，研究者能够区分不同时期历史当事人的思想、言论及其使用的话语概念等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些变化的意义何在以及为什么会有此变化等。汪文作者完全不了解读《毛选》也要历史地读，不能把毛泽东1925年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1949年的《论人民民主专政》、1957年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放在同一纬度上去衡量，当成不变的教义来读。因为毛泽东也是从所知甚少的年轻人逐渐成长起来的，他的思想、观念及其对事物的认识同样会随着年龄、读书和知识经验的增长而发展变化的。何况，毛对马克思的理论直到晚年还在学习和思索中，其思想到生命最后也还有变化。像毛对无产阶级概念及其作用问题的理解，早年和晚年、进城前和进城后，就有不小的差别。简单地拿毛泽东在农村期间的一些提法和观念，当成不变的铁律，不是研究者应有的态度。
简单地说，由于中国是落后的农业国，再加上人们早年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有限，毛泽东对“无产阶级”这一概念的理解，确曾较多地从财产观念出发过。1925年毛泽东写《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一文，就曾将农村中完全没有生产资料，纯粹靠出卖劳动力谋生的农民划入到“无产阶级”之列。但这部分农民主要只是雇农，人数甚少，不足以成为中共革命在农村的依靠力量。因此，毛泽东当初更重视的是有少量财产，同样贫困，人数却较多的农村贫农阶层。“半无产阶级”的概念就是针对这一阶层提出来的，毛泽东很长时间谈论中国革命中农民的作用，指的就是这部分农民。因为长期在农村靠贫苦农民革命成功，到了1948年，即将建立全国政权前，毛泽东还一度提出过城市要依靠工人阶级，农村要依靠农村半无产阶级，中国革命事实上要由城市无产阶级和农村半无产阶级共同领导的观点。
但是，夺取全国政权后，中共渐渐脱离了农民革命的生存环境，接受了城市中心的现代观念，特别是更多地了解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和苏联社会主义的建设经验，过去过高地将农村贫雇农视为革命领导力量的理论表述方式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质疑。1951年，党内有理论工作者就写信给中央对此提出了异议，中共中央几度研究，并经毛泽东同意，于当年12月正式发出指示，决定修正以往这类提法。指示称：“关于工人阶级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领导阶级，在我们党的文件中历来是明确的”，半工人阶级也是领导阶级的提法，只是毛泽东在个别文件中使用过。现决定：“关于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问题，无论过去或今后，均应只提是（城市）工人阶级（通过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不应再把半工人阶级包括在内。”（《毛泽东关于改正“半工人阶级也是领导阶级”的提法问题的批语和书信》，1951年11月18日，12月15，23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510-511页）
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从来不曾对农民做过进一步的所谓“阶级划分”，俄国同中国一样也是一个农业国，列宁、斯大林也曾很重视农民中革命的力量，正是他们率先把农民划分成不同阶层，注意联合利用其中的雇农和贫农分子。但是，他们从没有忘记，农民不论多穷，本质上还是“小私有者”，是落后的旧式生产方式的产物。中国比俄国更落后，中共干脆就是立足于农村背靠农民打天下的，党的成员绝大多数也是农民，它对农民中贫苦阶级更加重视和依赖是必然的。然而，即使是中国共产党人中最重视贫农作用的毛泽东，也很清楚马列主义阶级理论对农民阶级本质及其历史局限性的看法。因此，只要多读一些《毛选》中的文章，多了解一些中共革命中和建国后处理农民问题的史书，就应该知道，纵使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有农村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的提法，他们却不会像汪文作者那样，把农民阶级简单地视为一个整体，也不会因为贫雇农财产极少，就把他们视为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无产阶级，自然更不会简单地把全体农民视为无产阶级的“阶级主体”。早在1920年代末，毛泽东就针对当时农民党员较多的情况，提出过要设法解决农民党员小资产阶级本性的设想与要求，进城后的毛泽东更是经常提醒全党：中国“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77页），要“克服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狭隘性”（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12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84页），并要求党员必须通过“思想入党”来实现自身“无产阶级化”等等（参见毛泽东：《论军队生产自给，兼论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的重要性》，1945年4月27日；《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5年4月20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108，992-993页）。
由上可知，汪文笼统地把“农民”与无产阶级混为一谈，甚至声称中共的阶级基础或中共依赖的“阶级主体”是“农民”，在此基础上来总结吸取所谓中共革命的经验教训，距离中共的理论与实践只怕是太远了一点。
如果真的照汪文所说，在苏维埃革命期间中共曾因“人民战争”的展开，发生过意义重大的“政党的转型”，同时那个“转型”前的中共又是那样不堪，完全不能与“转型”后的中共同日而语，根本就是天上地下两个“类型”的话，那就势必出现一个问题：那个“创造”了全新的中共“类型”的“人民战争”又是怎么来的？
（8）句中，包括全文中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也需要有所澄清，即作者贯通全文，并以为最大创见的那个所谓“人民战争”的概念。在作者看来，中共政治上的“转型”或曰崛起，靠的是“人民战争”；中共历史上成功的主要经验，是“人民战争”；理解新中国各种成就的关键，了解中国革命对世界政治做出了怎样的“政治创新”，包括解读中国为何出兵朝鲜等等，也都需要从“人民战争”的角度来认识。但奇怪的是，作者在全文却从来没有具体解释过“人民战争”这一概念中“人民”这一本质概念的本质含义是什么。
严格地说，涉及所谓中共“转型”与“人民战争”的关系，作者的表述就很容易让人犯糊涂。作者在（8）句中的说法是：“人民战争创造了……政党类型。”意思是说，“人民战争”展开前中共基本上还是如（6）句中所说的，由少数知识分子所组成的，与工人、农民均无实质关系的一般的政党；“人民战争”展开后即江西苏区时的中共就完全不同，已经成为“包含着超政党要素的超级政党”了。鉴于作者在（7）句里将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当权时的中共也一同视为“转型”前的一般的政党，可知作者误以为三人当权于江西苏区建成前，“人民战争”展开、江西苏区建成，瞿、李、王三人就不再发生作用了，党的“转型”就实现了。如前所述，这种叙述及判断首先就错得有点离谱，因为瞿、李、王主导中共时期，也正是江西苏区创立、建成，乃至于全面失败时期。如何能够在时间上将瞿、李、王时期与江西苏区时期截然分开呢？
汪文是怎样叙述和了解“人民战争”展开、“江西苏区”建成和中共“转型”的时间先后关系的呢？对于“人民战争”展开和江西苏区建成的时间问题，汪文是这样写的：“秋收起义和南昌起义的部队在井冈山会师，创建江西苏区革命根据地，是人民战争得以展开的里程碑。”这句话不仅史实上不准确，表述上也有毛病。井冈山会师是1928年的事，江西苏区根据地基本建成是1931年前后的事，两者相隔有差不多三年的时间，一个里程碑如何树法？是该树在1928年，还是该树在1931年呢？
必须强调说明的是，作者在这里把井冈山会师和江西苏区创建当成是发生在同一时间的同一件事情了。退一万步，即便我们相信1928年春井冈山会师就是“人民战争”展开和江西苏区创建之时，麻烦也依然存在。因为，这等于说中共在1928年春就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向“超级政党”类型的“转型”了。这又与作者（7）句中所谓瞿、李、王先后主导的中共斗争方针“也不同于以农村包围城市为军事战略而逐渐展开的人民战争”的说法，发生矛盾了。
其实，从1927年国共关系破裂，一直到江西苏区失败，前后七八年时间，包括整个江西苏区时期在内，中共都在作者所说的瞿、李、王先后“主导”之下。如果认为瞿、李、王“主导”下的中共还是“转型”前的党，那么，说什么1928年春展开了“人民战争”，哪怕说什么1931年建成了江西苏区，完成了中共“转型”，都说不通。唯一可能的解释法只有一个，就是说中共中央没有“转型”，而在中共中央领导下的“江西苏区时期”的中共“转型”成了“超级政党”。不过，这样解读历史显然会太过荒唐。只要多少了解一点中共苏区史就会知道，毛泽东恰恰就是在江西苏区建成后被依次夺去党权、军权和政权的。如果江西苏区时期中共真的实现了作者所谓的“政党转型”，最能够代表这一“转型”的毛泽东为什么还会被夺权呢？更不必说，为什么已经变成了作者所谓“超级政党”的江西苏区的中共，不过三年时间就惨遭失败，整个红军还险些全军覆没呢？
汪文中关于“人民战争”与“政党的转型”的关系问题的表述，还会引发出一个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疑问。这首先是因为，汪文自己的表述常常表现得比较混乱。它一会儿说：是“人民战争……创造了与历史上的政党全然不同的政党类型，创造了与历史上无产阶级截然不同的……阶级主体”，“人民战争是创造新的政治主体的过程”等；一会儿又讲：是“这个政党试图在战争条件下……创造出人民战争的新政治”；是这个“党……创造了一个全新的革命政治主体。这就是人民战争的政治基础”等等。到底是“人民战争”创造了全新类型的党、全新的政治主体，还是这个党创造了“人民战争”、“人民战争的新政治”，亦或创造了作为“人民战争的政治基础”的“全新的革命政治主体”？相信很少读者能够读明白作者想要表达的准确意涵。
这个问题之所以需要讨论，还不在于作者绕来绕去、概念多歧的表述习惯。这里面最重要的问题，是如果真的照汪文所说，在苏维埃革命期间中共曾因“人民战争”的展开，发生过意义重大的“政党的转型”，同时那个“转型”前的中共又是那样不堪，完全不能与“转型”后的中共同日而语，根本就是天上地下两个“类型”的话，那就势必出现一个问题：那个“创造”了全新的中共“类型”的“人民战争”又是怎么来的？一个必须要被“人民战争”再造、自身毫无基础的旧政党如何能够“创造”“人民战争”及其政治基础呢？
作者有一个解释是：这是在大革命中遭受挫折但幸存下来的那个还没有转型的中共“不得不探索”的结果。他写道：“这个政党试图在战争条件下独立地建立的割据的红色政权，通过政党、军队、政权和大众政治的相互结合，创造出人民战争的新政治。”这等于说，所谓“人民战争”原本就是这个“转型”前由少数知识分子组成、与工农均无实质关系的中共，在遭受挫折后“不得不探索一条不同以往的道路”的结果，它也确实“创造出人民战争的新政治”。如果这是对的，那么，作者为什么又要声称：“在大革命失败后，由李立三、王明、瞿秋白主导的城市暴动和工人斗争也不同于以农村包围城市为军事战略而逐渐展开的人民战争”呢？显然，每当作者想要自圆其说的时候，他对历史的解读总是会自己和自己打起来。
事实上，以所谓江西苏区创建为线，截然将之前与之后的中共划分成两个“有着巨大的差别”，甚至“全然不同的政党类型”的党，本身就是从观点出发对历史生吞活剥的一种作法。任何历史事物的发生发展，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新脱胎于旧，旧附着于新。包括被作者批评的那个主导了城市暴动和工人斗争的瞿秋白、李立三，其实同样直接间接地推动了“以农民包围城市为军事战略而逐渐展开的人民战争”。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毛泽东的队伍和朱德的队伍，以及其他中共武装，几乎都是因为执行城市暴动计划失败退去农村，才创造了农村根据地和红色政权的。包括毛泽东在内，没有谁在国共关系一破裂就认识到必须到农村去组织武装和建立根据地，改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很显然，简单地说“人民战争创造了与历史上的政党全然不同的政党转型”，或“政党……创造出人民战争的新政治”，都是有问题的。历史本身既是变化的，也是渐进的。即使比较瞿秋白与李立三，李立三与王明，虽然三人当权时都表现“左”倾，最终导致了江西苏区的失败，但中共中央工作重心及其对军事斗争、农村工作重视程度在逐渐改变中，也是显而易见且不容置疑的。可惜对于这些历史情况，汪文作者几乎一无所知。（未完待续）
杨奎松，东方早报 2013-12-29
作者：xilihutu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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