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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4年时的《再说六四 》，方励之不肯劝退学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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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悲鸣
[个人文集]
加入时间: 2004/02/14
文章: 5898
经验值: 57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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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悲鸣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再说六四
马悲鸣
一、学运毁在最高潮
经历过“六四”的中年人直觉到，八九民运的组织者们似乎吸取了中共统治下四十年来学生运动失败的教训。民运一开始组织得还算有水平。中共保安部门曾感慨地说，民运每一步都走在了共产党保安对策的前头。当保安部门欲图祭起“反党”大帽子压人之际，民运已经适时地打起了拥护中共改革的标语口号。再加上小偷罢偷，刑事犯罪率下降到几乎为零。这些都使中共撕不开一条寻衅的口子。
当此之时也，中共强硬派最需要的并非民运自行平息，而是急需一些事件来提供一个撕开缺口的把柄。终于，民运经历过理性节制的初期，招术已经用尽，而迟迟没来的镇压逐渐惯出了学运的非理性。对话的失败提供了第一条裂痕。绝食和由此而来的割据天安门广场则制造了一个绝大的把柄。
老实说，在中共治下的四十年间，历届民运，包括红卫兵运动，从来没有走到过“对话”这一步。所以从来没有这一步以后的经验可资借鉴。中共迟来的镇压是在等待时机，等待学运方面用完了历史经验，然后听其自乱。对话失败只是显示出民运失去控制，而由绝食引发的占领天安门广场才真正使学潮走上了中共强硬派企盼的方向。
平心而论，八九民运的最高期望不可能是结束中共的专制和进入民主。四百万解放军实力和五千万螺丝钉党员牢牢拧紧的中共统治结构远远没有根本的松动。十一亿人民，包括大学生，实际上并不知道民主为何物。学潮的最高期望只可能是显示一下实力，吓唬吓唬它，使中共日后的行为有所顾忌而已。因此学运的最大斩获至多是到对话为止。而且中共是谈判桌上的老手，对话也不可能企望有任何结果。最大的结果只是对话本身。只要对话的口子一开，就是“柳暗花明又一村”。而中共是绝不情愿开此先例的。学潮恰恰在这最高潮到来的尝试对话时，被一群高喊著“不许出卖我们！”的激进分子所冲毁，从此失去控制。
二、杨志卖刀
对话失败之后，学运已失去方向。到底要求些什么和怎么个要求法都不曾谋划得当。而亢奋的群情因为没有见到预期的镇压而始终理智不下来。该怎么办？《救国》杂志第二期里提到有个“王高参”给学生出了绝食的主意。此公说：“运动不能就这样死下来，只有开到天安门广场轰轰烈烈地绝食，才能掀起新的高潮。”“事情闹大，中央会有人好说话。”不管如何，这冲毁对话和绝食的做法正中了中共强硬派的下怀。因为只要绝食，民运就更不可能停在这一步。非法割据天安门广场正是其逻辑的必然。等待和引导对手犯错误乃是上乘的为将之道。
据《中国之春》101期载，广场学运领袖们逃到国外以后，为《绝食宣言》的发明权争得不可开交。这个《宣言》说：“在生与死之间，我们想看看政府的面孔。在生与死之间，我们想看看人民的表情。在生与死之间，我们想拍拍民族的良心。”这个排比句使我们联想起《水浒传》里的“杨志卖刀”。
没毛大虫牛二把脖子伸到杨志的宝刀下说：“在生与死之间，我想试试刀刃的锋利。”泼皮牛二很难谈得上什么理性。这个《绝食宣言》不过是煽情的儿戏之作。
谁让你去死的？
还不是你自己！
救你是义务，不救是本份！
你没毛大虫不是说：“任何人都无权剥夺他人以死明志的权力”吗？
那么说，杨志就是成全你喽？！
说实话，不吃饭是儿女向母亲撒赖的招术。这种办法难免不给人以“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之感，只不过吃了枪子儿以后没人肯承认罢了。高人就指点出这等“望乡台上唱山歌”式的“高招儿”。哪来的丝毫自由派气息？
三、最后机会的丧失
还有一次可以挽回的机会是李鹏在人大会堂会见学生领袖，要求绝食者恢复进食和撤退。如果学生到此为止，宣布∶“我们已经成功地迫使政府当局对话了(不管对的是什么话)。全世界都已经通过电视转播看到我们和政府总理当面对话的实况了。因此我们已经胜利，可以凯旋返校了。”要是能抓住这最后的机会，则保存下有组织的反对派实力还有希望。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台湾的李敖先生在电视上看到吾尔开希当众给李鹏难堪，并逼他到广场上去，而遭李鹏拒绝时感叹道∶“完了！只有等著镇压了。”
由绝食开始的私占公共场地运动已经无法理喻。这时唯一能挽救学潮不遭彻底失败的办法只有方励之出面劝学生撤退。但方励之却不肯出头。
不知是否有人注意过这样一个事实：八九民运最开始是以反官倒为号召。而赵紫阳就是纵容官倒的总书记，民谣曰∶“…，赵紫阳的儿子倒彩电”。即他的公子也是“底儿潮”的。而不管李鹏是否无能，他那时却和官倒无缘。“六四”的最后结果变成了同情赵紫阳和痛恨李鹏，已经大违初衷。这是怎么回事？！
四、决斗是因为下不来台了
“六四”开枪的原因是双方都下不来台了。共产党，不仅仅是其中的强硬派，如果下得来台，它犯不著冒天下之大不韪开枪。广场上的学生头子如果下得来台，也不至于往极端上煽情而绝不后退半步。既然双方都下不来台了，只有决斗一条路可走。就象欧洲中世纪骑士甩手套挑战，当众给对方以难堪，迫使其决斗那样。广场学生头子们当著电视摄象机镜头的面给共产党领导人以难堪和拒不撤退，也就绝了自己后路，无法下台了。
笔者曾遇一个广场下来的留学生。他也是在看到广场出事以后才回国，镇压以后又跑出来的。我问他∶“如果不开枪，还有什么别的法子没有？”他回答说∶“我是在广场上折腾的主。不过平心而论，不开枪真是不行了。我替他们想办法，都想不出来。”
广场最后冒出来的所谓“四君子”若非投机分子，至少也是不识时务之辈。他们除了火上浇油，给已经再衰、三竭的士气来一点最后的刺激之外，于时局毫无补益，徒坚学生拒撤之心。
据这四个人自己说他们对最后和平撤退，导致广场上没死一个人是有贡献的。但那不过是歪打正著。焉知如果他们不强抢出风头的话，广场还能继续割据得下去？！而如果割据不下去，又何至于开枪？！
他们这“四君子”在六四的第二天起草了一份呼吁书，说“血染北京城这还是第一次”，北洋军阀、国民党和日本法西斯都没干过，“今天却由共产党干了”。这话很对，也符合历史事实。但同时，割据天安门广场达一个半月之久也是第一次。五四没干，五卅没干，三一八没干，一二九没干，“反饥饿、反内战”也没干。这次却由八九民运干了。呼吁书说，这是完全符合宪法的。不知出自谁家的宪法？*
国民党割据广东，共产党割据边区，中国现代史上却从来没有哪一家割据首都市中心广场的。而且他们的割据也都同样遭到了当政者的大军压境和围剿。
五、关键是左兵右将
很多人问，为什么如此高密度的知识分子和大学生参与的频繁运动全部都以失败告终，而湖南师范生毛泽东当年却能得胜。原因何在？！
当年伟大统帅毛主席战场取胜的关键一招是“左兵右将”。士兵不惮其左，将校不惮其右。他搞的“延安整风”不管多么无理和残酷无情，但整掉王明等左倾轻狂浮躁分子实在是要将校(干部)们右一点，以便能听得懂战略战术的安排，便于指挥。他搞的“两忆三查”当然是要士兵左一点，以便于冲锋陷阵时能不怕死。共产党进城前打三大战役时表现出的灵活机动和骁勇善战就端赖“左兵右将”--静若处子，动若脱兔；收放自如。我这里不管他讲理不讲理，只管他仗打得漂亮不漂亮。“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的带兵基础实肇于此。
八九民运最差劲的地方就是领导者太左，轻狂浮躁；以至于既不懂战略策略，又无法指挥，还听不进过来人的意见。一再叫嚷不被别人利用，而实际上只能被别人利用。
老实说，共产党统治的结束只争个来早与来迟。但随后而来的民运激进分子的矜功自傲说不定更难对付。两者的不可理喻如出一辙，都是同一堂政治课上教出来的。
六、新一集连续剧
从来就没有万年王朝，中共只是历史进程上最近的一个王朝而已。和以前所有王朝一样，它虽然一厢情愿地妄图江山永固，而这实际上是办不到的。共产党治国无术，却凭借著现代化技术以塞天下之口。其结果是朝野双方都不明白真相，都在那里自说自话、自我陶醉。“六四”的枪声无论如何是把双方都给吓住了。
中共说“六四”取得了“镇暴胜利”。但坦克的履带却碾碎了人心的自我克制。占领广场的学生也同样不承认失败，而实际上双方都没有胜利。大家全是失败者。这只是古老中华民族反复上演的历史重复连续剧里最新的一集而已。
台湾的柏杨先生对“六四”的评价是∶“一位流亡的作家说，‘六四’运动使世界对中国人尊敬，塑造出中国人的新的形象。我的看法恰恰相反，我认为‘六四’恰巧暴露中国人的丑陋面---封建，落后，说谎，野蛮，以及不可理喻，所谓的‘六四’英雄是出产在这种国土上的。如果形势倒转过来，我们有能力可以帮助其他国家，为其他国家排解纠纷，这英雄才是真英雄，否则，一群引起别人同情的流亡客而已。‘六四’只会使中国人面上无光。”
笔者曾问美国人对六四事件的看法，得到的回答是∶“学生stupid(愚蠢)，政府crazy(疯了)。”这就是我们伟大中华民族在外人心目中的形象。
原载1994年一月号《北京之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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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刘晓波的《末日幸存者的自白》第三章第三节“避难在外交公寓”，《北京之春》第三期，1993年8月号，第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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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于1994年的《再说六四》曾遭到民运人士痛诋
马悲鸣
此文（见连接）发表于郑义诽谤我之前。虽然在他的《马悲鸣不该卖矛又卖盾》里没有提到。但我可以想象得出来郑义读了此文以后的恼怒。
郑义从那时至今都是《北京之春》编委，不可能看不到此文。而在他诽谤我的文章发表之前，此文乃是我发表过的，最刺激民运分子神经的文章了。
请读者注意我写此文时的立场，仍是站在反对共产党的一边。但自从遭到郑义狙击以后，我的立场才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郑义生把我这么好的一个反共写手硬给逼去扫荡民运了。
【附录一】～～～～～～～～～～～～～～～～～～～～～～～～～～
以枪口对准良心（节选）
.白 梦.
……
同样是《北京之春》，在一月号里一位叫马悲鸣的撰文「再谈六·四」，这位姓马的先生把曾经激动过千千万万的优秀青年为国献身的《绝食书》戏称为“杨志卖刀”。这里我要声明的是，并不是因为我是《绝食书》的作者而在这里表示抗议。请看马先生的高见：“谁让你去死的？还不是你自己。救你是义务，不救你是本份。你们毛大虫不是说‘任何人都无权剥夺他人以死明志的权利’吗？这么说，杨志就是成全你喽？！”马先生说：“割据天安门达一个半月之久也是第一次，五四没干，五卅没干，三一八没干，一二九没干，反饥饿反内战没干，这次却由八九民运干了。”这位马先生还借著别人的口说：“我是天安门广场折腾的主，不过平心而论，不开枪真是不行了，我替他们想办法都想不出来。”
这样公开鼓吹杀人，用这种小商小贩似的流氓痞子语言和无耻态度在公开刊物上公然调戏自己民族尚在流血的历史，真让我不知如何面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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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北京之春》一九九四年六月号（总第十三期）
【马悲鸣按】～～～～～～～～～～～～～～～～～～～～～～～～～
“我是天安门广场折腾的主，不过平心而论，不开枪真是不行了，我替他们想办法都想不出来。”这句话的原意是幸灾乐祸于逼共产党开枪谋略的成功。可是却被白梦曲解为“公开鼓吹杀人”。这难道是北大作家班的中文程度吗？
【附录二】～～～～～～～～～～～～～～～～～～～～～～～～～～
评马悲鸣的两篇出格文章
.一凡.
读最近几期《北京之春》，感觉一些文章很有特色和深度。不管是“激进派”的立论，还是“渐进派”的论证，只要言之成理，以理服人就应提倡。然而，也有个别文章缺少这样的风范，其中最突出者，非马悲鸣先生的文章莫属。其发表在九四年一月号上的「再说六四」和三月号上「和解要以报复和索赔为条件」两文，特别出格。
一、主观臆断与客观事实
在关于「再说六四」一文中，马悲鸣先生认为：“由绝食开始的私占公共场地运动已经无法理喻。这时唯一能挽救学潮不遭彻底失败的办法只有方励之出面劝学生撤退。但方励之却不肯出头。”这一结论，令人无法信服。什么是私占？当一个政府已丧失民意和人性，又不允许人民表达意愿和愿望时，人民自发行使法律和天赋的权利，表达公意或民意，这怎么能归结为“私占”呢？至于方励之出面劝阻学生，任何人当时若亲临广场或北大、人大、师大校园内，就会发现这种想法十分可笑。首先，广场后期学生和市民的“群体无意识”日益增强，许多人在意识到中共内部发生分裂的情况下，奋勇争前，从众心理的民族性使局面难于驾驶。其次，几十年来，共产党既消灭了一切有组织的反抗，同时也致使反对派力量缺少运作实践的机会和训练。一旦运动兴起并达到高潮，内部的问题也随之出现。运动进入高潮后，外地学生大量进京，组成了外高联，大有后来者居上，压倒北高联之势；学运领导层内部对学运目标和手段的分歧，致使争吵和激进势力占了上风。北京当地学生即使后期撤出广场，许多外地学生也不会响应，这也助长和增强了激进力量力主不撤离广场的理由。相反，从中共领导集团内部看，中共超级强人邓小平老谋深算，深具决断力，在“统一”和压服了各种内部意见后，以军队这种党的专政机器为后盾，形成了统一和深具组织力、战斗力的势力，比之松散的，未具政党领导力量的民运组织更具速战能力。第三，从运动的中坚力量看，这一代青年学生在改革开放环境下成长起来，在父母、祖父母的娇惯和呵护下长大，他们身上既有不信邪、任性的特点，又有视上一代和老一代知识分子为软弱、窝囊的逆反心理，这就决定了他们在绝食开始后谁去劝也没用。况且从学运初期为了证明自己的独立、自主，就声言不受任何人的指使、利用。当时，许多劝阻的人，声望也并不比方先生差多少，也被“奚落”了一番，知趣地退了出来，最后还是从众参与进去。那种认为运动系于一个人是否出面才能免于失败的想法，没有任何意义。
二、冷静分析与冷嘲热讽
“六四”已五周年了，对于这场运动的是与非，成功与失败的内容，人们应该客观、冷静地分析、总结，而不是对当事者冷嘲热讽，挖苦奚落。这种讥讽的做法，既不能显示事后的观察者的英明、睿智，也不能证明发此高论者高瞻远瞩，洞若观火。而马悲鸣先生却不是这样，在《再说六四》一文中又说：“广场最后冒出来的所谓‘四君子’若非投机份子，至少也是不识时务之辈。”对“六四”学生领袖，马先生就更不包容了：“八九民运最差劲的地方就是领导者太左，轻狂浮躁；以至于既不懂战略策略，又无法指挥，还听不进过来人的意见。一再叫嚷不被别人利用，而实际上只能被别人利用。”学运确有许多值得总结的东西，尤其是本应落在成年人身上的重担，却由青年人稚嫩的肩膀担起，这本身就是一大怪事；因而青年学生不同程度犯有轻狂浮躁病也属必然。有不轻狂浮躁者，象马悲鸣先生这样的人，但你那时蹲在哪里呢？至于谈到既不懂战略、策略，又无法指挥，这话就离谱了。从学运开始时，组织较严密、有效策略也对头，口号和策略几次随著当局的对策而变，应变及时，秩序井然，超出了当局的预料，即使当时老奸巨滑的袁木也得承认学生是“打著红旗反红旗”，“有带胡子的在后面”等等。当然，从整体上看，尤其后期变成民运，规模扩大后出现了许多问题，最终招致了镇压。但不可否认，策略上确有许多成功之处。例如利用赵紫阳讲话和新闻媒体的放松控制的机会，几次“见好就收”(胡平先生对此作了很好的总结)，使得当局很被动，把共产党几十年来自认为一贯正确，视知识分子与学生为草芥的嘴脸暴露无遗，在全国以至全世界面前丢尽了脸。退一步讲，若以军队的指挥标准或一个政党的标准去要求十几个或二十几个学生领袖，那未免太苛刻和脱离实际。这也使人想起一种怪现象，即在海外民运团体和留学生中，个别人“隐士心态”十足，自认为自己比别人都高明，参与意识分毫没有，别人来做之前认为做此事肯定不行，但别人把事做了，“马后炮”准时响。你做也不是，不做就更不是，而他在旁指手划脚比谁都高明，俨然一副领袖和舵手的风度，但却犯了站著说话不嫌腰痛的古训。身体力行者，象刘晓波先生，尽管有些做法过份，但也比专门站在一旁指责他人者更令人敬佩。周舵先生有句话也许点到了这种人的疼处：“有本事回来练。”当然这是气话，也不全对，但至少可以作为一句“警世格言”，让个别人冷静一下。
同时，笔者在这里也希望并奉劝海外搞民运的个别朋友，那种手持绿卡在海外骂共产党，并嘲笑国内人士怯懦的人，在中国这样一个永远需要道德感召力的国度，是没有市场的。
三、关于和解要以报复和索赔为条件
马悲鸣先生在九四年三月号上更有高论，提出“和解要以报复和索赔为条件”。笔者在这里一点没有为周舵先生的观点辩护的意思，只是认为过份强调报复和索赔太不现实。就拿两德统一后的实例看，统一后，德国议会经过激烈辩论，决定公开所有当时东德安全部的秘密档案，并对几名枪杀跳墙者的士兵进行了审判，这在德国也引起了轩然大波，涉及一系列道德、伦理，连锁责任、法律和制度的问题，而对昂纳克的审判也不了了之。在法律上人们提出了一个这样的根本问题：以基于不同社会制度、价值观念所制定的不同法律，来审判这些人，是否公平。德国人现在也希望尽快地走出那段历史，纠缠在内几乎什么也得不到，只能把共产党那套阶级报复的理论重演。原东德安全部的档案显示，至少有占人口三分之一以上的六百万人涉嫌进去。这说明共产党这种独裁体制造成的恶果是：许多人既是受害者，同时又是害人者。从中共的镇反、反胡风、反右，到文革，略微了解历史的人就会看到，昨天的整人者，今天也许就成了被整者。当最高独裁者一蹬腿死后，其他人都成了执行命令者，成了受害者，成了不明真相者。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去公平报复和索赔呢？从目前东欧和原苏联共产党政权垮台后的情况看，还没有哪一个国家采纳马先生这种“高论”。即使把浮在面上的敏感事件处理清楚，就很不易。而把中国近一亿人成为受害者、本身又是害人者的这笔旧帐翻起，既无法做到，也不足取。说得夸张点，那样做至少要打几十年内战，甚至出现几个前南斯拉夫还不止。当然，马先生若能找到一种办法，把一切事实和责任能弄清楚并有公平的绝招，又令人信服，笔者愿洗耳恭听。
总之，探讨理论，总结经验，应该以客观和理性态度对待一切，而脱离了实际，走向极端，就会变成言不成理，胡言乱语了。
作者：马悲鸣 在 罕见奇谈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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