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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丁楚：中国之春回忆录（第八章）无事生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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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丁楚：中国之春回忆录（第八章）无事生非   
万润南
[个人文集]






加入时间: 2006/04/03
文章: 1370

经验值: 57959
文章标题: 丁楚：中国之春回忆录（第八章）无事生非 (652 reads)      时间: 2009-6-25 周四, 上午3:03
作者：万润南 在 寒山小径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第八章：无事生非

8-1柯力思特务案件

林樵清是七月从台湾回来的。他带来了一个好消息：财政支持的关系接上了，国民党方面终于承认了胡平，答应继续给钱。以后的捐款按照胡平提出的方式，直接电汇进《中国之春》的银行账户。

过去国民党给钱都是通过王炳章个人，这种给钱方式给这个组织造成了巨大的阴影，也给王炳章的个人形象造成了巨大的阴影。这种秘密的方式引起了社会上的种种猜疑，很多人怀疑王炳章贪污了大量捐款。这种谣传当然是拿不出什么证据的，但是王炳章也拿不出什么事实来洗清自己，他唯一的办法就是把钱的来源严密地封锁，任凭传言漫天散播，也绝不还嘴。

胡平对在接受捐款方式上的改革对民联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它使今后每一届的主席交接避免了很多麻烦。否则，今后民联将每换一次主席，都会产生政治上的动荡。尤其当新任主席和原任主席是竞选中的政敌的时候，这种财源的争夺足以使这个组织面临无数次分裂和瘫痪。好在民联到后来是三届主席而终了，从来也没有发生过新老主席竞争的局面。唯一的一次风险出现在“四大”，但是那次幸好是原主席胡平得以继任，没有出现老主席向自己的竞争对手移交权力的场面。所以胡平的这项改革的重大意义一直没有机会体现。

钱是有了，但是并非是没有“条件”的。条件是有中共特嫌的柯力思和杨漫克必须离开民联的核心。我记得林樵清回来的那些天胡平曾坐立不安，我可以看出他内心的激烈斗争。作为一个有独立人格的自由主义者，接受这样的条件无疑是一种屈辱。但是现在胡平不是单身一人，他身负着这样一个组织，如果这个组织垮在他的手里，他将要成为民联的罪人。也就是说，他现在不能仅仅对自己的良心负责，而且还要对整个组织负责。当时形势很明显，如果不想让民联垮掉的话，胡平除了接受条件之外别无选择。

杨漫克还好办，作为一个编辑部雇员，他已经被解雇了，下次招聘人员的时候不再招收他就是了。这事由我来办就可以了，胡平甚至不必亲自出面。不久前杨漫克在《时报周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叫“中国之春在寒风中挣扎”，披露了一些民联财政危机的内幕，其中提到钱的来源和王炳章与胡平之间的矛盾。文章中当然有真实的地方，但也有不少想当然的推测。这篇文章使胡平大为恼火，同时也引起了盟内一些盟员的愤怒，认为杨漫克不应该把盟内一些捕风捉影的事情披露到社会上去。杨漫克的这篇文章更加重了他特嫌的色彩，王炳章、林樵清、薛伟等都主张开除杨漫克的盟籍。这篇文章恰好给了胡平一个很好的理由摆脱杨漫克。后来我就是以此为理由向杨漫克解释《中国之春》为什么不再雇佣他的。

胡平绕不开的是柯力思。柯力思是胡平亲自挑选的副手，又是代表大会投票选举出来的副主席。无论是开除、罢免、驱逐，总得需要一个理由向全盟交代。一个堂堂的副主席不能莫名其妙地就在盟内悄悄消失了。况且胡平本人也未必相信柯力思是特务，无论怎样处理在良心上都过不去。如何找到一个在各方面都说得过去的理由让柯力思离开总部，这着实是一件令胡平觉得既窝囊又头痛的事情。

在王炳章家里，胡平、王炳章、林樵清和我碰过好几次头，研究如何处理柯力思的问题。大家都对柯力思的事情都很惋惜，但都觉得无可奈何，基本的意见是对柯不作组织上的处理，表面上作一个工作调动，让柯力思回法国去负责欧洲各支部的工作，这样也好向盟内解释。

其实，向盟内解释还是比较容易的事情，真正困难的是如何向柯力思本人解释。我的意见是向柯力思交底，原本告诉他台湾的意思。并且向他表示我们都信任他，只不过捐款人要他离开，我们没有办法，希望他为组织做出牺牲。后来，因为中共间谍的传闻，我本人也落到柯力思的地步，台湾方面以我的离开作为继续支持民联的条件的时候，我才意识到我当时这样对待柯力思是多么不公平和多么残酷。为了集体的利益而牺牲个人的利益，这是典型的共产党哲学。也许对于一个组织来说，柯力思只是几百分之一，但是对于柯力思本人来说，组织的任何决定都是百分之百地影响到他的政治前途。我后来一直为我曾经有过这样的念头而感到内疚。不接受任何有政治条件的捐款，这在民运中是一个大事大非的原则问题，我既然没有坚持原则，为了权宜而牺牲了原则，最后就得自食其果。我没有保护柯力思，最后也不可能保住自己。

在这里最难堪的是作为主席的胡平。杨漫克他还能找到理由，还可以推给我处理，而柯力思的问题他是推不掉也绕不开的，非要他亲自处理不可。而且柯力思是个任劳任怨、谨小慎微的人，非常易于合作，在工作上很难找出他什么毛病，这就更让胡平为难了。他当然可以按照我的意见对柯力思以实情相告，但是这样一来就等于向柯力思承认了接受捐款的条件，万一哪天柯力思翻了脸，将这一段故事披露于众，胡平的声誉将要受到重大损失。王炳章、林樵清和我说话轻松，是因为我们都不必为此承担责任。但是要胡平要为此承担责任，就不是那么轻松了。胡平在柯力思的问题上犹豫了很久，最终还是没有向柯力思摊牌，而是找了一个借口将他发配到法国去了。

这个借口在旁人看起来愚蠢透顶。七月的某一天，柯力思忽然不见了。一个礼拜后他才回来。胡平问他上哪里去了，他开始不肯说，后来勉强透露是去夏威夷参加一个“洪门”会议，想为民联捐点钱。但是没有成功，所以也就懒得再说了，况且他路费花的是自己的钱，也用不着总部报销。胡平为此在办公会议上大发雷霆，说柯力思瞒着他这个主席背后搞小动作，毫无组织观念，出去活动也不向主席汇报。我很少看见胡平用这样激烈的语言批评人。胡平平常是很善解人意的，讲话一向随和，对下属做些什么也不太干涉。我常常处理问题擅做主张，即使后来胡平不满意，也从来没有如此不客气地说过我。这次他批评柯力思显然是小题大做。后来，胡平就以柯力思难以合作为理由，让他回法国去了。我们心里都很明白，胡平的真实动机和意图，甚至柯力思本人都明白无误地猜到了，以至他后来一直对胡平耿耿于怀，为他在后来罢王风波中反对胡平埋下了伏笔。其实如果胡平以实情相告，以柯力思的宽厚，他也许会理解的。可是胡平现在来了这样一手，连柯力思的心都丢掉了。

柯力思是很不容易被人找到差错的，胡平现在找的借口简直就是“司马昭之心”。胡平在处理这件事的具体战术上虽然并不高明，但是从战略角度来看，我不得不承认他的远见。即使所有的人都猜到了驱逐柯力思背后的事实原因，但是胡平毕竟没有亲口捅破这层窗纸。只要这层纸没有捅破，他就可以拒不承认柯力思被当作交易的筹码出卖了。这样就不会在他今后的政治生涯中留下障碍。

柯力思临走的时候非常悲愤，常常对着我发牢骚。他对胡平满腹怨言，但是最恨的还是薛伟，因为是薛伟向台湾打的他小报告。据薛伟的说法，柯力思曾经上过台湾的一所特别警官学校，受过专门的训练，但柯力思从来没有向任何人提起过这事。他有一个该校的同学现在就在美国。那个同学认识薛伟，有一次他告诉薛伟他在台湾的街头看见柯力思，和柯打招呼，柯不理睬他，慌慌张张地躲开了。柯力思在台湾逃兵役去了法国，并且又去了大陆上学，台湾一直不准他入境。现在竟有人在台湾的街头看见柯力思，这事情的确是够蹊跷的。

但是单凭这一点就怀疑柯力思是特务是说不过去的。柯力思上的是台湾的警官学校又不是大陆的警官学校，他进入大陆之后又卷入了民主墙运动，按理来说共产党更有理由怀疑柯力思是台湾特务才是，而不应该由国民党怀疑他是共产党特务。不过我知道，国民党是非常多疑的。如果柯力思真曾经是台湾特务的话，国民党也许会怀疑，共产党为什么没有抓柯力思而最终把他给放了？会不会是中间抓过一段时间，把柯力思改造来为自己服务了？

总之柯力思的特务案扑溯迷离，所有的线索都是推论，完全没有任何实实在在的事实。哪怕是他对民联造成某些破坏的事实都没有。柯力思本身又是一个非常古怪的人，他没有任何嗜好，不抽烟，不喝酒，不旅游，不近女色，将近四十岁了也不结婚，从来也没听说过他有女朋友。他整天都把自己关在总部的房间里，勤勤恳恳地工作，从不计较名利，也从不出风头，甘心情愿地做那些别人都不愿意做的小事琐事。很多怀疑柯力思的人都问同样一个问题：他是否有什么特殊的使命，否则他图什么？他们的逻辑真是很奇怪，柯力思之所以值得怀疑，是因为他太好了，好得让人不可理解。他们不相信中国人中还能残存着像柯力思这样的理想主义者。

但是不管别人怎样说，我本人绝不相信柯力思是中共间谍。人有的时候需要一点起码的直觉判断能力，柯力思对民联没有造成过任何伤害，而做出过重大贡献，中共如果不是傻瓜的话，派这样的间谍来干什么？王炳章曾经开玩笑对我说，如果柯力思真是中共间谍，他欢迎中共多派几个来，越多越好。


8-2薛伟国民党特务案

柯力思被迫离开了纽约，王炳章忍无可忍，下决心除掉薛伟，拔掉总部身边的钉子。

林樵清回来后不久，王炳章提议召开一个总部常委会，讨论薛伟的国民党特务问题。会议在胡平家召开的，参加的有胡平、王炳章、林樵清、冯胜平、呼延民和我。

会议一开始，王炳章神开门见山，开始历数薛伟的特务行为。他说很多事实证明，薛伟是国民党情治机构插在民联核心监视民联的一个钉子，他已经不止一次发现，薛伟偷偷复印民联的重要文件。每隔几天，薛伟就要向台湾发一份电传，电话账单上可以看出纪录，几乎都是早上时间，号码是相同的。

“民联在台湾简直无密可保。国民党那边什么都知道，谁和谁的关系好，谁和谁吵架了，谁打了什么电话，谁写了什么信，全都了如职掌。”王炳章越说越激动，脸色胀得通红。他希望大家通过一个内部决议，把薛伟解雇掉，以后不准他再进编辑部。但是在场的人除了林樵清之外，其余的人都没有响应。大家心里都明白，薛伟在《中国之春》虽然只是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但是他在民联占据着一个非常有利的位置，是代表大会直接选举出来的监委主任。这不是常委会一个决定就能奈他何的。如果他利用监委的力量来与常委对抗，民联内部也够麻烦的。

自从进入民联之后，我曾经听过很多王炳章抓特务的事情。而且每一次代表大会都被抓特务闹得不亦乐乎。所以我对“抓特务”从心底里产生了一种反感。尽管我对薛伟抓柯力思的特务很不满意，但是“以其人之道反治其人之身”，那么这特务就会无穷无尽地抓下去，民联永无宁日。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我始终不完全相信王炳章的话，我总觉得王炳章急于除掉薛伟背后还有其他什么原因，特务问题只不过是其中之一，或者是一个借口。我听说在民联成立之前，薛伟曾经办过一个大陆移民协会，是国民党海工会背后支持的。也许薛伟从那时候起就和海工会有点不寻常的关系，向海工会汇报点民联的情况，但是我始终很难相信，在当时的年代，一个大陆籍的人会成为国民党情治机构的专职特务。

我以息事宁人的口气说：“我想薛伟最多给海工会当个线民，他毕竟是大陆人，我相信他对《中国之春》的忠诚度还是会高于对国民党吧？他是民联的监委主任，又在《中国之春》有一份工作，我想他不见得希望《中国之春》垮掉。”

王炳章摇了摇头，道：“薛伟在国民党情治机构也领一份工资，《中国之春》这点工资对薛伟来说根本就微不足道。薛伟在《中国之春》拿半工工资，只有六百元钱，但是他手里却有好几个信用卡，其中还有一个“金卡”（American Express），并且还分期付款买全新的汽车，高级音响，显然国民党给他的那份津贴要远远高于《中国之春》的工资。就凭这一点，薛伟对国民党情治机构的忠诚度也要远远高于对民联的忠诚度。”

胡平和呼延民对薛伟的事情也都是息事宁人的态度。胡平的意见是不要急于处理，拖一拖再说，希望民联内部不要出乱子。呼延民则认为处理问题不能只听一面之词，最好找薛伟谈谈，听听他怎样说。另外他认为，既然民联现在承认国民党是盟友，互通一下情况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后来那个会没有什么结果，不了了之。

我是经理，解雇薛伟要由我出面。王炳章看出我对薛伟的事情并不热心，于是到办公室单独找我谈：“丁楚，你都想像不到，薛伟什么事情都报告。台湾那边对你了如指掌，包括你和蕾蕾什么时候吵过架，为什么吵架。连你什么时候下班，哪天晚上离开办公室没有关窗都知道。”他说出了一个日子，那是临出刊的前一天。我记得那天我几乎是深夜离开办公室的，确实忘记了关厨房的后窗，第二天早上来上班看见窗户敞开着，吓了一大跳。王炳章还说出了我和蕾蕾吵架的原因和当时的情景。当时在场的有薛伟、唐捷和齐光，王炳章并不在，但是他知道得清清楚楚。王炳章告诉我，消息是从台湾反馈回来的。

听了王炳章的话，我不禁毛骨悚然。王炳章虽然没有说是从那里得到的消息，但如果他说的是真的话，我猜可能是林樵清带回来的。王炳章的意图是很明显的，希望我把薛伟解雇掉。

我没有急于答复王炳章，只是说我想当面找薛伟谈谈。他是当事人，即使要处理他，也不能背后搞动作，以免出现冤案。

我反复地考虑了处理薛伟的问题。当时我有几种选择：

一是按照王炳章所希望的那样，直接了当地以薛伟是国民党特务，泄露组织机密为由，将他赶出办公室。如果采取这种办法，由常委会形成一个决议当然是最好的，这样我不用直接承担责任，只是作为决议的执行人。但是显然胡平对这事是采取消极态度的，常委们也未必能形成统一意见，本来就没有我的事情，我自然犯不着自己冲到第一线去。另外，从心底里讲，我当时还是把国民党当盟友的。这个战略原则是我在民联第一个公开提出来的，我心想，人家给了钱，自然有权力监视你搞些什么，只要薛伟不要搞得太过分，汇报点鸡毛蒜皮的事情对民联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危害。我当时还摸不清楚台湾的情治系统有几条线，也搞不清国民党捐款人与薛伟到底是什么关系，有点担心万一把台湾的眼线给拔了，会不会把他们惹毛了，又给我们断了粮。当时民联对于共产党特务的防备心理要远远大于对国民党特务的防备心理。共产党是恨不得将民联置于死地的，而国民党毕竟是盟友，就算他们不会把民联养大了与自己平分秋色，至少也不会希望民联垮掉。

另一种办法是找一个工作上的理由，把薛伟开除。林樵清主张用这种办法。我当时刚好手边就有一个薛伟的小辫子。我刚接管财务的时候，薛伟曾交过一张邮费的收据来我这里报销，数目是一百一十八元。但是我发现那张收据的钱数有涂改过的痕迹，于是产生了疑虑。我当即找了林樵清鉴定了一下，并且查了过去的记录，发现那张收据被多加了一个百位数，这意味着薛伟冒领了一百元的报销款。当时林樵清不希望把事情闹出去，主张找薛伟个别谈一下，敲山震虎。于是我把薛伟找来，故意问了一下那张收据的事情，当时薛伟脸都白了，吱吱呜呜解释了半天。但是我并没有把事情点破，给他留了个面子。我实际上想达到的目的就是让他心里明白，我并不是一个看不出这些伎俩的糊涂虫，以后请他不要再来这一手。现在，我只要把那张单子翻出来，就可以构成一个很好的理由开除薛伟。显然，薛伟会知道开除他的真正原因是什么，也明知这是我的借口，可以想象他会对我多么愤怒，这样一来，本来薛伟和王炳章的冲突就会变成我和薛伟的直接冲突。

还有一种选择，就是大事化小，不了了之。我想来想去觉得还是这样处理最好，以和为贵。但是如果王炳章说的是真的，身边有这样一个整天监视你的钉子实在让人觉得窝囊。所以我还是决定采取敲山震虎的办法，当面和薛伟谈谈。一方面摸一下他真实的立场，另一方面也和他沟通一下，看看是否协调行动，我知道薛伟是一个比较善于妥协和合作的人。我想，如果薛伟仅仅是为了钱，那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就存在我们协调好了共同应付国民党情报机构的可能性。因为无论如何我当时都难以相信，薛伟对国民党的忠诚度会超过民联，他毕竟是大陆人。

几天以后，我找了薛伟。我把王炳章历数的他的特务行为以及他打的关于我私人的小报告都说了，然后直接了当地问他：“这是真的吗？”

薛伟阴沉着脸问：“是不是王炳章想赶走我？”

我点了点头，道：“是。但是这种事情我想最好还是找当事人当面谈一下，我不赞成背后搞小动作，也不想制造冤案。所以我想向您本人核实，这些说法是否真实。”

薛伟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他很圆滑地说：“《中国之春》的很多事情是怎么传到台湾去的，我不敢肯定是我透露的，也不能保证不是我透露的。我承认我认识很多台湾人，其中包括一些官员，当然也不能排除有些在情治部门工作。他们经常请我吃饭，有时候打电话聊聊天，当然免不了谈起《中国之春》的事情，我也不记得我都说了些什么？但是绝对没有人给我布置任务。”

我心里已经明白了，王炳章说的基本上是真的。如果王炳章完全无中生有，薛伟干脆回答“否”就完了，没有必要绕圈子，也没有必要使用外交辞令。一个受了冤枉的人，从表情上就可以看得出来。从柯力思和我谈话的表情中我就看得出来他的冤枉。后来有人无中生有地制造了一整套我是中共特务的故事，我在任何场合都毫不含糊地说“否”。

我决定还是继续采取坦率的态度，说：“当然，没有任何人有权力干涉你的言论自由。我听说过你的出身和背景，知道你对国民党很有感情，我只是想问你一句话，你觉得你对于国民党的感情是否超过民联。这也是我和王炳章对你的评价的分歧所在。”

薛伟突然激动起来，他大声道：“王炳章以为只有他才对这个组织最有感情吗？我薛伟一样有感情。我会为民联战斗到最后一滴血，你记住我这句话好了，我薛伟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民联好，而绝不会对它有任何损害。我对民联的忠诚要高于任何其他组织，但是忠于民联并不等于忠于他王炳章。”

其实我应该想到薛伟一定会这样回答。他如果承认他对于国民党的忠诚甚于民联，那么我除了开除他别无退路了。不过，我这样问实际上等于给了我们两人一个台阶。于是我说：“如果你更加忠于民联的话，那么能否站在民联的立场上对付国民党？那些该说那些不该说，是否能够协调一下？”

薛伟点了点头，道：“可以，我以后注意点就是了。”

“另外，”我补充道：“像我和蕾蕾吵架这种事情也免了吧？”

薛伟指天发誓道：“我绝对不会搬弄这种是非，台湾那边对这也不会感兴趣。”

接着薛伟就开始数落王炳章，他大骂王炳章是小人，从他的低微出身一直说到他的卑贱人格。他说王炳章贪污了大量捐款，现在捐款人已经察觉了，王炳章认为是他向台湾汇报的，所以要千方百计赶走他。薛伟越说越激动，最后几乎是对天大吼了：“想赶走我？没那么容易，我薛伟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在《中国之春》坚持下去，没钱也不怕。王炳章说我向台湾打报告？他自己不打报告吗？要说特务他是最大的特务。但是我薛伟在台湾的关系要比他深，他王炳章想在台湾那边扳倒我？办不到。到时候你看捐款人听谁的。”

薛伟似乎有点神经质，激动起来常常这样大吼大叫。他蹲过九年牢，练就了一身超乎常人的忍耐工夫。他是那种能够受得了胯下之辱的人，他在王炳章时代长期受到压抑和排挤，但是薛伟小心翼翼地一直在《中国之春》呆到现在，多少民联的元老都被王炳章赶走了，可他就是对薛伟无从下手。也许正因为这样，他也需要一种渠道或方式来发泄心中的压抑。

这是我和薛伟第一次深谈。这次谈话奠定了我和薛伟长达三年的合作关系。我相信薛伟心里明白是我挡住了王炳章，保护了他。在这三年里，薛伟和我配合默契，但小心翼翼地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作为回报，他也曾多次在联委会上利用监委主任的力量保护我。我在第三届和第四届总部期间一直主管《中国之春》，薛伟在这两届期间都任监委主任，同时也是杂志社的工作人员。后来《中国之春》杂志社和民联总部分了家，在《中国之春》与总部及联委会的争执摩擦中，薛伟几乎是毫不例外地站在我一边。

后来王炳章又提过几次薛伟的事情，但我都不置可否，他也没有办法了。十一月，《中国之春》办公室搬了家。搬家之后，我给了薛伟一把大门钥匙。这是薛伟在《中国之春》五年以来第一次有钥匙进办公室的门。


8-3第一次看见胡平发火

胡平刚搬到纽约来的时候先住在总部的那幢大楼的一楼，后来又搬到森林小丘去了。那是一个很幽静的区，周围住的都是有钱的犹太人，街道很干净，治安很很好。

胡平不愧是“胡老爷”，他的口头禅就是“依靠组织”。连他的家务事也是“组织”上帮他解决的。胡平家从找房子到搬家，都是林樵清、薛伟和我包办的。搬家那几天，胡平嫌乱，自己住到总部去了，等到所有的东西布置好了才回家。由于不熟悉自己家门，几天后在街上走丢了。他在半路上给我打了一个电话，问：“丁楚，告诉我我家在哪儿？”所有的人听了这个问题都大笑不止，说这个“胡老爷”，连他自己家在哪还要问别人。

胡平的儿子胡畔是个很讨人喜欢的男孩，性情活泼，和所有的人自来熟，爱缠着大人说话。我去波士顿帮胡平搬家时第一次见到他（我在北京见他的时候还小），还没有两分钟，他就爬到我的脖子上，成了我的“哥们儿”。胡平非常喜欢这个儿子，宠儿子宠得出了名，家里的一切事情都以儿子的事为最大。他选择森林小丘主要是考虑儿子上学的问题。当时畔畔六岁，秋季入学，胡平看中了他家附近的那所学校，该学校在纽约市排在头十几名，算作一个相当不错学校。但是森林小丘的不足之处是交通不太方便，胡平上办公室连走路加乘地铁要花一个小时。我曾经在办公室附近为他看了一套房子，离办公室只有一分钟的路，但是胡平嫌附近的学校不好，还是宁愿住在森林小丘。为了儿子能受到更好一点的教育，他宁愿忍受这巨大的不便。

冯胜平和齐光从来没有到过胡平家，总嚷嚷着要到胡平家去蹭口茶喝，于是一个星期天我把他们带去了。胡平家门口有一排很漂亮的雪松墙，刚好挡住了大门。松墙后面还有一个很漂亮的平台，胡平摆了几张铁桌椅在外面，常常在这里接待客人。

我们坐下的时候，就发现胡平的神色有点不正常，像是刚刚和谁生气。我们谈起了财务问题，对当时的财务状况表示担心。正说着，胡平太太李婉就凑上来了，她一张口就开始骂王炳章，说王炳章如何把胡平给骗来了，现在又耍花招搞经济危机。胡平开始时还企图喝住李婉，让她不要多嘴，可是李婉说着说着把胡平的火也给点着了，他突然拍了一下桌子，把桌上的茶杯差一点震掉：“王炳章，太不象话了。他不是没有钱，他是要把钱控制在自己手里。”

蕾蕾坐在旁边，冷不丁插了一句嘴：“就是，王炳章有的是钱，我亲眼看见他塞钱给柯力思。”

胡平的头忽然转过来，盯着蕾蕾，很郑重地问：“你亲眼看见的吗？”

蕾蕾点了点头，把当时的情况说了一遍。我急忙给蕾蕾使眼色，让她不要多嘴，可是已经晚了，蕾蕾根本就没有看我。我知道，她这张嘴又惹祸了。胡平听罢一拳砸在桌子上，骂道：“这个家伙聪明过头了，拿咱们当孩子耍。”

平时胡平的性格是很温和的，很少发脾气。这是我第一次看见胡平发火。我隐隐约约感觉到事情不太妙了，胡王之间若发生摩擦，对于民联来说将是一场灾难。而且我站在中间也很难做出选择，从思想方式和历史背景上，我离胡平近一些，但是从家庭关系和行为方式上，我离王炳章更近一些。

在回去的路上，冯胜平说：“我觉得胡平和王炳章之间总有一天要掰，你信不信？”


8-4证实了王炳章的小金库

林心声来之后，我搞清楚了一件事，这件事改变了我对王炳章的信任。我仍旧记得在春天《中国之春》最困难的时候，王炳章出去捐款，带回来一张林心声的支票，面额达九千元。有一天，我带着感激之情对林心声提起了这件事，感谢他在我们最艰难的时候解了我们的困境。谁知心怀坦诚的林心声听罢大笑，道：“你搞错了，那根本不是我的钱。是王炳章给了我九千元的现金，我给他开了一张九千元的支票。他告诉我捐款可以免税。”

我几乎呆住了，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我简直不能理解，王炳章既然口袋里有那么多现金，为什么还要装模作样地到各地去捐款，难道他不知道飞机票也是一大笔成本？王炳章天天都可以和我见面，有钱直接交给我就行了，为什么还要绕那么大的圈子，通过别人的手把这些钱转送到《中国之春》？如果这些钱是从他自己口袋里掏出来的，为他自己不愿意承担这份荣誉，而宁愿让别人去承担？

然而在几分钟之内，我一切都想明白了。王炳章那里有一个小金库，而且很可能如薛伟说，这些钱是他多年来从《中国之春》的大金库中挪过去的。现在王炳章面临着一个矛盾，一方面他不愿让别人知道他口袋里有那么多钱，另一方面他也不甘心看着自己亲手创见的《中国之春》垮掉，因此他必须要有一个借口把钱掏出来维持《中国之春》，所谓“捐款”“卖保险”“卖房子”，等等都只不过是在为这制造借口而已。

为了证实自己的猜测，我又给徐英朗打了一个电话，他捐给《中国之春》的那张一万三千元的支票，同样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一接通徐英朗，就单刀直入地问：“我想问您一个问题。您曾经捐给《中国之春》的那张一万三千元的支票，是不是王炳章给你钱让你开的？”

在电话这一头我就可以感觉到徐英朗躲躲闪闪的态度，他犹豫了一会儿，道：“请原谅，我能不回答这个问题吗？”

我已经无须再问了，真相大白。如果钱是徐英朗自己捐的，他根本用不着吞吞吐吐，肯定会痛痛快快地承认，有谁捐了钱不想得到Credit（荣誉）？也许王炳章同样许诺了徐英朗捐款免税的好处，所以徐英朗不愿意把这些说出来。但无论徐英朗顾忌什么，王炳章的手法已经再一次被证实了。

这件事对我的震惊，一点不亚于我第一次证实了民联完全靠国民党的钱生存，我也忽然理解了胡平为什么那样气愤地拍着桌子大骂王炳章。一旦看穿了王炳章的把戏，我和胡平一样感到气愤，这种气愤与其说来自对王炳章私吞公款的义愤，还不如说来自一种似乎被王炳章耍弄了的窝火。我知道，这么久我和他之间建立的相互信任已经不复存在了。

我整整考虑了几天，如何处理和王炳章的关系，但是最后我决定原谅他。这些钱即使是王炳章从《中国之春》的公款中拿走的，但是在《中国之春》最困难的时候，他毕竟还是愿意把钱拿出来，至少这些钱最终还是用在《中国之春》而不是他的私人生活上，这也说明王炳章把《中国之春》当成自己的家来看待的。为了《中国之春》，即使已经吞到肚子里的财产，他也愿意吐出来。我也理解他的苦衷，他即使愿意把钱拿出来，也不能在光天化日下以他王炳章的名义捐款，他需要借口，需要幌子，需要一种巧妙妥当的方式来完成这种钱的转移。既然他愿意下台阶，我现在为什么不采取合作的态度，继续为他提供下台阶的梯子呢？我知道，这层窗户纸还是不要捅破为好，对民联，对王炳章，对胡平和我都有好处，既然如此，我为什么不装糊涂呢？

但是我最终发现自己错了，我能“糊涂”未必等于所有的人都能装这个糊涂。首先蕾蕾就不可能装这个糊涂，我虽然没有明白地告诉她王炳章搞的是什么名堂，但是她整天在我身边，凭着只言片语也猜出来了，于是她便不肆余力地在各种公开的场合发泄自己对王炳章“私吞公款”的不满了。蕾蕾心直口快，肚子里藏不住二两气，嘴和刀子一样锋利，她在编辑部里骂王炳章的话自然会通过各种途径传到王炳章耳朵里（蕾蕾后来认为是唐捷传过去的），他显然会认为蕾蕾的话代表了我的想法。到后来我与王炳章的关系越来越疏远，王炳章也越来越防备我，认为我蓄谋以久要除掉他，以至他后来一直认为我是“倒王”事件背后的主谋。

我相信，从大局着眼，胡平和薛伟是可以和我一样装糊涂的人，但是冯胜平、呼延民、林心声、吴方城等人眼里未必会容得下这个沙子。后来这层窗户纸终于被他们给捅破了，把王炳章逼得狗急跳墙，不惜拼死一搏，把民联搅得天翻地覆。这层纸不捅破，我还可以掩护王炳章，可是它一旦破了，我再掩护他就会被认为同流合污了。到了“倒王”风潮起来的时候，我连保持中立的立场都很困难了。


8-5向冯胜平透露了钱的秘密

如果说我对王炳章丧失信任是从林心声嘴里证实了我的猜疑开始的，那么也许王炳章对我的信任更早就开始动摇了。这件事是因冯胜平引起的。

自从我第一次参加政治学会遇到冯胜平之后，我就和他成为莫逆之交。我经常到普林斯顿他家里聊天下棋，他每到纽约来也总是住在我家，我们经常谈论各种问题一直到半夜。冯胜平是个非常健谈的人，消息灵通，反应敏捷，而且记性特别好，常常能在言谈间信口引用书中的精彩警句和闪光的思想，有时候你可以从和他的聊天中学到不少东西。难怪王炳章也曾经视冯胜平为知己，几乎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

但是冯胜平有一个缺点，就是嘴快，喜欢传播小道消息，探测各种密闻，见风就是雨。他酷爱打电话，常常粘在电话上几个钟头下不来，和什么人都可以山呼海哨，结果只要他知道的东西就等于全世界都知道了。

在一九八八年，虽然社会上到处都传闻民联拿国民党的钱，但是传闻毕竟只是传闻，谁也拿不到确实的把柄。当时财源的真实情况是民联的最高机密，知道这个秘密并且可以参与讨论这事情的人也许不超过五个人，王炳章、胡平、林樵清、宁勤勤和我。我记得连副主席柯力思也从来没有参与过财源问题的会议，无论是王炳章还是胡平，在讨论这些事情的时候都有意无意地避开他，而这些会议都是在王炳章家、胡平家或者在我家召开，从来不在办公室里谈论。

如果说把知道钱的秘密的人算作民联的最核心的话，那么当时离这个核心最近的四个人就是柯力思、冯胜平、呼延民和薛伟。柯力思是个很谨慎的人，不该打听的事情他从来不问也不多嘴；薛伟是王炳章重点防范的对象，讨论重大问题都躲着他，而且他也不是一个嘴快的人，尽管肚子里知道很多事情，但嘴上并不乱说。冯胜平和呼延民是与总部接触最频繁的“消息灵通”人士，不但喜欢打听各种秘密，也喜欢传播各种消息，因此，尽管王炳章曾经和他们两人都有过很亲密的关系，但最高度的机密也对他们有所封锁。其实他们大体上都猜到钱的来源是怎么回事，特别是最近的经济危机，再怎么捂盖子也捂不住，因为很难找到一个自圆其说的原由来解释为什么一向稳定的捐款突然断掉了。但是即便你能猜到百分之九十九，也毕竟是猜，他们从来也没有得到过一个权威的消息。

冯胜平当时一直热衷于“组党”串联，他想到各地去跑一圈，找一些有影响的人共同发起。他希望得到我的支持，我总是告诉他目前还没有钱来支持这个计划。林樵清从台湾回来之后，民联的财源接上了，总部开始有钱。有一次冯胜平又和我谈起组党的计划，问我能否搞到钱支持，我便肯定地告诉他，钱不成问题了，这个计划马上就可以开始。

冯胜平感到很意外，马上问：“捐款人又给钱了？”

我冷不丁被他问到这个问题，毫无防备，点了一下头。冯胜平更好奇了，又问：“谁去要的钱？”

我想也没想就回答：“林樵清。”

冯胜平恍然大悟，道：“怪不得那么久不见林樵清了。”

我马上就为我的漏嘴而后悔了，急忙嘱咐冯胜平不要透露出去，就当没听见好了。可是好像冯胜平故意和我捣蛋似的，当晚竟挂了个电话给林樵清，祝贺他圆满完成任务。

林樵清深夜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他显然很生气我把他的台湾之行透露出去了。他的使命只有那天在王炳章家参加会议的四个人，加上宁勤勤知道。林樵清在电话里对我发了一通火，我立即挂电话对冯胜平发了一通火。但是已经晚了，有的时候一件很小的事情就可以毁掉别人长期以来对你的信任。后来我发现，无论王炳章还是胡平，对我都开始提防起来，越来越少对我提起台湾方面的消息。也许他们认为我保不住密。

我相信自己并不是一个喜欢到处打听消息，传播密闻的人。很多盟员打电话到总部想探听一些消息，我讲话都很谨慎，以至很多人都认为我的嘴巴过于严密打电话故意绕过我，去找蕾蕾聊天，希望从心直口快的蕾蕾嘴里探听出点消息。自从进入民联以来，不该问的不问我从来不问，不该说的我从来不说。正因为如此，王炳章才建立起了对我的信任。我可以感觉到，我失去王炳章的信任，也许就是从那一次开始的。

我和冯胜平的蜜月也结束了，我再也不敢和他多说话了。我相信冯胜平也察觉出来了我对他的不满，在第四届总部期间，他作为联委委员一直在暗中和我作梗，以致蕾蕾在很多场合大骂他是共产党特务。

（待续）

作者：万润南 在 寒山小径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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