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愿意指出,西方虽然没有《春秋》褒贬的史学传统,但西方史学史上所谓“道德判断”(“moral judgement”)也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十九世纪以来,西方史学主流在实证主义、甚至科学主义的笼罩之下,依照自然科学的模式处理人文现象,各式各样的决定论主导著史学家的思路,不承认个人有真正的“自由”,个人与“物质分子”(molecule)完全相等。在这种认知之下,道德判断自然无从谈起。但另一方面,在二十世纪的史学实践中,我们发现,想把史学变作自然科学同类的东西在事实上是不可能的。西方史学家,特别是犹太籍的,写到希特勒统治下的纳粹德国,使用的语言恰恰符合《春秋》笔法。五十年代以来,不少有慧见的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已突破了决定论的牢笼,坦率地指出:在历史寻找所谓“规律”或“因果律”是徒劳无功的。这种努力过去不曾成功,现在没有成功,将来也不会成功。伯林(Isaiah Berlin)在五十年代初所写的<历史必然性>(“Historical Inevitability”)那篇长文,尤有划时代的意义。西方史学传统的褒贬(“praise and blame”)语言又在他的笔下复活了。由于诠释派人类学进入了史学领域,以及新马克思主义者放弃了所谓“下层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荒谬划分,许多史学家今天已从追寻“规律”转为追寻“意义”。孔子所谓“其义则丘窃取之矣”的话于是又获得了现代的诠释。
1993年哈佛大学俄国史大家派普斯(Richard Pipes)刊行了《布尔什维克政权下的俄国》(《Russia under the Bolshevik Regime》)一书,他在书末提出了这样的问题:面对著这一场空前的灾难,史学家是不是应该还是保持冷静,像科学家面对著自然现象一样,不动一丝感情?他所给予的答案是彻底否定的。他先引一位19世纪德国史学家的话:“我认为写史必须带著愤怒和热情”;再引亚里斯多德《伦理学》上的话:“对于应该愤怒的事情而不发怒的人,我们只能以愚人视之”。派普斯最后更提出了一个有力的反面论证:拒绝对历史事件下判断其实也是根据一套道德价值的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