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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贤甥委托召开的寒山村语言疗愚座谈会上的讲话──西山草包堂第一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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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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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时间: 2004/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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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芦笛 在 寒山小径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org
在贤甥委托召开的寒山村语言疗愚座谈会上的讲话
──西山草包堂第一讲
芦笛
本愚协副主席乃是三脚猫，对消极提出的问题，只能一如既往地说点门外话。诸位要真的想疗愚，哪怕去改学邢文也千万不要去东海草包课堂上课，还是去把西乞术或罗雀门那俩真正国学高手请来讲课（瓜几瓜几，掌声雷动ing），在他二位登台前，我滥竽充数吧。
一、古汉语的发音问题
老肚子说：
“先秦时，因为文字的历史还不久，书面语和口语应该是很接近的。但因为
口语变化得快，而中文又不是记录语音的，完全可以脱离口语而独立存在，
很快就和口语脱离了。可以肯定汉代人们就读不懂先秦的东西了，因而一大
批学者开始注释古文。
书面语和口语脱离的太多，很多文人就感到不便，就要像五四时一样，提倡
白化文。韩柳，李杜等大家，应该都非常接近当时的口语。而元曲，明清小
说就是用口语写的。
但因为汉语的特点，书面语和口语必然是：相同 -〉分离 -〉相同──〉分离，
巡返往复，以至无穷。 ”
这在本愚看来完全是胡说。
众所周知，无庸置疑，早期中文是象形文字，后期变为指意文字，两者都无法指示读音，可以和发音完全脱离而独立存在。原始文字都有这特点。例如古埃及文字是象形文字，现代埃及学者都能流畅阅读，但谁也不知道发音如何。除非起古人而问之，这个问题根本就无法解决。
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中国古文字中，无论是甲骨文和金文，都是指意符号，现代人“懂”那些文字，无非也就是知道意思，但并不可能知道发音。
据王国维考证，先秦文字是两支：东土文字与西土文字。东方六国用的和秦国的不一样，称为“蝌蚪文”，秦国则是篆书。秦统一全国后，由李斯将原来的大篆简化为小篆，废除了六国原来的文字，用政府权力强行推广全国，这就是有名的“书同文”。小篆在汉代进一步简化为隶书，以后变成魏碑，再规范化为贤良方正的楷书，这就是咱们现在用的汉字的来龙去脉。在文字上，咱们都是秦国那野蛮人的苗裔（＝苗族女人）。
顺便插一句嘴，就连从文字变迁上来看，似乎都可以看出咱们的民族性改变，那就是“从圆到方”，从飞扬灵动变为贤良方正，僵死的“宋体”的出现（也就是咱们今天的印刷体汉字），与宋明理学的勃兴平行，似乎不是偶然的。当然，宋体字出现大概和印刷术问世有关──贤良方正的字体易于刻版。
不过此说大概也不能成立，否则欧洲人为何不因印刷术的引入而改变字型呢？记得《聊斋》说：“胆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圆而行欲方”，这话很正确，可惜老祖宗自己就没做到这点，方则方矣，紫檀木太师椅就是证明，但我基本没有见过圆通的时候。
话扯远了，还是来为肚肚疗愚吧，别人没把握，教育他还凑合。
上面已经说了，从文字起源看，古文字本来不是一家，按字型可分两大派，东风派的蝌蚪文字可能还能细分为许多派，只是差别没有东西之别大而已。两大派的区别很大，以致汉朝拆孔子家时，拆出所谓“古文尚书”来，那是用东土的蝌蚪文写的，竟然无人能识，以致古文尚书失传，于今传世的只有汉初伏生自己背诵出来的所谓“今文尚书”。这儿的“文”的意思就是今天的“字”，所以其实是“古（今）字尚书”，
这里要补充介绍一下，秦皇烧书，毁灭了传统文化。汉高祖建国后，下令百姓献书，那伏生乃是个９０多岁的老头子，靠记性背诵出于今所传的儒家经典来。他病得快死了，口音难懂，全靠女儿（孙女？）作翻译，由晁错（？不敢保证是否记对了）笔录下来，用的文字当然是当时的简化字汉隶。所以，儒家经典究竟有几成可靠，真是天知道──拿摩温：那是背诵出来的，依据的不是书面记录而是靠不住的记性。拿摩土：那是９０多岁病得快死的糟老头子背诵出来的。拿摩死蕊：那是晁错而不是伏老头子笔录下来的，中间还经过伏生女儿的翻译，天知道这过程中夹进去了多少“邢文”。
又扯远了。我的意思是说，先秦交通不发达，又没有大众传媒和公学，只有私学，因此，古文字的字型不一，发音不一是必然的。肚肚这里暗伏了一个认定，那便是古代中国人的发音都是统一的，其实只有天知道。如今中国交通如此发达，还有这么多方言，例如老道的福建鸟语，谁有本事能懂？蒋介石的英文名字是Chiang Kai-shek，又有哪位北佬知道为什么第二字要翻译为“盖”？古代交通那么落后，方言绝对只多不少，在这种情况下谈统一发音，岂非笑话？
百姓讲方言没关系，朝廷命官怎么办呢？偏偏传统社会的一大优点，是为了避免吏治腐败，实行官员“回避”政策，也就是本省人不许作本省的官，地方官员都由外籍同志担任，他不懂当地方言，怎么和“吏”交流？（追加解释：古代“官”和“吏”是严格分开的，“吏”到死也不可能变成“官”，不实行回避政策，一般由当地人充任）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便有所谓“官话”出来，也就是国府时代的“国语”和共党时代的“普通话”。大众不知道的是，这玩意古已有之，没有“官话”，则朝廷立刻无法运作。国共两党的特殊贡献，不过是把这“官话”从官场推广到教育领域里和大众媒体中去罢了。其实，古代韵书诸如《广韵》、《中原音韵》等都是根据当时的“官话”编的。文人作诗填词都得按那玩意来，这才造成了同一时段的文学作品的规范化，否则大家都按自己的方言发音去押韵，还能有什么规范的诗歌创作？
这是从横的维度来看，从纵的维度来看，语音也是不断改变的。有趣的是，古人竟然长期不知道这一点。据我模糊记忆，似乎晚到明代才有人（记不住是谁了，不会是顾炎武吧）注意到《诗经》按韵书读不押韵之处，由此发现了古音和现代发音不同。在他的启迪下，其他学者才投入这研究。
除了顾炎武算是音韵学大宗师之外，这方面《镜花缘》的作者李汝珍也颇有点发现，例如考证出“马”在《诗经》中应该念作“虎”之类（所以，“马马虎虎”应该读作“虎虎虎虎”，亦即倭人袭击珍珠港的暗号）。现代学者余光英也根据这一押韵原则，考证出楚国古音里的“英”应该念“央”，否则屈原《离骚》中的“朝饮木兰之坠露兮 ，夕餐秋菊之落英。苟余情其信夸（左有女旁，念kua）以练要兮，长咸（右有页旁，念kan）颔亦何伤”就不押韵了。
依我看来，这种考证法，完全是牵强附会。明眼人一望即知，这种考证的思路乃是“以已知参照物定未知”，以上举离骚例句为例，那是按“伤”的现代发音，再根据“英”从“央”旁，定出“英”的古音来。问题在于，以现代发音作为已知参照物站得住脚么？会不会是“伤”字念“shing”呢？至少您得排除这种可能性吧？
我知道大家肯定闹糊涂了，让我举个著名例子来说明吧，李商隐诗曰：
向晚意不适，
驱车登古原。
夕阳无限好，
只是近黄昏。
现代人一看，ＮＮＤ，文盲写的！连押韵都不懂！那“原”念“yuan”，“昏”念“hun”，怎么能弄进门神诗里去？但学者一看，问题来了，按韵书，那一点都不错，乃是所谓“十三元”（声明，我家的韵书早在４０年前烧毁了，此处的数码可能记忆有误）。古人觉得合辙押韵，当然是发音和现在不一样，therefore，当时的“昏”字很可能念“huan”，于是这“黄昏”的古音可能念“黄环”。
这就是考证古音的唯一途径，因为古人没有为咱们kindly地留下个录音机来，于是只能这么混猜一气。用科研的眼光来看，这什么学术价值都没有，因为没有过硬证据，而且无论考古学如何发达，都永远不可能获得过硬证据。无奈必须有一门学科才是，所以这就是音韵学的基本研究方法，而它的致命弱点，是永远不敢面对“what if”的质问。例如上面那例，悍勇门外汉如我等者，完全可以大无畏地问一声：
“请问您怎么知道这‘原’字的现代发音和古代一样，没有改变？What if改变的就是它而非‘昏’字呢？那不是应该得出‘驱车登古云’的结论来？这不是一样能说得过去么？你有什么根据认定是‘只是近黄环’而不是‘驱车登古云’？Furthermore, what if‘原’和‘昏’都变了呢？那不是根本就无法求知原来的发音是什么了么？”
爱你喂，我的感觉是，古音渺不可求，现代人不必去伤那些无益的脑筋。
我想说的还是，从问世那天起，汉字大概就没有什么指示发音的功能，从来也没有做到发音和书写一致。这原因早说过了：它是弹性很大的意符而不是音符，可以脱离发音而存在，和阿拉伯数字的原理是一样的，这就是它为何能不受时空限制，从远古一直用到现代，从中国传到日本去。
其实关于古代文字与口语是否一致的问题，学术界从来也就没有达成共识，一部分比较傻的学者持肚肚的愚见，认为文字草创之时确实如此，“语”和“文”的脱节是后来出现的。另一部分不那么愚的同志则认为，从一开头两者就是脱节的，那原因是古代书写极度不便，先是只能在乌龟壳牛骨上刻，后来只能在竹子上刻，当然不可避免要使用缩写术。
我认为后说非常有理。哪怕是今天使用电脑，我都常用“为何”取代“为什么”，何况是原始落后的古代？
徐仰药（还是那兰性德？记不住了）则认为古代中国人其实使用的也是多音节文字，只是由于书写困难，使用一个字代表多音节词罢了。后人不知道这道理，逐渐弄成了一字一音节，其实是历史的误会，云云。
此说我认为不能成立，第一是那是猜测之言，毫无证据。第二是日语中有大量汉字，这些汉字可以用中国方式读，也可以用倭人方式读，如果用前者，仍然是一字一音节（据说入声字除外，凡是入声字都是双音节），这说明起码在唐代，中文就已经是单音节语言了。不仅如此，平仄之分早在南北朝就开始了，那正是单音节语言的特点。为何远古突然就是多音节语言了呢？
这里顺便修改一下我对音韵学的攻击：研究唐代古音，除了我说的以现代语音为已知参照物外，还可以用日文发音作已知参照物。此外，因为佛经传入，中国人第一次接触到了拼音文字──梵文，在其启示下，宋代（？）学者发明了无比笨拙的“反切”注音方式，也就是用两个汉字注一个字的音，前一字的声母和后一字的韵母拼起来，就得出了未知字的注音。例如《四书集注》中可以看到：“鸢，余专反”，这就是用所谓“反切”注音，告诉学童把“余”的声母和“专”的韵母拼在一起，就得出了“yuan”，而那就是“鸢”字的发音。
所以，至少在唐宋，若干字的古音还是大致可以朦胧确定的，以此作为已知参照物，去寻找此前古韵文、诗作不押韵的文句，可以推断出个别字的古音来，当然，这仍然算不得什么严谨的科学，还是脱不了“画鬼”的套路。
这讲义真写得如同草包一般涣散了，还是收回来罢。
爱你喂，我倾向于认为，从远古时代起，“语”和“文”就是分了家的，这趋势是越来越严重，直到近代就彻底不搭界了。此乃儒家“厚古薄今”的传统使然，老肚子完全是胡说八道。
例如他说什么：
“书面语和口语脱离的太多，很多文人就感到不便，就要像五四时一样，提倡
白化文。韩柳，李杜等大家，应该都非常接近当时的口语。而元曲，明清小
说就是用口语写的。”
此乃绝对Ｐ话，上面已经说了，中国传统是“厚古薄今”，认为古代是黄金时代，历史是退化而不是进步，最理想的时代还是三皇五帝之时。什么时候有人“提倡白话文”？韩愈柳宗元发动的乃是“古文运动”，那动机正是因为六朝以来文风绮靡，失去了古文的简朴雅健，提倡回到古代的写作风格去，所以大苏才会赞老韩“文起八代之衰”，哪是什么 “白话文运动”！
至于“韩柳，李杜等大家，应该都非常接近当时的口语”更是屁话之尤。唐代的白话文至今有存留，乃是敦煌所谓“变文”，而宋代白话文文学则正式问世，就是《碾玉观音》一类“说话”。请大家去看看，那些作品和唐宋八大家的文字是不是“非常接近”！
元曲、明清小说（不包括文言写的笔记小说）当然是白话文，不过那和其先驱敦煌变文与宋人评话一样，乃是当时的另类文人（所谓social outcast）写作的，从来就不登大雅之堂，为主流社会鄙视。如果不是鬼子打进来改变了咱们的价值观，到今天咱们也不会认识到那些“下作玩意”才是比试帖诗、八股文更伟大的文学作品。
所以，他说：
“但因为汉语的特点，书面语和口语必然是：相同 -〉分离 -〉相同──〉分离，
巡返往复，以至无穷。”
完全是毫无根据的Ｐ话，Ｐ话，第三个还是Ｐ话，第四个是Ｐ话之尤，第五个是Ｐ话之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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