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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我背叛的好人（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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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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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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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芦笛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被我背叛的好人
芦笛
刚才在楼下看见老哈写他在日本遇上的活雷锋，觉得很没有什么可稀罕的。这种事，老芦遇到的多了，实在是不足挂齿。
20多年前，我姐当访问学者来看我，我带她去某市玩，住在郊区的旅馆中，白天坐地铁去旅游点，晚上再坐地铁回来。那旅馆离车站比较远，头天早晨出去时，我俩没记着要记一下路，光是记住了旅馆所在的街道。晚上回来时，天都黑了，自然迷了路，越转越糊涂，好像一直在兜圈子。
于是我便去问人。但那时天已黑定。大家知道，鬼子的城市不是不夜城，天一黑路上就没有行人，商店也十分稀少，而且早关门了。好不容易才等来了一个行人。可那人也没听说过那条街的名字，但他说，我带你们去找个人问问吧，于是他就带着我们走了一段路，好不容易才碰到一个行人，可惜那人也不知道，但他说，附近有个酒吧，估计还没关门，可以上那儿去问问，于是他就带我们上那酒吧去。一行四人又走了很长的一段路，再度碰到一位行人。天幸那人知道那地方，对我们详细解释了一番。因为那段路根本不是那两位好心人要走的路，所以他俩又陪着我们往回走，一直走到该离去的地方，才先后告辞离去。第一位行人在辞去前，还再度向我们重复该怎么走，生怕我们找不到，直到我流畅地复诵了一番他的哼哼教导，他才放心离去。
那是我姐第一次出国，她感动得不得了，说这儿的人怎么这么好？本来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就是再有礼貌，无非也就是答一声：对不起，我不知道，不就完了？还那么热心地走那么多路去帮我们打听，就算是对朋友也不过如此吧？我说，是，这个地方的人不但乐于助人，而且一个个地理学得非常好，方向感明确，记性还很好，把主要的landmark都记下来了，更善于画地图，不管是口头描述还是在纸上画，都说得非常清楚，告诉你大约走多远，见到什么标记物就该怎么转弯，又继续走多远，看到什么标记物又该怎么走，等等，让你一定能找到。我可没这本事，光那些标志性建筑我就记不住。看来这是他们老祖宗漂洋过海留下来的传统，咱们这些农耕子弟就没这能耐，甚至连有的博士生都不会看地图，实在是没法比。
这种事，在西方确实不算稀罕。我转来的那个加拿大华人开便利店的帖子就写了好几桩类似的事。上个月我在华盛顿，想找个网吧上网，在Union Station问了一个黑人，他告诉我附近有家旅馆里就有。我们从车站出来后走了一两百米，他又追上来说他没说清楚，那旅馆在前面那条街里，转过弯去就能看到招牌。后来我去问讯处问火车班次，那位女黑人非常热心，告诉我老年旅客的票价该打折扣，而且优先进站台上车，我应该注意享受这些优惠，买票时应该出示我的photo ID，好买折价票，进站上车时不必排队，云云，说到最后，她来情绪了，豪放地大声说，一会儿开门，你只需直接走上去就行了，不用排队。如果谁敢说闲话，叫他来找我！把我逗得哈哈大笑。
所以，这些好人好事，也就是相对于国内才算吧。当然国内也不可一概而论，好人还是有的。去年我回国，听说在上海问路还得给对方钱，人家才会回答。但我后来去上海，情况也没那么严重，我问过几次路，对方都很热心，并没向我索价。当然，我问的都是退休老头老太太，而天下的老头老太太从来是热心于回答游客问题的，盖他们实在寂寞，巴不得有个说话对象。最可笑的是，我有次在德国问路，那位老太太根本不会英语，却非常热情地叽里咕噜说了一大堆，我再说我不会德语听不懂也没用，最后只好反复说着thank you仓皇遁去。
至于拾金不昧当然难度就大多了，但国人也能做到。我太太有一次拾到一个钱包，里面除了信用卡与钱之外，恰有失主的地址。于是我太太便专门找上门去归还。那人不在，她就把那钱包扔进了人家的邮箱。这种事我也能做。当然，必须是在海外。如果在国内，嘿嘿，那可就难说了，所谓“南橘北枳”。这就是我和太太的区别，她无论在哪儿都是橘，而我在君子国作君子，在小人国中作小人。这倒不是我是伪君子，而是我深知，在小人国作君子，只会被人气死欺死。老芦虚荣心比较强，不愿被人视为“赣度猪头三”。既然有此弱点，难免要迎合逆向淘汰的大潮。
所以，真正值得敬佩的，还是在小人国里坚持作君子的人。
四人帮垮台后不久，国内推出了若干描写与四人帮斗争的英雄的烂电影。那公式无非是，某位反对四人帮的英雄得到了革命群众的掩护，就跟当年老八路被群众保护起来一般。我看那些烂电影时，只顾呸呸，几乎因此脱水（那阵还不知道可以对着屏幕竖中指）。多年后上网，我曾在旧作中讲起此事，说我从未在文革中见过辛德勒式人物，从未见过同情甚至掩护被迫害者的人民群众，见到的都是随大流痛打落水狗的凶残暴民。过后想想，这话虽然基本是事实，但也有极少数例外，我就遇到过两位好人。
第一位是先父单位的革命委员会委员。彼时伟大领袖毛主席刚下达“清理阶级队伍，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的最高指示，我知道这是“大风起于青萍之末”，又一轮劫难即将降临，惶惶不可终日，不知道该怎么才能躲过那行将劈下来的利斧。
恰在此时，先父胃溃疡发作，先还带病撑持，后来实在扛不下去，只好请了病假，但病情越来越重，某日呕了血。母亲吓坏了，我却大喜过望，一跳老高，连呼：“得救了！得救了！”
母亲怔怔地看着我。我说：
“马上把这痰盂拿上，送爸爸到到医院去！告诉大夫这些血是爸爸呕出来的，这样他们就会收他住院。住进去后就千方百计赖在里面，躲过这场运动再出来！”
母亲立即明白了，于是我搀着父亲，母亲拿着痰盂，坐上公车直奔医院。大夫草草检查过病人，看了痰盂一眼，便说病人必须住院，但是，必须由父亲所在单位革委会开出证明，证明他不是阶级敌人。
“你也知道”，他对着我庄严地说，“我们是人民医院，只为人民服务，不为阶级敌人服务！”
我恨得牙痒痒的，但只好唯唯，把父亲搀到外面走廊里坐下，让母亲照料他，旋即直奔父亲的单位，找到了他们革委会的负责人。
那是个年轻人，估计是群众组织代表（当时所有的单位都成立“革命委员会”，由军代表、革命干部与群众组织代表实行“三结合”），坐在办公桌后不苟言笑。我竭力夸大父亲的病情，说他接连呕血，神志不清，生命垂危，急需住院抢救，希望领导能发扬无产阶级革命人道主义精神，开出证明，让他住院。
他脸板得紧紧的，听完我的汇报后什么也不说，双眼盯着桌子看。我心里七上八下，拼命抵抗着向他跪下来的强烈冲动。过了不知多久，他打开抽屉，拿出一迭公文笺，掏出钢笔来在首页上刷刷写了一阵，再拿出橡皮图章和印泥，在上面盖了印，把那张纸撕下来递给了我。
我接过来看了一眼，顿时心花怒放，上面写的是：
“最高指示
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
证明
兹有我单位职工某某某因胃出血需要住院治疗，请贵院予以治疗为盼。
此致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战斗敬礼！
XXX 革命委员会
1968年X月X日”
这就是说，父亲的单位同意让他住院了！不仅如此，虽然公函没称父亲“同志”，但也根本就没有提他的成份，而这是生死攸关的。在那个比赛凶残的血腥时代，若是那领导是个“原则性强”的杂种，写上这么一句，父亲就根本不可能被收住。
我喜心翻倒，再度苦苦抵御着跪下来的冲动，一迭连声地道谢。那领导一句话都没说，脸仍然板得紧紧的。我觉得谢得差不多了，一边把那宝贝证明小心地揣进衣袋，一边迅速撤退，以免他又改了主意。
就这样，父亲顺利地住进了医院。不仅如此，当胃出血被控制后，大夫让他出院，我们商量了一下，决定让他作胃大部切除手术，这又给了他几个月的时间。待到他老人家最后出院时，“清队”运动的高潮已经过去了。
在此期间，那张证明可是起了决定性作用。那阵子医院由“工宣队”领导。那些工贼行使其“领导权”的内容似乎只有三条，第一是废除医护与各科分工，将医护人员编成与分工无关的“连队”，让所有的“战士”都干同样的活，医生当护士，护士当医生，原来内科的护士如今去主刀作手术。第二是在病房里开展“早请示晚汇报”，连重病人都得早晚下床两次，对着病房里的红宝像背语录挥动小红书。第三是经常在半夜里突击检查病房，每周至少两三次，查验病人有无单位证明。若发现有阶级敌人混入人民医院，借治病逃避运动，则立即抓起来，通知单位来人带走。
每逢半夜三更查户口，父亲拿出那张宝贝证明来时，都对那位革委会委员深怀感激，次日都要跟我念叨。他告诉我，那位委员确实是群众组织代表，文革前只是个一般群众，是在文革中造反后当上的革委会委员，“他自己出身也不好，所以才会有这恻隐之心吧。”父亲感慨地说。
我那阵已经悟出，其实父亲逃过了清队运动的荼毒，主要还是单位上没计划整他。如果他已被列入被整名单，那就绝无可能逃脱。哪怕是那委员私情卖放，上面也会派人去把他从医院里抓回去，还要扣上“装病逃避运动”的罪名。老人家本已因大出血而极度虚弱，年龄又大，真要回单位挨批斗，很难挺过去。因此，严格说来也不是那张证明救了他。而且，那位委员还是留了一手的，他没称父亲为“同志”，连所引的毛语录都作了精心挑选。如果有人指控他立场不坚定，他可以说，即使是对国民党的伤员也该救助，实行革命人道主义是为了更好地分化打击敌人，等等。
但即使如此，那张证明仍然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须知毛共虽然实行“计划政治”或曰“计划整人”，发动残民运动之前，上面都早已开出了名单，但凶残的群众往往比领导还积极，揭发出来的受害者总是远远超过名单。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护群众的积极性”，领导一般都会扩大迫害对象，每次运动都如此。被群众揭发出来的那些“计划外受害人”的命运与“计划内受害人”毫无二致，其唯一的指望，也就是“在运动后期被甄别平反”。但漫说那指望实在渺茫，就算有，平反时也被整得九死一生了。我所知的最冤枉的受害人，是一位“右派分子”。此人在1957年的“大鸣大放”运动里什么都没说，后来“反右”时领导也没给他戴帽子，只是让他带队将本单位的右派分子送去劳教。殊不料到了地方后，人家把他也关起来了。这一关就是20多年。四人帮垮台后，这位仁兄去单位要求“改正”，单位上却连他的档案都找不到了，实在说不出他是为何被送去劳教的，只好葫芦提给他改正，但他的一生已经给毁掉了。
所以，如果那位好人未给父亲开那张证明，则父亲就算熬过了胃出血，也不大可能熬过革命群众。他若不在那节骨眼上离开单位，就会以自己的存在时时提醒革命群众，受害概率要大得多。而那位委员完全可以拒绝开出那张证明，并没有什么压力让他这么干。相反，毛共所谓政治运动，就是群众争相比赛人性灭绝彻底度的大赛，而文革就是此类大赛之顶峰。他完全可以显示他坚定的革命立场与高度的革命警惕性，揭破家父装病逃避运动的罪恶企图，警告我必须和他划清界限。这在那时是常规作法。他真要这么做，我一点办法都没有。1958年大炼钢铁运动中，我哥重病垂危，母亲去请假，她们厂的领导却破口大骂：全民都在为1070万吨钢奋战，你却来说什么你孩子病了要请假！不准！
因此，那位委员所做的虽然比不上辛德勒，但在那个人性灭绝的恐怖时代，也确实是白乌鸦了。为此，先父和我都一直铭记在心。这么多年过去了，也不知那位好人平安否？但愿他事事如意，晚年安乐。
我这辈子还遇上过一个好人，可惜却惨遭我的欺骗与背叛。那应该是我一生所做的最大的亏心事吧，几十年了，它一直沉重地压在我心上。
作者：芦笛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上一次由芦笛于2011-11-26 周六, 上午5:18修改，总共修改了2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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