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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之初，性本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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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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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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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芦笛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人之初，性本贱
芦笛
刚才进来看了跟帖，启发颇大。咱们这个小区，当真是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吾室，惟众才馨（1？“馨”和“灵”都是下平九青，“名”则是下平八庚。作赋可以通用，但“馨”乃in，“灵”和“名”都是ing，古人怎么跟老金笑话的林副统帅一样，分不清前后鼻韵？），有感而发，说上两句。
沧浪之水网友说：
“同样的这群人，在国民党时代，又是绝食，又是罢课，慷慨陈辞地抨击国民政府，出尽了风头，国民政府也没拿他们怎么样。到了共产党时代，只是稍微表达了点不满，共产党就动真格的了，而他们马上就变成了乖孙子，千方百计地作践自己，痛哭流涕地向党表忠心。”
没错，这就是老邓为何要用开枪方式结束八九学运啊。不开枪，大伙都要不可一世，爬到政府头上去了；一开枪，则万籁俱寂，大家都成了乖孙子。如今当年那些参加运动的壮士们还竞相表态，欢呼杀得好，杀得有理，杀得应该，杀得必要。你说这贱德行，谁看得上？
85学运那阵子，我还在国内大学教书，咱们系所有教师中，就我一人坚决反对。我想让同学停止上街，便在上课前对他们讲了一番话，先说明我不是组织上派来做工作的，是凭一个见多识广的知识分子的良知发言，接着就跟同那群黄口孺子讲了谢德林的寓言：一个池塘里的青蛙们因为没有国王，大声抱怨上帝，上帝听烦了，便扔下块木头去。那木头从天轰然而降，声势非凡，群蛙吓得躲了起来。但许久后不见动静，最大胆的就游近了。国王仍无动静，它干脆跳上木头，国王仍然毫无表示。于是群蛙纷纷跳上木头，大声鼓噪，埋怨上帝给他们送来了个窝囊废。上帝听烦了，便派了个鹭鸶去。新国王来后，见到子民有一个吃一个，有两个吃一双。自此之后，该池塘便进入和谐社会。幸存的青蛙们海皮地生活在乐园里。
这故事讲完后，我看看黄口孺子们是否领悟我的微言大义，只见教室里一片呆脸，没谁像是有点醒悟的样子。我乃长叹一声，懒得再说了，于是开课。下课后，那伙烂仔全跑去集合上街去了，让我如《一千零一夜》上的辛伯达一样，揪自己的头发，批自己的面颊。没两天就传来胡耀邦下台的消息。我万念俱灰，赶快准备出国，实行走为上。出国后那伙青蛙又大闹了一次，迎来了鹭鸶下凡，从此天下太平。于是谢德林的寓言便成了预言。
“敬畏”这个词不是凭空来的，要人家敬你，先得让人家怕你，这就是中国人对统治者的态度。最先发现这点的是孔老二，他老人家指示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这儿说的“小人”乃是孟子说的“细民”，也就是贱民。这“贱”既指社会地位，又指心理特征。历代统治者深明此理，统治术就是革命的两手，临之以威，结之以恩，子民便个个“畏威怀德”。从前门一直走进故宫去，你就知道这道理了——光从架势上都要慑服你。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使我党的统治艺术达到了历史上从未见过的最高最活的顶峰。中共统治为心理学研究提供了无穷的课题。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建立的“人的控制论”，实在值得学者们一代代研究下去，起码得建立一门“犯罪心理机制学”的新学科（不是已有的犯罪心理学），决不是区区一个“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可以解释的。
我想，人在本性上都是贱的，当显示风骨带来的光荣超过了危险，不怕死的志士便会大量涌现。当显示风骨不但是灾难的来源，更成了奇耻大辱后，则全民必然转化为奴才。
国民党统治证明了上述定律的前半截。当时中国社会还有强大的民间社会，国民党本身是个大杂烩，老蒋连党内各派系都控制不了，遑论人民。文化教育事业都是民办的，即使是公立大学也实行教授治校，可谓“国有民营”。据冯友兰介绍，当时清华大学由教育部出资（原来是外交部），校长也由政府任命，但学校的管理完全是民主的。管理层共分三级：基层是教授会议，其常委会是评议会议，评议会议的常委会就是校务会议，也就是学校的最高决策圈。校长不过是校务会议的主席而已。各级会议都实行民主决策，按严格的民主议事程序操作：不管是什么事，都由与会成员提出议案，赞成与否定两造分别陈述理由，实行充分辩论，再投票决定。这样即可避免暴民民主，例如某人提出建议后，大众未经充分辩论，乱哄哄地表示同意就仓促形成决策。
据老冯介绍，学生会也是这么组织起来的。当时的清华有三种互相抗衡的势力：校长、教授和学生，实行“三权分立”。不管是哪两派势力，加在一起就要占上风。例如学生要驱逐校长，教授若反对就无法实现；有了教授同意，校长就只能走人。类似地，若教授会议的某项主张为学生和校长共同反对，则该主张就无法通过。学生不但享有充分的选课自由，还可以驱逐水平低的教授乃至校长，国民党派去的校长罗家伦就是被驱逐了的。教授也有充分的学术自由，爱讲什么就讲什么，开的课并不由上级规定，更没有什么全国统编教材，而是根据自己正在研究、比较拿手的课题开课，在讲的过程中不断把自己的最新研究结果加进去。每年一聘，是否续聘，取决于学生的反应。
由此可见，国民党统治时期虽未实行民主，但公民享有充分自由（民主和自由是两个概念，我已经在旧作中反复解释过了），乃是类似香港那种不民主的自由社会。但这只是宏观的，微观上可以是民主的，清华大学乃至后来的西南联大都是这种迷你民主模型。
在那种社会里，二杆子极不发达。当局只能靠正常的司法系统来管束百姓，顶多加点毫无效率的特务组织，可谓天网恢恢，疏而且漏。据老冯说，校长是当局任命的，因此当学生与当局冲突时，校方不便公开站在学生一边，但无一例外地以保护犯事学生为职责，从不管他们是什么政治立场，更不问他们的名字。冯友兰本人是国民党员，但他曾掩护姚依林和蒋南翔逃走，而且根本没问也没记住对方是什么人，还是姚在“解放”后告诉他的。
最重要的是，国民党从未能如我党一样，粉碎了一切民间社会，使得全民“原子化”，变成莱布尼茨所谓“单子”，亦即除了党团组织外毫无民间组织，因此从未把全民的爱憎荣辱观统一到党的管制之下。为官方谴责者，在民间可能是英雄。在这种情况下，当然志士们就敢抛头颅洒热血了，最大的恶果无非是壮烈牺牲，但那是“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倘若上了法庭，还能慷慨激昂地演说一番，从此青史留名，后人代代歌颂。做出这种事来虽然不容易，但毕竟没有超过人类限度。
我党统治可就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了。须知人类是社会动物，其勇气与自信取决于他人的反应。我党把二杆子的威力发挥到了极致，欺骗与恐吓相得弥彰，进入了“辩证法”化境：提心吊胆成了全民生活方式，每个人都生活在恐惧里，即使是工农也不例外。但吊诡的是，一个根红苗正的血统工人尽管一样提心吊胆，生怕挨整，但与此同时却能充满“当家作主”的虚幻幸福感以及对“黑六类”和“臭老九”们的虚幻优越感。从美学角度来看，这不能不视为一种艺术上的奇迹。
毛泽东发展了斯大林主义的地方，乃是他充分利用了中国民情，并不使用秘密警察一类专业机构，而是“以民制民”，通过组织发动控制暴民来实施恐怖统治。这一套在心理学上似乎要比斯大林高得多，虽然杀人效率没有斯大林高，但“精神凌迟”更难受。它的操作要诀，就是“民间羞辱法”。党随心所欲地塑造控制百姓的荣辱观，达到了“党要百姓捧谁，百姓就捧谁；党要百姓辱谁，百姓就辱谁”的理想境界。换言之，斯大林的二杆子毕竟是专业力量，而毛的二杆子乃是人民战争。无论是恐怖还是欺骗都是由人民进行的。
这比什么都可怕。在任何非共专制制度下，显示风骨、与政府对着干虽然危险，但并非耻辱。但在我党领导下，谁要这么干，付出的代价还不只是生命或自由，而是遭到全社会包括家庭成员在内的一致唾弃。
这不能不说是毛的天才发明。斯大林更关心的是肉体消灭反对者，他的名言是“把那个人杀了，问题也就不存在了”。毛看到的更远，要求的更高，强调的是一定要把那人彻底搞臭。如果达不到这个目的，运动就“煮成了夹生饭”。隔离反省、批斗游街、戴高帽、挂黑牌等等都是为此目的精心设计的。组织上还特别强调一定要让家属划清界限，出来揭发批判。这就是为了彻底剥夺被整的人的全部道德勇气资源，彻底粉碎他的精神脊梁。
这一套实在太可怕了，完全超出了人类的抵抗限度。改革开放之初，我在报上看到白桦的两句诗“难为阳世鬼，羞作阴间人”，眼泪立刻就流了下来。当上“阶级敌人”，确实也就是在阳世作见不得人的鬼，比害了麻风病还可怕。
人的勇气总是要有社会来源的，起码要有家庭来源。一个社会动物能遇到的最大噩梦，就是被群体抛弃。所谓“孤胆英雄”只存在于小说中。如果周围所有的人、包括你的爱侣、子女、父母都一致认定你十恶不赦，那最后你当然也只会这么想。这就是为何几乎所有的右派分子都最后真诚地（不是虚伪地）认定自己犯了大罪。
比起来，老金说的斯大林的show trials根本不算奇迹。那种事，即使极度弱化的现代中共也能做到——陈希同、陈良宇不都乖乖认罪了么？老斯无非是让皮夹克把那伙人打得九死一生，再告诉他们判死刑乃是假的，答应他们认罪后立即就大赦。但布哈林仍不屈服，逼得老斯修改了刑法，规定不成年的孩子也能被枪毙，这才吓得布哈林为了保护孩子而乖乖就范。但即使如此，布哈林仍然在法庭陈词时使用伊索寓言式隐晦手法，极度晦涩地暗示了他是违心认罪的。
这种事能在毛中国发生么？Never！毛的光荣在于被征服者的全面屈服，讲究的是真诚忏悔。唯一的例外只有林彪同志，怪不得他的逃走要把毛气病了。
从这个角度来看，林副统帅说的毛主席那样的天才，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其实也非夸大之词。从对“人的控制论”的天才发展来说，我们党不愧为伟大的党，光荣的党，正确的党，其对中国历史的最大贡献，就是从国外引入并充分发展了一套完备的整人神功，当真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无坚不摧。“咱老百姓（真）”网友曾在隔壁罕见奇谈多次指出，毛时代许多被枪毙的“反革命”在死前都还要高呼“毛主席万岁”，以此来证明毛的伟大。我觉得也没说错，确实是这么回事。什么叫criminal genius？这就是。
这就是我几篇文章的主题。我同意，在相同的压力下，仍然可以有不同的表现，而这的确反映了人品。老非把消极的奴才分为主动揭发与不主动揭发两类，而主动揭发又分为如实揭发与捏造事实两类，并举例作了说明。他认为老冯属于主动捏造事实揭发的一类，人品实在不值得恭维。
Minsheng网友说了一段轶事。据说有人问钱锺书他是怎么躲过大难的，钱答道：I never committed myself。这也是实话。文革中，许多知识分子既是被整的人，也是整人的人。运动一来最先挨整的就是大学教授和中学教师。但此后“批判刘邓反动路线”，不少人从“牛棚”里被放了出来。此后他们竟然又卷入两派派斗，那个积极，那个卖命，让人看了都好笑。老钱没有这么干，端的是大智大慧。
但无论是老非说的那些丑人丑事，还是老钱反衬出来的热衷于表现自己、争取革命群众接纳的“高知”们，我觉得都还是可以理解、可以原谅的。我的意思就是那个：今天评论当时的人事，不能脱离当时的社会环境来作单纯的道德谴责。那么做没什么意思，当时八亿人中，有本事能抵抗那种非人压力的人大概不到十人吧，就连顾准的家属似乎也背叛了他。当年那些在国民党监狱里发誓把黑牢坐穿的老干部们，又有哪一个不是丑态百出？共党治下无志士，哪怕是他们的志士也挺不下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现了天翻地覆的进步。最重大的一条，就是我党在很大的程度上失去了如意塑造操控人民荣辱观的能力。如今反共非但不再是奇耻大辱，反倒变成了一种成名捷径，高智晟、郭飞熊等人的遭遇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余杰辈生活在这不良不娼的时代，得了便宜还卖乖，居高临下苛责前人，笑话冯友兰的学术水平在“解放”后直线下降，似乎那是他的人品造成的，甚至逼着余秋雨去忏悔，这种把戏与姚文元靠批判胡风和右派分子们显示赤胆忠心，在本质上并无区别。有本事自己就去做点学问，也拿出点冯式干货来咱们瞅瞅。
这些当然都是小事，重要的还是我说过的那条：全民特别是知识分子吸取教训，要牢牢记住最病态的社会就是靠利用（exploit）人类邪恶天性实施统治的社会，千万不能再让那种使用极度高明的心理学手段逼民为奴、逼民犯罪的罪恶政府再度出现。当复辟的迹象出现时，知识分子们要有足够智慧，建立“集体安全”的观念，像80年底初抵制“清除精神污染”那样加以抵制。必须知道覆巢之下无完卵，推人下火坑并不能保证自己不接着掉下去。如钱锺书的榜样表明的，智力比人格更可靠。
这在我看来才是总结教训的正道。光是谴责共党而不知道吸取教训，那苦头也就白吃了，而白吃和白痴其实是一回事。
作者：芦笛 在 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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