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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我看薄熙来案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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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我看薄熙来案件（六）   
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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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我看薄熙来案件（六） (2738 reads)      时间: 2012-4-16 周一, 上午9:36
作者：芦笛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六）我的假说

以上所说，是已知事实以及根据它们导出的推知事实。根据这些事实，可以提出一个假说来圆满解释它们。这假说并不一定就是事情真相，但在我看来，它符合事情真相的概率最高，舍此而取其他假说，就不能解释上述怪事。为构建此假说，我采纳了海外媒体发表的某些“内部消息”。

上引《多维独家新闻》中列举的薄熙来的一系列罪名中，我觉得真正令他倒台的原因是这条：“个人‘狂妄自大’蔑视中央权威，甚至挑战和威胁中央领导层。”

上半截是尽人皆知的废话，耐人寻味的是下半截——它说的是“中央领导层”，而不是“中央领导人”。这就是说，大多数政治局常委都受到了薄的“挑战和威胁”，以致他们都同意把薄从重从快做掉，而没有他们的鼎力支持，胡锦涛那弱主根本不可能一意孤行。

那么，薄怎么个“挑战和威胁中央领导层”法？综合海外媒体传闻，薄熙来曾伙同周永康，使用窃听装置，对江泽民、胡锦涛、温家宝、习近平、汪洋、贺国强、吴邦国、李长春等很多领导人的私生活和经济犯罪进行秘密调查，搜集证据，建立秘密档案，准备在中共18大筹备期间发动突然袭击，夺取中央领导权。这个计划包括在必要的时候动用安全力量逮捕习近平，以及在2012年春节后进行舆论抹黑和攻击，薄熙来还为此雇佣了200多记者和学者，云云。

窃以为，这些传闻虽然惊世骇俗，但大体可信。这是因为：

第一，舍此不能解释上述一系列咄咄怪事：诸如以软弱分裂为其最突出特征的胡中央突然一改常态，雷厉风行，异常迅捷狠辣地作出反应，施以空前雷霆手段，不但将薄妻定为杀人犯，而且竟向海外放风要将薄熙来本人处决；封杀国内大批网站包括乌有之乡；命令全国党政军各地各部门尤其是军队警特赤诚效忠，等等。

第二，它符合薄熙来的志向、性格与能量。从薄在重庆的表演可以看出，此人野心之大，还不是党国最高领导人的职务可以满足的。他要当的是毛泽东那样的万民拥戴、万古流芳的“人民救星”。文革中他饱经磨难，备受歧视，甚至一度系狱，锤炼出他残忍无情的性格，而因为他的太子党背景，在党政军警特中有着广泛的人脉。如果他确与周永康那中国贝利亚联手，再加上枪笔两杆子（后者如张宏良、孔庆东、司马南乃至海外“民社党”小喽啰），其能量绝不容小觑。

第三，它瞄准了现政权最薄弱之处。薄熙来乃父薄一波搞阴谋诡计的天资甚高，当年不过是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却能单枪匹马在山西打天下。阎锡山被他忽悠得拱手放权，出钱出力出人，让他自主练“新军”，最后养虎贻患，被他在短期内就把整个新军以及山西几十个县都变成了共党的本钱。正因为他有着这些汗马功劳，毛泽东才在七大之前力排“红区党”异议，让他作了中央委员。

薄熙来大有父风，绝非胡温等庸人可及。他敏锐地察觉，改革开放造出的深重民怨将是他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政治资源。他要像他的精神导师毛泽东那样，不但要利用民心把他送上大位，而且将以拨乱反正、为民作主、杀富济贫的人民大救星青史留名。这不是说薄熙来要亦步亦趋地机械模仿毛泽东，而是说他看准了“民心可用”，准备以“弱势群体救星”的身份闪亮登场，做中国的普京。而这一手确实对现中央构成了致命威胁。

我在《薄熙来：夭折的中国普京？》中指出，江泽民、朱镕基的改革与叶利钦的极为相似，都是官僚集团对全民财产的疯狂掠夺，都造出了空前的贫富悬殊。普京正是利用这一点，上台后搞“国进民退”，使出流氓手段来，做翻了好几个金融寡头，从而赢得了广大俄国人民的衷心赞颂，成了俄国历史上最得民心的总统。比较普京的做法与所谓“重庆模式”，不难看出两者之间惊人的平行之处。

不难看出，这才是对现中央的致命威胁。王立军案发前，毛左喉舌张宏良写了一篇声势汹汹的檄文，指“改革”为官僚集团对全民财产的大规模掠夺：

“当年改革的主要内容，是打着产权改革的幌子，把数百万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划归极少数官员和亲友所有，造成九千万工人下岗，数百万妇女被逼良为娼；是打着房地产改革的幌子，把从农民那里几块钱一平米强占的土地，盖成房子再以几万元一平米卖给市民；是打着股权分置改革的幌子，把外国人和富人几毛钱和一两块钱购买的股票，与普通股民十几元钱购买的股票，强制在一个市场上按照一个价格买卖，让极少数富豪从上亿股民账户上直接划走了十几万亿现金资产；是打着法制改革的幌子，宣布下岗工人、拆迁户和股民不受法律保护，法院拒绝接受这三类人的诉讼…… 如此改革，不仅人间有‘争议乃至非议’，甚至连鬼神都感到震惊和愤怒，真正达到了人神共愤、天怒人怨的极端地步。”

任何一个敢于尊重客观的人，不管政治立场如何，都不能不承认这些话说的基本是事实。更有甚者，张宏良还指责，《人民被日报》2月份发表的《宁要不完美的改革 不要不改革的危机》的文章，是“骇人听闻的政治谎言”，是“1%对99%的政治宣战”，是官僚集团继朱镕基所谓“改制”之后第二轮对国有资产的大规模抢夺。张宣称，官僚集团试图瓜分总价值150万亿的123家大型央企和1万多家地方国企，其具体盘算是“在18大之前就把垄断行业——123个大型国有企业中121个（只有2个没纳入垄断行业）——解决掉，只要最后100多个大型国有企业落入外资和私人手中，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无论18大怎么变化，都将永远是资本的天下。”

如果他说的确实是官僚集团的谋划，那么薄熙来在18大召开前以此发难，指责胡温等人企图再度大规模抢劫国家财产，同时抛出他们的贪腐犯罪事实，以薄既有的高度的党心与民望，同伙周永康对警特机构的控制，再加上其广泛太子党人脉，不难一击成功，一举端掉现领导，并将他们打进秦城天牢。

这可不是危言耸听，除了痴情深信“中共高层清廉”的台湾小白外，是个正常人都知道，政治局内谁的屁股里没有屎？比起来，薄三公子兴许是最干净的也未可知（这不是怀疑薄将是揭发出来的中共史上最大的贪污犯，而是与拿捏他的大员们相比而言）。

第四，它能圆满解释为何温家宝最初对薄的指控与后来官方宣布的罪名不一致。前已述及，温在记者招待会上含蓄指责，薄熙来违反了党的三中全会确立的改革开放路线，试图重搞文革，势必将让国家再走上“弯路”。然而此后中央却是以“杀人案”将薄双规的，中共的海外喉舌还澄清，“唱红打黑”没错。这种表面上的矛盾，提示薄确有可能以党内造反方式发难，而且其借口就是现领导打着“改革”的名义大规模抢劫全民财产。这在敬爱的党中央看来，当然就是否定三中全会确立的政治路线，就是要搞文革。只是后来他们才意识到，这非但无法用为薄的罪名，而且只能自暴其丑，因此只好走“反腐”的轻车熟路把薄干掉。

第五，它能完美解释海内外毛左在事变前后的高度一致、高度亢奋的反常表现。事变前一段时间，毛左空前活跃，开足马力，大肆攻击改革开放，无耻吹捧薄熙来，不但张宏良写出了声讨《人民被日报》以及其后的“修正主义统治集团”的大义凛然的檄文，就连张木生也撰文指着温家宝的鼻子骂。而事变后毛左则气急败坏，如丧考妣，哭声震天动地，大骂“反革命政变”、“右派政变”，号召全国人民起来与“胡温右派法西斯政权”作殊死斗，堪称“举国尽孝子，红歌应继魏忠贤”。

耐人寻味的是，毛左打的竟然是一场貌似有着统一部署、统一指挥的“国际战争”，竟然连在海外也有其喉舌。这些人中，不但有过去杀人越货、打家劫舍的土匪司令王希哲，更有自称红黑通吃、与共特大头目熊光楷以及FBI特务头子都有特殊关系、每次回国都走总统通道、经常为政治局上课的梅威廉（草庵居士），以及多次在网上自供奉“军机处”、“上书房”的“摄政王”与“童贯”之命，由中共出资在美国开办网站，案发后赶在FBI追捕前仓皇逃回中国，以其童贯爷爷赏赐的大笔“遗产”，在“长三角”购得豪宅的胡安宁（余大郎）。这种种表现，不能不令人猜疑：余大郎过去时时挂在嘴上炫耀的后台“摄政王”就是薄熙来，而“童贯”则是王立军。

当然，这最后一点不过是我的educated guess，很可能猜错了。倘若此，还请余大郎之灵附在隔壁 “马路大”的身上发声指正，并向广大好奇革命群众说明，您吹嘘了六七年的后台老板“摄政王”与“童贯”究竟是谁，总不会是胡温吧？既然是“摄政王”，当然就不可能是今上。就算贵党铁的纪律严禁你泄露宫廷革命的机密，更不准说出上级的真实姓名，那请问你又是怎么在六年前就得知胡温必然要被推翻，由你主子“摄政”，为此在海外精心策划“诺曼底登陆”，待到薄熙来事败后又哭天抢地，口口声声“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涅？你心目中的理想中央到底是谁啊？

以上是我提出“薄熙来试图发动政变，一举打掉现中央领导”的假说的理由。那么，这个政变密谋是怎么暴露出来的？

据国内报刊报道，王立军在辽宁铁岭市公安局长的接班人谷凤杰，因受贿及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已于上月被沈阳市于洪区法院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2年。其他获刑者还包括王立军原搭档、铁岭公安局常务副局长富晓东等多人。据海外媒体披露，谷凤杰在被审查期间，向中纪委供出了王立军的类似罪行。中纪委决定调查王立军，致使王向薄求助，却被王拒绝，王这才吓得逃入了美国领事馆。

窃以为，此说或有可信成分，但仍然不能解释王为何要采取这种极端手段——如果王只是为了逃避中纪委调查，他完全可以利用手中的巨大权力，举家逃往国外。何必抛妻弃子铤而走险？

我的猜测是，王向薄求助不假，薄也拒绝了。但王此前已知薄谷开来杀人案，于是便以此隐约威胁薄，其目的是讽示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他若进去了，免不得要把这事兜出来，不料立即引起了薄的强烈反弹——那也是必然的，以薄骄狂的性格，岂能受人挟制？王素知薄熙来心狠手辣，情知闯了大祸，性命不保，于是逃入美领馆避难。在被送到中央进行“休假式治疗”后立即供出了薄的政变密谋，使得胡温等人极度震惊，立即决定罢免薄的重庆职务，留在京中加以控制。

这就是温为何要在记招会上大讲“路线斗争”与“弯路史”。只是后来王立军又供出了海伍德案，常委们才意识到这才是整薄的最佳口实，并立即抓住它把案子做大做强，斩草除根，以绝后患。王之所以要到后来才供出此案，是因为他深知那对他本人立功自赎毫无用处，敬爱的党中央绝不会因为一个政治局委员的太太涉嫌杀人就与他破脸，更不会因为他贪腐就把他做掉。相反，若是他例外的清廉，反倒要引起上司和同僚们的深度疑忌，因而不能自安其位。只有台湾专出的惊天动地的小白，才连这起码的大陆官场文化ABC都不懂。别说是官员，就连我那当大夫的朋友，因为拒绝榨取病人钱财，还险些被同事挤出了那个三甲医院。直到他被迫与同事同流合污，这才一团和气，天下太平。

以上便是我对薄熙来案真相的一点管窥蠡测。它只是个假说，可能全部或部分符合真情，但也可能完全与真情不符。勿过，检验此说有个方法，就是看周永康是否随之倒霉。盖周入伙是“政变说”成立的必要条件——没个贝利亚参与，秘密调查政治局常委的贪腐罪行是无法操作的。

我可以肯定地作出的，只不过是过去早就反复说过的几个结论：

第一，斯大林的背时设计，只适合管理一个“一元化”的阶级关系单一的奴隶社会（略去官僚集团即可视为无阶级社会），无法用于管理多元化的阶级社会。因此，当社会从前者转入后者时，党内就必然要分化为不同利益集团，绝无可能保持过去的宗教式团结。在这种情况下还想保持一元化的精诚团结，完全是痴人说梦，缘木求鱼。

第二，斯大林设计出来的政体的“合法性”（＝精神权威）全靠“个人崇拜＋恐怖”产生。然而两者都无法传代。这是因为有个人崇拜就有党内恐怖，两者其实是一回事：把党魁捧为上帝的同时，也就使得他的同志们丧失了人身安全，赋予了党魁任意屠杀同僚的无限权力。因此，没有哪家共产党（北韩例外）可以把这优良传统一代代传下去，迟早要在大独裁者死后放弃。而一旦放弃了它，敬爱的党中央就立即变成连权位的安排与移交都没个最起码规矩的劣等土匪山寨，迟早要垮于内讧，并给全民带来历史上见所未见的巨大灾难。

第三，战无不胜光焰无际的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是中国有史以来颠覆一切官僚统治的最强大的精神武器，因而构成了中共那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官僚统治自爆的核地雷。毛主席他老人家哼哼教导过我们：

“如果北京搞修正主义，你们地方怎么办？……我历来主张，中央不对时，地方攻中央，去年9月工作会议，专门讲了这个问题，如果中央出修正主义，地方要造反。”

薄熙来同志就是身体力行了伟大领袖这一光辉教导的坚强的反帝反修战士，而且我相信，只要中共不与他们的伟大领袖彻底切割，并彻底清算其祸国殃民的滔天罪行，结束窃民自肥的官僚统治，那么，这样的好战士将在未来层出不穷，正是林思云十年前撰文号召的“革命自有后来人”。

作者：芦笛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上一次由芦笛于2012-4-16 周一, 下午12:02修改，总共修改了2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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