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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楚：中国之春回忆录（第八章）无事生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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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楚：中国之春回忆录（第八章）无事生非 -- 万润南 - (13280 Byte) 2009-6-25 周四, 上午3:03 (655 reads)

万润南
[个人文集]

加入时间: 2006/04/03
文章: 1370

经验值: 57959

标题: 丁楚：中国之春回忆录（第八章）无事生非（续） (417 reads) 时间: 2009-6-25 周四, 上午3:11

作者：万润南 在寒山小径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8-6选择郑为民拒绝倪育贤

搬家之后，《中国之春》的财力基本恢复。我又雇了一个秘书小姐，姓禹，是个台湾人。财务担子移交给林心声了，我手里主要还抓着两摊工作，一摊是组织，一摊是杂志编务。当时我正在准备毕业论文，我希望能够集中精力把论文写完。因此我打算将这两摊工作任意放出去一摊，至于放手哪一摊，主要取决于我能物色到什么样的人。

当时我有两个人选，一个是倪育贤，我想请他来主持编辑部；一个是郑为民，我想请他来管组织，但是两个人中间我只能要一个。我先探了一下倪育贤的口气，问他是否可能到编辑部来工作。倪育贤非常积极地表示可以。我说如果我决定了再打电话给他。第二天，郑为民来到编辑部，希望能为民联工作。郑为民在郭城环美长跑期间曾经在民联工作过，他又显得很热情，所以我基本上倾向郑为民。

这两个人选，我打电话向很多人征求过意见。所有看过刘宾雁写的《第二种忠诚》的人都不免对倪育贤产生好感，正是基于此我才考虑请他到编辑部来工作。可是没有想到，当我征求意见时，几乎所有民联的人都反对让倪育贤进《中国之春》，尤其是王炳章和林樵清。一九八六年，倪育贤刚刚到纽约时穷困潦倒，找到《中国之春》，并加入了民联。王炳章给了他一些钱，利用《中国之春》报导了倪在大陆的事迹，还为他组织了多次演讲。倪育贤在海外能够有知名度，离开《中国之春》的帮助是根本不可能的。可是倪育贤一站稳脚跟，就开始和民联划清界限，后来与王炳章闹得不欢而散，最后公开宣布退出民联，惹出了一场不小的风波。因此，王炳章一提起倪育贤就倒胃口，把他划入只能恋爱，不能结婚的人。其他人的反应都觉得倪育贤理论休养欠缺，写起文章来“大批判”味道十足，主持编辑部工作，恐怕会对《中国之春》的形象产生负面影响。

对郑为民有意见的主要是林樵清和郭城，也是郑为民在民联工作期间主要打交道的两个人。他们两人主要的说法都是认为郑贪小便宜，手脚不干净。林樵清举出一些例子说郑为民在报销的时候搞小动作，多报多占。我与他们争辩说，我请郑为民来管人头，不是让他来管钱。用其所长，避其所短，以后在钱的问题上对他小心一点就行了。当时我急于腾出手来写论文，等不及了，最后还是决定任命郑为民为代理组织干事。后来我听冯胜平说，郑为民是台湾派进民联的又一个“薛伟”。郑为民来民联之前，他亲眼见到国民党海工会驻华盛顿负责人在黄奔的餐馆里和他谈话，内容主要就是怎样进入《中国之春》。当时台湾每个月给郑为民发津贴。

几天之后，倪育贤打电话问询编辑部是否还要聘他，我回答说我只能发一个人的工资，我已经聘了郑为民，所以不能聘他了。倪育贤一听大怒，他说他正在为黎安友工作，帮助他写书。我和他打招呼之后，他已经把黎安友的工作辞掉了。言下之意，现在他断了自己的退路，《中国之春》若不要他，就对他不起了。我解释说，我打电话只是探一下他的情况，八字还没有一撇呢。况且，我也没有任何承诺，只是说几天以后给他打电话再商量，他没有等到我打电话，就擅自采取行动，我当然不能负责。但是倪育贤仍不依不饶，在电话里和我缠了半个多钟头，口气越来越强硬，到最后简直就是要挟了。后来他反复打电话纠缠，我简直抑制不住对他的厌恶了。如果说本来我还曾经考虑过他的话，现在就算没有郑为民我也不会再考虑他了，我已经怕和这种人打交道了。其实我猜都猜出来了，所谓黎安友那里的工作根本就是暂时的，而且钱也绝对不可能很多，我早就听说这个项目结束了，倪育贤不过是借此来向我施加压力罢了。

这是我第一次和倪育贤打交道。后来几乎每一次和他打交道不是生一肚子气就是沾一身麻烦。倪育贤退出民联以后，在社会上极力以中性的立场出现，所以有时民联策划的一些比较敏感的活动，如一些会议、示威等会请倪育贤出面主持，以便让一些比较温和的人也敢参加。可是谁想到他总是把这一切都归功于自己，到后来发展到处处排斥民联。有一次他以“改革促进会”的名义搞了一个签名活动，呼吁中共大赦政治犯。在公布签名的名单中，他竟然将胡平、薛伟、呼延民和我等公开的民联骨干的名字从名单中删除。我当时都很难想象一个口里正在谴责别人进行政治歧视的人，自己就正在实行政治歧视。“六四”之后，倪育贤从一个嫌民联激进的“温和派”一下子变成了嫌民联温和的“激进派”，在所有的报刊杂志上连篇累读地发表一论、再论“打倒共产党”的理论，摆出一副谁不打倒共产党就打倒谁的架式，不断地批判我的“误导民运”的温和立场。想起他过去处处批评民联激进，怕和民联沾边的行为，我简直不知道他是否还有一点起码的原则。

倪育贤显然对我曾经没有让他进《中国之春》的事一直耿耿于怀。我这才深刻地理解王炳章说的话，倪育贤岂止不能结婚，连恋爱都不能谈。我只是和他调了一下情，就沾上包甩也甩不掉了。

8-7尚平的“诱捕”计划

《中国之春》曾经接待过无数个“叛逃者”，但是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尚平。他的身上从头至尾笼罩着一层神密的色彩。

十一月某一天，《中国之春》编辑部接到尚平从水牛城打来的电话，说他准备“投奔自由”，希望民联能够帮助他。尚平当时是中美两国合办的大连高级管理培训中心的学员，他们这一期培训班共三十个学员，毕业前到美国水牛城的纽约州立大学进修三个月。现在学习结束了，明天全班乘车回到纽约，大后天在肯尼迪机场乘飞机回国。尚平计划在汽车到达纽约后相机离队，然后乘地铁到《中国之春》办公室。尚平说，王炳章不久前曾到水牛城的纽约州立大学演讲并推销保险计划，他曾与王炳章联系过。他就是从那时看到了第一本《中国之春》，并开始了解民联的。

我立即赶到国际工商公司，与王炳章联系。王炳章证实了有此人，并对尚平印象不错。由于只有王炳章见过尚平，所以只好由他去车站等尚平。那天我和薛伟还有郭城等人在公司等到半夜十一点钟，王炳章在地铁站冒雪等了将近两个小时，最后把尚平接回来了。

尚平大约三十岁左右，一看就像个东北人，相貌堂堂，身体壮实，脸盘红扑扑的，两眼有神，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精明强干。他进门时戴着一顶滑雪帽，身穿太空服，除了一个背包之外，两手空空。他说他下车时连行李也没有拿就走了，严然是个拿得起放得下的汉子。他随身带了一张《中国青年报》，那上面有一篇关于他的报导。他原来曾经与另外两个年轻人一起承包了沈阳汽车零件厂，这是全国第一个试点承包的工厂。为此，尚平曾经一度成为全国有名的青年改革家，出过不少风头。据他说，后来因为在反对资产阶级精神污染中保守派进行反扑，对他们这些改革先锋进行清算，他不幸中箭落马，被以经济问题为由隔离审查了。

见了尚平，王炳章和我都很兴奋。“六四”之前，民联帮助过很多从大陆逃出来的人，很多人一方面请求帮助，另一方面却都与民联保持着距离。有些人得了帮助之后，一站稳脚跟，招呼也不打一个，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例如，一九八八年夏天，骑自行车环游全球的孙峰在纽约宣布政治避难，民联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替他造声势，开记者会。后来孙峰自己做小生意去了，他就住在《中国之春》办公室旁边，但是总是和民联保持一定距离，只作为朋友和我们个人来往，从不参加民联组织的活动。又如一九八八年春，有十一个福建跳船偷渡的难民在美国迈阿密被移民局逮捕，因为当时中国偷渡的难民还不多，或者还没有大规模曝光，所以此事当时在侨界十分轰动。当时美东政治避难者协会会长薛伟代表民联赴迈阿密探望被关押在移民局监狱的这些难民，帮助他们请律师，打官司。最后将其中七人救出，送到纽约。可是这七个人到了纽约之后，就消失在人海之中了，民联再也没有听到过他们的消息。甚至在“六四”民运高潮中他们都没有浮现。

但是相对从前的这些“叛逃”者，尚平似乎显得与众不同。他一见面就要求加入民联，并声明他的出走并不是为了贪图美国的生活享受，而是怀有政治抱负的。言谈中他表示出对中国大陆专制制度的痛恨，坚决投身民运。从他的历史背景来看，我们感觉他可能会有政治分量并颇有知名度，从他的言谈和行动来看，我们又觉得他又有思想基础并且敢做敢为，至少当时他给我们的感觉是如此。“六四”之后，从大陆逃出来的名流巨星太多了，人们不再觉得稀罕了。可是在当时，民联能够得到一个像尚平这样的人，已经十分不易了。

过去很多“叛逃”者在申请政治避难时都曾经宣称，他们离队之后如何受到中共使领管人员的追踪和诱捕。这种故事，大家听得很多，可是从来没有发生过一个实例来证明这类传说。我本人就从来不相信这类故事，第一我根本就不相信中共在海外有这个能力去追捕人，第二我也不相信这些人重要到这种程度，以至中共当局需要花费人力去找到他们。这些人编出这些故事要么是想故意哗众取宠，为政治避难添砖加码，要么是多疑症加自大狂，把自己角色看得过于重要了。唯一可以作为这类故事证据的，是一九八六年发生的张志高工程师自杀事件。张志高是大陆某官方代表团成员，离队“叛逃”之后隐居在华埠一间底下室里。后中共领事馆派人找到他，劝说他归队。张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回到中共驻纽约领事馆，几天后在领事馆高层楼上一个窗口自缢身亡。这个案件扑朔迷离，舆论界议论纷纷，很多人怀疑张志高是被中共官员谋杀致死。后来很多政治避难者都援引张志高事件来证明他们所处的险境，要求美国政府保护。尽管此案疑点颇多，但张志高毕竟已经身亡，死人是不能作证的，此案就成了一个历史悬案。因此，王炳章一直想制造这样一起有活人见证的事件，来证明中共对出国人员的监控和迫害。他想找一个有胆有识，并且稍有点知名度的“叛逃”者，本人愿意作为鱼饵，故意暴露在中共使领馆官员眼皮底下，诱使他们做出胁迫甚至绑架行为，然后民联派人埋伏在旁边，取得证据之后立即报警进行援救。这个事件一旦搞成，不但能够成为中共进行政治迫害的实例，而且可以轰动舆论，为民联的活动造一个声势。

接到尚平电话之后，王炳章就在酝酿这样一个计划。在他看来，尚平显然具有充当这个角色的一切条件：略有知名度，具备思想基础，年轻机灵，敢于冒险。见到尚平之后，王炳章就含蓄地把自己的设想告诉了尚平。尚平果然积极响应，愿意配合。

尚平当晚就给他们培训班带队的领导和几个要好的同学打了电话，通报了自己“投奔自由”的意向。尚平表现得非常得体，言谈之中，显得颇讲义气，也很有人情味。对方也没有什么可说的，只是表达对他的选择的理解，并劝他好自为之。最后尚平有意无意地透露，他要到飞机场退票，能拿回机票钱。王炳章希望中共方面能够上钩，在机场等候尚平，采取行动。

尚平暂时安顿在我家住。第二天他就到机场去退票，薛伟和郭城带了几个盟员在暗中跟着保护他。王炳章在办公室一直等待着尚平的消息。可是尚平平安地回来了，什么都没有发生。王炳章大失所望。我一直在怀疑，共产党是否值得为了这种事情大动干戈。

《中国之春》帮尚平召集了记者招待会，他的经历立即引起了舆论界的注意。尚平讲起话来慷慨激昂，很快就成了引人注目的“反共义士”，频繁出席各种右派侨界会议。他写了一篇自传性的长文，介绍自己在大陆参加改革后又遭受迫害的经历在《中国之春》上发表，我还把他的像片登在了杂志的封面上，尚平一时间成了纽约的名人。东北同乡会年底聚会，特邀尚平入会，并当场为尚平捐了上千元钱。

尚平在我家住了一段时间之后就搬出去了。他人长得精神，颇得女人缘，在纽约出名之后，不少老太太想招他为婿。一对老夫妻房东给了他很优厚的条件，尚平就住过去了。但是他还是三天两头到编辑部来帮忙，也不太计较报酬，所以最初我对他的印象非常好。尚平也很念在我家住时我对他的帮助，一口一个“大哥”，叫得很甜，经常摆出一付为兄弟两类插刀的架式。但是不知为什么，蕾蕾很不喜欢他，她背地说尚平不诚实。

有的时候，女人的直觉是很准确的。

8-8组党组党，组而不党

在海外这么多年，我不知道见过多少人萌发过“组党”的宏愿，冯胜平就是一个。一九八八年秋冬，他象着了魔似的，满世界跑来跑去，企图说服一批有影响力的人物，共同在海外发起一个政党。

冯胜平常常会有些突发的奇想，他关于组党的整个设想，都是基于让方励之作为主要发起人。当时方励之还在国内，而冯胜平说他正在华盛顿活动，想把方励之搞到美国来。我一直怀疑成立一个政党是否非要某个人不可，同时也怀疑方励之是否愿意卷入这一活动。可是冯胜平坚信他可以说服方。一九八六年方励之曾经到普林斯顿大学当过访问学者，冯胜平就是那个时候认识方的，方励之回国之后还与他通过电话。冯胜平认为以方励之当时的思想境界，接受组党的想法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所有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怎样把他从国内搞出来。因为当时北京当局对方励之的控制非常严，一直不批准他出境。一九八八年底，大陆的形势已经十分宽松，方励之的澳洲之行终于得到当局的批准。冯胜平得到消息之后，立即从纽约飞往悉尼，动员方来美国，作为组党的发起人。可是方励之坚持要回国，冯胜平无功而返。

我发现冯胜平在推动一件事的时候会不自觉陷入一相情愿的状态。当他在游说别人时，连我都看出来对方在敷衍他，只不过是处于礼貌不忍说“不”而已，可是冯胜平却以为对方没有反对就是同意了。就像他一直以为我也很热心于组党，一直以为我在“倒王”时和他站在一条战线上一样，其实满不是那么回事儿。不过这是他的缺点，也是他的优点，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够不畏挫折，游说人时才能够表现出执着的精神，当别人说了第三声“不”的时候，他还有勇气说下去。当然也不排除另一种可能性，就是他心里完全明白别人的心态，只不过故意不察，自说自话而已。

我曾经和冯胜平一起跑过很多地方，在各地组织过各种各样关于组党的讨论会。在民联经费充足的时候，我也曾经拨出一笔钱支持冯胜平进行这个组党计划。不过，我和冯胜平想的并不完全一样，我并不认为海外当时具备组党的条件和必要。如果组党的意义仅仅像冯胜平反复强调的是“一个有组织的力量（共产党）必须靠组织的力量来抗衡”，那么我认为民联本身就完全具备政党的组织功能。我认为组党的最大意义在于为各种政治力量（也包括民联）的联合创造一个契机，而当时这种必要性并不存在，因为当时海外除了民联之外尚没有什么真正有分量的政治组织，所以也谈不上什么联合问题。但是这种想法并没有影响我和冯胜平在组党问题上的合作。冯胜平向往的这个党我仍旧愿意去“组”，不过，我感兴趣的是“组”的过程，而不是“党”本身。

不可否认，我有我的个人打算。我来美国还不到两年，在进入民联以前很少参加社会活动，所以认识的人很有限。而冯胜平在美国已经六年，社会活动十分活跃，所以认识不少海外的社会名流，有些即使他不认识也听说过，知道他们谁是谁，在什么地方。我希望通过冯胜平的介绍结识各路豪杰。自然，你想结识天下英雄总需要有个契机，或者把话说白了，你去敲别人的家门也需要有个理由，而“组党”这件事情本身就构成一个很好的理由。有了“组党”的旗帜，有了冯胜平这样的向导，跑了一段时间，果然大有收获。冯胜平拉上我共同做这件事的动机也可以理解，他也许认为自己一个人倡议分量不够，增加我也许会增加这个倡议的分量。

我和冯胜平曾经租了一辆车，开遍了美国中部十个州。我们拜访了余英时、杨力宇、许卓云、朱昌林、高英茂等著名学者，还见了很多学校的在组织千人签名信时涌现出来的留学生领袖。我们每到一个地方，都受到当地的民联支部的接待。当地的盟员听说总部来人，都很高兴，大家聚在一起座谈，问长问短，常常谈到深夜。连续十几天下来，疲劳不堪，因为白天还要开车，打瞌睡相当危险。我记得有一次我冒着大雨连续开了十个小时，一打盹，差一点撞上了山边公路的防护栏。冯胜平在昨晚的聚会上喝得大醉，躺在后座上睡得跟死猪一般。我车子剧烈地晃动把他摇醒了，醒来之后直惊讶我们怎么能够活到现在。不过无论如何，我觉得这样跑一圈都是值得的，我由此熟悉了不少盟员和基层的骨干。亲眼见到这些盟员，也许对我这个总干事来说是非常必要的。每一个组织都是由有血有肉的人组成的，如果没有个人之间的接触，民联对于我来说也许只是一个非常抽象的概念和一组没有生命的名单。

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民联肯塔基支部，那里的头儿是吴方城。我们来了个突然袭击，进城时刚好是下班时间。我在街边给他办公室打了一个电话。他说他刚好要下班，请我们到附近的一家肯塔基炸鸡店等他，他马上通知盟员到那里聚会。我们到了那个快餐店不久，十几辆车就紧跟着到了，从我给他打电话到全城的盟员到齐，前后只用了半个小时。这个吴方城的组织能力简直令我惊讶，我不明白他用了什么方法把这支“快速反应部队”给训练出来的。

肯塔基大学不久前进行的学生会改选曾经震动全美。民联成员任松林和吴方城在中共大使馆操纵的学生会选举中挺身而出，竞选学生会正副主席，并且获得胜利。大使馆官员夏颖奇为此多次前往肯塔基大学围剿这个全美第一个“独立学生会”，吴方城与他唇枪舌箭，针锋相对，使夏颖奇狼狈不堪。后来中共大使馆不得已采取耍赖的办法，拒不承认选举结果，另立了一个亲官方的学生会，搞出了一个双胞案。

我当时对这场学生会的改选非常关注，这实际上是民联与中共的第一次正面交锋，也是一次和平的竞争，它的意义极其深远。一个反对党如果能够在中国生存下来，其最终结局将是和中共同时面对选民。因此我认为民联从现在开始就应该学会在各基层单位与共产党竞选，这是一场在海外的“练兵”，民联需要在这些“实战训练”中不断地积累经验，以便有一天回到大陆时可以从容地面对更加强大的对手。为此我动员了全部力量支持吴方城他们，号召全盟为肯塔基独立学生会捐款，在《中国之春》连续刊登关于肯塔基大学学生会的报导，以及吴方城和夏颖齐的辩论记录。我还把这些报导发到其他的报刊杂志。这场竞选，使我和吴方城建立了亲密的关系。他常常打电话到总部，征求意见，寻求支持，讨论下一步的计划。我在电话里对吴方城说，我希望他们的经验最后可以形成“肯塔基模式”，带动全美各大学中国学生的“竞选风潮”。

八年前，我曾经在北京大学推动过一次竞选风潮，现在，我希望在美国也能推动这样一个风潮，这个念头曾经使我激动不已。到各个学校去串联，动员当地的民联成员和民运积极分子出来与官方操纵的学生会干部竞选，也是这次我出巡旅行的主要目的之一。

我们在肯塔基只呆了一夜。晚上睡在吴方城家里。他和老婆孩子一家三口都是盟员，一开会就是三张铁票。不过这并不是他总能够连任支部首脑的主要原因，他的向心力主要来自他乐于助人的性格。他把自己家办成了一个民联盟员的俱乐部，在地下室还专门设了一个活动室，有图书和乒乓球台。盟员开会，活动都愿意到他家聚合，来了以后就在这里吃喝。吴大嫂是个非常贤惠的主妇，总能让人感到一种宾至如归的气氛。我们到的那天晚上，一大群人在他家里几乎聊了一个通宵。

第二天一早我们又继续上路，开往印地安那州的普渡大学。吴方城给我们介绍了他的同学老齐，他和老齐都是老北大毕业生，也是都我的校友。晚上我们就住在老齐家里。老齐是当地的学生会主席，千人签名信时曾经是那个地区的联络人，政治上比较活跃。我打算游说老齐也在普渡大学搞出一个“独立学生会”。当晚，他家里聚了一批留学生，大家开了一个座谈会。不过在这个聚会上我和冯胜平差一点吵起来。冯胜平又谈起了他的组党计划，为了证明成立一个新党的必要性，他又开始数落民联这也不是那也不行，并且总是过多地讲到民联内部的黑暗面。虽然他指的是王炳章，但是我心里很不高兴，因为我现在毕竟是民联主要的负责人之一，即使王炳章时期的事情也会影响到民联的整体形象，把民联抹黑了我脸上也不光彩。

在此之前，每当冯胜平讲到民联的短处时，我总要把话岔开，或者打圆场，缓和他言辞的锋芒。在吴方城家里，冯胜平就已经讲得太多了，说王炳章垄断财源，垄断单线联系的盟员名单，把胡平当作一个过渡的傀儡，为他看守两年民联总部，等他绕过不得连任两届的规定，在民联“四大”上再重新回来执政。因此他认为，为了摆脱民联王家天下的局限性，组党是十分必要的。吴方城是个炮筒子脾气，最见不得人搞阴谋诡计，一听这些就火了，忙问我是不是事实。我费尽口舌作了很多解释，想缓和冯胜平造成的紧张气氛，结果吴方城直说我“滑头”，不如冯胜平“正直”。

在吴方城家里聚会的毕竟都是民联成员，在自己人面前揭一下短还没有什么关系。可是老齐不是民联成员，在他家里聚会的也有一半不是民联成员。我来这里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推动当地的学生会独立竞选，并不希望冯胜平过多地谈民联内部的事情。在座的都是民运积极分子，要是人家听说民运组织如此黑暗，谁还愿意卷入民运？谁知冯胜平在吴方城家里讲顺了口，在外人面前也开始数落自己组织的黑暗，我就有点火了。我一反常态，讲话态度开始激烈起来，处处与冯胜平唱反调，批评他的激进，以至后来两个人争得面红耳赤。连来参加座谈的当地留学生都有点奇怪了，不明白我们到底要和他们说什么。后来我们一直到路上还在争论，我对他说我希望他以后说话注意一下分寸，我们是这个组织的人，总要说对这个组织有利的话。最后冯胜平愤愤地说：“你听说过民国初年宋教仁提出的毁党建党的口号吗？我今天就是要毁党建党。王炳章不去掉，这个党就没法建。”

尽管我不赞成冯胜平的观点和做法，但是我能够理解他。其实只要你去游说一次中国的精英们组成一个党，你就不难理解其中的道理了。有很多人口头上并不反对组党，但是他们会提出一堆前提或条件，最通常的条件是提出一个必须排除在组党之外的名单，有些话当然不会明白地说出来，但是其背后的含义谁都听得明白：“只要有这些人是发起人，我就不参加发起组党。我不屑与此辈为伍。”

每个人提出的不屑为伍的名单都是不同的，A说有B可以，但是有D不行；B认为有D可以，但是有E不行；也有排斥名单是互相的，X讨厌Y，Y也讨厌X，两人都把对方列入自己的名单。但是只有一个人，几乎出现在所有人提出的排斥名单中，这个人就是王炳章。

我当时实在不明白王炳章何以搞到这种地步，不过我今天明白了。也许在我离开民联的前夕，要是有人要成立一个党的话，也会有很多人把我列入他们的排除名单，理由也许是各种各样的：间谍、阴谋、野心、独裁，而直到目前为止，我都没有听到一件落实了的罪名，所有的罪名都是传说，各种传说已经不知道变了多少种版本。总之，到最后即使什么把柄也没有，也是已经“名声不好”了，仅此一条已经足够把你排除在“民运队伍”之外。“果”到最后反倒变成了“因”了。

我是通过我自身的体验明白了王炳章当时的处境，我相信冯胜平今天也会明白，有一段时间，他在海外民运中的“名声”也不见得比王炳章和我好到那里去。不过，在当时谁都可以想象他听多了这些言论之后心态的变化。在我到民联前，冯胜平几乎和王炳章成为莫逆之交，那时候王炳章每个月都要到冯胜平家去，一谈就谈到深夜。王炳章曾经多次在我面前夸过冯胜平的智力和口才，冯胜平也非常佩服王炳章的毅力和韧性。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他告诉我的一段故事，有一次王炳章和他一起冒着大雪，一家一家地敲门，动员别人参加民联。他在讲这些的时候，敬佩之情溢于言表。

开始时冯胜平还为王炳章抱不平，每听到有人数落王炳章，他背后就会骂骂咧咧，说这些人都是小人，一方面反对专制政府的政治歧视，另一方面自己也在对别人政治歧视。可是听多了，连他最后都恨起王炳章来了，因为王炳章已经成为他的组党计划的一个很大的绊脚石了。记得我们去见杨力宇教授的时候，杨就明确地提出王炳章不适于作为党的发起人。从杨力宇的办公室出来之后，冯胜平沉默了很久，最后他冷酷地说：“看来王炳章是该离开民运了，他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了。”

我们还去过美国西海岸，见过黄雨川，陆铿等人。陆铿当时住在洛杉矶的西来寺，我们为了找他先去了旧金山崔蓉芝家，扑了个空，结果又连夜开车赶到洛城。当晚就住在庙里，睡在陆铿房间里的地毯上，一直谈到深夜。陆铿也算是支持《中国之春》的元老了，王炳章宣布“弃医从运”的第一个记者招待会就是陆铿主持的。但是后来他也对王炳章很失望，言谈之中，颇有微词。他也认为王炳章如果作为新党发起人，也将为组党蒙上阴影。黄雨川讲得虽然没有陆铿那样激烈，但是对王炳章显然也并不抱好感。

我听来听去，人们不愿沾王炳章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台湾的背景。不过今天回过头来，我越来越觉得王炳章实在冤枉。其实海外民运发展到最后，几乎所有的主要领导人都争先恐后地向台湾邀宠献媚了，可是后来虱子多了不咬，再也没有人发什么异议了。相对而言，民联时期的王炳章比他们表现得有骨气得多。

最富有戏剧性的场面是我和冯胜平闯入刘宾雁家的游说。刘宾雁当时住在波士顿。我们先找到住在他家附近的龚小夏，请她给我们联系一下见面的时间。龚小夏说，刘宾雁喜欢和年轻人聊天，所以他家里常有些年轻人的聚会，用不着那么正式约会，上门去就行了。于是我们就来了一个“中国方式”，也没事先打电话就去敲上门去。

一进门，果然里面有几个留学生正在聊天，我们很自然就加入了谈话。在组党的计划中，除了方励之之外，冯胜平对刘宾雁也抱着很大的希望，期望刘也能成为组党的主要发起人之一。冯胜平直接了当地问了刘宾雁对组党问题的看法。刘宾雁的回答完全不合他的胃口，他显然还抱希望能够回到中共党内去推动改革。他认为中共内部还有不少健康力量，在体制内推动的改革要比在体制外推动改革有成效得多。刘宾雁还没有讲完，冯胜平就按耐不住了。他摆出一付咄咄逼人的架式，开使阐述中共政治改革失败的必然性，强调体制外力量的重要性，一口气讲了二十分钟。

冯胜平刚一闭嘴，我就接上了。我不否认共产党内有很多人有改革的愿望，但是我认为共产党四十年执政的历史已经把自己的声誉搞糟了，以致它说破大天，中国老百姓也不会相信它的改革许诺了。农村的土地已经分了将近十年了，可是中国的农民还不敢相信当局真心把土地交给他们，所以一直不敢进行基本建设投资。我问刘宾雁：“假如今天共产党真心想搞民主，重新宣布百花齐放，知识分子可以有言论自由，随便说什么都行，您相信这话吗？您敢乱说乱动吗，不怕第二次引蛇出洞，反击右倾吗？”刘宾雁没有出声，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共产党就像一个狼来了喊多了的孩子，信誉丧失殆尽。我相信共产党内有很多像您这样正直的改革者，但是他们只要戴着共产党的帽子就没有信誉。共产党人要想改革，就得换顶帽子戴。哪怕叫社会民主党，即使是原班人马，效果也会不一样。”

我刚一讲完，龚小夏紧接着就开口了。我们三个人车轮大战，足足给刘宾雁上了四十分钟“政治课”。不过刘宾雁给我的印象相当好，即使我们是晚辈，口气又那样嚣张，他仍然沉得住气，很耐心地听完我们的“教导”，然后很客气地把我们礼送出门。不过我知道，刘宾雁未必接受了我们的“教导”，像他这种年纪的人，除非事实可以教育他。

跑了几圈之后，我已经对冯胜平的组党计划不抱什么希望了。这次经验告诉我，干什么事情千万不要找“名人”，太多的名流在一起，将一事无成。一头狮子带领一群绵羊，胜过一群狮子带领一只绵羊。

（第八章完）

作者：万润南 在寒山小径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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