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纳百川

登录 | 登录并检查站内短信 | 个人设置 网站首页 |  论坛首页 |  博客 |  搜索 |  收藏夹 |  帮助 |  团队  | 注册  | RSS
主题: 趣谈样板戏(16):用戏曲书写的中国历史(下)
回复主题   printer-friendly view    海纳百川首页 -> 驴鸣镇
阅读上一个主题 :: 阅读下一个主题  
作者 趣谈样板戏(16):用戏曲书写的中国历史(下)   
金唢呐
[个人文集]






加入时间: 2007/06/19
文章: 1504

经验值: 61256


文章标题: 趣谈样板戏(16):用戏曲书写的中国历史(下) (1586 reads)      时间: 2008-2-12 周二, 上午8:28

作者:金唢呐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趣谈样板戏(16):用戏曲书写的中国历史(下)

金唢呐

由于国人的历史知识主要来源于戏曲、曲艺,往往戏剧中的几句话就给历史人物做出了结论。在文革中,向观众介绍中国革命史的主要是样板戏,现在主要是电视剧和评书。中国人对文艺作品和政治宣传的相信简直到了迷信的程度,包括学术界所公认的那些“严肃学者”。比如说,论证某人维护或破坏了国家的完整和统一,一定是拿一些真实或虚假的故事来说事,谁也不肯对不同时期的国家地图哪怕看上一眼。最近二、三十年,通过电视剧又美化了几个历史人物:人民的好总理刘墉,勇斗贪官的纪晓岚,爱国大元帅张家父子。这些电视剧深入人心,家喻户晓,在人们心中树起了三块丰碑。

样板戏《红灯记》中李奶奶向“养孙女”李铁梅介绍革命家史,还顺便向观众介绍了国共两党的历史。我觉得里面还要特别说个事儿。你随便找一个50岁以上的人,问他吴佩孚是谁,回答很可能就是“洋鬼子走狗”。红灯记里李奶奶这一句“民国十二年二月,京汉铁路工人在郑州成立了总工会,洋鬼子走狗吴佩孚硬不让成立!”,算是给老吴定了性,弄得家喻户晓,一直到现在翻不过身来。说到这我想请教诸位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给吴佩孚定性是“洋鬼子走狗”。即使镇压工人罢工罪该万死,和洋鬼子有什么关系?

我问过我们学校的几位历史系学者,他们的回答很简单:扯淡。而且很干脆地告诉我,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扯淡史。不光是里面的人物扯淡的多,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而且写这段历史的“负鼓盲翁”太多,怎么都摘不清楚。我又问过两个中国革命史教研室(过去叫党史教研室)的教授,他们这些人非常聪明,总能运用辩证法,对当局的任何宣传给出解释。我问他们,到底吴算是哪家洋鬼子的走狗。其中一个王顾左右而言他,最后泛泛地说吴执政期间维护了各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的利益,是帝国主义“杂走狗”。其实即使这么说也不对。北洋军阀统治16年,几个大军阀各领风骚4、5年:老袁4年,皖系段祺瑞4年,直系曹锟、吴佩孚4年,奉系张作霖父子4年。和别的军阀比较起来,直系军阀是最土、最排外的(包括冯玉祥那时也是直系的),直系执政的日子也最难过。因为当时军阀混战,下面的钱收不上来,老吴又拒绝执行前面留下来的“以在华利益换借款”的政策(多少有点筑巢引凤、招商引资的意思)。结果连国务院和公检法等要害部门的工资都发不出来,弄得众叛亲离。侵华战争后,日本成立华北伪政权要拉老吴出山,老吴的态度也很坚决:我出面组织政权可以,你们日本人撤出,一切交给组织上。这种近乎调侃做法按现在的话说,就是要把小鬼子玩死。

另一个算是给了个答案,大意是说吴佩孚是一个丧了家的、帝国主义的乏走狗。

“杂走狗”、“乏走狗”这种概念,在样板戏里也有体现。原来《智取威虎山》里众土匪穿的衣服都是国民党的黄色军装,后来经反复修改,成了杂牌服装:有国民党军服、日本军服还有美式夹克。改编者们说,这表示座山雕的土匪们代表着各种反动势力,是丧了家的“杂走狗”、“乏走狗”。而《沙家浜》里胡传葵的忠义救国军,唯恐误会了这只是一只投靠日本的汉奸部队,特地在唱词里说明,他是“勾挂三方来闯荡,老蒋、鬼子、青洪帮”,把老蒋、青红帮与日本人一勺烩进去。而《红灯记》则制造了“洋鬼子走狗吴佩孚” 这起特大冤假错案。

与吴佩孚相反的是张作霖,我好几次坐出租车都听着司机收听张作霖父子传奇的评书联播。评书里把张作霖这么个土匪头子说成了杀富济贫、惩恶扬善的好汉,张学良这么个吃喝嫖赌的花花公子成了高大全。父子两人在电影、电视剧的外形也发生了变化,张作霖本人是个干巴老头,银幕形象成了魁梧大汉。若说张学良在关键时刻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拱手让出东三省算是“瑕不掩瑜”,美化一下尚可以“理解”。但张作霖可是杀害共产党领袖李大钊的刽子手,难道出身论还可以逆行,儿子英雄爹好汉?没办法,你现在问问普通的大陆人,张家父子就是这么个英雄形象,历史就是这样被写出来的。尽管张学良已经公开声明不抵抗撤出东三省不是老蒋的命令而是自己的主意,有些官办杂志如《炎黄春秋》已经登出,老百姓还是不信这一套,看来这个花花公子的民族英雄想不当都不行。

其实在各系军阀中,奉军都是一帮收编的座山雕、许大马棒,打仗最差,糟蹋百姓最狠。执政期间,民主政治倒退也最彻底,完全是土匪当家。不过,最近国内的《随笔》杂志2007年2月有一篇民国历史研究专家张鸣的文章《在民主的下降线行进的民国政府》,据他观点,北洋军阀期间,老袁最开始是非常想搞光明正大、民主法治的,但后来实践证明,只要搞光明正大、民主法治,社会就动荡,民怨就沸腾,经济就倒退,知识分子、学生就要反独裁、要民主、要自由;相反,来点歪的、邪的、粗的,搞独裁,搞阴谋诡计,搞突然袭击,“文过饰非,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归于别人”,把三十六计的损招像“借刀杀人、瞒天过海、暗渡陈仓、假痴不癫、欲擒故纵、偷梁换柱、声东击西”全用上,则河清海晏,经济就发展,社会就进步,国家就稳定,人民就安居乐业,一切改革就能顺利进行,知识分子就欢呼雀跃,称颂“美国出了华盛顿,中国有了袁世凯”,眼见得超英赶美,指日可待。这是张鸣的一段原文:

……但是,在这16年中,我们也看到了另外一种场景,每当这些武夫打算尊重代议制的时候,跟国会往往很难处理好关系,处处是坎,冲突不断,什么事都做不成。当他们抛弃了对宪法,和对国会的尊重,实践起他们一向熟悉的权术操作、军人干政时,则到处绿灯,诸事遂顺,想干什么往往就能成什么。这是一个令人悲哀的现实,但的确是现实。当袁世凯尊重宪政的时候,民元的国会选举,他没有干预,甚至没有利用自己的行政资源,对自己所期待的政党施一援手,眼睁睁看着同盟会变的国民党,取得优势,成了国会具有绝对优势的第一大党。然而,在这种情况下,他步履维艰了,面对辛亥革命后各地乱糟糟的局面,遍地民军,遍地军政府,土匪,帮会横行,中央政府,统一财政,削减民军,整顿地方,一样也做不成。然而,最后袁世凯动武了,大兵一到,反抗的国民党势力土崩瓦解,大小头目出国流亡。更损的是,袁世凯派人化装成“公民”,组织“公民团”包围国会,逼国会选他为正式大总统,居然这个国民党人占多数的国会,还就真的把他选成了正式大总统。吃硬不吃软的政治现实,逼得北洋军阀走回了老路。……然而,接下来,他进入了自家统治的最高点,秩序稳定,改革前进,一些非北洋系的地方军人,也开始被收抚,国家的财政收入,也很有起色。若不是日本乘欧洲列强忙于世界大战之际,对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让袁世凯做不起人,出现了合法性危机,一切看起来很是不错。


由于当时中国就这么在下降线上行走着,到了最后执政的奉系军阀,便直接成立了军管会(军政府),按张鸣的说法,这一切并不都是张作霖的错,而是铁一般的事实教育了执政者,“使我们变得比较聪明起来”,以后的执政者们“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这条下降线上,越走越远,由于张作霖是北洋军阀的最后一届,所以走的最远。我觉得张鸣说的有一定道理,把全文附在后面,诸位看看是不是有点意思。特别希望老芦对张文的内容真伪、发生机制、意义和启示等跟帖点评一下。其实张鸣还没有接着往下说,中国后面几十年也一直在这条下降线上行走着,逐渐逼近“民主不是有多少,而是有没有”的状态。


张鸣:《在民主的下降线行进的民国政府》

来源:http://lz.book.sohu.com/chapter-7974-4-3.html

帝制结束之后,中国变了民国,在名义上,共和制的招牌已经挂在了首都的城门楼上,在中国历史上,破天荒地第一次建立了代议制政府。民国的前半段,人称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从1912到1928年,差不多16年。这一段历史,类似东汉末年,群雄并起,乱打群架的时光,今儿联甲倒乙,明儿乙联丙倒甲,后天甲再联合乙、丙、戊等一起倒己。南与北打,东与西打,一省甚至一区之内,几个小军阀忽而刀兵相见,忽而握手言欢。看这段历史,谁都头大,不仅头痛混战不已,民生涂炭,还头痛找不到头绪,连最好读的陶菊隐先生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往往几页就冒出来几十个人名,几场乱仗同时开打,乱哄哄,你未唱罢我登场,叫我如何认得他!

不过,如果粗线条的概括,民国北洋这段,从北京政府的角度上看,大体上是袁世凯4年,皖系4年,直系4年,奉系4年,袁世凯,段祺瑞,曹锟、吴佩孚,张作霖依次各唱了4年的戏。这16年,虽然依王闿运的对子,“民犹是也,国犹是也,无分南北;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但细分起来,还是有分别。比较令人感到悲哀的是,这一时期的民国政府,在民主制度方面,是沿着下降线行进。袁世凯时期,民国元年的国会,是全国普选的,尽管农民们未必知道选举是怎么回事,大多数人实际上是由别人包办着投的票,但普选的形式,毕竟在,人为操纵的痕迹不大,其实是各地的精英按照他们的意志,选出了他们心目中应该做议员的人(有的地方,人还在国外留学,已经被选为议员)。到了皖系上台,组织了安福俱乐部,操纵选举,结果弄出来一个安福国会。轮到直系出头,居然公开贿选,议员成了猪仔。冯玉祥联合奉系倒直,首先推出来的临时政府,居然连代议制机关都没有,接下来的奉系政府,干脆就是军政府,首领是大元帅。套一句俗语,黄鼠狼生老鼠,一代不如一代。

当然,我们可以说这个时期,当政的都是军阀武夫,不知道宪政是怎么回事,就像民国的外交家顾维钧所说的那样,袁世凯对西方民主,缺乏起码的认识。袁世凯如此,袁世凯之后的“北洋团体”中的骁将,则更是等而下之。不过,事情还有另一面,虽然武夫不了解西方的代议制,更不懂民主是什么,可毕竟他们都是从晚清过来的,深知清朝积弱积贫的历史,明了若干年来中国学习西方的艰苦努力,虽然他们不了解代议制,不了解西方的民主制度,但这个制度的优越,却是经过西方的“先生们”验证过的,即便在清朝的王公贵族最喜欢的帝制德国,也有国会和宪法。吃过西方军队苦头,并且受过西式军事教育,其中有些人还留过学(德国和日本)的经历,至少知道他们所效法的西方,称雄世界的道理。更有意思的是,这些武夫,实际上,对风靡知识界的进化论,也略晓一二,他们对当时堪称时代的意识形态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是从心底里服膺的,就当时而言,西方的制度,就意味着进步,意味着进化的方向。所以,不了解代议制,不明白民主制度,不意味着他们会完全不理会这个制度,不希望尝试按照这个制度操作一下,好让中国也强盛起来。我们所说的北洋军阀,其实是中国人学习西方推行军事现代化的产物,他们不见得都是我们教科书所说的卖国贼,至少,也有希望中国好起来的愿望。所谓的“北洋团体”中,像张勋这样的人是少数,而且属于团体的边缘人物(不是北洋军事学校出来的人),其它的人,即使对共和并不热心,也不至于公然开倒车,所谓的袁世凯复辟,他的帝制,其实并没有取消代议制,打的主意是君主立宪制。反过来也可以理解,尽管中国进入共和政体以来,国家之混乱,国势之衰落,比之晚清有过之而无不及,可复辟却总也实现不了(包括强人袁世凯所尝试的看起来仅仅退了一小步的帝制),反对者中,最有力量的还是“北洋团体”的军人们。进化论的魅力,在那个时代,显然不是其它什么力量可以抵消的。

但是,在这16年中,我们也看到了另外一种场景,每当这些武夫打算尊重代议制的时候,跟国会往往很难处理好关系,处处是坎,冲突不断,什么事都做不成。当他们抛弃了对宪法,和对国会的尊重,实践起他们一向熟悉的权术操作、军人干政时,则到处绿灯,诸事遂顺,想干什么往往就能成什么。这是一个令人悲哀的现实,但的确是现实。当袁世凯尊重宪政的时候,民元的国会选举,他没有干预,甚至没有利用自己的行政资源,对自己所期待的政党施一援手,眼睁睁看着同盟会变的国民党,取得优势,成了国会具有绝对优势的第一大党。然而,在这种情况下,他步履维艰了,面对辛亥革命后各地乱糟糟的局面,遍地民军,遍地军政府,土匪,帮会横行,中央政府,统一财政,削减民军,整顿地方,一样也做不成。然而,最后袁世凯动武了,大兵一到,反抗的国民党势力土崩瓦解,大小头目出国流亡。更损的是,袁世凯派人化装成“公民”,组织“公民团”包围国会,逼国会选他为正式大总统,居然这个国民党人占多数的国会,还就真的把他选成了正式大总统。吃硬不吃软的政治现实,逼得北洋军阀走回了老路。既然做君子不如做小人,甚至做流氓,那么索性就流氓做到底。坐上正式大总统宝座的袁世凯,干脆以收缴议员国民党党证的方式,把国民党议员统统赶走,迫使国会因不过半数开不成会,然后自己一家说了算,连刚刚的盟友进步党人,也一块涮。然而,接下来,他进入了自家统治的最高点,秩序稳定,改革前进,一些非北洋系的地方军人,也开始被收抚,国家的财政收入,也很有起色。若不是日本乘欧洲列强忙于世界大战之际,对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让袁世凯做不起人,出现了合法性危机,一切看起来很是不错。

当然,真的把袁世凯毁了的,还是他的帝制“改革”,这一招,不仅没能实现他加强中央权力的初衷,反而给了那些原本在他“削藩”过程中惴惴不安的地方势力以反抗的借口,一个合乎进化论意识形态的最好借口。送了他性命的“二陈汤”(原本是他亲信的四川督军陈宦、陕西督军陈树藩和湖南督军汤芗铭都宣布独立反袁),本是自家从药店买来的。

同样,接下来统领北洋团体,控制北京政府的段祺瑞的遭遇也是如此。当身为国务总理的他,尊重民元国会,尊重民元约法的时候,几乎寸步难行,处处掣肘,跟国会以及虚位的总统黎元洪的关系,越来越僵,直至最后绝裂。当他玩阴谋,耍诡计,煽动督军团干政,最后利用张勋赶走黎元洪,复辟帝制,把逊清的小皇帝抬出来的时候,反而左右逢源,连黎元洪都再次委任他为国务总理,组织讨逆军,杀回北京,他成了“再造共和”的大英雄。成了英雄之后,接受前段时间府院之争的教训,开始组织选举听话的国会,从日本弄来的西原大借款,多半养了自家的私家武力参战军,少部分堆出来一个安福国会,选出一个乖巧的听话总统徐世昌,从此,政治强人段祺瑞要什么有什么,再也没人挡道。段祺瑞最后栽就栽在武力统一的策略上。武力统一南方,在用武过程中,同室相残,消耗掉同属“北洋团体”的直系力量,借刀杀人,一石二鸟。直系的吴佩孚卖力打下了湖南,但湖南督军却给了只知道捞钱的张敬尧,只因为张是段的亲信,而立下大功的吴佩孚只许在湘南前线拼命。算盘打得不错,但谁都不是傻子,包括吴佩孚的“主公”,人称曹三傻子的曹锟。结果是,武力统一,变成了北洋火并,直系从湖南前线回师北上,段祺瑞花大钱养的少爷兵,敌不住吴佩孚,天下从此变了颜色。皖系倒台之后,有一个直系和奉系共同当家的时段,在这个阶段,占了优势的直系调子唱得很高,对宪政看起来相当尊重,不仅民元国会重开,连黎元洪都再作冯妇,重回总统宝座。可是,一旦奉系被驱逐出关,直系一统北京政府之后,曹锟就公然搞起了贿选,早就堕落成政客的民元国会议员,也相当配合,3000元一票,5000元一票地把个文字上只知道写一笔“虎”字的曹锟,选成了民国大总统。连选总统都可以收钱投票的国会,自然做不起代议机关,国会,从此废掉。北京政府,进入了曹锟要钱,吴佩孚专权的时代。

直系的垮掉,跟内部分裂有关。一方面是吴佩孚个人专权,排挤同一系统的其它将领,尤其是直系的另一员骁将冯玉祥。一方面也是由于吴佩孚民族主义的高调唱得太高,上去下不来,阻碍了北京政府靠出卖主权换取借款的途径,导致中央政府财力枯竭,机关干部和军警一起上街游行讨薪。财力有限,难免就分赃不均,吴佩孚自家的嫡系还能保障供给,而别的人,尤其是没有地盘的冯玉祥就好闹穷,转而接受直系夙敌奉系的资助,一旦直奉开战,冯玉祥倒戈自然不可避免。原本旗鼓相当的直奉,打得正激烈的当口,直系一个方面军回师倒戈,抄了大队人马的后路,吴佩孚再硬也撑不下去,于是,开始了奉系入主北京政府的时代。当然,奉系时代的序幕,有一个国民军和奉系共同当家的过渡,此时的临时政府,又抬出了段祺瑞,段的头衔,是临时执政,执政府,根本没有立法机关。接下来的奉系政府,干脆就是军政府,胡子出身的张作霖,做了大元帅,代议机关,连形式上存在的可能性都没有了。奉系统治的4年,是北洋时期最黑暗的时期。不仅连形式上的代议机关不复存在,连起码的言论自由,也遭到封杀。敢言的记者被捕杀,民国最有名的两个名记者,邵飘萍、林白水,都死在奉系军阀手里。学生的游行请愿,也遭到军警射杀,著名的3"18惨案,被鲁迅称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这样的事情,也只有在奉系的天下里,才可能出现。北京的教育界,一向独立,由专家教授治校,但奉系上台之后,派人接管,说是教员的薪水不再拖欠,但必须听话,如果不听话,就军法从事。张作霖的名言,管你吃,管你穿,不听话怎么能行?汉高祖刘邦约法三章,我只一章,不听话就枪毙。后来,由于小张(张学良)后来在西安事变中的表现,一白遮百丑,结果,父藉子贵,连老张(张作霖)的种种,包括做土匪打家劫舍,也变得很是正面,实在是历史叙述的滑稽。当然,这已经是后话了。

中央政府在下降线上行进,其它地方也如此。孙中山的南方政府,非常国会,也一样卷在阴谋、暗杀,军阀恶斗之中难以自拔,孙中山在骂南北军阀一丘之貉的时候,他的政治操作,也没有脱离权术和武力威胁的窠臼。湖南的赵恒惕,广东的陈炯明提倡联省自治,省宪倒是做的像模像样,可是基于省宪的自治却都谈不上,还是有枪的说了算。从骨子里讲,北洋时代跟中国历史其它历史阶段出现的军阀统治时期,没有本质的区别,都是唯力是恃,武力崇拜。整个社会进入一个武化时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原有的调节机制受到很大破坏,暴力手段受到最多的推崇,枪杆子,成为这一时期最有价值的物品。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实际上是湖南一个文人出身的军阀谭延闿总结出来的,很形象地揭示了这一时期政治的真谛。然而,这一时期的政治,跟东汉末年和五代十国时期又有不一样的地方。这时的中国,已经被西方拉入了它们的世界体系,军阀政治,无论在操作手段上多么的传统,但毕竟摆脱不了现代性的印痕。中国农民,在闹义和团的时候,对洋枪洋炮还相当地陌生,想拥有,但拥有了却不会使用。可是经过军阀多年混战、兵变为匪,匪变成兵的战争习染,农民对西洋火器的熟悉程度,实现了质的飞跃。招来农民,稍加训练,就是兵,当兵也成为很多地区农民的一项还算不坏的职业选择,这一切,也为后来的共产主义的农村革命,提供了准备。

更令人悲哀的是,这一时期的知识界,不但没有阻止政治的下滑,反而在某种程度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学界的主流政治意向,只在两个方面特别的活跃,一方面依然沉醉于“根本解决”的方案,当发现制度改变没有能改变中国的时候,就把努力方向投向伦理和文化改造方向。新文化运动本身倒无可厚非,但知识界寄托在其上的政治理想,不仅过于沉重,而且模糊了政治变革的真正方向。另一方面,某些知识精英,又对好人政治,贤人政治有过多的幻想,甚至希望托庇于某个好军阀,借助军事和政治的强力,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这一时期虽然也不乏有留学西方,专攻宪政和民主的学者回国,但就总体而言,西方民主宪政理论的研究,在中国并无多大起色,即使在学界也没有多少声音,学界丧失了对政治的理性思考的能力。相反,唯物史观和阶级话语,倒在学界逐渐发出大声,甚至占据主流,唯一有力的抵抗,倒来自于主张文化保守主义的陈寅恪、钱穆等人。北洋时期这种延下降线行进的政治演进,值得后来的人们认真地思考,在政治的台前表演的军阀武夫们,不见得都是白鼻子的丑角,也不见得都是背后受帝国主义列强牵线操纵的牵线木偶。中国政治从代议制逐渐演变军事专制,最后变成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党治和军事专制的混合,道理何在?绝非一句转型期的特有现象可以说清楚。历史从来都是复杂的,北洋时期纷乱的历史,就更加复杂,这个复杂,蕴含着机遇,一种可以解开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现代化转型迷局的机遇,但愿,当我们再次面对北洋历史的时候,不要再放过了。

作者:金唢呐驴鸣镇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_________________
E-mail: [email protected]
返回顶端
阅读会员资料 金唢呐离线  发送站内短信
显示文章:     
回复主题   printer-friendly view    海纳百川首页 -> 驴鸣镇 所有的时间均为 北京时间


 
论坛转跳:   
不能在本论坛发表新主题
不能在本论坛回复主题
不能在本论坛编辑自己的文章
不能在本论坛删除自己的文章
不能在本论坛发表投票
不能在这个论坛添加附件
可以在这个论坛下载文件


based on phpbb, All rights reserved.
[ Page generation time: 0.1108 seconds ] :: [ 26 queries excuted ] :: [ GZIP compression enabl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