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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看中外条约之“不平等”（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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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看中外条约之“不平等”（二） -- 芦笛 - (5316 Byte) 2008-11-12 周三, 上午3:19 (1139 reads) |
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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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芦笛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刚才看见朴成兴网友的批评：
“把广州的衰落和上海的兴起归咎于反入城,实在有点牛头不对马嘴.
上海的兴起是必然的,上海有长江航道的便利,其辐射能力可以上达四川湖南湖北等内陆省份.而且又临近江浙富饶之地.
广州本来就偏居岭南,交通不便(当年可没有什么铁路).历朝把通商口岸设置在广州,无非就是利用交通不便,远离中国的中心这个特点,把鬼子的糖衣炮弹,香风臭气局限在岭南.
一旦对洋人开放广州以外的通商口岸,广州的相对衰落是必然的,就算广州人把鬼子用八抬大轿抬进来也一样.”
感谢朴网友提出这个问题，提醒我介绍前文忽略了的背景知识。
朴网说的当然很对，上海具有地利，但这并不是上海腾飞、广州发霉的基本原因。朴网忘记了当时的情势：在上海腾飞的年代，长江根本就不能通航，附近几省完全是发匪与官军持续互相绞杀的修罗场。安庆、九江、苏、杭都沦陷了，整个长江中下游流域都浴在战火中，人民丧生上亿。大片中国最富裕的地区彻底成了尸如山积的荒野，当时的人留下了大量生动描述和记载。发匪甚至一度攻到上海附近，小刀会匪徒甚至占领了上海县城。全靠中外联手才把祸水挡在了外面，没有让上海如同广州那样遭受战火洗礼。
广东虽然也有土匪暴乱，最严重的就是红兵造反，但相比之下可以算是真正的太平天国了。与上海人不同的是，上海人力图把暴乱堵在外面，而广州人在自家老巢里发动暴乱。上文已经说了，1842年至1848年间，英雄的广州人民发动了十几次排外暴乱，其中一次竟然残杀了6位无辜英国青年并将其碎尸。这才引来1856年和1857年的战事，广州两次被攻破，十三行被英勇的广州人民放火烧毁。有谁还敢上这种危邦乱邦去做买卖？
马士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指出：
“虽然上海把以往属于广州的贸易拉走很多，但是留下来的还是很多。上海四乡的丝自然要集中到上海；武夷茶和浙江、安徽茶都以上海为较近市场，但是江西茶也许是湖北和湖南茶（到此时为止，茶商还用它们旧的广东名字‘湖北’‘湖南’）肯定是在一个时期中继续经过折岭关和梅岭关而寻向旧有的广东市场。虽然从香港走私的方便的发现，使统计数字表现一些缩减，但是在进口货方面的需要继续不减，新的口岸只是创造了新的市场，并没有造成广州贸易的衰退。”（410页）
“在这个口岸（芦注：广州）从事贸易的外国侨民人数在增加着，从1845年的256名增加到1855年的324名，后者的数字包括11名传教士（4名英国人，7名美国人）。这些人都继续住在老商馆里，在旧有的十三个行商外又增加了三个新行商；他们都挤在此地受着许多的侮辱和伤害，同时领事、商人和传教士也都是受阻不得进入广州城。”（412页）
“上海的生活条件比广州要满意得多。有广大的空间足够愉快的生活，又没有商馆的限制，并且还有前往四乡去的充分自由。各项条约规定的外国人不得超越短程距离远入内地乡村，应由地方官和各领事协议决定一节，在上海是作最广义的解释的；在英国领事的倡议下，游历的范围规定为游历者可以在一天内往返的路程，这就可以远达运河交叉处的乡村。在以后几年中，游历的范围约定为30英里的距离。在广州的外国商人只有冒着不断的挑战式的侮辱，才能越出商馆限定范围之外，只有冒着被殴打和可能受伤的危险，才能到甚至极短距离的乡村里去；在上海，虽然是一个外夷，但是在他的每天生活中都可以作一些增进健康的散步，并不会对他的四肢和感情上有什么危害，而且他还可以带着枪和他的猎犬在一个钟头的散步里捉一只雉鸡，或十分钟内捉一只鹬鸟。传教士不像在广州时那样要自己冒着自己生命的危险向中国兄弟宣讲福音；在1855年我们发现香港和其他五个口岸总数85名基督教传教士中，34名是在上海的。这种传教的自由同官吏和该县人民都建立了很大的友情；这种友情就是在叛乱和秩序失常的年月里还是一直维持的。
……在这些情况下，贸易繁荣了，西方商人终于进入了他们久经期待作为垄断取消结果的那个黄金时代，这首先是东印度公司垄断的取消，其次是公行垄断的取消。这个口岸开放的第一年，即1844年，一共有133艘船（载重52,537吨）进入这个口岸，其中94艘……是英国船只，25艘……是美国船只，其余14艘……是其他各国的。在1852年到9月底为止，共有182艘船进入口岸，载重78,165吨，即英国船103艘……，美国船66艘……，其他各国36艘。”（401-402页）
所以，英国人用坚船利炮，把外贸从传统社会主义的重轭下解放出来，使得中国人第一次得以享受自由贸易机会，通商口岸就是进水楼台。然而广州人却愚不可及地跟自己过不去，糟蹋了这天赐良机。尽管如此，整个贸易水平还是上升了。据马士给出的统计年表，穗沪两地在五口通商前后的出口贸易量如下：
广州出口：
1843年：茶：17,727,750 磅；丝： 1,787包
1844年：茶：69,327,500 磅；丝： 2,604包
1859年：茶：25,184,800 磅，丝： 自香港运出，故未能分辨来源
上海出口：
1843年：茶：0磅； 丝： 0包
1844年：茶：1,149,000磅，丝： 0包
1859年：茶：39,136,000磅；丝： 67,874包（413页）
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南京条约的直接后果，就是中国出口量剧增。茶叶和生丝都是中国传统出口商品的大宗，在1844年仅在广州一地茶叶出口就增至四倍，生丝出口也增加了45%。即使在1859年，出口量仍然高于1843年。不难设想，如果不是广州人傻不拉几窝里反，肥水也不至于大量流到与发匪为邻的上海去，出口也不就不会大幅度下降。
反过来，如果上海人也像广东人那么蠢笨，则只怕未必会如此迅捷地腾飞。别的不说，若他们像老广那样拒绝出租荒地，那就没有租界，何来上海的繁华？没有租界也就没有了保卫它的洋兵，那么上海早就被小刀会占据了，此后发匪又来讨伐小刀会，则可以出口的，也就是全城的死尸而已。
因此，上海和广州的不同下场，在我看来主要还是人为原因，它具体而微地显示了“人定胜天”的强大效应，是仇外对国民经济影响的直接证明。
作者：芦笛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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